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种玉米:新周刊：中国我的诗歌丢了

　　26年前的今天，24岁的合肥制药厂学徒工梁小斌发表的诗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表达了从十年动乱中走出来的一代青年的精神迷惘。

　　随后的整个1980年代，写诗是时尚，北岛是偶像，个个是愤青。面对一代人的迷惘与激情，诗歌扮演着启蒙者、思想者、抒情歌手、社交平台等多重角色，诗人成了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明星和社会精英。

　　不久前，被称为“梨花体”的诗人赵丽华的作品饱受争议和恶搞，令诗歌在经历16年边缘化之后，再次引起轰动效应──这次，诗歌成了一个笑话。

　　中国，“我”的诗歌丢了。那一代找钥匙的人，现在连诗歌都找不到了。

　　从表面上看，“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兴高採烈地诋毁诗歌”(邹静之语)；究其实质，是泛娱乐化的生活方式、网络时代的平等观念和解构本能、有诗人无杰作的诗坛名利场现状，共同将诗歌弃之荒野。

　　“诗言志”的“志”没了，诗歌失去了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力量。最能调动整个社会的力量，似乎只有面值10、50和100的小纸片。大人要求小童背诵唐诗宋词，自己却漤造人造景观。

　　在这个没有诗人或人人都是诗人的国度，诗成了多余的。

　　提出作大字插在文中：

　　泛娱乐化的生活方式、网络时代的平等观念和解构本能、有诗人无杰作的诗坛名利场现状，共同将诗歌弃之荒野。

　　中国，我的诗歌丢了

　　这是最好的诗意年代和最坏的诗人年代。物质丰盛，人心贫瘠，现在我们要努力适应1亿多人患有各种精神障碍疾病的汉语世界。

　　文/何树青

　　发行量一度高达74万册的《诗刊》、盗版了10年的汪国真诗集以及1980年代以来近百种诗歌流派所培养的百万诗人和千万诗歌读者，还活着。

　　诗歌也还在，在小学中学大学的语文教材里，在宗教的祷告中，在情人的耳畔，在博客和秘不示人的日记里，在诺贝尔文学奖普利策奖华语传媒诗歌大奖的颁奖典礼上，在大江健三郎小说写作的源头，在金庸的武侠情意里，在9在11之后和SARS之后疗伤的民众聚会里，在地铁和公交车里，在午后和黄昏的花园书卷里，在从几十人到三千人参加的诗歌朗诵会上，在论坛帖子的签名档里。

　　但是诗歌一度拥有的崇高和诗人一度拥有的尊荣，已经土崩瓦解。曾经风靡于大革命的前夜和广场、守候在个体心灵的软弱时刻的诗歌，已经一去不复返。

　　从表面上看，“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兴高採烈地诋毁诗歌”(邹静之语)；究其实质，是泛娱乐化的生活方式、网络时代的平等观念和解构本能、有诗人无杰作的诗坛名利场现状，共同将诗歌弃之荒野。

　　这是最好的诗意年代和最坏的诗人年代──诗意在物质消费和泛娱乐中横流，20亿条中秋节手机短信和“我是郭德纲”取代了“床前明月光”的诗意，豪宅的高尚广告和小业主的按揭现实取代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意。

　　中国，我的诗歌丢了。物质丰盛，人心贫瘠，现在我们要努力适应1亿多人患有各种精神障碍疾病的汉语世界。

　　──诗歌曾经代表着什么

　　诗歌只是众文体之一，却得到过超乎所有文体之上的青眼相加。不是因为诗人擅用回车键，而是诗歌一度扮演着最有效的“灵魂捕手”的角色。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直到现代诗，莫不如是。诗歌的权杖不在于它的象征系统和格律形式，而在于它总是个人灵魂的隐秘出口，呈现了每个时代最真实人性的清明上河图，世象纷然，人心赤裸，无所遁逃；并且，充满个性，不失优美。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雄心和境遇，20世纪的中国诗歌与反传统的社会变革是合拍的，诗人要有所建树，必要卸下韵文传统的重负──“中国的现代诗歌就根本上说，它是对古典诗歌的革命……诗人们试图在现代汉语和日常语言中找到一条新的道路，使诗歌可以更亲和地表达我们时代的想象力、存在状况和复杂感情”，2002年12月，于坚在瑞典奈赫国际诗歌节上说道。

　　有人形容20世纪是“汉语破碎的20世纪”，汉语写作经历了白话文运动的冲击、汉语罗马化的诱惑、“文革”的禁锢和现当代西方文学的强大影响。诗律与词牌犹在，但写作者已对此意兴阑珊。一部分作者如金庸即便在武侠小说里也保留“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的诗性，还把把14部小说的名字编成平仄对仗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更多的作者像古龙一样，成了古典诗性的破坏者和现代性的建树者。

　　到了今天，同样为了“更亲和地表达我们时代的想象力、存在状况和复杂感情”，在人们发现现代诗已经从口语化堕落到了口水化之后，于是撤消了对诗歌精英意识、权威姿态、贵族气息的敬畏之心，转而制造新的表现方式──广告文案、博客、动漫……诗歌被夺去了权杖。

