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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如何重建中国意识形态

作者：徐景安 黎鸣 袁正光 程淮 更新时间：2011-5-21 来源：作者惠寄 【字号: 大 中 小】 浏览450次[导读]自由主义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功不可没，但中国从来没有在意识形态上接受自由主义。中国要完成制度转型，必须完成意识形态转型，决非一句“现代性”所能承担。中国需要重建意识形态，形成共同认同的价值观。 徐景安　　今天讨论的题目是“重建中国意识形态”，也是我发起举办研讨会的目的。对于我国存在的问题以及希望推进新的改革存在某种共识，但对如何启动新的改革看法不一致。主流的观点是中国需要制度转型，从极权制转向民主制。按秦晓的说法，就是不能停留在“现代化”，而是实现“现代性”，基本的路径和范式还是参照西方模式，可归于自由主义学派。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遭遇　　中国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中接受了自由主义，尽管不彻底，资源类依然实行垄断；思想领域有所放开，但对言论、出版依然实行管制。按照自由主义的主张，中国应该在经济领域彻底实行自由，并向思想领域与政治领域推进。但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受到严重阻击。　　2005年刘国光首先发难，提出中国改革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接着马宾就鼓励非公经济、巩献田就“物权法”发起对改革的全面清算，谴责改革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2006年又发起了对西山会议的批判，把改革派扣上了“汉奸”、“卖国贼”、“反革命”的帽子。理由很简单，自由主义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工具。　　2007年谢韬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救中国”一文再次激起争论。谢韬文章的语言范式区别于自由主义，但实质上是论证会主义与自由主义融合的合法性。传统派以民主社会主义违背四项基本原则为由，批判谢韬的“修正主义理论和修正主义道路”。　　2008年司马南挑起了普世价值观之争，批判南方报系“用普世价值的锤子，找茬敲打中国”。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也出面批判普世价值观。　　自由主义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功不可没，但一定要明白，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在意识形态上接受自由主义。农村承包给予农民种地的自由，城市改革给予企业自主权，以及后来引入市场机制，都是出于发展经济的实际需要，一种功利主义的目的。而在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发生了上述现象，一方面自由主义作为工具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实行，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具有合法性。当着自由主义企图进一步推进改革，尤其主张政治改革时，不仅遭到传统派的强力反对，而且为执政当局所不容。零八宪章事件成为冲突的爆发点。　　自由主义在中国一次又一次遭到批判，而几乎是每一次集体沉默，不是讲不出理，而是无理可讲，语言范式、思想逻辑、政治理念都不一致，真可谓“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自由主义连自己的合法性都没有，也就不可能作为推进改革的理论旗帜。　　关键是意识形态转型　　自由主义在西方是冲破宗教神学的束缚而诞生的，然而恰恰是上帝成了自由主义的保护神。人生而自由，固然正义而神圣，那还不天下大乱？自由主义称，自由是以不防碍他人自由为前提的。靠这种轻飘飘的自由定义是难以约束人的，在西方是靠法治维护秩序、靠宗教维系道德。而西方人的契约精神与对法律的敬畏，是出于对上帝的敬畏。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延续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自由主义推行前提的契约精神和宗教信仰，恰恰是中国人所缺乏的。　　但自由主义还是进入了中国，在经济领域演变为物质主义，在思想领域则演变为利己主义。中国很快成为了利益的博杀场，既没有道德，也不讲规矩。对权力的约束，成为关注的焦点，这是合乎逻辑的，所以制度改革呼声日高。然而，中国的问题远远要深刻的多。领导中国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全社会从精英到民众都把金钱作为价值目标，在没有高于物质的精神追求下，中国的制度变革，既没有认同的价值基础，也无运行的保障力量。中国原有的僵化意识形态，除了挥舞大捧、阻击改革之外，已不起作用。因此，无论从现实，还是长远，中国必须重建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一般分为政治意识形态、伦理意识形态，前者作为国家治理与运行的价值原则，后者作为行为规范的价值尺度。意识形态要让人们信而奉行，必须具有某种正义性和神圣性。自由、民主、法治，保障个人权益，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石，是西方意识形态的神圣感。