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stoke furnances:五种能力的培养4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3 00:11:57
第五章 要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各级党委及其领导干部，必须立足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继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使我们党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对各级党委及其领导干部提出的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从这样的高度深刻认识提高总揽全局能力的重要性，并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总揽全局的能力。
一、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
古人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说的是目无全局的将军，即使争得一城一池，最终难免全军覆没；目无全局的棋手，即使围得一子一目，最终难免满盘皆输。毛泽东说，处于局部地位的各级领导之所以有必要研究全国大局，是“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①
1.谋全局不是喊口号
总揽全局是由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所决定的。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但必须明确的是，谋全局不是喊口号。现在我们有些领导干部，整天忙于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忙于各种场面和应酬性活动，以电视上有影，报纸上有字，广播里有声为荣，从早到晚，不停地发表各种言论：今天有个新战略，明天有个新思路；今天说农业是基础，明天说科技是关键，后天又说教育是根本。他们不仅对本地区或本部门的工作没有通盘的考虑和筹划，更是很少静下心来考虑全党和全国工作的全局性问题，不了解当前全党和全国工作的大局是什么，不善于从全局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也不善于把一些具体问题提高到全局性的高度去解决，只是空喊一些口号而已，以至于一些老百姓嘲讽地说“农业是基础，科技是关键、教育是根本”这些口号都对，就是在当地对不上号。这同领导干部担负的职责是不相衬的。各级领导干部如果不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就难以做好领导工作，更难以担当历史的重任。
空喊口号说白了是作风不深入，满足于搞形式主义造成的。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来，一贯倡导求真务实，反对形式主义，要求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作风，讲真话，办实事，求实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转变领导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和一些同志身上，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形式主义倾向。不是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而是满足于对上级文件照抄照转；追求表面轰轰烈烈，不讲实际效果；不愿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报喜不报忧，有的甚至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等等。
空喊口号从根本上是脱离群众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领导干部长期养尊处优，满足于开会发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群众急需解决的困难和问题。比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三农问题、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下岗工人问题等都是亟待解决的。但如果不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就只能喊喊口号而已。
2.谋全局不是谋局部
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干部中的领导者，可以说都是大大小小的指挥全局的人。而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上面。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事情，甚至为了一时一事的局部利益而不顾全局利益，那就难免要出问题了。这已经被大量的事实所反复证明。例如，有的地方的领导干部为了谋求当地经济的一时发展，竟保护当地一些民众制假贩假的违法活动，使得当地的制假贩假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虽然使当地民众有了一定的收入，但这些收入毕竟是非法收入，民众在其采取的藐视国家法律法规行为得到纵容的情况下，会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起来，不仅使当地的法制环境受到破坏，民风不正，社会治安混乱，而且也破坏了当地的长远经济发展环境，特别是投资软环境差会使当地失去很多发展的良好机会和空间。从发展的角度讲，这样的领导干部不是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是“为官一任，害苦一方”。
再比如，有的地方的领导干部，深受“肥水不流外人田”思想的影响，在跟外地投资商已经签订项目开发协议和合同且该投资项目已经取得良好效益的情况下，擅自单方毁约，把该投资项目转给本地人去经营。这不仅落得个不讲诚信的骂名，而且今后还有谁愿意到该地去投资呢？而在严重缺乏资金的情况下，没人投资无疑是断了当地经济发展的“脉”。所以，作为为官一任的领导干部，必须树立“你发财，我发展”的观念，“筑巢引凤”，着力改善当地投资环境，引导外资和国内资本参与本地开发，这样，才能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3.谋全局是管总的、管方向
什么是总揽全局，怎样才能做到总揽全局呢？所谓总揽全局，对于整个党来说，包括这样一些含义：首先是管总的，管方向。可以说，在当代中国，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如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如何等等的一切，全系于中国共产党一身。国家搞得好，人民满意，是我们党的光荣，国家搞得不好，人民不满意，是我们党的失职和耻辱。所以，党要管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全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等的都要管。其次是党要“协调各方”。也就是说，要把各方面的力量协调起来，形成合力。而不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在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条件下，我们党要真正做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课题，过去没有做过的课题，它对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是一个考验。我们既要揽得住，纲举目张，又要充分发挥国家政权组织及一切社会组织的作用，使它们尽职尽责地发挥作用。
