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银杏大道:辛亥革命画卷中的玉溪之子

同盟会云南支部在日本创办的《云南》杂志。

云南“新军”在训练射击

范石生

郑开文

谢汝翼

唐淮源

李鸿祥

罗佩金

金汉鼎

　　编者按：

　　在全国各地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我们不由回首身边那一群顶天立地、令玉溪人为之骄傲的民国将军。

　　可以自豪地说，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郑开文、范石生、金汉鼎、唐淮源等玉溪之子，在辛亥革命和援川战役中初建战功，显示出了他们出众的军事素养和领导才华，一个个成为赫赫有名的滇军干将，他们在后来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与中国革命的命运发生了微妙而紧密的联系，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对推动云南乃至中国历史的进步贡献了一份力量。

　　由此，作为玉溪人的我们，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方面为眼前这块深厚而多彩的大地而自豪，更为从这块大地上曾经走出了这样多杰出的辛亥革命元勋而自豪。因为我们与他们是同乡人，我们的豪迈之气和精神力量也随之在玉溪大地上不断积蓄和提升。

　　玉溪人民永远的骄傲！

　　从今天起，《玉溪日报》将陆续刊发云南通海籍作家杨杨撰写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特别报道《辛亥革命画卷中的玉溪之子》，敬请广大读者阅读。

　　□ 杨杨

　　当我们用想像的力量把时间推移到一百年前，就能看到一幅巨大的五彩斑斓的历史画卷，里面充满了丰富繁杂的史实、场景和人物。

　　我们惊讶地发现，在这幅画卷中，出现了众多的玉溪之子，他们是李鸿祥（红塔区人）、谢汝翼（红塔区人）、罗佩金（澄江人）、郑开文（通海人）、杜韩甫（峨山人）、杨浚川（红塔区人）、罗树昌（通海人）、金汉鼎（江川人）、唐淮源（江川人）、鲁子材（江川人）、郭运昌（红塔区人）……他们在云南辛亥重九起义中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并肩战斗、英勇无畏，是这次旧民主革命行动的重要领导人、先驱者和中坚力量。

　　这场发生在昆明的辛亥重九起义，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代史上和海内外具有很大的影响。正如朱德总司令所说：“云南是辛亥初年一个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但大家还少知道，那里有一批人不声不响、埋头培植革命力量的艰苦工作。这些事实，也许可以算是辛亥革命发展中很有兴味的一段史料吧。”

　　在这些不声不响、埋头工作的革命者中，就有许多玉溪之子，他们在这场推翻封建帝制的伟大斗争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和深深的足迹，让我们至今翻开史书，仍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身上那种爱国热情、民族自尊心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玉溪学子东渡日本求学

　　清代末年，清政府废除科举，设立新学，下令各省选送留日、留美学生。从1903年至1905年，云南青年被选送到日本学习军事、师范、法政、实业的学生达130余人，其中27人先后进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和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在这批学武的留学生中，玉溪籍的有罗佩金（澄江人）、李鸿祥（红塔区人）、谢汝翼（红塔区人）、郑开文（通海人）、杜韩甫（峨山人）、刘法坤（易门人）、杨发源（红塔区人）、冯家骢（红塔区人）、严仲良（红塔区人）等，他们与本省的李根源、唐继尧、顾品珍和湖南的蔡锷、四川的熊克武一起，远涉重洋，乘风破浪，东渡日本留学，在异国他乡成了同窗好友。

　　当时的东京振武学校，是一所专为中国陆军留学生开办的预科军事学校。中国留学生到了东京后，先在振武学校学习，毕业后进部队见习，之后再正式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培养陆军军官的中级学校，除了日语、史地、数学、理化、生理等课程之外，还要学习战术学、筑城学、地形学、战史等十多门军事专业学科。云南学子面对这些新鲜的课程非常用功，特别是26岁的罗佩金，各学科都取得了优异成绩，与杨振鸿一起被誉为“滇南两条好汉”。毕业时，明治天皇亲自来到这所学校，向这些来自中国云南的留学生颁发毕业证书。

　　成为同盟会的早期会员

　　1905年6月，孙中山先生从欧洲来到日本东京，把“兴中会”、“光复会”和“华兴会”等革命力量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当时，云南的5位学子参与了筹备，罗佩金还率先与李根源等人成立了同盟会的云南支部，创办《云南》杂志，宣传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号召人民建设家乡的“新思想”。当时，大家准备推举罗佩金为云南支部长，但罗佩金推辞说：“我是军人，我的责任在于学成归国后，去掌握兵权并实行革命的军事行动，支部长不适宜由我来担任。”李根源和赵伸只好根据罗佩金的意见，联名推荐吕志伊担任云南支部长。但有关云南支部大事小事，罗佩金都积极参与策划和行动。因此，云南支部的活动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

　　孙中山先生为此专门接见了这群云南学子，并为《云南》杂志题词。谢汝翼等玉溪学子经常参加同盟会的集会，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的多次演讲，对孙中山所讲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政治纲领，以及“君主立宪好比马车，民主共和犹如火车，必须抛去马车乘火车，国家才能进步”的主张，非常赞同。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郑开文等玉溪学子受到孙中山、黄兴等人民主思想的影响，先后加入同盟会，成了该组织的早期会员。