对父母孝、对长辈（官）敬、对朋友义，倡导对他人的爱，成为中国传承二千多年的传统文化，也具有神圣性。消灭压迫和剝削，解放全人类，掀起了200多年的社会主义运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神圣感。今天的中国经过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化，进入了去意识形态。政府的发展第一、民众的挣钱第一，使意识形态沦为说教、假话的代名词。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完成制度转型，必须完成意识形态转型，决非一句“现代性”所能承担。　　重建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出路　　对于重建中国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传统文化、社会主义三大流派水火不容、互相攻讦。在思想方法上存在全盘照搬和全面否定之片面。他们都不愿承认一个简单事实：自由主义如此完美，怎么会掀起社会主义运动？自由主义的西方并没有实现持续、平等、幸福，中国能否照搬？自由主义如此荒谬，怎么创造了西方500年的近现代文明，并成为现代文明的主流与基石，难道没有中国可借鉴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如此完美，怎么败于西方文明，又被自己抛弃百年？简单回归传统，遵圣贤教导，能解决今天中国的一切？传统文化如此荒谬，被视为专制、愚昧，但毕竟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成为留存世界唯一的古文明，难道就没有今天中国可继承的地方？传统社会主义如此完美，怎么会在苏东崩溃、中国抛弃，世界上没有一个成功范例，还要中国走回头路？传统社会主义的破产，能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吗？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成功地融入了西方资本主义，马克思为被西方奉为伟大思想家。存在就是合理的，自由主义、传统文化、社会主义三大流派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他们遭批判、被取代、遇失败，也一定有内在的原因。作为知识精英、文化人，应该取宽宏的、开放的、包容的，而不是僵化的、封闭的、偏执的心态来对待学派之争。自己是一朵花、百宝箱、包治百病的仙丹灵药，别人是豆腐渣、臭狗屎、遗害社会的鸦片毒药。这种思维方式，只能起撕裂社会的作用，不能增添社会共识。一个社会既存在文化多元，又必须达成共识，才能健康运行。今天中国迫切需要重建意识形态，形成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取三大流派之长，我提出了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核心价值观，有望成为中国的新共识。　　幸福的希望之光在中国升起。　　今天的中国充满着抱怨与不满，对未来抱有疑虑与忧心。问题种种，似乎看不到解决的前景。在改革30周年的2010年，中国大地悄然掀起了以幸福为口号的浪潮。广东、江西、重庆、北京、武汉、厦门、贵阳、汕头、江阴、平顶山等许多地方都把提高民众幸福感作为执政理念、执政目标、执政取向。对于口号满天飞的当今中国，不少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不过是官场新的作秀。这并不排除某些地方存在这种可能。但是，从发展第一转向为民谋幸福，这将带来政府的理念、目标、制度、方法的一系列改变。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建设“幸福广东”以后的讲话，让人耳目一新。他说：“转型升级是手段，幸福广东是目的”，这一句话就说明白了发展的目的，颠覆了发展第一的旧思维。他还说：“干部在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的‘牛市’中陶醉，群众却在满意度和幸福指数的‘熊市’中埋怨。”他尖锐批评：“成为领导干部后，为什么就忘记了过去，淡漠了与群众的感情，缺乏了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的热情？为什么有的还丧失了做人的基本良知，不但不去为人民造福谋利，反而见利忘本，鱼肉百姓？！” “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说不到一起去”。 “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必须坚决打好缩小贫富差距这场硬仗。” 在充满大话、空话、套话的中国官场上，作为省委书记的汪泽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这就是立场变了，看问题的视角变了，站在民众幸福的立场才能说出这样有智慧的话、明白的话、大实话！　　幸福作为执政理念、执政目标、执政取向，就会改变评价目标和评价主体，带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同时，推动创建幸福社区、幸福企业、幸福学校、幸福家庭、幸福人生。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再造工程。　　特别需要指出，为老百姓谋幸福，这是共产党的立党宗旨、建设社会主义的要义。真正这样去做，就能重塑党和政府的形象，找回当年共产党的正义和神圣。实现人生幸福，也将为我们每一个人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大家。真正这样去做，就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找回丢失的理想、道德和精神。所以，幸福中国的深刻意义，是理念革命、文化创新，意识形态重建。