枸橼酸铋钾片大便黑:[评论随笔]明朝灭亡的主因－－－－-论万历与崇祯的正负极运动

    明朝灭亡的主因-----论万历与崇祯的正负极运动
　　
　　
　　 明朝在当代史学上一直被忽视了，终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这个朝代在中后期，政治和经济方面出现了许多之前（应该说甚至之后也不曾重现）从来没有的变化。如果1644年明朝没有灭亡，如果这些变化可以演变成一种固定的轨道性的行进，也许1840年后的百年耻辱就根本不会发生了，不能说中国一定会成为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但中国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软硬件设施几乎落后欧美列强100年，但历史是不讲如果和也许的，明朝最后毕竟灭亡了，他在中后期的所有那些成就都成了旱花一现，仿佛一颗划过天际的流星。他在中后期那些积极变化最后都好似一场梦一般。明朝不是亡于农民起义，明朝也不是亡于满清的崛起，明朝不是亡于小冰河时期的各种天灾或疫病，这些只能说是辅因，主因是什么呢？如果你深加探究，你就会明白，明朝的灭亡充分表露了隐藏在历史书本背后的那些真相，明朝是亡于这个国家长期以来的实际统治者地主官僚集团对他的抛弃，万历与崇祯的两个皇帝的正反两方向的极限运动让地主官僚集团作出了撕碎明朝大旗的抉择。我并不能同意《明史》中说的明“实亡于万历”的说法，万历只做了一半的事情，另一半是崇祯做的，令人遗憾和心痛的是，崇祯到自杀前都还在念叨着：“朕非亡国之君……”。
　　　　
　　　　 可以说自从正德开始，明朝的上层社会的政治生活就进入了一场长达140年之久的皇帝与地主官僚集团的攻防战，攻防双方是相互装换的，有时候是皇帝进攻，有时候则轮到官僚集团进攻，正德把国外当成了练兵场，把国内当成了游乐场，嘉靖一朝，除了内阁大臣外，其他官员的遽升遽降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一言不慎被喜怒无常的皇帝投进入监狱，或者削职为民，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你刚在监狱呆了2天，就官复原职了。同样可能你踏上回乡的路不到2 天，就有一道圣旨下来，将你调任别职。想进内阁？很简单，只要你青词写得好就可以了，那可是非常需要文采的，所以嘉靖的内阁大臣们都被称为“青词宰相”。无论如何，嘉靖和正德都保持了整个官僚集团的完整性，这是这部大机器正常运转所不可或缺的。明朝立国时是实行海禁的，但到了嘉靖中期，江南半壁走私贸易异常猖獗，这也引发了海盗和与之勾结的倭寇（其实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在沿海地区施虐横行，由于闽、浙（应该是江西、福建、浙江、江苏）籍的官僚在朝廷拥有极为庞大的势力，他们从走私贸易中获利颇丰，明朝的地域之见一直是党争的一个重要动因。但共同的利益让他们暂时团结了起来，他们想方设法地让那些妄图加强海禁的官员的措施全部化为泡影，一些官员甚至因此差点丢掉性命。虽然海盗与倭寇的祸患后来被胡宗宪和戚继光等人平息，但整个朝廷和皇帝发现海禁已经越来越不和适宜了。这项禁令终于在隆庆初年被正式废止。
　　　　
　　　　 现在开始谈令地主官僚集团抛弃明朝的两个皇帝之一：年号万历的明神宗，万历皇帝最为后世知名的就是他的怠政，而这都要追寻到万历十四年，正是这一年，他的上朝次数急速减少，这一切的起因都是皇帝与地主官僚集团的立储之争，不要说明史、传统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从来没有哪一位皇帝与官僚集团的对立达到了这样难以化解的程度。而我曾今说过，皇帝只有成为地主官僚集团的代言人，才能保证自己的王朝不从内部崩溃。万历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告诉地主官僚集团：“朕对做你们的代言人不感兴趣”，而其后的崇祯的所作所为让地主官僚集团最后觉得：“这个坐在金銮宝殿上的家伙，已经不配做他们的代言人”，万历十四年，官僚集团察觉出皇帝有废长立幼的心思，他想立郑贵妃所生的后来被封为福王的朱常询，皇后无子，皇长子是朱常洛是宫女王氏所生。皇帝对郑贵妃恩宠有加，这就到导致他对她的儿子爱屋及乌。