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钦------一级上将、黄埔系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附：黄埔系、中央军）

陈诚----蒋介石最信任的人、土木系（陈诚系）领袖、黄埔系八大金刚之一、政治家

顾祝同-----国民党军政高层“军中圣人” 、黄埔系八大金刚之一

张治中----陆军二级上将、著名爱国将领、黄埔系骨干、黄埔系八大金刚之一

何应钦

　　何应钦(1889年4月2日-1987年10月21日),字敬之。祖籍江西临川，生于贵州省兴义。国民党政治家、军事家、国民党一级上将，黄埔系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

　　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在黔军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军参谋长等职。1922年夏任云南讲武堂教务长。1924年春任广州孙中山元帅府参谋。不久，任黄埔军校少将总教官，后兼教导一团团长，成为蒋介石的亲信。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参加平定商团叛乱、刘杨叛乱和两次东征陈炯明。1926年任第一军军长兼黄埔军校教育长。同年7月率第一军参加北伐。1929年任国民党海陆空司令部参谋长。在国民党“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0年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后任“剿共”军前线指挥。参与对中央苏区的一、二、四次军事“围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别事务委员会委员。1933年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与日本签订出卖国家主权的《溏沽协定》、《何梅协定》。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暂代总司令职，主张“武力讨伐”张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负责战时的军制、计划和指挥。1941年和蒋介石一起策划了皖南事变。1944年任中国陆军总司令，指挥了长衡会战和湘西反攻战。1945年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1946年任重庆行营主任，后赴美任联合国军事参谋委员会中国政府代表。1948年回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任国防部长。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时，一度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旋即辞职。后去台湾。1950年任蒋介石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席，兼任国民党中央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在中华民族的宏伟版图上，兴义地处黔西南的一隅，不但边远，而且偏僻。然而，在这块昔日贫瘠的土地上，却意外地涌现出一批叱咤风云的人物，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堪称一代枭雄。何应钦，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何应钦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暴发后，回国参加沪军。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到日本就读，1916年秋回国，到贵州任讲武学校校长、黔军参谋长等职。1924年赴广州，任孙中山大本营参议、黄埔军校总教官兼教导第一团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等职。北伐后任国民政府委员、浙江省政府主席、陆海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军政部长。1934年授一级上将军衔。抗日战争时期，任第4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总司令。1948年5月任国防部长，次年3月任行政院长，5 月辞职，8月去台湾，历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主任委员”等职，1987年10月在台北病逝。

【生平】

山里“乡巴佬” 东洋留学生

　　何应钦生于1889年4月2日（农历庚寅年闰二月十三日，清光绪十六年）。其祖辈于清朝中期由江西临川随军出镇贵州，后移居兴义，由行伍转为经商兼事农耕，先后落点于黄草坝、捧乍，最后定居泥凼的风波湾。

　　生于农村大山深处的何应钦，自幼身体强健，7岁发蒙就读于泥凼私塾，勤奋好学。1905年16岁时，一天下午放学回家，见家中无人，于是在楼上玩其父的毛瑟枪，不慎走火，打穿屋顶。他怕父亲责骂，急忙跑到附近亲戚家躲避。次日一早，一个人单独跑到县城，适逢县里高等小学堂招生，他竟一下子考起了。入学之初，城中士绅子弟见其身穿土布青衣，赤脚草鞋，举止随便，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娃娃，于是称其为“乡巴佬”。何性格倔强，根本不把这蔑称放在眼里，只一个劲刻苦学习，暗中与这些城里士绅子弟比个高低。同时，锻炼身体风雨无阻，因之教师们对其印象很好。

　　1907年冬，正值贵阳陆军小学在全省征选学生，何与同班同学鲁屯人李毓华、则戎新场人李儒清等同到贵阳，考起该校。1908年，他又与二李一起被选送到武昌陆军第三中学；次年秋，清政府陆军部招考留日学生，何又以第一名的好成绩应选，入日本振武学校。昔日的“乡巴佬”，成了东洋的留学生。

黔军作将领 被逐走昆明

　　何应钦在日本振武学校读书时，蒋介石以“蒋志清”之名就读于该校，只比何高一级。何在学习期间。一面接受军事教育，一面留心日本文化，并开始接触到反清革命思想。当时留日学生中，加入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者达数百人，何也加入了这一革命组织。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日本后，何与其他同盟会员回国，与蒋介石同在驻节上海的陈英士（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任职，先后任科员、连长、营长。讨袁失败后，何再次东渡日本，继续学习。结业后转入日本士官学校27期步科。

　　1916年秋，何应钦在士官学校毕业后，正逢贵州督军刘显世创办讲武学堂，刘电嘱其子刘燧昌（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聘任何等数人回贵阳，为刘训练新军。何经刘显世和任黔军总司令的王文华（电轮）的保荐，任黔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兼学生营营长。何回黔后不久，即取得王文华信任，引入心腹。其原因是王之妹王文湘尚未与人订婚。王氏家人原属意于李毓华，但何与刘显世亲侄、王文华之妻弟刘悫昌关系很好，又是少年时同学，因之刘悫昌于王文华之母（刘悫昌之姑母）前，经常说何好话，使之一家对何有好感；再加上何在王文华麾下办事勤谨，无烟、酒、赌博及女色之爱好，家庭也是有根基人家，遂决意与何议婚。何应钦因此遂与刘显世之甥女、王文华之胞妹王文湘于1917年4月在贵阳结婚。在当时兴义系军阀内部，以王文华为首的“新派”与刘显世为首的“旧派”内讧中，何成了“新派”的骨干。当时贵州政局中，由于王掌握了军队，实力雄厚，何在短短的近两年时间里先后当上了贵州讲武学校校长、省会警察厅厅长、全省警务处处长、第五混成旅旅长等要职。何善抓机遇，在“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他组织了“少年贵州会”宣传民主与科学；“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又发起召开贵州国民大会，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抵制日货，反对巴黎和会及北洋卖国政府。

　　1920年11月，何参与和直接指挥了“民九事变”，与王文华一起迫使刘显世交出了贵州大权。1921年3月，王文华在上海被仇家刺杀身亡，黔军5个旅长各自为政，何旅兵弱，遂被二旅旅长、安顺人谷正伦、警卫团团长、兴义人孙剑锋逐出贵州，于1921年底奔赴昆明，滇军总司令顾品珍聘何为高等军事顾问。因刘显世被逐出贵阳，对何异常寒心，在昆明嘱其子侄收买刺客用枪将何应钦胸部和腿部打伤，何随身副官救护入法国人办的医院抢救脱险，休养半年后离云南赴上海，在其内兄王伯群（王文华之兄）家中继续养伤、赋闲。

黄埔当教官 得志上青云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国民党经过改组，出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孙中山命廖仲恺、蒋介石等筹办黄埔军校，四处延揽人才。孙中山由广州派人到上海，经王伯群等人介绍，征求何应钦意见，何表示愿赴广州。来人电告孙中山，孙复电表示欢迎。何遂束装赴粤，在孙的元帅府任参议。何因与蒋介石既有“同学”、“同事”的关系，又在贵州办讲武学校颇有名气，于是被蒋看中，因之参与军校筹建工作。到6月12日，黄埔军校成立，何被孙中山授以少将军衔，任命为黄埔军校副总教官。何工作勤勉，待人随和，有标准军人风范，对蒋恭顺，因此颇受蒋赏识。

　　何在任教官时，参与讨平广州商团叛乱。9月初，军校学生编为两个教导团，10月12日蒋委托何兼本校第1教导团团长；次日，廖仲恺、蒋介石又任命何为军校教务处代理处长。广东军阀陈炯明叛乱，蒋介石率两个教导团讨伐。何带的第1团连战皆捷。陈部所属林虎，勾结滇桂军阀袭击何团。何当时癫痫病发作刚过，即亲率团部勤杂人员向敌冲锋。蒋与苏联顾问加伦将军在高处观战，见何奋不顾身，对何备加赞赏。

　　此役胜利后，加伦即将列宁赠给他的佩剑转赠何作纪念。后两个团合编为第1旅，何升任旅长。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何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会将所属军队编成国民革命军，黄埔学生军编入第1军，蒋介石任军长，何应钦任师长（周恩来为该师党代表），9月，陈炯明再次兵变时，国民政府派兵第2次东征。蒋为总指挥，后分三路，何应钦、李济琛、程潜分任各路指挥。何部多有建树，深受国民政府赞赏。何于11月5日出任潮汕善后督办；12月10日，升任第1军军长兼潮梅绥靖委员、军校潮梅分校校长。在反共的“中山舰事件”后，又出任黄埔军校教育长。

　　1926年7月国共联合北伐，何任第1军军长，何的一部分实力保广东根据地，大部分兵力向闽浙攻击。9月，北伐军全力在湖南初战告捷，东向长江下游5省。10月，福建都督周荫人倾巢西移，企图窜犯潮梅，何乘机率部袭击周总部驻地永定，取得全胜后挥师绕道，兵分5路，在松口攻周军主力，俘敌师长以下4000余人，蒋去电嘉勉，电汇银元2万犒劳将士，升何为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12月占福州，进闽北，控制福建全省，何任该省临时政治会议主席，又乘胜进军浙江，攻克杭州，后在南京外围迂回作战，等到2、6军去强攻南京后开入城内，抢占有利地势。

　　蒋介石为消灭共产党，4月2日在东路军指挥部召开反共会议，研究反共方案。何在会上极力支持，主张消灭共产党。4月9日，何在南京直接调兵解除了林祖涵（林伯渠）所率的第6军3个主力团武装，包围江苏省党部和省总工会，逮捕了部分革命者。次日何又令军警强行解散南京共产党支部，逮捕全体共产党干部。4月12日，何的东路军26军在上海对工人纠察队进行突袭，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四一二”惨案。这年5月，继续北伐，由蒋和李宗仁、何应钦分任各路部队指挥官。何于5月19日北渡长江，遭到张宗昌、孙传芳直鲁联军反攻，何、李遵蒋之命，退到长江沿线。

反蒋遭忌恨 起用更卖力

　　此时窃据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于7月15日通电反共反蒋。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冯玉祥为首的西北军和阎锡山为首的晋系与蒋有矛盾，公开逼蒋下野。何应钦此时判断失误，以为蒋树敌太多，已四面楚歌，必败无疑。于是暗中支持桂系逼宫。这样，蒋只好下野。当白崇禧在会上要蒋离职时，蒋回顾何，而何一声不吭，蒋伤心异常，拂袖而走。蒋事后说：“当时只要他何应钦一句话，我是可以不走的”。这是蒋、何的第一次矛盾。

　　蒋下野后，由何、李、白组成军事常务委员会，对国民革命军实行集体领导。何、李击退孙传芳、唐生智等对南京的进攻。1927年11月10日，蒋由日本回上海。12月10日，国民党第二届四中全会预会通过决议，敦请蒋复职。蒋复职后，于1928年2月，不与何应钦打招呼，乘何去南京，蒋直接去何的第一路军徐州总指挥部，撤消了何的本兼各职，将军队编为4个集团军，蒋自任总司令。

　　何应钦对蒋介石是有功的。蒋离不开何，何更离不开蒋。当何在白崇禧迫蒋下野时态度暧昧，蒋复职后一怒之下撤了何的一切职务，后又经别人圆场，蒋才又委何为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何肚里有气，托病于杭州附近莫干山。蒋亲自跑去对何说：“我离了你，没有问题，照样干下去；你若离开我，就无办法。”何权衡利弊，只好随蒋到南京就职。

　　这年6月，北京政府被推翻。为了收编北洋军队，蒋于10 月任命何为训练总监，下月又被调为裁军委员会主持工作。在国民党三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委员，旋被任命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后又出任开封、郑州、武汉行营主任。何被蒋踢了一脚，此时又受到蒋的宠信，因此对蒋更加感激涕零，决心“将功补过”。他主持军队工作时，利用编遣、整军之法，忠心地为蒋兼并异己，扩充嫡系，南征北伐，马不停蹄。1929年，其父何明伦去世，此时正逢蒋冯阎中原大战，何一直在前线督军，无暇回兴义奔丧，蒋深为感动，亲往设在南京的何父灵堂祭吊，并亲笔写了赞辞，使何深受感动。1930年3月10日，何当上了蒋的军政部长。6月，李宗仁攻长江，何坐镇武汉指挥，将李击退；朱德、彭德怀乘蒋桂战争之机率部攻长沙，也遭到何部镇压。

　　何在军政部长任上一干十多年，对国民党的军制兵制、军需后勤、国防设施等建设有所筹划，并实行了征兵制度，军需独立等一些措施，为国民党军队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因其在官场中较少舞弊，不敢培植私人势力，蒋因此对何很有好感，在国民党中博得“恭谨廉洁”的名声。

 “围剿”遭败迹 “攘外”又“安内”

　　1931年2月，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指挥部队对湘赣地区共产党人和人民武装进行第二次围剿。但红军在15天里连打5个胜仗，打垮了他的15个师。当时蒋刚当上“国民政府”主席，心绪颇佳，不仅未责备何，反而任其为前线总指挥，兼国民党空军司令，蒋亲自出马任第三次围剿红军总指挥，但最后仍惨遭失败。

　　这年秋，日本在东北制造“9.18”事变，侵占东三省，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坚持其对外屈辱、对内惨杀政策，于1932年春任命何为湘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但因日军进逼华北，蒋认为何与日本关系素来较好，能调和日本人口味，于是命何去职北上，出任中央政治会议特别事务委员会委员。1933年1月，日军占领热河，突破长城防线。何等表面上协助张学良阻止日军进攻，实质上是欲取而代之。3月12日，张学良辞职，何应钦继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秉承南京政府“一面抗日一面交涉”的“国策”，和蒋“有言抗日者杀无赦”的密令，所以，虽然集中了几十万军队，却被一二万日军击败，退到北平附近。5月31日，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停战协定》。

　　日军占领大片领土后，国民党中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共产党的倡导和支持下，响应民众呼吁在察哈尔成立了抗日同盟军，收复了部分失地，但何却调动约15万兵力，配合日军对冯等施加压力，从内部进行分化瓦解，限令解散抗日同盟军。8月5日，冯玉祥宣布下野，冯军解散，对于仍坚持抗战的吉、方部队，何又令部队在日本飞机支援下进攻。吉、方寡不敌众，二人以失去自由为条件，换取全体官兵的安全和对伤病号的医治而息事。次年冬，何组织军事法庭，对民族英雄吉鸿昌进行审判后杀害。

　　1933年11月，冈村宁次向何等提出备忘录，要求“改善”华北局势。经多次谈判，恢复了华北与伪满洲国邮电通讯和铁路交通；1935年，日本为达到侵占华北目的，先后制造了“河北事件”和“华北5省自治”阴谋计划。6月10日，何同意日军华北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的无理要求，将于学忠部队调离华北，撤销北平军分会党务政训机构，解散抗日团体，禁止全国反日活动；7月6日，何又与梅签订了一个实现上述内容的文件，即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

　　此后，何在北平已无事可作，遂回南京行使军政部长之权。1936年6月，“两广事件”发生，粤桂军阀以抗日为由逼蒋下台，由于何应钦等施加压力，事件平息。9月，何以军政部长身份兼广州行营主任。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当时，何等主张打，孔祥熙、宋美龄等主张和，冯玉祥、李烈钧等国民党元老出于国家民族安危，支持主和派政治解决，一连几个昼夜争吵不休。宋美龄害怕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杀掉，一再央求何答应张、杨部分要求和平解决。可是何态度坚决，失声骂道：“你一个妇道人家懂得什么？只知道救丈夫！国家的事，你不要管！”在何等的挟持下，国民党通过了“讨伐”张、杨的决定，授何负责军事，代行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何一方面与日本驻华使馆及桂系、四川联系，促汪精卫回国主持大计，对人事作出内定，一方面出任讨伐总司令，调动两个集团军向西安推进，令空军轰炸张、杨部队。

　　“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蒋、何虽有矛盾，但由于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在蒋回南京后，何仍留任军政部长一职。

　　1937年“7.7”事变发生时，何在四川主持整军会议，即被蒋召回南京，商讨抗日大计，并出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在讨论南京战役计划时，何等多数将领主张用20个团左右兵力，以歼日军有生力量。但蒋未采纳，结果大败，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1938年1月，何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负责战时军制计划和参与各个战役的指挥，对抗日战争作了一些努力。

就任总司令 衣锦还故乡

　　1940年10月到1941年年初，何应钦、白崇禧秉承蒋介石旨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取销新四军番号，审判叶挺、通缉项英等一系列反共事件。周恩来怒斥何“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1943年2月7日，何以参谋总长的身份，偕同史迪威等飞赴印度检阅中国远征军，3月3日返抵重庆。何此行奠定了中国军队驻印训练及远涉缅甸丛林配合英美盟军作战的基础。1944年11月20日，何担任了近14年的军政部长职务，被蒋介石的另一亲信陈诚夺去。

　　1944年12月2日，日军窜犯黔南，到达独山，准备进犯四川。当天，何由重庆飞抵贵阳，与谷正纲、张道藩等一起召开贵州军政会议，研究对策，一方面准备省府各机关后撤至毕节，一方面配合美军在贵阳又来一次“焦土抗战”。但侵黔日军只有3000余人，只是一次演习。所以3天后即撤，何令中国军队追击，失地全部恢复。25 日，何在昆明就任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统一负责西南各战区部队作战、指挥及训练，兼指导贵州全省党政事宜。

　　何在昆明训练由美国提供装备的36个陆军师，再次受蒋委托指挥中央军。昆明练兵集中了国民党中央军大部主力，是蒋的王牌。1945年1月底，中国远征军攻克缅北重镇苗斯，与滇西的中国军队在滇缅公路会师。何于2月初飞赴该地，主持升旗仪式，后参与指挥了中国远征军的第二次入缅作战。3月7日克腊戍，30日与英美盟军胜利会师，第二次缅甸战役胜利结束。

　　何回昆明后，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美军参谋长麦克鲁少将等由昆明经兴义到贵阳，在兴义停留5天，这是他离开兴义到贵阳陆军小学以后，近40年时间第一次回到故乡，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回故乡。何到兴义时，同欢迎他的人热烈握手，对小学时的同学、故旧，直呼当年诨号，神态轻松活泼，感情真挚。当晚，县政府举行宴会招待其一行。何在席中畅谈思乡念旧之情，心情极为欢快。次日上午，兴义各界在省中操场（现师专内）开会欢迎他。他会前一个多小时提前到达与陪同的省中校长和兴义各界士绅，在校内各处参观，指指点点；哪里是他当年的教室，哪里是寝室，不断数落当时一些教师姓名和教学情况，也提到一些故去和健在的同学旧友，颇多感触。他在欢迎大会讲话中，以“勤”、“俭”、“诚”为题，现身说法，勉励在场青年和学生。谈到“勤”时说，当年在这里读书时，起早睡晚，全神贯注地读书做作业，同学之间互相竞争，唯恐后人。“我的资质平常，但我能勤奋学习，可说是手不释卷”。“人们叫我‘乡巴佬’，可我的成绩也还能赶上别人”。谈到“俭”字时，他说：“当学生时，穿的是粗蓝土布，或是学校发的公服，吃的是学生大伙食。现在也一样节约，不吸烟，不饮酒，不赌博”。他还说他30年来没买过一亩地，在贵阳、重庆、兴义没有自盖一间房子。谈到“诚”字时他说他一生对人对事都以诚相待，不玩弄权术，故能得到各级的信任，泰然处理一切军政事务，履险如夷，没有出过大的乱子。他在家乡人们面前高谈阔论，表现出他正得势时的志得意满，极力树立自己的高大形象。第三天，何乘小车到其泥凼老家住了一夜，旋即离开兴义，经贵阳，到重庆。

　　主持受降礼 出尽风头时

　　1945年3月底，何主持的陆军总司令部策定打通广州到海口的计划，遭到日军破坏；何即从4月初开始组织湘西战役，首先督率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阻敌于雪峰山，命第二方面军汤恩伯部攻击日军侧背。5月初，又令陆军全线反攻。6月2日，湘西会战结束，歼敌万余。同时，他令二、三方面军向广西进军，5月收复南宁、河池，6月克柳州，7月克龙州，复桂林。何在此期间曾飞赴前线各要点考察部队情况，将陆军总司令部由昆明推进到柳州，在南宁设指挥所。当何在南宁行署按计划向广州和雷州半岛进军时，8月10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2日，何由南宁飞赴昆明与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交换处理日军投降意见；13日飞赴重庆，参加中美最高幕僚会议，听取对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计划及意见，其后核定有关事项并对各部队下达准备出发命令；20日飞抵湖南芷江四方面军王耀武部；翌日，日军投降代表今井武夫到达芷江，接受何给予的有关投降事宜备忘录。27日，何令前进指挥所人员飞往南京，何亦乘飞机到恩施、安康、西安、遂川、南城等地视察，并对各战区司令长官指示处理受降事宜。

　　1945年9月8日上午9时，由8架战机护航，何应钦乘坐“美龄号”飞机从湖南芷江飞临南京。第二天上午9时9分，在南京原军校大礼堂举行“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按照国际惯例及当时规定，受降仪式上，冈村宁次等降将应在中国军队押送下带指挥刀入场，亲手交何，象征缴械投降。但何却在头一天派人去征询冈村意见，竟然允许他不带刀，免了缴械一幕。

　　受降仪式开始时，坐在受降席上方的是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及陆、海、空军上将顾祝同、陈绍宽、张廷孟等5人；下方投降位置上是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参谋长小林线太郎中将，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和舰队司令官福田中将等人；东西两侧观察席上有美国军官和中外记者，中国官员汤恩伯、李明扬、郑洞国、廖耀湘、谷正纲等人。日军参谋长把日军的编制、人数、装备、驻地等清册双手捧交给何的参谋长肖肃毅。肖用一只手接过清册。接着是冈村宁次向何应钦递交投降书，冈村两腿立正，弯腰低头，双手将降书送到何手里。

　　事前规定，日军投降代表前后应向何敬礼三次，何不必还礼。但冈村向何交降书时，何禁不住起身还礼，使在场的中外记者及有关人员瞠目结舌。当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不但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而且也代表东南亚战区盟军，包括苏、越、朝、缅、泰等国接受冈村代表日本政府投降。这是何一生中最值得炫耀出尽风头的事，是他一生中的顶点。此后，他在国民党中的官运就日渐式微，开始走下坡路了。

免职去美国 为蒋跳火坑

　　1946年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成国防部，何受陈诚等排挤，失去了参谋总长和陆军总司令两个重要职务，而由陈诚和白崇禧分任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何仅任小小的重庆行营主任一职。10月18日，被蒋派往美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一年多后，因国内反共战场吃紧，何奉召回国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1948年5月31日，又改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打击下，以翁文灏为首的国民政府内阁总辞职，何抱着“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痛苦心情，不顾蒋和黄埔系的挽留，住到上海江湾陆军医院割痔疮去了。

　　1948年底到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组织的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直逼南京。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何考虑到如跟李在南京，势必引起蒋的疑虑，遂以“避寿”为名去杭州。蒋深为感动，于3月12日何60岁生日前夕，派亲信张群，携其亲手题写的“安危同仗，甘苦共尝”寿轴，及一封情辞恳切的亲笔信交何，要何出任李宗仁政府行政院长，以便牵掣桂系。何感激涕零，明知临危受命组阁无异于跳火坑，但为报蒋“知遇之恩”，于3月23日当上了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何当上行政院长后，提出了先签停战协定再行和谈的主张，以便依托长江天堑隔江而治，保持江南半壁河山苟延残喘。由于蒋暗中操纵，李宗仁政府没有和谈诚意，致使国共和谈破裂。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政府的灭亡。5月13日，何应钦内阁在广州集体辞职，把烂摊子甩给了阎锡山的“战时内阁”，他自己则先到香港，后到台湾。

晚年遭冷落 怀念旧山川

　　何随国民党残兵败将逃到台湾后，寓居台北牯岭街，自称“闭门思过”，不闻政事。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又当上了“总统”。何备受冷落，被排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只任一席中央评议委员；军队中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 一顶大而空的高帽子。

　　官场失意，但他仍以“民间”方式继续为蒋效力。他发起组织了“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当了几年常委，便一直任会长；他又恢复了“中国童子军”总会，一直挂副会长头衔（会长为蒋介石）；他又是台湾“道德重整会”会长，前后十次出国进行“国民外交”。八十年代后，他还当上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主任委员。

　　何晚年的“公事”无非是开会应景，发表讲话，参加证婚、剪彩、葬礼等。其余大部分时间是打桥牌、打猎、打高尔夫球、栽花种树等。随着年迈体衰，特别是“反攻大陆”的希望破灭，何的注意力也逐渐从军事转移到台湾经济文化建设上，提出不少建议，对台湾经济文化繁荣非常关心。

　　何比其他去台湾的国民党元老们好的地方是生活不愁、家景不错、心情乐观豁达。他一生无子女，只过继其弟何辑五之女丽珠为后。他的夫人王文湘，1917年在贵阳与其成婚后，双方感情一直不错。王于1952年被医生诊断患有乳癌，发现时已属晚期，病情恶化，无法进行手术治疗，每年求医都奔赴日本，直到1978年4月病逝。何政坛无事，正好忙家，自己动手搞家务，对病妻尽丈夫之责，对独女尽父亲之责。在国民党上层圈中，有人称他是“中国第一好丈夫”。

　　何晚年尽管反共之志未改，对大陆诬蔑仍不绝口，但他始终不赞成台湾“独立”，主张只有一个中国。他嘴里顽固坚持“三不”政策，而事实上，他也曾辗转拜托亲友，了解家乡情况及祖茔安然与否。特别是其妻病故后，他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倍感凄清，受不了乡情熬煎。他不知多少次向人描述家乡泥凼的山川名胜，久而久之，听的人头脑里都有了一幅泥凼山水图形。1980年4月90大寿时，著名国画家张大千根据他平日的描述，精心画了一幅《泥凼风景图》作寿礼相赠。在众多或华贵、或荣耀的礼品中，他独独珍爱这幅家乡山水图。八十年代中期，贵州省有关部门拍摄了一部以兴义风光为题材的录相电视，通过各种渠道带到他身边。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他看到后对家乡变化颇多感慨。他还时常把家乡人带来的照片拿出来翻看，照片上的景物是那样的熟悉，又是那样的陌生。看到泥凼石林，他就想起童年与伙伴们在那里嬉戏玩耍的情景；看到大山中的羊肠小道，他就想起当年只身一人，踩着这条小路，到兴义求学，然后走出兴义，走出贵州，登上了中国政治军事的最高舞台……

　　1986年4月，何应钦中风，被送进医院。1987年10月21日上午，向有“福将”之称的何应钦，得以寿终正寝，时年98岁。

　　何应钦养生语录

　　不正的思虑是长寿的最大敌人。要用温和、慈良、宽宏、厚重 、缄默来克服自己心中的猛厉、残忍、偏狭、轻薄、浮躁，才可能做到心直虑正。

“黄埔系”首领何应钦

    1934 年4 月，国民党军重新颁授将官军衔，有八名高级将领被授予一级上将，何应钦名列其中，他是当时中央军系统唯一的一级上将。

    何应钦，字敬之，一级陆军上将，曾任黄埔军校总教官，后来成为"黄埔系"中地位仅次于校长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有"蒋何"之并称，历任第一军军长、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参谋总长、军政部长、中国陆军总司令、国防部长、行政院长等职，退台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

    （一）

    何应钦1889 年4 月2 日生于贵州兴义泥荡村。父亲何其敏，经商。

    何应钦在兄弟5 人中行三。7 岁入乡塾，10 岁读初小，13 岁进县立高小，后以考选第一名被保送入贵州陆军小学，1908 年又被保送武昌陆军中学，同年秋赴日本留学，入振武学校第十一期，与谷正伦等同学一并加入同盟会。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何应钦辍学回国，参加上海光复之役。二次革命时，何任江苏陆军第一师营长，二次革命失败后，返回日本完成学业，1913 年秋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步科。1915 年，何应钦从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应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之邀，任黔军第一师步兵第四团团长兼贵州讲武学校校长。1916 年，何应钦娶了原贵州督军刘显世外甥女、王文华之妹王文湘为妻。

    以后，何又升任黔军第五混成旅旅长、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等职，何应钦并晋衔为陆军少将，成为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的得力干将，并是贵州新派中的核心人物。1920 年，王文华被政敌刘显世派人刺死，何应钦也被刺伤，经一法国医生治疗，才免于一死，此后在上海寓居数年。

    1924 年，孙中山在广州筹建黄埔军校，蒋介石任校长，何应钦经日本士官学校同学王柏龄推荐，出任黄埔军校少将总教官。从此，何应钦长期追随蒋介石，成为蒋家王朝几十年统治的重要支柱。蒋何虽为留日同学，且又同在陈其美手下共过事，但两人以前并无深交。何应钦到军校后，工作谨慎，办事认真，思想右倾，且无不良嗜好，无论在上班或下班的时间内一找必到。这些都受到蒋介石的赞赏，并逐渐加以信任，常把一些重要任务托付给何。何受到如此重视，也知恩必报，带着刘峙、顾祝同、钱大钧、陈继承等一批军事教官，干得愈加出色，深得蒋介石的欢心。蒋、何之间的关系，从此也愈来愈密切了。以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组成两个教导团，何任第一团团长，钱大钧、刘峙、顾祝同为他手下的营长。他率领黄埔学生军，在平定"商团叛乱"，两次东征，讨平刘、杨叛乱等作战中，屡建战功。

    广东国民政府完成对粤的初步统一和巩固后，蒋介石即将黄埔学生军的两个教导团扩编成两个教导师，成立了第一军，蒋亲任第一军军长，何任第一师师长。

    1926 年7 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下设7 个军。何应钦升任第一军军长。第一军由黄埔学生军组成，军政素质很高，是以后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的基础，也是国民党"中央军"的基本班底，是蒋介石几十年反革命统治所依赖的嫡系力量。何应钦出掌第一军，在黄埔师生中建立了威信，也奠定了他在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首领地位。

    北伐战争中，何应钦先后升任北伐军东路总指挥、第一路军总指挥。1927 年7 月，桂系首领白崇禧等"逼宫"，要蒋介石下野，与白私交不错的何应钦态度暧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蒋介石无奈，只得通电下野。当白崇禧在会上要蒋离职时，蒋回顾何，而何一声不吭，蒋伤心异常，拂袖而走。蒋事后说："当时只要他何应钦一句话，我是可以不走的。"这是蒋、何的第一次矛盾。从此，蒋何间埋下了芥蒂。

    1928 年1 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继续北伐。2 月9 日，蒋介石突然夺了何应钦第一路军总指挥的兵符，后又经别人圆场，调任其为有职无权的总司令部参谋长。何肚里有气，托病于杭州附近莫干山。蒋亲自跑去对何说："我离了你，没有问题，照样干下去；你若离开我，就无办法。"何权衡利弊，只好随蒋到南京就职。蒋介石的这一手，对何应钦震动很大，他深知蒋"爱之加膝，恶之坠渊"的脾气，从此对蒋俯首贴耳，处处小心谨慎。

    在1929 年2 月到1930 年10 月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时期，何应钦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武汉行营、开封行营、广州行营、郑州行营主任，在前线指挥对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新军阀作战，积极为蒋卖力，成为蒋的主要军事助手。1929 年，其父何其敏去世，此时正逢蒋冯阎中原大战，何一直在前线督军，无暇回兴义奔丧，蒋深为感动，亲往设在南京的何父灵堂祭吊，并亲笔写了赞辞，使何深受感动。1930 年3 月，何应钦被任命为军政部长，此后一直连任至1944 年，长达14 年。

    （二）

    从1931 年2 月到1933 年2 月，何应钦亲自指挥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二、第三、第四次"围剿"，先后指挥20 万、30 万、50 万大军，进攻中央苏区，企图一举消灭中央红军。但三战皆败，在国民党军界有"干才"之誉的何应钦，在红军面前损兵折将，丢尽颜面。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大发雷霆，哀叹："唯此次挫败，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何应钦也惶惶不安，借故返回南京，逃避和红军作战。

    1933 年3 月，张学良因奉蒋介石之令，丢失热河，引咎辞职。刚从江西内战前线败阵下来的何应钦，被蒋介石派到北平接替张学良，代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主持华北军事。3 月至5 月间，何曾督率国民党中央军和一些地方部队约35 万人，在长城一带的冷口、喜峰口、南天门、古北口、石匣等地抗击日本侵略军。5 月，长城抗战失败后，何应钦派总参议熊斌为最高代表，同日本最高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塘沽协定》。

     1935 年4 月，国民政府根据重新制订的军衔等级，给高级将领颁授军衔，授任何应钦等8 人为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名列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之后，位居第四，排在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之前。何应钦是当时国民党中央军系统唯一的一位一级上将，蒋介石是特级上将，而其他嫡系将领刘峙、蒋介石与何应钦等诸将官在南京灵谷寺。

    顾祝同等为二级上将，张治中、陈诚等为中将。可见何应钦当时在蒋介石嫡系将领中的位置是至高无上的。

    同年7 月，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秘密协定，即中国现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卖国协定之一--《何梅协定》，出卖了华北的大部分主权。

    1936 年12 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各派力量迅速分化组合，形成了以何应钦为首，戴季陶、吴稚晖、居正等为骨干，有黄埔系大多数将领为基础的主战派和以宋美龄、孔祥熙为首，得到冯玉祥、李烈钧和宋子文等支持的和平解决派。两派为如何救蒋脱险，如何对付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如何对待*等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尤其是何应钦与宋美龄曾大动肝火地争吵。宋要求先救出蒋介石后，才能发兵"*"。何则毫不退让，宣称，为维护国民政府威信，应立即出兵"*"。宋无路可退，只好挑明了说："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生命。"何见不能制止她，气急败坏地吼道："你女人家懂得什么？只知道救丈夫而已！国家的事，不要你管！"宋无奈，声泪俱下地回嘴道："你这样做，太辜负蒋先生了。"并低声骂道："以后我要你这个姓何的瞧瞧，到底是女人家懂得什么，还是你这个臭男人懂得什么！"12 月16 日，在国民党第22 次中央政治会议上，经过一番舌战，主战派与主和派终于达成妥协，决定推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中央军进攻西安。会后，何应钦即任命刘峙、顾祝同两员大将分任讨逆军东、西路集团军总司令，举行所谓"白衣誓师"，调动十几个师的兵力，准备大举进攻西安。同时，他又令空军由洛阳起飞，轰炸西安。但由于宋美龄等强烈反对，何应钦也怕"玉石俱焚"，遂改令只轰炸渭南、富平、三原，进至西安近郊示威即可。张学良、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也群情激愤，准备应战。新的内战一触即发。蒋介石见势不妙，急忙于17 日发出停战手谕。国民政府于是决定18 日至22 日期间，暂停轰炸。经过争执，何应钦允许宋子文以私人名义赴西安面见蒋介石。同日，何应钦收到张学良的抗议电，要求中央军立即停止军事行动。由于*中央代表团的调停，张、杨顾全大局，主和派也从中斡旋，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何应钦的"*"不得不中途停止。

    关于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以往的书刊一般都认为何力主"*"，是企图置蒋于死地并取而代之。但近来也有人提出，何应钦主战的动机，是以救蒋脱险，惩治张、杨和反对联共抗日为目的的。这充分*了他一贯亲日和顽固*的立场，也表现出他和蒋介石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

    （三）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时，何应钦在四川主持整军会议，即被蒋召回南京，商讨抗日大计。8 月，何出任军委会军政部长兼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坐镇广州，第二年初任军委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为蒋介石最高军事助手。这期间，何应钦参与指挥了徐州、武汉、南昌、随枣、长沙和桂南会战。作为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负责战时的军制、计划和指挥。但由于蒋喜欢越级指挥（张治中说蒋常常隔着"多少级的直辖长官，把一连炮兵随便调走了"），何不免要为蒋的战略失策大背黑锅。不过何的军事认知也未尝没有问题。以抗战八年中"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淞沪会战为例，何氏认为"双方无限制增兵，我为确保江南腹地，又不能不以精锐部队与敌周旋……此时北正面只有采守势作战，逐次抵抗，与敌持久"，但李宗仁则指出"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作孤注一掷"，因为"上海地狭薄海，敌人陆海空联合作战，极易发挥威力"（白崇禧语）。事后看来，淞沪会战如此之大的牺牲不过是蒋为洗雪"中央军之无能"而"徒凭一时之偾兴"的恶果而已。

    1941 年1 月，何应钦与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一起，按蒋介石的意图，策划发动第二次*高潮，命令其亲信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组织对新四军的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被围的9000 多新四军官兵，除1000 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分被俘，大部分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牺牲，使华南抗日事业蒙受严重损失。

    1943 年2 月7 日，何应钦以参谋总长的身份，偕同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等飞赴印度检阅中国远征军。何此行奠定了中国军队驻印训练及远涉缅甸丛林配合英美盟军作战的基础。1944 年11 月20 日，何担任了近14 年的军政部长职务，被蒋介石的另一亲信陈诚夺去。

    1944 年12 月25 日，何应钦在昆明就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统一负责西南各战区部队作战、指挥及训练，兼指导贵州全省党政事宜。何在昆明训练由美国提供装备的36 个陆军师，再次受蒋委托指挥中央军。昆明练兵集中了国民党中央军大部主力，是蒋的王牌。1945 年1 月底，中国远征军攻克缅北重镇苗斯，与滇西的中国军队在滇缅公路会师。何于2 月初飞赴该地，主持升旗仪式，后参与指挥了中国远征军的第二次入缅作战，3 月7 日克腊戍，30 日与英美盟军胜利会师，第二次缅甸战役胜利结束。

    何应钦回昆明后，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美军参谋长麦克鲁少将等由昆明经兴义到贵阳，在兴义停留5 天，这是他离开家乡兴义到贵阳陆军小学以后，近四十年时间第一次回到故乡，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回故乡。何到兴义时，同欢迎他的人热烈握手，对小学时的同学、故旧，直呼当年诨号，神态轻松活泼，感情真挚。当晚，县政府举行宴会招待其一行。何在席中畅谈思乡念旧之情，心情极为欢快。

    1945 年5 月，何指挥所部4 个方面军在湖南、广西对日本侵略军进行反击，收复桂林、柳州等地。8 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何受蒋介石之命"办理全面受降事宜"。9 月9 日，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正式接受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的降书。当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不但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而且也代表东南亚战区盟军，包括苏、越、朝、缅、泰等国接受冈村代表日本政府投降。这是何应钦一生最风光的一日。

    1945 年9 月9 日上午9 时，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此隆重举行。9 时9 分，受降仪式开始。坐在受降席上方的是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及陆、海、空军上将顾祝同、陈绍宽、张廷孟等5 人；下方投降位置上是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参谋长小林线太郎中将，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和舰队司令官福田中将等人；东西两侧观察席上有美国军官和中外记者，中国官员汤恩伯、李明扬、郑洞国、廖耀湘、谷正纲等人。日军参谋长把日军的编制、人数、装备、驻地等清册双手捧交给何的参谋长肖肃毅。肖用一只手接过清册。接着是冈村宁次向何应钦递交投降书，在219 名国民党陆海空军将校、51 名国民政府文职官员、47 名盟国代表以及88 名中外记者的注视下，冈村两腿立正，弯腰低头，双手将降书送到何手里。事前规定，日军投降代表前后应向何敬礼三次，何不必还礼。但冈村向何交降书时，何禁不住起身还礼，使在场的中外记者及有关人员瞠目结舌。

    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长官蒋介石接受投降书。

    日本军人一向以降为耻，而冈村宁次此时却感到"轻松"。冈村宁次当天日记写道："8 月10 日以来，虽不断受不愉快心情折磨，但其后因《对华处理纲要》业已确定，并决心亲自掌握处理，加以所接触的中国方面要人态度颇为亲日，而又是向友人何应钦投降，从而产生一种轻松之感，在今天的签字仪式上也未特别紧张和担心。"能够让一向以降为耻的日本军人在受降签字仪式上感到轻松，那是因为中国方面有非常之举：何应钦为照顾"友人"冈村宁次的面子，特将受降仪式日方不准佩带军刀入场改为冈村向其呈献军刀；冈村在投降席前站定致礼，何欠身还礼；日方呈上降书，何站起来双手接捧；冈村退席时，何再次欠身致答。

    （四）

    抗战胜利后，1946 年6 月，国民政府接受美国顾问团团长巴大维的建议，撤销军事委员会，成立国防部。何应钦被蒋介石解除参谋总长及陆军总司令职务，派到联合国任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虚职。何应钦本来风头正劲，踌躇满志，突然被贬出国，是因为他和蒋介石微妙的关系。何曾任黄埔军校总教官，待人谦和，又有较高的军事素养，在黄埔师生中威信颇高，是黄埔系仅次于校长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在国民党中央军系统里，以一些军事巨头为核心，形成了许多势力集团，其中何应钦集团和陈诚集团是当时两个最大的势力集团。原黄埔教官刘峙、顾祝同，黄埔学生中的佼佼者杜聿明、宋希濂、关麟征等，都是何应钦集团骨干。抗战后期，何应钦的权力和荣誉都达到了顶点，可谓权倾一时，功高震主。对何一直存有戒心的蒋介石，这时也下决心用陈诚取代何应钦，夺了何的兵权，以陈诚为国防部首任参谋总长。

    何应钦受冷落了将近两年，直到1948 年3 月从美国归国。此时，陈诚因指挥作战不利已被撤了参谋总长的职务，顾祝同继任参谋总长；国防部长白崇禧因桂系在总统竞选中得罪了蒋介石而被调离南京国防部，改任华中"剿匪"总司令。由于国防部长名义上是参谋总长的上级，因而资历应在参谋总长之上。白崇禧当国防部长时，陈诚、顾祝同先后任参谋总长。白崇禧离任后，谁来当国防部长，蒋介石颇感捉襟见肘，因为资历在顾祝同之上的高级军事人物屈指可数，而蒋介石又不愿找一个与他意见不和的，最后，选来选去还是挑中了稳重"可靠"的何应钦。1948 年5 月，何应钦出任国防部长。

    1949 年1 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不久，孙科内阁垮台，李宗仁提出由何应钦继任行政院院长，理由有三：一是何还算是蒋介石的人；二是何应钦历史上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有过合作的经历，与李、白关系较好；三是黄埔系将领不买李代总统的账，请何应钦出来利用他在黄埔系中的威望压压台。何考虑到如跟李在南京，势必引起蒋的疑虑，遂以"避寿"为名去杭州。蒋深为感动，于3 月12日何60 岁生日前夕，派亲信张群，携其亲手题写的"安危同仗，甘苦共尝"寿轴及一封情辞恳切的亲笔信交何，要何出任李宗仁政府行政院长，以便牵制桂系。何应钦想当行政院长之心已久，终于在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之前，赶上了"末班车"，过了一回行政院长的瘾。

    但是，好景不长。此时解放战争的形势已发生战略性转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4 月20 日，李宗仁、何应钦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和谈破裂。第二天，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下达《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长江防线，23 日，解放国民党首都南京，5 月30 日，解放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同日，刚刚当了两个多月行政院长的何应钦见大势已去，辞去行政院长和国防部长的职务。不久，他去了台湾。