黎鸣：　　刚才 景安 先生的报告很精彩，他提到的问题也非常重要，即重建意识形态，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而且前面他关于当前中国意识形态的归纳，我认为也非常不错，他所说到的三个主义：自由主义，传统主义，社会主义，的的确确真实地反映了我们今天中国社会总体的三种形态，只不过我认为，偏偏这三个主义在中国全都走了形，或者换言之，全都不是它们本来的形态。 　　现在有一种说法，即今天的左派和右派怎么分呢？今天的中国左派是反对孔子、支持毛子，即毛泽东派；今天的右派呢？则反过来，是支持孔子、反对毛子，即反毛泽东派，甚至是尊孔派。为此，我真是感到很可悲。似乎毛泽东跟孔老二，一个是黑，一个是白，非黑即白，非白即黑，中国人就只有在他们之间进行选择了。这实际上尖锐地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就像毛泽东那一段语录所说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样的思维方式，说实在话，事实上已经支配了中国人两千多年，想不到到了今天，还在继续支配中国人的脑袋。　　这在自动控制的理论里叫什么呢？叫乓乓思维，乓过来乓过去，非此即彼，非彼即此，不是黑的就是白的，不是白的就是黑的。这就是中国人的思维。仅仅只有左派、右派之分的这样一种中国思维，就是中国当前意识形态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事实上应该是如何呢？ 徐 先生今天说得好，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必须重建。重建的意义就是说，无论孔子的，还是毛子的，他们的意识形态都不行了，今天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必须重建，重建就是要重新建立。 　　刚才景安先生做了很多分析，我觉得这个分析的过程进行得相当不错。改革开放的这几十年来，实际上就是不断地拦击自由主义的几十年，然而偏偏自由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在不断地向前推进。否定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不可能的，它的成就和问题全都摆在那儿，但是如果不看到这种改革过程的艰难，不看到自由主义一直都在受到拦击，这也是不应该的；而且包括那些原来坚持自由主义的人们，现在在我看来也已经都在退化了，相当一部分自称的自由主义者，现在成了所谓的右派，甚至成为了铁杆的尊孔派，这让我感到非常的可悲。这种右派像前面我所讲到的，支持孔子，反对毛子，这合乎历史事实的真相吗，合乎历史文明真理的走向吗？说实在话，今天你就是把毛泽东骂得狗血淋头，而人们还又继续把孔子的那一套偷运回来，中国就能够前进吗？这真是极端的糊涂和愚蠢啦！　　其实具象的人原本是什么呢？是实践的物质，是经验的现象，而关于经验的现象，在座的学过哲学的人们都知道，现象之中永远都是矛盾的，现象之中没有不矛盾的东西，而中国人始终就生活在这种物质的、经验的、现象的矛盾之中，也就是说永远都只生活在非白即黑的糊涂和混乱之中。 　　构成整个哲学的基础的除了经验的具象之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先验的抽象，还有一个就是超验的想象，或设象，它们都跟经验的现象是处于相反相成的关系之中。抽象的是属于先验的领域，现象的是属于经验的领域，除了先验和经验之外，还有一个超验的理想的领域。先验的领域是关于抽象真理的信仰，超验的领域是关于未来设象的理想，偏偏中国人既没有先验抽象的信仰，也没有超验设象的理想，所以就只能永远都纠缠在非黑即白、尖锐对立而又永远不分的混沌的经验现象的矛盾状态之中。中国人是一个不讲理的民族。　　允许讲理就好办，不允许讲理就不好办。允许讲什么理呢？讲真理，真理从哪儿来呢？真理从先验的抽象那儿来，有具体的经验现象的真理吗？没有，具体的可以看到的真理都是什么？都是真实，我们中国人永远都在把真实当做真理来看待，这本身就是不知道真理为何物的表现。 　　我下面讲一讲什么是真理，为什么真理必须是先验的，是抽象的，而不必是真实可见的。比如说物理学界，物理学最重要的真理是什么呢？是守恒，物质守恒，能量守恒，质能守恒。然而它们在现实之中你能看到吗？你看不到，它完全是物理学家经过抽象思维出来的东西。比如你拿一张纸去燃烧，一下就烧没了，你说我看不到物质守恒。是呀，这守恒吗？不守恒啊，纸没了，这张纸被烧掉了，对不对？从现象界来看，你永远得不到物质守恒的真理，而是必须抽象到先验界，必须抽象到什么地方去呢？必须抽象到你的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手摸不到的地方去，从而把那个地方发生的部分变化也计算进来，物质才是守恒的，能量才是守恒的。纸燃烧了，有一部分成为了气体的二氧化碳、有一部分成为了水汽，再加上最后留下的炭，如果把那些挥发掉的未能感觉到的东西，也全都计算进来的话，燃烧的纸，从质量上并没有消失，尽管眼睛认为消失了，但实际上按照物质守恒的真理，它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变成了其他物质的形态。真理怎么样？很明显它是先验的、抽象的，而不必是具象的，当然更不可能是想象的。　　然而在人类社会之中的真理又是什么呢？我认为人类社会之中的真理就是人人平等。然而“人人平等”，中国人根本就不承认，你说是真理，那是真理吗？现实中到处看到的都是不平等，的确是这样。既然现实之中的真实现象都不是真理，为什么还要说人人平等呢？人人平等恰恰是思想家从大量的不平等的现象之中抽象出来的先验的真理，西方人有先验的抽象，因为西方人有信仰，信仰是什么？ 当然首先是宗教信仰，然后是真理信仰，只有先验的信仰才能把他们带到人人平等的那个真理的境界。很明显的一点，《圣经》告诉大家，人人在上帝的信仰面前平等，有了上帝的信仰，人人就是平等的，没有上帝的信仰，人人就是不平等的。上帝是什么？上帝是一个先验的抽象，它具体存在还是不存在，不知道，没法证明。此外，希腊哲人也告诉大家，人人在真理的信仰面前平等。