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品飞车哪一代好玩:李自成其人（下）七、饮恨九宫山

李自成其人（3）七、饮恨九宫山

 关于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结局，《明史》、《乾隆御批纲鉴》、《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等所有钦定正史唯有“通城”一说。鉴于“通城说”被“通山说”戏剧性地“更正”，兹根据“通山说”的一些所谓证据，谈谈我的一些观点；

一、“通山说”之所以能取代“通城说”，首先靠的是篡改文献。

如1956年的《历史教学》关于李自成墓葬的考证函件，在引用康熙四年《通山县志》时，说“李闯墓在九宫山下牛迹岭。顺治二年，贼败窜通山，六都人程九伯集众杀贼首于小源口，葬此。”并强调“修于康熙四年（距自成殉难才二十年）的”《通山县志》则早就记载了这件事情，并且记载得很详细而且具体，说杀害自成的是邑（恶霸）程九伯，程九伯是六都人，自成被害地点是小源口。（《历史研究》1956年第六期）其实，原文中并没有‘九宫山下’和‘自成’等字样，经某些人一掺假，就变成“最为有力”的证据，以致连郭沫若都不得不信以为真。

二、所谓“永昌马镫”和“自成佩剑”之类文物是虚假的，不能作为佐证。

1956年，《历史教学》编辑部在关于李自成墓葬问题的考证函中谈到：“相传道光年间，牛迹岭居民锄地发现一副马镫，上有永昌年号（自成建国大顺、年号永昌）；直到光绪年间，在通山还有自成佩剑藏九宫山的佐证。”有“永昌年号”也不能断定这是闯王遗物。东晋时也有“永昌年号”，而通山九宫山是因晋安王九兄弟在此山建九宫殿而得名，故此马镫有可能是晋王室的遗物。

后来，通山文化馆征集到一只有双龙衔珠装饰的铁马镫宣称这是“闯王遗物”。姚雪垠先生认为：“龙是皇权的象征，除非皇上，没有人敢用双龙衔珠的精七样式装饰马镫，踏在脚下，表示自己的身份。李自成是大顺皇帝，所以这是他的马镫无疑……不管如何，双龙衔珠的装饰就是铁证。”很显然，这个结论非常武断。因为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不仅仅是皇权的象征，而且是种吉祥物，不管是朝廷还是民间，用龙装饰的器物多得很（如鄂南的一种瓦棺必塑双龙衔珠，又如通城古代雕花大木床就有龙凤呈祥图案），好龙的叶公多得很。有哪个朝代的礼制规定只有皇帝才能踏这样的马镫？再说，李自成在北京登极后仍是毡帽箭衣，会特制专用马镫？

至于那把自成佩剑，姚先生说：“在解放初被县民兵大队姓苏的副大队长拿去，后来他调到别处工作，将宝剑带走，如今毫无下落。”请问，一位受国家调配的干部能查不出名字和去向？其非法私占国家珍贵文物能不追究？

如上述之类虚假的文物，还有“大顺皇帝李鸿基之墓”碑、《甲申弋闯志》、“九代祖考程公华楚老大人墓”碑等。前两项早被唾弃，后者也有必要点破一下。它假在哪里呢？假在碑右刻着：“妣陈氏改醮高湖朱姓”。试问：在推崇三从四德的封建社会，有将老祖母改嫁的事铭刻在碑的先例吗？用这样的“铁证”将“通山说”反复“锤定”，可堪一击吗？

三、靠“误”字不能圆通山说

“通山说”是靠“误”字堆成的。如说“通城是通山之误”、“李延是李自成之误”、“甲申是乙酉之误”、“军门终是佟岱或佟养甲或佟养和或罗绣锦之误”、“仲春是仲冬之误”等等。总之，凡不利于通山的文字证据，一概判为“误记”，（比如：所有殉难九宫山的证据都成了通山的专利，化不利为有利恰如遗山论文所斥之法。）。现海外华人出版的史书和历史教科书仍坚持“通城说”，凭一连串的“误”字来标新立异，能使普天之下的炎黄子孙达成共识吗？

四、李延不是李自成，而是李自成的部将，和大顺南召守将李延大可能是同一个人。

持“通山说”者，以康熙《通山县志》和《程氏宗谱》互相印证，说李自成在通山为程九伯所杀。恰恰相反，这两份原始资料只能有力地证明程九伯所杀的不是李自成，因《程谱》明白无误地写着程九伯所杀的是“闯贼李延”，而康熙《通山县志》只说“九伯聚众杀贼首于小源口。”“贼首”不等于李自成，李延更不等于李自成。不过，李延确有其人，这个名字不仅在通山的志乘中出现过，而且也在通城的家谱中出现过。《彭城堂金氏宗谱》康熙丙申谱序中记载：“李延、李自成流寇猖狂，其烧毁民居，也不殊秦火之虐焰，凡吾族之谱牒与应必谅公之绣衣、诰敕，藏于金轮寺之天棚者，尽为煨烬。”李延到底是谁呢？我认为很可能是大顺军在其老根据地伏牛山区的南召守将李延大。人们对“李延大将军”的称谓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李延是大将军；一种是“李延大是将军”。这样，人们就很容易将“李延”和“李延大”混淆。因为李自成称过大将军，所以，某县官就以此为契机，指鹿为马，将李延冒称为李自成。

五、第一个“通山说”者是清方首任通山县令，第一个否定“通山说”者是清方首任湖广总督。

费密所著的野史《荒书》是“通山说”的主要支柱。该书在叙述李自成的结局时写道：“自成独行至小月山牛脊岭，会大雨，自成拉马登岭。山民程九伯者，下与自成手搏，遂辗转泥泽中。自成坐九伯臀下，抽刀欲杀之，刀血渍又经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氏以铲杀自成，不知其为闯贼也。武昌已系大清总督，自成之亲随十八骑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人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

上述内容有很多不合情理之处。“殉难处”即是山岭，又怎么可能“辗转泥泽中”。自成在孤身奔逃时亦不可能刀入鞘。如果自成的亲随中真有出首者，出首者为何不随官行查，入山验尸？当然，文中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结合在《通山县志》和《程氏宗谱》，我们可以知道，程九伯和当地人并不知被杀者是谁，也不敢出认，只是由于三个月后到任的县官想邀功请赏，亲自入山，指鹿为马，“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怂恿他去武昌“献贼首、珠盔、龙袍”，从而泡制出了“李自成死于通山说”。

但是，当时的首任湖广总督佟养和却没有轻信县官提供的人证、物证，在验明正身后，立即将“通山说”枪决了，他之所以委程九伯当个德安府经历的小官，是因程九伯确实杀了一个了“贼首”，毕竟有功。如果程九伯杀的真是李自成，那总督一定会将首级示众，并立即上报阿济格和朝廷。因找不到李自成的首级正被朝廷“召而斥之”、“事觉认罪”的阿济格，此时岂有不鸣冤叫屈之理？朝廷对这位立下奇功的人物岂有不直接嘉奖之理？各地方官对这件名震朝野的大事岂有不庆贺之理？正因为“通山说”在当时就会被否定了，所以《通山县志》和《程氏宗谱》只能记“杀贼首”、“杀李延”，而不敢记被杀者为李自成。还有一点也不能不问：既然杀害李自成的凶手已暴露了，为什么牛迹岭一带的各姓家谱中没有闯兵报复的记载？

六、《纪灭闯献二贼事》的作者、《明史》总裁张玉书是由“通山说”、“东进说”者转变为“通城说”、“南下说”者的。

张玉书《纪灭闯献二贼事》详叙了所谓李自成东进九江，走死通山九宫山的过程。因此，持“通山说”者称此文为“记李自成死于通山的最可信的史料”（张国光《驳所谓李自成“退隐湖南石门夹山为僧”说》）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张玉书在总裁钦定《明史》时，通过去伪存真、挤水打假，否定了这些“最可信的史料”，得出了“自成走延宁、蒲圻、至通城，窜于九宫山”的正确结论。

张玉书作为一代文豪，当朝重臣，他的观点能左右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皇帝及历届编纂人员。如果他不将根据旧有传说写的《纪事》予以“注销”、“予以更正”，各种钦定正史能坚持“通城说”吗？同时，同治《通山县志》关于李闯墓的说明又加入了“相传”二字，这个转变是无缘无故的吗？

七、李自成放弃西安南下是一次战略性的大退却，目的是想到南明的后方去建立抗清根据地。其出武昌的诱兵先东进后南折，是想诱清兵将矛头指向南明福王政权，好坐山观虎斗，为主力南下和李过部东移创造条件。