    12 月5 日，何应钦收到台湾当局发给的一份请柬，邀他于12月7 日参加"总统府"的挂牌仪式。他明白，国民党在大陆的抵抗已经完全失败。在12 月7 日的"总统府"挂牌仪式上，何应钦与所有参加者一样，并不是怀着对新生儿洗礼的欢欣，而是怀着对一位死者入殓的悲哀去应景。在昔日台湾总督府的门前，"*总统府"的新招牌虽赫然入目，但既没有"总统"，也没有"代总统"露面，越发使这挂牌仪式显得不伦不类了。

    （五）

    何应钦到台湾后，再未受到蒋介石重用，只给了个"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特级冷板凳。此后，他还兼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会长、"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顾问、"总统府"战略顾问、"三*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主任、"中国童子军总会"副会长、"*"红十字总会会长、台湾观光协会理事等闲职。

    1963 年，何应钦为国民党*孔祥熙祝寿。

    1954 年4 月，蒋介石第一届"总统"任期将满，台湾当局准备选出第二届"总统"和"副总统"。在此之前，因为蒋介石不希望在竞选副总统问题上出现第二个李宗仁，因此对有关人士都打了招呼，并特别"关照"何应钦，"问问何应钦愿不愿意竞选副总统？"已被冷落数年的何应钦，自知以前曾两次"对不起"老蒋，这次说什么也不敢有非分的想法了，以年老力衰、无意仕途为由婉谢。何晚年的"公事"无非是开会应景，发表讲话，参加证婚、剪彩、葬礼等。其余大部分时间是打桥牌、打猎、打高尔夫球、栽花种树等。随着年迈体衰，特别是"*"的希望破灭，何的注意力也逐渐从军事转移到台湾经济文化建设上，提出不少建议，对台湾经济文化繁荣非常关心。

    何应钦生活上较为简朴，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每天只抽几支烟，很少饮酒。平日吃的也比较简单，多者四菜一汤，荤素搭配。他饮食起居，很有规律。闲下来常到门前草坪上散散步，拔拔草。多数星期天，他带上猎枪和猎狗，坐着蒋介石送给他的黑色进口轿车，出城打猎。枪法之准，令人叹服。只要看到野鸡之类，伸枪一击便中，然后驱狗拖回。他还喜欢打桥牌和听音乐。栽植兰花是何应钦晚年的一大嗜好，他在家*栽有两百多盆；每逢兰展，他必亲临观赏。在他的官邸大厅挂有蒋介石题款、宋美龄作画的"兰"，与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墨荷"相映成趣。除此之外，他还养了许多锦鲤自娱。在国民党官场中，何应钦被称为"第一好丈夫"，确实并不是讥诮他惧内，而是说他一生无女色之好。何应钦夫人王文湘，性格温和，穿着普通，夫妇二人，十分和睦。王一生未生养过，收何应钦侄女何丽珠为养女。夫人不生养，何也不讨小老婆。这在当时国民党军政要员中，实不多见。

    曾有人劝他纳妾，王文湘亦首肯，但反被何应钦怒斥。王文湘对他的深情，使他难以移情。70 年代中后期，何应钦各方面的应酬开支较大，王文湘曾托人暗中变卖一些饰物，以应需要，总不让何应钦感到丝毫拮据。何应钦与蒋介石等人偶有嫌隙，王文湘便要在权贵们的妻妾中周旋，更常与宋美龄在一起，借求教《圣经》的解说和叙姊妹情谊加以侧面调缓。何应钦平素举止严谨，言语温和，十分注意养生之道，几乎任何情况下，未见他动肝火，发过脾气。他后来活到98 岁，与他平素修养极好有一定关系。

    何应钦95 岁时，当局专门为他成立了"何应钦上将九五寿诞丛书编辑委员会"，拨出专款为他出版了丛书12 册。何对女儿何丽珠说："先'总统'时代，蒋公给予我的最大荣誉是抗战结束后在南京主持了受降大典；而来台后，经国先生给予我的最大荣宠是参加了我的九十和九十五寿诞祝贺。我这一辈子，得到了常人没有得到的东西，也应该满足了。"1985 年11 月3 日，贵州同乡会新的会馆启用，这一天，96 岁高龄的何应钦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这一活动并剪彩。剪彩完毕，同乡们争相与他照相。何应钦端坐在太师椅上，开心地笑着，让人摆布，也不推辞。何应钦一辈子*，直至老年。家乡人民带来的照片，他看到了。传过来的话，他也听到了。但遗憾的是他把这些信息都当做是"*的*阴谋"。尽管如此，何应钦无时无刻不思念着家乡的山山水水，渴望见到故乡亲人。年愈高，情愈切。

    1986 年4 月的一天，何应钦在与友人打桥牌时突感不适，马上被送进台北"荣民总医院"，医生诊断为轻度中风。1987 年初，何应钦的身体日渐衰弱，"荣民总医院"用了最好的药物和一流的医疗设备，尽可能延续他的生命。女儿何丽珠以及何的侄儿侄女们，在医院轮流守护，希望他能活过100 岁。

    10 月20 日上午，何应钦的血压突然下降，医生进行了全力抢救。

    延至21 日上午7 时30 分，终因心脏衰竭而停止了呼吸，享年98 岁。

黄埔系

黄埔系就是国民党中央军与黄埔军校毕业生的结合。在中央军中的非黄埔毕业生不能称为黄埔系，在地方杂牌军中的黄埔生也不能称为黄埔系。

 “黄埔系”的产生及由来

　　“黄埔系”因黄埔军校而得名。1924年6月16日，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黄埔岛开学，简称黄埔军校，蒋介石任校长。以后该校几易校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仍由蒋介石任校长。抗战爆发后，军校迁到四川成都，1946年初迁回南京，又改名陆军军官学校。到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败退时，军校第二十三期学生3000多人随胡宗南撤退到西昌一带，除投诚被俘外全部被歼。至此，军校不复存在。

　　军校共有洛阳、武汉、成都、广州、昆明、南宁、西安、迪化等九所分校，起止时间为1926-1949年不等。从第一期到第二十三期，军校共培养32万余人。其中1924年到1929年共培养了七期13000余人。这些人中的多数形成了国民党中央军的骨干——“黄埔系”。

　　但是，黄埔师生不等于“黄埔系”。二者的区别：一、是否为前七期的毕业生，越早资格越老，权力也愈大；二、是否掌握相当的军政权力和是否忠于蒋介石倡导的“黄埔精神”。所谓“黄埔精神”，就是要“服从校长、尽忠党国、精诚团结、成功成仁”。蒋介石并以死于陕北的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死于孟良崮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等为典范。按此标准，尽管黄埔师生中官拜将校的颇不少见，但真正效忠于蒋介石的，毕竟是少数。

 “黄埔系”的荣辱与没落

　　“黄埔系”是蒋介石利用长期担任校长之便，以国家力量豢成效忠其个人的一支武装力量。但“黄埔系”从出现到羽翼丰满有一个长期的过程。1924年10月，黄埔学生军与友军一起平定商团叛乱后，于11月和12月先后正式成立军校教导第一、二团，由何应钦(日本士官学校生)、王柏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生)分任团长。次年参加北伐东征，此为黄埔校军时期，也是“黄埔系”萌芽时期。1925年2月，国民党中执会决定成立党军第一旅，旅长何应钦，校军一变为党军。4月组建以钱大钧(保定军官学校五期留日生)为团长的第三团，6月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后增加了第四、五团，由刘尧宸(保定军官学校七期骑科生)、蒋鼎文分任团长，此为国民党党军时期。1925年8月第一旅扩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原党军第四、五团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师，两师合为第一军，全是黄埔子弟，军长蒋介石(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留日生)，次年参加北伐。此为国民革命军成立时期。1927年4月至1937年7月为“黄埔系”初步形成时期。北伐军占领东南一带后，蒋介石将第一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是上海大屠杀的主要凶手之一，是“黄埔系”重要人物刘峙(保定军官学校二期步科生)任师长的第二师。在1929-1931年的新军阀混战中，蒋介石依靠“黄埔系”这支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先后打败了唐生智(保定军官学校一期步科生)、张发奎、李宗仁、石友三、阎锡山和冯玉祥等部。期间，除中央军尤其是“黄埔系”外，其他部队几乎均叛变过，并相继投靠蒋介石。蒋介石通过改编、改组这些军队，大批安插、起用“黄埔系”军人到要害岗位上，从而大大扩展了他的军事实力。由于“黄埔军”军队在组织、纪律上相对比其他部队要强些，财政、装备、后勤也较为充足，故在历次战争中屡败众军阀，从而政治、军事实力愈益雄厚。此后在多次进攻苏区，“围剿”红军时，“黄埔系”都是主力。但此时的“黄埔系”未能全部掌握大权，在十年内战时期(1927-1937年)国民党军队指挥大权多为“保定系”与黄埔教官，黄埔学生中除胡宗南等少数人外，一般只是中层军官，未掌握上层指挥权。在抗战时期，黄埔出身的许多将领纷纷率军上阵与日军作战，在历次战役中，先后有谢晋元、戴安澜等20多名将领壮烈殉国。也正是在抗战时期，“黄埔系”全面形成，其骨干纷纷当上了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乃至战区司令长宫，从而完成了军界的接班部署。全面内战时期“黄埔系”势力达到了顶峰。三年内，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线指挥官如：地区“剿总”、绥靖区、警备区、兵团、军、师管区的司令官以及军、师长，大部分来自“黄埔系”，甚至中央军事部门的指挥大权也部分掌握在他们手中。

　　“黄埔系”可分为黄埔教官和黄埔学生。前者乃是在黄埔军校开办之初，蒋介石从保定军校，云南、广东、浙江的陆军讲武堂，江西海陆军讲武堂、日本士官学校以及留俄、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中挑选来的教职官员。他们到黄埔后，受戒于蒋介石，念得蒋氏真经，修成黄埔正宗。蒋介石靠他们起家，因为一则黄埔学生要由他们来训练教育，二则黄埔毕业生缺乏独立作战和指挥的能力和经验，要执掌军队大权至少需要十年以上时间。在这个过渡时期，要由他们来支撑带领黄埔学生。故在黄埔学生羽毛未丰之前，黄埔教官一路领先，执掌了中央各军事部门的大权，即使在抗战和全面内战时期，仍未衰落。其核心人物有：曾任交通部长、北京军需学校毕业的俞飞鹏；曾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上海特别市市长、保定军官学校五期留日生钱大钧；曾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浙江讲武堂毕业的蒋鼎文；曾任徐州“剿总”总司令、保定军官学校二期步科生刘峙；曾任空军总司令和国防会议秘书长、保定军官学校八期步科生周至柔；曾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和参谋总长、保定军官学校六期步科生顾祝同；曾任行政院长、陆军总司令、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何应钦；曾任国民党副总裁、参谋总长、军委会政治部长、保定军官学校八期炮科生陈诚等。

　　黄埔学生中虽仅有胡宗南一人得上将衔，但却掌握着军队的实际权力，从而真正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中坚和骨干力量。乃至四十年代后期，黄埔学生在国民党军政界中可谓将星闪烁，冠盖如云。其主要人物，几乎均为前七期生，最神气的是前三期，前后界限分明，高一期压死人。在前七期中，也有不少后期生超过前期生而居高位的。在黄埔学生中，兵团司令以上的将领有百余人。其中3人当上国防部长：一期生黄杰、陈大庆，四期生高魁元；任过参谋总长的有：一期生桂永清、王叔铭，五期生彭孟缉。而各军兵种司令也多由黄埔毕业生担任。如桂永清任过海军总司令，王叔铭任过空军总司令，关麟征任过陆军总司令，装甲兵司令由二期生沈发藻担任，宪兵司令由七期生罗友伦担任，军统局长由六期生戴笠担任，保密局长由四期生毛人凤担任，安全局长由二期生郑介民担任。还有国防大学、国防研究院、海军军官学校、中央警官学校、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等军校校长均为“黄埔系”学生。在反共内战时期，最高军事指挥官如各“剿总”司令、绥靖司令、兵团司令、军团司令及各军师长，也多由“黄埔系”成员担任。

　　蒋介石与“黄埔系”的关系是互为利用。一方面，蒋介石依靠“黄埔系”起家，实行专制独裁；另一方面，“黄埔系”成员必须依靠大权在握的蒋介石以实现自己的权力欲望，步步高升，占据军界要职。同时蒋介石在职务、装备、后勤、作战等方面给予“黄埔系”种种特权；而“黄埔系”则效忠于蒋介石个人，其中不乏为之效死力者。

　　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黄埔系”继大革命后出现第二次大分化，他们与“保定系”的不少将领先后走向光明，加入了革命阵营。“黄埔系”逃到台湾者则多为陈诚、蒋经国所排斥，有实权者在数千“黄埔系”成员中不过数十人而已。即使红极一时的胡宗南也遭冷遇，多数生活无计，苟活于世。至此，“黄埔系”没落了。

中央军

　　中央军是听命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本质上讲，只是控制了中央政权的地方军阀，与桂系、粤系、晋系、滇系、西北军、东北军和地方军阀武装相区别。这些其他武装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把持地方政权、财权。

　　一般讲，中央军控制着华东五省，以华东五省作为财源和补给基地，抗战后撤退至河南、四川、陕西。

　　蒋所能控制的，只有中央军而已，以及中央军占领的地盘。到解放时都是如此。他只是全国各派名义上的首领。

　　国民党中央军以与蒋亲疏关系来看，大体分为以下3个层次：  　

    （1） 黄埔嫡系将领统率的部队，称中央军嫡系；

　　（2） 蒋在北伐及历次的军阀混战中不断收编的部队，在中央序列内，但是仍保持相对独立人事体系的，称中央军旁系，多为被收编的北洋部队。这类部队不少被中央嫡系部队吞并改造，变为嫡系。

　　（3） 在军阀混战中被蒋（或其他军阀）打败，失去地盘，编入中央序列，但是仍保持相对独立人事体系的。与上一类不同的是，这些部队出于地方实力派，失去势力后仍与地方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广东的19路军、广东的薛岳、湖南的谭延闿/鲁涤平等部。

　　下面对各支部队作粗略的介绍（1931-1936）：

    中央嫡系

　　中原大战时期，严格意义的中央军只有6个师，这是蒋军嫡系的雏形。

　　第1师：北伐时期的刘峙第2师，后来交到胡宗南手上，扩展了第1军，“西北王”的核心部队。

　　第2师：北伐时期的第3师、第14师等合成，师长先后有顾祝同/楼景樾/黄杰/郑洞国等，后与25师合编为关麟徴的52军。  　第3师：北伐时期的第20师，师长先后有钱大钧/陈继承/李玉堂，后来发展为第10军，以方先觉守衡阳闻名。

　　第9师：北伐时期王柏龄的第1师。北伐中在南昌受创，回后方整编，重编序列后为第9师，后来发展为蒋鼎文/李延年的第2军。

　　第10师：由两部组成，一是黔军王天培部的残余，师长杨胜治/方鼎英，二是国民军方振武投蒋后编成的45师，师长卫立煌。后来第10师与45师合并，仍称第10师，师长卫立煌/李默庵，由于部队渊源不好，以及卫立煌与蒋的关系一般，这一部又称中央军的杂牌。

　　第11师：原福建周荫人部，投降北伐军，先编成17军，后改11师，师长曹万顺/陈诚。这是陈诚“土木系”的根基。

　　中原大战后，又按德式编制建成了张治中的教导师，随后教导师一分为三，教1师冯轶裴、教2师张治中、教3师钱大钧。教1师发展的36、87、88师即后来的71军；教2师发展为第4、25师，第4师是汤恩伯系的班底，25师编入关麟徴52军；教3师发展为第14、89师，后来14师归陈诚，89师归汤恩伯。

　　上述这些构成国民党中央军嫡系的最原始根基。

　　抗战时期建立起来的中央嫡系部队：

　　200师，原军委会直辖的装甲兵团扩编，是国军第一支机械化步兵师，师长杜聿明。后来以200师为基础，发展出96师，新22师（廖耀湘），构成第五军的框架。其中新22师后来自立门户，成为新六军的主力师。该军另两个师14师、50师也是中央军。

　　荣誉第一师，是抗战老兵、伤兵为基础组建的，师长郑洞国，战斗力不亚于200师。

　　新38师，以税警总团部队为基础组建，师长孙立人。后来成为新1军的主力师。该军另一个师新30师当然也是中央军。

　　51师，国防部补充旅为基础扩建，师长王耀武，后来成为74军主力师。74军另外两个师57师、58师战斗力也很强，都是中央军。

　　118师，是11师发展出来的，198师是54军主力师，这两个师和11师构成陈诚土木系的支柱。

    中央旁系

　　1、 北伐时期蒋的同盟军

　　湖南谭延闿的第2军，北伐后未能在湖南立足，曾先后在浙江、江西等地驻防，由于没有固定地盘，听命于蒋，编成张辉瓒18师（江西被歼）、谭道源50师、李韫珩53师，这支部队后来追击红军到了陕西，被胡宗南兼并。

　　赵恒惕的部将贺耀组随唐生智一起南投，编为第8师，师长陶峙岳，后来也归并胡宗南系。

　　云南朱培德的第3军，当时有第7师、12师。第3军的番号一直保留到该部队的最后。

　　广东第4军之薛岳部、蒋光鼐部。陈济棠取得广东地盘后，这两支无家可归的粤军也在中央均等编制内，但是由于各种因素，蒋光鼐部（60、61、49、78）一般还是被当作粤军看待。薛岳部有时也被称粤军，但是应该说已经中央化了，最初编为90师，后来兼并其他杂牌增加了一个59师。

　　2、 沿途收编的部队

　　北伐时，北洋各省的地方部队纷纷投诚，北伐后整编，原则上各省均保留了一个师，由于这些省份没有地方实力派，这类部队均比较听命于蒋，个别部队被改造为中央军嫡系。

　　江西的第5师，原赖世璜部，历任主官有熊式辉/胡祖玉/周浑元/姚纯，后来扩编了余韶的96师（划入第5军）。

　　浙江的第6师，原周风歧部，历任主官有陈仪/赵观涛/周喦，汤恩伯也是这支部队出身。第6师后来扩编为75军，属于陈诚系部队。

　　福建的11师被陈诚吃掉了。

　　安徽的56师，原马祥斌部，早期亲桂系，后来亲蒋，师长刘和鼎/刘尚志，抗战时编为39军，抗战结束被裁。

　　江苏的陈调元部编了55和57两个师，师长分别为阮肇昌、李松山。后来55师归了陈诚系（编入94军）；57师被改造后，编入王牌的74军。

　　湖北的13师，原夏斗寅部，历任主官有夏斗寅/万耀煌/朱鼎卿，朱怀冰也出自这支部队。后来归入陈诚系，13师先后曾在25军、75军、86军等序列里。

　　孙传芳主力：孙传芳放弃了江南五省，率领主力（多为原北洋的正规部队）撤退江北，二期北伐时被击败，其余由郑俊彦率部投降，编为43和47师，后郭华宗的43师被陈诚吞并，47师的历任师长有王金钰/上官云相/刘家麒，抗战时编入第9军，刘家麒与军长郝梦龄一起阵亡。

　　直鲁联军：直鲁联军原为北洋的河北和山东部队，二次直奉大战后依附奉系，1928年奉军主力败退出关，直鲁联军被蒋收编，编成21、41、48、58等师。刘珍年21师被韩复渠打败，离开山东后被李仙洲接管，成为中央嫡系；陈耀汉58师调到南京担当警卫师，师长喻济时，后来成为王牌74军的主力师；41和48师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合成第10军，徐源泉任军长。

　　此外，萧之楚的44师也是出自于北洋的部队。

    其他

　　“中央军”这个词是相对于“地方实力派”而言的。然而也有不少的部队，既非地方实力派，也不像中央军，介于边缘之间的部队。这些部队从序列上还是统一于中央的，但是人事上仍然自成体系。（在人们的直觉观念里应该不算中央军了）

　　粗略列举：

　　奉军郭松龄部，郝梦龄的54师；

　　国民三军庞炳勋部39师；

　　出自陕西的国民二军：岳维峻/李纪才部，公秉藩的28师和王锦文的79师；张万信34师（原田维勤部）；高桂滋的84师；井岳秀/邓宝珊的86师；

　　河南的绿林和土著部队：镇嵩军主力，刘镇华兄弟的64师和65师；孙殿英的40师；戴民权的45师；75师（万选才残部）、76师（樊钟秀残部），75和76师合编为张钫20路军；

　　原湖南叶开鑫（赵恒惕部下）的52师，师长李明；原四川张英部的59师，师长陈时骥，均被陈诚吞并，围剿红军时被歼；

　　云南范石生的51师，后来经改造，编入74军；

　　福建民军，张贞49师（后被19路军兼并）；卢兴邦52师；

　　四川郭汝栋的26师；

　　这些“散兵游勇”不断被瓦解、改造、兼并，情况变动较快，不一一而嘱。

陈  诚

　　陈诚 (1898.1.4—1965.3.5)，汉族，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高市乡外村人。字辞修，乳名德馨，别号石叟，国民党副总裁，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一级陆军上将(1947.2)，军事统帅。陈诚以18军为骨干建立了土木系，从而使他在黄埔系中地位举足轻重。陈诚不但是黄埔系骨干将领，而且处处模仿蒋介石，最终成长为一个政治家，他的政治才干要强于军事才干，施政台湾期间，通过一系列的措施稳定了台湾，通过改革为台湾经济的腾飞打下良好的基础。

　　个人经历

　　陈诚于1898年1月4日出生在一个世代农家。祖父陈锦云、曾祖父陈贵芬、高祖父陈生善，均以耕种为业。父亲陈希文，晚清秀才，家有薄田，但不甚富有。“戊戌维新”后，改习新学，毕业于杭州初级师范学校，任教于青田县初级小学，后升任校长。叔父陈一鹏，系前清贡生。母亲洪氏，性甚节俭，勤于家务，生有三男一女，陈诚居长，次子正修，幼子勉修，女佚名。她八十五岁那年，寿终于台北。

　　幼年时的陈诚，体弱多病，直到八岁才从堂伯父课读。翌年，进了青田县高市小学。课余常和村里一班少年朋友上山砍柴，赶牛吃草，下地劳动，到江边游泳，体质渐强。他性格倔强，非常调皮，跟人斗殴，从来都不服输。经常背后插着四面令旗，三个跟斗便到台前，村里人说他象个戏台上的武生。因调皮出格，常被父亲痛骂，但却天资聪明，读书成绩优良。距高市三华里许，有一名胜古迹石门洞，高峰插云，飞瀑奔泻，风物绮丽。山上有座“刘文成公祠”，据传是明朝开国元勋刘基(刘伯温)读书的地方。陈诚经常去那里游玩，每听到老人讲述刘伯温辅佐明太祖朱元璋打天下，建立大明朝野史逸事时，即为之神往。他则取了个“石叟”的别名，矢志以刘伯温自勉。

　　1912年，陈诚小学毕业后，他父亲考虑家庭经济拮据，打算留他在家里经营小本生意，佐理家务，让其弟弟正修考中学。但陈诚却力图以求学来改变自己的处境，便自作主张，先在家温习功课一年，然后瞒着父母，以出外做小买卖为名，步行一百多里，来到处州(今丽水)莲城书院投考，被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录取。他父亲只好改变初衷，让他继续念书。在学校里，他爱好体育，单杠、双杠、木马、足球、哑铃操都会两下子，特别喜欢棍棒，每天早晨都要锻炼一番臂力。在一次全校性运动会上，他翻单杠还得了第一名。

　　1917年，陈诚在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第二期毕业。刚好，青田县敬业高等小学缺少体育教师，其父亲又是该校校长，有的教师知道陈诚体育不错，便建议让他补这个缺。但他父亲严肃拒绝：“那怎么成?我身为一校之主，怎么可以利用职权录用自己的儿子呢?若是这样做，岂非被人抓住谋私利的笑柄吗?”结果没有去成。这时，陈诚已经二十岁了，经同乡同学吴子奇的媒介，便和吴的妹妹吴舜莲结婚。翌年，带着妻子的嫁妆费到杭州，插班考入体育学校，仅一个月就毕了业。随后暂居杭州，准备另图深造。

　　正当陈诚为前途无着而苦恼的时候，他父亲的老朋友、同乡杜志远将军当选为国会议员，北上就职，途经杭州。他即上门拜访，请求父执提携。杜看到这个朋友的后辈找不到出路，又念他年轻，便带往北京。陈诚借了一张处州中学的毕业文凭，冒名顶替报考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但因考试成绩差，身材矮小，不能录取。后经杜志远向陆军部军学司司长、主试官魏宗翰疏通，于1919年以备取生名义进了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直皖战争爆发后，军校停办。他南下广州，在新建粤军第一师第三团服务，并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不久，保定军校复课，仍回校继续肄业。

　　陈诚于1922年6月在保定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绍兴的浙军第二旅第六团三连当见习官。不久，补为少尉排长。他看到干了两年还没有晋升，便觉得在浙军中，没有后台，很难有所作为，决计另找出路。

　　这年，邓演达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到上海罗致军官，在广州大本营组建新军。陈诚从老乡那里得到这一消息后很高兴，因在保定军校学习时，与邓演达有过一段师生之谊。他即向团部请假，没有批准，便不顾军纪的约束，径自跑到上海投奔邓演达。12月，随邓到了广州。

　　当时，邓演达在粤军第一师第三团任团长，陈诚被派为上尉副官，旋任上尉连长，担负孙中山大元帅府的警卫。次年4月，桂军司令沈鸿英暗中勾结北洋军阀政府，发动叛乱。5月，陈诚随孙中山出征西江，在肇庆与桂军冯葆初部作战中，胸部中弹，进医院治疗。时任粤军参谋长的蒋介石适来肇庆，乘便赴医院慰问伤员，对陈诚抚慰有加。此为陈诚第一次认识蒋介石。

　　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建立。陈诚被该校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学生队副总队长援引，于9月调到学校任上尉特别官佐(即候差军官)，担任教育副官之职。第二年，学校设炮兵科，因陈诚系保定军校炮科出身，就改任炮兵科教官，兼炮兵队区队长。有一次，他跟邓演达访友归营，见天将黎明，不能再睡，便读起《三民主义》。校长蒋介石巡视路过，发现他正襟危坐，聚精会神恭读，便停步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陈诚抬头一看，是蒋校长，立即立正回答。随后，蒋介石又接连问：“孙总理倡导的三民主义是什么?”“你记得本校开学时总理对本校师生的训词吗?”陈诚挺着胸脯，都一一背了出来。蒋介石听了连连点头，拍拍陈诚的肩：“好的，好的。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你努力吧!”

　　次年元旦，黄埔军校成立炮兵营。陈诚被蒋介石命为第一连连长。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15日拂晓，攻击淡水城的战斗打响，蒋介石亲自在炮兵阵地上督战。陈诚指挥炮兵，猛烈轰击，命中目标，摧毁城墙多处，由教导第—、第二团官兵组成的奋勇队随即从缺口发起冲击，攻下淡水城。东征初战告捷，陈诚的炮连受到蒋介石的赞许。

　　3月12日拂晓，陈炯明的林虎部，乘右翼的东征军久战疲惫，大举反攻，与教导第一团激战于棉湖。当时，教导第一团以千余之兵力，独挡二万多之敌，情况十分险恶。在指挥所督战的蒋介石看到陈炯明部步步逼近，焦急地和苏联顾问鲍罗廷驱车赶到炮兵阵地，气得冲着陈诚吼道：“娘希匹，你的几门山炮都哑了吗?你这个炮兵连长也不想想办法，把炮架起来打打看！”右臂挂了彩的陈诚，一咬牙上了炮台，亲自将炮瞄向陈炯明的城垛指挥所，连开三炮，发发炮弹都在陈的大本营中开花。全连炮兵看到连长打响了，个个抖擞精神，向敌军开炮，阻止敌军的进攻。在指挥所的蒋介石从观察镜里看到敌军被炮火轰散，四处奔逃，高兴地对鲍罗廷说：“这个连长不错，打得准！”再次得到蒋介石的赞赏。

　　5月底，东征军回师广州。刚刚步入军界的陈诚，获得了“三炮起家"的美称，觉得日后跟着蒋介石有奔头。正当他洋洋得意之际，突然接到家母的电报：“辞修吾儿，你父病逝，迅速回乡治丧。”当时，他很矛盾，既担心回乡治丧会影响自己的前程；又怕不回去，落个不孝子孙的名声。思前顾后，还是请假回了老家。料理父亲丧事后，因伤未痊愈，没有和妻子同房，引起妻子猜疑，认为他作了官，有外遇，看不起土里土气的山里老婆，便愤而用剪刀刺喉自杀，后送医院救治未死。陈诚见家里接连出事，十分灰心，不想回广东，跑到杭州请求省长夏超在警界找一个位置，可是没有被录用，只得再回广州炮兵营。

　　6月，陈诚奉命参加平定桂军刘震寰部和滇军杨希闵部的叛乱。13日，败退增城的杨希闵部胡思舜旅，突然回师广州，反攻观音山。正率炮连在北校场出操的陈诚，见事态危急，当机立断，命炮兵向滇军轰击，首发击倒胡旅的军旗，敌军惊恐，四散奔逃。黄埔教导团闻警赶去，将胡旅歼灭。

　　9月，国民党政府为统一广东计，进行第二次东征，彻底消灭陈炯明部。10月14日，在攻克号称天险的惠州城战役中，陈诚眼看先锋队接近城垛时，受敌之侧防火力点阻击，死伤枕藉，便亲率山炮一连，推进到北门外距城楼约四百米处，直接瞄准轰击，将敌侧防机枪火力点悉数摧毁，掩护登城部队攻克惠州，立下了战功，获赏银五百元。这时，他更受到蒋介石的器重，被提升为炮兵第二营营长。次年春，邓演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严重任教练部主任，陈诚被调任炮兵科长。6月，又升任严重的第一补充师筹备处主任兼第三团团长。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后，陈诚率第三团随东路军第二纵队进军江西赣州。不久，第一补充师改番号为第二十一师，第三团也改为第六十三团。他仍任该团上校团长。

　　1927年1月，第二十一师进抵浙江衢州，担任中路作战任务，在龙游、兰溪一带，与孙传芳、孟昭月部展开激战。2月中旬，退据杭州。喘息稍定的孟部，复图反攻。陈诚率第六十三团在桐庐西北浪石埠过江，与敌三师之众背水苦战数日，伤亡巨大。后来，他带领一支特务队，在深夜突袭敌之司令部。敌军不知虚实，自相惊扰，仓皇退走。第二十一师乘势追击，克服新登，继入杭州，浙江乃定。

　　浙江底定后，北伐军分三路进攻苏皖。第二十一师随东路军取淞沪，陈诚率第六十三团攻占吴江。3月22日，乘夜攻克苏州，复下松江，在常熟东门外河下截击直鲁军毕庶澄轻重部队和军官教导团，俘获甚众。4月7日，第二十一师进驻南京。随即，他因功升任第二十一师少将副师长，仍兼第六十三团团长。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这天，陈诚来到师长严重官邸打听时局，请求方略。严说：“我要解甲归田。你自己拿定主意吧。”他想起自己到黄埔军校以来，受到蒋介石的赏识，觉得蒋“登龙有术”，政变“必有成功之可能”。当受蒋召见时，即表示说：“要与钧座共进退，坚决拥护总司令的英明决策！”

　　严重不愿随蒋倒行逆施，乃托病请假，保荐陈诚升代第二十一师师长。第二天，他又前往谒严，说：“现在凡是积极肯干的就被视为共产党，这样谁还敢干！”继又含着眼泪说：“师长，你走了，我是没法子干的。”严慰勉他说：“这是一支革命的部队，你要好好地维持下去；我虽然离开，当尽力帮你的忙。”

　　5月，蒋介石继续“北伐”。陈诚奉命率第二十一师由镇江渡江北上，相继占领清江浦、海州、徐州等地。6月下旬，奉调回师南京。这时，唐生智挥师东下讨蒋。陈诚又率部前往徐州云龙山一线，掩护“北伐”军总退却，受到蒋介石的嘉许。7月，年仅三十岁的陈诚被提升为第二十一师师长。

　　8月，李宗仁的第七军、何应钦的第一军在龙潭、栖霞一带，与孙传芳的六个师展开激战。第二十一师奉何应钦命令，赶往下蜀迎击孙部。刚好，陈诚胃病发作，只得坐着轿子上前线督战。在龙潭战役后，第二十一师开往苏州整训。这时，有人向何应钦报告，说陈诚坐轿上阵不成体统。副师长孙常钧也拉拢王敬久等黄埔一期同学倒陈。10月，陈诚就被何应钦免去师长职务。他很不服气，认为自己抱病上阵，打了胜仗，不但无功，反而受过，深怪何应钦排斥异己，对人发牢骚说：“蒋介石的下野，也是被何应钦联络白崇禧的桂军逼走的。他们对浙籍军人，是要排挤的。”从此，他与何结下了芥蒂。

　　这时，严重正在南京任军委会军政厅长。陈诚接受同乡的意见，立即去南京找严重。后经严向何应钦代为解释误会，并由严保荐，就任军政厅副厅长，兼任上海办事处主任，旋任代厅长。但他与何应钦合不来，很少去南京，大部分时间在上海、苏州“养病”

　　次年3月，复职不久的蒋介右，任命陈诚为总司令部的中将警卫司令，兼炮兵指挥官。下辖警卫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以及宪兵第一、二团；还指挥炮兵第一、二团。其实力比一个军还雄厚。

　　陈诚从进黄埔军校到参加北伐战争，仅仅四年的时间，就由一个上尉特别官佐升到中将警卫司令。同时，他与黄埔军校同学建立了紧密联系。第二期炮兵大队学生在他的炮兵连见习，第四期炮兵大队学生与他系师生关系。这就为他在黄埔系中形成一个军事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年8月，第一集团军整编为六个师。蒋介石见五个师长系黄埔教官，只有第十一师师长曹万顺是北伐初期投诚过来的，便任命陈诚为该师副师长，以便暗中加以控制。但陈诚闻讯后，大为不满，愤而出走上海。蒋特派随从副官把他找回南京，当面“交底”。经过一番面交，陈诚才于9月上旬到浦口就职。他对师长表面上很恭顺，办事认真，以身作则。还采取措施整顿纪律，严禁嫖赌，并与师部官佐共进早餐，以期改变风气。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第十一师受第四军军长张发奎指挥。陈诚与罗卓英负责拟定作战计划，协助师长率部分部队经瑞昌、武宁，越过九宫山、通山、威宁，进入武汉。他还亲赴汉口的桥口、武昌的南湖督训部队。4月，出敌不意，进兵贺胜桥，将桂系与湘鄂的联络截断，致武汉顿陷孤立。这时，冯玉祥部虎踞中原。第十一师又奉蒋介石命令，于5月开往鄂北的襄、樊等战略要地驻防。不久，师长曹万顺因处事失当，被调任新编第一师师长，陈诚即升任师长。

　　陈诚一上任就对第十一师进行整顿。他公开提出选拔使用干部的条件是“不贪财，不怕死”、会带兵、能打仗、没有不良嗜好、忠于蒋介石，服从其命令。他大量罗致黄埔学生，用为中、下级干部，裁汰曹万顺的旧部。随即将曹万顺的部队缩编成四个团，加上自己任警备司令时的两个警卫团，编成两旅六团制。同时，对部队加强整训，提高作战能力。

　　10月，冯玉祥部东出潼关，进兵洛阳。蒋介石兵分两路迎击。陈诚受第二路总指挥刘峙节制，率领第十一师扼守襄阳、南漳。在襄阳城郊与冯军激战两天，将张维玺部击败。随即，令第三十一旅、第三十二旅分别向草店、均县追击，直到冯军向白河、安康退去。

　　蒋、冯战争刚一结束，在河南抗击冯军的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于12月1日在郑州通电反蒋。陈诚即派副师长罗卓英赶赴湖南，说服何健部旅长王东原按兵不动，以解除蒋介石驻武汉部队的南顾之忧，调兵北上参加讨唐。同时，迅速率领第十一师从鄂北豫南北上，兼程赶到确山以东之刘店一线，协同刘峙部与唐军作战。一天，唐军骑兵袭击第十一师指挥所，他亲率特务营参加战斗。刚好第六十六团自信阳押运弹药赶到，加上第一师丁德隆团增援，才将唐军骑兵击退。在战斗中，陈诚侦知唐军中有三个师的广西部队军心涣散，便派人前往劝降，使其中一个师投诚。唐军溃败后，第十一师追击到临颍，才折回信阳。

　　1930年初，第十一师开赴武汉。2月间，陈诚派部队将驻武昌的曹万顺之残部第六十六团包围，实施武力解散，将军官资遣回籍，士兵则拨补第十一师所管辖各团。

　　4月，又奉蒋介石命令，收编湖北的徐声钰独立第十三旅，将第十一师由原来的两旅六团扩充为三旅九团制的甲种师，实力大为增强。

　　这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陈诚的第十一师属刘峙的第二军团战斗序列。9日，蒋介石令全线发起攻击后，他率部攻占马牧集，连克宁陵、睢县。继而西进，攻击兰封、杞县之间的杨固集、柿园集。这时，几经进攻兰封、杞县的蒋介石部队，遭到晋军依托坚固工事的抗击，伤亡很大。陈诚便自告奋勇，采用中间突破战术，企图在杨固集打开缺口，再向两翼卷击。但猛攻两天，迄未得手。随后，他又协同蒋鼎文、赵观涛师向左翼推进，却遭到孙良诚、吉鸿昌等部从杞县方面的阻击，连攻数日，也无进展。后又从杞县以南迂回，企图经通许、陈留奇袭开封，也遭到庞炳勋、梁冠英等部的抵抗，在魏寨、陈庄一带展开了争夺战。6月24日，第六十一团阵地被梁冠英部夜袭失守。次日，陈诚即令旅长李默庵督第六十一、六十二团反攻，激战终日，伤亡很大未能攻下。李默庵肾囊中弹，对陈诚说：“陈庄失守，应由刘团长负责”。团长刘天铎是刘峙之侄，陈诚置各方面说情不理，经报请蒋介石同意，立即执行枪决。

　　6月底，蒋介石发现冯军“诱敌深入”的企图，急令刘峙将部队撤回睢县、河堤岭一线。7月土日，陈诚奉蒋介石命令，率第十一师开往津浦线，参加对晋军作战。这时，晋军张荫梧、傅作义两路军，从平津南下，围攻曲阜，企图直抵徐州。他带领全师部队，每天以一百二十华里的速度，赶到兖州，直趋曲阜，与守城部队内外夹击，将晋军的李生达第四军击溃，解了曲阜之围。7月底，总攻开始后，他又率部相继击溃晋军丰玉玺部，进占宫里、楼德镇；击溃李生达军，进占莲花峪、华丰、磁窑，激战傅作义部，攻占界首，白马寺。随即，沿铁路线，经万德、张夏、崮山、党家庄，向济南追击。8月15日，在蒋光鼐、蔡廷锴之第六十一师、第六十师之后进入济南。

　　克复济南后，津浦线战事告一段落，蒋介石犒赏各军。第十一师领到奖金二万元，陈诚晋升为第十八军军长，仍兼第十一师师长。时年三十四岁，人以“童子军”相称。

　　8月下旬。蒋、冯、阎在郑州展开决战。郑州是中原之心脏，为兵家必争之地。蒋介石集中主力加紧攻击。陈诚与夏斗寅师，奉蒋之命，编为一个纵队，担任前锋穿插任务。9月6日，总攻开始。他和夏斗寅带领部队，以郑州为目标，运用锥形战术，从西华、鄢陵和临颍、许昌的中间地区向北挺进，大胆实施钻袭。夏师到五女店受阻。陈诚在占领石象镇后，以一部夜袭和尚桥，钻进到董家店，前后纵深七十里。吉鸿昌等部向蒋投诚后，陈诚部继续钻进到洧川附近，将冯军郑州的外围阵地分割得支离破碎。蒋介石即命各部急速攻击前进。

　　这时，忽然传来郑州密报：“敌将全线撤退”。时新郑仍在敌手，人皆以为不可轻信。而陈诚研判当面敌情，认为非虚，便超越新郑，督师兼程猛进。为了抢先占领郑州，向蒋介石报捷，他事先拟好电报稿，并派附员石心志随肖乾前卫团跟进。10月6日，肖团在二里岗击溃冯军的掩护部队后，便跑步由郑州南门入城。这时，已近黄昏，石心志看到占领郑州已成定局，便飞驰回到师部。陈诚立即填上时间发出告捷电报。当日黄昏，上官云相的第四十六师的便衣队也搜索到郑州东站，但没有进城。

　　蒋介石收到第十一师先占领郑州的电报大悦，说：“子牧集开战胜之端，曲阜挽垂危之局，郑州结胜利之果。”当即发给奖金二十万元。陈诚为了表示“不称功，不贪财”，给蒋回报说：“职师得以首先占领郑州，上赖钧座指挥有方，下靠官兵用命和友军协助之力，赏金不敢独受，拟分半数给四十六师。”他将所得十万元，发给每个官兵二元，约用去四万元，其余收作公积金。后来创办了“十八军南通残废军人工厂”和“吉安农场”，以收容残废军人和老弱士兵。这样，既拉了上官云相一把，又博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这年11月，陈诚以观操武官身份，陪同蒋介石前往日本观看军事演习。还参观了军事学校，访问了侨界，使政治身价大为提高。

　　1931年初，陈诚将教导第三师改编为第十四师，归第十八军建制，自兼师长，周至柔任副师长，罗卓英任第十一师师长，形成了陈诚军事集团的基础。不久，开赴武汉，分驻鄂南、鄂东和平汉南段。

　　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一、二次“围剿”失败后，于1931年7月亲任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第三次“围剿”。陈诚受任追击军第二路指挥官，带领第十八军从湖北开到江西抚州前线。当时，红军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薄弱，乘胜追击”的作战方针，与国民党部队展开“盘旋式"运动战。他指挥第十八军在南城、黎川、广昌、永丰、吉水、宁都、兴国等地，来回奔驰了两个多月，没有找到红军主力的踪迹，搞得精疲力竭，“胖的拖瘦，瘦的拖病，病的拖死”。9月初，撤到吉安。

　　在这期间，陈诚以种种借口，采取各种手段，收编杂牌部队，进一步扩充实力。9月，他奉命接过被红军打垮了的第五十二师番号，以第十一师独立旅和第十四师攻城旅编成一个师，自兼师长，升任周至柔为第十四师师长。不久，又以两个旅和两个团的兵力，对驻吉安西南地区的第四十三师采取包围态势，威逼其师长郭华宗离开，任刘绍先为师长，归第十八军建制。后来，按照蒋介石的授意，将川军张英的第五十九师包围于永丰，除李弥团逃往抚州外，其余全部缴械。经过两年多时间，第十八军就扩充到五个师，二十九个团。

　　这年12月，由蒋介石和宋美龄主婚，陈诚与谭祥在上海结婚。谭祥是谭延闿的三女，蒋介石的干女儿，宋美龄留美时的同学。中原大战结束那年，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做媒，把谭祥介绍给陈诚。他—见满口答应：“我一切听从领袖安排。”虽说陈诚个子不过一米六，其貌不扬，一张略长方形的书生白脸，稀疏的头发往后平梳着，但也清秀。特别是那严肃的仪表，也博得谭祥的好感。陈诚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后，便与谭祥商量子12月去上海结婚。但谭祥提出要推迟，说：“你同吴舜莲的离婚手续书还没办好呐。”于是，他将第十八军军部军需主任吴子奇，特地从南昌传动南京，代替其妹妹吴舜莲写了一张离婚书，送给谭祥。后来，经友人调解，吴氏只提出了一个条件：“生不能同食，死后必同穴。”陈诚欣然接受。他与谭祥结婚之后，感情很好，赴前线作战，每日都要与谭祥通—次电话。