　　──没有比扔掉诗歌更容易的事了

　　美国桂冠诗人比利利柯林斯把诗在现代生活中的角色形容为冰球守门员：“球场上守门员看起来孑然孤立，一旦对手想攻门取分击败我们，诗是最后一道守备防线。”但是，当月发行量1.1万册的美国现代诗歌协会《诗刊》杂志，在2002年获退稿作者鲁丝丝莉莉捐赠1亿美元成立诗歌创作基金会时，他又叫道：“诗歌一向被称为文艺界可怜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下中头彩了！”

　　2006年1月，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也宣布向中国诗歌界捐赠3000万元，其中，北大中文系新诗研究所和中国诗歌学会各得1000万元。

　　今天，中国诗歌不像冰球守门员，更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孙轶青说，中华诗词学会的10万会员与省级、市级和县级诗词学会的会员加在一起，中国已有100万诗人，每年至少有10万首新诗歌问世。2003年11月，韩国釜山东亚大学成立了中国现当代诗歌资料中心，似乎佐証了中国现代诗的价值。

　　但现实中，“诗人”作为嘲讽的称呼，在文化圈之外已达成可耻的共识。嘲讽诗人变得理所当然，谈论诗歌反倒可耻。如果你对一个有正当职业的前诗人提起诗，就好象是揭他的短。但凡以时尚、前卫、创意丰富、懂得享受生活自命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敢公然承认自己目前还在写诗、读诗。专栏作家的待遇比诗人高人一等，在三流报纸上写蹩脚新闻的通讯员也自我感觉要比诗人高级一点。

　　诗人的诗歌标准与公众的诗歌标准都在与时俱进，但公众的价值标准显然比诗歌标准走得更远：既然诗歌不能带来GDP、不能评职称、不能带去面试、不能带来高稿酬和增加收入、不能娱乐朋友、不再能讨恋人喜欢、不再能成为畅销书、不再能証明才华……简直一无是处，那么还要诗做什么呢？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智力游戏，今天的智力游戏与诗无关了。2006年9月30日推出的“手按键盘气自华”诗歌生成电脑软件，每天有近两万首诗歌生成，也与诗无关，只与恶搞有关。

　　──现在不流行诗歌，流行郁闷

　　诗歌不兴，但诗意横流。脱离了诗歌的诗意似有千百个化身，今天最大的诗意是生活方式的诗意，是对生活质量和娱乐的赤裸裸的追求，而非汉语的炫技。

　　诗意之外，还有心灵得不到抒发的郁闷，而恶搞是对郁闷的一种渲洩和抵抗。2006年10月10日是第十五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中科院院士贺林的盛世危言是：“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正无情地进入到了‘精神疾病时代’” 。

　　这是一组骇人的数据：目前，中国平均每100人中就有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各类精神障碍患者现已超过8300万人，以精神分裂症为代表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达1600万人，存在暴力攻击、自杀自伤等心理行为问题的儿童青少年已超过3000万人。《中华精神科杂志》总编张明圆教授推测“中国至少有1亿人患有各种精神障碍疾病”。与精神疾病和行为障碍相关的疾病负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在北京、上海、广州、大连这样的大中市，精神疾病患者能占到城市总人口的一成以上。

　　文/陈艳涛 图/ 宋朝

　　“中国的卡夫卡”，“一个仅剩下大脑的人”“2005年年度桂冠诗人”──顶着这些头衔的，是诗人梁小斌，几年前，他曾说过一句话：“诗，可能是温柔的，但捍卫诗歌的立场却是凶悍的。”这句话放在今天，却是恰如其分。像是一个预言。而其实，当时，或是现在，他都是作为旁观者，冷静地看一场战争，然后，给出一句评价，而已。

　　对于梁小斌仅剩大脑的那个评价，他有点疑惑地问：“你觉得有点可怕，是吧？”说话时，他的眼睛睁的圆圆的。又说起此前有南方某周刊记者採访他时，一再追问，咄咄逼人，他笑着，眨眨眼说：“好凶哦”。阳台上一盆红色花朵正怒放，问及花的名字，他一笑：“那是假花，别告诉别人啊”。他让门窗大开，阳光满室。“我没有岁月之感，只能长老，不能长熟。”

　　一个文学评论家说：一个人是如何一夜成名，又是如何销声匿迹、被主流社会迅速地“边缘化”的？梁小斌是一个例子。

　　是啊，早在1980年代之初，他的一首《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一夜成名，几乎成了这一时代的精神标签和代名词。不仅让中国“迷惘的一代”们找到了归属感，还为文人们提供了一种很奇特新鲜的、可以模仿的句式： “中国，我的……丢了”。“丢了”，成为解释那个和这个时代精神状况的关键词之一。

　　从1984年被工厂除名后，梁小斌一直靠阶段性的打工为生，前后从事过车间操作工、绿化工、电台编辑、杂志编辑、广告公司策划等多种职业。20年中生活屡经坎坷，但今天他却不愿意多说自己的个人经历。“作家有身世之感表面上没什么不对，但这会致命的影响到他的创作思想，如果深陷于自己的个人经历之中，那么，不论他的写作多么宏大，他的基本母题都还是渺小的。因为他的作品不是来自于对生活本身的认识，而是更注重自己的身世记述得是否饱满。”