非常关键的是，中国人根本就不承认有这种信仰，中国人既不信上帝，也不信真理。　　此外，中国人也不承认超验的理想，中国人有超验的理想吗？没有，中国人的理想全都是现实的具象的东西，是“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中国人的理想是将来当大官，是将来娶很多的老婆，是将来可以拥有整个世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理想吗？这不是理想，真正的理想是什么？真正人类的理想是两个字：自由，理想是什么？理想就是关于人存在的最后、最终极的价值，最后、最终极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人活了一辈子，最终可以建立起来的是什么？是智慧，因为只有这种智慧才能够代代相传，这种相传下去的智慧又是什么呢？它绝对不是任何物质性的东西，而是精神的力量，也即精神性的东西，这种精神性的东西总合起来，说白了是什么？用黑格尔的说法就叫绝对精神，而人类的绝对精神就是智慧，物质的属性是什么？是必然；而精神的属性是什么呢？是自由。绝对的精神即是绝对的自由。所以人的理想就应该是绝对的自由。　　有了上帝的信仰，真理的信仰，再加上有了自由的理想，所以西方人的历史能够步步前进，他们虽然也跟我们一样，在现象之中生活，永远都存在于种种的矛盾之中，但是他们前面具有上帝、真理的信仰的力量的推动，后面具有关于自由的理想的力量的拉动，所以西方人可以在重重的矛盾之中获得自拔的力量，主动的精神的力量加上被动的物质性的力量足以让他们把自己的历史推向前进。　　可是我们中国人呢？即没有先验的上帝的、真理的信仰，也没有超验的自由的理想，中国人活该就只能在自己所大量制造的重重的矛盾之中活活地被淹死，被永远非黑即白，非白即黑的矛盾所纠缠死，从而永远都得不到文明精神的自拔。　　你说（儒家）传统主义不好吗？但是（儒家）传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大一统的民族，似乎那就是它的永远都不可被推翻的理由；你说自由主义好吗？可是西方人同样被自由主义搞得灰头土脸；你说社会主义不好吗？可是西方北欧人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不差，……，可悲的是，中国人完全丧失了对于任何一个问题进行先验的和超验的理论分析的能力，而却始终都在黑白很难分辨的重重经验现象的矛盾之中难以自拔。偏偏中国人还非常留恋这种永远难以自拔的孔儒的意识形态。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一系列的矛盾呢？你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去分析这诸多的矛盾呢？我们恰恰要站立在抽象的、信仰的、真理的基点上，以及站立在我们终极追求的精神的、自由的、超验的理想的角度上，或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重重经验矛盾的现象，或踮起脚来超前地越过这重重的矛盾向前看，这样一来，你从理论上才能站得住脚，才能真正发现处理矛盾、解决矛盾并从而推进事物前进的方法和途径。　　为什么世界上西方人的主义，一到了中国就全都变了形呢？你说自由主义好吗？好，中国人也有叫自由主义的，但是自由主义到了中国它并不是自由主义，它是打着自由主义招牌的内在的传统主义。社会主义好不好，社会主义好，我认为好，至少西方人也认为马克思所创造的社会主义在事实上大大地推进了西方文明的进步，有思想的西方人不会不承认这一点，除非他根本就没有思想，可是中国人的社会主义却偏偏陷入了深深的孔儒的天命的、血统的、人治的、极权的、专制的历史陷阱之中而始终难以自拔。 　　西方近三百年来，他的人民越来越获得了自由，如果没有共产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那样一种始终都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西方能有今天这样一种发展的状态吗？能够有这么快的进步吗？不会有。为什么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他们选择的千年世界伟大的思想家第一号，居然是马克思？那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的确确给整个西方文明带来了进步的促进。　　但是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却是完全另外一种状态，中国是社会主义吗？中国是马克思主义吗？当然我也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所有的理论都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确存在它的一些具体方法论上的错误，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站在怎样一种信仰的基础上，他站在怎样一种终极追求的理想的基础上，这才是最重要的。很显然，马克思既没有丧失对真理信仰的追求，也没有丧失对于自由理想的追求，可是中国人呢？中国人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恰恰既抛弃了“人人平等”的真理的信仰，更抛弃了“自由”的超验的理想。如此的“社会主义”，如此的“马克思主义”，还能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吗？　　大家别忘了，马克思大量的著作，他最重要追求的依然是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自由，你看马克思的名言，是什么？宪法，法律，是人民自由的圣经。这是马克思的经典名言，为什么我们不把好的东西归到马克思那儿去，却把坏的东西全都归到马克思那儿去呢？