　　1908年5月，孙中山先生派黄兴到云南河口发动武装起义。消息很快传到了日本，玉溪学子杜韩甫与云南留日学生李根源、杨振鸿、赵伸等人倡议成立“云南独立会”，以响应河口起义。这个倡议得到了众多海外青年学子的支持，他们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宣告云南独立于天下，与清王朝脱离关系，声称“绝对不受清廷支配，也绝对不受他国之干涉”。参加这个大会的留日学生及日本友好人士近万人，他们纷纷发表演说，痛斥清政府对内专制，对外投降的腐朽卖国政策。会后，同盟会云南支部派杜韩甫、杨振鸿、黄毓英等人携带捐款数千元，赶赴河口，支援起义。事实说明，河口起义为满清政府敲响了丧钟，为几年之后的辛亥武昌首义和昆明重九起义吹响了胜利的前奏。不仅惊动了满清王朝，也鼓舞了孙中山先生和全体革命党人。但几天之后，当杜韩甫等人来到香港，他们却听到了河口起义不幸失败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同学返回日本继续留学，一部分跟着杜韩甫、杨振鸿到了新加坡，找到了孙中山先生，请示了他们计划在滇西继续发动武装起义的问题。此后，杜韩甫、杨振鸿、黄毓英回到云南保山、腾冲，那里随后也响起了如同河口起义一样的枪声。　　

　　在云南陆军讲武堂里当教官

　　19世纪末，在风雨中飘摇的满清政府，为了挽救腐朽统治，曾掀起“洋务运动”，推行“新政”。其中最重视的一项是仿照西法编练“新军”。由于云南地处边陲，英、法两个殖民帝国已把贪婪的目光分别从缅甸和越南投射过来，企图早日把云南占为己有。特别是随着法国人占领了安南（河内）之后，在越南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殖民统治机构——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统治着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三国，云南的边境局势随之一年比一年紧张。云南就在这个时期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国防地带之一。因此，清朝统治者就把第一批“新军”建立在云南。

　　从1903年到1909年，云南新军编练为一镇（相当于师），即陆军十九镇，计有官兵10977名，下设37、38两协（相当于旅）。每协设两标（相当于团），即步兵第73标、74标、75标、76标。标下设营，即炮兵1营、骑兵1营、工兵1营、辎重兵1营、重机枪1营。营下设左、右、前、后队（相当于连），队下设排（称为哨官），排下设棚（相当于班）。另有宪兵1队、军乐1部。这种军事力量，当时在西南各省是绝无仅有的。

　　为了培养大批新型军官，以适应这种军事力量的发展壮大，云贵总督沈秉堃和锡良于1906年两次奏请清政府，获准创办一所新型的陆军学堂，即云南陆军讲武堂。1907年，李根源从日本士官学校第6期毕业后被电调回滇，投入了筹备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工作。这是讲武堂历史上值得记忆的一个重要细节：一大批留日士官学校的进步学生，被李根源吸纳进了讲武堂，玉溪籍的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郑开文等人与唐继尧、顾品珍、李烈钧、叶成林等人，一起成为这所军校里最优秀的教官。

辛亥革命画卷中的玉溪之子（二）

孙中山先生为《云南》杂志题词

朱德（前排左三）与讲武堂护国将军们合影

云南陆军讲武堂 1909年

讲武堂的反清学生 清末

云南都督府（光复楼）

　　1  罗佩金推荐蔡锷到云南

　　当时，清政府派来继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李鸿章的侄子），由于受到督署总参议官靳云鹏的挟制，十分恼火，转向倚重李根源和罗佩金。一天，李经羲对他们二人说：“靳云鹏心术不正，难以倚任，你们何不向我推举军事人才？”罗佩金和李根源一听，感到机会来了，就顺水推舟，力荐蔡锷。李经羲采纳了罗佩金的意见，让他给蔡锷汇了3000元路费，秘密把蔡锷从广西召到昆明。让李经羲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蔡锷更是一个“危险”人物，当时清廷正四处缉拿“康梁乱党”之一的梁启超，而蔡锷正是梁启超的得意弟子，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虽然没有加入同盟会，但一直在暗中支持同盟会的革命活动。蔡锷一到云南就被讲武堂请来讲课或作学术报告，不久又被任命为新军第19镇（师）37协协统（相当于旅长），而罗佩金却甘愿在蔡锷手下任74标标统（相当于团长）。此后，蔡锷、罗佩金又引用革命党人李鸿祥、谢汝翼，让他们分别担任73标第3营管带、炮队第19标第3营管带。同时，罗佩金又巧妙地安插唐继尧到74标第1营任管带。这样一来，讲武堂的革命者就逐步掌握了云南的重要兵权。罗佩金从此与蔡锷、李根源一起，成为云南辛亥革命的三个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们秘密会合，一起策划如何发动革命活动。他们曾以郊游为掩护，在安宁温泉秘密商议，决定当时机成熟时，一省或数省起义，云南即夺取政权，继而援助川黔，下武汉，出两广，支援全国革命。他们还决定，让罗佩金尽量隐蔽起来，重点做好上层工作。因此，这个时期的罗佩金在李经羲面前，依然事事表现出“忠顺”，而暗中却集结和训练着革命力量。正如李根源后来在评价罗佩金这一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罗佩金机智果敢，我深愧不如。而蔡锷的事业成就，就是从这时开始发端的。”