有官员开始上疏，大概意思是：“陛下一定想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吧，这可是绝对不行的”，这一下正好点到皇帝的隐私了，皇帝大怒：“你这厮说什么？没有这事，你这完全是讪君卖直，着发配边境打杂！”，这成了整个事件的导火索，官员们开始群起抗议，被发配了、被革职了，被廷杖了，都阻止不了他们前仆后继地对皇帝和皇帝宠爱的人交相攻击，他们奏疏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表达了两个观点：“皇长子聪明仁孝，皇后贤惠温顺，陛下应该多关心关心他们”，“陛下宠幸的那个郑贵妃是个婊子！她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成为皇太子真是不择手段！”，甚至还有官员上奏表示：“陛下你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吗？你就是酒色之徒！就知道沉湎于床第之欢，从来都不顾国家大计”（我不知道他怎么好意思说皇帝，实际上这是明朝中后期整个上流社会的风气，对各位大人来说，生活中只有两个事情是最为重要的，一件是做爱，不停地和女人做爱。另一件是让这种快乐得到延续，那就需要研究壮阳术、长生术等道家学说、他们在下面时常相互讨教，相互传授提高房事质量的秘籍），对万历更为不幸的是，他找不到支持他的官员，内阁大臣最开始还从中调停皇帝与朝廷的关系，但后来发现，自己也成了朝廷大臣的攻击对象，说他们尸位素餐，都是立场不坚定的伪君子，就知道两边讨好，后来只能保持沉默，，规劝皇帝立皇长子为太子，而且这已经不再限于中央了，全国各地的官僚对皇帝群起发难。这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各位皇帝中是没有的，他找不到一个帮手，几任内阁首辅，最终都和朝廷站到了一起。万历孤身一人与整个官僚集团作战。让我们看看从万历十五年开始明朝都发生了什么。
　　　　
　　　　 万历十五年，疫病（鼠疫）开始大规模流行，中原持续干旱，终明一代不曾根除的叛卒问题日趋严重，士兵哗变增多。万历十八年，立储之争白热化，皇帝渐有寡不敌众之感，他决定寻找一条历朝历代所有皇帝都没有找到的彻底摆脱整个官僚集团的方法。万历二十一年，“三王并封（老大、老三、老五），群臣抗议，认为这是皇帝在耍滑头，攻击的言辞更加激烈，万历二十二年，中原地区灾害频繁，气候不见好转，盗贼四起。万历二十四年，开始绕过官僚集团，命太监在全国广开银矿，群臣奏疏全部留中，不再上朝。万历二十七年，因为田赋屡增，天灾连连、粮食欠收，农民开始大规模起义，因为从对外贸易中兴起的江南沿海城市的商人阶级为抵御太监的税署侵夺与官僚集团联手，许多太监都被斩杀，税署被焚毁，在皇帝看来这是公然地忤旨作乱。万历二十八年，要求罢矿税、重谴太监的奏疏如雪片一般飞来，皆“不报”，万历二十九年，农民起义势头转旺，许多城市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市民暴动，许多官员私下表示，太久没有见到皇帝了，连皇帝的相貌都忘记了，万历三十二年，官员的缺额现象开始凸现，要求为官僚集团补充新鲜血液的奏疏皆“不报”，升迁降黜制度开始失灵。万历三十四年，部院级官员开始出现缺额的现象，许多尚书开始自行离职；同年，建州女真兴起，在关外横行无忌，所向披靡。万历三十五年，各地巡抚和巡按御史也纷纷选择自动离职，皇帝不理睬任何要求补充官员的奏疏。地主官僚集团对全国的统治开始瓦解。万历三十六年，中原各省再次发生大饥荒。万历三十七年，群臣开始互相攻讦，都认为如今“天下有陆沉之忧”的可悲境地对方有责任。万历三十八年，破天荒地发出一道谕旨，命令群臣不要再有失体统地相互攻讦。中原诸省盗贼遍地，只有官员依然在任的少数州县有弹压之力。万历三十九年，群臣对皇帝去年的谕旨置若罔闻，党派纷争愈演愈烈、官僚集团内部走到了分裂解体的边缘。这也进一步瓦解了官僚集团对全国的统治。官员相互揭露隐私和倾轧的奏疏从来没有得到皇帝一次批复。如果之前皇帝不想再成为他们的代言人的话，那么现在他也厌倦成为他们的裁判员了，对于这场拉锯战，他做了彻底弃权的选择。万历四十年，皇帝已经二十年没上朝了，全国陷入无政府状态已经不会再有人怀疑了。万历四十四年，气候变得更加恶劣，旱灾、荒灾、歉收、鼠疫等让大明江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正式向明朝宣战。同年，抚顺陷落。关外完全成为了战场。万历四十七年，经略杨镐二十万大军覆灭。关外形势陡然严峻，皇帝大惊失色，命熊廷弼为辽东经略，杨镐下狱论死。明清对峙之势形成。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皇帝驾崩。