为证明李自成走死通山，有些人从李自成进兵路线上作文章，说“自成到武昌，原计划顺流东下江、皖”，只因“谋顺流东下不果复回兵鄂南”经过九宫山，“其为东出通山而不敢南走通城”。其主要依据是阿济格在奏疏中说过，李自成“声言欲取南京”。

李自成是不是欲取南京呢？这要结合当时的军事形势，从战略上来分析：

1645年，李自成败退西安，清廷派出的多绎、阿济格两路大军逼近关中地区。李自成在打不赢的情况下，遂采取惯用的“以走致胜”的策略，放弃西安，率军南下，沿途调集各地人马一起“长征”，只重加强实力，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撤退从容有序，行动鬼神莫测。阿济格率军猛追不舍，但“不得自成所在”，摸不清大顺的主力在哪里，到处扑空，所占几乎都是空城，战线越拉越长，一直被李自成牵着鼻子走。李自成渡长江过牌州，在荆河口击败南明左良玉的马进忠、王允成部后，使“武岳大震”。这时，武昌左良玉部面临清军和大顺军的双重威胁，“左帅恐，不能不徙”，就以“清君侧”为名，率部离武昌东下，有意让大顺军去武昌充当挡箭牌。而自成却想引祸水东流，在进驻武昌后，不仅改县名、设县令，“运铜炭铸永昌钱”，还暂驻老营于此，派刘宗敏等重臣调集船兵，“声言欲取南京”。

清方以为武昌“自成贼巢在焉”（《满州名臣传》卷九路会列传），不顾一切地猛扑过来。李自成则派一支诱兵大张旗鼓地水陆并进，以诱清兵东进去和南明福王政权火拼，然后坐山观虎斗。清军果然中计，“亦分水陆两路蹑其后”，穷追猛赶。李自成的诱敌之师却采取“分兵定所向”、“以迂为直”的策略，有计划地分批登岸南折，并给清方造成一种“兵尽力穷”的错觉。诱敌之师且战且退，大部分在道士袱、富池口等处陆续登岸，到保安、金牛间集结，与从牌州转移过来的主力会师，然后经咸宁、蒲圻过通城。诱敌的先头部队虚晃一枪后，也在九江以西突然弃舟南下，经瑞昌、武宁、进入宁州。东进的诱敌之师决不会真正攻九江、南京，和南梦庚、袁继咸的重兵纠缠，自投多铎、阿济格的罗网。李自成南下的意图是想深入到南明福王政权的后方去，在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建立新的抗清根据地。

八、通城是李自成在南方开辟的抗清根据地的中心，是李自成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地方。说通城是李自成在南方开辟的抗清根据地的中心，主要依据是：

1、所有饮定正史都肯定李自成的最后落脚点是通城。

2、顺治《通城县志》康熙增刊和同治《通城县志》都记载：大顺军在通城建立了地方政权，委派了县令汪一位。汪一位是有史记载的大顺军设立的最后一位县令。这说明，通城是李自成称帝以后最后行使皇权的地方，是他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地方。

3、王夫之《永历实录》中载：“自成既东渡，南望大江沧莽，山川缪错，卒不知所向。惟见（虏）骑西来，则益东走，遂由巴陵北境奔入江楚界，南渐浏阳，北迄通山，东抵宁州。鸟惊兽逸，掠食千里。武岳间居民惊贼猝至，亦不知所自来。五月，自成至九宫山，食绝，自率轻骑野掠，为土人所杀……”，这段话为通山说者一再引用，我们却正好从中看出：

自成东渡南望是想继续南下。东渡南望之外的长江流向是由南往北，即当年孔明借东风的赤壁附近的牌州，他是在北处决定“所向”，“遂由巴陵北境奔入江楚界”。巴陵北境即巴陵与蒲圻、浏阳、通山、宁州的中心。假设江楚界是指的通山九宫山，那东抵的不是宁州而是武宁，南渐的不是浏阳而是宁州。

4、《永历实录》还载：“李自成渡江（如）入无人之境，由蒲圻走死九宫山……”这不仅说明通城一带敌人兵力空虚，而且可和正史印证，李自成由蒲圻进入通城的路线不会有错，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不会有错。

5、《延陵堂吴氏宗谱》记载：“乙酉夏五月，闯兵踞扎通城数月，合邑民室，尽为兵室。”可见，大顺军驻通城的兵力相当多，必定是主力部队。

6、《通城县志》中不仅是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的详细记载，还有李自成本人活动的记载，如：“薄刀仑，义口图。明末被流贼李自成挖断”。而通山的旧县志中找不到“李自成”三字。

7、记载李自成死于通城的外县志乘不少，计有《米脂县志》、《武昌县志》、《江夏县志》等。

8、通城临近各县的志乘中，进通城的大顺军被称为“闯贼”、“闯兵”、“流贼”，出通城的大顺军则被称为“李闯溃贼”、“闯贼余党”、“部贼”、“李自成余党”，现各举几例如下：

光绪《武昌县志》：“乙酉，闯贼肆掠……贼复由保安来袭”；光绪《咸宁县志》：“咸非用武之地……闯贼亦恣蹂躏”；同治《崇阳县志》：“陈效源，居方山下。顺治乙酉，闯贼窜崇”（方山：蒲圻经崇阳过通城的捷径）。

光绪《巴陵县志》：“李自成渡江，由蒲圻走死九宫山，其部贼数十万大掠巴陵……其酋一只虎由通城入巴陵……”；《宁州县志》：“顺治二年五月，李闯溃贼数万，奔入宁境……”；同治《平江县志》：“国朝顺治二年五月，流贼李自成余党大掠县境……是年五月，贼酋刘体纯自武昌入县北乡（按：平江北乡与通城接壤），七月贼酋吴汝义自宁州入县东乡，据黄龙、幕阜、东阳诸山（按：黄龙山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处，主峰在通城境内），又有田酋（按：田见秀）以是月入据中洞等寨”（中洞在通城县城与平江县城之间）；同治《临湘县志》：“顺治二年五月，闯贼余党走湖广、江西，其酋一只虎引贼众由通城入巴陵，有巴民率乡勇御之，贼遂分其众数万，屠洗乡村。”上述情况与《明史·何腾蛟传》所说的“李自成毙于九宫山，其将刘体仁、郝摇旗等以众无主，议归腾蛟，率四、五万人聚入湘阴”的记载相吻合。

由通城走湖广、江西的大顺军都成了余党、溃贼，这不是说明李自成已死于通城吗？大顺军的主要将领刘体纯等都由通城走湖广、江西，并各有人马数万，难道还能说李自成和大顺军的主力没到过通城？

9、“顺治二年六月，大清取通城，安官三次，土寇三逐。”（《延陵堂吴氏宗谱》）。大顺军在通城驻扎到九月，而清军在次年二月才能进入通城。此时，李三捷的部队还在通城坚持抗清，兵败以后，仍游击于药姑山区（见《通城县志》）。象这样坚决抗清的事例全国有几个？如果没有大顺军的组织发动，没有大顺军作坚强后盾，抗清根据地的人民能取得连续的胜利吗？

九、所谓李自成进入通山的地点，各种假设都不能成立。

持“通山说”者非要将李自成死于通山而后快，但又在李自成进入通山的地点上各持已见。

李文治先生认为自成是谋顺流而下不果回兵鄂南经过通山九宫山，对《明史》的“走咸宁、蒲圻”的说法没有提出异议，步其后尘者则附和说“只不过是把县名搞错了”，由于蒲圻和通山不接壤，所有此路不通。

柳义南先生不同意李自成部队由武昌东进九江转入通山的观点，但还是想钻入通山，说：“五月初四日，李自成率大顺军离金牛、保安进入通山九宫山”，根据来源于《蒲圻县志》的这段记载：“乙酉闯贼来……（李侍义）率乡勇逆战于大田畈。贼溃走，生擒数人磔示之于花路亭。贼屯黄茅山、杨林诸处……贼大惊，散渡临湘河而南。”他“按大畈是金牛与通山之间”，作出大顺军由金牛入通山境内的结论。他这样推断是没想到《蒲圻县志》记的是蒲圻的事，更不清楚鄂南有很多相同的地点，如蒲圻和通山都有“大田畈”和“杨林”。但将全文连贯起来看，发生战斗的杨林、大田畈附近还有黄茅山和花路亭，这些名是通山所没有的，尤其是“散渡临湘河而南”，更不可能发生在与湖南临湘无边界的通山。志书中的大田畈不是金牛、通山间的大畈，而是蒲圻县西南的大田畈。因此，这段记载只能证明李自成所率的大顺军由蒲圻大田畈及临湘河进入通城。

