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3,5-二甲基苯甲酰氯:[转贴]我是“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唯一见证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22:09:31
我是“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唯一见证人
王广宇
怀仁堂1967年2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后来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不久，王力整理了一份怀仁堂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经过周恩来等人修改后，王力叫我将这个记录印发下去，大概只印十五份。这件事是王力交办的“绝密工作”，从抄写到排印、发送，始终是我一个人办的，办事组其他工作人员都不知道。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67年2月16日之后的一个晚上，王力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在场的还有关锋（通常情况下，不管王力还是关锋向我布置工作都是他们俩同时在场）。王力说，叫你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求很急，要严格保密，一切都由你亲自去办。说着，王力出示了一份有两、三页纸的记录稿和张春桥、姚文元给王力的信。
王力交代说，这是一份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稿，是我同春桥、姚文元回忆追记的，经伯达、总理修改后，现在准备印发有关同志。王力把纪录稿和张春桥给他的信一起给我看（此时张春桥、姚文元己回上海）。张春桥给王力的信中只说，看了王力执笔的这份记录稿，觉得大致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补充修改。并嘱王力把这个记录送伯达、总理过目后再发。
我翻看了一下王力执笔的这份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发言记录。记录稿主要是按发言次序记录了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和谢富治等的发言。记录还有另外参加人，他们是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原记录稿只在开头说“会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字样，但正文中没见有周恩来的发言。我看的这份记录稿是经周恩来、陈伯达看过修改后的稿子，但不记得有陈伯达修改的字迹，只是周恩来亲笔在记录稿上作了几处补充。周恩来的补充字数不多，都是加在发言中间的插话，我印象最深的一处是：当谭震林气呼呼地说：“我不干了，叫你们干吧!”拿起衣服和帽子就要退出会场，这时，周恩来拍了桌子严厉地说：“回来！坐下开会。”这段话王力的原稿未记，周恩来作了补充，还补充了几处字数不多的插话，内容记不清楚了，记录稿后边署名是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追记。
王力向我交代，要我把他亲笔记录的，经总理补充过的原稿重抄一遍，把原稿给他保存，用我抄的稿子去打印。他再次强调排字、校对、打印、发送全过程都由我亲自办。他叫我到记者站印刷厂找一个党员排字，排字、校对完，印十五份后，马上拆版。要排字工人严格保密，印好后按他给开的名单，由我登记发送。
晚上十点以后，我去到记者站印刷厂，这是个临时新建的小印刷厂，是从中办、中联部和《红旗》杂志印刷厂抽调来的熟练排字工人，专为印刷《快报》、《文化革命简报》以及办事组办的几个小刊物而设立的。我找到一位从中联部调来的五十多岁的党员老工人，向他交代这份绝密文件，要他亲自排。在排字车间，只有他和我两个人，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这位老工人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排完，经我校对后，印制十五份，当场拆了版。
我将排印好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十五份带回后，向王力汇报。当晚，王力给了我一份他亲自开列的发送名单，大约十来位，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部分参加会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还有没参加那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戚本禹等。第二天他又补充了几个人的名单。
我记得发完后，还剩下一、两份。王力说，剩下的文件和记录稿（我抄的那份）一律销毁。我当时想，以后万一他再要这个文件就麻烦了，想暂时留一下，就没销毁。我把排印原稿和剩余的几份文件以及发放名单一起装在一个保密袋中，放在我办公桌带锁的抽屉里。直到我8月31日离开中央文革办事组，这套材料都完好地保存在那里。如果后来江青一伙没有销毁它，如果最后中央文革办事组移交人作为重要档案交给了中央办公厅，那么，这套证据应是完整的。
2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和相关内容，办事组的工作人员无一人知道，我是唯一的见证人。因为从王力布置这件事的前后看，他是把这份记录稿当成绝密文件处理的，按他的布置，这份记录稿不会轻易扩散到社会，更不可能到红卫兵手里。我作为中央文革办事员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这方面的内容。只是在我被关押在监狱时，中央专案组要求我凡是王力、关锋、戚本禹交办的大小事情都要交代，因为他们做的每件事是阴谋活动。中央专案组逼供后，叫我把这些事都上纲成“三指向”（注：即清查“五一六”时给所谓“五一六分子”定的罪名：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指向人民解放军）。我照他们的要求做了，这件事的过程我在监狱交代过。
对这份2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稿，我的印象是，在会上谭震林、陈毅等同志因对中央文革在运动中打倒一切的做法表示出强烈的不满，言词中确有过激之处，比如谭震林要退出会场，陈毅对谭震林说：“别走！跟他们（指中央文革）斗。”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也说了些不满的话，譬如，李先念发言说：“把十几岁的娃娃打成反革命太过分了。”又如谢富治为中央文革辩护，陈毅说，“你谢富治不要和稀泥。”但主要还是对中央文革工作上的意见。作为党内的高层会议，同志间当面提提意见，发发牢骚，这是党章所允许的。即使意见不对，也可以反批评嘛。不知后来是谁把这个会议内容抖搂出来上纲成了“二月逆流”。