　　　　
　　　　 中国历史上，万历之前和之后从来没有一位皇帝能够否定整个官僚集团，皇帝可以通过手上的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消灭一批官僚，但结果是必然会落入另外一批官僚手中，他本人也会落个不纳忠言，残害良善的坏名声。在史书上留下大笔的污点。在于官僚的持续斗争中，他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他再惩处官员，他们就成了忠君爱国的典型而受到同僚的敬仰，自己就成了他们眼中不择不扣的昏君了。受到后世的唾骂，既然立储之争没有一个令他满意的答案，既然最后不得不就范立皇长子为太子，“那好吧，你们赢了，满意了吧，不过朕告诉你们，朕讨厌你们，朕不和你们玩了！”官僚集团是通过科举制度上台执政的，皇帝不可能突然下命令宣布废除科举制度。那怎么办呢？万历决定使用不使用权力的权力。于是我们发现了传统中国地主官僚集团一个巨大缺陷，由于儒、法两家都是有君主的，这是一个旗号，代表官僚集团的旗号，掌旗的就是皇帝本人，地主官僚集团无法抛开君主独立运转，他们需要皇帝的组织，需要皇帝把他们聚集在这面旗帜下，皇帝是他们的代言人和裁判员，革除“皇帝”这个概念在他们所学的知识中找不到理论支持。万历的做法的确为他赢得了一时的胜利，但需要指出的，皇帝与官僚集团是利益关系，而官僚集团和他的来源地主阶级则是共生关系，共生关系是互相依存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这比利益关系紧密可靠得多，所以官僚集团对地主阶级的忠诚是绝对的，对王朝的忠诚则是相对的，如果局势恶化到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地步，他们不会在意这个王朝是姓朱还是姓爱新觉罗，万历瓦解了官僚集团对全国的统治，无政府状态导致盗贼横行、起义汹涌，直接损害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地主阶级的代表组成的官僚集团便一次又一次地要求皇帝能够修补这道官僚集团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防线。但皇帝一次次地以沉默相拒绝。起义规模和势头就越得不到控制，地主阶级受到的创伤就越大。官僚集团发现皇帝已经不能再受他们摆布了，官僚集团明白皇帝已经不愿意再做他们代言人了，于是他们纷纷离职，万历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幸运的，因为他在世时，官僚集团为代表的地主阶级还没有完全对明朝失去信心，所以并没有急迫地寻找一个在乎他们利益的新王朝，时机并没有成熟，万历用自己的怠政打倒了地主官僚集团（整体性的），但这也等于挖掉了自己和自己王朝的统治之基。如果万历的这种行为发生在门阀贵族时期，可能他早就被废黜了，士族们会换上一个更懂得为他们利益负责的皇帝，但是地主官僚集团并不具备这个能力。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历代王朝的另一个特点，每个王朝的开国之君会采取一系列方法保障皇位的世袭罔替，但正是这些初衷是保障王朝永存的政策所产生的副作用最后将王朝送上了断头台。王朝并没有在灭亡在万历的手上，正如我上面说的，万历只做了一半的事情，另一半的事情是崇祯做的。
　　　　