童恩翼先生认为，李自成率部由武昌兴国州，“目标方向是由此进赣西北，以从瑞昌，武宁、宁州沿着幕阜山脉南麓进入湖南平江、浏阳地区”，否定了“大顺军东下要占领江南”①的说法。但他转来转去还是让李自成在通山九宫山下的李铺陷入了清兵的包围圈。至于从什么地点进入通山的，还是没说清楚，因他从这一带的地方资料中同样找不到李自成及大顺军进入通山的依据。又，从武宁往宁州，本有路可走，何必去行高山鸟道。

智夫成先生认为：“向湖南进军一由九江以西经兴国州，至九宫山。”理由是《满州名臣传》中，有清将湖沙等人追击李自成“东至九江口”，又“追败之于九宫山”的记载。湖沙等人自我标榜的话经不起分析。当时的九江还在南明手中，李自成的兵在“九江以西经兴国”跑了，湖沙等人误入九江口，还能“追败于九宫山”吗？

姚雪垠先生则有独特的文学创作构思：“李自成继续往东逃，又在桑家口和九江附近两次被清兵追上，船只完全被清兵夺去，他仅率很少数残兵败将折向南去，在赣西北修水县（明为宁州）境内与白旺相遇。白旺劝其留在军中，自成不肯，率领很少人马由横路（镇名）转入通山境内，可能是企图到蒲圻一带寻找部队，不幸死于九宫山下……”

同时，他还根据赝作《戈闯志》锤定“李自成牺牲于顺治乙酉五月初二日”。②这段故事作为文学范畴是无可非议的，但置之于史学研究中，则是于史无证，于理荒谬，纯属虚构。在人数和时间上与《通山县志》“顺治二年五月初四，闯贼数万人县”的说法难以偶合。在进入通山的地点上，九宫山在宁州北面，欲去蒲圻，必定偏离大方向，犯路线性错误。在此，我想提醒姚先生一下，《修水县志》有载：“顺治二年乙酉（五月十下）……三元命一老力者，摇铃于市曰：‘都来看，三日后有好事显现’……三日后，果闯寇破城，屠戳殆尽。”按时间推算，大顺军五月十五日才破宁州城，李自成是何时在宁州境内和白旺相遇的呢？
   更为离奇的是毛彦斗的新发现：李自成“由兴国州游屯至江西”，并在“距九江四十里许”处，由太平山进入通山县境。其主要依据是《荒书》所云：“大清追李自成至湖广，自成尚有残兵三万人，令他贼统之，由兴国州游屯至江西。

自成亲随十八骑，由通山县过九宫山即江西界。”这段胡编乱造的情节荒涎无稽，李自成岂有将三万人交他人统之，由兴国去江西而自己带十八骑分道扬镳去数百里外之九宫山的道理？毛彦斗大概觉得李自成脱离大部队不安全，就让他一起“由兴国州游屯至江西”，“复取道太平山西去”进入通山县境。其资料来源有三：一是同治《武宁县志》载：“五月，闯贼余党步骑数万，由湖广兴国抵县……驻营五日，复取道太平山西去。”二是《太平道谱》记：“当时自成剩残兵数十人，意欲上太平山西去。”二是《太平道谱》记：“当时自成剩残兵数十人，意欲上太平山扰乱。忽见一仙家立在云端，异样形容，红光万道，挡住去路。众残兵……各叩头仍转来路而去。”三是从太平山发现的《茅田重修族谱序》云：“顺治乙酉三月，闯贼扰境，由湖口渡江南遁，越九宫奔四川，官兵追之。五月初四日，兵马数万绎集里中……”上述引文中，“闯贼余党”非李自成本人；因太平山处幕阜山脉东段，“取太平山西去”，必定是入宁州（修水）；仙家挡路乃是神话，况且李自成等仍转来路而去；“越九宫奔四川”是张献忠的事，与李自成无关。

十、阿济格的奏疏假话连篇。阿济格和何腾蛟两份奏疏中九宫山肯定是指通城。牛迹岭不属通山九宫山。

记述李自成死事最早的历史文献是阿济格的奏疏。可这份奏疏假话连篇。他说：“大败贼兵八次，贼兵尽力穷窜九宫山”事实上，他自出西安一直找不到大顺军的主力，所占的几乎都是空城，大顺军不但未到兵尽力穷的地步，反而在行进中集中兵力，壮大了队伍。阿济格真正的战果是“追至贼老营”，而这是因“霪雨连旬”，“忽狂风聚起，对面不见”，老营的老弱病残掉队所致，“此固天亡之也”。

关于李自所的死事，阿济格说：“随于山中遍索李自成不得，又四出搜缉，有降将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识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他上报的情况显系根据降将、俘虏的口供发挥出来的，并有意含糊其词、混冒图功。前面的“随于山中遍索”，说明已占九宫山。后面的“俟就彼再行察访”，则是“等到了那里以后再行察访”的意思。其实，这个九宫山远在通城，他一时去不了。如能“遍索”、“搜缉”、“往认”，那即使“尸朽”，搜缉者也能取到龙衣、佩剑之类的物证，往认者也能验明死者的特征，围困者也能说出死者的模样。如果李自成不是自缢死，而是被程九伯等人所杀，那清方一定能在朽尸处找到立功者，使程九伯成为头号新闻人物而名扬天下。

“通山说”者公认：“记述李自成殉难经过最详实而可靠的，是明方总督湖广四川云贵两广军务的何腾蛟。”③我认为，何腾蛟奏疏里所说的九宫山只能是通城九宫山。他的实据是归顺他的大顺将领众口一词：“（李自成）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不意伏兵四起，截杀于乱刃之下，相随伪参将张双喜系闯逆义男，仅得驰马先逸，而闯逆刘伴当飞骑追呼曰：‘李万岁爷被乡兵杀死下马，二十八骑无一存者。’一时贼党闻之，满营聚哭。”通山的九宫山“排空叠嶂，鸟道萦盘”，能“驰马先逸”、“飞骑追呼”吗？显然不能。以这个奏疏来论证李自成死于通山，必定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还必须指出的是：所谓的通山李闯墓在牛迹岭，牛迹岭属大仰山，不属于九宫山。大仰山与九宫山之间还隔着太阳山。大仰山比九宫山要大，太阳山比九宫山要高。从牛迹岭到九宫山脚下有四十多里。旧县志所载“通山县总图”也标得很清楚，各山的范围都明确。光绪《九宫山志》说得更清楚：“大仰、太阳二山在九宫山西，为九宫来龙”，也就是说九宫山是大仰、太阳二山的去脉。大仰、太阳二山不可能是九宫山的支脉。有人说牛迹岭是九宫山系统中的一个小山，或说成是九宫山的支脉，这是不切实际的。但又有人解释说：“人们历来总是习惯用一座名山来概括其周围的地区。”便如‘井岗山的斗争’、‘战斗在太行山上’等等。因此，从广义的角度说，牛迹岭属于九宫山山区。④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妥，因为九宫山不具备概括大仰山的资格。只有幕阜山可概括幕阜山脉中包括九宫山在内的所有山，我们可以说李自成殉难于幕阜山，绝不能说李自成殉难于通山九宫山。

十一、通城的九宫山否定不了，也贬低不了。

“通山说”能取代“通城说”，一条主要理由是说：“自成殉难于九宫山是没有问题了，问题在于九宫山属于那一县管辖”，而“通城并无九宫山”。⑤按照他们的逻辑，山外不能有山，更不能叫九宫山，通山九宫山是皇帝老子，其它山都是避讳。当通城九宫山的存在实在无法否定时，便说通城的九宫山是罗公山的别名，并在引用《通城县志》时，将原文“九宫山：白沙图，锡山东支，一名罗公山。”改为“锡山一名罗公山，一名九宫山。”似乎这么一倒置，什么账只能记在“罗公山”本名上，否则就是冒名顶替，可以不认账。同时还说：“即使该县确有一个叫作九宫山的小山存在，但外地人有谁会关心这个本来处于山区的通城县这个很小的山呢？”

为了贬低通城九宫山，有的人竟故意混淆“九宫山”和“李闯墓所在地”的概念，说通城‘李墓’所在地，距县城只有数里之遥，高出地平线不足十米，广阔百亩许，如果吴伟业进行过实地考察，决不会写出那个‘通城击’吧！我认为，“通城击”是吴伟业苦心求证的产物。如果不作苦心求证，吴伟业也许会去附会那座有名的九宫山的。天下七十二道教圣地中之所以有通城九宫山而没有通山九宫山，这是因为“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通城的九岭山比通城九宫山还要小，比江西的九岭山更是小得多，但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却是举世瞩目的战场，世界各大报几乎每天都要报道“九岭前线讯”。后者能根据大小去断定“九岭前线”在何处吗？江西的九岭山能以大灭小吗？

