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邑道中意思:在为与不为之间——理想主义者的处世之道

　　《山木》里有这样一段：说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以其高大奇曲，无所可用；后来到了故人家里，故人杀雁款客（其雁类似后来报晓之鸡），两只雁一个能鸣，一个不能鸣，结果不能鸣者被杀而烹之。于是弟子问庄周：“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而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

　　生于这个飞扬浮躁的物质时代，面对种种选择和诱惑，所有价值观都有被颠覆的可能——思入世有为者，必不能率其性情；但即使委曲求全，也难保横逆来临时不被殃及——文化大革命摧残了多少豪情满怀的文人志士？一场金融大风暴又坑杀多少胼手胝足的升斗小民？欲出世逍遥呢？纵然自己寡欲无求，而谁无父母妻子？谁身上没有责任？纵然是不为别人，真能将事业抱负全然放下、不求闻达于世的又有几人？

　　庄周先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一句“材与不材之间”便将这两难问题轻巧带过，我们凡夫俗子，生于斯世，进则恐丧身败行之危，退则有混沌迷茫之困，其中火候实难把握。人生于世，必先为衣食之谋，若不能放宽眼界，则陷于鸡虫得失之中，难免一世狗苟蝇营，造作业障，搞不好便害人害己；而能有出世机会的人，若不经世事之艰辛，不历凡俗之滋味，得失之间，亦未免彷徨侧目，难抵诱惑。倒是《菜根谭》说得明白些——“思入世而有为者，须先领得世外风光，否则无以脱垢浊之尘缘；思出世而无染者，须先谙尽世中滋味，否则无以持空寂之苦趣。”

　　佛祖释迦牟尼是王子出身，知富贵之极不过如此，方能苦行悟道；而升斗小民咸以富贵功名为福地追求，不到手安肯罢休？如西方人本主义的观点，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层次最低是生理需求，然后是安全需求，再往上依次才是归属和爱、尊重和自我实现；一般是低级需求被满足后才会产生高级需求——哲学、宗教和道德等影响除外。

　　得不到的总是好的，而且绝对是知易行难——世上贪官多如牛毛，难道谁专拿坏蛋来当人才提拔不成？不然！是因为当了官会面临更多贪污违法的机会，一个把持不定就会泥足深陷——离污水远远的保持一身干爽固是智者之行，常在河边走而能不湿鞋的才是真正的大丈夫——窃以为这便是曾文正公提倡入世修身的本意。

　　中国历来是儒释道三教合一，尤其到了宋明之际，程朱理学、阳明心学起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禅宗思想的影响，而且释道两家的发扬光大与历代知识分子的参与不无关系——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从儒家入门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大步骤从目标上来说应该倒过来：一般读书人的原动力是出将入相，光宗耀祖；然后“成家立业”，面临养一家老小的艰辛；直到功成名就，至少要衣食无忧了，才会真正从本质上意识到“修身”的重要性，而淡泊了功利之心后，释道之出世境界较之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入世之论，到底要潇洒超脱得多。

　　其实从根本上说，三家的观点是相通的——佛家的最高境界是“大圆镜智”，认为人的心智彻底清静如一面镜子，自能朗照出世界的本来面目；道家的“清静无为”也是这个意思。儒家虽讲入世，但五经中也包含了一部《周易》——一套以阴阳五行八卦的流转迁化、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为核心内容的，关于人与其生存所依托的世界关系的“图示”结构系统——这和道家对宇宙的认识无疑是异曲同工，甚至是同源的。

　　再从慈悲之心上讲，三家其实也没有多大差异，虽没有用“人权”这个词，但基本上都是重视民本民生的——佛家“普度众生”的慈悲不用说了；儒家的鼻祖孔丘，也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道家的潇洒其实是在战乱形势下不得不“曳尾泥涂”的明哲保身之道，老子提出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无为”倒有一大半是针对当时各国征伐、百姓遭殃的形势说的，只不过知道说了也没用，才出关飘然而去，但《道德经》里还是不时流露出“刀兵不详”、渴望“马放南山”的意思。

　　孔老夫子是个积极入世的人，要解民倒悬就要说服各国国君推行仁政，那就不能不从国君治国的角度来说话——儒家思想都是从社会整体来考虑的，所以提倡“中庸”以达到均衡——就像统计学中最有代表性的参数是“均值”一样，更注重人与社会的共性与调和；具体到每个人，则以“仁义礼智信”为社会道德标准，其余的纲常伦理，都属于操作性的具体规则（包括后来者的发挥）——他必须承认国君的管理地位，所以国民并称、“为国为民”；既然要从国家大局考虑，每个人只好自我约束一些，“克己以复礼”——说白了，这其实都是一些管理方法和手段。

　　王阳明、曾国藩都是儒家修到绝顶境界的人，先是出将入相建成不世奇功，然后功成身退成就一家之言——这是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状态，可惜限于时运，真正能做到这种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高度统一的人不多——连孔老夫子自己也没这个好命。他老人家说过：“邦无道，富且贵，耻也；邦有道，贫且贱，耻也”——只是因为老夫子一辈子也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所以才显得亟亟以求了些——就象我们按部就班地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路学上去，因为没考上大学就反复考，其实上大学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理想，只不过考不上大学可能无法达成我们更大的理想而已——其实老夫子志不在此，亏得有后辈如王、曾等人替他老人家出了这一口龌龊气。

　　又扯得远了，说了半天三教合一，其实是想说：入世和出世好比宝剑之双锋，明镜之两面，此不存彼亦不存。世事无绝对，有利必有弊，个人追求不一样，也不能说什么就是好什么就是不好；孰先孰后也因各人机缘而异，所以庄周先生这句一言以蔽之的“材与不材之间”实在是全身远害的绝妙法门——只是太过玄奥了些，倒是那部出世高人留给世间人的《菜根谭》，提供了很多可操作性的处事原则。

　　比如情理，“情之同处即为性，舍情则性不可见；欲之公处即为理，舍欲则理不可明。故君子不能灭情，惟事平情而已；不能绝欲，惟期寡欲而已。”人与人的本性原没太大差别，处事之差别多自不同环境情势和不同的价值观而来——纵是禅家修行，也只在顺情适性，一粥一饭之间；惊世骇俗的言行只是度人的善巧方便，日常修行决不提倡标新立异的“皮相”功夫。儒家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入世之人修行的第一步，能够推己及人，待人如待己；然后平情寡欲，习惯成自然，积累下来便是功夫——若真到绝对无情无欲的地步，则“慈悲”之心、“普度”之意尽属多余，也不用在这人世间呆着了。

　　再说待人，“好丑心太明，则物不契；贤愚心太明，则人不亲。士君子须是内精明而外浑厚，使好丑两得其平，贤愚共受其益，才是生成的德量。”——从出世的角度说的，好丑贤愚，都是分别心，分别是人认识世界的根本，然而越执著于分别就越容易出偏差——就像渔网的眼越小兜住的东西就越多，越发容易受影响，想放下就更难；从入世的角度说，“君子和而不同”，国外流行的成功学也不过如此，彼为用，此为体，真劝世之良言也。

　　道家的宗旨是“无为则无不为”，第一个“为”是手段，第二个“为”是目的；把出世和入世看成手段也好，看成目的也好，对于我们这些不能出世又不想活得太俗的理想主义者来说，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活在为与不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