　　“2006年的9月对诗人很重要，有的人一夜成名，有的人被恶搞。”诗人杨黎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如此感慨。9月30日，这场名为“支持赵丽华，保卫诗歌”的朗诵会上，梁小斌作为朦胧诗人代表第一个出场。52岁的他，据说“用洪亮的声音”朗诵了他的诗作《母语》。跟此后登台的那些或扎耳钉、或留奇异发型，更随意更松弛的年轻诗人比起来，当年曾得风气之先的梁小斌，无疑，已经显得很传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梁小斌明显有些不自信，“我朗诵什么，下面也没人听。他们认为我已经显得非常保守了，是吧？”但转瞬之间，他又释然了。“其实没必要让读者关心诗人在诗歌之外参加了哪些活动。诗人，就应该是匿名的，销声匿迹的。”

　　但显然，今天的年轻诗人们不会，也不可能响应他要“销声匿迹”的号召。恶搞赵丽华事件，裸体朗诵的行为艺术，与韩寒的骂战……硝烟四起。声势浩大到让基本上不上网的梁小斌，也大概了解了事情的所有进展。“当前的诗坛现状，就像一个桃核，没办法砸开。”

　　梁小斌不是第一次见识诗坛的纷争了。20年时间，让他作为旁观者和见証人，有机会经历了诗坛的种种内忧外患。比如1999年4月的盘峰诗会。那是一场关于中国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之争的鏖战，种种的热闹、激烈、愤懑，争执者的七嘴八舌，争论各方的一呼百应，都不亚于今天。有人评价说当年的盘峰诗会，捅开了当今诗坛的不止一个马蜂窝。凑巧的是，那一次的纷争里，沈浩波也算是一员勐将。

　　在盘峰诗会上，梁小斌自认不属于其中任何一方，“他们也不要我”──他自嘲说。

　　“每个人都有‘温柔’的权利。捍卫各自的诗歌立场和流派这种举动，永远是天经地义的，但如果这种捍卫活动越来越频繁，就会失去了诗歌本来的“温柔”精神和面目，就失去了诗坛存在的意义。”梁小斌觉得，这就像是一个人的爱情：一对青年人正在河边谈情说爱，突然有红袖章的人干预，于是双方发生争执，后来，这个人忘记了爱情本身，开始走上一条漫长的捍卫自己爱情权利的道路。诗人就正在走上这样的路：过于注重了争取外部世界的东西，反而忽略了诗歌本身的温柔精神。就是这一次，让梁小斌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诗，可能是温柔的，但捍卫诗歌的立场却是凶悍的。”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他的偶然一句话，却不经意间描述了中国新诗发展的现状，在很多人追寻诗歌的独立和个性的种种努力之后，事物却在静悄悄的走向反面：凶悍成了一切活动的主题，而不是温柔。

　　在那场保卫诗歌的朗诵会上，杨黎列出的邀请名单中包括了在北京的各个流派的诗人，也由此，让行外人见识了诗人有那么多、那么奇怪的分类，比如有朦胧诗人，有知识分子诗人、莽汉诗人、城市派代表诗人、口语诗人、下半身诗人、废话诗人，等等。分工之细，让普通人咂舌。对我的大惊小怪，梁小斌很不以为然：“诗人是可以分类的，放在哪个格子里自己也做不了主。”梁小斌是作为朦胧诗人代表参加的。顶着这个头衔多年，梁小斌自己还是觉得很茫然，甚至说自己从没想过“朦胧”这个称谓有什么意义。

　　“从一开始，我就没有资格做一个诗人。诗人这个称号，不是想要就能要，也不是别人把桂冠安在你头上就能成立。”

　　韩寒毫不留情的评价说“诗人本身就有点神经质，再玩下去就要变成神经病了”。梁小斌很坦然地承认，诗人是有神经质的一面。他的举动仿佛是给这句话做了一个注解，回答问题时，他会陷入长久的沉默和思索当中，有时候拿着一枝烟在屋子里四下走动，或是在静默中激烈地喃喃自语。和这样一个诗人待在一起，你会感觉深秋的感觉突然涌进来，有一阵阵寒意。“我们爱诗，但不爱写出这些诗的背后，那个人的疯癫和艰辛。”

　　长长的一段沉默之后，梁小斌的这句话，道尽了我们──作为诗歌和诗人的旁观和阅读者──的心思。

　　新周刊：从诗人是明星，受万众瞩目的时代走过来，到今天诗歌备受冷落，甚至嘲讽，你有没有过失落感？

　　梁小斌：诗歌在过去收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赞扬和今天收到异乎激烈的冷遇、嘲讽，这都是不正常的。我们今天对诗歌的嘲讽是由当年的不正常的赞扬而来的。为什么我们要那么激烈地嘲讽诗歌呢？因为当年对诗歌的赞扬也是不诚实的，带有功利性的，当诗歌的功利性价值好像失去了的时候，我们立刻就飞快地嘲讽起诗歌来。