其实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会为中国人的糟糕的历史行为买单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人根本就没有真正把马克思的精华搬到中国来。　　什么主义到了中国来全都会变形，这是因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刚才老徐说的，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是非常糟糕的意识形态，而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完全是一个腐败的价值观。为什么这么说？今天中国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来自两个基础，一个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儒家的意识形态；另一个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形态？是所谓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所谓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列宁、斯大林的那个意识形态，是经过了列宁、斯大林改造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个马列主义还是原封不动的那个马克思主义吗？不是，完全不是，它已经把两个最重要的东西给砍断了。说列宁、斯大林砍掉了，那是俄国人的事情，问题是，中国人比俄国人还要砍得更彻底，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全都是孔子儒家的徒子徒孙，而中国人从来就因为孔儒而完全丧失了先验真理的信仰，而完全丧失了超验自由的理想。 　　第一， 中国人把马克思所追求的人人平等的真理的信仰消灭了；　　第二，中国人把马克思追求绝对自由的超验的理想消灭了，而唯一留下了的，就只有马克思主义所谓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所谓的阶级专政。这种彻底唯物主义（而完全排除了客观先验的唯心主义信仰和主观超验的唯心主义理想）的具象经验的东西才真是可怕极了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本身的哲学思想就已经被片面化了，从而错误了。　　所以我认为，正就是上述的“孔儒”和“马列”这两种意识形态彻底地害苦了中国人，这两种意识形态使得中国人，根本在他们的价值观的意义上就全错了。儒家的价值观错在哪里？儒家的价值观是什么价值观，是天命论，是血统论，是礼乐论，是宗法论、是人治论，是极权论，是专制论，简言之，即是所谓“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这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人活一辈子活了什么？为亲人活，为当大官活，为光宗耀祖活，这就是他们的价值观，马列主义，斯大林的价值观又是什么价值观呢？他们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为极少数人谋取利益的价值观，你说这样的价值观它能给中华民族带来进步的动力吗？不可能。 　　所以我认为徐先生的这个报告，第一，他提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意识形态的重建问题，以及怎么重建？我认为，即是一，必须重建先验抽象真理的信仰，二，必须重建超验精神自由的理想，这里的自由是什么自由，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不是那种“天马行空”的自由，不是的，自由是精神的自由，是信仰的自由，是求真的自由，是爱人智慧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永远绝对的。然而，偏偏精神的自由在中国是绝对的不自由。说实在话，什么叫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就是四个字，放开言论。中国现在面临的政治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字，言论都不放开，那你就等于没有政治。　　什么叫做政治，尤其什么叫做社会的政治？社会的政治其实就是社会的言说。把社会当做一个人来看，全世界一共有200多个国家，200多个社会，即相当于200多个人，而每一个人说实在话，最重要的活着的意义就是做三件事儿：说话、做事、思考。社会的说话即是社会的政治，社会的做事即是社会的经济，社会的思考即是社会的文化。　　个人的说话表现了个人对事物认识的一种表白，而社会的说话即是必须让每一个社会中的人自由地说话，否则就没有资格称作社会。结果呢？中国人没有言论自由，这等于说中国的社会没有政治。在人类的历史之中，中国人的言论是最受到压制的言论，这种压制是从哪儿来？是从中国的意识形态来，既是从传统儒家的意识形态来，又是从变相的马列主义来。 　　今天 徐 先生报告的第二个方面，即他把重建意识形态落实到幸福的问题。我认为，这固然是一条不错的路，但是却很可能只是一种表面的东西，因为什么呢？因为幸福与不幸福，关键还在于人要能言、能做、能思考，如果不能言、不能思考，你这个幸福从何而来？又如何进行判断？所以我认为 徐 教授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提出了的确不错的一种方式、途径，但是究竟应该怎么达到他的目标，怎么重建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怎么建构中国人的幸福观，这还有待大家共同努力。袁正光：　　各位朋友， 徐景安 先生今天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两个有密切联系的问题，一个是重建意识形态的问题，一个是幸福问题。