　　2  李鸿祥站出来保护朱德

　　讲武堂开办之初，军事训练基本搬用日本军校“尚武”的教育内容，以军事学科为主，普通学科为辅，学制三年。军事学科分步、骑、工、炮、辎重五个兵科，设甲、乙、丙三班。丙班是从贡生、廪生、秀才、普通中小学生以及识字的健壮青年中招考而来的。考入这个班的玉溪籍同学有范石生（峨山）、金汉鼎（江川）、唐淮源（江川）、罗树昌（通海）、鲁子材（江川）、郭运昌（红塔区）等人。当时，23岁的朱德从成都出发，翻山越岭、艰难跋涉了70多天，来到昆明报考这所刚刚开办的军事学校。经过入学考试之后，成绩优秀的朱德却没被录取。经过仔细探询之后，朱德才明白，清政府在云南边陲创办这所军校的目的，是为了防范法国和英国对云南的入侵，所以一开始时只招收云南籍的学生。朱德这次未能考入讲武堂，只好暂时到新军74标2营当兵。据朱德自述：“我当兵一个短时期，完成了基本训练，升任队部司书生（连队文书）。又过了三个星期，标统罗佩金批准保荐我到讲武堂受训，我又考了一次。”这次参加入学考试，朱德吸取上次失败的“教训”，把籍贯改成了“云南蒙自县”。这样一来，他顺利地走进了这所让他魂牵梦萦的军校。可是入学不久，一个敏感的教官发现了他浓重的四川口音与他所填报的云南蒙自籍贯严重不符，一查就让朱德的“秘密”暴露了。于是，按照学堂规定，他将面临被开除学籍的危险。校长李根源知道这件事后，被他的执着精神所感动，主张不能把朱德这样一个千里跋涉来昆明求学的有志青年拒之门外。玉溪籍教官李鸿祥也站出来保护朱德，他说：“朱玉阶（朱德，字玉阶）是我让他来习武的，我们云南讲武堂并非只为云南人办，乃为五湖四海有志青年开门，凡愿为国为民效力的志士仁人，均能报考入学，我们都应一视同仁，不得歧视。今后，无论是谁，若再排斥外籍同学，一经发现，定以破坏校规论处。”朱德因此被留了下来。朱德曾说：“那时若不是李公（李鸿祥）恩典保留，我岂能在讲武堂学满毕业？”几年以后，朱德从这里走出去，在苦难而战火纷飞的中国大地上，百炼成钢，成了震撼中国的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此外，李鸿祥还保荐过范石生。当年，22岁的范石生从峨山来到昆明另谋生计，李鸿祥曾介绍他到蔡锷那里任文书。不久，讲武堂招生，李鸿祥对范石生说：“清室腐朽，丧权辱国，民不聊生，做文书工作并非长久之计，何不投考讲武堂？”于是，范石生在李鸿祥的帮助下，考上了讲武堂，被编入丙班。

　　3  大脑里逐渐装入革命思想

　　此后，范石生、金汉鼎、唐淮源、鲁子材、郭运昌与朱德成了同窗好友，他们一天天感受着学堂里浓厚的革命气氛，他们的大脑里逐渐装入了革命思想。特别是李根源先生围绕着“军人武德”和“民族气节”等主题的演讲，既包含着导言和灯塔的意味，又生动活泼，妙不可言，对学生们很有影响力和感召力。这样一来，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郑开文等教官与范石生、金汉鼎、唐淮源、鲁子材、郭运昌等学生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他们既是师友，又是同乡，在一起谈论风起云涌的全国民主革命，谈云南的革命形势，谈孙中山派黄兴到云南河口发动起义等等。终于在入学几个月后的某个晚上，范石生、金汉鼎、唐淮源与其他一些同学悄悄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秘密组织——同盟会。

　　这几位玉溪学子都将自己的青春、灵魂、激情付与了学堂里的秘密组织——同盟会。他们在这个组织里听到了平时听不到的言论，看到了平时看不到的书刊，如《云南》、《民报》、《天讨》、《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等。此外，他们还阅读了有关华盛顿的著作及意大利、日本有关政治改革的书刊。这些进步的思想，如同在他们心灵的宫殿里打开了一扇大门，既吹进了新鲜空气，又看到了外面的风雨和阳光。他们还与同班的朱德结为金兰之交，组织成立了“五华社”，面对中国此起彼伏的反抗侵略的民族战争和“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社会局势，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为探索“富国强兵，拯救中华”精心设计着前进的道路，有时他们甚至在一起讨论如何发动革命起义等问题。

　　事实上，讲武堂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预示着它是封建王朝一手“培植”起来埋葬自己的掘墓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所从校长到教官、学生都参与打倒封建统治的唯一军校。可以说，从开始筹办时，在李根源、罗佩金及许多留日士官的领导和执教下，学堂的领导权已完全被同盟会所掌握，成了同盟会在彩云之南播撒革命种子的新天地。当时，学堂有47名教职员工，同盟会员就占了17人，还有革命分子11人。特别是学堂的一、二、三号领导人全是同盟会员，这些领导人又将其他同盟会员和各革命党派人士提升为各兵科科长、各班班主任、主要教官或执事官。这样一来，这所军校实际上成了“云南革命的主要据点”，成了“团结西南革命力量的核心”，成了一座革命思想烈焰熊熊燃烧的大熔炉，成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对于这个巨大而危险的秘密，李经羲当然也有所察觉，他曾听人说，学堂内革命党人多，留下这所军校是“养虎为患”。一天，李经羲召见李鸿祥，对他说：“听说你最近想反叛大清，可有这回事？我是不大相信的。”李鸿祥非常镇静地回答：“我怎么会干那种事呢？在大帅的栽培下，我还要做好多事的。请大帅尽管放心！”李经羲抓不到什么确凿证据，不便惩罚，只好作罢。

　　时间很快进入到1910年7月，学堂外面的社会形势在急剧变化着，大家都似乎感觉到了空气中好像有种不正常的东西在飘浮着，隐现着，碰撞着……但没有人说得清那是什么东西，或者根本就不能说出来。这时，由于滇军扩军，部队急需补充一批军官，学堂便受命进行了一项学制改革，从丙班和随营学堂学生中挑选了100名学习成绩较佳者编为特别班，把原来需要一年半才能完成的军事课程，缩短为8个月。朱德和范石生等人被选拔进入了特别班。1911年8月，特别班提前毕业，被派往新军各部，充任下级军官。