　　新周刊：你怎么看这次网民对于诗歌的大规模恶搞和韩寒与诗人们的骂战？

　　梁小斌：伊沙、沈浩波是很有才华的，我也读过他们不少诗篇。赵丽华的诗有一部分我不喜欢，有些还不错。一个诗人的作品质量怎样，要由他自己来说，几乎每个诗人都写过质量差的，甚至与他的灵魂不相符的诗歌，比如我，写过一首诗《我是个国旗的护卫者》，当时受到了舒婷严厉的批评，这没有什么要掩饰的。但写了这个，也不能说我的诗我的人就坏到哪儿去了。当时的确就是那么想的。我认为，一个诗人的缺点最好让诗人自己说。

　　新周刊：如果诗人缺乏内省的精神呢？

　　梁小斌：诗人的自省能力是推动诗坛向前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力量，我承认，这很缺乏。

　　但我认为诗歌批评往往不能推动诗歌的健康发展，这是事实，很多诗歌批评也不是批评，而是诗歌攻击。还有一个大问题是：中国的新诗人们，包括我在内，有一个共同的毛病，之前，一直被所谓的诗歌标准不同而掩盖着。这就是迄今为止我们仍然在直奔主题。

　　一个人是否爱诗，决定不了一个人的灵魂高贵或是粗野。即使是在今天，很多人身上都还存有诗歌的情怀，即使是在那些不写诗的人身上也存在。但在我们诗人的群体内外，在写诗不写诗的人中间，有一个共同的毛病：直奔主题。诗人的确是要给人民大众提供精神食粮，但首先诗人又要作为人存在，社会没有形成良好的嗬护诗人的一个氛围，比如韩寒认为诗人都有精神病，诗人有精神病，这不假，但韩寒站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来指出诗人的这个状况？是以一种鄙视的态度，还是以一种人道的、医生的角度来看待？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个人是精神病就甩手走了啊。

　　新周刊：那你认为应该怎么样呢？

　　梁小斌：既然诗人是神经质的，就应该提供心理治疗、嗬护啊。作为诗人，当我们把一个精神上的产品拿出去时，那必须就是一个成品。而大众对诗人的理解，也要上一个新台阶才行，他们对诗的想象，如果太片面，只能导致诗的倒退，看不到好诗就急躁，就攻击诗人是个白痴，大众对诗歌的召唤，如果过于功利，过于急躁，就会招致诗歌的倒退，让诗歌的发展早早打上了句号。

　　新周刊：我记得你说过你是“天性不适合任何时代”的人，生活在今天的诗人，是不是感觉格外不适合？

　　梁小斌：只要是诗人，就适合于任何时代，时代能提供给诗人巨大的营养。中国唐朝最适合诗人生存，李白可以表达他仙风道骨的情怀，因为当时唐的体制和氛围可以容忍仙风道骨的存在。《诗经》里既可以有奴隶主狩猎的歌唱，也可以容纳奴隶对苦难生活的诅咒。在孔子看来，那都是诗。并不因为骂了奴隶主，诗就被删除了，这大概就是诗歌

　　坚持还是放弃，是挂冠而去呢，还是隐忍，等到荆棘刺破头颅，这是当下每一个有志的诗人都面临的难题。

　　他们曾经引领风气，现在更弄潮于时代尖端。在内心荒芜的时代里，他们向商业里寻求诗意。

　　诗歌之没落，成就了他们另一种天分的发挥。诗生涯，更让他们的商业有别样的灵气与创意。

　　分众传媒CEO江南春

　　从诗人到首富

　　文/朱坤

　　导语：诗人生涯赋予他出众的细节捕捉力与想象力，而这些足以让江南春相时而动，在商场无往不利。

　　江南春──这个有着风雅的来自宋代词牌名字的中国首富，是极少数现在还坚持写诗的CEO之一。

　　“注意看鸟儿/当它满足于飞翔/注意看河水/当它满足于流淌/然后你让更多的人/

　　注意看生命/在生长青草的土地/在飘满晚霞的天空/在吹过松树的风中/它在欢舞/

　　所以愤怒、悲伤和快乐/都在消失，只有一种更大的宁静。”

　　这首写于他大学时期的旧作，被他贴在了自己近期的博客上。你是否注意到：这篇更像是散文的诗作老是“注意”来“注意”去，却显露出他的一种习惯性动作与思维：总是在注意身边的什么。

　　同样地，今日中国新传媒的旗帜──分众传媒当初存在的基础就是来自江南春无意中发现的一份A C Nielsen的调查数据：以上海、北京、广州、成都四地为例，发现，每天人们上下电梯平均4-6 次，每次等候时间平均为2.4分鐘，每10 次等候电梯5-7次会注意收看分众的电视广告。这些细节处，正是今日江南春发家的基石。

　　抒情的效率

　　江南春高大，体型微丰、年过三十而依然单身。他的财富数字和感情生活一样神秘，事业上，他迅勐如虎，大张大合，突飞勐进，感情上，他纯情似水，“我的爱情在18岁至23岁已经完结，对我来说，爱情就是回忆。”。(有人问，他现在的择偶标准是什么？)”这个曾经出版过一本诗集《抒情时代》，喜欢结交文艺人士，喜欢用有节奏和有韵律的言语与人交谈，操纵着数亿十亿资金流动的“中国封面”，是否颠复了我们对中国豪富人士的想象？

　　“谁也达不到顶峰，除了那些把世界的苦难当着苦难，并且日夜不安的人。我想，真正的诗人大抵就是这样。他们携带着来自天上的秘密口令，怀中藏着武器，用脆弱的花朵抵御着现实的侵害。”