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毛泽东高超的领导决策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多谋善断，全局在胸，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当主客观条件具备时，他能抓住机会，而当条件尚未成熟，但朝着有利的形势发展时，他也敢下决心。正是这种素质，在解放战争的第三个年头，他亲自组织和指挥了著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他先是选择决战的方向，这就是东北，因为有了东北，就支援了全国。正当辽沈战役方兴未艾之时，毛泽东抓住时机，布置了淮海战役，取得了中原决战的胜利。当辽沈战役、淮海战役激战之时，毛泽东秘密命令东北野战军入关，配合华北野战军发起平津战役。这三大战役的布局可谓一环紧扣一环，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领导全局的艺术。
把握全局是领导干部必备的一种素质和能力。善于把握全局，就是要能够总揽全局、驾驭全局，争取全局工作的主动，这是做好一切领导工作的必备条件。现代科学理论告诉我们，事物不但作为矛盾而存在，而且作为系统和过程而存在。作为系统，它包括诸多要素；作为过程，它包括发展的各个阶段。事物的全局，就是事物诸多要素相互联结、相互作用的发展过程。我们的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各行各业、各地区各部门，包括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过程和阶段。因此，必须处理好各个方面与各个阶段之间的关系，力争全局工作取得最佳效果，切不可囿于局部而忽略全局。
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域，不谋长远不足以谋一时。如果领导干部整天忙于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忙于各种应酬，不善于考虑带有全局性、长远性的问题，不善于把具体问题提高到原则高度去分析思考，就难以独当一面、担当重任。
把握全局，首先要把全局作为领导干部考虑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亚里士多德曾说：“整体不等于各个孤立部分的总和。”整体的功能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部分功能之和。“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说的是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三个和尚没水吃”，说的是整体功能小于部分功能之和，其中决定因素在于局部。所以，作为领导干部，要善于把握全局，要时刻意识到，全局高于局部，在事物的发展中，全局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我们处理问题首先要着眼于全局，要站在全局的高度观察局部。全局协调一致，才有利于局部的发展。
把握全局，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重视研究全局问题。懂得全局，才能自觉地服务于全局，服从于全局。邓小平总是告诫我们要站在全局的高度考虑局部问题。例如他曾指出“要提倡顾全大局，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大局。”①后来邓小平在谈到对外开放时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又说：“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在谈到东西部关系问题时，是从全局和长远的高度着眼的。作为局部的沿海和内地，只有立足全局才能坚决和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决策。
领导干部不但应当重视研究全国大局问题，而且应当密切关注世界大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在精心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蓝图时，不但立足于中国的国情，而且以马克思主义者宽阔的眼界观察世界，密切注视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只有了解世界大局，我们才能深刻理解邓小平理论，增强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处于局部地位的领导干部不仅要注意研究全国和世界大局问题，还应当注意研究自己这个局部所应处理的全局性重大问题。全局和局部是相对而言的。毛泽东说：“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要照顾各方面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③因此，负责局部工作的领导干部，一方面要研究全局的重大关系及其变化，同时局部自身作为全局，又包含一系列自身的重大关系和变化，作为局部的领导者，研究、处理好这个局部所包含的重大关系，是做好局部工作的重要条件。抓住并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就可以有效地推动全局工作的开展。
因此，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有大局意识，想问题，办事情，都要有战略思维，或者说要有全局性思维，即着眼全党和全国工作的全局观察和处理问题。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对本地区或本部门的工作进行通盘的考虑和筹划，更要静下心来考虑全党和全国工作的全局性问题，了解当前全党和全国工作的大局是什么，要善于从全局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善于把一些具体问题提高到全局性的高度去解决，这是提高总揽全局能力，做好领导工作的必备条件。
二、抓大事、议大事、管全局
我们的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担负着领导一个地方或部门全面工作的重任。怎样才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和重托，是一个必须经常思考的首要问题。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机关和同志，关键在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所担负的责任。毛泽东说过，领导无非是两项工作，一个是出主意，另一个是用人。出主意，就是决策，就是制定方针政策。制定哪方面的方针政策，对哪些问题进行决策，领导干部必须搞清楚。方针政策性质的东西是管总的，是必须牢牢抓在手上的。而决策就不能事无巨细，胡子眉毛一把抓。
二、始终关注和把握方向和大局