我主张李自成的结局宜以钦定正史为准，并不是说钦定正史绝对正确，不能修改。只要有真凭实据，可推翻包括正史在内的一切文献。但是，关于李自成的结局问题，目前任何一说都没有充分的令人信服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继续维护正史的地位。①——⑤见《李自成殉难于湖北通山史证》

王戎笙《李自成结局的由来与发展》（以下简称《发展》）一文，就李自成结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力主李自成于顺治二年四五月间遇害于湖北通山九宫山说，反对其他任何说法。他认为：李自成兵败遇害在清初三十年内已成定论；各种史书对李自成死事记载岐异的问题，到清末已基本上考证清楚。通读全文不难看出，作者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凡是主张李自成死于通山的，都是学风比较严谨的；凡是持李自成禅隐石门的，都是“推论太多，想像太玄”；凡是认为李自成死于通城或其他地方的，不是由于当时学术界还没有考证清楚，就是未做专题研究，沿袭旧说。

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原因，《发展》从内容到态度，都不像是一个研究报告。我们作为课题组的成员，明确表示不同意这种做法。通山说有史料记载；通城说有史料记载；石门禅隐说不是空穴来风；其他说法亦非凭空捏造。对这个问题，确实要首先端正学风，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加以分析，有哪些材料是可信的；哪些是不可信的或有疑点的；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应当容许并欢迎各种不同观点继续展开讨论，以利逐步缩小差距，最终求得比较一致的认识。这里，我们仅就李自成是否死于通山九宫山提出一些看法。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

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是《发展》一文的中心和关键所在。也是作者立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因为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各种说法都是多余的。为了论证这个基本观点，作者在第一节，不仅根据清朝和南明皇帝的诏令及其文臣武将的奏疏、清政府的战略部署、大顺军将士的“口述”历史和大顺军的军事政治行动、外国人的记述等诸多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而且经过筛选，选用了近二十种史学著作，用以证明李自成的的确于顺治二年四五月间，死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

今将《发展》第一节所引用的史学著作中有关李自成死事的记载排列于下（先后次序有所调整），看看是否足以证明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

费密《荒书》：（顺治五年）大清追李自成至湖广，自成尚有贼兵三万人，令他贼统之，由兴国州游屯至江西。自成亲随十八骑，由通山过九宫山岭即江西界。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散。自成独行至小月山牛脊岭，会大雨，自成拉马登岭。山民程九伯者，下与自成手搏，遂辗转泥滓中。自成坐九伯臀下，抽刀欲杀之。刀血渍又经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姓以铲杀自成。不知其为闯贼也。武昌已系大清总督，自成之亲随十八骑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入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

文秉《烈皇小识》卷八：三桂复以清兵掠陕西，逆成尽出锐卒迎战，大败，刘宗敏、田见秀等皆死，逆城（成）乃弃西安，由商雒入郧、襄，渡江趋武昌，逆成屡败，之后每行军，大队在前，己率数十骑在后。一夕，大风飞沙，对面不相睹，逆成同行二十八骑趋通山，登九宫山，乡兵遇之，乱刃交加，遂剁逆成于马下（编者按：《烈皇小识》说李自“城（成）乃弃西安”前“刘宗敏、田见秀等皆死”，显然与史实不符。刘宗敏是顺治二年四月下旬与清军在武昌之战中负伤被俘后被杀的。田见秀等是顺治二年五、六月份，李自成在通城九宫山殉难后，由通城入湖南，被南明总督何腾蛟招抚。八月，田见秀等又接受湖广总督佟岱的招抚，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田见秀、吴汝义八月十二日给佟岱（即佟养和）的禀帖。十二月，田见秀、吴汝义与李过合营反清。顺治三年二月初四日，田见秀等被清军打败后率所部五千人投降。四月初三日，清庭以田见秀、张鼐、吴汝义等系“穷而来归，降叛反复者”，命勒克德浑悉杀之。所以说《烈皇小识》记载也不太可信。）。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三十一《李自成传》：自成于（顺治二年正月）十三日出（西安）东门至兰田，由商州龙驹寨走武关，以入襄阳，妇女细弱冻死于七盘岭者甚众，宋企郊等道亡去。时左帅良玉已率众南下，思俛依献忠，而献忠已入蜀。武昌虚无人，自成偕其妻高氏、李锦、李过、妻之弟高必正，皆肺腑戚，诸将田见秀、袁宗第、刘体仁、刘芳亮、张鼐、吴从义、牛万才等，众尚数十万，分为四十八部，奄有荆州、襄阳、德安、承天四府守之。北师南下，移居武昌，改江夏为瑞符县，设伪令，运铜炭铸永昌钱。初意夺舟取宣歙，临发而暴雨烈风，阴霾四塞，乃于四月二十有四日改从金牛、保安，走延宁、蒲圻，过通城，命所部先行。通城有九宫山（一名罗公山），山有元帝庙，居民赛庙，合盟捍御勿后。自成时以二十骑为诸军殿，骑休山麓，自成单鞭直蹑庙伏谒，有所祷，不即起。诸赛疑非其乡之人，或为盗，夺荷插，碎破其首。见腰下有悬玺，且重袭非凡，大骇疾走去。二十骑迹之知状，兄子一只虎过以衮冕葬山麓，众遂奉李过为首

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九《通城击》：自成至武昌，左良玉时已率兵南下，武昌虚无人。自成偕其妻高氏、李锦、李过、高必正、皆肺腑戚，诸将田见秀、袁宗弟、刘体纯、刘芳亮、张鼐、吴从义、牛万才等犹从之，其众尚数十万，分为四十八部。居武昌五十日。改江夏为瑞符县，设伪令，运铜炭铸永昌钱，谋夺舟南下，取宣歙，曰：西北虽不定，东南讵再失之。将发，而阴霾四塞，暴雨烈风，旗枪尽折。乃以四月二十四日，改由金牛、保安，走延宁、蒲圻，沿道恣杀掠，过通城，命其下四十八部先发。自成令严，兵行无敢返顾者，通城有九宫山，一名罗公山，山有元帝庙，山民赛会，以盟谋捍卫闾井。自成止以二十骑殿，又诃其二十骑止于山下。而自以单骑登山，入庙见帝像伏谒，若有物击之者，不能起，村人疑以为劫盗，取所荷锸碎其首，既毙而腰下见金印，且有非常衣服，大骇，从山后逃去。二十骑讶久不出，迹而求之，则已血肉脔分矣。

冯苏《见闻随笔》卷上：自成至武昌，左良玉时已率众南下，武昌虚无人。自成偕其高氏，侄李锦即李过，妻之弟高必正，及诸将田见秀、袁宗弟、刘体纯、刘芳亮、张鼐、吴从义、牛万才等犹从之。其众尚数十万，分为四十八部，居武昌五十日，改江夏为瑞符县，设伪令，运铜炭铸永昌钱。谋夺舟南下，取宣歙，曰：西北虽不定，东南讵再失之。将发，而阴霾塞，暴雨烈风，旗枪尽折，乃以四月二十四日改由金牛、保安，走延宁、蒲圻，沿道恣杀掠，过通城，命其下四十八部先发。自成令严，兵行无敢返顾者，通城有九宫山，一名罗公山，山有元帝庙，山民赛会，以盟谋捍卫闾井。自成止以二十骑殿，又诃其二十骑止于山下。而自以单骑登山，入庙见帝像伏谒，若有物击之者，不能起，村人疑以为劫盗，取所荷锸碎其首，既毙而腰下见金印，且非常衣服，大骇，从山后逃去。二十骑讶久不出，迹而求之，则已血肉脔分矣。

同书卷下：左兵东下甫浃旬，闯贼十万众，自陕溃入楚，掠武汉而东，衔左兵之尾，大兵追闯者又数万，水陆踵至，计自荆河至皖城，数千里间，接阵格斗，纷拿散走。四月，良玉与黄得功战，大败，师溃芜湖之荻港，后数日，良玉死，其子梦庚以父降。闯贼被追，会大雨四十日，百川涨溢，贼败，所在积尸成邱，李自成仅引数骑驰入九宫山，居民白捧击杀之。五月，大兵略定武汉诸城邑。