我不可能完全回忆起那份会议记录的所有发言，但从一些文化大革命“纪实文学”作品中所披露的发言主要内容看，大体上是不错的。但不准确和张冠李戴的情况也有。我认为把这些流传的东西作为历史的依据是不可靠的，最可靠的是查历史档案的原件。
王广宇
怀仁堂1967年2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后来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不久，王力整理了一份怀仁堂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经过周恩来等人修改后，王力叫我将这个记录印发下去，大概只印十五份。这件事是王力交办的“绝密工作”，从抄写到排印、发送，始终是我一个人办的，办事组其他工作人员都不知道。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67年2月16日之后的一个晚上，王力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在场的还有关锋（通常情况下，不管王力还是关锋向我布置工作都是他们俩同时在场）。王力说，叫你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求很急，要严格保密，一切都由你亲自去办。说着，王力出示了一份有两、三页纸的记录稿和张春桥、姚文元给王力的信。
王力交代说，这是一份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稿，是我同春桥、姚文元回忆追记的，经伯达、总理修改后，现在准备印发有关同志。王力把纪录稿和张春桥给他的信一起给我看（此时张春桥、姚文元己回上海）。张春桥给王力的信中只说，看了王力执笔的这份记录稿，觉得大致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补充修改。并嘱王力把这个记录送伯达、总理过目后再发。
我翻看了一下王力执笔的这份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发言记录。记录稿主要是按发言次序记录了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和谢富治等的发言。记录还有另外参加人，他们是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原记录稿只在开头说“会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字样，但正文中没见有周恩来的发言。我看的这份记录稿是经周恩来、陈伯达看过修改后的稿子，但不记得有陈伯达修改的字迹，只是周恩来亲笔在记录稿上作了几处补充。周恩来的补充字数不多，都是加在发言中间的插话，我印象最深的一处是：当谭震林气呼呼地说：“我不干了，叫你们干吧!”拿起衣服和帽子就要退出会场，这时，周恩来拍了桌子严厉地说：“回来！坐下开会。”这段话王力的原稿未记，周恩来作了补充，还补充了几处字数不多的插话，内容记不清楚了，记录稿后边署名是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追记。
王力向我交代，要我把他亲笔记录的，经总理补充过的原稿重抄一遍，把原稿给他保存，用我抄的稿子去打印。他再次强调排字、校对、打印、发送全过程都由我亲自办。他叫我到记者站印刷厂找一个党员排字，排字、校对完，印十五份后，马上拆版。要排字工人严格保密，印好后按他给开的名单，由我登记发送。
晚上十点以后，我去到记者站印刷厂，这是个临时新建的小印刷厂，是从中办、中联部和《红旗》杂志印刷厂抽调来的熟练排字工人，专为印刷《快报》、《文化革命简报》以及办事组办的几个小刊物而设立的。我找到一位从中联部调来的五十多岁的党员老工人，向他交代这份绝密文件，要他亲自排。在排字车间，只有他和我两个人，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这位老工人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排完，经我校对后，印制十五份，当场拆了版。
我将排印好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十五份带回后，向王力汇报。当晚，王力给了我一份他亲自开列的发送名单，大约十来位，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部分参加会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还有没参加那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戚本禹等。第二天他又补充了几个人的名单。
我记得发完后，还剩下一、两份。王力说，剩下的文件和记录稿（我抄的那份）一律销毁。我当时想，以后万一他再要这个文件就麻烦了，想暂时留一下，就没销毁。我把排印原稿和剩余的几份文件以及发放名单一起装在一个保密袋中，放在我办公桌带锁的抽屉里。直到我8月31日离开中央文革办事组，这套材料都完好地保存在那里。如果后来江青一伙没有销毁它，如果最后中央文革办事组移交人作为重要档案交给了中央办公厅，那么，这套证据应是完整的。
2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和相关内容，办事组的工作人员无一人知道，我是唯一的见证人。因为从王力布置这件事的前后看，他是把这份记录稿当成绝密文件处理的，按他的布置，这份记录稿不会轻易扩散到社会，更不可能到红卫兵手里。我作为中央文革办事员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这方面的内容。只是在我被关押在监狱时，中央专案组要求我凡是王力、关锋、戚本禹交办的大小事情都要交代，因为他们做的每件事是阴谋活动。中央专案组逼供后，叫我把这些事都上纲成“三指向”（注：即清查“五一六”时给所谓“五一六分子”定的罪名：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指向人民解放军）。我照他们的要求做了，这件事的过程我在监狱交代过。
对这份2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稿，我的印象是，在会上谭震林、陈毅等同志因对中央文革在运动中打倒一切的做法表示出强烈的不满，言词中确有过激之处，比如谭震林要退出会场，陈毅对谭震林说：“别走！跟他们（指中央文革）斗。”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也说了些不满的话，譬如，李先念发言说：“把十几岁的娃娃打成反革命太过分了。”又如谢富治为中央文革辩护，陈毅说，“你谢富治不要和稀泥。”但主要还是对中央文革工作上的意见。作为党内的高层会议，同志间当面提提意见，发发牢骚，这是党章所允许的。即使意见不对，也可以反批评嘛。不知后来是谁把这个会议内容抖搂出来上纲成了“二月逆流”。
我不可能完全回忆起那份会议记录的所有发言，但从一些文化大革命“纪实文学”作品中所披露的发言主要内容看，大体上是不错的。但不准确和张冠李戴的情况也有。我认为把这些流传的东西作为历史的依据是不可靠的，最可靠的是查历史档案的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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