　　江南春坚持不把自己视为诗人，却以曾经的写诗生涯为荣。“我会用整个下午留心前桌的女生，并郑重地为她写下评语，在傍晚我通常都会鼓足勇气到学校舞厅涉足一场爱情或者被轻易地拒绝，无论怎样，待到月黑风高之时，我一定独自回到寝室，轻轻松松写起小诗。”

　　但在1990年代初的大学校园里，一首再深情的诗歌，对于女孩的吸引力，已经比不上一打鲜花、一枚钻戒或者一沓钞票。

　　后来江南春常戏语弃诗从商始于追女孩，或曰还债云云，问答两方，都哈哈一笑，没谁当真。难道当日他追女成功或身无负债，就没有今日之分众与江南春？不甘寂寞的人始终不会寂寞，喜欢被人关注的他，或早或晚，总要出头引人注意。昔日写诗、从商、创业乃至投身新媒体，他与时代的脉动无不契合。

　　商业的诗意

　　从诗人到商人，于他，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是在创造一件不一样的东西，而其中大的道理相差不大。写诗经历让我容易投入、善于思考更本质的东西，也更容易调动激情和创造力到自己喜欢的新媒体事业里面去。”

　　在江看来，做诗人和做商人有共同点，都需要激情和想象力。只不过诗人更感性一些，商人更理性。在他的言谈话语中，“创意”是提及最多的一个词汇。让他真正体会到创意带来财富的，是他的同乡兼密友陈天桥。“创意面前生意是不平等的，找到一个全新商业方式，你就会创造超额利益。”

　　谁说商业不需要创意？江南春正在用诗歌的方式来写PPT文档，“PPT和诗歌存在某种共通性──都需要借助最简练的语言来展现。”这是最基本的层面，在更高的层面之上，文学教会了江之怀疑和颠复性思考，而这些，是分众和江南春今日一切一切之源泉。

　　“每当清晨，我在睡梦中醒来，睁开双眼，就感到自己又重新复活，当我翻身下床，看见昨夜一首略带缺陷的诗还站在狂乱的句法中，我觉得那种感觉分明就叫做幸福。假如时光不使它流失，我相信它会更加纯粹。”

　　这篇写于10余年前诗集之序言，也正是今日江南春商旅生活之写照。他将与写诗同等的热情、创造力、能量投射于商业之上，或许，诗人江南春之不复存在，与CEO江南春的横空出世，都是中国之幸运。

　　合众保险公司总裁丁当

　　做诗人的体验并不真实

　　导语：他曾是强调反操作的行吟诗人，如今是拥有两万名员工企业的总裁；丁当选择放弃诗人的生命状态。

　　文/孙琳琳

　　现在看来，整个1980年代是中国当代诗歌的青春期，也是丁当的“怀春”时代。“翻翻以前的日记沉思冥想 /翻翻以前的旧衣服套上走几步/再坐到那把破木椅上点支烟/再喝掉那半盃凉咖啡”。这是丁当1985年的《房子》。

　　2006年10月11日午后，在北京朝阳门合众人寿总部，阳光离开丁当两面通透的办公室，只有风把百叶窗帘吹得啪啪作响。室内摆满了各式绿色植物，富贵竹、滴水莲、巴西木，巨大的芦荟。而他的座椅跟所有CEO一样宽大而柔软，案头摆满文件。

　　到今年10月，合众人寿已在全国12个省市铺点，有两万多名员工，在全国同类企业中排名第十。而一年前，这还是一个只有一二千人的小公司。

　　在所有转型的诗人当中，丁当算是最早也比较成功的一位。这与诗意无关。“作为诗人的一生，生命状态是飘的，而我借助职业牢牢抓住了大地。”这句话可看作是丁当人生转型的依据。

　　丁当的初次转型发生在16年前，“乘喷气机去南方”为深圳市政府创办了《投资导报》。 1990年秋天，丁当第三次来到深圳。此时北方已肃煞，而南方的夏日却没完没了似的。长途飞行之后，满眼长绿树木使丁当幸福起来。

　　这一次场景转换成为丁当人生的转折点。而这一来，他便不再是诗人了，离“痛苦的灵魂”越来越远。三年后，丁当加盟平安人寿保险，在这行一干就是13年。

　　丁当是做市场的好手，几年间，他从平安人寿深圳分公司总经理，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做到北区事业部总经理，再做到平安人寿副总经理。那时候他工作非常忙，写诗基本上中断了。“但我内心的诗意还在。”不同的是，他转而在德鲁克的管理学中寻求诗意。

　　用一段时间写诗而非一生，这是丁当的选择。82年大学毕业后，丁当在西安一家电子工业部属下的大型企业搞管理工作。此时，学管理、做管理的他似乎更热爱写诗。

　　就在这一年冬天，丁当结识了刚到母校陕西财经学院教马哲的诗人韩东。第一次会面在韩东狭小的宿舍，两个人围着煤球炉子谈了一晚。丁当形容当时的感觉是：终于找到组织了。“韩东奠定了我对诗歌的热爱。”