　　1932年冬，蒋介石陆续调集三个多个师的兵力，开始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次年1月，陈诚从南京回到杭州做准备。为了有利于军事的进行，他提出实行所谓“限田制度”，采用向地主赎买土地的方法，实现其“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他认为，自国民党执政以来，对于孙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中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迄未实现，而共产党，红军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深得农民的拥护。因此，他要求江西省政府先作局部实验，但被省主席熊式辉所拒绝。

　　这个月底，陈诚任中路军总指挥，以第五军军长罗卓英指挥的第一纵队、第四军军长吴奇伟指挥的箅二纵队、第八军军长赵观祷指挥的第三纵队，为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突击力量，采取“齐头并进，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尔后进击广昌。当时，红一方面军奉命进攻敌人重兵设防的南丰县城，以击破第四次“围剿”。陈诚获悉这一情报后，令南丰守军第八师据城冈守，同时急令其所属各纵队迅速增援，企图合围红军于南丰城下。

　　但红军已采取退却步骤，撤围南丰。陈诚的第二、第三纵队被红军的一部吸引到黎川方向。2月26日，第一纵队为配合主力寻歼红军于黎川地区，以右翼第二师、第五十九师，取道永丰、乐安，分两路向宜黄南部的黄陂地区并进，将整个右侧翼暴露在红军面前。第二天，其第五十二师行抵黄陂、蛟湖附近时，突然受到红军拦腰攻击，被截成数段。经过两天激战，全被歼灭，师长李明负伤被俘。第五十二师被歼灭的第二天，第五十九师东进至霍源附近与红军接触。师长陈明骥受陈诚指令率部亡命冲击，结果全师大部被歼，师长亦作了红军的俘虏。

　　3月中旬，陈诚改变部署，将六个师编成两个纵队，分前后两个梯队，由宜黄经东陂、甘竹向广昌进发，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红一方面军以小部兵力在广昌西北担任阻击，吸引敌人；主力隐蔽集结于敌人右侧的洛口、东韶、南团，小布地区待机。3月20日黄昏，陈诚的后续梯队第十一师进至草苔冈、徐庄一线，与前梯队相距近百里。这时，罗卓英率第五十九师残部温良旅也到达东陂以北五里牌，判断红军似在等待其主力的来到，而草苔冈地区又不利，即电令第十一师连夜撤回五里牌，但师长肖乾怕官兵疲劳，不肯撤回。21日拂晓，就被红军一、三、五、七、九军团全力围攻，伤亡过半，剩下不到三千人。至此，第四次“围剿”即被打破。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陈诚遭到同僚各方面的攻讦。何应钦大骂陈诚饭桶，逼蒋介石严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电告蒋说：“辞修骄横，目中无人，不听劝阻，惨遭失败，其责非浅，望委座撤销他全职，改编十八军。”顾祝同、杨永泰也趁机向陈诚发难。蒋为避免国民党军内部离心倾向的进一步发展，便给了陈诚降一级、记大过一次的处分。陈诚觉得威信扫地，无颜见人，不得不打电报给蒋介石辞去本兼各职，并撤销中路军总部。不待回电，即从抚州回南昌私寓，闭门不出，任凭同僚对他攻击。

　　陈诚回南昌，好几天不去谒蒋，蒋介石也不便召陈。南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见此情况，心里很着急：蒋、陈不见面，将影响前方战局。揣摩蒋意，前方指挥非陈莫属。于是，便去与谭祥商量，请她邀请陈诚外出散步，就便去看望宋美龄。这天晚上，陈诚携同谭祥来到宋美龄公寓，相互寒暄不久，蒋介石即出见，笑着与陈握手，说：“这个，此次围剿失利，责任在我，你就不必多介意了。”陈诚一听很感激，说道：“我没为你争光。”这时，蒋介石向陈诚出示熊式辉的密件。陈诚一看怒火中烧，说：“委座如不需要十八军，请干脆撤销此番号，何必改成三师八团?否则，悉凭钧裁。”蒋却对他说：“予以改编为两军八师”。他听说十八军的实力反比惨败前大长，才转怒为喜，与蒋谈起第五次“围剿”红军计划。蒋介石采纳了他的建议，说：“辞修，这回你要重整旗鼓，整编好十八军，再由你出任总指挥。”

　　5月，陈诚回到杭州，拟订了两个方案，即：“继续进攻”和“分区清剿”，请蒋介石决定。蒋估计到当时的部队“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进攻之力”，便决定采用“分区”方案，以整顿态势。为了适应军事形势，陈诚将总指挥部移驻崇仁，主力仍摆在中路军方面，调罗卓英回第十八军任副军长。他从适应山地战的特点出发，把该军两旅六团制的师，改编成三团制的师，建议蒋介石恢复第五军建制，并保荐薛岳任该军军长；将吴奇伟所率张发奎的第四军，由两千多人扩充为三团制的两个师。经过整顿，在第四次“围剿”中严重受挫的陈诚军事系统的实力，又得到恢复和扩充。

　　7月，蒋介石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兼团长，陈诚任副团长，抽调在江西的国民党部队团长以下军官受训两个星期，以加强思想教育，鼓舞士气，并抽调部分副师长、旅长担任营长。陈诚一上庐山就立即表示，要以“决死的精神”，痛改错误，克服堕落，从颓丧中振奋起来，为蒋介石效力。他负实际责任处理军训团的重要事务，协调顾问、教官和营长的工作，指挥政治和军事训练的正常进行，侍奉经常来团训话的蒋介石和来团观察的其他党政要人，对教官和学员作精神和军训讲话。在这期间，陈诚先后作了三十多次讲演、训话，强调要“服从统帅”，“信仰领袖”。在《军队政训工作之检视》训话中指出：“我们认识领袖，信仰领袖，并不想利用领袖。”他把蒋介石比作“一块宝石”，说：“大家都是爱护宝石的，可是爱护宝石的出发点各人有不同，珠宝商想把它做成装饰品去赚钱，强盗想把它抢去变卖发财，只有正人君子，才能以晶莹坚润的宝石之种种德性为法而涵养其高贵的人格，完成其事业。”要求学员凡听到“蒋总司令”、“蒋委员长”时，要立即肃静立正。在讲演中，还宣传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方针。他说：虽然有许多的同志、朋友来信指责，也只好求近舍远，先打了红军再说。同时，多方罗致文人，特别是国外留学生，以充实政治方面的班底。至9月上旬，办了三期，受训人员达七千五百九十八人。

　　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兵力，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陈诚奉派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辖第五、第七、第八三个纵队，将第三路军总部和第十八军军部移驻南城。在“围剿”中，他恪守“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的指挥原则。并把新定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作战方略，简括成“封锁围进，配合迫进，逐步稳进，乘虚突进”四句话，以便官兵易懂易记。同时，先后在中央苏区周围筑起碉堡二千九百多座，配合乡村所实行的保甲制度，构成对苏区的严密封锁。

　　正值陈诚部开始向苏区步步逼进时，“福建事件”发生。蒋介石亲赴南城，与陈诚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督师向第十九路军进攻，可是顾虑重重，害怕红军支援第十九路军。过了数日，获悉红军不与十九路军合作，才放下沉重的“包袱”。他对蒋说：“这下子不怕了，十九路军是号称五个军，实则每军不过六个团，总计三十个团，即使能战，其力亦甚有限，故闽变不足虑。我们还耍乘势反攻红军，把他们赶出江西。”

　　黎川为闽赣两省之交通孔道，握赣之东北与东南、及闽西北之枢纽，东连光泽、邵武，南达建宁，北出金溪、资溪，以窥抚州，是红军控制三年之久的战略要地。为截断闽赣两省红军的联系，陈诚先命薛岳率领五个师占领东坪墟，进攻营前之红三军团。12月，令薛部东进黎川，修筑熊村、湖坊、黄土关、杉关、邵武、光泽、飞鸢、洵口等地碉堡线。1934年初，又命第十八军修筑硝石到黎川的公路。1月下旬，将总部移驻黎川。随即，赴东山指挥各部相继攻占德胜关、狮子岭、横村、樟村，以及闽赣交界的朝天隘、茶花隘、寨头等武夷山岭线。

　　3月问，陈诚调集三十三个团，在空军配合下，与红军林彪部的二十七个团展开激战，夺取赣南重镇广昌。接着，又攻占建宁、石城等地。这时，蒋介石决定筹办庐山训练团，陈诚奉调去庐山，担任训练团副团长，前方军事由罗卓英代理。这个训练团从7月初开始，每期四周。除西南、西北等地方军队外，均抽调少校以上军官轮流受训，以军长、总指挥担任营长，师长担任连长，副师长、旅长担任连附、排长。先后办了三期，于9月底结束。

　　10月6日，陈诚回到广昌总部，立即召集师长商谈当前形势。他在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时说：“困处于赣南狭小地区的红军，似有向南或向西突围模样。希望大家最后努力，以竟全功。”不久，他抵宁都，得知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便保荐薛岳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率吴奇伟、周浑元等三个军，及万耀煌的第十三师追击。自任驻赣预备军总指挥。

　　1935年3月，蒋介石在武昌成立军委会委员长行营陆军整理处，综理陆军整理事宜。陈诚被任命为这个处的处长。他一面派员到附近各省区校阅部队，一面在武汉设立军官团，轮训各部队的军官，并选调高级将校为整理处干部。19日，赴北平军委会拜谒军政部长何应钦，商定华北驻军整理方案，并检阅东北军的商震部、万福麟部，以及第二、第二十五师。4月底，赴贵阳晋谒蒋介石，报告华北、东北军情况，请示整军方针。

　　1937年春，陈诚任军政部政务次长，兼武汉行营副主任。4月，他邀张发奎、黄琪翔等到温州、台州沿海视察地形。部属问他，现在内战停止了，国家总算统一了。国共两党曾经合作北伐，今后是否能合作抗战呢?陈诚回答说：“抗日迟早要抗日，但委员长的政略、战略思想，不是我们能够揣度的。我们只有眼从命令，不好随便揣测。”

　　7月初，蒋介石兼团长，陈诚为教育长，又在庐山办训练团。聘请名流学者、大学校长、教授为讲师，轮训部队的中、上级军官和文职人员的中学校长、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委员，以及县长、专员等，以统一国民党内对抗战的思想。可是只办了两期，“八?一三事件”发生了。

　　8月18日，陈诚奉蒋介石电召抵达南京，策定抗战计划与战斗序列。他认为，“我国因军事落后，且未有充分作战准备，不宜实施迅速决战之战略。但我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资源散在各地，具看长期作战之条件。故我国对倭作战之最高指导方针，不能不根据优劣；相反之客观条件，实施持久消耗战略。在此项大方针下，国军作战之具体运用，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持久抵抗时期；第二期，为敌我对峙时期，预定之第三期，为我总反攻时期。在抗战第二时期，国军对倭寇之攻势，仅作有限度之抵抗，尔后主动转进，以消耗敌人战力，保存我军主动，借以空间换时间，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以求达成提早阻止敌人前进，及建立长期抗战力量之目的”。当即，蒋介石给他嘱以三项任务：一是赴华北向晋、陕将领说明中央之决心与应抗准备；二是赴上海视察张治中部作战，并协助之；三是速拟定战斗序列。陈诚当时没有担任直接抗战之任何职务，不知以何种名义从事所赋任务，便向蒋说明此意。蒋问：“以何种名义为宜?”陈诚说：“如果领袖对余欲机动使用，可给一高参名义。”蒋则说以“行辕为佳”。当晚，陈诚与白崇禧副总长、黄季宽、王达夫等会商战斗序列。第二天，与熊天翼赴沪视察，于20日返回南京。途中熊问陈：“返京后，对领袖报告是否彼此需要一致?”陈说：“以分报为宜，如此领袖可多得一份参考资料。”

　　返京后，蒋介石询问视察情形。熊天翼说：“不能打。”陈诚说：“非能打不能打之问题，而是打不打的问题。”蒋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赴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事以牵制之。”蒋表示“一定打”。陈又说：“若打，须向上海增兵。”蒋当即发表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并增调部队赴沪参战(参见淞沪会战)。

　　8月22日晚，日军以大将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率第三、十一师团等部，在吴淞、川沙强行登陆。陈诚率第十五集团军进行阻击。他以八十七师之一部及教导总队之一团、上海保安总；团一部向张华浜登陆之敌攻击，令在吴福线之第十一师及在杨行、宝山方面的第九十八师转向狮子林、川沙口方面之敌攻击，用汽车输送在昆山、吴县附近集结的第六十七师向罗店挺进：并急调正向常熟、福山前进之第十四师，向太仓、罗店方面前进，以求会歼登陆之敌。但各部赶到战场时，日军主力已登陆成功。他看到敌军增援不绝，未能将敌压迫在江中而歼灭，已失去战役初期的主动权，便建议转移阵地，逐次抵抗。9月17日，中国军队即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浏河口一线，转入防守。

　　9月21日，军委会调整第三战区指挥系统。陈诚率第十五、第十九两集团军组成左翼作战军。第二天，日军为确保其侧背安全，在战车、火炮掩护下，向浏罗公路猛扑。中国守军奋力抵抗，死伤惨重。陈诚即向蒋介石陈述不能再打的原因。他说，如无生力军加入，即应转移阵地，调整部队，继续抗战。10月1日，经蒋同意，左翼作战军继向蕴藻滨南岸、陈行、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一线转移。

　　10月11日，日军为控制大场、南翔，以断闸北、江湾、庙行中央作战军归路，向蕴藻滨发起攻击。这时，中国军队的第五军，及第一七一师、一七三师、一七四师和一七六师，正陆续向上海输送。于是，陈诚对这次作战提出了三个意见：第一是以第五路军由蕴藻滨北岸，同时以两个师由蕴藻滨南岸，各以一部由南岸及罗嘉公路以北取攻势，对敌实行歼灭战。第二是以第五路军据守蕴藻滨南岸，以第十六军和第六十六军之一部，再另抽调几个师，由蕴藻滨北岸突击，将渡过蕴藻滨南岸之敌包围歼灭。第三是暂取守势，待第五路军集中后，再相机出击。经统帅部决定采用第三条。但因情况所迫，乃决定乘敌攻击疲惫之机，突予猛击，以求击破渡过蕴藻滨南岸之敌?10月25日晚，开始总攻。经过三日激战，被迫溃退，撤至苏州河南岸到小南翔一线。

　　11月5日拂晓，日军第十军在强大炮火配合下，从杭州湾乍浦东北之全公亭、金山卫、漕泾等处登陆。蒋介石电话询问陈诚如何处置，陈诚提出要调整战线。当时，这一线只剩第六十三师的两个营一个连守备，兵力极为单薄。他当即进行应急处置，以第二十六师进占松江，第六十一师占领闵行，令六十七师速渡松江向金山县前进，以警戒黄浦江之左岸。同时，令第七十九师在嘉兴下车，用汽车输送至平湖、新埭镇线上占领阵地，第六十三师由乍浦方面，第六十二师由南桥方面，向登陆之敌夹击。但为时已晚，日军迅速分路直扑松江，对淞沪守军实行迂回包抄。但蒋介石还命陈诚再坚持三天，结果使淞沪守军完全陷于腹背受敌状态。8日晚，第三战区司令部下令撤退。11日，上海沦陷。

　　12月5日，日华中派遣军分三路迫近南京。在这之前，陈诚被蒋介石召至南京，商讨守南京问题。他问：“是否叫我守?”蒋回答不是。他又说：“如不叫我守，则我不主张守南京。”后经陈诚、何应钦、德国顾问等研究，提出不能坚守的原因后，蒋介石逐决定不守，命陈诚即赴皖南部署。后来，蒋介石幻想“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干涉日本对华侵略，部队刚开始撤退时，又做出“以主力守南京，以一部退皖南”的处置，复令部队返回原阵地坚守，归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指挥。结果造成战斗秩序混乱，敌人乘胜追击。12日，南京失陷(参见南京保卫战)。

　　1938年2月，陈诚在武昌珞珈山将校研究班，以“沪战的经过与教训”为题，总结了“政略影响战略”、“政治影响军事”、“初期攻势不能成功”、“退却时机与行动失当”等十四个方面的教训。他说，孙子谓：“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然就“沪战经过”观之，则所谓准备也者、计划也者，似仍有须待吾人检讨之处。但他认为，淞沪一隅已支持约三个月之久，使狂妄的日本不敢再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眼光来轻视中国。

　　南京失守后，国民党的军政领导机关大部分迁移武汉。这年春，成立武汉卫戍总司令部，陈诚任总司令。同时，还奉命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部长、湖北省主席、航空委员会委员、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书记长、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等职。国民党内部称他是“蒋介石的替身”、“第二号人物”。

　　武汉是中国内地水陆交通之枢纽，成为当时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陈诚认为徐州弃守后，武汉即是敌人势在必取的唯一户标。保卫武汉战略要点，应以三镇为核心，使其灵活运用，发挥抗战的最大力量(参见武汉会战)。

　　还在整理陆军期间，陈诚鉴于当时中日关系日趋恶化，对武汉城防设计曾作了两次调整。其防务要点是：第一，对敌潜在的势力，预作歼灭之处置。第二，对长江上下游侵入武奴之敌舰，则巩固江防，以歼灭之。第三，对将来武汉会战，使中国军队得依武汉要塞为轴，在武汉附近歼灭敌人。因此，对武汉城防附近之要塞筑城，概又分为“江防”、“陆防”之二部。他根据蒋介石“选择要点，构筑必要工事”之手令，先构筑为阵地骨干的永久性工事，其他只准备材料，俟作战部队临时构筑。

　　这次的城防设计与前期差不多，主要在西、南两方向，伸展到新沟和土地堂、贺胜桥，构筑坚固工事，以形成武汉之前进阵地。在武汉周围之大弧形线上及其以内地区，均以永久性工事为骨干，增筑野战工事及副防御物、交通壕等，构成极大纵深之防御阵地。1月26日，陈诚在武昌本部召集各军师参谋、工兵人员及各有关单位，举行工事构筑会议，并成立武汉城防工程处、河川工程股、筑路工程处等。2月22日，颁布武汉附近防御工事构筑计划，限期完成。

　　与此同时，陈诚以“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组织，分工合作”为原则，进行人员、物资、自卫及参战动员。其动员工作主要分为五类：一类是兵员之补充，即人员之动员；二类是物资之补充，包括军实饷粮，及一般经济上之动员与生产，三类是民众自卫，即地方之治安与后方之巩固，四类是军事．配合，即运输、侦探及救护队之动员，五类是破坏敌人后方，铲除伪组织与肃清汉奸，即战区民众之动员。并实行“统制物质”、“统制交通”、“加紧军队政训”等措施。

　　6月，在长江南岸的第三、第五战区间成立第九战区，陈诚任司令长官。当时，日军以九个师团三个旅团和海空军各一部，约三十万人，沿大别山北麓和长江两岸西上，企图南北合围武汉。中国军队以约一百万人的总兵力，组织四个作战兵团，利用鄱阳湖、大别山脉、幕阜山脉和长江两岸的山川湖沼等天然屏障，进行防御。陈诚指挥武汉以东的江南防务。作战初期，他接到蒋介石的指示：“日军企图消灭中国军主力，结束战局。中国军必须力求战而不决。”“只以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六十进行保卫武汉的消耗作战，保留百分之四十兵力作今后持久战的基础。”他根据蒋的作战思想，以薛岳的第一兵团防守南浔铁路、鄱阳湖西岸一线，阻敌南犯，张发奎的第二兵团，防守德安、星子、九江至田家镇的长江南岸；武汉卫戍部队固守武汉核心阵地，实施节节抵抗。

　　7月22日夜，日军波田支队从鄱阳湖滨的姑塘登陆，继而侵占九江。紧接着以五个师团分左右两路，夹大江南岸向西展开猛烈攻势。陈诚令李汉魂的第二十九军团撤至庐山两侧及南浔路一带，依托有利地形，与向南昌进攻的敌左路军相持一个月之久，予敌第一零六师团重创。8月10日，第二兵团的第三军团，在瑞昌东北一线与登陆的右路日军波田支队激战两星期。后来，日军以主力第九、第二十七师团，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分三路合击瑞昌，并施放毒气，致第三军团伤亡惨重。瑞昌失守后，陈诚又令第三十一集团军和第三十二集团军，阻击向赣北马头镇和箬溪进攻的该路日军，双方激战二十余日。9月14日，马头镇陷落。24日，该路日军再占富池口时，第二兵团续凋第六、第五十三、第七十五、第九十八军驰援，先双方相持于鄂东南大冶、阳新一线。后日军一部苦战月余，于10月5日占领箬溪，续陷辛潭铺，迫近粤汉铁路重镇威宁。这时，左路日军第一零一师团、第一零六师团沿南浔铁路会攻江西德安。薛岳第一兵团第九、第二十集团军在德安北部马回岭地区层层设防，给敌人以有力打击。10月上旬，第一兵团再调第四、第三十二、第六十六军在德安西北万家岭一带组织包围反击，歼敌四个联队。经过四个月的节节抵抗后，陈诚奉蒋介石命令，按预定计划，于10月25日将部队全部撤出武汉，退至江西、湖南两省的永修、幕阜山、岳阳以南一线。

　　武汉沦陷后，陈诚将九战区军事交由薛岳代理，自己赴渝请训。他向蒋介石报告说：“以兼职过多，不仅招致物议，抑且有误事公。请就可能，畀以专职，或可无大遗误。”当即受蒋面谕：“以办理政治部事宜为主，鄂省主席则令严立三兼代。”但实际上，仍不时奉派赴湘、粤、桂等地指挥战事。

　　1939年9月，日军以赣北、鄂南两路策应湘北主力军，会攻长沙。陈诚奉命和副总长白崇禧抵湘，协助薛岳代长官指挥作战。出发前，他曾提出长沙“守”与“不守”两条，奉批“不守”。因此，一到达渌口，就将蒋介石的旨意转告给薛岳。薛不以为然，说：“长沙不守，军人之职责何在?”虽一夜之间，九次电话命薛退出长沙，而薛不听。陈诚怕彼此争论过久有碍戎机，在向薛询问部队的情况后，乃一面与白商定，命薛岳反攻；一面将薛之决心及当时情况报告蒋介石。结果，取得了湘北抗战的第一次胜利。

　　陈诚在台湾的最后岁月

　　蒋介石有一句口头禅叫“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中正说的是他自己，而这个辞修，指的是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陈履安是陈诚的长子，他要回顾的，就是他的父亲陈诚在台湾的最后岁月。

　　“杀陈诚以谢天下”

　　1947年，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中一败再败。这一年，蒋介石将陈诚派到东北战场，担任东北行辕主任，意图夺取整个东北。

　　陈诚在东北连吃败仗，国民党军队丢盔弃甲，元气大伤。那时，国民党内的舆论一致声讨陈诚的败绩，甚至有人提出应该“杀陈诚以谢天下”。在被迫离开东北之时，陈诚已经是贫病交加。

　　陈履安说，父亲离开东北，一切职务都被免除。当时面临什么问题？没钱，他确实是没有积蓄的一个人。要去养病，到哪儿去呢？他一离开东北，十二指肠溃疡发作，必须要住医院，就在上海江湾医院。开刀之前，蒋“总统”去看他，有一次两个人坐下来谈了3个小时。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父亲就把很多话实话实说。这个“总统”啊，听不进去，说很多失败的因素早就种在那里。我父亲在江湾动了手术之后，他就考虑到哪儿去。后来“总统”给了我父亲一点钱，到台湾去养病。

　　1948年10月，陈诚去往台湾。1个月之后，11岁的陈履安随陈家的老老少少一起也从上海飞抵台湾，与父亲团聚。1948年年底，陈诚接到“台湾省主席”的任命。

　　蒋介石最信任的人

　　就在陈诚接到“台湾省主席”任命的几天之后，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布了“求和”的文告，宣布下野。陈履安说，根据父亲的回忆，蒋介石是早已注意到了隔着海峡的台湾，并且准备把这里作为国民党军队最后的据守地。而陈诚之所以会去台湾，也是源于蒋介石的这种安排。蒋介石在最关键的时刻把开辟最后退路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了陈诚。

　　陈履安说，他的父亲始终是蒋介石在关键时刻的重要选择。据说蒋介石提拔人的时候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是重用黄埔系出身的军人，因为蒋是靠黄埔系起家的；二是重用同乡；三是重用对蒋介石个人十分忠诚的人。陈诚是三者兼备。此外，他还是蒋介石的干女婿。

　　陈履安说，每次父亲陈诚与蒋介石意见相左，只要蒋介石作了决定，陈诚总是默默执行。此外，陈诚还有一个过人之处，就是他能够代蒋受过。因为这一点，他深得蒋介石的赏识。抗战胜利之后，陈诚成为一级上将，在黄埔系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

　　“施政”台湾

　　蒋介石十分看重台湾，这让时任国民政府“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感到重任在肩。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接收台湾时，台湾只有600万人口，到了1949年初，短短3年多的时间里，人口已经暴增了100多万。1949年初，陈诚首先宣布入台管制。陈履安说，当年父亲陈诚宣布入台管制也有防止左翼人士趁机入台的用意。但是也正因为这项管制的政策，限制了部分国民党的官员进入台湾。

　　1949年初，蒋介石发表“求和”文告之后，国民党军队向台湾的大规模转移就已经开始。陈诚于是立下了部队登台的新规矩。

　　1949年2月，就任“台湾省主席”的两个月之后，陈诚发布命令，在台湾公布实施“三七五减租”的土地改革。即通过对地主的限制来达到安定社会的目的。如该条例规定了地主收入的上限，亦即耕地租租额不得超过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总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约3/8）。此外，它也遏止了由于地主和佃农之间的陋规而产生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如租约短暂、地主可任意夺佃、押租金、预收地租、作物歉收时亦需缴交的铁租、副产物租等。

　　1950年3月，陈诚在蒋介石的安排下成为“行政院长”，他以“行政院长”的身份继续推行土地改革，并且在1952年底正式发表“耕者有其田”政策的主要内容，农民以合理补偿的方式获得地主的田。即通过国家主导的方式，以一种温和的补偿方式，来达到将大量地主的土地分配到佃户手中，进而产生了大量的自耕农。

　　影响：通过一系列的土地改革，台湾地区最终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消灭”了地主阶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和粮食产量，并完成了资本的集中。通过对地主的政策压制，最终促使农业资本移向工业资本。这些改革为台湾经济的腾飞提供了良好的农业基础、从分的资本和丰富、廉价的劳动力。

　　评论：陈诚代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痛定思痛，锐意改革。主观目的是稳定自己的统治。但是从客观层面上说，这些努力促进了中国台湾地区经济的腾飞和台湾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裂痕

　　1950年3月，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1960年，蒋经国升为“陆军二级上将”、“国防部”的副部长。

　　连任风波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陈诚与蒋介石之间出现了难以弥补的隔阂。在陈履安看来，父亲与蒋介石最大的冲突，是出现在蒋介石第二次连任“总统”的时候。

　　陈履安说，第一次在台湾“总统”大选，没有问题，因为照“宪法”，老“总统”可以连任，但是第二次（连任）就有点问题了。第一次是1954年，第二次是1960年。在1959年，就要提名了，依照“宪法”不能连任，怎么办？老蒋“总统”不说，不谈这个事情，你们看着办。时间越来越迫切了，我父亲就找了些大佬来研商，因为他是“副总统”。想出个办法，修改《临时条款》。

　　陈履安回忆说，1959年《临时条款》经过修改之后，赋予“戡乱时期”“总统”无限期连任的机会。1960年，蒋介石再度当选“总统”，依旧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但是陈诚却已经心灰意冷。

　　陈履安说，在1960年7月，我父亲在日记里面就写了，为了一件事情，我父亲很生气。他还在做“行政院长”时就得到消息，说军中传言“行政院”要加薪，决定不加了，有钱不加薪，尤其军人不加薪。

　　1963年，因为“反攻大陆”的计划，陈诚与蒋介石发生了很大的冲突。陈诚对蒋介石说，一旦“反攻”的号角响起，他仍然要请命出征，但是他不同意贸然地“反攻”。

　　1964年病重之际，陈诚最后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长”的要求，终于得到了批准。

　　1965年3月5，陈诚因肝癌病逝于台北，享年68岁。

土木系

土木系，亦称之为陈诚系，为国民党大陆时期的军队派系，核心人物是陈诚。土木系是中央军的支柱之一，在淮海战役时其主力被解放军消灭。

　　土木系将领主要出身于大陆时期国军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其中亦包括在人际关系接近陈诚的将领。该部因“土”拆开为“十一”、“木”拆开为“十八”故而得名。这是陈诚的起家部队，在战力上号称不吃空缺加上适度接受下属意见，因此军队的战力自抗战以前就有一定名声，在抗战中多次与日军恶战的战果使得土木系部队名号打响，到抗战结束后被视为 国军五大主力之一。

　　十八军发迹于江西剿共时期。本来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朱德周恩来率领中央红军重创陈诚所部，18军被歼灭2个师，但蒋介石十分宠信陈诚，很快就给该部补充，还得到了扩大。

　　国府中央军在抗日战争后，被分为三大军事集团：土木系（陈诚系）、胡宗南系、汤恩伯系（被称为“陈胡汤”)。土木系因首脑陈诚为蒋中正所宠信，历任军政要职，复以该部战功彪炳、屡建奇功，素被视为骄兵悍将。

　　土木系因首脑陈诚的表率作用，该集团的干部作风较为廉洁。

　　同样因为陈诚和何应钦的矛盾，该系干部和何应钦系的关系比较紧张。湘西会战时，18军就和王耀武的部队互不买账，致使部分日军逃脱。

　　出身于土木系之著名将领有：

　　陈诚

　　四大金刚”：罗卓英、林蔚、郭忏、周至柔

　　十三太保：方天、刘云瀚、罗泽闿、杨业孔、石祖黄、吕文贞、赵桂森、郭汝瑰、刘劲恃、车蕃如、洪懋祥、李仲辛、吴仲直。

　　其他将领：黄维，夏楚中，张鼎铭，萧乾，李及兰，霍揆彰，李树森，陈烈，彭善，牟廷芳（黄埔一期）方天，吴继光，李精一，史克斯，宋瑞珂，莫与硕（黄埔二三期）胡琏（黄埔四期）罗广文，朱鼎卿（日本陆士）李明（行伍）阚汉骞，邹洪，方靖，戴之奇，柳际明，沈发藻，罗友伦，邱行湘，余锦源，叶佩高，郭汝瑰，彭士量，梅春华，彭战存，尹作干，杨伯涛，王甲本，陈颐鼎，王晏清等。

　　土木系将领归属：

　　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黄维，方天，宋瑞珂，邱行湘，杨伯涛，尹作干，刘云瀚，莫与硕，余锦源等

　　后来起义投诚的：罗广文，郭汝瑰，方靖，陈烈，王晏清，朱鼎卿等

　　在内战中阵亡的：李明，萧乾，戴之奇等

　　在抗战中牺牲的：王甲本，吴继光，彭士量，邹洪等

　　被蒋介石处决的：梅春华

　　逃台的主要将领：陈诚，胡琏，霍揆彰，阚汉骞，罗友伦，沈发藻，李及兰，李树森，柳际明，夏楚中，叶佩高，史克斯等

陈诚与蒋家父子：蒋眼中的“股肱之才 战场死士”

1958年,毛泽东、周恩来就国共和谈问题谈了一些具体设想: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陈诚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

    1961年美国邀陈诚访美,欲离间蒋氏父子与陈诚的关系,以实现搞“两个中国”的目的。周恩来表示:“我们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陈诚亦以自己的行动坚持民族大义,对历史作出了交代。

    蒋眼中的“股肱之才,战场死士”

    陈诚,浙江青田人。1918年,21岁的陈诚考进保定军官学校。两年后该校因直皖战争爆发而停办。

    1923年,陈诚任建国粤军中尉副官,于肇庆讨伐冯宝初战役中,胸部中弹负重伤。蒋介石以大本营参谋长身份至医院探视,知其英勇,又因同为浙江子弟,印象深刻。出院后,陈诚受蒋介石拔擢,出任师部独立连少校连长。1924年10月,一批苏联火炮运抵广州,陈诚随同蒋介石前往视察,蒋当面询问他是否有意担任即将成立的炮兵连连长,陈慨然允之。后来蒋介石告诉陈诚,本欲任命你为特务队队长,你反而情愿低就官衔次之的连长--这让蒋介石益发器重和赏识陈诚。近人或谓陈诚夜读三民主义,恰逢蒋介石途经,入帐询问三民主义精义,陈诚对答如流,故博得蒋氏信赖的这段故事,只能视为稗官野史。综观陈诚获得蒋介石青睐的原因,一为两人之结交互动,二为陈个人之战功。

    后来陈随蒋北伐,身经百战,历尽艰险。一次,全团仅存三百多人,辖下三位营长一死两伤,陈诚仍坚持奋战,并派一支奇兵抄敌后路,使敌军猝不及防,终获胜利。由是观之,陈诚之于蒋介石,不仅是股肱之才,更是战场死士。

    北伐告一段落之后,国民政府展开裁军计划,第十七军缩编为第十一师,陈诚任副师长,这就是后来通称为陈诚嫡系班底“土木系”的“土”。中原大战打得最激烈时,蒋介石晋升陈诚为第十八军上将军长,仍兼第十一师师长。此后先后兼第十四师师长、第五十二师师长,并任“剿匪”追击军第二路指挥官。1934年5月,陈诚兼任庐山军官训练团主任,扩大训练国民党军军官。同年9月,在第五次“围剿”中进占瑞金,迫使中共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陈诚续任驻赣绥靖预备军总指挥,不遗余力攻击区内红军留守部队。1936年5月,中共进入陕北,陈诚被调任陕晋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并奉命准备华北抗日的各项工作。

    陈诚的前半生,始终是蒋介石的“亲密战友”。除了能力出众,忠心不贰的人格特质也是他受蒋青睐的原因。西安事变时,随蒋视察西北的陈诚亦被张学良、杨虎城软禁。陈氏老长官兼好友严立三曾赠言陈诚妻子谭祥(字曼意,其父为谭延闿):“交把中华民国”。严的用意,是要宽慰谭祥,把陈诚命运交给“中华民国”,不必焦虑。事变结束之后,陈诚把严立三这段话记在日记里:“交把中华民国。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随节西安蒙难,立三兄以此语慰曼意,录此自勉。辞修廿六年元旦,武昌。”

    反对委曲求和力主对日抗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举国一心,齐力抗倭。早在1930年,陈诚即奉蒋介石之命,与钱大钧等人赴日本参观军事演习(时称观操)。日军演习时分成东西两军对抗,东军约有一师兵力,辖有机械化车队,西军有一师和一旅兵力,辖有重炮部队。演训目标是练习以不同兵种在复杂地形从事运动战。

    陈诚回国后在呈送蒋介石的观操报告中指出,日军之训练与装备,我军均远不及之,日军之所以邀中国军官观操,目的在炫示武力。他并送给蒋两件纪念品:一是“大演习纪念册”,陈诚题字“伴君如伴虎”,暗示中国在日本旁边处境的艰危。二是一本“东岛风物彩片”相簿,封面上写“红映中华民族之血”。陈诚在册子里写道:“东岛进步,实肇始于甲午之役,勒索我赔款二万万两,及汉冶萍公司等,垄断中国之利权,数十年来强取豪夺,挹此注彼,始成其物质文明之突飞猛进。国人士游彼邦者每眈享受之乐趣,而忽其所由来。余于十九年冬讨逆军事告竣,东渡观操,觉娱乐之念息,戒惧之心生。置此作为警惕。”陈诚的这段话,爱国之情跃然纸上,而他对日本虎视眈眈中国的判断更显示了自己的见识。

    八年抗战期间,陈诚直接参加且为中外瞩目之战役,为淞沪战役与武汉保卫战。他不断提出各种战略建议,对国民政府抗战时期整体战略构想的形成是作出了贡献的。淞沪战役爆发前一个月,陈诚去信蒋介石,认为与日和平无望,应尽速攻击前进,不要坐视日军后续增援,并建议如敌军进犯长江,我军应整体发动,肃清日本在租界区和各地的屯驻部队。20天后,正在庐山着手军官训练的陈诚,发了一封电报给蒋介石,力主只有“抱积极战之目的,全面战之方针,始可得万一之和平,与一部之胜利,否则无法言战,更无法言和”。陈诚反对委曲求和的看法,与何应钦等主和派站在对立面。

    淞沪战事爆发的第二天,蒋介石急电陈诚返回南京共商大计。陈诚在南京待不到一天,即偕同熊式辉到上海视察战场。返回南京后,熊式辉认为中国没有能力和日本打仗,陈诚则力驳熊言,坚主为今之计,不是能不能打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打的问题。陈诚告诉蒋介石,华北战局扩大势不可免,一旦日寇占有华北,其快速部队必定从华北沿平汉铁路直驱武汉三镇,如此发展,中国战场将被切割为东西两块,在战略上对我国不利。只有扩大淞沪战役的规模,避免由北而南的攻势,转而诱导日军由东而西,沿着长江仰攻的打法才对我有利。在此之前,陈诚这套战略思维已在1936年10月于洛阳面报蒋介石。蒋当即连声赞同:“打、打,我们一定要打!”遂大举增兵上海,日军也被迫继续扩大淞沪战事。不久,蒋介石初步划定了全国范围的抗战攻防序列。

    1937年8月24日,陈诚指挥部队加入淞沪战场的左翼军。日军海陆空协同作战,我军牺牲惨重,仅能阻挡日军进逼,无法实施聚歼。10月初,我军退守继续抵抗,日军续增援逾20万人。蒋介石任命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负责淞沪战场全局指挥。淞沪战场是长期抗战的基础,也是国际观瞻的焦点。随着战场的变化,陈诚重新拟订了攻击计划。

    11月9日,松江、枫泾同时失陷,我军逐渐陷入敌军大包围之中,苏州河南岸的情势亦极端不利,陈诚开始着手准备全线撤退。蒋介石在电话中不同意立即后撤,以九国公约在布鲁塞尔开会,为争取国际同情,命陈诚再撑3天。陈诚亲至昆山前线一座宝塔内坐镇指挥,苦撑3日后全线撤退。

    淞沪战役打了整整3个月,上海于11月12日陷落。总计此次战役中,我军伤亡官兵约20万人,日军约7万人。国民党精锐部队虽受创严重,但在政治上,中国粉碎了日军“三月亡华”的迷梦。陈诚本人不光战略上出谋献策,也在火线与敌作殊死搏战。日本军机屡屡飞临上空,肆意轰炸,有好几次,指挥所刚搬走,敌机便循迹而来。在淞沪战场上,随从人员多人死难,陈诚仅以身免,部下见长官不畏死,亦愿以身殉国。

    陈诚面对的第二场大战,是驰名中外的1938年武汉保卫战。陈先为武汉卫戍总司令,后又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万家岭之役是武汉保卫战众多战役中最值得追忆的一场战斗。日军遭我军坚强抵抗,战况空前激烈,在极为艰困的环境下,陈诚领导的第九战区仍作反攻之部署。这时,陈诚接到蒋介石的指令,限令在10月25日弃守武汉。综计从6月11日至10月25日,敌我双方在此次会战中至少投入了150万兵力。其中,日军伤亡照陈诚估算为20万人以上,我军伤亡人数达40万之众。

    大撤退:危急关头的“镇山之宝”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调陈诚为东北行辕主任。由于军政各端诸多失措,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上一败涂地,各方视陈诚为罪魁祸首。很长一段时期,国民党内部“杀陈诚以谢国人”之声不绝于耳。谤议腾腾之际,1948年6月5日,也是陈诚离开东北行辕主任职务三个星期后,他进入上海陆军总医院动胃溃疡手术。术后,陈诚情绪低落,遂以养病为由,不复仕出。

    思来想去,陈诚认为台湾气候温和且交通便利,环境清幽,物价便宜,较适合养病,遂于10月6日偕妻眷乘飞机抵达台北。从这天到1965年3月5日身故异乡,陈诚与台湾结下不解之缘。

    陈诚赴台养病两个月期间,为前线战局焦头烂额的蒋介石,下野压力愈见沉重。1948年12月29日,时任台湾省主席魏道明(字伯聪)忽登门求见,魏氏告知陈诚,接获总统密电,电文内容仅称:“决任弟为台省主席,望速准备。”第二天,《中央日报》登载中央社电讯,称“行政院”会议决定改组台湾省政府,并任陈诚为省主席。

    东北挫败的阴影挥之不去,陈诚虽间接接获蒋介石指令,但心态似仍冷淡消极,故而在魏道明辞出后,随即去电蒋介石,称:“魏伯聪有远见,应仍请其主持台政,职可在军事上以个人关系予以协助……”蒋介石正为陷于胶着之淮海战役殚精竭虑,得知陈诚犹未到任,即急电催陈速速到任:“如何不速就职,若再延滞,则夜长梦多,全盘计划,完全破败也!”紧接着,又去一电催促:“命令业已发表,应照伯聪兄之意从速交接……总以勿再游移为第一要义。”1949年1月6日,陈诚仅带随从人员一名匆匆就任。蒋介石得知后急电称许:“闻昨已就职,甚慰,自主台命令发表后,反对者对弟攻讦复起,所可痛者,我同学干部,亦受影响,革命环境,至此险恶极矣。”

    蒋介石的任命,主要着眼于陈诚可以忠诚落实他的撤退台湾计划。陈诚心里明白,他的任务除了继续在台推动政务,革新省政,更为艰巨者,是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让军队与机关人员以及随之而来的难民潮,能从容不迫、平平安安地从大陆撤运到台湾。

于是,陈诚到差的第二天,就召集台湾各方在基隆港举行会议。陈诚到基隆后,才发觉事态严重。他这样在回忆中描述:中央军政机关迁台单位数量激增,战后还有一批来自日本的赔偿机器赶运至台湾,上海商人也不断从大陆进口货物到台,均集中于基隆、高雄两个口岸码头。基隆港原有码头18座,陈诚视察时进港船只已多达41艘,把狭窄的基隆港挤得水泄不通。据当时的统计,那时一条船要装卸货物,有的需时40天以上,外港还有船只因不耐久候,原船开往其他地方者。

    陈诚明白这副担子极其沉重。他原想远离是非圈,避居台岛,没想到如此夤缘之下,蒋介石却挑中他作肩负大撤退计划的主事者。

    戎机紧急,陈诚上任之初,疏运港口成为他最重视的工作之一,目的就在于便利大陆物资运台。在陈诚及所辖干部的努力下,战后百废待兴的基隆、高雄等港口又恢复了战前的活力,大陆撤退的军民、物资均能大体接运抵台。

    在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的年代,陈诚成为危急存亡关头蒋介石最倚重的“镇山之宝”。在案头便条纸上陈诚写下这么一段话:“生于斯死于斯,离此一步即无死所,不可再有如在大陆上尚可撤退之念。”

    台湾经济起飞的奠基之功

    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时说过一番话:“台湾不是日本人遗留给我们的,更不是战利品,是台湾同胞五十余年血汗所累积,是全国千百万军民先烈血肉的牺牲,从日本人手中争取回的,我们若不把台湾弄好,非但给日本人讥笑,更何以对先烈?对后代子孙?”