　　　　 如果说万历一朝皇帝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他的怠政的话，那么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位时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他的勤政了，他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可最后竟然成了亡国之君，看起来真是难以置信，实际上，他繁忙到连正常睡眠都无法保证，以至于有一次去看皇太妃时在椅子上睡着了。完全可以说他的勤政在明朝历代君主中是鲜有的，就算是整个中国历史中也是屈指可数的，更不要说一个王朝的末代皇帝了，因为按惯性思维，我们会认为末代君主都是荒淫与残暴，他不残暴，至于荒淫那就更无从谈起了，而明朝中后期的皇帝都是非常好色的，他是个特例，他就一心地扑在了国事上。如果我们孤立地看崇祯一朝皇帝的表现，如果我们只看皇帝对政务的积极态度，我们似乎无法理解这样的皇帝为什么最后会落个自缢的下场了，崇祯皇帝朱由检本人也是想不通，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错，所以他在遗书中把责任都推倒了大臣头上。需要强调的是，他不是一个今天登基，下个月就驾崩的皇帝，他在位17年，而他刚登基时，虽然明王朝处于内忧外患中，但并没有到病入膏肓的地步，可17年后，明朝却灭亡了，他自己自杀了。所以他是难辞其咎的。让我们看看他在位17年中国发生了什么吧。
　　　　
　　　　 他即位前，明朝与后金（清朝）的关系早已完全破裂，双方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中，天启年间，在与后金交战中颇有心得的熊廷弼因为人际关系的糟糕而被罢免，致使战局急转直下，辽阳和沈阳相继沦陷，魏宗贤的阉党和东林党无休止的斗争让明朝政府内日趋分裂，熊廷弼也被陷害最后被杀，明军在山海关外几乎难以立足了。崇祯登基后，不动声色，一举铲平阉党，朝政为之一新，大臣们都认为明朝终于出一个中兴令主。
　　　　
　　　　崇祯元年，七月，宁远发生兵变，巡抚都御史自杀，九月，京城地震，十月，入阁十个月的刘鸿训被罢免，随即遣送戍守，陕西大饥荒，饥民苦于加派，流寇大起。崇祯二年，四月，裁减驿站（李自成因此下岗），六月，毛文龙被袁崇焕所杀，清军已无后顾之忧，八月，官军大败流寇，十月，清军入侵，京城戒严，遵化陷落，巡抚都御史战死，清军逼近都城，兵部尚书王洽和袁崇焕皆下狱，大将满桂战死。内阁大换班。崇祯三年，二月清军在关外大胜，多城沦陷，总督?辽都御史刘策下狱论死，陕西勤王之兵竟与盗匪合流，三月，山西遭流寇侵犯、八月，袁崇焕被处死，前内阁大臣钱龙锡下狱，十月，洪承畴大败张献忠，十二月，增加田赋以充军饷。崇祯四年，流寇侵犯保安，三月，总督陕西三遍军务杨鹤受群贼伪降所骗，群贼降而叛，五月，钱龙锡遣送戍守，七、八二月，官军大败贼寇，九月，开始派宦官为监军，群臣苦谏不听，杨鹤下狱，不久遣送戍边，洪承畴继任，再次拒绝了群臣的劝阻，令宦官监督户、工二部的收支情况，十月，流寇侵犯山西，陕西贼降而复叛，官军始料不及，大败。十二月，陕西大雪，民无所食，相继为盗，不可制！崇祯五年，一月，二月山东贼孔有德大起，巡抚、总兵皆败绩，四月官军再败，同月，官军获胜，但饥民附贼，贼寇势力更加旺盛，七月，孔有德伪降，官军受骗，大败。前巡抚都御史孙元化被处决。因为讨伐山东贼寇失败的兵部侍郎刘宇烈下狱，遣送戍边。五月，内阁大改组。六月，京城大雨、黄河决口。八月，洪承畴大败贼寇，陕西流寇如山西，黄河以北大乱。崇祯六年，皇帝再次派人去催缴拖欠的田赋。左良玉大败陕西贼寇，饥民与盗匪合流，贼势复盛，二月，孔有德战败（后降清），山东贼寇平定。六月，派人催缴拖欠的赋税1700万，大臣屡谏，皇帝不听。七月，旅顺被清军攻陷。八月，大将曹文诏在河南大败贼寇，十一月，内阁再次改组，十二月，贼寇度过黄河，分兵侵犯南阳，汝宁，逼近湖广。崇祯七年，元月，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五省盗贼遍地，中原无净土。盗贼四处流窜，官军顾此失彼，山西八个月不降雨，百姓饥渴难耐。六月，高迎祥、李自成被困于四川险要之地车箱峡，粮尽，贼寇复诈降，五省总督陈奇瑜受骗，贼寇反叛，官军大败，高、李二人死里逃生。明朝失去了一次全歼贼寇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七月，清军入侵，明军全线溃退，十一月，陈奇瑜下狱，洪承畴兼五省军务。崇祯八年一月，张献忠入安徽，焚毁凤阳皇陵，凤阳巡抚杨一鹤论死，六月，大将曹文诏中埋伏，战死。七月、内阁又一次改组。八月，李自成攻陷咸阳，九月，洪承畴大败贼寇（真是剿匪专家啊），李自成与张献忠合流，十月，皇帝下罪己诏，十二月，官军在河南、陕西等地四处追击，贼寇神出鬼没。官军防不胜防。 