　　其后，随着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兴起，强调反操作的丁当也成名了。他与韩东、于坚等人一起创办了“他们”文学社，被誉为80年代最重要和最富有天才的诗人之一。甚至引出了一位冒名四处朗诵的“假丁当”。

　　丁当形容自己是一个骨子里好动的人。去年底，他放弃成为平安人寿总经理的可能，跳槽小公司合众人寿，重新投入一段“飘”人生。曾劝他改作导演的好友韩东，形容丁当的选择是蜕茧成蝶式的，有重大的人生意义。

　　诗意还在，它选择了生意

　　“年轻时做诗人的体验并不真实，现在的管理工作才让我感觉到生活的真实。实在的生活更有幸福感。”今天，丁当几乎从不提及自己的诗人经历，如果有人问起，他会不知如何面对，只轻描淡写的带过。“我的转型不仅仅是职务的转型，也是心理的转型。”丁当说自己跟诗人过的早就不是一个层面的生活，“毕竟那种角色在我身上已经褪色了。”

　　他不再翻阅自己的诗，办公室也找不到一本丁当诗集。

　　环境如此，以丁当为代表的转型诗人纷纷摘下桂冠，把冲动、激情和各种可能性变成职业的实在。而中国当代诗歌也被掰开了、揉碎了，融进赵丽华的“肉夹饼”里。

　　丁当现在的朋友大多是公司老总，虽然跟韩东等多年的好友也有频繁联系，但都只谈诗人不谈诗了。他更愿意把自己身上诗意的特质投射到工作中，给团队提气或注入激情。

　　他现在最想做一个好企业家，带领团队创造行业和市场的奇迹。而真要达到理想中的境界，仍需依赖理性与制度，而非诗意。丁当的目标是将合众打造成一个综合性的金融集团。这才是他字典里成功的含义。

　　“在商言商。”丁当说：“想想做诗人那十年，恍如隔世。”

　　《南都周刊》总编辑陈朝华

　　现实在一切之上

　　文/朱慧

　　导语：

　　一份报纸壮大了，一个诗人“死”了。南方诗人圈曾有人如此评价过陈朝华与他供职的南方都市报。

　　陈朝华，南方都市报早期元老之一，南方都市报副总编，如今还兼新创办的《南都周刊》的总编辑。在一个常规忙碌的傍晚找到陈朝华，谈到诗歌，他的表达开始让他整个人都松弛了下来。他说过，“我的内心永远与诗歌有联系，尽管1995年之后，我不再‘写诗’。”

　　曾经，在“第三代”之后的诗歌圈各种集体命名活动中，陈朝华常常不由自主地被预设或者追列为其中一分子。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陈朝华在《南方周末》做编辑记者的早期。从大学组织诗社开始，他与诗歌圈的一些朋友保持着比较密切的私人交往。

　　那时候大家都有一大段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进行阅读和思考，周末聚集在一起泡吧、喝酒、聊某些形而上的话题，聊各自的诗歌，或者直接拿出自己的新作，面对面恶毒吹捧或者无情抨击，那样的日子，那种对诗歌外在的狂热，陈朝华现在回忆起来几乎有点不可思议。

　　95之后，不再有诗

　　1995年，是陈朝华与诗歌十年缘分之后的一个转折。借助《南方周末》的媒体平台，他看到，自己的报道所能引发的社会影响，用新闻语言呈现的对真相的逼近与追问远远比诗歌更有力量也更有意义。诗歌对人性的真实体察和探究也许能走得更远，但毕竟太隐蔽而让人有虚无之感。陈朝华在《南方周末》为自己写过一句话：“人贵有自知之明，现实在一切之上”。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当一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各种新想法，可以通过人力的整合调配，以报道或者言论的方式表达或者传达出去，并且第二天就能在大众中产生反馈的时候，他体会到的是影响社会潮流的“力量”的快乐。

　　最近十年，陈朝华刻意回避诗歌圈的聚会，回避所有诗歌圈的活动，他不再发表任何诗歌(虽然如今发表诗歌对他而言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也不再买诗歌杂志，只是翻阅着朋友们寄来的自编诗刊。可是，他依旧“感激”诗歌。他认为，青春期，他找到了诗歌这种最符合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众人看到了他的价值。“是诗歌使我灵魂开窍，使一个乡村少年发现了自己对人生一种新的表达与眺望，使一个闭塞胆怯的生命找到了接轨当代中国文化逻辑和思想嬗变的通道。”

　　多年，陈朝华一直分管《南方都市报》的文化报道版块，他也一直努力把个人人文关怀的趣味与南都的办报理念进行有效互动，并通过打磨、整合一个精英团队去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版面、每一篇具体的文化报道的价值取向上，去影响更多的人。2003年，陈朝华努力促成《南方都市报》举办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希望恢复对纯粹文字的敬畏之心。

　　许多知名媒体的主要负责人青春时期都是与诗歌有关的风头人物，如果一定要找寻原因，陈朝华相信，诗歌通常能培养一个人的敏锐，激情，应变力与创造性，对表达准确的挑剔，而那些也许也是优秀媒体从业者所需要的。

　　“诗歌是很个人的事情”