　　此时，辛亥昆明重九起义的枪声即将打响。

辛亥革命画卷中的玉溪之子（三）

云南青年学生在日本 约1920年

在北教场训练的“新军” 1903年

云南“新军”在操练山炮 清末

云南军都督府大门 民国初年

□ 杨杨

　　1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昆明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了。消息传到昆明，不少革命党人彻夜难眠，兴奋不已，如同看到了昆明的希望，看到了云南的胜利。

　　因为武昌起义的成功让云贵总督李经羲惶惶不可终日，深感昆明处处潜藏着地雷，似乎一触即发，整座城市已完全处于战争的边缘。他一方面下令在总督府内外加紧修筑防御工事，并迅速把忠于清廷的巡防营调来昆明，以便保卫自己；另一方面在军营内外遍布撒下了层层特务网，时刻监督革命党人的行动，一有风吹草动，格杀勿论。

　　范石生秘密接到同盟会布置给他的任务，要他在步兵营里做好策动工作，准备武装起义。范石生明白，此时在军队里开展这项工作是极其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范石生开始实施他的策动计划。他秘密邀请了同盟会和哥老会的朱德、金汉鼎等20余人，来到滇池湖畔，找到一条大木船，然后开进芦苇深处，让大家在那里敞开心扉，共同商讨昆明如何进行武装起义之策略，并要大家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此时的昆明，风声鹤唳，潜流暗涌。有人向李经羲进言，说蔡锷、罗佩金、李根源是三个最危险的人物，若要压下云南革命的势头，非拘留这三人不可。李经羲把蔡锷和罗佩金召来，对他俩说：“其实，我也赞成革命。”蔡锷和罗佩金知道其中有诈，立即矢口否认。李经羲对他们二人的回答非常满意，依然对他们深信不疑。但李经羲依据四道司（藩台、臬台、学台、制台）的建议，把李鸿祥和谢汝翼两位管带传至督署，扣押起来。蔡锷、罗佩金立即出面保释，李经羲才解除了对李鸿祥和谢汝翼的管制。

　　2  起义军的每支枪只有5发子弹

　　当时，云南总督为了提高滇军的武器装备水平，专门用重金从德国买来了“管退”山炮54门（每门配炮弹1000发）、“马克沁”机枪49挺、新式五子步枪10000多支（每支枪配子弹1000发）、十响手枪1000多支。这样的装备使滇军在全国军界赢得了一句响当当的话——“滇军精锐，冠于全国”。但这些枪支弹药绝大部分储存在军械局。只有步枪发至战士手中，半数的手枪发至各部队，而且每支步枪、手枪只附5粒子弹，仅够一分钟使用。即便如此，李经羲还限令新军上缴仅存的少量子弹。

　　以此同时，云南总督府卫队营已增至1000多人，接着又调机关枪两连加入其中，编制衙门除照例轮流调兵一连当卫兵外，又调兵两连入城驻五华山。整座昆明城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似乎大战在即，一触即发。

　　紧急时刻，蔡锷、李根源、罗佩金共同认为，推翻清朝的时机已至，不能再往后拖延。

　　从10月16日到28日，蔡锷、李根源、唐继尧、顾品珍、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范石生等10多人，5次在昆明小西门福元堂中药铺后院、罗佩金家、唐继尧家秘密开会，商讨发动起义之事。当时，李鸿祥的处境是十分危险的，只是兵权尚未交出，因此他针对有人提出的“各部队每支枪只有5发子弹，目前最要紧的是设法搞到子弹，所以起义要缓期”的意见，坚决地说：“李经羲已开始对我们下手了，起义不能缓期，非迅速行动不可。”蔡锷、唐继尧都赞成李鸿祥的意见。于是，大家一致推举蔡锷为起义军总指挥，决定于10月30日（农历9月9日）深夜12点发动武装起义。

　　当晚，李鸿祥的得力助手——第3营排长文鸿揆，前来请假回家，因为他接到了母亲病逝的消息。李鸿祥认为文鸿揆是3营的得力干将，如果起义时缺了他，势必影响进攻的力量。于是，李鸿祥对他说：“起义和奔丧都是大事，奔丧还有几天，而起义就在明天，起义比奔丧更急迫，请从急迫方面考虑吧！”文鸿揆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决定起义后再回家。此时的文鸿揆似乎已有一丝不祥之感，他对李鸿祥说：“假如我在起义中以身殉国，也可以报答我的母亲了。”

　　3  李鸿祥打响云南辛亥革命第一枪

　　1911年10月30日，这是革命者秘密约定的起义日子。

　　晚上8时刚过，驻扎在北教场的起义官兵，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正在为起义作最后的准备——搬运军火，分发枪支弹药。

　　这些行动被反动军官唐元良发现了，他对荷枪实弹的士兵进行盘查追究，双方争执不休，士兵们不得不举枪打死了唐元良，接着督队官薛树仁也应声倒下。这时，营盘局势异常紧张，士兵们纷纷跑出营房，群情激奋，有的喊打，有的喊杀。此时离起义时间还有三四个小时，各部队的准备工作尚未完全就绪。

