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昌化粪池厂家:中国易学术数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易学术数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易学术数是一种很古老的文化。早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术数就已经出现了。到了先秦时期，《诗经》、《尚书》、《左传》等文化典籍，已经有了关于卜筮、占星、占梦、堪舆、相术等术数的详细记载。至于《周易》这部凝聚了上古时期人们的天文、地理、社会、人生、历史、文化等方面知识与经验的著作，更被视为中国古代占卜术的经典之作，以至于后世有“学会《易经》会算卦”的说法。但是，如果溯其源头，古代各种术数最初都是和当时的.农事、狩猎、祭祀、战争等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及社会活动相关的一种专门性活动:国家(或部落)设有专司占卜的官员—卜人，遇有重要事情，先由卜官占卜吉凶，然后再定行止，即使战争也是如此:当时的人们虔诚地以为，只有得到上天或神灵的昭示，才能决定做还是不做某件事情二在没有得到上天或神灵的昭示之前，他们是不会轻易作出决定的，更不会轻举妄动。这个时期的术数间或涉及个.人，但总的来说是和时政、社会、国家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相联系的，它寄托着人们和自然沟通，并通过与自然的沟通来征服自然的愿望，反映出人们试图寻找社会治乱、国家兴亡及历史变化规律的努力与探索，带有早期的神话学和民俗学色彩。

       战国以迄两汉，伴随着个性意一识的觉醒，人们更加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更加关心个人命运。而包括医学在内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更激发起人们去认识自我，实现自我价值。与之相适应，各类术数也开始关注起个人命运，以预测个人命运与前途的术数得到了迅速发展，相术、占梦术等已开始运用于个体的人。《汉书·艺.文志》“数术”类记载各类术数著作190家，共计2 528卷，其中天文、阴阳、蓄龟、杂占、形法、占星六大类，基本上都属于.术数一类，有些已经用于凡人小事，如“形法”中的《相人》、《相六畜》，“杂占”中的《种树藏果相蚕》等，皆属此类。但是，这一时期一些重要的术数如蔷龟、阴阳、占星等，主要的还是用于所谓的军国大事，《史记》中的《已者传》、《龟策传》，记述的就多是所谓的军国大事。

      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是各种术数迅速发展并趋于鼎盛的时期。魏晋时期儒家思想统治的崩溃，思想环境的相对宽松，玄学的盛行，九品中正制的实施，佛教道教的流行，促成了人们个性意识的普遍觉醒。这种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为术数的重大转变提供了契机。各种术数的重心已经从最初的用于农事、狩猎、祭祀、征战等大事，部分或全部地转向了预测个人命运与前途。术数的方法、技巧、门类和理论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譬如易占，已经开始用铜钱代替著草，用各种兽骨代替龟甲(军国大事除外)，并且出现了用签诗代替易卦象辞交辞的现象。术数的门类也有新的发展。除易占、蓄策、占星、占梦、相术、堪舆、望气、风角之外，又出现了六壬、太乙、九宫、奇门遁甲、逆刺、杯玫.、十二灵棋卜等。一些原有的术数也有了新的变化，如相术，已从先秦两汉的单纯相面，发展为以相面为主，辅以相声揣骨。这一时期的一些术士甚至弃相面而专门靠相声或揣骨为人推断吉凶福祸。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术数不仅在方法、技巧、门类上有了大的发展，而且各种术数都有了自己的理论著作，术数理论基本大备。有的著作甚至成为术数类的经典性著作，如东晋郭璞的《葬经》、唐瞿昙奚达所集的《开元占经》，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都是很有影响的。

    宋明时期既是各种术数的演进期，又是各种术数理论系统化.、完备化的时期。即以易占而论，宋代许多著名文人和大儒，都对其表现出极大兴趣，邵雍有《皇极经世书》，司马光有《潜虚》、《易说》，苏轼有《苏氏易传》，程颐有《易程传》，程大昌有《易原》，杨万里有《诚斋易传》，吕祖谦有《易说》、《古周易》，等等。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易占著作《火珠林》。《火珠林》在当时已是十分流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今之卜者掷钱占卦，尽用此书”，已经道出了此书在当时的影响。此外，签诗在易卦中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容肇祖《占卜的源流》说签诗是“从《易》占的变化，又产生签占的一种方法，这法到现在也很通行。削竹为签，盛以竹筒，在神前摇出一枝，案其号次，检取签诗”。他根据宋释文莹《玉壶清话》卢多逊得一签诗归示其父的记载，认为五代末已有签诗:但事实上签诗出现的时间要比这早得多。东晋干宝((搜神记》卷三记述郭璞为扬州别驾顾球的姐姐卜卦，得大过之升，其卦辞就是签诗的形式:“大过卦者义不嘉，家墓枯杨无英华:振动游魂见龙车，身被重累婴妖邪。法由斩祀杀灵蛇，非己之咎先人瑕。案卦论之可奈何!”

    除易占之外，其他术数在宋明时期也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如相术，此时出现了传为北周王朴所撰的《太清神鉴》，宋陈传所撰的《神相全编》和《麻衣相法》，明袁琪所撰的《柳庄相法》。这几部著作都被后世相士视为圭桌。这一时期，星命理论更为系统化和神秘化，出现了宋徐子平的《路禄子赋注》，释昙莹的《路禄子三命消息赋注》，明万民育的《星学大成》、《三命通会》，等等。占梦术在经过了漫长的发展之后，经由陈士元总结梳理，形成了《梦占逸旨》、《梦林元解》;太乙、六壬、九宫、遁甲、堪舆、拆字等杂占，也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著作，如宋祝泌的《六壬大占》，明郭载睐的《六壬大全》，明杨维德的《遁甲符应经》，程道生的《遁甲演义》，李国木的《地理大全》，罗压的《地理总括》，等等。宋明两代各类术数理论的系统化完备化，使一些人对术数更加痴迷，进一步扩大了术数的影响，促进了术数的流行。

    进入清代以后，术数的影响就更加广泛了。尤其是清乾隆救修的《协纪辨方书》的出现，对各种术数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部选择日辰的集大成之作，特标敬天之纪、敬地之方二义，强调人的吉凶福祸在于是否敬天地鬼神。乾隆救修此书的目的或许是为了让人们敬天地鬼神，按照统一的方法选择吉日良辰，但令这位开明帝王始料不及的是，《协纪辨方书》的出现，为各种择吉书的流行打开了方便之门，书肆坊间一时为择吉书所充斥。当权者的提倡和择吉书的流行，使很多人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他们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求个吉利，婚丧嫁娶要择吉，生意开张要择吉，出门做事要择吉，甚至垒灶台、剪指甲、理发修面也要择吉。《玉匣记》、《出行宝镜》等择吉书，与《协纪辨方书》一样，一时间成为坊间的******货，很是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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