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剩事》：（顺治二年三月）命李过守营，自以轻骑抄掠。至武昌，左良玉兵已去，唯存空城，住五十日，清兵日近，势不能留。夏四月癸丑朔，乙丑扬州破，督师阁部史可法死之。闯贼欲东下，发兵，阴霾四塞，暴雨烈风，旗枪为折。庚辰，至蒲圻，沿道杀掠。闯贼令严，军行不敢反顾。通城有九宫山，又名罗公山，上有真武庙。闯贼自以二十骑殿，过山下止从骑，独身登山，见像下拜，若有物所击，久不能起，村民方赛神，疑为盗，击以锸，首碎，搜之，见里衣非常，又有金印，大骇，散走。从骑待久，登山求之，已死，杀近山居民。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李自成之乱》曰：我大清兵既定三秦，下河南，入楚取荆、襄。李自成南奔辰州，将合张献忠。献忠已入蜀，遂留屯黔阳。部贼亡大半，然尚拥众十余万。乏食，遣贼将四出抄掠，黔阳四境鸡犬皆尽。川湖何腾蛟进攻之。自成营于罗公山，倚险筑堑为久屯计。势弥蹙，食尽，逃者益众。自成自将轻骑抄掠，何腾蛟伏兵邀之，大败，杀伤几尽。自成以数十骑突走村落中求食，村民皆筑堡自守，合围伐鼓共击之。自成麾左右格斗，皆陷于淖。众击之，人马俱毙，村民不知为自成也。截其首献腾蛟，验之左颅伤镞，始知为自成。李过闻自成死，勒兵随赴，仅夺其尸，灭一村而还，结草为首，以衮冕葬之罗公山下。贼诸将奉李过为首，改名李绣，渡湖入险山中，后改名李赤心。群盗俱散亡。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十三《盗贼列传》：满洲兵既定三奏，下河南，入楚取荆、襄。自成奔辰州，将合张献忠。献忠已入蜀，遂留屯黔阳。部贼亡去大半，然尚拥众十余万。乏食，贼将四出抄掠，黔阳数百里鸡犬皆尽。川湖总督何腾蛟进攻之。自成营于罗公山，食尽，自成以数十骑突走村落中求食，村民皆筑堡固守，合围伐鼓共击之。自成麾左右格斗，皆陷于淖。众击之，人马俱   ，村民不知为自成也。截其首献腾蛟，验之，左颅伤镞，始知为自成。李过闻自成死，勒兵至，夺其尸，灭一村而去，结草为首，以衮冕葬之罗公山下。贼诸将奉李过为首，改名李绣，渡湖入险山中，后改名李赤心。未几，贼皆散去。

彭孙贻《平寇志》（即《流寇志》）卷十二：自成入山村，坐野庙（九公山），衣沾濡，人马饥困。从骑大呼父老子弟，李万岁父避兵至此，急来救驾，不失封侯。……乡人奋庙，杀贼骑十余。自成力斗脱身走，行收散亡，稍稍集，间道渡汉阳，走荆州与李过合营。将奔献忠，献忠已返川中，遂留屯黔阳。时田见秀亦死，诸伪官俱亡去。贼帅惟刘宗尧、李过、牛佺、任继宗、刘体仁、杨彦昌、辛思忠等相从，众尚十余万，军中乏食，遣刘宗尧以骑兵二千渡江，掠江南、湖北以给军；遣杨彦昌以步兵抄近境，黔阳四境鸡犬皆绝。川湖总督何腾蛟屯辰州，大集兵攻自成。自成势弥蹙，食尽，逃者益众。自成命李过守山赛，自将轻骑抄略，何腾蛟伏兵邀之，贼大败，杀伤几尽。自成与众相失，以数十骑突走村中求食，村民皆筑堡自守，见零骑入，合围共击之。自成驰射挥左右格斗，时积雨，骑陷淖不得驰，村民锄梃奋击，人马俱毙，不知为闯贼也，截首献腾蛟，验之，左颅伤于镞，始知为自成，飞书奏捷。李过闻自成败，勒兵驰救，夺其尸，结草为首，加衮冕，葬罗公山下。诸贼奉李过为主，改名曰绣，即一只虎也。奉高氏渡洞庭，踞验山中，后改名曰赤心，群盗多散亡。

又：拜鹃山人《见闻实录》卷十二，所记与《平寇志》卷十二内容相同。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三《李自成死罗公山》：自成与李守及骁将数人，率兵十余万，自河南至湖广，欲合张献忠。渡江抵辰州，知献忠已入川，遂驻黔阳二十里外，宏光元年正月下旬也。居二十日，百姓苦之。自成闻何腾蛟兵将至，入山阅视要害，见罗公山险峻而广大，遂分结三大营于其下，为久驻黔阳之计。但兵饷无两月支，命刘宗尧等率兵二千，渡江往豫楚界郡县劫粮；命辛思忠、杨彦昌率兵二千，于湖广沿江府县劫粮。一夕，自成方寝，大呼曰：杀、杀、杀，我不惧汝。窦氏惊问，自成曰：适梦坐北京殿上，忽见崇祯皇帝与范景文、倪元璐、汪伟、吴襄、周遇吉等数十人欲执予，予相振而醒。窦氏曰：勿异也，疑心暗鬼耳。自成甫睡，复梦如前，见文武叱声如雷，乃寤。次日，得疾。李过日过候，由是与窦氏通。自成病益笃，夜半连呼云：皇帝幸释我，遂死。李过以帝礼葬之。其时，大清朝有贺表，谓病故也。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七《何堵章列传》：……会左良玉死，南都继陷，梦庚降。李自成渡江，入无人之境，由蒲圻走死九宫山。

同书卷十三《高李列传》：……自成东渡，南望大江沧茫，山川缪错，卒不知所向。唯见口骑西来，则益东走，遂由巴陵北境奔入江楚界，南渐浏阳，北迄通山，东抵宁州，鸟惊兽逸，掠食千里。岳、武间居民惊贼猝至，亦不知所由来。五月，自成至九宫山食绝，自率野掠，为土人所杀，过等追及，良久乃知之，益恇惧不知所为。

郑达《野史无文》卷七《西南死事诸臣传.何腾蛟传》：（顺治二年三月）左兵东下甫浃旬，闯贼十万众，自秦溃入楚，掠武汉而东，衔左兵之尾，大兵追闯者又数万，水陆踵至，计自荆河至皖城，数千里间，日接阵格斗，纷拿散走。四月，良玉与黄得功战，大败，师滞芜胡之荻港，后数日，良玉死，其子梦庚以父兵降。闯贼被追，会大雨四十日，百川涨溢，贼败，所在积尸成丘。李自成仅引数骑，驰入九宫山，居民用白棒击杀之。

蒙正发《三湘从事录.跋》：闯逆授首，死于九宫山村民之手，率士痛愤，于兹稍快。

佚名《思文大纪》卷四：（隆武二年正月）时闯贼李自成为清所迫，走居鄂地；风霾警之，又遁入九宫山，余党十万悉为伏兵所诛，自成自刎。湖广总督何腾蛟疏闻，以摇旗有指示之功，故特以“永忠”之名赐之，俾知犯上者必正天诛云。

李自成其人（4）史书作者的政治思想倾向

（二）

透过以上史料记载，有几个问题什得注意和进一步探讨：

第一，史书作者的政治思想倾向。

上列各种史书的作者均为当时的官僚文人，他们立场鲜明，都是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仇视起义军，仇视李自成，恨不得李自成早受“天刑”，（就连说李自成当了和尚的何璘也不例外，而他却认为李自成未死，到石门夹山寺当了和尚，这是很有趣的事），“彼杀君后，毒生灵，上天震怒之日久矣”（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九）；“俾知犯上者必正天诛”（佚名《思文大纪》卷四）。这种明显的政治倾向，强烈的报复心态，在他们的著作中必然会有所流露、反映。这是我们在分析、研究李自成归宿问题时必须注意的。

第二，清初很少有人说李自成死于通山。

上述所引用的史料，均出于清初人之手。在这些史料中，通山九宫山说并没有为多数人所认可。按照《发展》提出的选用史料的客观标准，在其第一节选用的近二十种史学著作中，称得上“当地人记当地事，当事人述亲历事”者，充其量只有二种，即：王夫之的《永历实录》和蒙正发的《三湘从事录》。其中，《三湘从事录》一书，《发展》引用的是跋文。此跋为无名氏所撰，不知其为何时、何地、何人。其他各书只能说是“当时人记当时事”。

根据这些史书所记李自成的死地，大体上可以分为五类：

第一类，通山九宫山。有《烈皇小识》和《荒书》两种。

第二类，通城九宫山。有《罪惟录》、《绥寇纪略》、《见闻随笔》、《怀陵流寇始终录》四种。

第三类，黔阳罗公山。有《明史纪事本末》、《石匮书后集》、《平寇志》与《见闻实录》、《明季北略》五种

第四类，九宫山。有《思文大纪》、《野史无文》、《三湘从事录》、《永历实录》四种。

第五类，黄州。有《粤游见闻》一种。

《发展》说：对李自成死事，各书“记载歧异，正好说明并非同出一源；如果众多记载出现惊人的雷同，那至是应该怀疑一下，是否出自同一祖本，互相传抄，这样的记载，歧异虽然是少了，但可信的内容却不多”（第12页）。我们通过比较发现：