　　在这紧急关头，李鸿祥当机立断，急令号兵吹响集合号，召集全营官兵到北教场，宣布提前起义，誓死报效国家。

　　73标标统丁锦听到事变，带领卫队前来镇压，向空地上的士兵放了一排枪，被击伤两人。李鸿祥便下令散开，集中火力，向丁锦卫队射击，从而打响了云南辛亥革命第一枪。

　　丁锦的卫队招架不住，纷纷溃退。丁锦见势不妙，便逃之夭夭。于是，李鸿祥一方面派人到巫家坝向蔡锷通风报信，一方面整队出发，向北门进攻。

　　4  蔡锷让谢汝翼当众宣布起义

　　当天下午，作为起义的总指挥——蔡锷，正与罗佩金匆匆赶往昆明南郊巫家坝，与驻扎在那里的74标及炮标（炮团）的各营管带（营长）中的革命者，紧张筹备起义工作，宣传革命宗旨，部署作战计划。

　　蔡锷以准备夜间演习为名，下令各队事务长做饭。晚上8时，蔡锷又以实弹演习为借口，下令军需长把枪弹发给士兵。

　　正当起义军整队待发、高呼“革命军万岁”的时候，忽见“城内起火”，继闻“枪声大作”。

　　这时，总督李经羲听到枪声，从床上惊起，匆忙给蔡锷打电话。蔡锷抓起话筒，听到李经羲的叫声：“北教场的官兵叛乱，已向北门进攻。现在，我命令你率领74标官兵，火速进城镇压。”

　　蔡锷回答说：“是，我们立马进城。”

　　蔡锷预感起义时间因故提前了，他站在检阅台上对官兵们说：“刚才是李总督打来的电话，他要我们立即进城，平叛救驾。看来是北教场的义军已开始行动了，我们要紧急配合。”说完，他坐在椅子上，让谢汝翼当众宣布：“起义现在开始！我们74标的任务是进攻军械局，占领五华山；炮队的任务是占领东、南两座城门，炮轰总督府和五华山。”

　　随后，蔡锷亲自带领巫家坝的这支起义新军，迅速向昆明城进发。

　　5  在重九起义的枪炮声中前进

　　李鸿祥在莲花池与前来接应的李根源相遇后，便一同率队向北门急进，直指城内的五华山和军械局。他们组织50多人搭成人梯爬上城墙，将巡哨清兵击毙，杀散守军，用大斧头砍开城门，一涌入城。在城里，他们先派兵守住银圆局、机器局、粮饷局、布政司等衙门，保护财产安全，接着又派部分官兵到大东门内的电话局，剪断了清军的通讯线路，扼守北门。又由李根源率领一连士兵去大西门一带，阻挡清军入城。其余官兵则占领并守住小西门和大、小东门，迎接蔡锷率领的起义军入城。而后，李鸿祥考虑到每人的子弹有限，恐不能持久战斗，便率兵猛攻军械局。

　　军械局为清军在昆明的弹药储存之地，围墙高大厚实，大门和后门是铁制的，四围碉堡上均配有德国格林炮（类似于重机枪），守军达300余人。可谓防守严密，再加上五华山的清兵从山上俯射，与山下的军械局互为犄角，弹雨交织，火力甚猛。李鸿祥和他的官兵们战至多时，伤亡惨重，仍未攻下。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革命”，起义军手里拿的不再是刀剑，而是火器；他们头脑里装着“新思想”，也装着“战争知识”。他们要用这种“知识”来改变云南的历史。他们多年所学的“战争知识”，现在终于可以用到实战中去了。他们打得非常精彩，得心应手，非常痛快。这样火光冲天的战争场面，首次出现在昆明。　　　　

　　蔡锷入城后，设总司令部于圆通山南麓的江南会馆，以便必要时上山。

　　在这幅充满血与火的历史画卷中，范石生携着手枪，站在蔡锷身边，保卫着这位起义军的总指挥，相伴不离，以防不虞。

　　蔡锷部队在城中遇到了顾品珍等人率讲武堂骑兵科学生及机枪营一部前来迎接。这时，小东门、小西门已由起义军及讲武堂学生占领。蔡锷到达吴井桥时，驻守财神庙的讲武堂师生也前来会合。蔡锷命令起义军分别由小西门、小东门入城，罗佩金手持步枪，率领74标1、2营攻打总督府，3营则进攻军械局和五华山，以支援李鸿祥部队，谢汝翼则带领炮队占领东门城，并在东城门上炮轰总督府和五华山。

辛亥革命画卷中的玉溪之子（四）

护国门与护国桥 民国初年

滇军军乐队 民国初年

近日楼前的护国纪念标 1926年

    1  李鸿祥火攻军械局大门，谢汝翼增援李鸿祥

　　李鸿祥部队的新式五子枪的子弹很快告罄，只得用九子枪和毛瑟枪继续射击。

　　清兵弹药充足，踞险顽抗。

　　3营排长文鸿揆冒着弹雨，奋勇当先，在墙头被清兵用机枪扫射，遍体中弹如蜂窝状，成为讲武堂在辛亥革命云南武装起义中壮烈牺牲的第一人。文鸿揆再也不能回家为母亲守灵了。李鸿祥为此异常悲痛，说道：“君为国而死，生有勇名，死邀美谥，即黄泉见母，母当含笑。”

　　此后，李鸿祥采纳了官兵们用火攻的建议，很快从附近的市民家中找来旧棉絮、破衣物，浇上煤油，抛向军械局大门。虽然最终把大门烧毁了，但狡猾的清兵干脆在大门处堆积木柴，形成一堵熊熊燃烧的火墙，以阻止起义军攻入。