　　“所谓成功”，也许很多人包括陈朝华自己都给自己这样一个认定，在最适合自己的道路上让自己的能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挥。陈朝华有点无奈地发现，对今天的自己而言，理想中的幸福是自己曾经梦想的生活──隔断所有的通信手段，做一方隐士，读书、写诗。但是，陈朝华知道，今天的忙碌是自己理智的选择，是自己性格决定的。

　　他曾经与朋友说过，“随着时光粗暴的推移以及现实坚硬的挤压，诗歌于我越来越像一块已经结了痂的伤疤，即使揭开，在想象中浸透的，也只是旧日的鲜血，而曾经视为精神粮仓的那种荣耀和热闹，早已一去难返了。”

　　然而回头去，每每收到当年诗歌朋友寄来的杂志和诗集，看到那些名字，陈朝华还是隐隐有微妙情绪的。毕竟比起媒体经营，诗歌是属于个人更永恆的作品，“如果一个人的诗歌语汇能道破这个时代的秘密，能发现当下生活最大的痛与快，那样的诗歌值得珍藏。”他羡慕那样的诗人和那样的作品。

　　他偶尔写日记，他的很多更为强烈而复杂的情绪，依旧会选择用诗的语言去记录，因为他始终认为诗歌是最准确而隐讳的表达。他并没刻意想要发表那些诗歌，只是认为那是个人的隐私，为自己记录下生活的瞬间，可以回忆。

　　“诗歌是很个人的事情。”採访尾声，他莫名地打印出来一页纸 ，那是写于2001年的一些诗句，仿佛却是一代诗人的告白：兄弟，这些年，这样的日子/所谓的理想与激情都是隐私/我已经习惯在繁华中消失/用一张张报纸隔离身体的孤独/兄弟，请容忍我从你们的视线淡出这些年，这样的日子/我已经不习惯舞文弄墨长歌当哭/即使看见和尚走上情侣路/也无法把我的郁闷超度。

　　诗歌丢了 诗意还在

　　“一个人仅仅拥有今生是不够的，他还应拥有诗意的世界。”在“那个”诗意的世界，诗歌是多余的；而在“这个”分裂的世界，我们一手抓着钞票，一手抓着诗的尾巴，尽量维持着某种平衡。

　　文/肖锋 图-

　　诗人“圣洁的城池”屡遭臭弹围袭。这次首攻的对象头顶着一个“国家级诗人”的帽子，而“国家级”也让两年前的赵忠祥吃尽苦头。“国家级”契合了个头越大、杀得血越多这个网游潜规则。守城者出城围殴敌方领军人物韩寒，却不敢直斥他所代表的庞大的80后大军，以及埋伏在网络各个角落里的老愤青、半老愤青们。网络愤青如蝗虫般，见神灭神，见佛灭佛。他们张开牙齿，利如剃刀，解构一切过往的所谓“光辉形象”。先是名人，然后是大片，现在是诗人们。他们不放过任何一次攻击的机会。如果破坏也是一种创造，那么恶搞是某种程度上的进步。

　　这正是传媒学者描述的网络具有的“推土机功能”。由众多网站愤青军团攒成的这部巨型推土机，没有那个个体敢惹，意在将一切移为平地，生成托马斯斯弗里德曼高歌称颂的“平的世界”。其目的是争夺话语权。20世纪80年代被视为神圣的，如今大多已经被解构或正等待被解构。这就是那个所谓的“八十年代”，一方面是有人死劲恶搞，另一方面是有人频频致敬，构成这个时代两股对冲潮流。

　　诗歌，丢了就丢了

　　代际冲突是全球化的潜在主题和最为精彩的戏剧。每个年代都存有“弒父情结”，文革不但弒父而且还杀亲。那时的“弒父”是由一位70岁的老人挥手发动的，今日的“弒父”看似是自发的，实际上也有导师，就是全球化和Internet。只是，今天的韩寒们比起他们上个世纪60年代那些戴红袖标的前辈们来讲，其暴力程度和血腥性不可同日而语，但在键盘上完成的这个“弒父过程”其颠复性却也同样彻底。

　　在新一出的“弒父”戏剧中，进攻方武器在网上，守城方武器在网下，所以难论胜负。只是，防守方太容易露出破绽，几乎处处是破绽。如果守城者的过往成长经验，基本被80后们看作是一个笑话，那么诗歌只是笑话的一部分而已。

　　古人言：“诗言志”，可60、70年代生人的那个“志”本身就显得荒谬可笑。凤凰卫视正热播《帝国斜阳──湘军》，过去被妖魔化的曾国藩们，经常是几千人对撼被神圣化的十几万洪秀全们，天京大战二万湘军对撼拥有洋枪洋炮的20万太平军。如果把军队比作企业，除组织化程度不同外，太平军的企业理念肯定出了问题──打仗是为了坐江山娶美女，天王洪秀全带头娶了88位美女，儿子9岁都娶过4位“妃子”。60年代生人，基本上就是听着诸多这类“笑话”长大成人的。如今“大英雄”都沦为“大笑话”，大理想成了大拧巴，何言志？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鸟儿，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声。新时代的鸟儿们根本不会把所谓神圣的东西死扛在肩上。他们痛快笑纳前辈们创下的一切成果，却毫无谢意。事实上，新时代鸟儿们以嘲笑老鸟儿们为能事。因为老鸟儿们挡了他们的去路，占了太多位置，阻止他们发声──当然，总有一天他们自己也会把持话语权，像他们今天的长辈一样，挤兑老的压制小的。