    陈诚初掌台政,政治与经济各方面问题重重,少数台独分子正从事“独立”、“托管”活动,金融动荡,物价高涨,学潮澎湃。当务之急,是稳住情势,安定人心。陈诚做了好几件颇具开创性的大事,如实行“三七五减租”(按:指耕地佃租不得超过全年主要产物收获量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此举限制了地主的收入,保护了佃农的利益)、改革币制、粮食增产及实施地方自治等。其中,“三七五减租”与改革币制两项,被认为是战后台湾由贫困走向小康的起步阶段。

    陈诚借鉴以往任湖北省主席时实施过的“二五减租”,实质精神与“三七五减租”相近。陈诚表示,租佃制度本来就应废除,但这种制度由来已久,一方面不希望以暴力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加上当局没有足够资金收买或者征收这些土地,故只好改革现行租田制度,以阻止有钱人利用土地投机牟利。为避免人亡政息,陈诚还透过“立法院”,通过了“耕地'三七五减租'减租条例”。根据事后统计,实施减租后佃农的地租减少,平均收入增加了30%,而且佃农努力增产增加的收入全归自己所有,因此实际增加的利益远超过这个比例。

    改革币制,也是陈诚对台湾的重要贡献之一。陈诚主导的金融改革完成以后,原本扰乱金融秩序的投机事业不复发生,金融活动纳入常轨。台当局币信巩固,物价平抑,使得台湾逐步脱离战后贫穷阴影,走向经济复兴之路。台湾能有日后之经济起飞,并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陈诚实有奠基之功。

    走出大陆失败的阴影后,陈诚对蒋介石贡献良多,不论于公于私,都无愧于蒋。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后,对美国多有顾忌,担心在国共内战失利且美国放弃援助的情势下,去台湾会对其不利,故多次对莅台踌躇裹足。蒋介石此时的复杂心理,陈岂能不知。5月11日,陈诚给蒋介石发去电报,电文说:“职意钧座应即飞台。又钧座行动,似不必秘密,以示自由且因我国一切组织松懈,与限于法令,亦无法秘密也。职陈诚。”隔了四天,蒋介石仍未置可否,陈诚又去一电催促:“……乞钧座径飞台北,一切不必顾虑。” 他以电报向蒋介石保证安全,暗示蒋可免除安全等方面的担忧。后蒋于1949年12月10日撤到台湾。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行视事”。复职后,为投桃报李,提名陈诚为“行政院院长”,一则回报陈诚半生戎马之耿耿忠心,二则回报陈不断催请撤退台湾以及对自己切身安全的保障。

    在美国人“拉陈抑蒋”的阴谋面前

    陈诚半生追随蒋介石,体察强人之政治性格,故终能顺应风向,将权力平稳过渡。 1954年,蒋介石推举陈诚为第二任“副总统”党内候选人,于同年5月就职。1957年10月,蒋介石更提拔陈为国民党副总裁,俨然有成为接班人的架势。从这时起直到1963年12月,陈诚身兼“副总统”、“行政院院长”、国民党副总裁三大职务。

    1958年炮击金门开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一些朋友时,周恩来就国共和谈问题谈了一些具体设想: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又说,陈诚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金冲及《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接见新加坡《南洋商报》一位撰稿人时表示: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指蒋介石等)自己的方式生活。蒋介石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又说,蒋同美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他们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的一套。关于军队问题,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金冲及《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后来,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些原则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用张治中等的话说就是:只要台湾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

1961年下半年,美国邀请陈诚访美,企图在是否从金门、马祖撤退的问题上离间蒋氏父子与陈诚的关系,实现搞“两个中国”的目的。周恩来决定以促进蒋、陈的团结来击破美国“拉陈抑蒋”的阴谋。章士钊曾说:“现在真正支持蒋介石的是北京。”周恩来表示:“我们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他认为陈诚“还有些民族气节,看来不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陈诚赴美前,周恩来请人提醒台湾当局要加强内部团结,即蒋、陈、蒋的团结,把军队抓在手里,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周恩来申明:只要他们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过这条界。8月,陈诚访美。美国国务院将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拿给他看,想以此进行拉拢。陈诚看后对人说:“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而坚持美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作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陈诚还表示,他会向历史作交代。(廖心文《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自1949年底至1963年终,陈诚领有台湾行政权力凡十四年,这十四载正是台湾从战后残破穷困的局面,朝现代化社会过渡的关键年代。无论在农业、工业、教育、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陈诚都是国民党治台期间奠定稳固基础的开创者。昔时台人尊称陈诚为“陈诚伯”。“二二八”事变以后,台人与大陆人关系紧张,陈诚能得民众如此爱戴,足证他在主政期间一步一脚印之实绩已普受肯定。

    三条遗言耐人寻味

    至于陈诚与蒋氏父子之关系,后人有诸多评说。江南的《蒋经国传》如是说:“上焉者,处处要请示蒋先生,下焉者,要向经国低头……”“陈军人本质,一向发号施令,且以果断闻名,处此尴尬境遇,内心之苦闷,盖可想及”。这是1963年间,江南笔下陈诚政治生活之困境。斯时,蒋经国已当上“国防部长”,总绾兵符,政工系统、特务组织早已纳入“蒋太子”指挥体系。陈诚名义上是“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他又岂能不知蒋老先生之心思。

    陈诚与蒋经国之间的矛盾关系,向来备受岛内外人士注目,但外间多有推想臆断之说,少有真人真事实际经历能旁征博引者。衣复恩先生回忆录曾缕述其本人与蒋经国结怨经过,有段蒋经国与陈诚之故事,颇为传神与真实。

    衣先生叙述,一天,他接到陈诚武官韩采生上校的电话,谓辞公想看看U-2的空照。陈诚与衣复恩一向交好,衣说,“副总统”要看,岂有不从之理,就将U-2照片和资料亲送阳明山辞公寓所。谁料同一时间,蒋经国也去拜访陈辞公。这次蒋经国的“不期而遇”,是碰巧还是人为,衣复恩始终想不透,但他猜想蒋经国心中可能对此事很不高兴。衣复恩事后认为,这次去辞公府上,没有事前向蒋经国报告,是他自己的疏忽,也凸显他不懂政治的性格。如此置身高层之间,自然危机四伏。

    衣复恩还讲了一段蒋经国抱怨陈诚的故事。蒋经国亲口告诉衣复恩夫妇,他对陈诚并不太认同。党的中央委员选举,实际上他(蒋经国)的得票最高,但把第一名“让”给了陈辞修。

    1965年3月5日,陈诚因肝癌逝世,毕生恩怨归于尘土。生死大事,亦是管窥蒋氏父子与陈诚实质关系的最佳场域。台北《大华晚报》在陈诚逝后的一篇社论中有云:“时未半年,国丧两位大老。于右任先生'葬我于高山之上兮'的挽歌未歇,辞修先生'全国军民,共此患难'的遗言又萦绕耳际。”《大华晚报》社论还透露了几项讯息:“辞修先生临终前一日,总统亲往视疾,辞出时还留有泪痕。昨晨病情恶化,总统令长公子蒋经国将军终日守护在病榻之旁,蒋夫人亦亲往探视,对陈夫人抚慰备至。”

    陈诚逝世后,由台湾官方出版的《陈副总统纪念集》,收集了国民党党政军各界官员的悼念文章、祭文、挽联等。以悼念文章而言,由官员署名的按例均系本人亲自撰写,或者委诸绍兴师爷手笔而仍由本人署名,论篇幅少说亦有上千字。殊不知,蒋经国的那篇悼文,竟只有短短九行字句,且是由编者捉刀代笔。蒋经国写道:“陈副总统逝世,国防部长蒋经国至为悲恸,他沉痛哀感的说:'陈副总统的逝世,在国家和党来说,是无可补偿的重大损失。在我个人来说,尤其是失去追随了近30年的导师。'蒋部长还追忆的说,陈副总统卧病以来,他曾经晋见多次。最后一次谈话,是在3月1日上午。他说:'当时副总统曾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和我谈话。副总统虽在病中,仍感殷殷以国事为念,并且对我个人勉励有加。'蒋部长心情沉重,他说,他追随副总统,备承指导爱护,至今近三十年。想不到在国家艰难的时候,副总统竟一病不起,这真是国家和党无可补偿的损失。”

    陈辞修暮年担心的,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台湾,存在许多别人不能说、不敢说的问题。他通过台湾当局发表遗言:“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其中点出的三条:“一心一德”、“不要消极”、“内部团结”,既没有提“反共”,也没有提“反攻”,颇耐人寻味。陈诚向蒋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这表明,中共方面对陈诚所做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台湾的国民党右派想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的内容,陈诚夫人不同意;找到蒋介石,蒋同意不修改。这说明,蒋介石当时的态度也是耐人寻味的。

    尽管外界盛传蒋、陈之间晚期互动渐趋冷淡,似有矛盾存在,但蒋介石对陈诚的故去悲怆不已,则为不争的事实。他亲手题写了:“辞修同志千古”,并在挽额上亲书:“党国精华”。

                 “陈小鬼”陈诚

    陈诚是中央军系统第二位一级上将，他身材矮小，诡计多端，在排斥异己方面从不讲情面，被何应钦、白崇禧等军界夙敌讽为"陈小鬼"。

    陈诚，陆军一级上将，曾任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军政部长、参谋总长，到台湾后，历任"台湾省主席"、"行政院长"、"副总统"和国民党副总裁，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

    陈诚其人陈诚，乳名德馨，字辞修，别号石叟，1898 年生于浙江青田县高市一个小学教师家庭，少年时期在家乡耕读，1913 年入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1917 年考入杭州体育专科学校。

    毕业后，陈诚当时的愿望只是当一名小学教师。但以后有两次偶然的机会，决定了陈诚的一生。第一次是1919 年，陈诚经人推荐参加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招生考试，因考试成绩差，身材矮小，未能被录取，虽经人疏通，也只列为备取生。但天无绝人之路，这一期考第一名的叫刘亦琨，临时改变主意，没有入学，后来考入北京大学。陈诚侥幸以备取第一名补入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开始了他长达四十余年的军政生涯。第二次是1925 年，陈诚时任黄埔军校炮兵科上尉教官兼炮兵队区队长。有一天晚上，他访友归来，天将黎明，仍不思睡，于是便挑灯夜读《三*义》一书。正巧被查夜的校长蒋介石看见。次日清晨，早操完毕，蒋介石当众宣布：炮兵区队长陈诚，发奋刻苦，精神可嘉，特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长。

    如果说第一次偶然机会使陈诚步入军界，那么，第二次偶然机会则把陈诚的命运与蒋介石联系在一起。从此，他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干陈诚将，长期追随蒋介石，以效忠蒋介石为己任，奉之如神，推崇备至。

    他不仅在性格上酷似蒋介石，就连言行举止也极力模仿蒋介石。由于陈诚身材矮小，又唯蒋命是从，所以抗战时期驻武汉的外国记者戏称其为"大元帅的袖珍本"。几十年来，陈诚颇受蒋介石的信任与重用，官运亨通，平步青云。1929 年起，他历任十一师师长、十八军军长，成为少壮军人的领袖，与何应钦、刘峙、顾祝同、蒋鼎文、张治中、陈继承、钱大钧等七人并称"八大金刚"。陈诚在"八大金刚"中是最年轻的。1932 年，他与国民党*谭延闿之二女、宋美龄干女儿谭曼怡结婚，与蒋介石又多了一层"翁婿关系"。抗战期间，陈诚历任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军政部长等要职，1939 年晋升陆军二级上将，1946 年任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1947 年晋升一级上将，成为"中央军"系统里最年轻的一级上将。到台湾后，他历任"台湾省主席"、"行政院长"、"副总统"和国民党副总裁，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随蒋介石逃至台湾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能和陈诚"叫板"的只有何应钦、白崇禧、刘峙、顾祝同、汤恩伯、胡宗南等人，但谁也不曾像陈诚这样长期受宠。何应钦被公认为黄埔系中地位仅次于校长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可是在抗战胜利后一直未掌握实际兵权；白崇禧是桂系首领之一，本来就不属蒋介石圈内人物，抗战后虽委以国防部长、华中"剿匪"总司令等要职，到台后，长期被冷落；刘峙自淮海战役之后，被解除职务，以后再未起用；顾祝同也是蒋介石的宠将之一，在陈诚之后接任参谋总长要职，到台后曾代理"国防部长"，但不久也被"挂"了起来；汤恩伯自上海、厦门等战役惨败后，也失去了蒋介石的宠信，到台湾后以上将官阶退役；就连红极一时的"西北王"、黄埔"骄子"胡宗南，因最后兵败西南，辜负了"校长"的期望，逃台后也未受重用，郁郁而终。昔日的竞争对手纷纷落马，只有陈诚独受蒋氏青睐，连任两届"副总统"和国民党副总裁，至死未有人撼动其地位。

    陈诚与十一师陈诚的发迹，要从十一师说起。

    1956 年，蒋介石、陈诚面见美国参议员哈瑞斯等人。

    1928 年8 月，国民党军事编遣会议结束之后，蒋介石的军事集团--第一集团军整编为6 个师，以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方鼎英、曹万顺分任第一、二、三、九、十、十一师师长，除第十一师曹万顺是北伐初期投诚过来的，其他5 个师长都是黄埔教官，为蒋之爱将。蒋介石为控制十一师，最初曾拟任陈诚为十一师师长，但遭到何应钦的反对，认为他资历太浅，不配与刘峙（保定军校二期）、顾祝同（保定军校六期）、钱大钧（保定军校六期）等为伍，只能任副师长；同时蒋介石也顾虑过早把降将换掉，会影响以后各派部队的归顺，于是，任命陈诚为十一师副师长。陈诚闻讯后，大为不满。在此之前，他已出任过南京总司令部中将警备司令，统领7 个团，实力大于1 个军。此外他认为是何应钦从中作梗，有意与他过不去。因此陈诚愤而出走上海，不愿屈就。蒋介石此时已有意栽培陈诚，希望他将来能成为自己的心腹干将，并在黄埔系内部以少壮势力与何应钦形成牵制均势。后来事实证明，蒋介石这一着棋的目的达到了。陈诚从抗战中后期即成为与何争权夺利的军事强人。蒋介石派随从副官把陈诚找回南京，当面"交底"，讲明副师长只是过渡，日后必有重任，并给予人事、经济等实权，陈诚才赴浦口就职。

    由于十一师大部分是蒋的嫡系部队，军官多为陈诚的熟人，如师参谋长罗卓英、旅长林蔚等人为陈诚在保定军校的同学；肖乾、关麟征等旅团军官均为黄埔一期毕业生，与陈诚有师生关系。陈诚在十一师办事认真，以身作则，并采取措施，整肃军纪，严禁嫖赌，并与师部官佐共进早餐，以期改变旧军阀风气。因而在该师，陈诚的威望颇高。

    师长曹万顺自知是过渡人物，不愿得罪陈诚，对陈的所作所为也听之任之，陈诚实际上成了十一师的主宰。不久，蒋介石抓住曹万顺一个把柄，将其调任新编第一师师长。陈诚即升任师长，终于如愿以偿，时年31 岁，成为一颗引人瞩目的将星。陈诚接任师长后，大刀阔斧，锐意整肃，撤换属于曹万顺的人员，大量起用黄埔学生。凡是黄埔毕业生，来该师多委以重任。他公开提出用人的条件是不贪财，不怕死，会带兵，能打仗，没有不良嗜好，忠于总裁，服从命令。在对唐生智作战和中原大战中，十一师显示出较强的战斗力，为蒋介石屡建战功，被蒋誉为"马牧集开战守之端，曲阜挽垂危之局，郑州结胜利之果"，十一师从此成为蒋介石得以信任的主力部队。1930 年春，陈诚还兼并了一些杂牌部队，将十一师由原来的两旅六团制的乙种师扩充为三旅九团制的甲种师，实力大为增强。十一师也成为陈诚赖以起家的基本部队，向来被陈诚视为命根子。自1931 年起，陈诚的亲信罗卓英、肖乾、黄维、彭善、胡琏、方靖等先后任十一师师长。

    陈诚与十八军中原大战后，陈诚因战功赫赫，升任十八军军长，年方34 岁，与顾祝同、蒋鼎文等战将平起平坐，成为后起的少壮派军人领袖，人称"童子军"。

    十八军最初只是一个架子，只有十一师一个师，陈诚为军长兼师长。1931 年初，在蒋介石的干预下，陈诚收编了钱大钧的教导第三师，改编为十八军所属第十四师，自兼师长，以保定军校同学周至柔为副师长。十一师副师长罗卓英升任该师师长。他又以武汉要塞攻城营和工兵营改编为一个攻城旅，以李延年为旅长，使十八军共辖两师一旅，其规模成为名副其实的军。

    陈诚在十八军军长任内，以种种借口，采取各种手段，收编杂牌部队，拼命扩充实力。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十八军就扩充到6 个师，共*万人，为陈诚军事集团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1934 年春起，陈诚系干将罗卓英、黄维、彭善、方天、罗广文、胡琏、杨伯涛先后任十八军军长。抗日战争期间，十八军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湘西会战等重要战役。十八军所属各师，多扩充为军。抗战结束后，1946 年夏，国民党军队实行整编方案，将原来的军统一整编为师，称整编师；原来的师统一整编为旅。如第五军改为整编第五师，七十四军改为整编第七十四师。按此惯例，十八军应改为整编第十八师。但靠十一师起家、视十一师为命根子的陈诚，不愿意十一师的番号被别人"占用"。硬是破例将十八军改为整编第十一师，从这一点也看出陈诚的霸道。十八军改编为整十一师后，军长胡琏改任师长，下辖十一、十八、一一八旅，全师28万余人，全部美械装备，战斗力颇强。当时整十一师与新一军、新六军、整五师、整七十四师并称嫡系"五大主力"，均调往内战前线。

    1948 年9 月，国民党军队的整编师又陆续改回军的番号，整十一师恢复为十八军。淮海战役中，十八军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于安徽蒙城东北的双堆集地区。1949 年4 月，胡琏在江西收容十八军残部，补充重建十八军，以高魁元为军长。1949 年11 月，在广东战役中十八军于潮汕地区再次被歼，残部从海上逃跑。

    陈诚与"土木系"陈诚军事集团，是从十一师和十八军发展起来的。陈诚集团的骨干分子，也大都在十一师、十八军任过职。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陈诚集团的实力不断扩充，至抗战前夕，逐渐形成了以陈诚为龙头，以保定军校、黄埔军校、陆军大学毕业的十一师、十八军军官为骨干的庞大军事集团，人称"土木系"。"土"字即"十一"合并，"木"字为"十八"合并。由于最初的十八军还有一个工程旅（也做攻城旅），因此，亦被称为"土木工程系"。至淞沪会战前，陈诚集团已发展至十八军、五十四军、七十九军、八十七军、九十四军、九十九军等6 个军，到抗战结束时，又发展至10 个军，实力大为增强。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陈诚军事集团的势力是最大的。   

    "土木系"先后出了5 个一级上将，4 个参谋总长，两任海军总司令，1 个空军总司令，1 个联勤总司令，20 多个军长，可谓将星闪烁、冠盖云集。在"土木系"众多将领中，特别要提到罗卓英和周至柔。

    这两人一直是"土木系"的台柱、陈诚的左膀右臂。罗卓英（1896-1961），广东大埔人，与陈诚在保定学校同期同科，为陈诚的密友与智囊，长期充当陈的副手，曾为"土木系"的第二号人物。陈诚当十一师师长时，罗卓英任副师长；陈任十八军军长时，罗任副军长，并在陈之后接任十一师师长、十八军军长；陈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时，罗为副司令长官；陈任东北行辕主任时，罗为副主任。1949 年罗去台湾后，未被重用。周至柔（1899-1986），浙江临海人，在保定军校第八期与陈诚同学，从此与陈结下不解之缘。陈任六十三团团长时，周任团副；陈兼任十八军十四师师长时，周任副师长；后周升任十八军副军长时，陈仍任十八军军长。周至柔是中国空军创始人之一，在陈诚任参谋总长时，周出任第一任空军总司令。到台湾后，周的地位继续上升，曾任参谋总长、"台湾省主席"、"总统府"参军长、国民党中常委等要职，成为"土木系"中仅次于陈诚的第二号人物。

    "土木系"在抗战结束后发展至顶峰。1946 年5 月，国民政府接受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的建议，成立国防部，撤销原军事委员会及所属军令部、军政部及何应钦的陆军总司令部，将军令、军政大权集中到国防部。经过一番较量，老资格的将领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名义上参谋总长在国防部长领导之下，但实际上掌握实权，指挥一切。撤销何应钦的陆军总司令部以剥夺其兵权，是因为何应钦在中央军中资历、威望极深，功高震主，他在黄埔系将领中具有一定的号召力。蒋介石扶植陈诚以抑制何应钦，实际上是在玩弄二臣争宠的手法。陈诚任参谋总长，管辖陆、海、空三军和联勤四个总司令，除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外，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初陈诚兼海军总司令，桂任副总司令，实际负责）、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联勤总司令郭忏均为陈诚亲信，在国防部参谋本部形成了强大的"土木系"势力。陈诚此时大权在握，红得发紫。权力的膨胀使他利令智昏，越发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加之陈诚滥用职权，安插亲信，排除异己，对自己的部队给予特殊的关照，装备、补充都优先保障，而对非陈诚系部队则多予克扣留难。这就更加深了陈诚与国民党其他高级将领间的矛盾。非黄埔系的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本来就不买陈诚的账；黄埔系*何应钦一直与陈诚作对，顾祝同、刘峙等也长期与陈诚不和；黄埔学生中的少壮将领胡宗南、关麟征、杜聿明等，也对陈诚大权独揽表示不满；非黄埔出身的嫡系将领熊式辉、卫立煌、汤恩伯等，对陈诚更无好感可言。乃至国民党军队在对陕北、山东重点进攻彻底失败和东北战场连连失利后，众怨沸腾，横议四起，陈诚成了国民党内部的众矢之的。李宗仁说他"专横跋扈"，白崇禧骂他"刚愎自用，指挥无能"。何应钦气更是不打一处来："哼，靠土木系能救中国吗？"甚至有的"国大代表"让蒋介石"挥泪斩马谡"，"杀陈诚以谢天下"，欲置陈诚于死地。若不是蒋介石的袒护，陈诚恐怕"在劫难逃"。

    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全国战场连遭败绩，陈诚的"土木系"集团也不断受到重创。1948 年12 月，陈诚部队的精华--黄维第十二兵团在淮海战役中被歼。十二兵团是由十八军扩编而成的，下辖十八军、十军、十四军、八十五军，共10 个师，12 万人。装备机动车（包括坦克）500 余辆，山野炮100 余门，小口径炮1000 余门，重机枪300 余挺，轻机枪2000 余挺，冲锋枪2000 余支，步枪3 万余支，战斗力颇强，这是陈诚的一份家底。十二兵团的被歼，无疑是对陈诚和"土木系"的致命一击。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土崩瓦解，"土木系"在大陆的势力被完全消灭。

    陈诚在台湾1948 年5 月， 陈诚因东北战场失利，被蒋介石免去参谋总长和东北行营主任本兼各职。此后，他便在上海、台北等地养病。同年12 月，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已成定局，蒋介石重新起用陈诚，任命他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和台湾警备总司令。这是蒋"引退"前在人事上的一个重要部署，认为"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尽失，也可复兴"。从此，蒋介石所谓的"总统"连任后，与"副总统"陈诚合影。

    陈诚在台湾生活17 年。在这段军政历程中，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更加密切，在国民党政权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成为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同时，他也为台湾岛的经济起飞，做了大量工作。

    从1949 年3 月起，陈诚在台湾推行新的施政方针：在政治方面，推行地方自治，健全组织，提高行政效率，确立人事制度，施行"土地改革"政策；在经济方面，增加生产，改革币制，整顿税收，管制外汇，稳定物价，施行三七五减租；在文化方面，奠定实施计划教育的基础，建设"三*义的新文化"。陈诚采取的这些措施，对台湾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颇受岛内人士的支持与赞誉，被老百姓呼为"陈诚伯伯"。陈诚所著《台湾土地改革纪要》一书，被译成英、法、德、西班牙、*等多种文字，成为一些国家实行土地改革的参考资料。蒋介石对陈诚的所作所为也很满意，因而陈诚在台湾的政治地位始终很稳固，十几年间，击败了所有政敌，上升为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1950 年3 月，蒋介石恢复"总统"职权，提名陈诚出任"行政院长"。1954 年2 月，经蒋介石提名，陈诚当选为"副总统"，5 月20 日正式宣誓就职，同时辞去行政院长。1957 年10月，又是蒋介石提名，陈诚在台湾国民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副总裁。

    1958 年7 月，经蒋介石提名，陈诚复任行政院长。此后，陈诚分别在1960 年和1963年连选连任"副总统"和国民党副总裁。

    1963 年12 月，陈诚因肝病恶化，请辞"行政院长"职。

    次年11 月，经医生诊断确定陈所患病为肝癌。1965 年3 月5 日，陈诚病逝于台北，终年68 岁。台湾当局对于陈诚的逝世，给予了特殊的哀荣。蒋介石下令，自3 月6 日起，全体军政机关、部队、学校、团体等，一律下半旗10 日，并停止娱乐及宴会；台湾"国防部"亦下令，三军为陈诚服丧，各部队自6 日晨起下半旗。官兵一律缀佩丧章，凡有礼炮之部队，于6 日中午12 时，鸣放丧炮19 响。

    1965 年陈诚病逝后，蒋介石手书的挽联。

顾祝同

　　顾祝同（1893－1987），字墨三。江苏省安东（今涟水）人。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曾任黄埔军校教官、教导团营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师长，素有“驭将之才”声誉。先后参与东征、北伐、军阀混战，“围剿”红军。抗战期间，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兼江苏省主席，奉蒋介石密令，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黄埔嫡系将领中，顾祝同初为“八大金刚”之一，后又列名“五虎上将”，国民党军政高层“军中圣人”。

　　个人资料

　　姓名： 顾祝同(1893～1987)

　　性别： 男

　　政党： 中国国民党

　　籍贯： 江苏省淮阴市涟水县

　　出生： 1893年1月9日

　　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一级陆军上将。字墨三。江苏涟水人。在蒋介石早年的得力干将"五虎将"和"八大金刚"中，顾祝同是唯一到台湾后晋升一级上将的，足见其在国民党军界的地位。

　　1916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科，1919年毕业。1922年任粤军第二军参谋。1924年黄埔军校初创时任中校战术教官兼管理部主任。次年东征中任教导第2团营长、第2团团副，后升任国民革命军第3师参谋长、副师长。1926年北伐中任第一路军第3师师长。次年9月任第九军军长。1930年2月蒋阎冯中原大战时，任第十六路军总指挥、洛阳行营主任。次年调任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年底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3年参与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任北路军总司令。1935年任重庆行营主任兼贵州省政府主席。西安事变后，兼任西安行营主任。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兼江苏省政府主席。1941年1月，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在安徽泾县策划指挥了皖南事变。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徐州绥靖主任等职。1946年任陆军总司令。1948年任国防部参谋总长。1949年4月，重任陆军总司令，12月任“西南军政长官”。1950年3月去台湾，曾兼台湾“国防部”代部长。1972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87年1月17日卒于台湾。

学历

　　1914年，江苏陆军小学毕业。

　　1916年，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毕业。

　　1919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科毕业。

生平经历

　　（国民政府）卫戍司令部参谋 1914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 1935.11-1937

　　（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 1927.09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7.10.20-1928

　　（国民政府）江苏省政府委员 1928.11-1930.03

　　（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 1929.10-1930.09

　　（国民政府）江苏省政府（兼任）主席 1937.12-1945

　　（国民政府）军政部政务次长 1934.01.24-1936.12.02

　　（国民政府）贵州绥靖主任 1935.05-

　　（国民政府）四川行营主任 1935.10-

　　（国民政府）贵州省政府（兼代）主席 1936.08-1937

　　（国民政府）贵州全省保安司令 1936.08-

　　（国民政府）西安行营主任 1937.01-1937.11

　　（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 1937-

　　（国民政府）江苏省政府主席 1937.11.26-1939.10

　　（国民政府）江苏全省保安司令 1937.12-1939.10

　　（国民政府）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1938.01-

　　（国民政府）第三战区战地党政委员会分会主任委员 1939.07-

　　（国民政府）苏皖联立临时政治学院院长 1939.12-　

　　（国民政府）徐州绥靖公署主任 1946.01-1946.05

　　（国民政府）郑州绥靖公署主任 1946.08-1948.05

　　（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部（第一任）总司令 1946.05.31-1948.05.13

　　国防部参谋总长 1948.05.13-1950.03.10

　　中央训练团副团长 1948.11-

　　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 1949.04-1950.03

　　私立强恕中学董事长 1966-

　　西南军政长官 1949.12.07-

　　国防部（代理）部长 1950.01.26-1950.03.10

　　行政院政务委员 1950.01.26-1950.03.10

　　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0.04-1959.06.29

　　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67.02.01-1972.05.19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31.11-1987.01.17

　　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1952.10-1987.01.17

　　国防会议秘书长 1959.06.29-1967.02.01

　　总统统战略顾问 1972.05.19-1987.01.17

　　中国孔孟学会名誉理事长 1972- 1987.01.17

　　台北市江苏同乡会名誉理事长 1973.04- 1987.01.17

　　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1976.11- 1987.01.17

　　消极抗日

　　淞沪战争开始后，顾祝同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为冯玉祥)兼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并负实际指挥责任，先后指挥张发奎第八集团军、张治中第九集团军、刘建绪第十集团军、陈诚第十五集团军、薛岳第十九集团军及朱绍良、罗卓英、胡宗南、廖磊、刘兴等部约70万人，奋勇抵抗，重创日军，为中央政府和上海的撤退争取了必要的时间。

　　南京失守后，蒋介石重新划分战区，顾祝同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第三战区包括江苏省南部、安徽省南部、江西省东北部及福建省、浙江省。该地区是中国的经济重心，与日伪防区接触范围大。顾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前后长达八年，经历整个抗战时期。顾祝同利用战区有利条件，以建立战时经济为名，大搞走私贸易，纵容部下发了一笔国难财。整个抗战期间，顾祝同的第三战区采取消极防御战略，并未利用自己的有利战略位置向日寇出击，基本上未打过大仗。正面战场上的大战役多发生在其他战区，第三战区进行过的较大战役仅为浙赣战役。这次会战历时约三个多月，日军集中九个师团以上的兵力，经过苦战，付出惨重代价，实现了预定目的。据日军战史记载，日军死伤28900多人，损失酒井师团长等，并失去战马2600多匹。中国守军由于缺少必要的通讯联络及判断失误，第三战区未能实现与日军决战的计划。

积极反共

　　在对付共产党、新四军方面，顾祝同是全力以赴。他亲手制造的皖南事变震惊中外。蒋介石对于顾祝同忠心事主卖力反共是很赏识的，1945年1月底，顾祝同升任赣州行辕主任兼第三战区司令，统一指挥三、七、九战区军政，权力之大，令同行侧目。5月，国民党召开“六大”，顾祝同连任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顾祝同在第三战区接受日军的投降，9月8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日军投降典礼上，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接受日本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投降。顾祝同作为中国陆军代表也参加了这一仪式。

　　1946年5月，国民党中央军事机关仿美改制，顾祝同出任陆军总司令，与海军总司令陈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并列为军事巨头。全面内战开始后，顾祝同充当了蒋介石的内战急先锋。9月，他指挥徐州、郑州一线32个旅(师)计30万人进攻冀鲁豫解放区，结果被刘邓大军歼灭5万多人。

　　1947年3月，国民党组成的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以顾祝同指挥原徐州、郑州两绥署兵力两个机动兵团及两个“绥靖”区部队，共60个旅45万余人，采取密集靠拢、逐步推进的战术，企图消灭华东野战军于沂蒙山区。华野正副司令陈毅、粟裕将军采取挖心战术，于1947年5月底在孟良崮地区全歼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整编74师。顾祝同遭此失败后，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硬着头皮继续较量，结果一输再输。1947年6月顾祝同又采取所谓的重兵重迭交互前进的战术，再犯沂蒙山区。此时刘邓大军已突破黄河天险，开始了战略进攻。顾祝同闻讯后，急忙调兵遣将进行堵截，但在刘邓大军的打击下损兵折将。到1947年7月上旬，顾祝同被解放军赶出鲁中地区，他苦心经营的对山东重点进攻方案宣告破产。

　　1948年5月，顾祝同任参谋总长一职，协助蒋介石继续策划反人民内战，企图挽救颓势。辽沈战役打响后，人民解放军包围了锦州。此时国民党军在东北只剩长春市、沈阳市、锦州三个战略据点，锦州是沟通关内关外的咽喉，为解锦州之围，顾祝同以参谋总长和最高当局代表的双重身份，与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同机飞往东北，执行蒋介石调出沈阳主力支援辽西的计划。卫立煌建议先飞到锦州，与守将范汉杰商讨作战计划。但到锦州上空时，顾祝同看到解放军正在炮击锦州机场，担心降落后无法再起飞，就拒绝了卫立煌的建议，直接飞到了沈阳。到沈阳后，卫立煌为了说服顾祝同改变由沈阳出兵支援锦州的命令，特意在家中设宴招待他，并授意廖耀湘提出一个从营口海上撤退的方案。但不管卫立煌、廖耀湘如何陈述理由，顾祝同就是一句话：“总统的命令，不能违背。”最后的结局是47万精锐部队被歼。

　　辽沈战役结束后，顾祝同到徐州部署对解放军决战事宜，顾祝同力图以少数兵力困守徐州，控制主力于徐蚌间津浦路两侧，作攻势防御，以固长江而保沪宁。顾祝同召见黄埔军校毕业的兵团司令与军长谈话，特别强调：“校长一再交待，这一仗只能打胜，不能打败。打好了你们黄埔学生前途光明，打败了就死无葬身之地。”但这一套已不起作用，华东野战军发起了淮海战役后，西撤的黄百韬第七兵团被歼灭于碾庄地区，由华中来援的黄维第十二兵团在双堆集被全歼，企图突围的杜聿明部第十三、第二、第十六三个兵团也在陈官庄全军覆没。顾祝同只能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与计划，奔波于徐州与南京之间，指挥调动部队，逃避解放军的打击。最终，看着蒋介石最精锐的50多万军队在淮海战场上被歼灭。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发生，中国共产党即通电全国主张和平解决，南京国民政府却任命顾祝同为讨逆军西路军总司令 (东路军总司令为刘峙)。准备讨伐张学良、杨虎城叛军。

　　“西安事变”发生后，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召集在南京的中央委员及军政要人，举行了紧急会议。他主张：全国军队由他调遣与指挥，成立讨逆总司令部，出兵潼关，轰炸西安。

　　宋美龄得知讨逆军的行动方案后，认为此命令的执行将会威胁到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她迅速约见顾祝同，要求他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以保障蒋介石的安全，不要执行何应钦向西安进军的命令。顾祝同原来一直受到蒋介石的恩宠，但北伐时攻打蚌埠一战，使蒋介石对他改变了看法，转而扶持刘峙，顾祝同深感失落。宋美龄亲自相求，顾祝同向宋美龄立誓道“祝同对委座绝无异心”。

　　在刘峙挥军急进之时，顾祝同借口不到职，始终稳坐南京，协助孔祥熙、宋子文策划和平营救蒋介石的活动。何应钦。正想撤换新人时，张学良于12月26日拒绝了蒋介石好意和提醒（事先蒋介石不要张学良护送回南京，但张学良坚持护送以表示悔改之意）坚持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到了南京，“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

　　由于顾祝同在事变中一切按照宋氏兄妹的旨意行事，事后不仅得到宋美龄的信任，而且因此受到蒋介石重视，马上任命顾祝同为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1937年1月5日，顾祝同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坐镇潼关，指挥陕北军事。顾祝同当面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指挥第二、三、四、五集团军，对西安方面施加军事压力。

　　当顾祝同对西安形成三面合围态势时，杨虎城等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仍坚决请求蒋介石撤退西进大军并释放张学良。蒋介石无奈，只有请张学良去电劝告杨虎城及各将领服从中央命令。在这样的形势下，顾祝同也频繁活动，给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将领去电、去函，进行劝说，实行政治瓦解。

　　在浙江省档案馆的特藏室中，保存着一封顾祝同在1937年1月9日写给东北军将领何柱国的信。何柱国(1898-1985)，广西容县人。国民党陆军上将，东北军重要将领。“西安事变”前一天晚上，何柱国参加了张学良举行的秘密会议，事变中何柱国的骑兵第六旅参与兵变的行动。

　　1937年1月22日，蒋介石将陕事交顾视同全权处理，杨虎城在张学良的劝说下同意派代表和顾祝同谈判，蒋答应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移防后，军事行动随即停止。并考虑释放张学良的问题。4月，蒋介石正式给杨虎城以“革职留任”的处分，1949年9月杨虎城被处决于重庆。

　　“西安事变”使蒋介石蒙受耻辱，但对于顾祝同来说却是一个表现忠心的机遇，他凭借灵活、善变的方法，重新赢得蒋介石的信任和重视，成了蒋介石的心腹，稳固了他在国民政府高层的地位。

刘煜生案

　　1933年1月21日，江苏镇江传出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笔刘煜生被江苏省主席顾祝同下令枪决。

　　刘煜生，江西南城人，早年曾习法律，1924年在镇江创办《江声日报》。该报消息灵通，记载翔实，颇受社会欢迎。1929年春，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从南京迁到镇江，《江声日报》成为省会报纸，影响力也随之增大。刘煜生办报有正义感，敢于针砭时弊、揭露官场丑行。顾祝同主政江苏后，令各县设立毒品缉查所，从中抽取苛税，实际上是变相公卖鸦片。刘煜生对此公开指摘，因而遭到顾祝同的忌恨。

　　江苏省民政厅厅长赵启禄是顾祝同的亲信，曾任顾祝同军中参谋长。赵身为民政厅长，但吸鸦片烟的瘾很大，又好狎妓。刘煜生侦得赵经常寓居上海某高级旅馆，度其快活生涯，便带了照相机，冒充省府要员，瞒过茶房，直入赵的内室；赵正一榻横陈，在妓女陪伴下吞云吐雾，刘煜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雅姿”摄入镜头。赵方愕然惊顾之际，刘煜生已反身离去。不久，这张照片在上海一家报纸上刊出，使身为一厅之长的赵启禄很是狼狈，因而对刘煜生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江声日报》有一个副刊名为《铁犁》，经常发表一些不满现实、倾向进步的文艺作品，顾祝同和赵启禄命人从中寻找出几段“反动”文字，断章取义，罗织罪名，于1932年7月26日下令查封《江声日报》，将刘煜生押解至省会戒严司令部讯办。顾祝同在封报捉人的令文中，说刘煜生“宣传赤化”、“鼓动红色恐怖”、“煽惑阶级斗争”，所谓的“罪证”是《铁犁》上发表的《边声》、《时代不是时代》、《我们的希望》、《端午节》等几篇作品。《边声》是一篇描写守边士兵抗日作战的小说，里面有这样的文字：“一队咱们祖国的兵，向左边退下，自然隐隐地右边上来的是敌人。……日本兵在追击，土堡上倾斜了青天白日红地的国旗，正正地树起一面白天红日的大旗。”“在隆隆的枪声炮声中，土堡上的兵渐渐地稀少成几个了，终于都围在国旗下倒毙，倒毙在血泊之中，地上泛起一片红潮。”顾祝同挑拣出“左”、“右”、“红潮”等字眼，说这是“赤化作品”、“含有共党口吻”，完全是深文周纳，制造冤狱。其他几篇作品或描写农村困苦，或叙述劳工生活，虽流露出对现实不满的情绪，但并无明显犯禁的言词。

　　刘煜生被捕后，顾祝同将其长期拘押在戒严司令部，迟迟不移送法院审理。南京新闻记者公会派人赴镇江质询并要求保释，遭到拒绝。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也曾干预此案，认为《江声日报》“无反动文字”、刘煜生“无反动行为”，希望顾祝同“准江声日报复刊，将刘煜生交保释放”，顾祝同也不予理睬。 刘煜生在狱中向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上书申诉，请求监察院调查此案。监察院派员调查后，认为此案性质严重，决定对顾祝同提出弹劾。弹劾文称：训政约法规定，人民因罪犯嫌疑被逮捕拘禁者，其执行逮捕或拘禁之机关，至迟应于24小时内，移送审判机关审理。顾祝同将刘煜生拘押在戒严司令部5月之久尚未移送法院，是“违背约法，蹂躏人权”；监察院调查该案时，顾祝同非但不能尽情答复，且坚决拒绝调卷，“破坏监察制度，藐视政府法令”；出版法规定，禁止出版或扣押之处分权，属于内政部，顾祝同“非法逮捕，逾越职权”；《江声日报》所刊此类文字，中央党部并无禁载之命令，内政部亦无禁载之条例，顾祝同封报捉人，“妨害言论自由，破坏法治精神”。“基上各点，应即依法提出弹劾，将顾祝同移付惩戒，并咨请行政院令饬该省府迅将刘煜生移送法院依法讯办，以维法纪而保人权”。

　　就在监察院呈请弹劾之际，顾祝同竟一意孤行，变本加厉，悍然下令将刘煜生处以死刑，于1933年1月21日执行枪决。当刘煜生由监狱被提出照相时，自知不免，大呼“拥护中国国民党”、“拥护国民政府”等口号，并高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党歌”，以表示他是三民主义信徒而非“共匪”。顾祝同非法枪决刘煜生的消息传出后，舆论为之大哗，社会各界群起声讨，抗议浪潮很快席卷全国。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2月1日在上海举行执行委员会议，宋庆龄、蔡元培、林语堂、邹韬奋等人出席。会议发表宣言，强烈谴责顾祝同残杀报人，指出“此一血案，实与北洋军阀在北京枪毙邵飘萍、林白水之暴行，如出一辙，全国人民应予以严重之注意。查人民应享有言论出版之绝对自由权，为近代文明国家之国民应享之权利，即使刘煜生有轶出自由范围以外之犯法行为，亦应依法交由司法机关审判，行政机关决不能非法拘禁，更决不容非法处死”。“顾祝同蹂躏人权、破坏法纪之黑暗暴行，已明白证明实质上与北洋军阀毫无二式，亦即为我全国人民之公敌，为维护人权，对于顾祝同之军阀暴行，全国人民应共起而作坚决之抗争。”“政府如无以裁制此种暴行，实为政府之大羞。”宣言要求南京国民政府迅速将顾祝同及其他有关系负责人员免职并依法惩办；切实保障人权，务使以后不致再有此种同类事件发生。在会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宋庆龄还提议由上海报界领导全国新闻界罢工一日，以示抗争，以振民气。上海新闻记者公会也于2月1日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议：一、呈请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查办顾祝同；二、呈请监察院继续弹劾顾祝同；三、联合报界公会、律师公会、市商会、市教育会等法团合力抗争；四、设立刘煜生案专门委员会；五、今后关于江苏省政府消息，凡有顾主席字样者，一律称顾祝同。会后，刘案专门委员会派人赴镇江调查事件真相，搜集《江声日报》所刊、被顾祝同指为“宣传共产”的稿件，将这些稿件在沪报上全文刊出。2月19日，上海各报社239位记者签名发表联合宣言。宣言从12个方面列举了顾祝同所犯罪行，并对顾强加给刘煜生的各项罪名一一进行驳斥，指出：“顾祝同冤杀刘煜生案，论事实则断章周纳、颠倒黑白；论法律则前后不符，违法越权”，“人间何世，有此冤狱”，“毁法乱纪、摧残人权之顾祝同，必当受国法之制裁，刘煜生亦必蒙最后之昭雪。” 首都（南京）新闻记者协会于2月5日为刘案发表宣言：“似此任加人罪，何殊军阀暴行，若不依法声讨，严惩重罚，不特新闻记者人人自危，即全国人民亦时时恐怖，国家纪纲破坏无余，社会秩序岂有宁日。本会为维护法律、保障民权起见，不得不本嫉恶如仇、惩一儆百之旨，声罪致讨。务希全国各界，一致愤起，共作不平之鸣，藉尽护法之责。” 北平新闻界于2月17日举行追悼刘煜生大会，声讨顾祝同的罪行，电请中央将其撤职查办。天津、武汉、广州、青岛、济南、杭州、郑州、徐州、芜湖、南昌、蚌埠、长沙、香港、太原、汕头等地新闻界都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通电全国，强烈要求政府严惩顾祝同，并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新闻记者的人身安全，落实“训政约法”所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全国律师协会也通过决议，呈请司法部指定审判机关，对顾祝同提起控诉，以维法律。