　　李鸿祥孤军奋战数小时，援军迟迟未到。

　　幸好军械局的清军惊慌失措，作战不力，加之73标全体起义官兵英勇顽强，浴血奋战，才使起义军的战斗一直处于主动状态。

　　谢汝翼听到城中枪声隆隆，又见火光冲天，他深知李鸿祥的部队能否攻取军械局，是关乎整个战局成败的关键。他更知道李鸿祥部队此时的战斗越来越艰险，正处于万分紧急状态。因此，他于31日早晨7时，带领部分炮兵火速赶往增援，但因军械局内存有大量军火，他们不敢贸然炮轰。谢汝翼看到正面进攻不易取胜，而侧面守敌较为薄弱。恰好李根源这时带讲武堂的学生运来了黑炸药，他便与李根源一起下令把黑炸药埋于侧面墙脚点燃，将围墙炸开了一个三五尺高的洞口。谢汝翼带领5名敢死队员趁势冲入，奋勇拼杀，虽然牺牲了3人，但敢死队像一把尖刀，插进了军械局的心脏。起义军随后拥入，吓得守在里面的清兵约300多人从后门仓皇逃窜，也有的缴械投降。起义军攻克了军械局，缴获了各式步枪万余支，炮弹数百发，子弹不计其数。

　　五华山是昆明全城制高点，是起义部队的必争之地。清军云南总参议靳云鹏等人率重兵守护在那里。10月31日上午6时，东、西、南城角上的起义军同时炮轰五华山。李鸿祥率领的起义军在攻下军械局后，也在炮火的猛烈配合下，合力强攻五华山。最后靳云鹏负伤后，化装成轿夫逃走。

    2  “重九起义”宣告胜利

　　云南都督府有守军五六百人，机枪8挺。开始时，由于起义军缺乏弹药，一直攻取不下。后来，从军械局缴获的枪支弹药源源不断送来，加上谢汝翼的炮队已在南城楼上架起了大炮，谢汝翼一声令下，几炮打过去，就将都督府中的旗杆炸断，大堂、二堂的梁柱炸毁，清军死伤甚众，一片混乱，哄然逃散。炮击停止后，朱德率一连人马趁势由西辕门首先冲入都督府，活捉了云贵总督李经羲。大部队随后涌进，清军全部缴械投降，满清王朝在云南的最高统治机关——制台衙门，终于被起义军占领。至此，都督府和五华山两处要地于10月31日下午1时先后被彻底攻下，“重九起义”宣告胜利，结束了自1659年以来清王朝对云南252年的封建专制统治。

　　这场短暂而精彩的战争，发生在农历重阳的9月9日，因此被称为“重九起义”。它给昆明带来了决定性的意义，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共和制来到了这座边陲古城。更重要的是，它让中国人民看到昆明第一次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有了自己的身影。它在呼应武昌起义中，跑到了全国前列，是最先发动起义的5个省份之一，名列第五，居于湖北、湖南、陕西、江西之后。但昆明的这次起义，是除武昌起义之外，在各省革命党人发动的省城起义中，战斗最精彩、最激烈，代价也是最大的一次。革命志士牺牲了150余人，负伤300余人。

　　“重九起义”之后，全国人民开始对昆明刮目相看，感到这里确乎有一种罕见的力量在推动着中国前进。

　　事实一天天证明了这一点。

　　起义军于11月1日在昆明五华山两级师范学堂成立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简称云南军政府）。接着通电全国，发布《讨满洲檄文》，重申同盟会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同时，设立参议院、参谋部、军务部、军政部、临时省议会、司法筹备处、高等审判厅和高等监察厅等机构。昆明社会各界公推蔡锷为军都督府都督，李根源为军政部总长，唐继尧为次长，谢汝翼、刘祖武、顾品珍、沈汪度、张开儒等讲武堂主要教官分别担任了军政府中的重要职务。

　　这是“重九起义”后云南新兴资产阶级省一级政权机关，是辛亥革命后，全国各省政府中最具有权威性和改革创新精神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府之一。它制定了滇省五年政治大纲，颁布了几十种法令和章程，积极进行了许多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改革。它改变了云南和昆明，让云南和昆明像他们梦想中的图画一样美丽动人。革命者们还试着勾勒、构图、着色，特地将原来云贵总督府所在地大营门外的那条路取名为“光华街”（即光复中华的意思），同时在五华山上建造了一座砖石结构的二层大楼，命名为“光复楼”，让昆明留下了一个明亮的地名和一个永久的建筑，以此来纪念“重九起义”。

　　当时的文献资料证实，云南军政府的“一切善后布置，俱能井井有条，秩序上之整严，实为南北各省之冠”。

    3  罗佩金率队南征

　　10月12日和16日，驻扎在临安（今建水）的新军75标和大理的76标，相继响应重九起义，表示拥护共和，分别由临安的赵复祥、朱朝瑛和大理的赵藩、由云龙，建立了南军军政府和迤西自治总机关。云南全境光复。但蒙自、开远、广南、个旧及河口一带，依然驻有清军巡防部队40多营。这些反动势力不仅对昆明形成包围之势，甚至声言要抵抗新军，“收复省城”。

　　云南军政府立即决定成立南征军，由罗佩金任总司令，率74标主力部队3000余人，配以骑兵、炮兵、工兵、辎重、机枪等营，于11月4日出发南征。

　　南征军于8日到达江川，10日到达通海。罗佩金在秀山上召集通海知县、绅士及中队长以上军官开会，向他们宣布三事：一是3天之内，男子一律剪掉长辫，女子除50岁以上者一律放足；二是安定社会秩序，令农、工、商各安其业，铺面一律开业，不许抬高物价；三是由官绅及军队组织巡察队，分赴各乡村向百姓宣讲革命道理，盘查外来人员，非有准许证，不许留宿任何人。