第二类四种，内容和情节完全相同，可以说“出现惊人的雷同”；第三类前四种，所记的内容和情节亦完全相同，只是文字上略有差别，也可以视为“同出一源”。尽管如此，我们并不以为他们是互相传抄，或是毫无新意的低水平的简单重复。因为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史料记载中，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第四类中的“九宫山”应为何处“九宫山”？《永历实录》卷七说：李自成“由蒲圻走死九宫山”。将这句话和《罪惟录》、《绥寇纪略》、《见闻随笔》诸书说的李自成“从金牛、保安，走延宁、蒲圻，过通城，通城有九宫山，一名罗公山”，以及《怀陵流寇给始终录》说的（顺治二年四月庚辰）李自成“至蒲圻……通城有九宫山，又名罗公山”，互相对照一下，我们以为王夫之所说的李自成“由蒲圻走死九宫山”的“九宫山”，似应为通城九宫山，而非通山九宫山。《野史无文》说的“李自成仅引数骑，驰入九宫山”的“九宫山”，是指通山九宫山，还是通城九宫山？查此书所记：“四月，良玉与黄得功战，大败，……李自成仅引数骑，驰入九宫山，居民用白棒击杀之”一段，与《见闻随笔》卷下所记一字不差。而《见闻随笔》记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

《三湘从事录》跋文所记之“九宫山”，如前所述，此跨非蒙正发所撰。蒙正发是崇阳县人。说“崇阳与通山又是邻县”（第5页），这是对的，但只说了一半，崇阳与通城也是邻县，通城也有九宫山。跋文中的“九宫山”，可能是通山九宫山，也可能是通城九宫山。（编者按：综合《三湘从事录》、《崇阳县志》、通城《京兆堂黎氏宗谱》记载：楚督何腾蛟由崇阳走长沙、图恢复，督令赴援。隆武元年乙酉十月既望，崇邑诸生蒙正发与叔父上和诸同志，拥邑令李方曾起勇来就。清军从连河岭入崇，上和被擒不屈死，正发妻方氏死之。蒙正发同李方曾、孙嗣济夜走邑西摩旗峰，三日不得食，黑夜走通城，匿黎时生家（在通城大坪，距离九宫山约20公里），黎时生举家赀授何助军饷。蒙正发、李方曾、孙嗣济、黎时生等间道由通城达长沙投督师何腾蛟行营。没有史料说蒙正发到过通山，那么蒙正发说李自成死于九宫山，应是指通城九宫山。何腾蛟在《逆闯伏诛疏》中说“营内有臣晋豫旧治之子衿氓隶，亦无不众口同辞。”应是出自崇阳县令李方曾、举人蒙正发、通城黎时生等人之口。）

至于《思文大纪》，虽然说“李自成遁入九宫山”。但其所记与他书明显不同，令人怀疑；“余党十万悉为伏兵所诛”，自成自刎。“是否有过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战斗？何腾蛟的部队何有这样的战功？

在上列清初十六种著作中，明确记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的，只有《烈皇小识》和《荒书》两种。我们对这种情况所持的态度是：一不以数量多少论是非；二对少数人的说法，必须进一步加以考证。其中，《荒书》所记问题尤多（将在后面加以说明）。

第三，关于通城与通山。

《发展》一文，在彻底排除各种说法的同时，自始至终守住两道关口：一是李自成死于顺治二年四五月间；地点在通山九宫山。“是谁把通山误成了通城的呢？傅燮鼎指出是清初吴伟业。吴伟业最早在《绥寇纪略》中记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以后诸书沿袭其说”。看来吴伟业是“通城说”的创立者。但在第6页又说：“吴伟业的通城说，很可能来源于此”（指冯苏《见闻随笔》卷上）。吴伟业的《绥寇纪略》，辑于顺治九年（1652年），刊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冯苏，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其《见闻随笔》一书，刻于清初。由于具体时间不祥，我们不敢妄断是谁最早提出“通城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傅氏所说的吴伟业把“通山误成了通城”，是没有根据的。究竟是吴伟业“把通山误成了通城”，还是有人以为“九宫山”就只能是“通山九宫山”，而没有同时想到“通城有九宫山，又名罗公山”？对于这个问题《发展》是这样说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问世的《小腆纪年附考》，是“一部著名的研究南明史的重要著作”。“此书取材，博涉南明野史62家，并旁搜各省府县志及诗文集有关资料。凡有记事错出互异，随条考证，以证传闻讹谬”（第13页）。对于李自成到底是死于通山九宫山、还是通城九宫山，“从徐鼎的《小腆纪年附考》开始，才明确认为‘以二十骑趋通山之九宫山’”（第13页）。对《小腆纪年附考》这部著作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就其对李自成死事的记载这一点而论，新鲜的东西并不多。此书卷十是这样记载的：

自成至武昌，左良玉已率众东下，城虚无人。自成与其妻高氏、李锦、李过、高必正，偕诸将田见秀、袁宗第、刘体纯、刘芳亮、张鼐、吴从义、牛万才等犹从之，众尚数十万，分为四十八部，居武昌五十日。改江夏为瑞符县，设伪令，运铜炭，铸永昌钱。谋夺舟南下取宣歙，曰：西北虽不定，东南讵再失之。将发，而阴霾四塞，暴雨烈风，旗枪尽折。又连为王师所蹙，自成益疑惧，一夕，拔营起，谋据湖南，命四十八部先发，而自以二十骑殿，趋通山之九宫山，乡兵遇之，乱刃交加死。

徐鼎在写这部著作时，已见过包括《绥寇纪略》在内的清初以来出版的各种有关李自成死事的书籍。我们把这段文字与其他著作，互相对照一下，发现从“自成至武昌……旗枪尽折”一段，与前面提到的187年前刊行的《绥寇纪略》卷九《通城击》，以及其他许多著作，完全相同。后面一段除改“通城”为“通山”外，也没有多大差异。在清初顺、康年间的史书中，多把李锦与李过误为两人，而冯苏在《见闻随笔》中已作了纠正，说“李锦即李过”。《小腆纪年附考》还是误为两人，可见并未做什么考证。

通山九宫山说认为：“徐鼎是第一对李自成死地、终年作出精密考证的史学家”（第24页）。我们无意贬低他的学术地位。但不能为了证明李自成已死，就不顾事实，说他是“第一”加“精密”。其实，他说“自成之死在四五月间”，不过是综合前人的说法。他是不是第一个对李自成死地作出精密考证的呢？我们还是用《发展》自己说的话来回答：“说来也奇怪，最早就九宫山是在通城还是通山作出正确结论的，倒是夹山‘禅隐’说的创始人何璘”（第35页）。事实的确是这样。何璘说：“李闯之死，野史载通城罗公山，《明史》载通城九宫山，其以为死于村民一也。今按罗公山，实在黔阳，而九宫山在通山县，其言通城皆误也。”

何璘做出这个结论，显然是受到《明史·地理志》等书的影响。

《明史》刊于乾隆四年（1739年）。该书卷四十四《地理志·湖广》载：

通城，在武昌府西南。“南有锡山，旧产银锡。北有陆水，自巴陵县流入”，没有提到锡山下有“九宫山，一名罗公山”；通山，在武昌府兴国州西，少南。“东南有九宫山，宝石河出焉，下流于富水”。

《明史》刊行十一年后，何璘依据《明史》，说“九宫山实在通山县”，他没有说“通城有九宫山，一名罗公山”。在何璘做出上述结论一百一十一年之后，徐鼎在考证李自成死地时，说：“《广虞初新志》引歙县江昱云：“闯贼之死，野史载通城罗公山，《明史》载通城九宫。今按罗公山，实在黔阳，称通城误。《明史》之九宫山，又在通山，因通城而误。”徐鼎这段话，完全来自何璘的结论。

又过了二十一年，光绪八年（1882年）傅燮鼎提出：“今合众说观之，九宫当以通山为确”。其根据，还是上面那段话：“《广虞初新志》引歙县江昱云：‘闯贼之死，野史载通城罗公山，《明史》载通城九宫山”。考罗公山实在黔阳，称通城误。《明史》之九宫山。又在通山，因通城而误。“李自成是推翻明王朝的大顺军最高统帅，并在山海关战役之后在北京即皇帝位。他是否死了，死在什么地方，无疑是当时国人所关注的一件大事。《明史》篡修诸公，明明知道通山有九宫山，为何仍要记为通城九宫山。这个问题值得认真思考。《发展》第31页说，通山说学者认为，《明史·李自成传》第一稿出自毛奇龄之手，第二稿由王鸿绪撰写，最后又对王鸿绪稿做了删改。