　　面对各方的抗议和声讨，顾祝同极力辩解，为自己开脱罪行。他声称：刘煜生在1927年3月间“曾结合共党分子组织非法工会，煽动车夫罢工，图谋扰乱治安，被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政治部拿办有案”，“现经戒严司令部审讯明确，实系共党”，故依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以死刑。他还为抗拒监察院调查进行狡辩，说刘案由戒严司令部办理，“监察院调阅宗卷之权，能否对于军事机关审判罪犯之事件，亦得适用，实属绝大疑问”。

　　《大公报》指出，顾祝同举刘煜生1927年3月被拿办一事作为刘系共党之证，理由殊欠充分，因为当时国共两党尚未分裂，各军政治部中都有共产党人，该军政治部是否因刘系共党而拿办，实属疑问。而此后不久国民党即实行“清党”，如果刘煜生确系共党，当局决不容他再在镇江办报。顾祝同以此不充分之证据置人于死，不能不说是草菅人命。

　　南京司法界人士指出：“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须在剿匪区域或戒严期内方可适用，但现在镇江是否为剿匪区域或值戒严时期？”“监察院调阅宗卷，是否适用于军事机关虽无规定，但亦无凡军事机关可以否认监察权之明文规定。” 监察院监察委员刘莪青、田炯锦发表谈话，指斥顾祝同强词夺理：“刘煜生是否有共党嫌疑，尚属问题，即或有之，情节较诸牛兰、陈独秀孰为重大？牛兰、陈独秀尚须依法交法院审判，而谓刘煜生可以不经法院审判即由行政机关枪毙，有是理乎？纵极力强辩，岂可一手掩天下人之耳目。”二位监委表示，监察院将对顾祝同提出第二次弹劾，“必使受相当之惩戒”。 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也致电中央党部，要求严惩顾祝同，为刘煜生申雪，并称：“欲集人民智能共决国事，首当以诚意示天下，人民所渴望者在此，政府所当努力者亦在此，则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经屡次所宣示者，宜不致再托空言。” 舆情汹汹，难以平息，朝野上下的压力越来越大，国民党当局不能不作出一点表示。1933年9月1日，行政院发出《保护新闻事业人员》的通令。通令云：“查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与人民有发表言论及刊行著作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训政时期约法第八、第十五条已经明白规定。”“各地政府对新闻事业人员，常多不知爱护，甚且有任意摧残情事”，“特通令各省市政府、各军队军事机关，对于新闻事业人员，一体切实保护。”接着，行政院宣布改组江苏省政府，陈果夫为省政府主席，顾祝同转任“豫鄂皖湘赣北路剿匪总司令”。 顾祝同并未受到严惩重罚，监察院的弹劾不了了之，所谓《保护新闻事业人员》的通令，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措施，不过是一纸空文。《生活》周刊发表评论说：“这个命令会有什么效力没有呢？要是政府的法令是有效力的，那么人民身体自由、出版著作自由，本是约法所规定的，违法逮捕拘禁处罚与剥夺人民自由，应如何惩治，法律都有明文规定，但是政府不能惩戒，监察机关失去效用，现在再加上一道空命令，究竟有什么用处？” 不过，既然有了这个“通令”，新闻界就可以利用它来争取自己的权利。 1934年8月，杭州新闻记者公会向全国新闻界发出通电，倡议定9月1日为记者节，得到不少地方的响应。这年9月1日，杭州、北平、南京、长沙、青岛、太原、厦门、绥远等地的新闻界，分别举行各类庆祝活动，有的报纸还休业一天，以示纪念。《大公报》评论说：“有了通令，仍然把记者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我们以为与其停刊纪念，还不如积极地要求解放言论，作有效的维护。”从1935年起，“九一”记者节得到全国新闻界的承认，此后每年这一天，新闻界都要开展有较大影响的活动。

　　婚姻家庭

　　顾祝同的原配夫人杨氏，是顾祝同发迹前由家人做主为他娶回来的，杨氏为顾祝同生有一儿一女。他在任第3师师长时又娶了一个夫人许文蓉。许文蓉是苏州有名的大家闺秀，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都会，被人誉为风流才女。顾祝同专门为许文蓉在上海购买了一套别墅，后来又把杨氏所生儿女接到上海，交由许文蓉抚养。

　　自顾祝同另觅新欢，接走女儿后，杨氏便难得再见到顾祝同一面。时隔不久，杨氏突然死于一场大火。许文蓉便成为正房。知书达礼，性格温柔的许文蓉，并没有改变顾祝同放荡不羁的习性。

　　抗日战争中的1941年春，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迁移到了屯溪。屯溪位于新安江边，是皖南山区一个繁华的小城镇，号称当地的“小上海”。在当地有个女人名叫史文卿，是个京剧演员。

　　顾祝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去听史文卿唱戏，马上就坠人情网。为了追史文卿，顾祝同费了不少心机。他让军法处在屯溪街上贴出一条通告，大意是：值此国难当头之际，一切以抗战为重，通告所有将士，不得擅自进入剧场，以免玩物丧志，贻误戎机。有敢以身试法者，严惩不贷，没过多久，史文卿便自投罗网。作了顾司令长官的笼中之鸟。

晚年生活

　　败退台湾后，顾祝同的身体一直很好，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顾祝同尽管不培植私党，但他的老乡观念、 同学观念还是很浓厚。他对王敬久、王仲廉、冷欣、韩德勤、方先觉等同乡的提拔是很尽力的，他的子弟辈如顾希平、顾锡九、顾心衡、顾新葆、顾祝君、顾祝荣、赵锡田、王连庆、也都是他培养起来的。堂弟顾济潮(黄埔一期)1927年秋北伐战争临颖战役中阵亡。凡江苏人特别是涟水人，他都特别关照。顾祝同对能够带兵打仗的军官非常钟爱，即使其犯了军纪，也常从轻处理。他对团长以上军官，每月都发一笔补助；营级军官虽没有明补，但每人每月可透支100元军费；连长吃几个空额也不追 究；年纪大了不能再当兵的，就安置到他创办的农场里，或资助一笔钱，让他们经营小商业。他对部下的宽厚，笼络了不少人。他这一套办法，使他在国民党军队中获得了“军中圣人”的美名。到晚年，他的部下常去看望他，大家都敬重地称他为“墨公”。1973年5月，82岁的顾祝同与何应钦一起，参观访问了金门与澎湖诸岛。在金门时，顾祝同特地参观了炮兵工事，直夸工事整修得坚固。

　　顾祝同从1982年起，开始口述回忆录，名为《墨三九十自述》，由其秘书记录整理后出版。顾祝同的晚年生活很有规律。他每天早睡早起，一直保持着散步的习惯。顾喜欢养花，认为养花不仅能陶冶性情，还能锻炼身体。

1985年8月10日，已是94岁高龄的顾祝同突患老年性高血压，8月12日，顾祝同一时又兴起，前往花市赏花。当晚返回寓所后，病情加重，送到医院后被诊断为高血压引起的脑部微血管阻塞，顾祝同从此住进医院，卧床不起，1987年1月17日凌晨4时20分，顾祝同因病重不治，死于台湾三军总医院，终年96岁。

顾祝同公馆

　　顾祝同公馆位于南京鼓楼区颐和路34号。地处颐和小区中心，院广宅大，气派非凡。整个宅院坐北朝南，占地面积2252.6平方米。

　　院内树木如林，其中一株高大的雪松，苍翠挺拔，巍然矗立。公馆主楼为西式三层楼房，砖混结构，木门窗，红瓦黄墙，耀眼醒目。一楼向阳面为内走廊，二楼是内阳台，三楼则是露天阳台，布局合理，采光充沛。另有西式平房一进七间，共有房屋六幢27间，总建筑面积921 .4平方米。

　　该公馆是顾祝同在1937年前，以其二兄顾祝信之名购地兴建的洋房。

相关对联

　　顾祝同自题联

　　刚日读经，柔日读史；

　　怒气写竹，喜气写兰。

　　——自书古贤集《兰亭序》帖字名联自律

　　宝树羡传家，贤达显亲一脉，远承晋太傅；

　　义方勤教子，文章寿世千秋，驰誉谢宣城。

　　——佚题手书墨迹联

　　顾祝同撰题联

　　战绩令人怀壮烈；

　　国殇为鬼亦雄奇。

　　——题广西省邕宁县邕宁县昆仑关抗战纪念公园（南牌坊北面外柱楹）

　　题联时顾祝同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

　　顾祝同贺赠联

　　正直之姿，刚毅之色；

　　琴心剑胆，慧眼柔肠。

　　——1940年12月书赠新四军军长（条幅挂轴）

　　宝鼎呈祥，金银结彩；

　　瑶台献端，珠玉生辉。

　　——贺陈母邵太夫人70岁寿诞（楷书墨迹联）

　　上款署“陈母邵太夫人七秩荣庆”；下款署“顾祝同敬颂”。

　　顾祝同撰挽联

　　养志有贤孙，避地海疆慰晨夕；

　　享年跻上寿，归真佛国奠松楸。

　　贺赠顾祝同联

　　关塞仗全锋，屹尔干城万里；

　　江山撑半壁，巍然鞥柱一方。

　　——1938年国民革命军第3战区幕僚贺顾祝同46岁寿诞

军界不倒翁顾祝同

    在蒋介石早年的得力干将"五虎将"和"八大金刚"中，顾祝同是唯一到台湾后晋升一级上将的，足见其在国民党军界的地位。

    顾祝同，字墨三，一级陆军上将，是国民党中央军的"八大金刚"之一，也是蒋家王朝的"五虎上将"之一，历任战区司令官、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等要职，去台后曾任"国防"部长，是国民党军界常盛不衰的人物。

    （一）

    顾祝同，1891 年11 月22 日出生在江苏省涟水县城张家巷，生于清末，长于乱世，先在私塾读书，后入县立高小求学，1910 年又考入江苏省陆军小学学习。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他受到革命潮流的鼓动，参加了革命军，任陆军第九师的排长。不久，南北和议妥协，革命失败，他又返校继续学习，并于1912 年夏毕业，同年加入了国民党。

    1913 年，袁世凯督率北洋军队向革命军反扑，刚毕业不久的顾祝同闻讯赶往南京，担任南京卫戍部参谋。南京失守后，他又逃往上海，从事地下反袁斗争。袁世凯的"皇帝梦"破产后，顾祝同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学习，1919 年完成学业，先后担任长江上游总部第四旅连长和湖南清乡司令部卫队营营副等职。

    1921 年5 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顾祝同由长沙只身南下桂林，投奔孙中山，受任为粤军第二军军事教导队区队长。

    当时蒋介石在军部担任参谋长，由此两人结识。

    当陈炯明叛变时，该军扩编为东路讨贼军，蒋介石特荐顾祝同为总部副官长，随侍蒋介石左右，形影不离。这为他以后的升迁埋下了"种子"。

    1924 年6 月，黄埔军校成立。蒋介石任校长，特邀顾祝同任中校顾祝同战术教官兼管理部主任。11 月11 日，孙中山下令组建国民党党军，蒋介石被委任为军事秘书，蒋再组建教导团，任顾为二团一营营长之职。在周恩来领导的政治部及共产党人的英勇战斗的配合下，顾率领的部队连续取得二次东征的胜利和北伐战争的胜利，短短三年内，顾由一员中校教官跃升为中将军长，成为国民党军界的显赫人物。顾祝同治军有一套异于他人的治军术。对于士兵，他平时不严格地要求纪律，不禁嫖赌，只要求临阵不怕死，能冲锋陷阵；对于军官，则以小恩小惠笼络，每月都以会议为名，宴请一次；对于营连长以下军官，允许吃空额；对于作战受伤的军官，则多给安家抚恤费；对于退伍老兵，安置于农场或资助其经商，使其有生活出路。他还办子弟学校，使退伍官兵子女少有所学。他的这一套很得人心，获得了"宽厚待人"的"大慈大悲"的美名。但是，他对于共产党，对于反蒋的革命人士，却大挥屠刀，毫不留情。

    1928 年，蒋介石为建立统一"王朝"，兴师"二次北伐"。以刘峙和顾祝同的第一军和第九军为主力，向孙传芳发起进攻，第一军担任津浦路正面攻击，第九军担任津浦路左路攻击。攻占临淮关后，顾怕突前吃亏，他第一次指挥三个师大规模作战，心慌手乱。忽然风传撤退，顾祝同不假思索，立即率队撤退。而刘峙乘胜前进，在长淮卫与孙军遭遇，一战而胜，占领了蚌埠，抢去了头功。此时，顾祝同部已后撤60 公里，而刘峙部却前进了20 公里。此仗结束后，改变了何应钦的看法，原来何考虑顾的作战能力强，稳健能干，欲使顾指挥两个军，有意栽培。通过此次战争，发现顾优柔寡断，非统率大兵团作战的将才。此后的一段时间，顾祝同归刘峙指挥，升官总在刘峙之后。

    （二）

    1936 年12 月初，顾祝同由贵州任所飞往重庆，参加"剿*事会议"。12 月12 日发生"西安事变"。事变后的第三日，顾祝同会同刘峙等38 名将领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要求释放蒋介石，并提出"任今天的保定军校旧址内修建的毕业生著名将军墙。

    何问题，无不可从长讨论，尽量采纳，付诸实施……"16 日，他就收到张学良的邀请，同宋子文赴西安商谈一切。同一天，他又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讨逆军西路军总司令。次日，他和讨逆军总司令何应钦，讨逆军东路军总司令刘峙分别就任。而对南京国民党内部何应钦与宋美龄之间的微妙矛盾与分歧，他采取狡猾的对策。一方面，他接受何应钦的任命；另一方面，他又参加营救蒋介石的疏导、安抚活动。尽管刘峙的东路军行动积极，而顾祝同的西路军则借故延缓行动。他本人则稳坐南京，从未亲临前线。18 日，何应钦接到蒋介石停止进攻西安的手令，才同意"军事行动暂停三天"。25 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于同日回到南京，对顾祝同的行动大为嘉奖，而对刘峙则施以白眼。

    1937 年1 月1 日，他参加了蒋介石的小型会议，研究对"西安事变"的报复措施。蒋当面任命顾为西安行营主任，指挥陈诚的第四集团军、卫立煌的第五集团军、蒋鼎文的第二集团军、朱绍良的第三集团军，对西安方面施加军事压力和政治上的分化瓦解。这个任命于1月5 日由南京政府行政院通过，以所谓"陕甘善后整理办法"，任命顾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并授予"全权处理"之职。顾上任后，立即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将9 个师的兵力布置于华阴、华县正面，同时命陈诚率所部屯驻渭北以北，卫立煌率部在商洛方面行动，蒋鼎文和朱绍良分别率部在甘肃、宁夏行动，并亲临潼关督阵，对西安方面实行全面包围和军事威胁。同时，他连续发布命令，一面向西安推进，一面要求各部对原驻的东北军、西北军要"态度亲善"，以感化、吸引对方，实施化敌为友的政治攻势。在顾祝同的胁迫下，双方于2月4 日达成协议。2 月9 日，顾率部进驻西安，并按照协议，答应给各部拨出移防费用，放张学良回西安述职。对于后者，遭到司法院院长居正的坚决拒绝。接着，顾祝同下令将东北军的25 个师整编为4 个军10 个师，调往苏北、皖北、豫南，由军委会直接指挥；西北军（十七路军）整编为三十八军下辖的两个师，迫使杨虎城出国。至此，发动"西安事变"的东北军、西北军在顾祝同软硬兼施的胁迫下，按蒋介石的旨意完全解体。

   （三）

    1937 年7 月7 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的"卢沟桥事变"，正在重庆参加川康整军会议的顾祝同奉命赶往南京，被任命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在南京集结待命。"八一三"日寇在上海燃起战火，企图一举攻占上海，打开进攻南京的大门。此时，蒋介石为便于统一上海方面的作战指挥，决定成立第三战区。顾祝同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兼江苏省主席，他在职前后8 年，经历整个抗日时期，其辖区包括苏南、皖南、赣东和闽、浙两省，战线绵延2000 公里，与日伪军防区接触范围很大，但除了发生一些小型战斗以外，基本上未和日寇发生较大的战斗；相反，他利用其辖区的有利条件，以建立战时经济为名，大搞走私贸易，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

    1940 年初，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将进攻重点转向华北，妄图消灭八路军、新四军日益发展的抗日力量。蒋介石也于此时掀起第二次*高潮。顾祝同执行蒋介石的密令，派人将蒋介石的亲笔信转交上官云相，信中要顾祝同和上官云相及有关军师长注意，行动要特别秘密，迅速、彻底地消灭皖南新四军，不使其漏网。顾祝同对于皖南新四军，早就处心积虑，在新四军军部及该军驻皖南部队周围，部署了4 万余人的兵力进行监视，形成包围态势。

    1940 年10 月20 日，顾祝同在长官部的例会上，指定参谋处制订围歼新四军的计划。他强调，执行这个计划要选调战斗力强的部队才管用：选调具有法国装备的四十师，用于第一线；抽调浙东的六十九师到皖南，又把赣东负责指挥对南昌日寇作战的三十二集团军总部调到皖南，并命上官云相统一指挥。他同时命令赶修重庆至上饶之间的长途载波电话线。他声色俱厉地斥责施工负责人："如果不按期完工通话，你负责，要杀你的头。"这样，线路在12 月中旬完工开通，保证了他和蒋介石的密切联系，策划他的罪恶阴谋。顾祝同在遣兵调将的同时，又大肆制造谣言，污蔑新四军无意"北撤"，将要"南下"，"新四军要搞三山计划，南窜黄山、天目山、四明山作抗日根据地"。并三次通令各部加强对皖南新四军的监视和警戒。

    在部署围攻新四军的同时，他又公开指定新四军的"北撤"路线。

    12 月初，他又接到蒋介石的密令："要一网打尽，生擒叶、项。"12 月31 日，他以长官名义向新四军下达命令："在12 月31 日前，在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全部开到江北。"在计划接近实施的时候，他又把上官云相秘密召到上饶，亲自交代任务。他特别强调部署要周密，行动要非常谨慎。

    1941 年1 月6 日，围攻新四军的战斗打响了。顾祝同严令上官云相传令各部队，务必把新四军包围住。1 月13 日，新四军军长叶挺奉命和顾祝同谈判，顾却下令将叶挺扣押起来。1 月14 日，新四军被围部队终因伤亡过大，弹尽粮绝，9000 名官兵除傅秋涛等人率2000 余人突围外，6000 余人被俘，其余壮烈牺牲。1 月17 日，顾祝同把情况报告国民政府军委会，诡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战线，阴谋不轨，已非一日。本月初自泾县潜向南移，竟于4 日明目进攻我前方抗日阵地，危害民族，为虎作伥，丧心病狂，我前方被袭部队，对此不测之变，若不忍痛反击，不仅前线各军之将士无以自卫，而且整个抗日之国策亦被其破坏无余，……新四军全部解散，编遣完毕，该军军长叶挺于当地擒获，副军长项英潜逃不获。"顾祝同为参加这次血腥屠杀新四军的官兵邀功请赏，并奖给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第二十五军和上官云相法币各5 万元。

    在上饶长官部，顾祝同多次宴请叶挺，进行劝降。叶挺指着顾祝同说："整个民族的生机将要扼死在你们手中，你们是国家的叛徒，民族的奸徒，你们是多么的卑鄙啊！"劝降不成，顾对叶无可奈何，就把叶挺押送重庆。

    1942 年，日军向衢州发动进攻。顾祝同部没有进行有力抵抗，被日军占去大量地盘，其长官部也仓皇撤往福建，以后才又回到江西铅山。

    由于顾祝同*有功，一手制造了千古奇冤，蒋介石又升任他为赣州行辕主任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并指挥第七、第九战区。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顾祝同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名义，接受了驻浙日军的投降。

    1945 年5 月，国民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顾祝同又一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迁都回南京后，顾祝同又升任为陆军总司令，内主戎政，外主攻伐。以他的庸才，帮了共产党的大忙，把蒋家王朝的800 万大军，送给了共产党。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后，顾祝同担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指挥中原地区作战。但不久，蒋介石为了实施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命顾祝同坐镇徐州，成立陆军总司令部徐州指挥所，统一指挥原徐州、郑州两绥靖公署的部队。

    他到任后，把所辖24 个整编师60 个旅共45 万人的兵力，划分为3 个机动兵团，以汤恩伯、王敬久、欧震分别为第一、二、三兵团司令，企图首先以一部兵力进攻交通线，打通徐州至济南的铁路和徐州至临沂的公路，占领鲁南，然后全线进攻鲁中，寻找华东人民解放军主力决战，占领山东，或把解放军压过黄河。为避免在进攻中被解放军分割歼灭，他命令各部加强纵深，采取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方针。

    1947 年3 月下旬，顾祝同所部展开进攻，于4 月上旬侵占鲁南山区，打通了津浦路兖州至济南段和临沂至兖州的公路，随后，从临沂至大汶口一线向鲁中山区发起进攻。26 日，其整编第七十二师于泰安被歼，顾仍命其主力向新泰、蒙阴猛攻，于28日占领蒙阴。5 月初，解放军华东野战军见敌军密集不好打，主动向后转移。顾乃判断解放军被迫向东北方向撤退，遂急令其第一兵团进占坦埠、蒙阴地区，第二兵团向博山、张店方向进攻；待第一、第二兵团攻势得逞，协同向东进攻，以实现在鲁中山区与解放军主力决战之企图。4 月14 日，其"御林军"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华东人民解放军包围于孟良崮地区。15 日，顾祝同急令第七军一个师和第三十八师驰援解围。16 日24 时，他传达蒋介石的旨意，要求部属，"把握战机、万众一心、共同作战"，严令解围部队于17 日攻占孟良崮。但就在他下达命令的同时，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全部歼灭。得知第七十四师被全歼的消息后，他于19 日才不得不下令停止进攻，调整部署，整顿部队。

    经过这次失败，顾祝同在作战部署上采用"并进不如重叠，分进不如合击，以三、四个师重叠交互前进"的指导方针，于6 月25 日下令向沂蒙山区发起第三次进攻，企图占领沂水、东里店、南麻等地区，压迫华东野战军撤出鲁中山区。6 月30 日，解放军的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攻击前进，于7 月30 日包围郓城。顾祝同害怕这支部队直趋兖州、徐州，威胁其侧后的安全，遂急调第三十二师到商丘，第六十六师到徐州；又令王敬久第二兵团到鲁西南，统一指挥三个整编师，保障后方安全。7 月20 日，第六十六师被解放军包围，顾祝同亲自乘飞机到羊山集上空视察，给部属打气，指挥作战。8 月1 日，华东野战军5 个纵队在济宁附近会师后，转至鲁西南地区。至此，顾祝同苦心经营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

    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已宣告破产。

    顾祝同损兵折将，蒋介石意欲换马，以挽回败局，遂于1948 年秋，撤销了陆军总司令部徐州指挥所，另立徐州"剿总"，换上另一个"饭桶"刘峙为总司令，把顾祝同调为总参谋长。

    在7 月至8 月的"南京军事会议"上，顾祝同作了战略问题方案的报告，提出要停止战略进攻，巩固长江以南防线，阻止解放军过江，把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部队编为几个机动兵团，在江南组建二线兵团，以求再度夺回战略主动权。光阴似箭，但蒋军失败的命运比时间的速度还快。时至10 月中旬，顾祝同看到东北败局已定，便想请白崇禧出马，统一指挥武汉、徐州两大集团的军事行动，并派作战厅长郭汝瑰向蒋介石禀报，指示郭向蒋说明白崇禧统一指挥是暂时的，一旦形势好转再调整指挥权。但是，白崇禧比他狡猾，怕当替罪羊，拒绝担任两个战区的指挥责任。白崇禧不干，刘峙指挥不力，他只好硬着头皮以参谋总长的身份到徐州布置一切，提出："守江必守淮"；"放弃次要城市，集中兵力守徐州"；"一处作战，各方支援"。他的计划未及实现，黄伯韬兵团已于11 月11 日被华东人民解放军包围在碾庄圩地区。他急令"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率部东进解围，但黄伯韬兵团还是于22 日晚被全部消灭。接着，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受阻，杜聿明集团被围，顾已感到山穷水尽，无能为力，哪里也调不出兵力了。

    半年时间，他直接指挥的淮海战场，主力已基本被消灭干净。

    1949 年1 月，蒋介石宣布下野，为了遥控蒋家王朝的残兵败将，顾祝同又被重新任命陆军总司令之职。1950 年3 月，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军事据点失守，顾祝同便乘机逃往台湾，兼代"国防部长"。

    自1952 年3 月起，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充当何应钦的副手，1960 年又调任国防会议秘书长，1968 年再调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72 年改任"总统府"一级上将战略顾问。1987 年1 月17日，顾祝同在台湾病死，终年96岁。

张治中

爱国将领-张治中

　　个人简历

　  张治中（1890～1969），著名爱国将领，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巢县（今巢湖市居巢区）黄麓镇洪家疃人。

　　黄埔系骨干将领，原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之一。

　　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参加学生军。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1924年后，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1926年参加北伐，1928年后，任国民政府中央军校教育长、国民政府第五军军长、第四路军总指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参加中日淞沪会战。1937年11月，任湖南省主席。1945年，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任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其间营救了被盛世才囚禁于新疆的一批共产党员回延安。1945年8月27日，张治中代表国民党当局去延安迎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张治中作为国民党谈判首席代表，为《重庆谈判纪要》的签署作出了贡献。1949年4月，张作为国民政府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率国民政府代表团赴北京与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代表团谈判。当和平协定被国民党拒绝后，张治中留在北京。6月，张治中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投向人民阵营。9月，致电陶峙岳将军和新疆包尔汉主席，促成新疆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1969年4月6日在北京病逝。张治中一生为和平而奔走，被誉为“和平将军”。

　　生平经历

　　生于1890年10月27日（清光绪十六年九月十四）。其祖父是农民，父亲是手工业者。张治中六岁入塾，读书十年。因少年时家境贫寒，此后的6年中四处奔波流浪，曾在安徽丰乐河镇（今舒城县）一位叫吕为才的老板经营的“吕德胜号”商铺里做过学徒，从那时开始接触并阅读报纸，喜欢写字算帐，在他的自传中，有意将此作为人生漂泊的起点。其后先后在扬州的盐务缉私营充过备补兵，在安庆巡警局当过备补警察，后入扬州巡警教练所受训，3 个月后毕业，成为正式警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在扬州参加反清起义。1912年进入陆军第二预备学堂。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次年到广东参加护法运动。历任驻粤滇军连长、营长、驻粤桂军总部参谋、师参谋长和桂军军校参谋长等职。1924年初，对孙中山确立三大革命政策表示拥护。6月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军团团长，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与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密切合作，结成深厚友谊。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等职。后曾一度到欧美进行考察。1928年7月后历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同时兼任教导第二师师长，参加蒋介石对冯玉祥、阎锡山等的战争。1932年1月兼任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上海“一·二八”之役，曾予日军以沉重打击。1933年12月任国民党第四军总指挥，率军入闽，参与围攻福建人民政府，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他主张和平解决。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淞沪会战）。1937年11月任湖南省主席，1940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1941年皖南事变后向蒋介石上书，主张继续国共合作，共同抗日。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曾营救过被盛世才囚禁于新疆的一批共产党员回延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是唯一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将领，被人们称为"和平将军"。他曾多次代表国民党去延安同共产党谈判。1946年1月代表国民党参加军调处三人小组，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1949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谈判，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此协定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他毅然留在北平，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同年9月，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1969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著有《张治中回忆录》等。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爱国将领、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取代何键担任湖南省主席。从这年11月20日至1939年2月，在任一年零两个月，与中共湖南省委合作，推动湖南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发展，为正面抗战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组织和群众基础，被当时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称为湖南国共合作的“黄金时代”。一、“省训”与施政方针的提出张治中来湘时，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全省全国抗日救亡斗争已经兴起，但国民党顽国派一直在闹磨擦，爱国政治犯还未释放，抗日救亡运动还有阻力，伤兵、难民、役政等问题成难，旧的腐败的官僚积习成风。

　　重要经历

　　唯一敢对毛泽东蒋介石都多次直谏的人

　　张治中将军是国民党政坛上一位独树一帜的人物，他在国民党内长期身居高位担任过多个要职，但一直信守不对共产党放一枪一弹的承诺，毛泽东称赞其“专做好事，做了许多好事”。张治中是三民主义的真诚拥护者，又是一位敢于犯颜直谏的人。他曾多次以口头或书面意见的形式，对蒋介石作逆耳之言。但尽管如此，直到1949年，蒋对他一直是厚爱有加。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先后四次向毛泽东直谏，成为唯一敢对毛泽东与蒋介石均多次直谏的人物。

　　在和蒋相处的25年中，张治中对国民党内“群僚百工,中于明哲保身之毒,只求禄位之保持,不图事业之推展”的现象深恶痛绝,曾多次就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问题，当面向蒋提出意见，甚至发生争论，可谓蒋氏诤臣。张治中还多次上书蒋介石，陈述意见，其中有三次长达万言。

　　一次是1941年3月2日，张治中就“皖南事变”的影响，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的失当，力主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第二次是1945年11月，鉴于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张治中自新疆给蒋介石再次上万言书，主张用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反对重新挑起内战。第三次是1948年夏天，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前夕，张治中已看到蒋家王朝必然失败，但出于对蒋的忠心，明知其不可为，仍然作最后的进言，又一次向蒋呈上了一封《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的万言书。

　　在《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的万言书中，张治中不惜冒丢乌纱帽甚至掉头颅的风险,对国民党执政以来的各项保守政策予以严厉批评,并将之归咎于“领袖"本身的领导失当、独断专行,指出若干年来“总裁”对国民对干部所发表的文告与训示，“多偏重于抽象之说教，绝少关于具体之现实政策”，甚至在文中有蒋“为世界各国领袖中脾气最坏之一人”等语。

　　蒋介石在大陆执掌政权期间，大权独揽，小权亦很看重。蒋介石兼职范围之广，令人瞠目结舌。最高峰时蒋介石身兼27个要职！除陆海空三军统帅职务他始终牢牢抓住、非己莫属外，中央农民银行理事长他要兼，新生活运动委员会董事长他要兼，连童子军总司令他也要兼……对此，蒋麾下文武几乎均熟视无睹，甚至有些趋炎附势者，竟拍手叫好。刘继兴研究中发现：惟有一人，坚决反对蒋介石兼职过多，此人就是张治中。

　　抗战初期，张治中改任蒋的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他想方设法促使蒋减少兼职，以提高工作效率。张治中到任未几，原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因诸多劣迹遭地方实力派驱逐而下台，蒋介石乘机要自己填补真空，张联合多人表示异议，力陈兼职之弊。蒋不听，并大言不惭地表示：“没有人能任。”张笑道：“您手下不乏将相之才、封疆大吏，何愁没人？”蒋固执己见，但到成都（省政府所在地）两次，就领教了地方势力的手段，他们一致排外，很难对付，蒋介石遂辞去四川省主席兼职，交其重要谋士张群继任。

　　滇缅公路打通后，需要在国民政府军委会下设置交通运输管制局来管理，在组设机构的签呈上请示局长人选时，蒋介石又批了“自兼”二字。张治中则认为，最高统帅兼交通运输管制局局长太不成体统，遂签署意见：“请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张治中对何直言：“您如不愿兼，委员长就要自兼，这不成体制，请您勉为其难，为领袖分劳分忧。”何应钦无言以对，被迫答允。这样，蒋介石总算又少了一个兼职。

　　1949年4月，张治中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谈判，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此协定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张治中弃暗投明，毅然留在北平，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同年9月，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

　　张治中一谏毛泽东，国名沿用至今。1949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谈，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问题，张治中也应邀参加。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把筹备会上专家们的意见呈给诸位，听取他们的意见。最后毛泽东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时候，张治中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觉得此话有理。经众人反复讨论，终于最后决定了一直沿用至今的国名。

　　张治中二谏毛泽东，国旗沿用至今。北京的1949年8月，正是盛厦时节。为了能够在10月1日开国大典时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国旗，国旗图案的遴选工作在这炎热的季节紧张展开。参加政协筹备会国旗审阅小组的专家们，从征集自全国2000多幅图案中筛选出三幅，由毛泽东与各界人士最后选定。在讨论国旗的座谈会之前，张治中来到毛泽东住处。闲谈一番后，他试探着问毛泽东：“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毛泽东说：“我同意一颗星一条黄河的那种，你觉得如何？”张治中直言相谏：“我反对。中间一条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毛泽东说：“你说的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过，不少人主张采用这幅，也举出不少理由。这样吧，我还要找些人座谈一下，你也来。”

　　政协一届会议开幕前，座谈会在中南海举行。毛泽东手持两幅图案：一幅是五星加一条横杠；一幅是现在的五星红旗，只是多了个镰刀斧头。前一幅的说明是：红旗象征革命，五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横杠代表黄河。张治中当即表示不同意，说：“第一，杠子向来不代表河流，中间一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第二，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当中摆根金箍棒干吗？不如用这一幅五星红旗。”张治中的话得到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也觉得有道理，于是表示倾向张治中的意见。国旗审阅小组就以一致的意见确定了五星红旗为国旗，也就是今天一直高高飘扬的国旗。

　　张治中三谏毛泽东，人大代表视察制度沿用至今。1954年9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张治中得知毛泽东不准备讲话，就通过周恩来、彭真建议毛泽东讲话。后来周、彭告诉张：毛主席仍不愿讲话。于是张治中就直接去找毛泽东：“这次人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但这次交谈后，毛泽东还是不同意讲话。

　　可是，在开幕式上，毛泽东却讲话了。这番话既全面又扼要，其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括，精辟有力，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指导思想，受到举国欢迎。

　　会间休息时，毛泽东笑着对张治中说：“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话，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会议期间，张治中提出一份书面建议，主张每个人大常委每年都要出动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是彭真转交刘少奇委员长的。后来，毛泽东也看到了，并主张把范围扩大到全国人大代表，以后又加上全国政协委员。几十年来，这竟成了一项传统的制度。

　　张治中四谏毛泽东，使宪法更完善了。在参加讨论宪法草案时，张治中认为草案总纲第四条中有“台湾地区除外”的字样，应予删除，因为台湾问题是暂时的，而宪法是永久的，大可不必在宪法上面这样写出。毛泽东十分赞成，大家一致同意删去。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他的一生，正如周恩来所说：“这个人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张治中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青年时代，他受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影响，参了军，他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且担任过许多重要军职，是一位有政治远见和正义感的爱国将领。

　　历史评价

　　张治中有着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对国家民族的强烈的责任感。同许多爱国志士一样，他早年也是抱着救国救民的宗旨投笔从戎的。他一向认为，守土为国是军人的天职。每当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总是挺身而出，担负起自己的责任。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他当时任第五军军长，不顾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阻挠，毅然开赴前线，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并留下遗书，决心以身许国。８年抗战期间，他始终坚持抗战到底，直到最后胜利。尤其可贵的是，张治中从未参加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的历次反共内战，是一位从来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张治中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他能顺应历史潮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他和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同周恩来、恽代英等共产党人建立了友谊。在黄埔军校左右两派学生的斗争中，他是同情共产党的，也曾经因此受到国民党右派的攻击。此后，即使在国民党反共高潮中，他也没有随波逐流，改变自己的态度。抗战时期，在重庆，他同周恩来等时相过从，对共产党的了解也进一步加深。抗战胜利后，他力主和平建国，并积极促成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1945年，张治中受周恩来委托，到新疆成功的解救了被盛世才监禁多年的100多名共产党干部，使他们安全地回到延安，为共产党保存了一批重要的骨干力量。1949年，张治中作为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团长，到北平同共产党代表进行和平谈判，当双方达成的协定被国民党当局拒绝以后，他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接受了周恩来的恳劝留在北平，声明同国民党顽固派划清界限，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张治中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亲眼见到了他所向往已久的新中国的诞生。建国以后，他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他时刻以祖国统一大业为重，亲自主持民革中央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为使台湾回归祖国，他尽心尽力，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因病在北京逝世，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

1944年新疆叛乱国民党驻军被灭 张治中化危机

伊宁事变后，张治中被派往新疆，他的使命是“确保乌鲁木齐的安全，振奋士气”，然而他却走了一条和平之路，最终把偌大的新疆完整地交给了共产党，成为著名“和平将军”。

一、初飞新疆

1944年11月，新疆伊犁发生了暴动，消灭了国民党的驻军，成立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1945年8月，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民族军队武装进逼玛纳斯河对岸，形势十分紧张。新疆变成汪洋中的一条船，危险得很。蒋介石知道后，立即采取措施，并命令张治中以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的身份飞抵新疆进行调处。蒋介石交代他此行的任务是“振奋士气，安定人心”“找出发生事变的原因”。

1945年9月13日，张治中从重庆飞往乌鲁木齐，当天下午，驻乌鲁木齐的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就向张治中汇报了乌鲁木齐随时被攻打的危险情况。张治中十分明确地认为，新疆的问题只有遵循和平的途径来解决。在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叶谢也夫的调解下，经过重重努力，通过曲折的谈判，于1946年春，国民政府与伊、塔、阿三区代表签订了和平解决争端的条款。成立了由各族人民代表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张治中兼任省主席，提出了“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施政纲领和增强中苏友好的外交政策，使新疆局面得以稳定发展。新疆问题和平地得到了解决。

具体来说，张治中主新期间，制定和推行的内外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改组省政府，成立了有各民族代表的民主联合政府。实行省、县参议员、专员、县长民选、逐渐消除“大汉族主义”和“一切由汉人包办”的现象。二、休养生息，免捐减税，中央财力资助等，切实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三、坚持亲苏政策，实行“联苏”、“和共”政策。四、对于民族纠纷，采取忍让和宽大态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总之，和平解决新疆的一系列问题。

二、释放政治犯

1946年4月1日，张治中被任命为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直辖甘、宁、青、新四省）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到重庆的张治中家里拜访，周恩来说:“我们有一批同志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并关着，至今生死不明，希望文白兄去后过问此事，释放共产党人为盼。”张治中答应了。

新疆狱中何以有一批共产党人？这要追溯到1933年，当时新疆发生了政变，军阀盛世才当上了新疆省督办兼主席，此人用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亲苏、亲共，一方面又亲国民党，采取了“反帝、亲苏、民族平等、亲国民党、和平”五大政策，把新疆搞成了自己独立王国。中共许多人，诸如陈潭秋、毛泽民、孟一鸣、黄火青、汪哮春等均在新疆政府中担任要职。1942年，由于苏德局势的变化，加上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影响，军阀盛世才相时而动，撕掉亲苏、联共的假面具，于1942年9月17日下令把中共在新疆所有人员160余人全部逮捕。并杀害了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3位同志。

张治中飞往乌鲁木齐后，未负周恩来的委托，不久派屈武等人多次去狱中探望和了解情况，并改善囚禁共产党的生活条件，俟机释放共产党人。另一方面，张治中打电报给蒋介石，分析关押共产党人利弊，提出释放“共产党政治犯”和平意愿。蒋介石迫于压力，同意无条件释放共产党政治犯。

1946年6月10日，131位释放人员分坐八辆大卡车从乌鲁木齐出发，向兰州进发。张治中派专人护送，一路曲折行进，1946年7月底，共129人平安到达延安。

三、和平解放新疆

1949年初，南京政府电令驻在乌鲁木齐的西北军政长官副长官兼新疆警备司令部司令陶峙岳将军，留一个旅在新疆担任防务，其余部队全部调回关内参加内战。随后，在广州的副总统李宗仁也电令陶峙岳带兵南下广州。陶峙岳都未答应，他的借口是，军队进关需要的大量汽车、汽油和现金，国民政府办不到。

陶峙岳和张治中协商后，积极着手新疆军队的和平起义问题。然而事情并非简单，在乌鲁木齐军队中，明显分成两派:罗恕人、马呈祥、叶成等是胡宗南的心腹，他们不愿意向解放军投降，而刘孟纯、屈武、刘泽荣等是亲共的民主将军，他们赞同和平起义，让解放军整编。经过机智及耐心工作，罗、马、叶打消了坚持进关并准备干掉刘、屈、刘三人的企图，于1949年9月20日答应接受解放军对新疆国民军队的和平整编。9月25日，陶峙岳将军宣布了起义通电。毛泽东、朱德于9月28日给新疆起义将士复电:欢迎并友好善待起义的将士。为建设新新疆而共同奋斗。

显然，和平解放新疆，张治中和陶峙岳起到关键性作用，功不可没。

蒋介石的心腹重臣张治中为何能赢得中共尊重?