　　南征军随即开赴建水、蒙自。他们每到一地，收编清军巡防营，捕剿乘乱扰民盗匪。各地清吏要么闻风逃遁，要么宣布“反正”，拥护云南军政府。

　　这时，蒙自新军发生叛乱，官兵抢劫了赵复祥克扣下来的30万元军饷。本已返昆的罗佩金为此单骑赴蒙，带领10多名卫兵，星夜赶赴蒙自道府。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悄悄潜入各个兵营，秘密调查叛军情况。他们得知，一部分叛军抢劫银两之后，已穿上便衣逃走；另一部分叛军在当地“哥老会”的支持下，欲拥李振邦为南军统领。

　　面对罗佩金的到来，李振邦竭力掩盖自己的罪行和野心，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抵制叛乱、维持稳定的“有功之臣”。罗佩金将计就计，一方面任命李振邦为参议，要其集合现有部队待命；另一方面以招待“维持秩序有功人员”为名，专为李振邦摆设了一个“鸿门宴”。李振邦蔑视罗佩金身边无兵，傲然带着卫队赴宴。其实，罗佩金已伏兵庭前，见李振邦来了，就把他的卫队带到隔壁一室饮酒，留下李振邦与罗佩金对饮。酒过三旬，罗佩金一声令下，伏兵一跃而起，生擒李振邦，并于次日当众枪决。

　　罗佩金派人到各县张贴安民告示，取缔“哥老会”的“开山堂”，并把遗留下来的两个营进行整编，带往昆明，加入唐继尧的援黔部队。

　　滇南一带从而得以安定。

辛亥革命画卷中的玉溪之子（五）

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学：前排左二为朱德，左四为范石生（1918年摄于四川泸州）。

辛亥云南从军纪念章

辛亥护滇纪念章

朱德在昆明接见云南辛亥革命老人

　　 1  谢汝翼、李鸿祥率团援川

　　 “重九起义”之后，四川、贵州、西藏纷纷向云南求援，因为那些地方的革命力量还不足以推翻清朝统治，需要云南的军事力量去帮助他们取得独立。况且，北洋军西取太原，窥视秦蜀汉；西藏叛军数千人，已至察木多，逼近巴塘；英国也增兵入藏。如果四川被敌所占，既可扼滇黔之喉，又可拊湘鄂之背，四川岌岌可危。黎元洪和黄兴来电，催促云南出师援川。同时，四川民众也纷纷上书，为了早日实现共和，请求云南支援四川革命。于是，云南军政府决议援川、援黔、援藏。

　　蔡锷代表军政府任命谢汝翼为援川第一梯团长，李鸿祥为第二梯团长，两梯团长都是玉溪人。还有另一个玉溪人杨浚川也作为第二梯团参谋长，随李鸿祥援川。这两支部队，一支经昭通，向叙府进军；一支经贵州毕节，向泸州进伐。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浩浩荡荡开赴四川。在行军途中，他们严令部队执行蔡锷颁发的五条训令：守纪律、爱百姓、戒贪欲、勤操练、敦友爱。一路秋毫无犯，军纪严明，深得四川人民的爱戴。在援川战役中，谢汝翼和李鸿祥带兵有方，英勇善战，沿途击败了清军巡营以及各地土匪。他们在占领叙府以后，就转向自流井进击。自流井驻有川督赵尔丰的一个巡防营，资州驻有端方的一个团。赵尔丰的军队一与援川部队接触，就溃不成军，狼狈逃窜。正当援川部队攻下自流井的时候，传来了端方在资州被起义军杀死的消息。不久，四川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结束了几千年封建势力在四川的统治。

　　两支援川部队得胜而归，会师于嵩明杨林。谢汝翼与李鸿祥握手言欢，互致问候。第二天，两人并辔入城，受到昆明各界的热烈欢迎。

　　 2  玉溪之子成为滇军名将和治滇功臣

　　重九起义之后，云南军政府对原新军进行扩编，并建立了骑兵、炮兵、工兵和辎重营等特种部队，提升和任命了一大批来自讲武堂的青年军官。

　　在这个时期，罗佩金先后任云南都督府军政部总长、驻京军事参议、云南民政长（省长）等职。1912年10月10日，他在京参加国庆大典，被晋升为陆军中将。

　　援川返滇之后，云南全省军队统编为一个师，李鸿祥任第一师师长，管辖六镇六协一提督，全省巡防80营，又兼政务厅长，后接任罗佩金的民政长（省长）。杨浚川任第一师参谋长兼军械局长。谢汝翼被授予陆军中将，同时任命他为参谋厅长兼讲武堂校长。1913年1月，云南军政府又把各巡防营改编为第二师，谢汝翼任第二师师长。

　　郭运昌也因在重九起义中身先士卒，建立战功，逐渐从哨官（排长）升任陆军第七旅少将旅长。

　　蔡锷调任北京后，谢汝翼代理云南都督。

　　1916年，袁世凯窃国称帝，云南宣布独立，举兵护国。当时，护国军总司令是蔡锷，参谋长是罗佩金。金汉鼎、唐淮源同时随蔡锷第一军入川作战。出征时，金汉鼎任连长，唐淮源任副连长。由于他们指挥的部队能攻善守，屡建战功，金汉鼎从营长升任支队长、旅长，并与朱德、耿金锡和项泽光并称滇军“四大金刚”，直至后来被委任为滇军代理总司令、云南省代理省长。唐淮源也在护国战争中从营长提拔为步兵第五团团长，不久调任宜宾县长，接着升任第十五旅旅长。

　　护国起义前，郑开文参加了起义前的秘密策划，由讲武堂调入唐继尧司令部，并被任命为云南卫戍司令官，后升任师长。护国战争后，北京政府加衔滇军将校53人，其中，郑开文被授予四等文虎勋章，加陆军中将衔。唐继尧此时任命郑开文兼任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校长。