九年，一月，内阁又一次改组，二月，山西大饥荒，人相食，宁夏饥荒、士兵哗变，三月，总督直隶、河南、山东、湖广、四川五省军务的卢象升征剿河南贼寇，李自成、高迎祥进陕西，五月，皇帝下诏，赦免胁从贼匪，可以选择回家，或者加入官军作战，朝廷一视同仁。六月，内阁又一次改组，总兵解进忠安抚贼寇时被杀。七月，清军入昌平，随即撤离。高迎祥被官军抓获。十二月，洪承畴再次打败贼寇（不愧为剿匪专家）。崇祯十年，一月，张献忠、罗汝才侵犯安庆，皇帝再次催促各省拖欠的田赋。三月，官军在安庆大败，四月，皇帝下诏令群臣洁身爱民、以挽回江河日下的国势。五月，李自成侵犯四川，六月，山西大旱，七月，山东、河南蝗灾，百姓大饥，八月，再次将部院和内阁改组（皇帝几乎每三个月不到就改组更换一次内阁和部院级官员），九月，洪承畴、左良玉大败贼寇，十月，李自成采用游动战术，逼近成都。崇祯十一年，一月，洪承畴在四川大败贼寇（剿匪专家名不虚传），四月，各部院和内阁再次改组，大臣们都有早不保夕之感，益发畏手畏脚。两京、山东、河南大旱。发生蝗灾。张献忠再次诈降，官府又一次受骗。十月，卢象升、洪承畴大败贼寇，李自成仅以身免。十二年一月清军再次入侵，随即撤退。四月，左良玉大败贼寇。部院和内阁再一次更换改组，被撤职的许多人都被关进了监狱。六月，京城、山东、河南、山西发生严重旱灾与蝗灾，再次加征赋税以作练兵之饷。八月，面对日薄西山的局面，皇帝异常烦闷，一次性处决了巡抚、总兵、监军宦官三十三人。崇祯十三年，二月，官军大败张献忠。四月，再次改组内阁。内阁大臣越来越多，敢于说话和办事的却越来越少。七月，左良玉再次大败贼寇，九月，李自成被官军包围于巴西的鱼腹山，竟然得以逃脱。十二月，熊文灿被处决。张献忠攻陷泸州，李自成逃亡河南，山西、陕西发生大范围旱灾与蝗灾，人相食。饥民多依附盗贼。十四年，一月李自成攻陷河南，福王朱常洵(就是郑贵妃的儿子)被杀。二月，皇帝再次下罪己诏。张献忠攻陷襄阳，两名亲王遇害。六月，山东、河南、浙江、湖广都发生了旱灾与蝗灾，山东盗匪再次兴起。七月，李自成被官军击败，八月，左良玉大败张献忠。九月，官军再次大败张献忠。十月。李自成攻陷南阳，又一名亲王遇害。十五年二月，清军攻克松山，剿匪专家洪承畴投降，皇帝以为他殉国了。三月，大将祖大寿降清，四月，李自成包围开封，内阁再一次改组，八月，兵部尚书陈新甲执行皇帝的密令与清朝议和，事情外泄，群臣哗然，交相攻击，陈新甲成替罪羊，下狱论死。九月官军再次大败张献忠。十月，清军胜明军，皇帝再次下罪己诏。崇祯十六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李自成、张献忠、肆虐湖北，多名亲王遇害。五月、七月、八月、九月，张献忠大掠河南，如入无人之境，地主官僚集团在与农民起义军的战斗中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十月，李自成攻陷潼关、西安，十一月，内阁再次改组。官军在与农民起义军的战斗中逐渐落入下风了，地主官僚集团士气降到冰点。崇祯十七年，一月。凤阳地震（绝对的凶兆啊！），兵部收到李自成的战书，表示要和明朝决战，三月三十日到达北京。皇帝心急如焚，寝食不安，皇帝在上朝时痛哭流涕道：“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内阁再次改组，二月，李自成攻陷太原，皇帝下罪己诏，地主官僚集团的统治开始全面崩溃。大批州县向起义军投降，三月，大臣李建泰请求南迁，皇帝说：“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大臣再次请求太子退守南京，皇帝不听皇帝再次下罪己诏。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农民起义军抵达居庸关，三月十六日，攻陷昌平，兵临北京城下。三月十七日，开始攻城。京城护卫之兵溃散。三月十八日，皇帝拒绝了李自成割地议和的建议。三月十八日深夜，北京沦陷。三月十九日，皇后自缢，皇帝在景山………….。
　　　　