中国现代史的根本特点之一，是国共两党既对立又依存，既合作又分裂，波澜四起，惊心动魄。在这场决定中国未来的斗争中，作为蒋介石的心腹重臣，张治中长期置身于国民党最高决策之列，但却赢得了中国共产党及其主要领导人的高度称赞。毛泽东称“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1985年，习仲勋代表党中央在张治中将军95岁诞辰纪念大会上对他的一生又给予了高度的、恰如其分的评价：“文白先生是杰出的爱国将领，富有远见的政治家。是同我们党有长期历史关系的亲密朋友。” 本文试就结合张治中一生的有关史实，对此问题作一剖析。
    一、始终坚持和致力于国共合作
    张治中自从服膺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后，一生坚持亲苏联共的正 确主张。因此，在国内问题上，他力主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并为此作出了种种努力，成为同中国共产党有“长期历史关系的亲密朋友”。
    早在黄埔军校期间，他即与周恩来、恽代英、高语罕、熊雄等人过从甚密，周恩来的为人、谈吐、学养，都对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与“中共的骨干人物的密切交往，以及和苏联顾问的众多接触”中，其“思想大受影响，并曾一度申请参加共产党。” 随着校内国共两党斗争的展开，他的态度“是站在中间偏左”，到1925年夏，他“已经完全同情共产党这一边，”其“言论和态度，都大为右派所看不惯，” 因此被右派视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此时张治中认为联共是孙中山先生的政策，两党联合革命是这一政策的体现，现在革命刚开始而双方如此激烈斗争，对革命大局不利，因而他经常周旋于两派之间，力图维护联合革命。
    北伐战争开始后，张治中为了能够使国共两党合作如初，避免破裂，竭力向蒋介石建议由周恩来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但最终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每想及此事，张治中“始终认为北伐的统帅部没有周参加，是一个大损失，”“也是促成国共两党破裂的主要因素之一”。当北伐军到达衡阳后，张治中又一次提请蒋介石：会师武汉以后，“对两党问题要请你特别注意，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来保持两党的合作，不能使它破裂！” 北伐到武汉，国共两党的斗争日趋激烈，分裂已不可避免。从主观愿望上来讲，张治中是坚决主张实施联共政策反对两党分裂的，而面对两党关系的日益恶化，自己又无力和无法挽救，其心情是极度苦闷的。在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张治中又未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最终牺牲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屈从于感恩知遇、道义难忘的旧伦理观念，追随蒋介石而去。这是他政治上、思想上的一次大倒退。
    1927年至1937年，是国共两党军事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张治中在“既不愿站在国民党立场来反共，也不愿站在共产党立场来反蒋” 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为了避免参与反共战争，他选择了陆军军官学校作为逃避国共两党激烈斗争的避风港。尽管这种选择过于消极，但不失为维护自己政治信念和中共友谊的最佳办法。避免了理想与现实冲突时的尴尬和无所适从。
    在担任湖南省主席期间，张治中恢复了与中共隔绝了十年的友谊关系，坚持在湖南维护与中共的合作关系。鉴于各地反共摩擦事件时有发生，1938年9月4日，张治中发电向蒋介石建议：“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允许中共公开活动，以减少无谓摩擦，加强两党团结必有利于抗战大业”。蒋默不置答，却招徕了党内顽固分子的大肆攻讦。皖南事变前，张治中就曾表示反对，终因孤掌难鸣，未能挽回。事件发生后，他向何应钦陈述意见，认为“对共党问题，应有冷静之考虑，慎重之措施，勿任有成见而好冲动者为无计划无限制之发展”。在国民党研究皖南事变善后处理办法的会议上，他因反对撤消新四军的番号，而遭到白崇禧的“你身为政治部长，如何能说此种话！”的指责。3月2日，他又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的失策，“为保持抗战之有利形势，应派定人员与共党会谈，以让步求得解决”，“若犹是听其拖延，其结果将对我无利而有害。” 张治中的建议当时虽未被采纳，但为他不久作为国民党处理国共关系的主要角色而走到和谈前台做了铺垫。

为了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促进国内和平，从1941年到1949年，张治中一本所信，抱着对祖国和中华民族高度负责的态度，数度担任国民党和谈代表，不辞辛苦，来往斡旋，折冲樽俎，始终坚持其国共合作的正确主张。留下了“三到延安”的历史佳话及“和平将军”的美誉。他虽是国民党方面的主要代表，每次和谈时也都离不开为国民党着想，为维护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着想，但他同时又是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不受国民党顽固派的责难和阻挠，想方设法解决一些问题。但在蒋介石的顽固反共态度下面，他又是无能为力的。对于他在谈判中所持诚恳坦白和友好的态度，我党是欢迎的，对于他的苦心和处境我党也是非常理解的。这一时期，是张治中一生政治生涯中的黄金阶段，也是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阶段。尽管蒋介石把张治中的和谈活动只作为他和战两手中的一手来使用，但张治中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内的政治形势，为推动国共合作，为中共通过和谈来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张治中对和谈的诚意和所付出的努力，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1945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送张治中回重庆的路上曾说：“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国民党）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字，一定很有些人不赞成的。”
    二、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
    张治中是一位有强烈民族观念的爱国将领，他的爱国活动，贯穿于其一生的政治军事生涯中。早在保定军校求学时，张治中在日记中就写道：“盖今日之社会，无论何界，卑鄙污秽，达于极点”，中国军队“断难与外国军队争一日之短长”，“文明祖国，黄帝子孙，将任异族宰割奴隶已耳”，立志要担起“万钧重任”，“报答国民于万一”。一片爱国之情跃然纸上。军校毕业后，虽有效仿张骞和班超想到边疆为国效劳之宏愿，但却被派往倪嗣冲的安武军当见习军官。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北洋军的腐败、凶横和野蛮。断定这种军队根本不能担当卫国卫民的重任。于是断然离开了这只旧军队，只身去上海再寻救国道路。
    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此同时，张治中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也成为新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和真诚实行国共合作的代表，并把新三民主义作为实现他富国富民崇高理想的锐利武器。在实践上，张治中也为之奋斗了一生。
    在十年内战期间，国共两党兵戎相见，军事斗争更趋激烈。为了避免与中共作战，不违背自己的救国宗旨，张治中主动请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教。邓颖超对此曾称赞说：“文白先生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 这在国民党将领中是绝无仅有的。但是，当中华民族遭到外敌入侵，处于民族危机的关头，张治中将军却毫不犹豫地主动请战，荷枪实弹，亲赴疆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在“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日战争中，张治中将军都是独当一面的指挥官，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张治中目睹南京国民党政府坐视十九路军孤军抗日，按兵不救，内心非常忧虑。于是他当面对蒋介石说：“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 蒋当即同意。出发前夜，张治中庄严地写下了一封遗书：“当前正是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治中身为军人，理应亲赴疆场，荷戈奋战，保卫我神圣领土，但求马革裹尸，不愿忍辱偷生，如不幸牺牲，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前赴后继，坚持战斗，抗击强权，卫我国土。” 显示了一位爱国军人的铮铮铁骨。
    张治中将军自2月18日率第五军进驻刘行镇，接替十九路军部分防地开始，直至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经历了数十次大小战斗，第五军和十九路军一样，人人视死如归，奋勇杀敌，其英勇壮烈的事迹，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张治中也亲自上阵，不避枪林弹雨，指挥广大官兵在庙行、浏河和葛隆镇等地浴血奋战，屡挫强敌。尤其在庙行一役，由于张将军指挥得当，并“亲率教导总队赴八十八师指挥策应”，结果将日军第九师团和久留米混成旅团的精锐歼灭殆尽，庙行、江湾间，敌尸堆积如山，达三四千具之多。中外报纸，也一致认为此役是沪战中我军战绩的最高峰。
    “一二八”战役后，张治中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日本灭亡中国的既定国策，认为必须及早准备再战。1936年2月，张治中被任命为京沪警备司令长官，立即开始秘密筹划随时都可能爆发的对日淞沪会战。1937年8月13日，日本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张治中出任第一战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迅速率部进驻上海，担任淞沪正面战场的总指挥官。在四十天的浴血奋战中，已年近五十的张治中将军却不顾个人安危，不顾身体虚弱，在敌机轰炸和炮火连天下，步行或骑自行车来往各阵地，无分日夜地带病进行指挥策划，艰苦备尝，以至形容枯槁，须发蓬松，最后不得不拖着极度疲乏的身躯调到后方休整。英勇的“八一三”抗战，使敌人付出了6万余人的代价，粉碎了敌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

两次淞沪抗战虽然最后都失败了，但张治中及广大爱国官兵的抗战功绩却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伸张了正义，唤起了群众，振奋了人心士气，也打出了他个人的风格。在两次战役中，张治中都以“我死国生”的决心投入战斗的，无论是冒险犯难、奋不顾身的种种经过，抑或殚思极虑于帷幄之内，都表现了他抗日救国的耿耿丹心。
    张治中的爱国思想还表现在致力于反对分裂、促成新疆和平解放的行动上。1944年11月，由于民族矛盾激化，伊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发生了革命暴动，表示要实行民族独立。日本投降后，新疆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蒋介石甚为焦虑，即派张治中为全权代表前往迪化。1945年11月14日，张治中第二次飞抵迪化，准备与三区代表谈判，而三区代表已先两天到达。当时他们都佩戴着“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证章，并声言他们是代表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政府来和中国政府代表进行谈判的。张治中在知道这一情况后，第二天就立即约请苏联驻迪化代总领事叶谢也夫谈话，严正指出：自己只能以中央政府代表的地位接见三区代表，“不能接见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代表。” 并请叶领事把他的意思转告给伊方。三区代表经叶领事劝告，最终放弃了他们原来的态度。这样谈判才得以开始举行。这说明张治中的政治解决底线，就是必须以国家统一为前提条件。张治中将军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从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曾三飞迪化，在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驻伊宁领事的调停下，历时一年八个月，经过做工作，避免了分裂，伊宁事件终于获得和平解决。1946年7月1日，正式成立了各民族联合的新疆省政府，张治中兼任省政府主席。1947年5月19日，麦斯武德接任新疆省主席后，又逐渐执行反共反苏政策，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在暗中又对张治中的和平政策实行反对和抵制，新疆的局势又趋于紧张，张治中“为了保障全省和平，维护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团结的既定政策不致破坏”，在经过努力，征得蒋介石同意后，断然撤换了麦斯武德和宋希濂，而以包尔汉和陶峙岳分别继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因为，“如果不调走宋希濂，陶峙岳不能到新疆，则在顽固反动力量的控制下，策动起义是很困难的。如果不撤换麦斯武德，包尔汉就不能接任主席，麦也不会同意起义的。” 历史已经证明这一人事安排为扭转新疆的分裂局面铺平了道路，为1949年新疆的和平解放打下了基础。
    1949年9月8日，毛主席约见张治中，告诉他已经决定兵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他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起义。并说，他从新疆得到的情况，只要你去电，陶峙岳、包尔汉是一定照办的。张治中欣然同意，10日，立即致电陶、包：“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归向人民民主阵营”“至对各军师长或有关军政干部，如有必要，盼用治名义代拟文电，使皆了解接受。” 经过几次电报往来，9月25、26日，陶峙岳、包尔汉先后宣布起义。张治中看到起义通电后，心情十分愉快，因为他“一贯保全新疆、保障和平的目的直到今天算是如愿以偿了，对国家、对新疆人民在责任上、道义上也算是有所交代了。” 为了表彰张治中将军在新疆和平起义中的功绩，1954年国庆节时，毛泽东主席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
    三、以诚待友，做了许多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和平的好事
    张治中是一位性格豪爽之人，一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以诚待友不仅是他个人的高贵品质，而且也是他在与共产党的长期合作中表现出来的政治道德。张治中一生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力主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内问题，这是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基础。因此，在他与中国共产党交往过程中，无论政治形势多么险恶，他都能一如既往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和职权内，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做了许多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和平的好事，在客观上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诚意自然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赞许。
    武汉沦陷后，国民党由于正面战场上的失利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以及它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不断壮大，其政策重点便有初期的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方面。致使许多地方发生反共事件，国共关系严重恶化，尤其是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国共关系濒于破裂。张治中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所掀起的不利于团结抗战的反共恶浪“虽不赞成，但处在国民党顽固势力猖獗情况下，他也无能为力，”“但是在他职权内的事，他为国共合作事业是尽力而为的。”
    1938年，张治中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当时徐特立先生是中共派在湖南的代表，此外，周恩来、叶剑英也常去长沙。在张治中在湖南任内期间，能够与中共领导人相当融洽地相处，“即有小事故，我们也能开诚布公，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 如浏阳县县长捏造罪名将一名中共干部枪决后，徐特立先生将此事通告了张治中，张治中在查明属实后，马上将该县县长撤职予以严惩。一天晚上，活动于湖南地区的一支中共抗日游击部队的负责人江渭清突然来见，要求接济经费。他能撇开党派分属，果敢地当即密令拨付三千元现洋。1958年，毛泽东在去江苏考察的火车上，当着张治中的面，还开玩笑地问前来迎接的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你借文白先生的3000元到底还了没有？” 谈笑中表达了对张治中为国共合作所作贡献的嘉许。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和民心，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共商国是。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飞抵重庆。毛泽东抵达重庆后，住所问题至关重要，周恩来在权衡比较后认为：张治中的官邸（上清寺桂圆）比较合适。周恩来一经提出，张治中慨然答应，全家搬到复兴关中训团内一所狭小破旧的平房里，让出自己的官邸供毛泽东作会客、工作、休息之所，并安排宪兵担任警卫任务，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双十协定”签订后，基于毛泽东回延安的空中安全，张治中又亲自伴送毛泽东主席做专机回到延安。与此同时，张治中为和平奔走的诚意和以诚待友的高贵品德也得到了中共及其主要领导人的肯定和赞许。此后张治中每次到延安时，毛泽东都亲往迎送，并为他举办盛大的欢迎晚会，就是明证。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被迫答应释放在押的“政治犯”。中共非常珍惜这种稍纵即逝的机会，为了救出被盛世才关押在新疆的一百多名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1946年3月，在张治中第三次飞往迪化之前，周恩来和邓颖超亲自到其官邸上清寺桂圆，一再嘱托他设法营救这批同志，张治中慨然允诺。张治中入疆后，一方面先后派屈武同志等到监狱里去看望他们，并交代主管方面改善他们生活待遇：另一方面多次打电报给蒋，力争道：“这是盛世才做的事，为了增进两党友好，表示和平遗愿，应该全部释放”这批人。几经电报往返说明，蒋介石才勉强同意。为了确保这些被释放同志的途中安全，张治中指定新疆警备总部交通处长刘亚哲负责武装护送。临行前，张治中叮嘱刘亚哲说：“这个任务很重要，是一个政治任务，你要努力。新疆境内很复杂，要注意安全，对他们的生活要照顾好。” 为了减少沿途的麻烦，他又先后分电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和西安的胡宗南、祝绍周等人，要求他们给予放行。考虑出新疆后便不能使用新币，张治中又改发给每人3万元法币，以应路途急需。从迪化到延安，国民党反动派层层设卡，他始终是在关切注视着他们的行踪。当胡宗南企图截留这批人时，刘亚哲急电张治中，他又运用高超的智慧和胆略，逼蒋令胡放人。胡宗南无可奈何，只得在“准予放行”的文电上签盖自己的图章。这才使得这批同志最终与7月11日平安抵达延安。全面内战爆发后，我党在川、贵陕等地的被捕人员，后来均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相比之下，在新疆被捕的这批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如果没有张治中的积极营救，其结果不言而喻。事后，朱总司令曾亲自去信致谢。几个月后，当张治中回到南京时，董必武又代表我党再次特意登门拜谢。1961年12月12日，在“西安事变”25周年的晚宴上，周总理旧事重提，对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高登榜说：“文白先生是你们的救命恩人！当年释放在新疆的共产党人，是文白先生做的一件好事，这在国共关系史上是空前的，绝无仅有的。”
    综上所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张治中将军能够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尽心竭力地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苦心积虑地谋求国内和平与统一，维护团结，反对分裂，并能在一定范围和职权内，为人民和革命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事。他正是通过自己的言行赢得了中国共产党的尊重和赞许。他的忠诚谋国的民族革命精神和始终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操以及他为中国的和平统一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也必将世世代代为人民所纪念。

对蒋介石“放言极谏”的张治中

张治中将军是国民党政坛上一位独树一帜的人物，在其五十年戎马生涯中，信守不对共产党放一枪一弹的承诺，毛泽东称赞其“专做好事，做了许多好事”。杨者圣的《和平将军张治中》一书，依据大量史料，以流畅的笔触，再现了一个真实鲜活的张治中。

　　张治中职掌侍一处，充当蒋的近侍之臣，最大的优势，既不是他的善于“宣达领袖意旨”，也不是他的肯为主上“分忧分劳”，而是他的放言极谏，敢讲真话。这是张治中的一贯特色，也是陈布雷等近侍之臣所不敢做或做不到的。抗战期间，由于大后方交通业务庞杂，特别是由于打通西南交通大动脉滇缅公路之后，因缺少统一的运输管理及领导机关，各路“神仙”纷纷上路抢道，形成千军万马搞运输的局面，以至秩序混乱，问题百出，朝野颇多非议。为此，侍从室建议在军委会之下设立运输统制局，总揽滇缅公路运输管理事宜。在当时“运输第一”的口号下，亦为了显示最高当局对交通运输管理的重视，蒋便在人事部门遴选运输统制局局长的签呈上，大笔一挥，写了“自兼”两个大字。

　　蒋的批件退到侍一处，张治中皱眉头了。不错，抗战时期，东部的出海口都被日军封锁，滇缅公路成了大后方的国际通道，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运输统制事宜究属局部，由最高统帅自兼局长，岂不是将领袖的作用，降到一个事务官的位置?再说，抗战期间，事关党国兴衰成败的要职，多乎哉!岂可都由最高统帅自兼?于是，张治中找到军政部长何应钦，直截了当地建言：“应该请你兼，若是由委员长兼，不成体统。”随后，张在蒋的批件上，老实不客气地签上自己的意见：“这个运输统制局，以最高统帅兼任，实在不成体制，可由何总长兼之。”张将这个签呈第二次送上，蒋批了一个更大的字“可”，表示采纳了。

　　这样一件趣事，本不为局外人知晓。但是，自从运输统制局成立后，滇缅公路上的各种投机走私、违禁贩运的现象，不仅没有能“统制”起来，相反却是愈演愈烈，一片乌烟瘴气，以至于运输统制局被撤销，也未能有所改观，兼统制局长何应钦也被弄得大伤脑筋。有一次，何在总理纪念周做报告，大概也有推卸责任的意思，便把这件旧事重新提了出来。何说：“本来，这个运输统制局，是张治中主任以大义责我，要我来担任的，因为成绩不好，真是很惭愧!”据张治中说，他听到何应钦公开这个故事，心里很高兴：“幸而蒋没有兼，否则将损伤最高统帅的威信。”并自负地认为：“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我对最高统帅的一点负责精神。所引为遗憾的，就是拖累了何，然而他为蒋分劳分怨，正是他的幕僚长责任之所在。”

　　大体说来，一般臣下要在蒋面前进言，是很不容易的。在蒋那儿，不要说政见不同的人，往往要吃闭门羹；就是蒋的亲信和心腹幕僚，真要是贡献了让蒋不高兴的宝贵意见，往往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所谓“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事情，并不少见。以张治中的地位来说，当然不能算是政见不同的人，但也不一定算得上是蒋的心腹。像张治中这样不上不下、不亲不疏的身份，其实是很难在蒋面前畅所欲言的。然而，张的放言极谏的角色，却扮演得颇为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罕见的现象。

　　其实，我们只要深入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张治中的进谏方式，既不是一味的阴柔，阿顺取容；也不是一味的高亢，大唱反调，更鲜有令蒋难堪的局面出现，而是知时务，审时度势，顺其自然；什么场合能说，什么场合则不能说；能谏则谏，不能谏则止等等，都有精到的把握。在态度上则是落落大方，光明正大，有什么说什么，让蒋感到张治中的这些意见，大都是出自真心诚意，出于爱护自己，不是在玩手段，也不是为了邀宠献媚。如此，从蒋这一方面来说，对于来自张治中的进谏，爱听不听，要睬不睬，都无所谓；接受与否，接受多少，都没有什么心理负担。这也就使得蒋、张之间的关系比较轻松自然，双方都不需要刻意适应对方，增加精神负担。正是因为有种种轻松的氛围，张的种种进言，蒋反而往往容易接受。从这方面来说，张治中称得上是位善于进谏的“专家”。

　　诸如，自川军七师长联名通电“驱王事件”发生后，王缵绪终被赶下四川省主席的宝座，率部出川抗战去了。川省主席之职，一时虚位以待，由此引起川军各派巨头觊觎。过去，蒋曾数次设计，企图利用川籍政客张群谋取川政，均被防守极严的川军挡在门外。这一次，蒋觉得机会不能再失去了，也就不惜降尊纡贵，决定亲兼省主席一职，并派成都行营主任贺国光兼理省政府秘书长，先将省政把持起来。据考，以一国之尊，兼一省之长，是为开民国未有之先例。在此基础上，蒋筹划从人事、机构、舆论等方面，逐步加以调整，以为张群接掌省政的过渡。

　　据此，当川军老资格、第24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派代表赴渝谒蒋，意在谋夺川省主席一职时，蒋不客气地嘱咐唐总司令的这位代表，四川省主席现由自己亲兼，将来谁作战有功，即交谁主持。这当然是一个幌子，也是一个挡箭牌，先将野心家挡在门外再说。但是，谁能说蒋委员长做得不对呢?侍六组组长唐纵为此大加赞扬，认为：“一方面鼓励唐抗战，以示留以酬功之意；一方面委座兼任，以杜后方军人觊觎政治之门。别是非，明曲直，无有出其右者。委座此种处置，诚令人赞佩无既也。”

　　然而，这件事传到张治中的耳朵里，就没有这么好的口碑了。张对蒋的这一手段，大概还有点不甚了然；当张听说蒋要亲兼川省主席时，大不以为然，认为：由蒋自兼四川省主席，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损失威信。因此，张治中明确主张蒋不宜亲兼川省主席。张为此多次向蒋进言，但均被蒋以“因为没有人”作盾牌，坚决地挡了回去。张明白蒋不肯放手后，也就适可而止，不再力谏了。不过，一旦遇到适宜的时候，张总是不忘敲敲边鼓，说说笑话，借以自嘲而已。在蒋亲兼川省主席期间，张曾两次侍蒋赴蓉办公。为此，张曾问陈布雷：“我们问问委员长，是用什么资格到成都去?如果是以委员长的资格，则无到成都之必要；如果是以四川主席的资格，则我们无随行之必要。”

　　当然，这是臣下在背后对主上的一次幽默，委员长那边，谁敢去问?成都那边，也还得一而再地去；不过，张治中并没有放弃直言进谏的责任：“到成都，已经一次、二次，我们可不要再走第三次了；如果还要走第三次，我们就要‘同盟罢工’啦!”虽然是一次严肃的进谏，但看起来更像一句玩笑话。为了一句玩笑话，蒋当然不会责怪臣下。所幸，张的这次进言，居然灵验了，没有等到走第三次，蒋便已辞去川省主席的兼职。张治中很得意，以为这是他们共同反对蒋兼理省政的结果。事实上，蒋之辞去兼职，是认为他已完成布置，由张群接掌省政的时机已经成熟。否则，四川省政不能到手，蒋会辞去兼职么?只是，在谈笑声中巧妙进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高明的进谏之道。

　　在蒋介石这样的大独裁者面前，张治中能够放言极谏，不受猜忌，除了他的有见识、敢担当、把握准、方法巧等优势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他在不少国民党要人中，素有所谓“无私心，无野心”的好名声。对于来自臣下的各种意见，蒋在“圣裁”时，往往有一个重要的尺度，这就是总要揣测一下对方的动机，是公忠体国，还是暗售其奸?是忠心爱主，还是阿顺取容?是精诚所至，还是沽名钓誉?当然，蒋在作出这些判断时，是以他的主上之心，度臣下之腹。也许在臣下是出自愚忠，但在蒋的眼里却是卖主，到了这种时候，君臣之间的这一笔账，往往也就很难算得清爽。因为，在蒋看来，权力这个东西，是世界上最好的尤物，谁不喜欢呢?表白说不喜欢的人，正说明他心中有鬼，所以要欲盖弥彰。

主上有了这个铁板钉钉的想法，臣下往往就很难进言了，如果有人建议蒋少兼职，少管事，多放权，蒋马上就会以为此人要与他争权了。这个人的不妙，也就可以想见。不过，蒋也有一个好处，这就是他在听取臣下的意见之前，往往要先从侧面打听一下这位“爱卿”的行止，考证一下此人的一贯表现。而这个“打听”与“考证”的过程，无非是从亲信心腹中了解。因此，在蒋手下说话办事，并且，要想把话说好，把事办好，这与蒋身边的亲信权臣对你作何评价，至关重要。张治中不但深知个中三昧；而且，他的长处也正在这里。以老子的处世哲学来解释，正所谓：“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之溪。”大白话，就是“以柔克刚”。因此，像张治中这样精明练达的权臣，在充当蒋的近侍之臣以后，居然没有给蒋产生那种卧榻之旁，闻他人鼾声的恐惧心理，这不能不说是张治中的一大看家本领。

北平和谈中的张治中将军

1949年2月，素有“和平将军”之称的张治中。在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不断催促下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任上回到南京，接受了国共和谈首席代表的重任，赴已经解放了的古都北平，以中共所提的八项条件为基础，与中共谈判国内和平。
　　
　　和谈前，两赴溪口谒见蒋介石
　　
　　张治中将军在率和谈代表团赴北平之前，曾两次去溪口晋谒下野的蒋介石。
　　张治中第一次去溪口，是在由西北回南京后不久，为了准备行将进行的和平谈判，于3月3日与吴忠信一道前往溪口。蒋介石似乎猜出张治中此行的目的，见到张治中后就劈头盖脸地说：“你们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吧?”说着，拿起桌上的报纸随手一扬，淡淡地一笑，“报上已经登出来了。”张治中不觉一怔，刚要说什么，就被蒋介石抢先说道：“他们逼我下野尚可。逼我亡命，这是不行的!我如今是个普通国民。到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还说：“我可以自动住到国内任何地方，即使到国外也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出于逼迫。”
　　蒋介石的几句话让张治中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好。的确。张治中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劝蒋介石出国。因为刚刚上任的李宗仁代总统已经痛切地感觉到，蒋介石虽然下野，但他的势力还在牢牢地控制着各个方面。使得李宗仁根本无法行使权力。处处受制。张治中此次受李宗仁之托，有意把蒋介石劝出国，这样李宗仁才能放手，也才有利和谈的进展。然而现在显然已经不可能把这种意图进行下去了。因为蒋介石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所以张治中也不敢再说些什么，只好跟蒋介石汇报一些和谈的情况。
　　张治中在与蒋介石的谈话中碰了软钉子。直接影响到他此次的溪口之行。在随后的几天谈话中。张治中也没有达到最初的目的，最终无功而返。
　　张治中第二次到溪口面见蒋介石，是在南京政府接到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谈判事宜的决定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启程前往北平前夕。前往溪口的目的是向蒋介石“请求指示”，同行的还有屈武。在飞机上，张治中对屈武说：“你同蒋经国是同学，什么话都可以谈得的，到奉化后，我同总裁谈，你就同蒋经国谈，我看他对他父亲还是有影响的。”屈武不好意思地回答说：“以前跟这位太子是至交，如今已是貌合神离了。”
　　到了溪口，张治中拿出准备参加和谈的草案稿给蒋介石看。蒋介石把草案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然后又很认真地听取张治中将腹案陈述一遍。张治中汇报完毕，蒋介石笑道：“我没有什么意见。文白，你这次担任的是一件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那!”
　　蒋介石同张治中、吴宗信来到蒋母墓道，行完礼。由墓庐的山径边走边谈。蒋介石对张治中再度表示：“文白，我是愿意和平。终老还乡”。“总裁这句话对和谈很重要，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裂。”张治中信以为真。于是高兴地又问道：“总裁，不知是否可公布于报端?”蒋介石说：“你斟酌吧。”
　　张治中回南京后，马上把溪口之行写成新闻稿发表，并应邀在立法院演说。张治中的演说词慷慨激昂，博得了全场喝彩。演讲的第二日，张治中率团启程，飞往北平参加和谈。

和谈初期笼罩的不快气氛
　　
　　1949年4月1日上午，以张治中将军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一行二十余人，乘“空中行宫”号飞机由南京飞抵北平。在机场。张治中发现中共和谈首席代表周恩来没有来迎接，来接机的仅是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北平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等人，心里很纳闷。
　　张治中一行走进下榻的北京六国饭店时。抬头见到一幅大标语：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张治中对屈武说：“看来中共对我们的诚意是有怀疑的。”当晚宴会结束后，周恩来、林伯渠和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周恩来对张治中说：“文白先生，你是李宗仁指派的首席代表。蒋介石早已下野。你为什么还要到溪口去向战犯头子请示?你这样做法，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起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
　　张治中没有思想准备，面露尴尬。他解释道：“第一，我是国民党员。蒋介石是国民党总裁，党员行动，总得让总裁知道吧。第二，现在名义上是李宗仁代总统，但实权仍在蒋介石手里，为了和谈工作不致夭折，我不能不去摸个底呀!”周恩来接着说：“不管怎么说。只能说明蒋介石还在发号施令。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原来周恩来对张治中来北平之前的溪口之行并不满意。
　　从4月2日至7日，双方代表就“八项条件”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个别交换意见，主要议题是“战犯”及“渡江”两项。李宗仁的意图是“隔江而治”。幻想保住江南半壁江山，徐图后计：中共方面坚决表示“无论和战，均须过江”。这就使李宗仁“划江而治”的迷梦成为泡影。为此，双方原拟4月5日的正式和谈，不得不向后推迟。
　　从4月8日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分别会见了南京政府的6位代表。第一天会见了张治中，第二天是邵力子、章士钊，第三天是刘斐。第四天是卢郁文。
　　从4月13日开始，双方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当日，毛泽东函告周恩来。在第一次正式会议上解释协定草案要点并征求对方意见外，还应向张治中表明：“4月17日必须决定问题。18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应争取南京代表团六人都签字。如果李、何、白不愿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签，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叫他们全体留平。”
　　
　　两次正式会议上的较量
　　
　　4月13日晚9时，国共双方的和谈代表团于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
　　第一次会议，首先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作一个详细的说明。在明确战争历史责任的问题上，周恩来指出：“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政府担负。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必须在条款的前文明确这个责任。”关于惩办战争罪犯。这个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最敏感的问题，周恩来是这样说的：这一条分两款，一款是规定在这次战争中主要的战犯必须惩办。在惩办原则之下，给予宽大待遇：第二条是关于日本战犯。南京国民政府放走了日本侵华战争最大的战犯冈村宁次及其以下260多名的日本战犯。“对于这种措施全国人民异常震怒。所以我们一定要求在签订协定以后，由政府要回来重办。”
　　随后，南京国民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发言。他先是对中共方面给予南京政府代表团的周到接待表示感谢和敬意。然后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中不能接受的条款进行了陈述。主要分三个部分阐述：一是(草案的)“前文里有若干过于刺激的字句，我们希望在精神和内容能酌加删节。”二是第四条关于军队改编机构整编委员会问题。张治中认为，中共提出整编委员会要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下成立，我们认为军队改编的第二阶段，应由联合政府来办理分区改编军队工作，联合政府下自然有军事机构来掌管这一事项。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本来是中共的军事机构，这点实应考虑。三是待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向民主联合政府移交……而在第十九款中规定：南京国民政府要“向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领导”，若是如此，“岂不是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变成了南京的太上政府?这点我要重申刚才所提同样的理由，认为不相宜，请中共代表团诸位先生再加考虑。”发言最后。张治中十分感慨地说：“我今天固然代表我们政府和中共商谈和平，同时个人一向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至少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反对者。这次中共在战争中胜利，可说已到了一个圆满的地步，如果现在这个明智的和平政策能贯彻下去，那么中共就不仅是军事的胜利者，而且是政治上的大大的成功者。”“目前则我们以至诚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从此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并建设国家，臻于富强康乐之境。这就是我们代表团同人向中共代表团同人所想表示的一点小小意见和希望。”
在讨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过程中，南京政府代表团提出了40余条意见，中共接受了20余条。4月14日。周恩来和张治中就协定草案全部内容要点再度具体交换了意见。4月15日晚7时，中共代表团将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送达南京政府代表团。
　　4月15日晚9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议。先由周恩来把《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要点，亦即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所提修正之点加以说明。周恩来强调指出，《国内和平协定》不仅吸收了各位大部分的意见。而且也采纳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沈钧儒、马叙伦、黄炎培、谭平山、彭泽民、蔡廷锴等人士的建设性意见，最后由中共代表团定案，是不可变动的定稿。“我们期待南京代表团同意这个协定，接受这个协定，签字在协定上。”尔后，周恩来郑重地宣布。谈判以4月20日为限期，南京代表团是否愿意于协定上签字，须于4月20日以前表明态度，4月20日为签字日期，“我们只能约束到本月二十日为止，到那时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那我们就只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二十日以后了。”
　　在这次正式会议上。张治中也作了较长的发言，发言说：“在我们代表团的立场来说，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既然是最后的文件，我们对它如果认为是完全对的，就答应签字：认为不能签字就不签字。不是说还有商量，还有字斟句酌的余地。只是同意签字，不同意就拉倒。如果‘最后文件’是照这样解释的话，那么我们代表团同人现在就没有再发表意见的理由，也没有发表意见的必要了。当然，我们的政府正等待着我们代表团的报告，这次会议之后，我们还是继续研究，准备把我们的意见报告政府，请示它作最后的决定，然后再来答复中共代表团。”张治中还说：“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不能再有话说下去。不过我想提出一点个人的意见和感想。我要再说明：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和感想，而不是代表团的意思和感想。”张治中看了一眼周恩来，继续说下去：“中国有一句古话，也许恩来先生会觉得有封建意味。就是‘兄友弟恭’，我觉得其中有真理存焉。打个比方，国共两党之争，好比兄弟之争，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不必太认真。大哥管家管不好，让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过去做哥哥的虽有错误，自己感到惭愧，但是自己的弟弟能够担当起来。把家当好，自己也实在感到光荣……做大哥的。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能担当重大责任。表示敬重高兴，而且要格外帮助他。使他做好……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与感想，假使有不对的地方，希望恩来先生和诸位代表先生加以原谅”。
　　张治中发言时，周恩来耐心倾听，聚精会神。周恩来和张治中不是初交，而是多年的挚友。黄埔军校初办时，张治中就进了黄埔，后任黄埔第四期军官团团长，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从那时开始就与他共事。二十多年来，周恩来对张治中为人公正、厚道、刚直不阿的性格和为国家民族而奋斗、为祖国的和平事业而奔走的精神，是熟知的，也是非常尊敬的。但即便如此。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周恩来不回避谈出自己的意见。对张治中的发言以及“个人感想”。周恩来不能同意，他当场表明了态度。周恩来说：“刚才文白先生说的几句话，我不能不辩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文白先生说双方的关系等于兄弟一样，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国民党20多年来。尤其最近两年又九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叶赫那拉氏进行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对曹、吴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都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说是兄弟之争，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进去，就失掉了它的严肃性。孙中山先生过去领导的多次革命的失败，也是教训之一，等到国共合作后，才补救过来了，但是以后蒋介石叛变了。我们今天愿意与一切可能合作的人合作。愿意与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在一起。中国现在人口的90％1)~I-是劳动人民。这是最广大的基础，其他如地主阶级的开明分子也可以合作。中小资产阶级也可以合作。至于知识分子。当然更可以合作。这是最广大的合作，可以达到与全国人口90％的人们合作”。
　　“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
　　
　　和谈会议结束后，南京政府代表团回到住处，马上对《国内和平协定》进行郑重研究。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个定稿已经接受了他们所提修正意见40余处的多半数，特别是关于战争罪犯一项删去“首要次要”字样：把原来南京政府和所属部队置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一句也改换了。因此代表团一致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战败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之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的好”。于是国民党代表团决定16日派代表黄绍竑和顾问屈武带文件回到南京，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但是，黄、屈二人回南京已有数日，南京方面却迟迟没有消息。代表团几次发电催促，直至4月20日深夜才接到李宗仁、何应钦签署的南京政府答复中共的电文。对中共所提的《国内和平协定》，南京方面断然拒绝。
　　1949年4月21日上午9点，红日升腾，阳光普照，街头巷尾到处都在叫喊：百万雄师渡过长江了!南京政府代表团一看报纸方知，当南京政府表示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遵照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于4月20日夜发起渡江战役，20日在荻港、21日凌晨1时在江阴渡江成功，国民党一直仰仗的长江天堑已被突破，“划江而治”的梦想彻底化为泡影。
　　北平和谈破裂后，鉴于解放军百万雄师已打过长江，中共方面考虑到南京代表回去的安全问题，于是诚恳地挽留张治中一行。虽然南京代表团的人基本上都表示愿意留在北平，但张治中却很苦闷，思想斗争很激烈，他说：“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决裂。理应回去复命。大家行动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周恩来得知后，又一次代表毛泽东主席来到六国饭店会见了彷徨、犹豫中的张治中。周恩来深情而又直率地对张治中说：“现在，你无论是回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都不会放过你。‘西安事变’，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我看，你这个人还是封建，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着想呢?你留下来，对尚未解放地区的起义，特别是新疆的和平解放是有作用的。至于嫂夫人和家里人，由我安排，尽管放心!”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真诚挽留下，张治中经过再三考虑，终于放弃了回南京复命的想法，决定留在北平。
　　
　　周密安排，家人团聚
　　
　　周恩来对张治中说的“至于嫂夫人和家里人，由我安排，尽管放心!”这几句话。是有根据的。张治中赴北平和谈后，中共南京地下党负责人沈世猷就找到张治中的弟弟张文心，要求他设法将张治中的家眷及他本人的家属一并送到上海。
　　4月23日中午，周恩来到张治中在北平的住处，对他说：“文白兄，我们一起去接一位客人吧!”张治中没有反应过来，问道：“什么客人，我认识吗?”周恩来神秘一笑，说道：“你当然认识。而且是你最熟悉的人!”张治中一路都在想，此时南京政府的人都已经跑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谁还会来到北平?
　　在飞机场，一架飞机缓缓降落在停机坪。张治中抬头一看。从飞机上走下来的竟是他的夫人洪希厚和孩子，还有弟弟张文心的夫人郑淑华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张治中十分惊异。张大了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战争年代，烽火硝烟，这样的情况能和家人团聚，那种惊喜和高兴难以言表。孩子们一见到父亲，立刻飞跑着扑进张治中的怀里。张治中热泪盈眶，激动不已。他深情地望了一眼周恩来说：“恩来先生，你想得真周到啊!”
“和平将军”的新使命
　　
　　国民党方面对南京政府代表团全部留在北平的事情，十分气愤。1949年6月15日，广州中央社发出电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后来又发两个电讯混淆视听，并对张治中本人进行人身攻击。为澄清事实，张治中不得不在6月26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一文，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声明》称：“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示出新的希望。就是中共以二十多年的奋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救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声明最后表示：“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至于我们国民党，早就应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代。达成我们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
　　同一天，新华社以《评张治中声明》为题发表社评指出，张治中声明“表示他对于目前中国形势的看法”。实际上“也可以看做是南京国民政府和谈代表的共同意见”。“这个声明是值得欢迎的：其中对于国民党内爱国分子的劝告，是向他们指出了唯一的光明出路。”社评指出：“四月间在北平举行的和平谈判。如果当时南京国民党集团的首脑们尚有悔祸之心，本是他们的一条出路。但是甘受美国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国民党匪首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首脑机关，最后还是拒绝和平，使他们自己派赴北平的代表团前功尽弃。”
　　就在蒋介石指使中央社发假消息，并对张治中进行攻击诽谤时，中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正在酝酿筹备中。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着朱德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面，用夹着烟头的手指了指张治中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我想提请他在人民政府中担任职务，你们看怎么样?”还没等别人回答。张治中自己先摇头说：“过去的阶段，我是负责人之一，这一阶段已经过去了，我这个人当然也就成为过去了。”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用他惯常的幽默语言说：“过去的阶段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年初一做起!”
　　事实真如毛泽东所说。张治中曾在新疆任职多年，对那里的情况十分了解。经过反复思考，他将和平解放新疆的意见书提交毛泽东，希望为和平解放新疆作出贡献。毛泽东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知人善任，任命张治中为新设立的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协助彭德怀指挥进军大西北。从此，张治中将军由真诚的爱国主义者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1949年9月他给陶峙岳、包尔汉去电，成功地策动了新疆和平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治中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为祖国的繁荣和统一辛勤工作。

“和平将军”张治中

张治中是中央军将领中和共产党交情最深的人。周恩来曾评价说："这个人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张治中，原名张本克，字文白，陆军二级上将，安徽巢县人，1890 年10 月27 日出生在西乡洪家疃村。父亲张桂徵粗通文理，是个篾匠，在丰乐河镇上开了一间竹制农具店。母亲洪氏是一位慈爱、厚重的女###。她曾把家乡的一句格言--"咬口生姜喝口醋"--给张治中作座右铭，勉励儿子历尽艰苦，发奋成才。这句话对张治中一生的影响很大。后来，张治中终于跻身于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他特请民国###、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先生将这句话写在一块横匾上，挂在书房里，作永久的纪念。

张治中6 岁时，开始读私塾，前后读了10 年。他天赋聪颖，又很勤奋，私塾先生很器重他，感慨地说："教了几十年书，才遇着这一个聪明学生！""张家孩子是一个小才子，将来了不得！"由于生活所迫，张治中读完私塾过了6 年流浪生活，先后在丰乐河镇吕德盛号商店做过学徒，在扬州的盐务缉私营充过备补兵，在安庆巡警局当过备补警察，后入扬州巡警教练所受训，3 个月后毕业，成为正式警察。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张治中从报纸上得知上海已经易帜，就立即赶往上海，参加了学生军。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学生军调往南京，改编为陆军入伍生团。1912 年冬，入伍生团编入武昌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1914 年冬毕业后，张在陆军第八师当了半年入伍生后，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科第三期，1916 年12 月毕业，被分配到安徽"安武军"中见习。第二年夏，安徽督军倪嗣冲率"安武军"北上支持段祺瑞解散国会，张治中不愿附逆，遂出走上海，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在驻粤滇军第八旅任上尉差遣，随军参加征闽之张治中役。在征闽作战中，他先后任警卫队长、连长、营长。1918 年5 月，张治中所在滇军在潮州被桂军刘志陆部包围缴械，他被遣送到上海。而后，他应保定军校同学罗天骨之约到川军第五师任少校参谋。1920年，川军第五师改编为第三独立旅，张治中任参谋长。第二年春，该旅吕镇华团长在宣汉叛变，张治中险遭杀害，后扮作伤兵趁乱逃出，返回巢县老家休养。

1922 年秋，张治中入国共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主要学习俄文，同时在文生氏高等英语学校补习英文。在上海大学期间，张治中曾经受到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

1923 年初，张治中应友人之邀，赴广州任靖国桂军总司令部参谋等职，后到虎门帮助成立了桂军军官学校，并任大队长，实际主持校务工作。1924 年黄埔学校成立后，经保定同学推荐，张治中被蒋介石邀请到黄埔军校工作。1925 年1 月，张治中被正式任命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上校副总队长，4 月，代理总队长。此后，他曾兼任军事委员会航空局局长、航空学校校长、军事处处长、第二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第四期第三团团长、国民党黄埔军校第四届特别党部执行委员等###个重要职务。当时，张治中曾向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因国共双方有约，###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故未能如愿。

张治中在黄埔军校期间，深得校长蒋介石的赏识和器重。

从此，张治中开始了与蒋介石长达二十几年的合作，并始终是蒋最信任的军政要员之一。

1926 年6 月，张治中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并担任总司令部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随蒋介石参加北伐战争。北伐军攻占武汉后，张治中被任命为学兵团团长，1927 年2 月，兼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后被蒋介石邀请到上海，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训练处处长，掌管全军军事训练。但是不久蒋介石宣布下野，张治中利用这个机会，积极准备出国。他拟订了一个5 年的留学计划：1 年补习德文，4 年研究军事。1928 年初，张治中到了德国，先补习德文。可是不到5 个月，已重新上台的蒋介石电召张治中回国。