　　范石生也在护国、护法战争中，历任营长、副团长、团长，直至军长。在滇军入粤后，他拥护孙中山的政策，在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勋，被孙中山亲自授予上将军衔。

　　罗树昌在重九起义中荣立战功，受唐继尧器重，授上尉连长军衔。后参加蔡锷领导的护国军，屡建功勋，晋升为团长。此后被委任为大理镇守副使、维西镇守使兼滇西保安司令等职。在任期间，造福一方，滇西人民因此在太保山麓立有“中央陆军步兵少将罗树昌功德纪念碑”。

　　鲁子材在援川返滇后，任炮兵连长。后随护国第二军出征广西、广东，因擅长炮科，被誉为“神炮手”和“鲁大炮”，威震四方，战功显赫，被晋升为营长、团长，直至滇军第六旅旅长。

　　这些玉溪之子，在重九起义之后，不仅成为战功显赫的滇军名将，他们之中的谢汝翼、罗佩金、李鸿祥等人，配合蔡锷在行政上进行了若干重大改革。

　　云南人民在援川、援黔、援藏和后来的护国战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仅军费一项，云南以一省之财力支撑起庞大的战争开销，其压力之重可想而知。何况云南从清代末年开始财政一直入不敷出，军费一直靠四川、湖北、广东等省资助，当时称之为“协响”。护国起义爆发后，军费开支剧增数倍，征兵费、军火费、粮饷费、服装费等等，数额惊人，仅3120多名阵亡官兵的“运柩埋葬费”和1100多名伤员的“调养费”就急需108万元。有一段时间，为了保证战争顺利进行，不得不移用全省的教育经费，结果使许多学校被迫停课，中等学校放假达数月之久。在这种情况下，昆明各界群众踊跃捐款，出现了富滇银行一早开门上班，捐款的人就潮水般地涌进来，一直到晚上仍络绎不绝的动人情景。护国军总参谋长罗佩金深明大义，毅然两次捐款，第一次捐出了祖父遗产10余万元，第二次把他家的全部田产、房契交给唐继尧存于富滇银行作为护国第一军军饷，这样才使第一军主力两个梯团得以顺利出征。罗佩金的这一行动，成为护国战争中最动人的一个插曲。

　　罗佩金在政务会议上提出：“自府、州、县以下文官须考试录用。”为此，他们撤换了一批贪污腐败的县知事，任用了一些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制定了《云南文官试验暂行制度》，规定官吏一律要经过初、高等两级考试，择优录取。初等考试内容有国文、外语、中外历史地理、文牍等，高等考试内容主要是法律，有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经济学、财政学、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商法、国际法等。至于任用官员，也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规定。他们还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除旧习、兴时务，在内务、财政、教育、交通、矿业、农林等方面实施新举措。一切都在他们的手中变得很有秩序，富有成效。

　　除此之外，罗佩金还做了许多让人们永久铭记在心的好事。例如，为在重九起义中光荣牺牲的官兵收尸，把他们安葬在昆明西山。发丧之日，送葬者数万人，队伍长达六七里。他优抚烈属，为受难烈士铸造铜像，敬立于金碧公园，供全省民众凭吊。他亲自到官渡一带勘察水源，兴修水利，把那里改造成了一个美丽富饶的滇中“粮仓”。在面对法国人借口保护洋行而企图从越南入侵云南时，他不怕威胁，有理、有节地处置和平息了这一恶劣事件。

　　那时，还有一个让老百姓非常感动的重要措施是“节俭奉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削减公务员的工资。对此，大多数人反对，蔡锷真正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当然，蔡锷有办法化解这种“阻力”。他如同上战场一样，身先士卒，两次自减自己的工资。罗佩金积极支持这次减薪行动，带头响应蔡锷的号召，虽然他的官衔已是副都督，但他每月仅领薪俸60元，仅为原来薪水的十分之一，只相当于一个营长的俸禄。这在全国开了一个罕见的先例。

　　李鸿祥、谢汝翼也把四川军政府补助滇军的40万两饷银带回昆明，分文不少的交给云南军政府，作为创建富滇银行的基金，对此后云南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李鸿祥在任政务厅长和民政长（省长）期间，主持修建了云南省最早的公路——大观楼马路，同时还修建了大观楼和黑龙潭的亭台楼阁。他亲自整顿个旧锡业公司，设立矿业化验所和地质调查所，并邀请全国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到个旧调查矿产资源。他把全省划为6个教育片区，创设师范学校，培养小学师资，大力发展国民教育。除此之外，他还亲自主持考试，选派了63名公费留学生，其中留法的7人，留美的6人，留日的50人。这批留学生有的学理工科，有的学法政、经济、教育、医学、农业等等。他们学成归国后，对云南乃至中国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如留法学生熊庆来，在数学研究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不仅成为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和教育家，还是我国现代数学的创立者、开拓者和奠基者；又如留美学生缪云台，回国后成为云南著名的实业家和爱国民主人士，历任云南个旧锡务公司经理、国民党云南省政府委员兼农矿厅厅长、劝业银行经理、富滇新银行行长等职，解放后曾任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特邀顾问、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等等。

　　当然，作为一个玉溪人，李鸿祥对家乡也倾注了一腔热情。他在昆明主持修建了玉溪会馆，使旅昆同乡有了一个温暖的“家”。他还倡议把玉溪衙门旧址改造成新市场（现南门街北段），使玉溪州城多了一条繁闹的街市。诸如此类的有益行动，不胜枚举。

　　编辑：刘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