　　　　 首先，万历三十年不上朝整体性地瘫痪了地主官僚集团的统治，更严重的是打击了地主阶级对明朝的信心，他们逐渐怀疑是否到了变天的时候了，官僚集团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但效率的低下并不代表什么都不做，或什么都做不好，但需要保持慢节奏，不要慌，这也符合自然经济的本质，如果我们把地主官僚集团比喻成一个机器的话，那么每个官员就是里面的一个零件，皇帝的作用就是当零件坏了、旧了，出问题了，修理和更换，让机器不停地按一定速度运行，在万历不上朝期间，不知道有多少零件老旧和出错了，可是他从来不更换，于是许多零件就自行脱落了，机器运转越来越不畅通了，有时候甚至会出现卡壳的现象，朱常洛和朱由校的统治都极为短暂，虽然机器的零件都补全了，但三十年的弊病不可能一下子清除，机器需要经常上油，以避免他起火燃烧，零件与零件之间的磨合需要一个过程，这时需要做的就是保持他的稳定性，让他重新走上正轨。那么，崇祯当政十七年间他是怎么做的呢？他不停地换零件，一旦发现零件出问题了，就拆掉踩扁，换一个新的上去，结果，零件与零件之间总是无法熟练配合。根据官场逆向淘汰的原则，到崇祯一朝，官僚集团的整体性素质今非昔比是肯定的，所以换上去的人更为平庸，但地主官僚集团镇压农民起义还是非常容易的，可以发现，在十七年间，官军与农民军的胜负比是8：2，崇祯是个非常急躁苛刻的人，他不会允许官员失策的，不会允许武将战败的，如果你战败了，又没有战死，你还是投降敌方，否则回去一定被皇帝处决，皇帝不明白什么才是重点，所以他不停地惩治贪污腐败，他眼中揉不进一粒沙子，地主官僚集团贪污腐败是它的常态，而皇帝拒绝承认这是让官员为他办事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恶性循环，他命令官僚集团剿匪，剿匪需要钱，需要钱就需要增加田赋充作军费（主要是中原地区），结果官僚集团中饱私囊的机会就更多，农民的生活更苦(再加上天灾连连)，农民加入起义军的就更多，流寇可以一路吃大户，以战养战，地主阶级受到的伤害就更大，地主阶级的代表官僚集团就更愤怒，官僚集团就越希望皇帝剿匪，于是又回到了他命令官僚集团剿匪的这个原点，不停地恶性循环。我从来就不同情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军，他就是一群狡诈的贼寇，朝廷几次赦免他们，他们都再次反叛，法家思想认为，民愚，则淳朴，淳朴则易治。此观点大谬不然，因为愚民和暴民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太平时期是愚民，动乱就极容易变成暴民，正因为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愚民，所以不明事理，所以容易被一些野心家利用。正因为是愚民，所以是一群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发达、文化教育水平高的江南地区在崇祯十七年几乎没有任何造反的现象发生。得知皇帝自杀后，许多年轻的读书人都选择以身相殉。所以我一直认为，金钱不是万恶之源，贫穷愚昧才是万恶之源。因为贫穷，所以无法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无法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愚昧。
　　　　
　　　　 皇帝不停地换机器的零件，机器就越来越不听使唤，导致最后熄火。如果说万历采取从不使用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方式瘫痪了官僚集团，那么崇祯就是使用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太过频繁了，最后机器散架了。如果说万历的行为等于是对官僚集团说：“你们厉害，朕不和你们玩了！”那么崇祯的行为则让官僚集团最后不得不向他表示：“行，您太猛了，我们侍候不起，您哪，另请高明吧！”。如果皇帝真的是个聪明人，对外就应该暂时和清朝议和，清朝入关完全是个巧合。清朝的对明方针是以战促和，清朝只想获得与明朝的平等地位。对内，我曾经说过，地主官僚集团和皇帝的关系是利益关系，不要指望他们无偿地为皇帝服务，对皇帝保持无限的忠诚。这是不切实际的，万历和天启年间，官僚集团受到了重创，皇帝与王朝头上的光环已经出现消褪，所以崇祯最需要做的就是笼络人心，要懂得抓大放小。要保持整个官僚集团系统的稳定，切忌剧烈的运动，你在一个已经有很多空洞的冰面上跳舞只会使冰面的裂痕更大，冰面破裂的结果就是你掉进了水里。只要他们可以继续为王朝效劳，就暂时不要在乎那些见不得光的细节了。