张治中离开德国，经比利时、法国、瑞士、意大利、英国，然后到美张治中在###上作动员。

国、日本，游览各地名胜，考察各国建设，于1928 年7 月返回上海。

张治中回国后，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不久，又调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1929 年5 月，升任该校教育长。该校校长由蒋介石兼任，张治中主持校务工作。

张治中在中央军校一干就是十年，从1928 年到1937 年，也正是中国的"十年内战"时期。这期间，虽然张治中也曾四度带兵作战，但都没有参与"剿共"。1929 年以武汉营主任参加平汉之役，与冯玉祥部队作战；1930 年以教导第二师师长参加陇海之役，与冯玉祥、阎锡山联军作战；1932 年以第五军军长参加淞沪抗战，抗击日本侵略军；1934 年以第四路军总指挥参加福建之役，###第十九路军。当时，带兵是有权有势的，但他每次战事告终，便立刻主动交还"兵符"，仍回军校供职。有几次蒋介石已内定他继续带兵，但他都坚辞不就。如淞沪抗战后，张治中到南京"交令"。何应钦告诉他，军校教育长之职已内定为朱绍良，要他继续任第五军军长。当时第五军是国民党主力部队，在淞沪抗战中又重创日寇，享誉全国，军长之职，令人瞩目。

但张治中却对何应钦说："教育长还是我相宜些，军长给朱逸民（朱绍良）或其他人均可以，我愿意当教育长。"当时国民党军界曾有人称赞他："这真不愧为模范军人，打仗的时候就'得令'，打完仗就'交令'，假使中国军人都如此，那还有什么问题。"而张治中对自己的做法，却有另一种解释："不过我这样做，内心还有说不出来的一种原因，就是想躲避参加###的战争。因为我如继续带兵，一定要参加###战争，那是我绝对不愿意的。"张治中是蒋介石嫡系高级将领中没有直接参加###内战的少数人之一。

1937 年7 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张治中就任京沪警备司令长官。

8 月13 日，日军突向闸北进攻，淞沪会战爆发。国民政府任命张治中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在张华滨、川沙口等地与日军血战。可是，在国民党消极抗战思想的指导下，从9 月11 日起，中国军队转攻势为守势。张治中因与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发生冲突，于9 月22 日向大本营辞职。

1937 年11 月，张治中调任湖南省主席，并兼任省保安司令。"建设一个新时代的湖南"，是张治中主政湖南的目标。他提出了"廉正勤勇"四个字作为湖南的省训。张治中治湘期间，采取了许多措施，使伤兵、兵役和匪患--这湖南三大难题，有了一定的缓解。

1938 年10 月下旬，武汉和广州先后被日军占领，使处于中间地带的湖南从抗战后方变成了前线。11 月上旬，岳州失守，日军逼近长沙。

12 日上午，张治中接到蒋介石电示："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张治中当即指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和保安处长徐权，布置焚城纲要。

但准备执行放火任务的保安第二团官兵，张惶失措，未经批准，提前于13 日凌晨2 时放火，导致举国震惊的"长沙大火"发生。大火延烧三天三夜，给长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长沙大火后，蒋介石亲到长沙，组织临时军事法厅会审，把酆悌等三人当替罪羊杀了，张治中也因此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张治中###辱负重，处理善后，随即辞去省主席之职，前往陪都重庆。张治中到重庆后，仍然受到蒋介石的重用。1939 年3 月，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主管军事，成了蒋介石的近臣，参与最高军事机要。张治中在侍从室任内，尽职尽责，工作勤恳、周密、谨慎，常为蒋介石分忧分劳，深得蒋的赏识。张提出了许多建议、主张，多被蒋采纳。

1940 年9 月， 张治中接替陈诚，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并兼三###义青年团中央临时干事会书记长，主管国民党军队的政治教育和三青团的工作。

在蒋介石的文臣武将中，敢于对他犯颜直谏的人为数不多，张治中算是其中的一个。

在和蒋相处的25 年中，他曾多次就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问题，当面向蒋提出意见，甚至发生争论，可谓蒋氏诤臣。张治中还多次上书蒋介石，陈述意见，其中有三次长达万言。一次是1941 年3 月2 日，张治中就"皖南事变"的影响，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问题处理的失当，力主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一次是1945 年11 月，鉴于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张治中自新疆给蒋介石再次上万言书，主张用政治方式解决###问题，反对重新挑起内战。第三次是1948 年夏天，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前夕，张治中已看到蒋家王朝必然失败，但出于对蒋的忠心，明知其不可为，仍然作最后的进言，又一次向蒋呈上了一封《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的万言书。尽管词严意切，但已无异于投药于尸。

张治中在蒋介石嫡系将领中，与共产党的交情较深，是###的老朋友，他多次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参加国共谈判，协调双方关系。

1944 年5~10 月，张治中和王世杰代表国民党，同###代表林伯渠先后在重庆、西安进行谈判，但因双方所提条件相差太远，未能达成协议。同年11 月，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来华调停国张治中（左）与冯玉祥在上海淞沪抗战前线。

共两党冲突，国民党派张治中、王世杰、宋子文同###代表周恩来会谈，因双方在组织联合政府等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到1945 年3 月会谈终止。

1945 年8 月，日本投降后，为了避免国家再度陷于内战的漩涡，张治中一方面在主和人士中积极活动，一方面向蒋介石进言，劝蒋恢复国共和谈。蒋在各方面压力下，采纳了张治中的建议，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中央接受了这一邀请，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蒋随即指派张治中为他的代表前往延安迎接毛泽东等人。

8 月27 日，张治中与赫尔利乘专机从重庆飞抵延安。第二天，陪同毛泽东等飞到重庆，住在他的官邸--桂园。此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与###代表周恩来、王若飞进行具体谈判。经过四十多天的商谈，双方达成协议，于10 月10 日在桂园签订了《双十协定》。

11 月，张治中乘专机护送毛泽东回延安。当天晚上，###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第二天离开延安，毛泽东亲自送到机场。在车上毛泽东对张治中说："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1946 年3 月，张治中调任西北行营主任，管辖甘、宁、青、新四省，并兼新疆省政府主席。以后，张治中又先后改任国民政府西北行辕主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长驻兰州。尽管职务名称不同，但他都是西北军政一把手。

1949 年春，国民党政权已危在旦夕。4 月1 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飞抵北平，同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和谈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经过半个月的协商，双方代表团于4 月15日通过了###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

4 月20 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和谈失败。21 日，毛泽东、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张治中决定24 日回南京复命，经周恩来做工作后，毅然留居北平。6 月26 日，张治中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表示对中国的解放感到欣慰，宣布与蒋介石集团决裂，号召各地同志们"当机立断，毅然决然与###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义，亦即为###的新###主义的实现而张治中和马歇尔。

共同努力。"9 月，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嘱托，张治中几次致电国民党新疆军政负责人陶峙岳、包尔汉，促成新疆和平解放。为表彰他这一功绩，1955 年9 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毛泽东主席亲自授予张治中一级解放勋章。

1949 年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治中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研究小组组长。12月，张治中随同彭德怀赴新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先后当选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解放后，张治中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69 年4 月，张治中在北京病逝，终年79 岁。他的一生，正如周恩来所说："这个人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和平将军张治中

1948年底，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民党内部主张和谈的呼声又起。许多人都把和谈的希望寄托在张治中身上。从理论上说，这一次国共和谈，只须对代总统负责，与下野总统是不搭界的。然而，两个多月以来的事实说明，“蒋总统”尽管下野了，但下野的只是一个总统名义，而非总统职权。从党务与军事，到政治与经济，仍然都得报告蒋总裁定夺。所谓的明，“蒋总统”尽管下野了，但下野的只是一个总统名义，而非总统职权。从党务与军事，到政治与经济，仍然都得报告蒋总裁定夺。所谓的就交还给蒋吧!总统不过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的。”
    张将军真是古道热肠，看到李、蒋之间的这种倒置关系，不禁产生了劝蒋出国的念头，以为只有放手放李一搏，和谈才有希望。3月3日，在李代总统秘书长吴忠信的陪同下，张将军启程前往溪口，就劝蒋出洋和国共和谈等事宜征咨下野总统的意见。

    不过，张将军真是太天真了，为了给李代总统创造一个放手和谈的环境，竟然会想到劝蒋自动出洋，岂非是与虎谋皮之举。好在用不着张将军开口，蒋见到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来意是劝我出国的，昨天报纸已经登出来了!”这是一个先声夺人，也是一个关门上锁：“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
    结果，张将军多少天来精心策划的一肚皮说辞，到了溪口，劝蒋出洋的话一句也说不得，只有就和谈问题恭请前总统面授机宜，定夺大计。
    与以前的历次国共谈判不同，这一次是中共处于强势，国民党处于弱势。和谈当然是由处在强势的一方，即中共方面开出价钱，再由国民党方面讨价还价了。中共方面的“开价”已经在毛泽东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公布，即著名的“八项和谈条件”：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八项和谈条件”中，令国民党方面最感刺激的，是第一项条件“惩办战争罪犯”。因早在两个多月前，中共方面就宣布了被列为第一批头等罪犯的43人名单，蒋的大名赫然列于第一。张治中要与中共谈判，不能不对此表明态度，表示“第一项，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以消除蒋的猜忌。至于其他条件，张虽表示“都可加以考虑”，但对改编军队问题，认为双方应按比例各自编成；对于成立联合政府问题，认为双方应保持“同等发言地位”，并“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最大的让步，是同意鄂、赣、皖、苏及汉、沪、宁等4省3市为双方共管。
    这是一个“划江而治”的“南北朝”方案，亦即李代总统所谓的“光荣的和平”。既可以不作为战犯接受惩办，又可以保留一个由自己在幕后操纵的“南朝”，蒋对张提出的这一和谈腹案，自然表示首肯。不过，蒋的政治眼光，究竟要比张治中老到，在他看来，问题绝不会这么简单，不用说拒绝“惩办战争罪犯”一项，绝不会得到中共方面的同意，即对于4省3市“共管”一说，蒋亦认为“中共恐怕还不是这样看法”。因此，蒋明确指示张治中：“现在是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重，不应分心。”可见，蒋深知以这样的条件，与中共方面“还价”，是绝不会成功的。溪口期间，张治中还就谈判代表、党务、外交政策、领导方针、内阁改组等事宜，向蒋请示机宜。蒋除一度反对何应钦组阁外，对其他问题，蒋一副“有事好商量”
的态度，表示无可无不可。
    一切的问题都谈过了，只有劝蒋出洋一事，尽管已遭蒋封杀，但张将军并不死心，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以委婉的口气替蒋分析留在国内与暂时出洋的利弊关系，恳请蒋对出洋事宜再作一次考虑。事实上，张将军自从来到溪口后，发现这里已成为国民党的政治、军事与党务中心，不但党政军大员络绎不绝于宁波、溪口道上，而且蒋的幕僚及侍从机构都已原封不动搬到溪口，昼夜不停地在那里处理军政大事，并通过电台与全国各地保持24小时联系。显然，只要蒋一天不离开国内，就依然是大权在握的“幕后总统”，这对于南京政府的谈和，不免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但蒋在这个问题上，确也没有回旋的余地。张之出发点，是以和平为重，以国事为重；而蒋之出发点，是以权欲为重，以蒋家为重，“道不同，不相为谋”耳!因此，张虽处心积虑，小心进言，慎为劝导，然蒋一接触到这个问题，不是缄口不语；就是暴跳如雷，每每愤慨地说：“我是一定不会出国的!我是一定不会亡命的!我可以不做总统，但做个老百姓总可以自由!”后来，蒋的态度总算比较和缓，甚至表示：“如果要希望我出国，要好好的来!他们太不了解我的个性，竟想利用中外报纸对我施加压力，这是不可以的，我可以自动住到国内任何地方，即使到国外也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出之于逼迫。”尽管这只是蒋的遁词，但能把话说到这个程度，张无论如何是不好开口了。
    溪口之行，前后共8天时间，张将军回忆：“白天蒋和我们逛山水，其余时间就谈话。上午谈，下午也谈，吃饭谈，逛山也谈，晚上围炉也谈，这8天中，真是无所不谈。”临别时，蒋亲送张治中及吴忠信下山，并一直送到宁波机场上飞机，“欢然握别。”
    张在溪口备受冷遇，却在立法院大受欢迎。张返京后，应立法院邀请，就和谈问题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博得全场不断的掌声。据说，“这是行宪以来，在立法院会议中所未曾有过的热烈情形。”就在和谈代表团起程赴北平的那一天，立法院特别休会半天，全体立法委员到机场送行，开立法院未有之先例，这又是让张将军没有想到的。

                      北平和谈：“知其不可而为之”

    4月1日上午，张治中率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乘中航“空中行宫”号，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开始了北平和谈之旅。临登机前，张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表示“谨慎地秉承政府的旨意，以最大的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议，使真正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
    “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就是张将军此时的真实心境。其实，张将军并不是一个盲目乐观的人，对于此次北平之行的困难程度，张治中有着深刻认识。一个多月来，通过对南京各派政治势力的摸底，张感到南京方面普遍抱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即所谓“划江而治”，亦即所谓“对等的和平”、“光荣的和平”的口号。而张很清楚：蒋之同意“划江而治”，只是一个权宜之计，目的只在于赢得喘息机会，重新整合力量，徐图反扑而已；桂系之同意“划江而治”，目的只在于联共压蒋，营造桂系主政的局面而已。李代总统甚至自我感觉良好地认为：“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足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
    是日下午，张治中等抵达北平机场。机场上，没有出现想象中的欢迎场面；甚至中共方面没有一位代表到场迎接；而且，代表团的简单行李也要接受检查。接站的汽车开到代表团下榻的北平六国饭店门口，赫然一幅大标语，竟是：“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对于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来说，不但是一个“下马威”，更是一帖清醒剂，宣判了南京和谈代表所谓“对等接待”、“对等谈判”等幻想的破灭。    当晚6时，中共代表团公宴南京代表团。餐后，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次席代表林伯渠，邀南京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次席代表邵力子漫谈。谈话伊始，“周首席”先声夺人，质问“张首席”在赴北平谈判之前，先赶赴溪口谒蒋，“完全是为了加强蒋的地位，淆乱视听，且证明蒋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周首席”严正声明：“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张首席”不想此事引起如此严重的后果，当即反复辩称谒蒋既是出于礼貌问题，也是为了消除和平的暗礁。然“张首席”的解释，不但不能令“周首席”满意，反而引起极大反感。张见一而再、再而三地辩解无效，亦不免动了感情。于是，张的溪口之行，成为北平和谈的一桩“公案”，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双方的谈判气氛。
    双方同意，和谈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个别交换意见；第二阶段，正式会谈。交换意见伊始，双方即遇到重大分歧，南京代表团(除邵力子外)拒绝接受“惩办战犯”的条件。因为根据中共方面公布的战犯名单，不但已经“下野”的蒋介石，被列为头号战犯；就是仍在台上的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亦赫然在列。显然，就张治中的立场来说，惟这一条是不能接受。但是，中共代表团认为：李宗仁既已公开宣布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项原则为谈判基础，现在又拒绝接受惩办战犯问题，这不是说并未接受八项原则为基础吗?
    战犯问题之外，双方的分歧，集中在渡江问题上。“周首席”明确表示：“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过江，谈成后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可是，从蒋氏到桂系，对北平和谈的最大期望，不外乎就是达成“划江而治”的局面。和谈开始后，蒋为了加大对北平和谈的压力，命何应钦赴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所谓和谈“五项原则”，第一项就是：“双方停战，各守原防，如共军渡江，即宣告和谈破裂。”对于“张首席”来说，“周首席”的强硬态度，中常会的强硬决定，有如两堵高墙，将他挤在中间。现在，既不能取消“惩办战犯”的条件在先，又不能达到“南北朝”分治的条件在后；和谈伊始，暗礁重重，实始料未及。
    张治中根据这一情况，提出了新的和谈策略，即在“划江而治”的问题上，不再与中共方面作无谓的争执；但在“惩办战犯”的问题上，坚决表示：“我们绝不能签字。一则南京李、何不会同意；二则我们上午签了字，也许下午就出事了；三则签了字，我们如何回得南京去?只好留在北平了。”同时，“张首席”再给溪口蒋先生去信，痛陈利害，劝蒋“毅然放下一切”，否则，“仍听信拥护领袖失败者之言，留居国内，再起再战，则非至本党彻底消灭，钧座亦彻底失败不止。”

    “张首席”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得到中共方面的体谅，却未得南京方面的响应。4月8日，在北平香山，中共领袖毛泽东约见张治中，同意不在和平条款中对战犯列名，改编国民党军队的时间可以放宽，联合政府成立前南京政府可维持现状，解放军渡江可在协定签字后或经过若干时日后进行，等等。4月12日，何应钦致电张治中，转达南京和谈指导委员会决议：“渡江问题应严加拒绝。”因此，“张首席”意识到中共虽在战犯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让步，但只要南京方面在拒绝中共渡江问题上仍抱有幻想，则北平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则不复存在。
    4月13日晨，周恩来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到张手上。张回忆：“当时我一口气把它看完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全篇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语气；第二个感觉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并说：“我事前也明知这次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但是由于自己主观上对和平的痴心梦想所驱使，仍然期望‘奇迹’会出现。现在是完了，在我当时尚且认为‘苛刻’些的条款，在国民党反动派又岂有接受的可能?”至此，张认为自己所能做的事情，无非是从文字、语句等方面，对协定草案作技术性处理，使“词句力求和缓，避免刺眼的词句”，求得南京方面或者能够接受。13日与15日，两次举行正式会谈，中共方面接受了南京代表团所提的20多条技术性修改意见，形成《国内和平协定》正式文本计8条24款，并声明，这是不可变动的定稿，在本月20日以前，如果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就马上过江。
    面对这样一个“最后通牒”，张治中无可奈何地说：“也好，干脆!”表示“应该说的话，应该说的理由，通通都说了，说尽了。”不过，张还是忍不住打了一个比方，“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张的本意只在于自嘲，然“周首席”当即予以驳正，认为最近20多年来的国共两党之争，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周同时表示：如果张将军所说的兄弟关系，“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我们很愿意接受。”周的矫正，意味深长。后来，两个代表团的成员，确是成了兄弟关系。

    南京代表团回到住处，就是否接受《国内和平协定》问题，形成了最后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但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的道理，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16日，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返回南京汇报，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20日深夜，南京方面发来长篇复电，对《国内和平协定》各项条款大加斥责，表示“极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借以表示双方谋取真正和平之决心与诚意”。21日上午9时，张治中把南京复电抄送中共方面，请他们再加考虑。中共方面的答复是：解放军已按预定计划，于20日深夜在安徽荻港段强渡长江成功；人民解放军正遵照毛泽东、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命令》，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间长达500公里的长江段，全线发起渡江战役。至此，北平和谈正式宣告破
裂。

南京拒绝《国内和平协定》，原在张的意料之中。不过，就南京而言，并非铁板一块。李宗仁有些犹豫，白崇禧坚决反对，甚至斥责黄绍竑“亏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何应钦表示需要研究后答复；其他人有反对的，也有不发言的。顾祝同以最快的速度，把协定送溪口呈蒋。蒋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这是国人对晚清李鸿章的评价。
    谈判破裂之后，南京代表团何去何从?这是摆在张将军面前的一个难题。理论上，当然不是一个问题。谈判结束，首席代表的责任，便是率代表团全体成员打道回府。但此次的情况，太不简单了。说到“打道”，自然是可以的；但说到“回府”，就不那么容易了。
    首先，打道回府，“府”在哪里?21日，南京通知23日派出专机，24日将他们接回。但解放军在21日就已突破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就在这一天，李代总统与何院长宣布了南京政府的转移计划；总统府、国防部迁上海，行政院迁广州，其他院、会、部疏散至广州、桂林、台湾等地；并规定：23日凌晨2时集合完毕，开始疏散行动。
    然而，不等政府机关撤逃，历来不肯顾惜他人的汤恩伯大将军(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痛快地拔得头筹，22日就已下令南京军警机关全线撤退。23日晨，当张治中从北平打长途电话到南京时，不要说已经找不到南京政府，就连军警机关也已遍找不着了。所谓的“回府”，哪里还有一个“府”呢?(24日，张接到何应钦函，指示径飞上海；但这时代表团已决定全体留北平。)
    其次，“周首席”亲自来做“张首席”的工作，请南京代表团同仁全部留下，说：“这次商谈，活动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应该好好休息。双方代表团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竟为南京方面所拒绝，彼此都感到十分遗憾的。目前形势发展迅速，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已全面崩溃，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说，全面的和平办不到，但出现部分地区的和谈则是很可能的。这个协定还是有用的，请大家留下来吧。”林伯渠、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亦纷纷劝驾挽留，表示：“过去在重庆、南京，谈判破裂后，我们代表并不撤退，保持未来和谈恢复的接触，现在挽留你们，也是这个意思。”
    说到这里，“周首席”并提醒“张首席”：“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据此，周恳切表示：“‘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这是一个出自内心的检讨，更是一个语重心长的关怀，张首席代表听了，其他代表听了，一个个顿露自慰之色，欣然有知己之感。
    再次，南京代表团成员在去留问题上主张各异，意见颇不能一致。次席代表邵力子已明确表示与中共方面合作，夫人傅学文已来到北平；三席代表黄绍竑虽已返回，然亦以“身体不适”为由，由穗走港，与国民党分道扬镳了；四席代表章士钊、
五席代表刘斐及末席代表李蒸诸先生，因与国民党方面都没有太深的关系，也就纷纷表示考虑留在北平。这样一来，在南京代表团内，“张首席”就是一票，不免成了少数派。

   从4月21日到22日，南京代表团就去留问题，整整讨论了两天，张代表与各代表之间，意见纷呈，莫衷一是。“张首席”因始终未能说服其他代表，只好无奈地表示：“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决裂，理应回去复命。同志们行动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这是一个简单的“复命”哲学，也是一个忠于道义的沉重表示。
    然而，这真是一个非常时期，也是一个不断出现奇迹的时代。就在张将军盼望南京方面的专机早飞北平的时候，周恩来也在等待这架专机起飞的消息。原来，在这架飞机上，搭乘着几位神秘的客人———张治中夫人及孩子，他们是周恩来亲自下令保护的重点对象。
    对于张将军家属的安全问题，早在几个月前，中央就已经高度关注。当时，张治中、张文心兄弟的家属都住在上海。中共地下党指派由中共地下党员、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作战处的沈世猷具体负责。沈曾在张氏兄弟手下工作过，对两位上司的家属都很熟悉，自是一位理想的“监护”人选。张治中出任和谈代表以后，进一步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沈世猷奉命注意各方动向，防止不测事件发生。张率团北上和谈后，南京方面的和平空气一度很紧，表面上形势有所缓和，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张文心夫人郑淑华从上海回到南京居住。北平和谈破裂，形势骤然险恶，南京方面难以立足，洪希厚、郑淑华妯娌正考虑如何从南京出走时，沈世猷接到上级命令：秘密将张氏兄弟的夫人及子女安全送到北平。据此，沈连夜通知并安排洪希厚、郑淑华及其子女潜赴上海，由中央航空公司业务经理邓士章(张治中的老朋友)，安排他们登上赴北平接南京代表团返回的国民党专机，来到了、郑淑华及其子女潜赴上海，由中央航空公司业务经理邓士章(张治中的老朋友)，
安排他们登上赴北平接南京代表团返回的国民党专机，来到了北平。
    夫人洪希厚、儿子张一纯及女儿张素我的突然出现，让张治中大吃一惊，亦大为感动。到了这个时候，“张首席”尽管仍然不能完全放弃他的“复命哲学”，但对于一个“走”字，是无论如何说不出口了；况且，即使中共方面同意他南归复命，夫人洪希厚及孩子们不会同意！4月下旬到6月下旬的两个月时间里，这是张治中一生中最为闲适自在的一个时期，也是张治中一生中最为苦闷的一个时期。
   张将军最终能够顺应历史潮流，与周恩来的长期影响与辛勤工作有重要关系。就张治中的经历而言，从黄埔建军到北平和谈，对其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蒋介石，另一个就是周恩来了。张将军亦坦言：“在中共朋友中，像周恩来先生，我们是20多年的朋友，无话不谈。”其实，即使不谈政治向背，也不谈思想抱负，只就个人气质及人格魅力而言，周恩来对张治中的影响，都要远远大于蒋介石对张治中的影响。这是张治中最终脱离国民党阵营，投向人民阵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不过，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在北平和谈破裂后，周恩来把张治中列为中共的重点统战对象，调动各方面的因素，多方劝导，促其觉悟的结果。当时，不但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共领袖人物纷纷登门看望，与其纵论天下大势，劝其把握历史潮流；而且不少民主人士，受周之托，以亲身经历，向张将军现身说法，释疑解惑。
周恩来本人更是倾注了最大的热诚和智慧，不厌其烦地做张的转变工作。周曾直言批评张：“你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你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周并通过屈武等张的亲信干部，不断向张传达信息，肯定张“在政治上是向前看的”，鼓励他放下思想包袱，迅速站到人民一边。
    周恩来的耐心帮助，促使张“以自我批评的精神，严格地反省检讨”，认识到自己原先所追求的国民党，应该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党，而不是一个蜕化为腐朽势力代表的政治集团；就本人与蒋介石的关系而言，只是一个国民党员和国民党魁的关系，一个负责干部与最高主管的关系，“不是私人的关系，更绝不是封建的君臣主仆的关系。”“党魁不革命，反革命，我们如何能够盲目地跟着走，抛弃了自己的革命立场呢?”很好!功课做完了，“答案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张治中的思想问题，总算有了一个完满的解决；但国民党方面，仍在不断制造新闻。4月27日，何应钦主持行政院会议，宣布撤销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5月4日，行政院政务会议以张治中留北平未返为由，宣布免去张治中的西北军政长官职；6月15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电讯，标题是《张治中在北平被扣详情》。然而，未过几天，中央社的态度急转弯，连发两个电讯稿，称张治中在北平策动和平，受了中共的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开始对张治中大加攻击了。
    中央社连发三份电讯稿，张将军感到不能再保持沉默，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了。
于是，借中央《人民日报》一块“宝版”，张将军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内称：“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定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至于我们国民党，早就应该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代，达成我们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
   对于张将军而言，这是他苦闷彷徨80多天后的一个重要总结，也是表示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的一个公开表态。对张将军的这个声明，中共方面大为激赏。在同日的《人民日报》上，新华社发表题为《评张治中声明》的社评，认为“这个声明是值得欢迎的。其中对于国民党内爱国分子的劝告，是向他们指出的惟一的光明出路。”
但是，看了张治中的这个声明之后，大为恼怒的也有人在，蒋介石便是其一。据说，这一天的《人民日报》送到台北草山官邸后，蒋恨恨地骂道：“别人背叛了我犹可说，文白竟然如此!”在蒋介石看来，张治中与国民党的彻底决裂，也就是对他个人的背叛。蒋始终把张治中看做是他个人的私产，而非国民党的干部。蒋的最大失败就在这里!张治中的最大觉悟也就在这里!

张治中回忆：到延安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内幕

 黄埔斗争
     一九二四年夏，黄埔军官学校成立，我遂进了黄埔，便认识了周恩来先生。他是政治部主任，我们一见如故。此外如恽代英、高语罕、熊雄等人，也是过从较多的。
    
    不久，校内国共两党的斗争展开，在学生中分成两派，一是“青年军人联合会”，属于中共方面领导的；一是“孙文主义学会”，是国民党右派领导的。至于我，实在说，是站在中间偏左，因此遂为双方所不满，特别是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对我常加攻击。
    
    中共方面，在事实上对我表示不满的只有一次，就是一九二五年春天，戴季陶、沈定一到校召开座谈会，中共对他们很过不去，使其下不了台，最后是我出来解围。我当时所以这样做，只是基于一种感情作用，绝没其他含意。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客人，我们是主人，主人不应使客人太难堪（当然，我当时的立场是不明确的）。事后，在我领导下的中共干部许继慎曾告诉我，中共方面对此表示不满。此外便没有听过他们对我有其他任何的抨击了。
    
    斗争越来越尖锐，以后遂演成了廖仲恺的被刺，“三二○中山舰事件”（事后听说，当时广州方面逮捕恽代英、邓演达、高语罕和我四人的手令已下，后因我们不肯应约登舰谈话，蒋又恐强行逮捕，激起学生的抵抗，遂作罢论），周恩来的辞去政治部主任等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一九二五年夏，我已经完全同情共产党这一边，我的言论和态度，都大为右派所看不惯，因被目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并把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和我喊作“黄埔四凶”。
    
    就在这时候，我动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首先向周恩来先生提出。他当时表示很高兴，但说要请示组织后才能给我回话。过了一些时候，周回复说：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大意如此，倘使我的记忆不错的话。这件事当然经过中共的讨论的）。
    
    建立文化工作委员会
    
    一九四○年九月，我奉调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
    
    政治部这个机构是在南京政府撤退到武汉时恢复设置的。当时还具有两党合作的一些形式和作用：部长是陈诚，副部长之一是周恩来，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在第三厅内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左派文化人。我一向对左派文化人采取同情和维护的态度。
    一九四○年在我接任政治部部长之后，当时就有人主张把郭沫若这一派排挤出去，但是我并不以为然。我以充分的理由说服了建议的人，并且主张在政治部设置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请郭沫若主持，以安置这些左派朋友。当时我还曾和郭沫若先生说了一句笑话：“我特意为我们左派文化人建立了一个租界！”这虽是笑话，但也可以反映出我的心意。在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我还和他们谈了几个钟头，给他们解释安慰，并还约定和郭沫若两周谈话一次。谈话是在和谐友好的气氛下进行的，大家都觉得满意。
    
    以后据某方报告，说他们“思想大都左倾，时与共产党接近，特别是郭沫若、一部分委员和各组负责人”，认为“会内有真正共产党分子在活动”。其事实是：“会内常发现共党刊物，刊载攻击三民主义青年团文字；新四军事件发生，言论多同情共产党；用辩证唯物论分析各种问题；用共党思想写作戏剧诗歌；利用文艺活动吸收群众；宣传苏联制度及马列主义；德苏战争发生前，强调帝国主义战争，竭力抨击英美；向《新华日报》投稿；翻译苏联及美国左倾刊物之理论文字；各种座谈会均有共产党参加”，等等。我觉得这些事并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左倾文化人的“租界”所在，一切听之罢了。

不过，后来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到抗日战争中期，在重庆的左倾文化人都有对特务的恐惧，昨天说某人失踪，今天又说某人被捕，他们时刻提防会被逮捕，纷纷向香港、南洋转移。为此我曾招待文化界人士，发表谈话，表示态度，保证他们在重庆不会有危险；同时指出香港、南洋也不是个安全地带，希望大家勿为谣言所动摇。
    
    我的话是从爱护的心理出发的，但是不久香港寄来一份剪报，上有郭沫若写的一篇通讯，对我的谈话大加嘲讽，中有“最好每人送飞机票一张，庶使近者悦而远者来”等语。我看了感到难以索解，所以当时写信质问他：“为什么把我的好意当成坏意？你有意见为什么不和我面谈，反而在香港报纸公开讽刺我？我觉得似乎不是友谊的行为！”后来他客气地复我一信，加以解释，我也就不再和他争辩，不过从此以后我们的关系是渐渐疏远了。今天想起来，为这件小事而疏远朋友，是一件遗憾的事。
    
    这个委员会内包括了不少知名之士，如沈雁冰、阳翰笙、冯乃超、舒舍予、沈志远、田汉、洪深、胡风、杜国庠、吕霞光、姚蓬子、郑伯奇、张志让、孙伏园、熊佛西、王昆仑、吕振羽等都是委员。后由于我和郭沫若关系的逐渐疏远，使反对者更有隙可乘，最后由于某种压力和影响，我是感觉到这个机构在我的精神上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到抗日战争末期——记不清在一九四四年吧？——就把它撤销了。
    
    虽然对这些文化人都有了另外的安排，并建议蒋给郭沫若适当地位（如在中央研究院添设古物研究所，由郭主持），但未实现。这在我来说，是件有始鲜终、为德不卒的事，心里至今犹引为遗憾。记得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九四七年，我到了上海，郭沫若先生也在上海，这时正是国民党反共气焰高涨的时候，我特意请他和在上海的文化界朋友如田汉、洪深诸位在酒馆吃了一顿饭，虽然宴席间没有谈到时局和往事，但我的心意却在表达我过去对他的歉意和当时对他的慰问。
    去延安迎接毛泽东先生到重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我却一个人闷在家里。不错，抗战算是胜利了，但是国内问题仍然是危机四伏，一触即发，不能不使人有忧虑之感。当时两党商谈早已陷于停顿，为了使国家避免再次陷入内战的旋涡，我正积极活动，企图使和谈恢复。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促进，终于由蒋电请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会商国是，毛泽东先生慨然电复应约。于是由我和赫尔利坐了专机到延安去迎接。记得就在八月二十八日那一天，我们陪同毛先生到了重庆。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毛先生之到重庆，在当时说，是象征着中国内部的团结，是意味着国共两党新关系的开始。胜利与团结，正是双喜临门，不但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而全世界人士亦寄予热切的期望，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突然为之提高了许多。
    
    毛先生到重庆后，蒋随即举行欢宴，并会谈了多次，双方分别指派周恩来、王若飞；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我充当代表。
    
    起初，双方的距离是很远的，但经过四十天的商谈，日谈、夜谈、集合谈、个别谈，终于获得了一个协议，就是十月十日午后在我家客厅里，毛泽东先生也在场，双方所签订的外间叫做《双十协定》的文件。
    
    毛先生在留渝四十三天内，蒋固然礼遇隆重，亲到住处访候，而各党派、各阶层人士求见的更是络绎不绝。他那种和蔼、亲切、谦逊、诚恳的态度，给大家印象很深，各方宴请的也很多，即过去反共坚决、思想保守如戴季陶，也对毛先生表示敬重，并对他重庆之行寄予热切的期望。在他要我代约时间宴请毛先生和同行诸位的信中还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二十年，此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
    
    在十月八日，我曾假军委会大礼堂举行欢宴晚会，邀请参政员和重庆文化界、新闻界、党、政、军各方人士五百余人参加，盛况空前。
    
    到十月十一日，我特送毛先生飞返延安。下飞机时，飞机场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党的领袖最大的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以后，我还常常和朋友说起，认为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而国民党里还有人存着反共的念头，真是其愚不可及了！实力代表一切。

当天晚上，中共还举行一个盛大的晚会欢迎我，宾主尽欢。第二天毛先生亲送我到飞机场，在车上还带点幽默地对我说：我在重庆调查过，大家都说你在政治部和青年团能做到民主领导，也不要钱，干部都愿意接受你的领导。又重复在重庆时的话说：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我说：“何以见得？”他举了几个例子，并说：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字，一定很有些人不赞成的。这些地方，都充分说明了他的细心和恳挚，给我以不可磨灭的印象。
    
    马歇尔到了中国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马歇尔以杜鲁门特使的身份到中国来（这时赫尔利已调为驻华大使）。蒋果来电报，催我回重庆。一九四六年元月六日到重庆。
    
    到重庆时，蒋已等不及，先派张岳军为代表，已和周恩来、马歇尔谈了几次关于停战的问题。张一见我就说：“本来你是代表，久候你不回来，才叫我暂代，现在你回来了，我可以交代了。”我说：“那不行，你们已谈得一半，我怎能插手？等你先把停战问题谈妥了再说吧。”停战协定于元月十日正式签订。并且随即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由三方面会同组成。国民党代表是郑介民，中共代表是叶剑英，美方代表是罗伯逊。
    
    就在停战协定签订公布的同时，根据《双十协定》所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同日开幕，历时二十二日，总算获得了协议，于同月三十一日闭会。这时国民党政府已派我为代表，中共为周恩来，美方为马歇尔，组成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会议，研究军队整编统编问题。
    
    会议从二月十四日开始到二月二十五日，前后正式会议和会外协商多次，最后签订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现在，我可以公开一件秘密。在商谈开始之前，马歇尔向蒋提出一个草案，这个草案马歇尔事先没有给周恩来看过。
    
    大意是，改编之后，准予中共陆军和国民党陆军成一与二之比。而海、空军是中共当时所没有的，中共也向未提过这种要求，草案则准予中共取得百分之三十的兵力。这当然为国民党方面所料想不到的。这份草案到蒋手上，蒋当然感到非常诧异，马上请马歇尔来谈话，结果由马再加修正提出，陆军比率改成一比五，其余海、空军两点就没提了。
    
    方案的签字仪式是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重庆上清寺尧庐（即蒋侍从室所在地）举行的，当时我和周恩来都有简短致辞，马歇尔的致辞更简短：
    
    此协定为中国之希望。吾相信其将不为少数顽固分子所污损，盖此少数顽固分子，自私自利，即摧毁中国大多数人民所渴望之和平及繁荣生存权利而不顾也。
    
    马氏的致辞虽只寥寥数语，但刺激性甚大。显然，他所称的“少数顽固分子”是指国民党方面的，大概他当时已经从情报方面得到若干的报道了。
    
    为了贯彻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和整军方案的执行，除了由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办理派出许多三人小组分赴各地执行外，这时由周恩来、马歇尔和我三人坐专机到各地作了一次检查，先后到了北平、张家口、集宁、归绥、太原、济南、新乡、徐州、武汉、延安，然后再回到重庆，计历时七日。
    
     三到延安
    
    在这里，我特别提起这第三次到（前两次是接毛泽东到重庆和送毛泽东回延安——本刊注）延安的情形。到延安和离延安，毛先生都亲为接送。记得到的那一晚，中共特别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大家表情上都充分流露对和平的热情。会上我曾说了一番话（有中外记者随行，后来曾在报上发表过），主要的意思是强调整军方案的重要，我们应该百分之百地做到（后来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曾被CC分子郑亦同所引用，颇有讥讽之意，我当时曾加以驳斥说：“如果郑同志的引用是同意我的见解，我是愿意接受的；但如果是一种讽刺，那么我要反问郑同志一句：我们对于这个方案是不是准备来个七折八扣？”这话引起了哄堂大笑）。末后还说了一句话：“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引起了全场的鼓掌欢笑（这话后来传遍了全国，以后遇到中共朋友，也常和我谈起这件事）。
    
    我说完下来，毛先生还和我说：将来也许还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我答：“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他愉快地说：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就到南京。以后还有一位中共朋友和我说：“你的话说得很好，我们可以写历史了，就是说我们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我笑说：“我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共产党会失败！”毛先生说我还可以四到延安，虽然后来蒋有要我四到延安的提议，但未成事实，而第四次却到了人民的首都——北京来了。

张治中与蒋介石的恩怨情仇

张治中之所以能多次代表国民党及蒋介石与共产党谈判，除了他对当时社会及国共两党的深刻而独特的认识外，也与他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有关。

　　张治中与蒋介石都出身于保定军校(编者按：蒋介石肄业于清末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张治中民国五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先后同学。但是张自1916年保定军校毕业后，长期郁郁不得志。开始，他由于自少景仰张骞、班超的为人，请求到边疆去，未得批准，却被派往安徽北洋军阀倪嗣冲部当见习官。1917年7月，孙中山先生率海军南下护法，张治中毅然出走，投奔广州。这是他毕生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关键。此后，由于保定同学的关系，张在滇军、桂军、川军中先后充任连长、营长、师参谋长等职，奔走于粤、闽、川之间七八年，苦头吃得不少，经验也增加好多，但仍然未逢际遇。直到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改组中国国民党，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张治中才时来运转，脱颖而出。

　　当时张治中正在桂军军官学校担任校长，他对孙中山先生的主张竭诚拥护。蒋介石时任黄埔军校校长，他从保定同学口中知道张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蒋本想邀张到黄埔来，但是党代表廖仲恺考虑到桂军、滇军、湘军等军事教育机构合并到黄埔军校的决策，不能仓促从事，需要有个酝酿准备的过程。廖对张说：“桂军军官学校总得有个人负责，你暂时可不到黄埔军校来。”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仅发表张为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在黄埔军校召开各种军事训练会议时，张积极参加，献计献策，初步得到蒋的赏识。

　　1924年底，桂军军官学校刚结束，黄埔第三期学生开始入伍，蒋介石便把张治中调为入伍生总队任代理总队长。1925年2月，广东军政府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蒋自任东征军总指挥，调张任东征军总部上校参谋，襄赞指挥军事。这是张施展才华的好机会。双方军队经过激烈战斗，东征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张因此立了战功。不久，国民党党军第二师成立，蒋介石自兼师长，以王懋功为副师长，张治中为参谋长兼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蒋复先后委任张为航空局局长、军事处处长、航空学校校长、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团长。不久，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改组，张被推选为执行委员。黄埔军校在一、二、三期的基础上成立军官团，张被任为军官团团长。至此，张一身兼八项职务。蒋对张的重用可想而知。

　　在这段期间，张治中和中共的关系拉得紧。周恩来是黄埔第一期的政治部主任，张到黄埔后，两人一见如故，深相结纳；邓演达时任训练部副主任，张、周、邓三人经常在一起。张和熊雄、恽代英、高语罕亦时多往还，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李縻、尼拉等亦多接触。因此思想上、作风上颇受影响，曾一度申请加入中共，密商于周恩来。周表示很高兴，但说要请示组织后才能答复。过了一些时候，周回复说：“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

　　当时，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社会上斗争甚为激烈，黄埔军校内的国共斗争，实际上是社会上两党斗争的缩影。学生中当时分成两派：一是中共支持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另一是国民党右派领导的“孙文主义学会”。张由于所处地位特殊而重要，一方面为蒋所重用，同时又有保定同学的支持(当时校内军事教官大多是保定学生出身)，另一方面复与中共人员关系密切，所以就成为两派的争夺对象。张认为革命事业才开始，国共两党只宜团结，不应分裂，因此对两派斗争并不赞成，但在言论上、行动上时多“左”倾，比较偏向“青年军人联合会”，以致蒋介石也起了疑心，曾背后密询王懋功：“张治中是否共产党?”王力言无其事，流言不足信，为张说了很多好话，蒋才释然。

　　1925年廖仲恺被刺杀，蒋利用廖案逼走胡汉民。1926年“中山舰事件”，又逼走了汪精卫。同年初，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提出反共的“整理党务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主席，并兼组织部长、军人部长，至此，大权独揽，左右一切。同年6月，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组织总司令部，遂任张治中为副官处处长(口头上都称副官长)。这是个重要部门，主管国民革命军的人事、编制和事务。蒋还对张说：“你先权充副官处长，负责组织总司令部，等总司令部组成后，还是派你去带兵，副官处就交由张岳军(张群)接替。”张高兴地接受任命，在很短时间内便把参谋、作战、情报、政治、财经、后勤、卫生等单位建立起来。这显示了张的组织才华，深得蒋介石嘉许。

　　当时，张治中心上的一个最大疙瘩是国共问题。他目睹并实际上参与了国共两党的斗争，内心十分不安。他认为，当时政治上最高决策和指导方针，应是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一切人的一切言行应以此为标准，而两党斗争是不符合三大政策方针的。他对两党斗争忧心忡忡，时刻苦思弥合补救之策。有一天，他郑重地向蒋介石进言：“我们都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应时刻不忘三大政策，而贯彻三大政策，首应停止两党斗争，加强两党团结。现在北伐就要开始了，为了弥补‘中山舰事件’的影响，显示国共两党的团结，我建议请周恩来担任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同北伐。”蒋说：“政治部主任一职，我准备让邓演达充任。”张说：“邓以带兵为宜。周历任黄埔军校和东征军的政治部主任，经验多，能力强，成绩昭著，有目共睹，总部政治部主任一职还是以周较合适，无论从政治上、军事上，尤其国共联系上着眼，请您多加考虑。”蒋说：“你的建议也有一些道理，但我已决定让邓充当，不好中途变卦。现在总部财经委员会主任一职尚未决定人选，你可征询周的意见，看他愿否接受。”张心想，财经委员会在总部里不是个重要职务，让周充任是委屈了，但终究是总部的一部分，周参加了亦可显示两党的合作。因此转而征询周恩来的意见。没想到一开口，就被周坚决拒绝。张认为，周是个很好合作的人，而蒋一再固拒自己的合理建议，心下极不以为然。他始终觉得北伐的统帅部没有周参加，是革命事业的一大损失，也是造成两党破裂的因素之一。

　　北伐大军浩浩荡荡向北推进，以叶挺的独立团为尖兵，一路上势如破竹，不久就越过衡阳直指武汉三镇。蒋介石率领北伐军总部到达衡阳亲自指挥。一天晚上，蒋乘船去长沙，张治中到船上送行，趁机向蒋进言：“从现在的军事形势看，我们迟早到武汉会师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到武汉会师后，关于两党合作问题务必请您特加注意。大敌当前，革命刚开始，我们一定要设法保持两党的合作，不能使它破裂才好。”蒋对此未置一词。

　　不久，北伐大军直逼武昌城下。唐生智任前敌总指挥，围城部队是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部队为主力，蒋介石带了张治中亲临城下指挥，赖将士用命，把吴佩孚的主力击溃，光复三镇。可是到了武汉，国共两党的摩擦更趋尖锐。大革命以来，蒋介石披着“左”的伪装，如派儿子到苏联留学，讲话满口不离三民主义和革命辞藻，俨然是一副“左派”的嘴脸。但自“中山舰事件”以来，蒋反动独裁原形渐露，加以处事用人处处为私，歧视嫡系以外的其他部队，引起人们的反对。尤其背弃三大政策，处处反共排共，使两党关系极度紧张。蒋某日在汉口举行公宴，中共代表李立三有一篇措辞委婉而含意极其锋利的话，完全意在对蒋。时邓演达任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态度上完全站到中共一边，对蒋的攻击尤为激烈。

　　到武汉后，蒋从两次东征和这次北伐战役中，深切感到基层干部的重要，一个经过新式训练的班、排、连长，训练时间虽短，而发挥力量甚大。于是下令设置学兵团和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由张治中任团长和教育长。张仰体蒋的旨意，很快就成立了学兵团团部，向各地招足了一团学兵，从军事训练到政治教育，从野营实习到日常生活，一切亲自抓紧，进度很快，培养出一大批班长、排长人选，迅速派到国民革命军中补充。至于武汉军官分校，张得到邓演达、恽代英等的大力支持，也很快在武昌南湖粗具规模，并请得邓演达任代校长，周佛海任政治部主任兼分校秘书长，季方任军事总教官兼办公厅主任，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陈毅也是政治教官之一。到分校上政治课的先后有郭沫若、谭平山、周恩来，李富春、李达、施存统、张国焘、李汉俊、陈潭秋、高语罕、沈雁冰、蔡畅、陶希圣、甘乃光、项英等人。各地报名学生达六千多人，反复考选录取九百八十六人。以后黄埔军校的政治大队整个迁来，炮兵大队、工兵大队亦由南昌西线迁来，使武汉分校得到有力的补充。全校分设政治、教授、训练、军械、管理、军医等单位，结构大致与黄埔军校相同，规模亦基本相等。蒋介石对此甚表满意，张治中的教育才华又一次得到发挥。

在军事教育方面，张治中是踌躇满志的，但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精神负担却越来越重。原来，依照国民党中央的决策，光复武汉后，首都应由广州迁到武汉，并以武汉为中心分兵北伐，沿京汉直捣北京，统一全国。而蒋介石到达武汉后，独裁专断，移兵东指，直趋南昌。继而采取许多措施，想劫持国民政府迁都南昌，志在先取上海、南京，以南京为巢穴，另建中央，树立个人独裁体制。这样一来，不可能不遭到武汉方面领导人包括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董必武、陈友仁、吴玉章、徐谦、谭平山、甘乃光、高语罕等的坚决反对，情势十分紧张。尤其邓演达、蒋介石之间如同仇敌，武汉方面反蒋空气至为浓厚，是年3月12日、15日先后两次举行反蒋讨蒋大会。张治中自感身在夹缝中，十分苦恼。

　　先是1927年1月间，蒋对邓演达的咄咄逼人已感到不能容忍，遂电召张治中去南昌，一见面就指斥邓的不对说：“他的言论完全是在骂我。”张治中立即为邓演达申辩，说：“这是邓的一时冲动，如您能约他来南昌面谈，误会自可冰释。”蒋反问：“你真的主张我约邓来吗?他肯来吗?”张连答：“是，是。”

　　张治中回到武汉，邓演达即到张家中说：“我准备辞掉一切职务，请你来接替。”张一听，急了，立刻说：“你不要持这种态度，总司令对你虽有不满，但尚无别意，你如能到南昌面谈，一切自可冰释。”邓说：“我去?他会不扣留我吗?”张一听，知道问题已十分严重，再说也无益，只好沉默下来。

　　到3月，武汉的讨蒋大会开过，蒋又急电召张治中往见说：“你要不愿意做俘虏的话，应该听我的话，赶快把学兵团带到江西来!分校一千多学生中已有共党分子混在里头，你能一同带来更好，否则就只带学兵团来，我拨船给你使用。”张看蒋的态度很坚决，知道无可挽回，即说：“我回去想想办法看，但邓是否同意不敢说。”张随即返汉，邓对张说：“政治会议的意思，要你辞去本兼各职!”事情演变至此，一切糟了。

　　当时，张治中的处境非常艰窘。要论政治主张，张应跟着邓走，但蒋是一贯赏识、提拔、重用他的人，张不忍背叛他。反复考虑，无法两全。后来邓逼他表示最后态度时，张痛苦地说：“我可以劝蒋，但不能反蒋。我是坚决主张联共，反对两党分裂的，我既不能站在国民党立场来反共，也不愿站在共产党立场来反蒋!”