毛奇龄《后鉴录》卷五说：何腾蛟屯兵辰州，攻自成。自成退营罗公山。大饥，令李过守营，而自引轻骑掠食，为村民打死。想必毛奇龄写的第一稿不大可能明确记为通城九宫山，为什么经过多人改写，最后定在通城九宫山。可见，《明史》对这件大事的记载，不是某个人随意守夺的。

在徐鼎之后，仅据《发展》提供的资料，道光《澧州志》，光绪三十年（1904年）《米脂县志》，1944年《米脂县志》，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1917年出版的《清史论》，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以及萧一山的《清代通史》等史籍，还是认为通城九宫山。难道他们都没有研究，都是沿袭旧说？《发展》又说：“虽然清代和民国的许多学者，都先后考证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但由于吴伟业的《绥寇纪略》记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而清初的《通城县志》又因袭此说，《明史·李自成传》也因袭此说。由于《绥寇纪略》成书于顺治初年，离李自成死时不远；而吴伟业又是清初文坛领袖，名气很大；《明史》为官修“正史”，《通城县志》又成书于顺治初年，影响大，流传广。由于种种原因，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的说法，为后世众多学者所沿用（第34页）这些理由说得可谓充分、全面。原来“后世众多学者”对李自成问题都缺乏研究，只认得《绥寇纪略》、《明史》和清初《通城县志》。和吴伟业同时代许多名家的著作，清初成书的《通山县志》，对他们丝毫没有影响。这实在是一件怪事。

《发展》为了证明李自成已死，举出清初一部又一部著作。并说这些著作，有的记载如何详细，有的如何重要，有的还是出自抗清领导者之手。还说：“记载李自成死于顺治二年的史料，都是史学界公认的研究清初史（或南明史）的重要史料，是当时人记当时事的可信史料（第8页）。而就在其第一部分所列举的这些“可信史料”中，除《烈皇小识》和《荒书》之外，没有一个说是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的，多数都记载死于通城九宫山。如果按照作者提出的标准，《荒书》记于顺治五年，可否列入“公认的”“可信史料”之内？对此，《发展》第一、二稿说：费密“这一记载的最大失误，是把把李自成之死，系于顺治五年”，这次第三稿改为：“费密把李自成之死系于顺治五年，显然不确，很可能是错简。但目前尚难肯定，存疑待考”（第5页）文章改动，看法变化，无可非议。既然“目前尚难肯定，存疑待考”。

那么，人们对费密这一记载的真实性打个问号，也是很自然的。《荒书》说：“由通山县过九宫山岭，即江西界”。这话地理概念没有错。但《发展》为了证明“自成逃遁，现在江西”和说“李自成逃到了九宫山岭，是同义语”，在《阿济格奏疏考实》一文（第9页）说：我们课题组于1996年9月22日上午登九宫山时，“一会儿走在江西，一会儿走在湖北”。那天，我们课题组一行6人，由通山县三位负责同志陪同，从九宫山湖北省某厅招待所出发，分乘二辆车子，沿着上山公路直接到达山顶，然后原路下山，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凡是从那条公路坐车直接上下九宫山者，都知道是不是“一会儿走在江西，一会儿走在湖北”？再有，《李自成败亡路线示意图》中，几个重要地名的方位，是否标的准确，各位不妨也对照一下。

《发展》在谈到“通山说”的发展进程时说：“在50年代，力主通山说的主将，实际上仍是40年代作过深入考证的那几位。他们的结论是自清初的戴笠，中经赵翼、徐鼎，直至清末的傅燮鼎，再加上30年代和40年代的童书业、王崇武、李文治等不断深入考证的结果”（第34页）

戴笠和赵翼是主张通山说的吗？他们说过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了吗？我们还是用《发展》自己的话，分别加以回答：

戴笠、吴殳的《怀流寇始终录》。这是史学界公认的清初全国专门记载明末农民起义的重要史籍之一。此书的《甲申剩事》中说：‘顺治二年乙酉，……闯贼欲东发兵，庚辰至蒲圻，……通城有九宫山，又名罗公山，上有真武庙。闯贼自以二十骑殿，过山下，止从骑，独身登山，见像下拜，若为物所击，久不能起，村民方赛神，疑为盗，击以锸，首碎’”（第6页）；“此后进行考异的是乾隆年间的历史学家赵翼。他认为虽然传闻异词，但是李自成兵败死于九宫山是没有疑问的。他指出：‘此数事亦微有不同，其余皆符合。’不过，赵翼并没有考证出这个九宫山是在通城还是通山”（第12页）

徐鼎和傅燮鼎，定九宫山为通山九宫山，源于何璘，前已叙述，于此不赘。

李文治先生是主张通山说的。但他在八十年代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分册写的《李自成起义》一文中，还是说：（李自成于顺治二年）“五月转战至湖北东南各州县。九月至九宫山（一云通山，一云通城）为地主乡团所围困。李自成牺牲。余部由刘宗敏（编者按：史料表明，李自成牺牲于五月中上旬，刘宗敏在李自成牺牲前的四月下旬武昌之战中被俘牺牲，可见李文治先生的考证并不严谨。）、李过率领南下，联明抗清”。这说明李文治先生对这个问题是很慎重的。

李自成是否到过通山九宫山，这是李自成结局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因此，大家都把视点集中于此，有人肯定，有人否定。这是很正常的。（顺治二年）“四月下旬九江西之战败后，李自成亲自率领大约万余人的一支小部队，为清军八旗劲旅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九宫山区。围追李自成的清军将领，有传记可查的至少有九人，从其职衔推算，大约一万余人”（第47页）。就按万作人对万余人计算，打起来清军未必那么容易获胜。当时李自成的兵力有多少，史料有许多记载。这里暂且不提。再说清军多少将领和多少军队，围追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关键在于追着了没有。

现在，我们根据《阿济格奏疏考实》第4、5、6页所罗列的材料（一律按照《考实》原文，未加复检），就李自成是否被追围于通山九宫山问题，略加检讨。《考实》这三页所列清军将领，追李自成军队的材料计21条。其中，追到湖广的2条；安陆3条；武昌3条；富池口5条；九江（九江口）2条；九宫山6条，均未说明是通城九宫山还是通山九宫山。在与“九宫山”有关的6条材料中：

一条记载互有不同。《满洲名臣传》卷九《车尔布传》：“追贼九宫山，败其骑兵，自成死”。

一条记瑚沙与席特库“率前锋二十人破贼，追败之于九宫山。复同参领苏拜、希尔根捕剿贼党，斩首二千余级。”

一条噶达浑于顺治“二年，随英亲王阿济格击流贼至九宫山，凡三败敌”。

一条，是听说之后才赶去追击：“闻自成窜入九宫山，复搜剿之，剪其党甚众。”

一条，“自成奔九宫山”，达素与尚书觉罗巴哈纳“追至山顶败之，获马一百三十匹。”

一条，瑚里布“追剿至九宫山，五战皆捷。

由上可见，谁也没有在通山九宫山追着李自成。看到、追到的只是“贼”、“贼党”。这等于是李自成吗？在湖南慈利县发现一块野拂墓碑，碑文有“追李闯于澧水”句，无论这个“追”作何种解释，都说明李闯到了澧水。《奉天玉和尚不是李自成》一文的作者，在解释这句话时，解释为“追击大顺军”（见该文第19页）。为什么到了九宫山追贼就一定是追李自成呢？

张玉书《张文贞集》卷七《纪灭闯献二贼事》说：李自成“溃奔九公山，大师薄山下，直摧中坚，人贼垒，贼兵俛首就歼，生擒自成妻妾及贼侯某，独索自成不得，有降卒言，自成败走时领步兵才二十人，路为乡民所困，自缢而死。遣人往视尸，朽不可辩。自成生死终未有实据云。”《考实》所引阿济格等于顺治二年闰六月初四日的一份奏报与张氏所言同。张氏曾为《明史》总裁，亲自审查过《明史·李自成传》。《明史·李自成传》最后定稿，记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前面谈到《考实》一文引用的材料（包括阿济格等人的那份奏报），也没有一条明说这个“九宫山”是通山九宫山还是通城九宫山。所以，张氏在他文中所说的“九宫山”，也很难说是通山九宫山。