现阶段让他们安心剿匪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万历在执政20年，明朝是不会灭亡的，当明朝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后，万历仿佛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一般，他开始上朝了，整个政府又开始运转了，可惜他很快就去世了。无论是嘉靖、还是正德，继任皇位，明朝都不会灭亡，但是朱由检…..我不得不说，他有严重的性格缺陷。一个被放入冰窟窿里冷冻了30年的人，是不能够立即用滚烫的水浇漓的。可惜，崇祯正做了这样的事情。南明没有成为南宋，很大的原因是，南宋的首位皇帝宋高宗是宋徽宗的儿子，而南明的弘光帝是福王的儿子，是旁支而非直系，威信的不足不仅会导致号召力有限，而且会导致其他皇室成员的不服，出现山头并立局面，明朝一直存在南北二京，南京有一套完整的政府班底，就是为了在紧急事件发生后有个退路，更重要的是江南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未受战乱波及的完好无损的社会基础设施，可是崇祯宁愿困死京城也不愿意迁都，他完全可以让太子退守南京，一旦北京失守，太子可以立即在南京即位。但历史是不允许如果的。
　　　　
　　　　 记住，对于地主官僚集团来说，他会不停地权衡，当他发现从拱卫王朝中得到的好处大于他需要为此付出的代价时，他会毫不犹豫地解除婚约。否则传统中国官僚集团的根本-地主阶级会遭到彻底的毁灭。王朝是什么？在地主阶级看来，一个王朝只有在充分地照顾了他们的利益的前提才有存在的必要性。
　　　　
　　　　 由于明朝从正德登基就开始了一场长达140年的皇帝-官僚集团的攻防战，由于万历30年不上朝让整个官僚集团的运转几乎停摆，由于从万历中期开始的长期的大范围的天灾、疫病，由于崇祯对官僚集团的态度上的反向极限运动，由于从嘉靖中期开始繁盛起来的对外贸易对江南经济的巨大帮助。由于江南半壁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由于在经济与文化的交互影响下，江南地区市民阶级的兴起。由于明朝的灭亡和清朝在征服江南时实施的三光政策。地主阶级遭受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重创。在明清鼎革之际，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的他们纷纷开始反思，这种不仅亡国、而且亡天下的悲惨结局到底谁应该付责任？皇帝需要付多大的责任呢？皇帝这个概念应该被否定了吗？他们发出了许多的疑问，这可是几千年来第一次，他们似乎看到了一条突破口，地主官僚集团觉得自己到了摆脱掉皇帝独立运转的时候了。他们也许能提出一个进行自我组织的新理论。江南地区在明朝最后70年的海外贸易中大获其益，江南的地主官僚们从商业的发展中得到了太多的好处，所以他们也乐意看商人阶级和市民阶级的兴起。地主阶级及其存在的经济基础无意中在培养自己的掘墓人。明朝的政策一个最大失误是，没有关注江南地区经济上的变化，没有改变不合理的税收结构，将国家财政来源从田赋向商税转移。结果很多钱都落入了江南官僚们的私人腰包。最终天灾连连加田赋不断毁掉了中原地区的农业，农业的衰败导致了王朝中枢的瓦解，王朝中枢的瓦解毁掉了江南地区的商业繁荣。传统中国难道还有比明朝灭亡更具悲剧性的事件吗？
　　　　
　　　　 清朝对全国的控制终止了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他几乎全盘照搬了明朝的制度。这等于把这个国家又拉回到了旧有的框架中了。清朝最大的罪孽不在于对江南民众的大屠杀，而是对江南的毁灭性破坏让明朝的近70年的经济成就化为乌有，他再次采取的明初的海禁政策使中国与海外的联系顿时中断，而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来说，非常不幸的是，从整个世界近代史来看，1660-1840年时期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而中国却在这个关键时期关上了国门。明朝的灭亡表明如果中国不能够让汉唐的雄伟英姿以另一种面貌重现，那么必将跌进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