　　此时，蒋介石已率领军队攻入上海，随即占领南京，发动“四一二”政变。张治中无法在武汉继续停留，遂悄然离汉赴沪，到了蒋介石住处。当时许多人在座，陈铭枢亦在座。蒋一见张就说：“好了，陈真如回来了，你也回来了!”张在心灰意懒之余，请求出洋考察。蒋坚决不同意，说：“你等一等，我还有任务给你。”原来蒋到南京后，要在大本营内筹设一个军训机构，名曰军事训练处，交张负责。张对军事教育素有志向，积有经验，于是答应下来。这个训练机构成立后逐渐扩充，成为军事训练总监和军训部的前身。

　　是年7月9日是北伐誓师一周年纪念，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举行纪念仪式，蒋介石亲临主持。当时参谋长是朱绍良，总政治部主任是吴稚晖，副主任是陈铭枢，而蒋独指定军训处处长张治中作报告，引人注意。张在报告中无片言只字提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尤引起纷纷议论。

　　8月13日，蒋介石迫于形势，下野回奉化溪口，张治中获准出国考察。张行前去溪口住了一周，和蒋介石多次谈话，主旨在协助蒋总结过去，对蒋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的态度及对第七军的处理等重大事件，条分缕析，指出其领导方式方法的缺陷。蒋认为颇有见地，但亦作若干辩解。

　　军阀混战，他为蒋立下大功，三十九岁当上行营主任。他只做事，不擅权，蒋对他更加放心、重用。1928年至1936年间，中国历史处在军阀混战和国内战争的漩涡中。张治中对这两者在思想上、政治主张上是划分得一清二楚的。

　　张认为，孙中山先生创建民国，是为了统一分崩离析的国家。国民政府是中央政府，是正统，而地方割据则是分裂国家、破坏统一，应该平定；而国内战争，则是两党之争。所以张对蒋介石围剿苏区，不以为然，始终采取回避态度。

　　张治中在1927年底出国考察，历经欧、美、日各国，历时五个多月。蒋介石举行第二次北伐，由南京直捣北京，电召张回国，计划让他担任北伐大军一个方面的作战。但北伐军进展神速，等到张从国外回到南京，北京业已解决。

　　蒋没有让张闲散，派他充任军政厅长的重要职务。军政厅是军政部的前身。蒋介石定都南京后，军政业务大为发展。张悉心筹划，事必躬亲，从体制、结构、业务、人员各方面打下基础，成绩斐然，颇得蒋的欢心。

　　黄埔军校在广州办到第七期就迁来南京，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其体制、组织、课程、人事大体沿袭黄埔而大加发展，骨干仍为黄埔师生，由何应钦主持其事，主要任务是为蒋介石培养大批军事干部。在蒋心目中，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他深知张治中对军事教育向来有经验、有兴趣、有办法，张一经请求，蒋立予同意，且加奖许。

　　从1928年秋至1937年春，张治中任中央军校教育长整整十年，将全副精力和时间都投到军事教育上，使中央军官学校由无到有，由小到大，办成一个具有现代设备以及人才济济的军事教育机构。

　　张治中到中央军校不久，就爆发了蒋冯大战中的平汉路之役。

原来北伐时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下分设了四个集团军：以从广州出发的军队编为第一集团军，蒋介石自兼总司令；以西北军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以山西军为第三集团军，阎锡山为总司令；以桂军为第四集团军，李宗仁为总司令。北伐胜利后，在南京国民政府下专设一个国军编遣委员会，负责整编全国军队。蒋的嫡系一师不裁，还在北方大肆招兵买马，收编了十几个师，月月饷项照发；而第二、三、四集团军却一文不给。这样就激起了各方的反对。首先举兵发难的是冯玉祥的西北军，沿平汉线南下，蒋派兵堵截，于是展开了平汉路大战。

　　蒋在调兵遣将之时，找到张治中说：“我将到河南前方亲自督战，后方需要一个得力的人支援，准备在武汉成立行营，自兼主任，请你充当参谋长，代我行事。”谁知到军委开会时，蒋对大家说：“主任一职就让文白来担任，不用先充参谋长，他完全可以胜任愉快的。”大家没有异议就通过了。

　　历来充当蒋的行营主任的人很多，然北伐时充当行营主任的，只有邓演达、李宗仁、白崇禧。张算是早期的主任人选，时仅三十九岁。

　　任务很紧迫，张治中随即率领中央军校学生编成的一个团出发，到武汉后又把武汉军分校的四营学生编为一个团。以这两个团为骨干，建立了武汉行营。行营的任务很繁重，除了前线作战由蒋介石直接指挥外，其他的一切军务悉由行营负责。当时，蒋驻节河南驻马店，张曾两次飞赴前方，参与军事策划。为了安定人心，张把两个团学生分别部署武汉三镇，穿上崭新整齐的军服，昼夜上街巡查。这些学生到底是经过正式训练的，其军容、精神很像个样子，加上新式的枪械，严格的纪律，整齐的步伐，使人耳目一新，三镇人民也就相安无事。张还故作镇静，公务之余，时而到汉阳兵工厂视察，时而登黄鹤楼品茗赏景，时而出现在总理纪念周给大家讲演，时而应武汉大学邀请给大学生讲话。就在这时候，他结识了当时的武大校长，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王世杰。他们在联俄联共上是同志，后来多次一起参加了国共和谈。

　　西北军的战斗力不弱，平汉线上反复争夺，战况激烈，但蒋介石终于取得了胜利。战争结束，张治中为了避免参加剿共军事，立即要求解除兵权，回中央军校。当时的风气，拥兵自重是一般军人的素志。而张则反其道而行之，不带兵拥兵而甘心退办军事教育。既表示了对蒋的忠心，且显示自己毫无野心，因此甚得蒋的欢心。

　　蒋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自己要爬到最高位置，而又时刻提防别人取而代之。他对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始终不放心，因为他们常常觊觎他的宝座。1928年蒋下野时曾征询何、白等人意见，何不但不反对，反而表示支持。当时何是蒋手下的第二把手，显露出取而代之的野心。蒋对何应钦、张治中一样赏识、提拔、重用，但蒋对张放心，对何不放心，其根本原因就在此。

　　平汉路之役蒋是胜利了，但问题并未解决，因为蒋的独裁越来越露骨，把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完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目无元老，囚禁李济深于汤山，对非嫡系部队仍然歧视打压，结果引起各方面更大的反对。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李宗仁、白崇禧一起联合反蒋，于是爆发了陇海路大战。这次军阀混战，规模之大，面积之广，都是空前的。从形式上看，蒋处境孤立，有被围歼之势。然而蒋集中兵力，分路击破，金钱收买，威逼利诱，终于获胜。对于张治中，蒋从其主持武汉行营的经验，进一步认识了张的军事指挥才能，把嫡系中最现代化、最精锐的教导第二师交张统率，并要他指挥嫡系的第五师、第二十一师，负责一个方面，担任特别任务。张从5月参战，至10月在友军配合下，攻下开封、郑州，阎、冯的主力被击溃，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张率兵于10月底凯旋南京。基于过去同样原因，张要求解除兵权退回中央军校。蒋对张说：“教导二师是你一手组织、训练、指挥出来的，现在已成各师的表率，又缺适当人选，还是由你继续统率吧。”张说：“我在中央军校的任务，比带兵更重要，教导二师可交冯轶裴试任，我还是回军校吧。”蒋看张情词恳切，只好同意，内心更加喜悦。

　　蒋介石的陇海路大胜并没能平息反蒋之风，相反的，由于其倒行逆施，坚持独裁，反蒋事件不绝如缕，到1933年遂爆发了震惊国内外的“福建事件”(即所谓“闽变”)。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在十九路军的支持下在福建组织人民政府，号召全国反蒋。当时蒋介石正集中全部军力准备对江西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闻讯不禁大吃一惊，立即调整部署，率兵入闽，打败了十九路军，平息了“福建事件”。在这次战役中，蒋介石继续重用张治中，使其统率第四路军的嫡系三个军，包括精锐的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古城之役，张不战已屈赵一肩之师，长驱直入福州。完成蒋交付的任务后，张再次提出解除兵权，回到中央军校。

　　（抗战伊始，蒋把精锐交他指挥。他写下遗嘱上战场。长沙大火，他当了蒋的“替罪羊”）“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咄咄逼人，形势十分险恶。尤其在上海一带，日本浪人四处挑衅，焚烧三友实业社，捣毁中国商店，日舰沿江游弋，登陆布防，无理要求取缔抗日运动，解散抗日救国会。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闸北悍然发起夜袭，大举进攻。我十九路军将士于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形势下，奋起抵抗，爆发了神圣的淞沪抗战。在全国和上海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十九路军愈战愈勇，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是日寇亡我之心不死，不断向上海增兵，在陆海空的立体战争中渐占优势，十九路军孤军作战，难以持久。

　　是年2月初，蒋介石由洛阳回京，到达浦口，张治中往迎。张在寒暄后说：“现在看，形势不大好。”蒋问：“你的看法呢?”张答：“十九路军孤军抗日，难以持久，外间传说纷纷，说政府有意坐视，甚至说藉敌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我认为，应该迅速增援，事不宜迟!”蒋沉吟一会儿说：“是的，你的看法有理，但是谁去担当此责?”张慨然说：“如无别的人选，我愿担此重任。”蒋表示同意了，回到南京马上下令，把散处在京沪、京杭一带的精锐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加上中央军官学校的教导总队、独立炮兵团等，编成第五军，由张任军长，迅速带领出发。

　　为了振奋人心，激荡抗敌空气，张建议蒋以全军统帅名义通电全国。蒋接受了，电文中有如下词句：

　　……倭寇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突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逼烧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之心，以此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务各淬砺奋发，敌忾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旦，以救危亡!

　　张治中在2月16日由南京率领全军出发，行前于鸡鸣时写下遗书一封，遗书中说：

　　现在正是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治中身为军人，理应亲赴疆场，荷戈奋战，保卫我神圣领土，但求马革裹尸，不愿忍辱偷生。如不幸牺牲，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前仆后继，坚持战斗，抗击强权，卫我国土。特立此遗书，表示百折不回之决心。

在此之前，何香凝特意寄给张治中一信，并附来女士褂子一件，要张转达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信末附诗一首：

　　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

　　不战送河山，万世同羞耻!

　　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

　　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何香凝此诗充满爱国热情，张治中马上把信件和女士褂子传示全军将领，士气为之大大高扬。

　　战争是残酷的，从2月16日至3月5日的二十天中，张治中配合十九路军，经历了庙行战斗、浏河战斗、葛隆镇战斗三次艰苦的战役，歼敌无数，给日寇以沉重打击，第五军牺牲亦大。但终因蒋介石本无抗战决心，和日寇谈和，订立了屈辱的休战协定。第五军和十九路军都后撤整顿，另调驻地。张治中仍一本素志，请求解除兵权，回到中央军校。

　　张治中有鉴于“一二八”抗日是被动应战，事前又缺准备，损失太大。他认为日寇亡我之心不死，“田中奏折”所定战略绝不会改变，为了未雨绸缪，向蒋介石建议，请划分全国战区，分头准备。蒋同意，交给林蔚草拟方案。经过研讨决定，分别设置四大战区：河北为第一战区，蒋介石自兼司令长官；山西为第二战区，阎锡山为司令长官；沪、宁一带初设警备区，由张治中负责，“八一三”战役后改为第三战区，冯玉祥为司令长官；广东为第四战区，何应钦为司令长官。以后战事扩大，又增设第五至第十二战区。

　　中日如再战，淞沪仍是主战场，而沪宁警备区应是战争重点区。蒋介石有意把这个重大责任交给张治中，是重视他的才华和经验。张得令后，马上组织精干人员，先后在南京、苏州秘密设置备战机构，自己把中央军校的日常工作交给别人，全副精力投入此项工作。在这段期间，张秘密派遣干员前往宁沪各战略要点进行调查设计，对兵力部署、防线设施、指挥系统、兵源补充、后勤供应、舆论准备、群众组训、军民合作等，都有严密、慎重、具体的计划，整个作战方案基本定下，并获得蒋介石的批准，一切在积极进行中。

　　备战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忽然霹雳一声，传来“西安事变”消息，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所扣，南京政府乱成一锅粥。何应钦在南京借口拯救蒋，演了一出戏中戏。除派出大批飞机准备轰炸西安外，还组织了三路大军西出潼关进攻西安，还急电在苏州的张治中，请他指挥三路大军中的一路。张治中当即坚决拒绝，反对以武力解决事变，并且马上乘车驰返南京，联合志同道合者进行反对。他深知如照何应钦部署去搞，将置蒋介石于死地。危难之际，反映了他对蒋的忠诚。可是，尽管他力竭声嘶地反对，何应钦还是一意孤行，军队迅速西开。幸好得到共产党周恩来的斡旋，蒋介石才转危为安，脱身返回南京。

　　在这段时间，中日关系十分紧张，东北伪政权出笼之后，日寇更是咄咄逼人，战争危机一触即发。张治中根据上海敌情判断，向蒋介石提出一个根本性的战略建议，认为对付日寇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他打我，我不还手，如“九一八”在东北；第二种是他打我，我才还手，如长城之役、“一二八”之役；第三种是判断他要动手打我，我先打他，即先发制敌。并提出，接受过去被动挨打的惨痛教训，这次应采用第三种方式，请蒋决定。蒋立即批示：“应由我先发制人，但时机应待命令。”

　　不久，日寇在芦沟桥点起侵略之火。上海方面得到情报，知日寇在各哨所增加兵力，在屋顶架设高射炮，各据点构筑工事，在市中心区和南翔试设炮位，撤退侨民，扩充义勇队及在乡军人，将原驻汉口的海军陆战队千余人撤至上海，在浏河、吴淞间控制军舰十余艘，对各海口实行封锁。张治中判断日寇即将动手，于8月11日下达命令，各军师立即向上海预定防区进驻，在12日晨全部进入上海，行军机密迅速，如神兵天降，上海市民惊喜交集。张的部署是在13日拂晓前全面出击。按照当时的军事态势、力量对比，我军确能按原定计划一鼓作气将日军全部赶下黄浦江去。无奈蒋介石犹豫不决，误信外国使团的调停，三次下令不许进攻，贻误戎机，功亏一篑。

　　张治中参加的两次淞沪抗战虽然失败了，但却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伸张了正义，唤醒了民众，振奋了人心，也显示了他个人的风格。

　　张回后方休整了仅一个月，蒋介石就派他充任大本营管理部部长，不久，又派为湖南省主席。蒋的着眼点是，抗战将旷日持久，日军将沿长江而上，湖南成为后方重镇，非有分量、有威信的干员不足以胜此重任，张治中也就欣然接受。

　　在这段时间，张治中遇到一件不幸之事，就是长沙大火。

　　原来，武汉三镇于1938年10月25日陷落，长沙暴露于敌前。形势危急。武汉陷落前，蒋介石曾命令陈诚焚城，实行焦土抗战，而陈诚执行不力，蒋很生气，随即由南岳飞到长沙，召集高级军事会议。出席者除张治中外，还有何应钦、陈诚、白崇禧、冯玉祥、张群、唐生智、熊斌、何成浚、杨森、关麟徵等。蒋滔滔不绝地大谈焦土抗战的重要性，大谈如何放火，如何破坏，一个人谈了很久，在座者很少插话。最后，蒋向负责交通的人问：“这些火车和火车头退到西南，即使是空车也把铁路占满了，那怎么办?”负责交通的人还没回答，蒋接着说：“还思索什么，都烧掉就是了。倒上煤油，所有的东西全烧完了!”蒋又问张治中：“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张治中还没回答，蒋随即说：“还有什么可思索的，都用火烧掉了!我们不能住，也别让敌人来住!”继之又说：“不论粮食器材，凡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火烧掉，这是大家不可忘记的!”蒋的话不但是下命令，必须执行，而且起了统一认识、煽动、动员的作用，使在座的人都认为焚城是天经地义的事。

　　蒋介石把焚城责任交给张治中后，随即飞回南岳。到11月12日上午，张接到蒋的侍从室副主任林蔚打来的长途电话：“奉委座谕，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随即又接到蒋介石来电：

　　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张治中随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嘱即拟具焚城计划。下午四时，酆、徐送呈焚城计划，张于核定计划时还一再叮嘱：“第一，必须在我军由汨罗江撤退后，等待命令实施；第二，举火前必须放空袭警报、紧急警报，待群众离家后方可执行。”

　　这一天，张治中活动极多，至深夜即13日凌晨二时方入睡。睡未酣，忽报城内起火，张急忙打电话，而各方联络皆断，火势迅速燎原，越烧越旺。原来是警备司令部、警察局和警备二团误传日军已过新墙河(事实上是新河)，既未请示批准，亦未放警报，仓促行动，遂酿成大祸。

　　长沙这座名城一夜之间成为瓦砾场，消息传开，惊动国内外，蒋介石即飞来长沙，把警备司令酆悌、警察局长文重孚、警备二团团长徐琨交付军法审判，随即枪决，张治中则革职留任，办理善后。郑、文、徐死于直接责任，放火前未经批准，亦未放空袭警报，罪有应得。张治中的责任在疏于检查监督，责任亦系重大。

　　自始至终，张治中对事件真相讳莫如深，为了维护蒋介石而甘愿背上黑锅。蒋介石则采取文过饰非、推卸责任的态度，既维护自己，也维护张治中，仅给张革职留任的轻微处分。

　　在重庆，他同蒋的关系达到高峰。蒋对他无话不说，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

　　1939年1月，张治中办理长沙大火善后工作后，于2月初飞到重庆。蒋介石立即设宴为张洗尘，党政军领导人物都在邀请之列。蒋把张摆在首位，殷勤敬酒敬菜。张感到奇异与不安，心想大概是蒋对他表示歉意吧。宴后，张表示身体十分疲乏，希望有一段休息时间。蒋关怀地说：“好，休息一两个星期，还是要工作的。”到2月中旬，蒋约见张说：“现在侍从室缺人，你愿否担任?”张高兴地答：“好，愿意在您身边服务。”事情确定了，很快就发表任命。

　　“九一八”后不久，蒋介石为加强对全国军事的领导，特设军事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并在自己身边组织一个办事机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到这时已分设三个处：第一处主管军事机要，第二处主管党政，第三处主管人事，而以第一处为重点。张治中到侍从室就是担任第一处主任。蒋对张的任用是非常重视的，而张也确实不负所托，把全部精力时间投进去，处处表现得好，深得蒋的欢心。

由于工作关系，张、蒋两人每天在一起，蒋对张极为信任，重大事项，当面一商量，马上执行，举几件突出事例为证。

　　1939年秋，日军在广东钦州登陆，越过十万大山攻取南宁，然后回兵扫荡攻占昆仑关要地。国民党兵力并不少，但作战不力，结果全军大败，国内震动。蒋介石为此亲临柳州，在郊区大石洞召开军事会议，参加者张治中、陈诚、白崇禧、林蔚、张发奎、梁寒操和总司令、军、师、旅长等四五十人。张治中认为，此次失败主要在将不用命，士无斗志，为了挽回颓势，必须整顿军纪，严明赏罚，因此约会陈诚、白崇禧、张发奎、林蔚等，建议他们在会上作出检讨并自请处分，从白、陈、张起到总司令、军、师、旅长，或降一级，或记一过，或革职查办，或交军法审判，开列名单，送请蒋介石定夺。蒋认为很好，当即在会上宣布，一时全军震动，士气为之大振。蒋再次调兵遣将，重新部署，在昆仑关打了一个胜仗，夺回据点，击毙日军旅团长中村正雄、联队长三木及以下四千多人。“七七”抗战开始，蒋介石在全国先后设置十二个战区。单位多了，大本营直接指挥多有不便，于是在桂林设西南行营，以白崇禧为主任，在天水设西北行营，以程潜为主任，分领若干战区。但是实行结果，感到指挥难通。首先，军事指挥多一层次，命令到达行营再到战区，再到集团军、军、师、旅，不能如臂使指，影响效率。其次，行营原是委员长派出机构，作战时，一方面代表委员长指挥军事，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根据下级要求向大本营提出申请，地位欠明确，常常出现梗阻。第三，蒋介石指挥军事往往直接到军、师、旅，甚至到团，多一层次即多一手续，难于适应。因此，张治中向蒋建议撤销行营一级。蒋经慎重考虑，同意照办。

　　蒋介石向来喜欢兼职。抗战中期，一度兼了行政院长，后来四川地方派系闹纠纷，出了问题，蒋又要兼四川省主席。张治中力言不可，说：“第一，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有损威信；第二，您是行政院长，又是省主席，主席决定的事要不要行政院长同意?自己指挥自己，不成体制；第三，中央人才多，物色一两个省主席，应不成问题。”蒋说：“你说的是，可是找不到适当人选。”过了没多久，蒋亦感到不方便，就辞掉了。

　　最笑话的一件事，抗战时大后方交通业务庞杂重要，尤其是滇缅路通车后，缺少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大家建议在军委会下设置一个“交通运输统制局”。主管人事部门请示局长人选时，蒋在签呈上批了“自兼”两个大字。张治中看了，深深不以为然，向蒋劝阻说：“您是全国最高军事统帅，怎可以兼一个事务性的小单位的局长?太不成体制了。如果您认为这个单位重要，非有分量的人充任不可，还有参谋总长嘛。”蒋说：“好，那您去征询何应钦的同意。”开始何应钦表示不愿意兼，张对何说：“如果你不兼，委员长要自兼，你也不好意思。”何无可奈何才答应了。后来这个运输统制局成立，流弊百出，怨声载道。张心下深庆蒋没有兼，否则威信受损，还招来烦恼。

　　张治中与蒋介石关系之密切，还表现在几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上面。

　　有一次，大概是1942年吧，在黄山蒋的官邸举行军事会报，张治中慷慨陈词，直言不讳说：“当前高级干部思想保守，惮于改革，不求进步，充满畏难苟安的习气，毫无创造进取的精神，一天天老大腐败下去。党内外到处充塞不满的呼声，如继续每况愈下，前途将不堪设想。”又说：“目前物价飞涨，政府无法制止，一般人民和公教人员生活艰苦已到极点，主管无法解决，行政院尤应负主要责任。”蒋介石听了皱起眉头说：“大家都是这样，我有什么办法?我只有一个人决心累死算了!”会后出门，何应钦拍拍张治中肩膀说：“文白先生，你何必说这样多!”

　　1942年2月，蒋介石拟出访印度，召集高级干部十多人征求意见。张治中首先起来反对说：“您是一国的元首，要是罗斯福或丘吉尔邀请您去华盛顿、伦敦访问，是可以的。现在您自动访问印度，接受英国殖民地总督的接待，是不合适的。不仅看不出有什么意义，而且也引起英国的猜疑。”蒋不接受，出去了。事后证明，蒋带了一肚子气从印度回来了。

　　某次日机侵入重庆市上空，张治中陪同蒋介石夫妇进入防空洞。在谈话中张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大家不敢讲话，显得衰老消沉，不是一个革命党内应有的气氛，请您多多鼓励大家说，发扬自我批评与相互批评。”蒋听了连连点头，说：“为什么大家不讲话?”张说：“不讲话是因为不敢讲，也不愿讲，如果您鼓励大家讲出自己心里的话，大家是会讲的。”宋美龄在旁说：“讲话是可以，但是不能乱讲?”(当时国民参政会有人检举揭发孔祥熙、宋子文的事情。)

　　有一天晚上，蒋介石约了张治中、陈诚、熊式辉往见，征询大家对行政院院长人选的意见。大家感到不大好说，希望蒋先提一些人选再讨论。蒋看大家不开口便说：“没有人能做，只有我兼了。”张说：“我的设想，现在能做行政院长的人一打半打都能找出来，不知您用什么标准衡量说是没有人能做?”蒋大声失笑说：“有那么多的人能当行政院长吗?”在蒋心目中，中国确实是没有人才的，所以他什么职位都兼。全国各种类型的军事学校以千计算，他一律兼上校长，挂名而不管事。有一个时期，还兼了教育部长、中央大学校长等。

　　从1940年至1949年，是张治中一生政治生涯中的黄金阶段，也是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阶段。贯穿着这一阶段的活动就是“和谈”。当然，这些活动都离不开蒋介石的幕后牵线。

　　日帝侵华，民族矛盾上升，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联合阵线。在抗战开始后一两年间，和平合作的局面尚能勉强维持，往后就不行了。从1939年起，两党摩擦和地区冲突不断发生，蒋介石先后颁布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活动最烈之区应实行连保连坐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并于1939、1941、1943年先后三次掀起反共高潮，把两党关系推到破裂的边缘。尤其是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叶挺被俘，项英身死，新四军几乎全军被歼。事前，在黄山蒋介石官邸会议上，张治中向蒋介石进言：“对共党问题，应有冷静之考虑，慎重之措施，勿任有成见而好冲动者为无计划、无限制之发展。”蒋听了不作声，背后却指使顾祝同、上官云相等采取军事围攻手段。事件发生以后，张又向蒋反映三事：其一为美总统罗斯福私人秘书居里访华，约见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军委会召开的党政军联席会议上，有人主张把周恩来软禁一天，勿使会面。其二为军令部对新四军的处置提出甲乙两案，甲案为明令撤销新四军番号，乙案为不撤销番号，任其北上。张治中主张两案并呈核夺，白崇禧力主只呈甲案，并对张厉声斥骂。其三为军委会办公厅于新四军事件后通报各单位，今后行文“异党”一律改称“奸党”。张认为这三件事将导致两党全面破裂，上书请求蒋加以纠正。蒋竟不理不复。

　　新四军事件一经公布，国内外震动，冯玉祥大骂何应钦搞阴谋。于右任愤然地说：“他(指何应钦)欺骗了我!”张冲说：“这使我无脸见人。”连孙科都表示忧虑。在香港的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则通电反对。黄炎培说：“这是绝对错误的!”美总统代表居里正式向蒋声明：“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英国政府也表示要蒋停止国内冲突。反对之声，来自国内外四面八方。蒋介石自知理亏，于是指派张治中和张冲去和周恩来谈判解决办法。

　　当时，周恩来住在上清寺曾家岩五十号，距张治中住处桂园甚近。张访周谈了几次，首次表示歉意说：“这是少数人的过激行为，希望能和平解决，不影响两党团结和抗战大业。”周恩来严正地说：“事件的性质很清楚，绝不是蒋所说的‘问题很简单，事件也很普通的整顿军纪的局部问题’，而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投降的一次大暴露，方式是突然袭击。问题是很严重的，怎可能不影响两党关系?”张说：“事已至此，总得设法和平解决为好，希望以全局为重，以抗战大业为重。”周说：“从各方面的强烈反应来看，国民党此举是极端不得人心的，对这个反共投降大阴谋，我们要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加以制止!”反复商谈多次，最后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六项要求：(1)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2)惩办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恢复新四军番号；(3)恢复叶挺自由，释放被俘干部战士，抚恤死难将士；(4)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5)停止华中几十万大军的“剿共”战争，平毁西北的反共封锁线；(6)严整抗日阵营，坚持抗日到底。张治中抄报蒋介石，蒋悍然置之不理，谈判遂中止。

　　自此以后，国民党反共气焰虽甚嚣张，但双方的谈判仍在不断进行。到1942年秋，中共中央又加派林彪来重庆参加谈判。林是黄埔四期，张治中的学生，蒋介石就指派张治中负责。张和周恩来、林彪对谈，谈了八个月之久，周将最后意见四点抄给张，张转报蒋介石：(1)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2)军队问题，希望编四军十二个师，请按中央军队待遇。(3)陕北地区，照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4)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在只能作准备布置，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时)，亦可商承移动。

　　在张治中看起来，中共所提条件相当宽大，如确具合作抗日诚意，应予接受，随着这一条款的执行，两党摩擦有可能终止。无奈蒋介石及其属下坚拒，和谈又一次中止。

　　到1944年5月间，中共中央又派林祖涵到重庆继续谈判。蒋介石派张治中和王世杰为代表参加。谈判时间由5月至10月底，地点由西安到重庆，过程遥长、曲折而又艰苦。最后林代表中共提出组织联合政府、召开国是会议等主张，蒋介石一口拒绝，和谈又一次失败。最后仅由张治中、林祖涵二人在国民参政会分别作报告，诉之于社会公断。

　　到同年1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私人代表赫尔利来华，表示愿调解国共两党争端。国共双方同意。中共代表是周恩来，国民党代表是张治中、王世杰(宋子文当时代行政院院长，亦有时参加)，加上赫尔利，从11月谈至1945年夏，双方互提条件。关键在于蒋介石坚持不肯立即结束党治；党派会议的决定和施政纲领须通过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是会议方能成立；拒绝中共派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会议等。因此未能达成协议。

　　两党谈判断断续续，时松时紧，但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泽东到重庆，却把和平谈判推上了第一个高峰。

　　先是1943年夏某一天，蒋介石电约张治中往见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张听了很兴奋，说：“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于是蒋立书一亲笔信给毛泽东，发出邀请。信由林彪带返延安，但杳无信息。日本无条件投降，全国热烈庆祝，张却忧心忡忡。因为他目睹两党关系已恶化至极点，内战一触即发，因此向蒋介石旧事重提，请再次发出对毛泽东的邀约。蒋立予同意(按：事后知吴鼎昌亦有同样建议)，连发三电，毛泽东欣然同意。蒋介石于是派张治中做代表会同赫尔利坐专机到延安迎接——这是张治中一到延安。

　　事情进行顺利，张治中于8月28日把毛泽东接到重庆，把自己的官邸——桂园借给毛泽东、周恩来使用，当晚又陪同毛泽东到蒋介石官邸欢宴洗尘。经过双方商洽，当即派定谈判代表：国民党方面是张治中和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中共方面是周恩来、王若飞。由8月29日至10月10日，历时四十三天，谈判共二十七次(其中毛、蒋直接面谈六次)，地点是林园、桂园和德安里三号(蒋的官邸)。经过时间之长，过程之曲折复杂，气氛之极度紧张，是国内外会谈中少有的。在谈判进行紧张、遇到障碍的关头，张治中在斗室之中，时而喃喃自语，时而仰空长叹，寝食不安，确实是够操心的了。

　　从两党谈判开始的立场和所提条件来看，和谈成功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双方迫于形势不得不力求妥协，协议终于达成。张治中于10月8日在军委会大礼堂举行规模盛大的宴会欢送毛泽东，《双十协定》终于在10月10日于桂园签字。毛泽东于10月11日坐了张治中的专机飞返延安，蒋介石同意由张亲自伴送——这是张治中二到延安。

　　《双十协定》的签订是两党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但跟着要有许多具体措施予以落实，问题才算真正解决。正在这时候，美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马歇尔来华促进中国的和平。马原任美国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在国内外素负声望。美国派这样一位重要人物来华，其根本目标在于争取中国、联华抗俄，但他也确实促进了国共两党问题的继续解决，使和谈推进到第二个高峰。

1946年1月，旧政协召开，跟着军事三人小组成立，停战协定签订，整军方案完成，东北停战达成协议。

　　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最高军事三人小组是决策组织，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则是执行机构。三人小组是核心，是这一段历史的漩涡中心。其中争吵最多的是整军方案的谈判，关键问题则在中共军队整编的数字和驻地上。两党斗争已由政治斗争为主转入以军事斗争为主。

　　说来也奇怪，马歇尔对中国问题是个门外汉，在他自动草拟的整军方案初稿中，竟然规定中共在海军、空军中都占有30%的力量。马请张转给蒋介石，张看了觉得很纳闷，中共根本没有海空军，亦从未提出要求，而整编后却凭空取得30%的兵力。蒋介石看了，勃然变色，额筋暴现，几乎破口而骂。蒋向来采取限共的方针，现在忽然让它增加这许多兵力，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蒋最后忍着气同马歇尔商量，马另拟新案，把这一条完全删去。

　　整军谈判是艰苦的。虽然时间只有十二天，但针锋相对，剑拔弩张，日谈夜谈，会上谈，会下也谈，双方都到了舌敝唇焦、精疲力竭的程度。在整编数字方面，中共初步要求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而蒋介石则始终坚持“十二师之数，乃中央所能允许之最高限度”。最后中共让步，希望整编成二十四个师，最少二十个师。张治中特别同蒋作了长谈说：“中共本来拥有正规军一百万，民兵二百万，现在愿意从四十八个师的要求降为二十四个师，最少二十个师，是很大的让步，我们是可以考虑接受的。”还特别指出：“国军整编后缩成五十个师，仅指陆军，此外还有海军、空军，陆军中还有其他兵种如宪兵、工兵、炮兵、轻重兵等，中共是没有的，我军始终占极大优势，希望到此达成协议吧。”那知蒋介石听了大不以为然。两人正为此争论得脸红耳赤，蒋的随从参谋皮宗敢陪同马歇尔进来。马见状甚为惊讶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蒋忿然说：“我正在和共产党代表谈判!”张治中连忙向皮示意不要直译，用别的话遮掩了过去。

　　谈判虽然艰难，但终究达成协议，通过一项整军方案。为了交付北平军调部执行并检查各地两党军事冲突，得到蒋介石同意，张治中同周恩来、马歇尔坐了专机前往各地视察，历经北平、张家口、集宁、济南、新乡、徐州、归绥、太原、武汉、延安，然后再回重庆。到延安的当晚，中共中央特别为张、马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会上张治中有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其中说道：“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这话引起全场热烈鼓掌。这是张治中三到延安。

　　《双十协定》、《政协决议》、《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等先后签订。从表面看，两党问题好像很可能解决，到1946年6月，蒋公然撕毁一切协议，在全国发动大规模内战。开始，好像还颇为得手，攻占张家口后沾沾自喜，认为三个月内可以击溃关内共军主力，半年内可以完全歼灭共军。谁知后来军事节节失利，到1947年，他又想起和的一手，希望张治中四去延安。张治中兴味索然，便说：“请邵力子一道去吧。”事情一经提出，即为中共坚决拒绝。

　　到1948年6月下旬，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都每况愈下，已成颓势。蒋介石从西安电约张治中由兰州往见。两人盘桓七天，无所不谈，张治中为蒋详细分析军事、政治、经济形势，认为绝不能再拖下去，只有改组政府，放弃戡乱，实行停战，恢复和谈，才能挽回。蒋说：“可以试探和谈，甚至找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先谈都可以，但绝不能停止戡乱，不能停战。一旦宣布停战，内部马上要分裂，让中共混进来，我们受不了。”最后说：“等形势稍为好转些才能谈和。”

　　同年8月，东北解放，华北大部解放，平津吃紧。蒋介石又密电张治中从兰州去南京，叮嘱：“行动要保持机密。”这一次，两人一谈又是几个钟头。张力主由蒋出来倡导和平，放弃战乱。蒋说：“要和，我就得下野，但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一直拖到年底，在淮海战役彻底失败，白崇禧电蒋“逼宫”之后，蒋才被迫发表“元旦文告”，宣布“引退”，把总统职务交给李宗仁代理，自己飞回浙江奉化溪口老家。实际上，蒋介石的“引退”是假的，幕后却抓紧备战，指使何应钦、顾祝同抓紧编组二线、三线部队。

　　这一段时间，张治中的心里十分复杂，精神上十分苦闷。他已断定蒋介石必败，战与和都无济于事，但因与蒋关系太深，不忘知遇之恩的观念紧紧束缚了他，一时解脱不出来。于是，不得不把和谈的重担重新担负起来。

　　李宗仁一上台，就宣布愿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国内和谈空气渐浓，国民党行政院通过和谈代表：张治中(首席代表)、邵力子、章士剑、黄绍、刘斐、李蒸。在行政院长何应钦主持下，研究了一个“和谈腹案”九条要点。张治中深知凡事没得蒋介石点头，什么也做不成，于是安排时间到溪口去看蒋，一则去摸蒋的底；二则劝蒋出国，便于李宗仁放手谈和。

　　张治中先后到溪口两次。第一次是1949年3月3日至10日，是和吴忠信一同去的，共停留八天，也和蒋谈了八天。蒋一见张就大动肝火：“你们到这里来的目的我知道了，报上已登出来了。他们逼我下野，可以，逼我亡命国外是不行的。我已下野，就是一个公民，公民有居住的自由，何况这里是我的家乡!”但对张治中所提有关和谈的各项问题及对国内政治亟待解决的问题，却逐一表示了意见。最后一天，蒋从住处雪宝寺一直送张下山直到宁波机场，并反复表示愿意和平，希望这次和谈能成功。

　　张治中第二次到溪口是同年3月29日，带了“和谈腹案”去给蒋看。蒋看了不提意见，但说：“你这次担负的是最艰巨的任务，要特别小心!”按蒋的内心，当然希望谈判结果隔江而治，但他也明知这不可能，所以对张治中说：“必要时可以让步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和汉口、南京、上海三市联合管理，但不必由我方先提出。”临别时，张到蒋母庐墓致三鞠躬礼，蒋站在墓旁，连声“谢谢”。两人边谈边走，一直走到溪口。蒋最后再次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率领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飞赴北平，参加国共和谈。这是张毕生参加和谈的最后一次。

　　张治中与蒋介石的关系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