李自成自率轻骑略食，为村民所困，“不能脱，自缢而死”，或被乡民杀死，或入庙为赛会山民击死。这是所有史料记载中最普遍，也是最模糊的说法。这些史料所描述的李自成之死及其尸首的处理经过，归纳起来大致是这样的：

１、死于庙里。谓李自成独身登山入庙，见像下拜。而事先已有人作了布置，自成伏谒时，“为物所击，久不能起”，赛会村民疑其为盗，取荷锸，“碎其首”。其从骑迹而求之，“则已血肉脔矣。”

２、死于泥淖中。谓自成率数十骑突走村落中求食，村民合围伐鼓共击之，而后双方在泥淖中搏斗，最终李自成“人马俱毙”。

３、自成身有龙衣、金印。谓他被打死以后，村民搜之，见有“非常衣服，又有金印”。

４、杀死李自成的人，都不知他是谁。直至送首报验，左颅伤镞，始知“其为自成也。”

５、将李自成的首级献给何腾蛟（一说传首江南等处）。

６、李过闻自成死，勒兵随赴，夺其尸，报复村民，而后结草为首，葬自成于罗公山麓。

７、李自成死后，遣人验其尸，朽莫辨，不了了之。此说甚妙，谁也别争，反正是死了，证据没有，何必坚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也不必任何遗物为见证。

在记录李自成死事的问题上，《明史·李自成传》，选材最佳，立意最巧，自杀与他杀并存。它历时多年，经多人之手，反复修改，非为“撰写草率”，而是极为用心，绞尽脑汁。但由于对李自成之死一事心存疑虑，把握不定，结果弄得矛盾百出，不能自圆其说，《发展》一文最为注意的人物有三个，一是乾隆年间的澧州知州何璘，说他是李自成“祥隐”说的创始人；二是清初著名史学家吴伟业，说有人指出是他（把李自成死地）由“通山改为通城”；三是民国时期国学大师章太炎，认为他轻率判断“自成之死，竟无诚证”。其实，章太炎的“六疑”，恰恰抓往了《明史·李自成传》存在的主要问题，条条有理有据，击中要害，确有见地，无可指责。于此，顺便提一下大顺军进入湖广以后，李自成和高一功、李过是否在一起的问题。据《国榷》、《罪惟录》、《绥寇纪略》、《石匮书后集》、《明史纪事本末》、《见闻实录》、《见闻随笔》、《南明野史》、《小腆纪年附考》以及《明史·李自成传》等众多史籍记载，他们在一起。目前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讨论，逐步求得共识。《发展》一文用一种异乎寻常的语气批评章太炎，说：部曲报复问题，〈明史〉上确未记载。

但李自成死后余部报复性的杀戮，史有明文，怎么能说没有报复并进而怀疑李自成未死呢？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李自成之乱〉中写道：“李过闻自成死，勒兵随赴，仅夺其尸，灭一村而还。章太炎连成书于《明史》之前史料价值很高的《明史纪事本末》都没有看过，只能说明他看的资料太少，该读的没有读。《明史·流贼传》缺漏甚多，决不能以《明史》没有记载，便怀疑报复的事实不曾发生。这也称得上是一疑？”（第26页）。但紧接着又马上说：“高一功、李过当时和李自成相距数百里、李自成之死，他们并不在场，是后来才知道的”（第27页）。既然他们相距数百里，又是后来才知道的，李过怎能去夺尸？他在什么时候到通山九宫山去夺尸？《阿济格奏疏考实》第7、8页，不仅说了何腾蛟不可能派人去寻找李自成尸体的理由，而且详细罗列了清政府没有找到李自成尸体的多方面原因。如果按照这些原因，当地方志和《荒书》记得最为详细、最为具体的李自成死于牛迹岭、县官认尸等事，不知又将做如何解释？李过恐怕也很难夺到李自成的尸体。

史料记载歧异是一种常见现象，但凡事总有一个度，不能太离谱。李自成是当时封建王朝的大敌，如果说在记载李自成死亡的史料中，死亡的时间可以五花八门；死亡的地点可以相距数百里；杀他的凶手可以各色各样；特别是没有提供任何足以断定他死亡的证据，所能见到的只有“闯贼死”几个字。这就难以服人了。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有些资料，对李自成的死时、死地、过程、杀李自成的凶手及其受奖的情形等，都有非常清楚的记载。这就是上面提到的费密的《荒书》。《发展》认为《荒书》“是当时对李自成之死记载最为详细的私家著述”（第4页）。这个“最为详细的私家著述”能不能定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这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荒书》不足以定论。

费密，四川新繁（今成都）人，生于天启五年（一说天启六年），顺治十五春年流寓扬州，卒于康熙三十八年（一说康熙四十年）。据载费密“年近六十，始成此书”。由此推算，《荒书》当成于康熙二十四（1685年）前几年。现存的有光绪戊申（1908年）怡阑堂校刊费氏遗书本。此书对李自成死事的记载，疑点极多：

时间记在顺治五年。由文中“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句后，即为“己丑春正月”。己丑为顺治六年。按当时史书的年月记载次序，此处顺治五年，最早应为本年下半年（或年底）。时距顺治二年四五月间，已整整三年有余。

谓李自成至湖广时，只剩“三万人”，且“令他贼统之”；自成亲随止“十八骑”，且自成死后，其“十八骑有到武昌出首者”；程九伯在小月山牛脊岭杀死李自成。这些为《荒书》的独家新闻；是时“武昌已系大清总督”，而通山是否已派县令？为程九伯题匾奖励的知县任中麟（四川保宁人），是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到任的。入山认尸的是哪位县官，对这样有大功的人，怎会没有记载；连程九伯自己都“不敢出认”；哪位县官亲眼见过李自成的状貌吗？他何以认得打死的是李自成？程九伯在通山小月山牛脊岭打死李自成这样一件大事，为何在清政府官修的历史文献中，如《清实录》中没有写上他的大名。即使承认李自成的尸首已朽不可辨，但他与程九伯搏斗时使用的刀剑、衣帽等绝不可能那么快就腐烂。

而最主要的是以下两个问题：

１、既然有程九伯这个凶手，又有告密的，又在小月山牛脊岭，保以会找不到尸首？如果承认李自成的尸首已朽不可辨，或是尸首多难以查找，或是被起义军自己收理，则所谓“县官亲入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一事，纯属子虚乌有。

２、程九伯杀死的究竟是谁，这是全部问题的要害所在。现在，我们将有关方志资料摘抄于下：

康熙四年（1665年）《通山县志》卷八载：“顺治二年五月初四，闯贼数万入县，毁戮四境，人民如鸟兽散，死于锋镝者数千。蹂躏三月无宁宇。幸国朝王师荡除，百姓如解倒悬，渐复故土”。（按：据此，到是年八月，通山尚在大顺军的控制之中。又据说，当时通山全县不足六万人（编者按：据康熙四年《通山县志》载顺治十四年人口统计数字，“实在口共一萬五千八百零七口，男子八千一百六十五，妇女七千六百四十二。”天启、崇祯时期没有人口统计数字,万历十一年“实在口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口，男子八千七百四十二，妇女七千八百三十四”，万历以前各朝，总人口维持在一萬三至一萬六之间。《通山县志》载“死于锋镝者数千”显然不实，如“闯贼数万入县”，粮食也成问题。），如有数万大顺军入境，将是一种什么局面？）；

同上书卷五载：“程九伯，六都人。顺治二年五月，闯贼万余人至县，蹂躏烧杀为虐，民无宁处。九伯聚众围杀贼首于小源口。本省总督军门佟嘉其勇略，札委德安府经历”；

同治六年（1867年）《通山县志》卷二载：“相传李闯王败窜至此，为程九伯所杀，遂葬于此”

民国七年（1918年）《通山县乡土志略》载：“牛脊岭，在县治东南七十里，……明末李自成为程九伯所杀，葬此岭下”；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程氏宗谱》卷三载：“安思，恭达三子，字九伯，号南枝，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三月初九午时生，于顺治元年甲申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献贼首、珠盔、龙袍于本省督宪军门终，札委德府经历，后选陕西西安府守备，未赴任而逝。”

以上记载，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被程九伯杀死的人，由“贼首”→“相传李闯”→“李自成”→闯贼李延”。

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将近300年后的1936年，程九伯的后代为什么不说他们的老祖宗杀的是李自成，而是李延？他们有何根据？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李自成殉难于通山九宫山，虽有一些史料记载，但多互相矛盾，特别是一些关键性的问题缺乏说服力，又无任何文物可以印证，需要今后进一步探讨。

编者注：本文原载《明史研究》第六辑，经作者同意转载如此。林金树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原李自成结局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杨志清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