他不仅是对幸福探讨，而是对幸福实践了。我最近正在出版一本书《生命的智慧》，是写生命文化的。关于生命的价值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幸福，包括幸福观、成功观、生死观、爱恨观、善恶观。人有七情六欲，情导致爱和恨，欲导致善和恶。对这两个问题，景安和前面两位先生都谈了很多好的意见。我从大学到团中央宣传部，后来又在中国科协，在钱学森等一批科学家手下工作，后来又到中国科普研究所，现在专门从事科学与人文的研究。凭我一生的经历和研究，我想就现今中国对很多问题的提法谈点看意见。　　刚才景安概括了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就使我想起罗素的一句话，他对中国很友好。他说，中国人很有耐心，他们要花几个世纪去弄清别的国家几十年就可以弄清的问题。现在看来，弄不好，我们几个世纪还弄不清别的国家几十年就可以弄清的问题。原因在什么地方？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今天我把意识形态和另外一个词连在一起，那就是文化。一个民族靠什么联系起来？靠什么组织起来？靠什么凝聚起来？实际上就是靠三个东西：第一，符号，第二，价值观，第三，制度。这三个东西加在一起，就叫文化。联系我们中华民族的符号，首先是汉语，这是最重要的符号。汉语把我们民族联系起来，相互沟通。到了国外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不通。作为文化的基础的符号，再进一步的就是艺术、美术、音乐等等。符号是文化的基础，是文化的工具。于是，人们又常常把符号叫做文化。符号是文化，但文化绝不仅仅是符号。符号作为文化的工具，最重要的是要表达意义，特别是表达价值观。价值观才是文化的核心，是文化的最高境界。第二，就是共同的价值观。什么是价值观？首先看什么是观念？观念是一种判断事物的标准，判断 孰“是”，孰“非”；孰“重”，孰“轻” 的标准体系。是非，轻重，是一种价值判断，所以又称为价值观。判断自然和社会的标准体系，称之为世界观；判断人生的标准体系，称之为人生观。比如，作为革命历史诗抄，常常被引用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孰重孰轻的价值判断，跃然纸上。一个民族靠共同的价值观凝聚起来。 　　第三，规范，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规范。规范包括习惯规范、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和制度规范，这三个东西就是文化。于是，我们可以给文化下这样一个定义，文化是一个民族或者是一群人，共同具有的符号、价值观及其规范。　　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从价值观、规范和制度的角度来讲，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就是“神本位”和“君本位”。即大自然的一切现象取决于神，刮风有风婆，下雨有雨神，自然灾害也归之于神怒，或神的惩罚。这也是人类的一个认知过程。那么谁来组织这个社会，君王，皇帝，帝王将相，这也是儒家学说的一种重要思想，君权神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森严，绝对服从，权力至上。人类就这样延续了几千年、上万年。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发生了根本转变，从神本位转向科学， 从 君本位转向人本位。无论是大自然还是人类社会，是客观存在，是可以认知的，是有其自身规律的。我们可以认识规律，掌握规律，按规律办事。人们发现，人才是社会的中心，而不是君王，君权神授是骗人的鬼话。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是人的幸福。于是，在这些国家，发生了工业革命，电气革命，走向电子时代，信息化时代；构建了民主政治以制约权力的腐败，构建了市场经济制度以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科学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整个世界。人文像一颗明星指引人类前进的方向。我们却还那里争论不休，什么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还在那里对过去观念，念念不忘。　　现代观念，最高层次就是科学观念与人文观念。第二个层次则是，自由、平等、正义，真、善、美。在这样的观念下，人们构建了相应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新文化，应该是科学与人文，民主与市场。过去我们把科学与民主，两个不同层次的东西放在一起，也不错。　　很有意思，我们往往一看到什么东西有缺点的时候，就用它的缺点去否定它的全部。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自由也好，人权也好，民主也好，市场也好。如果你去找他们的不完美，再用他们的不完美去反对他们的话，你最后自己什么都找不着。我们的思想方法有问题。　　谈到民主，有五个层次的问题需要搞清楚。第一，人权是民主的基石。人权是人文的核心概念。人人生而平等，具有天赋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的权利、获得财富的权力和自由的权利，后来又加了一条，享受幸福的权利。第二，为保护这些权利，才在我们中间建立政府，政府的唯一宗旨是保护人的权利，政府的权力包括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管理权；第三，政府一旦有了这些权力就可能发生腐败，只有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才能防止腐败；第四，对权力制约的制度，包括选举制、分权制衡制、轮换制和言论自由的制度，缺一不可。