　　一个不信神佛只信自己的时代来临了，需要祭奠品。《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书中，作者马歇尔尔伯曼详细论述了现代性体验是怎样一个过程。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这并非马歇尔的原创。现在应该说，是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疯搞了或被搞疯了。西方现代化对神圣的解构历时百余年，而我们加速压缩，从王朔的“顽主”们至今天的韩寒们，不过十几年光景。同样是“去神圣化”过程，从上上世纪尼採喊出“上帝死了！”西方人走了一百多年。

　　过程的压缩导致完全不同的社会心态。西方人能安然享受代际流变的成果，小布什与竞选对手克里都读同一类杂志，《磙石》或《花花公子》，如今他们的反叛终修成正果，不是总统就是总统竞争对手，不是CEO就是COO。中国人的代际冲突则多少带着某种“死磕精神”，带着一种“急吼吼”的腔调，互不相让，苦苦相逼。从大场景上看，在这场代际争夺战中，诗歌的丢失只是副产品之一。就因为它是上一代人用的道具，新生代们用短信、流行歌、博客和QQ。

　　诗意，请妥善保存

　　新浪适时作了个“今天我们离诗歌有多远”的调查，结果半数人认为现在的诗“很漤”，另外半数以上者承认自己“曾写过诗”。只要分泌过荷尔蒙，谁没有胡写过两笔呢。曾几何时，诗人被置于社会职业声望列表的顶端，与科学家、文学家同享荣耀。那会儿，不懂诗、不懂存在主义就不是新青年，没女孩待见。这会儿，诗歌与时俱进，成功主义成为主流价值观，俘虏一切群体，诗人们自然不能免俗。诗歌捍卫者坦言“诗人现在都活得不错”，并无穷酸相。

　　一般而论，吃饱了撑着了之后才产生文化。按马斯洛“需求五层次”理论，诗这类文化产品属高层次需求。而我们的历史却証明越穷越写诗。“文革”诗、农民诗、改革诗，最兴盛时都是肚子没填饱的时候。等吃上小康之后诗情反而枯萎。只有靠商业伟哥来催大。所谓诗意，不就是小资情调嘛。

　　现在的小童，出生后接触的第一首诗可能是广告语，稍大点了进入动漫和游戏世界，无论如何也跟家长老师逼他们背的唐诗宋词对不上号，所以只有“口水直下三千尺”的乱搞。情景不同了，90后更对诗没了感觉。于是长辈们像美国作家尼尔尔波兹曼那样感慨“童年的消逝”。这是个没有神圣感的年代，连月亮都有人想着卖，诗歌自然随童心死去而消亡。公平地讲，实在没必要在一个乡村凋敝的时代去怀念那种逝去的农业文明的诗意。事实上，新一代生活在电子文明时代，有必要区分快世界的诗意和慢世界的诗意。因为毕竟，速度改变了一切。

　　问题出在“诗言志”的“志”没了，诗歌失去了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力量。最能调动整个社会的力量，似乎只有面值10、50和100的小纸片。我们在争艳着的翡翠、桃花、罗绮、云霞中寻找诗意，可谓是“烂极生春”(闻一多《烂果》)。大人要求小童背诵唐诗宋词，自己却漤造人造景观。我们就这样分裂着。诗，就像盲肠一样属于体内残留物。这种残留无处不在，像叫某某花园、某某山庄的楼盘，带“诗”字的化妆品、洗头水，等等。商家多是善于借“诗”还魂的高手。“生活，像那五彩斑斓的玻璃屋顶，玷污着永恆的白光……”

　　有评论说，穷人才“诗言志”，对富人，作诗只是打了个饱嗝。那么在80后们看来，60、70年代生人就是“穷人”。最早的情诗被视为泛化的前戏。80后们没有了前戏的必要，直接谈姿势或玩不玩SM。没有了仪式感，没有了崇高更谈不上悲壮。当然，诗意只能算作刻意制造的舞台效果吧。独立纪实片《八十年代荷尔蒙》就记录了这一群不需要前戏的一代人，他们所代表的快感文化、即时文化充斥着声像、荧屏及各类广告画面。没人关心这种快感长短或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他们宣称，对于60年代生人，性只是关了灯之后床上的事；对于70年代生人，性是尴尬的事；只有他们80后，性是超市里的货品，随手随处可得。艰忍，苦闷，然后酿造成诗。这个过程简直无法接受。

　　“一个人仅仅拥有今生是不够的，他还应拥有诗意的世界。”王小波难道是个苦中作乐的可怜虫？

　　上世纪，人类学家来到太平洋岛国，发现那里没有青春期。这对饱受力比多困扰的现代都市人，不啻是个理想国。“思无邪”，古典诗歌成为对那个伊甸园的怀念。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一位诗人迷途误入一个无忧国，乐不思蜀，但他的写作能力“退化”到每天只会写：“天真蓝，风儿吹过树林……”要知道他可曾是下笔千言的主儿。可到了无忧国却只会这两句。在这个没有诗人或人人都是诗人的国度，诗成了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