第五，对人权的保护和对权力的制约，必须通过以宪法为最高法律的一系列法律加以保证。民主就是法制，民主就是宪政。　　人文观念的核心，是尊重人，当然就要尊重人的个人利益。可惜，我们长期有一个误会，认为强调个人利益，就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是社会万恶之源。这是天大的误会。其实，无论是17世纪的约翰·洛克，还是18世纪的亚当·斯密，无论是率先迈入现代化的西欧，还是紧跟其后的北美，一再强调个人利益是指“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就这么三个字，我们始终弄不明白。因为个人利益是每个人的，所以你在争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同时，必须尊重他人的个人利益，你在行使自己自由权利的时候，必须尊重他人同样的自由权利。这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最核心的思想。“政治上的自由在于不做任何危害他人之事。每个人行使天赋的权利以必须让他人自由行使同样的权利为限。这些限制只能由法律规定。”（《法国人权宣言》）“从相互作用来看，权利宣言也就是义务宣言。凡是我作为个人所享受的权利也就是另一人所享受的权利；因而拥有并保障这种权利就成为我的义务。” （《潘恩选集》：《人权宣言评述》）“在本公约内，‘人’是指每一个人。”“在民主社会中，每个人的权利都受其他人的权利、全体的安全和大众幸福的正当要求所限制。” （《美洲人权公约》）“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独立的，任何人都不能侵犯别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必须用同一规则来理解平等的人，人类相同的欲望使人类明白，要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如果我损害别人的利益，那么，我给别人造成的各种痛苦，不会亚于给我自己造成的痛苦。因此，如果我伤害了别人，我得到的将是被伤害。没有理由要求别人给我的爱，多于我给别人的爱，所以，我要想尽可能多地得到与我生来平等的人的爱，就有义务给别人同样多的爱。在我们和他们的平等关系中，他们同我们是一样的，自然理性得出了指导人类生活的一些规则，任何人都不能忽视这些规则。”（约翰·洛克：《政府论》）这些就是所谓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者的论述。　　我们长期误读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尊重每个人的个人利益，或者尊重每个人的自由的一种哲学观念。　　重建意识形态，我认为就是要再一次重建新文化。新文化，西方走在前面，我们不要否认这个事实，否认事实对我们没有好处。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都是从地方文化，发展到民族文化，再发展到世界文化，甚至成为人类普世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够输出文化，输出价值观，那才是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关键在于这种文化，这种价值观是否符合人性，是否真的健康，是否真的先进。文化现代化，不是西化。我们要有广阔的胸怀，能够容纳人类的先进文化，先进的价值观，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我们的国家。　　一句话：放弃专制，走向民主，这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幸福的问题，我也谈几条意见，有四个认知。我们现在谈幸福，我很担心谈乱，不要拿幸福来掩盖我们的制度改革，要不，那就完了，我们要提高警惕。幸福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是人生追求的最终目标。去年，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伦敦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人类的进步是什么？发展是什么？就是“苦难减少，幸福增加”。就这八个字，概括了社会发展最高目标。人类的苦难，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来自于温饱的苦难，解决基本的吃、穿、住问题。我们国家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第二，就是来自于灾害，自然灾害，第三，来自于病痛，直至死亡的苦难；第四，来自于情感，没有人爱你比什么都难受，你能幸福吗？ 　　第二，研究幸福，有两个概念：幸福度和幸福感。提高幸福度靠社会，增强幸福感靠自己。幸福是两个概念组成的，一个是比较客观的尺度，叫幸福度。一个是主观的感觉，叫幸福感。幸福度，取决于四个方面：温饱、安全、平等、自由。凡是幸福指数比较高的国家都必须具备这四个方面。最近公布了世界上研究幸福100个著名专家的研究成果。幸福度的建设与民主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因为没有民主，没有自由，也没有安全，更不能平等，哪来的幸福？不丹虽然不富裕，但是幸福指数排在世界第九。两任国王相继带领国家走向民主，那才是最重要的。老国王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可以做一个爱民的国王，但我不能保证代代国王都是好国王，为了不丹人长远的幸福，我们必须推行民主，一个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连一个国王都知道的道理，我们却一直不明白。　　第三，就是人际关系质量是幸福的重要源泉。解决了温饱问题后，财富的增加，对于增强幸福感的边际效应几乎为零，剩下更多的东西是人际关系质量，人们相互信任，要有亲密可靠的朋友。有一份调查，过去美国和英国成年人有60％的人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相信的。现在下降到只有30% 。人际关系质量，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 　　第四，情感是幸福的核心。人际关系质量里，最重要的是信任，最珍贵的则是情感。人有三情，亲情、友情、爱情。情是幸福的核心。　　一个大学教授提出幸福配方：1、亲密可靠的朋友，2、稳定的爱情，3、适合你能力的工作，4、足够的生活费用，5、每天至少三种积极的体验，6、对所拥有的东西心存感激。 程淮：　　我讲一个观点，一个建议。一个观点是， 徐景安 先生发起的创建新文化论坛，最终把20次研讨的成果落在建立幸福主义的价值观，或者说重建这种文化，我认为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角度决定高度，视野决定广度。如果我们从生命的价值，人类的发展和全球的视野来看，我们今天提出的融东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为最终落脚点，落脚在追求幸福这样一个具有普世价值或核心价值这一点上的话，我认为这可能不仅是解决中国现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问题，也是解决全球问题的意识形态的战略制高点，是解决霸权主义、恐怖主义的钥匙。霸权主义不爱他人，恐怖主义的人肉炸弹甚至不爱自己。除了“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三爱幸福主义以外，可能还有一个“爱世界”，爱我们的生存环境，我们的身边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值得去爱，这就是让生命让人类让世界能够可持续发展的普世的幸福主义的文化。这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我认为这里面体现了一种哲学智慧和政治智慧。所谓哲学的智慧，是因为当下代表各种利益的各种思潮的对立，恰恰缺少的是包容或融合的哲学。就像当年马克思阐述自己的经济学观点写了《哲学的贫困》，对普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的批判一样，我们现在缺少的是真正的哲学智慧，这也是一种哲学的贫困。因为所有的问题可能都是观念的问题，观念决定行为。最终就是一个哲学的智慧问题。我们应该倡导的是秉承东方的古老智慧，吸纳西方的现代文明，然后走自己解决问题的路，这个路包括解决中国的问题路，包括解决世界问题的路。而容纳百川的中庸之道、普适的哲学可能是最高境界。用幸福主义的哲学智慧解决问题，也是一种政治智慧。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这是一个观点。 　　第二，一个建议。要建立一个体系，关于幸福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我认为目前倡导建立幸福中国，已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它更主要的是一个实践问题。我同意占 阳 教授说的，这已经是进行时。今年两会最热门的词就是“幸福”。我们已经开始告别GDP崇拜时代、转而把为民谋幸福作为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了。“他为人民谋幸福，忽而嗨哟”，而不是“忽悠”了。幸福的理论体系需要回答幸福的原理和各种各样关于幸福的概念问题；而实践，当然是更加重要的，特别是在当今，在政府的宏观决策层面，它的实践领域体现在重视民生问题，关注百姓幸福，真正为人民谋幸福，落到实处，并建立一系列的指标体系，评估体系等等。各个层面的实践领域非常重要。另外，在各行各业都需要对“幸福”进行有效的实践，比如教育领域特别需要这种实践。 　　在教育领域实践幸福，也要解决教育哲学的问题。我们既要讲有教无类，也要讲因人施教；既要讲教育的公平，也要讲公平的教育；既要讲全面发展，也要讲个性发展；既要反对揠苗助长，也要反对压苗阻长；要鼓励孩子“不争第一争唯一”。在“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学前教育阶段，我们应强调培养孩子的创造智慧和幸福的能力，把握童年的核心价值。比如我们先让孩子阅读“孔融让梨”的经典故事，紧接着就讲“彼得和约翰分蛋糕”：兄弟俩都想拿最大的一块，争执不下时，妈妈讲，我给你们出一个规则：老大先切，老二就先拿，老二先切，老大就先拿。这就是公平的有约束力的机制。同样是分东西，“孔融让梨”靠的是个人的品德——谦让；“约翰与彼得分蛋糕”靠的是规则的约束。“孔融让梨”实际上是以“德”治国的基础；没有道德的人是害人害己的，比如三聚氰胺，他自己生产的毒奶粉他是不喝的，但是他吃的是瘦肉精，吃的是染色馒头；搞染色馒头的人他肯定不吃染色馒头，但是他吃的是瘦肉精，喝的是毒奶粉，如果社会缺少道德是很可怕的；而“彼得和约翰分蛋糕”则是以“法”治国的基础。建设和谐社会，既要“孔融让梨”般的美德，也要“约翰和彼得分蛋糕”式的公平规则。　　需要在各种各样的领域，推动政府关于幸福的宏观决策，在各行各业都要讲怎么推动实现幸福。比如推动幸福宝贝、幸福家庭、幸福社区、幸福城市的建设，然后建立整个幸福中国。这对人类是一个福音。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大国，在人类幸福的实践上需要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是使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