地方党委，担负着对中央和上级党委负责和对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实行全面领导的重大责任，必须集中精力把好方向、抓好大事、出好思路、管好干部，从政治、思想、组织上加强领导，较好地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按照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的规定，地方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内涵包括以下内容：“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的领导主要是：对本地区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组织的主张成为本地区的法规或政令；向地方国家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在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成立党组；组织、协调本地区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工作；动员、组织所属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团结带领群众实现党的任务。”
什么是本地区的重大问题？改革发展稳定是重大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重大问题，一句话，经济建设是中心，是重大问题。在当前，按照十六大的部署，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于本地区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问题，如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问题，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都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全面谋划，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
党组织要依法执政，就要学会和人大、政府打交道。怎么打交道？要明确党不是人大，人大是权力机关；党不是政府，政府是执行机关。党组织要把自己的主张变成人民的意志，化为现实，需要经过一个中介环节这个中介环节就是法定程序。党组织向人大提出建议，人大经过立法程序把党的意志变成人民的意志。
党管干部是不能动摇的原则。执政党要执政，没有组织保证是不行的。但是怎样执政，怎样管干部，是一个方式问题。党管干部，但是党不应该直接用委任制任命制的方法管理国家机关的干部。要向地方人大机关进行推荐，经过法定的任免程序来完成。要协调和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的关系。怎么协调，现在探索出的办法是在这些组织中成立党组，党组受党的领导，党的意志通过党组然后对这些组织进行领导。
2.牢牢把握基本环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党委要在领导过程中做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一定要在把握基本环节上作出努力。
一是要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加强地方党委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一方面，地方党委既要全面正确理解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把握其精神实质，又要弄清自身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符合本地区实际的经济建设的工作方针和经济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地方党委又必须学会运用经济规律，依法加强对地方经济工作的指导。党组织不仅要从“领导一切”向“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转变，做到放开而不放任，促进政府更好地履行管理经济的职能，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强化协调机制，把基层党组织以及人大、政协、群团组织、民主党派等各方面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统一步调，同心协力把经济搞上去。
二是地方党委要在理顺党委与政府关系中做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在实践中，党委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是我们一直在探讨但并未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地方党委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就无法实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发挥不好领导核心作用。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加强党的领导，不是由地方党委包办一切，干预一切，不是直接管理经济和社会，不是直接向国家机关和人民群众发号施令。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应该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三是注重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健全社会主义地方法制。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们的民主同法制是相关联的。健全法制，最根本的是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一方面要加强地方立法，用法律指导改革，为建立新型的党政领导体制提供法律保障，使地方党政关系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另一方面要破除人治的思维模式，切实做到依法治国。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地方党委应当保证地方的立法、司法、行政各机关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工作，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
3.形成把握全局的领导格局
地方党委担负着对中央负责和对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实行全面领导的重大责任，必须站得更高一点，看得更远一点，想得更深一点，集中精力把好方向、抓好大事、出好思路、管好干部，从政治、思想、组织上加强领导，切实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善于从政治上、全局上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本地区得到准确、全面的贯彻执行。对于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干扰和影响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种种错误思想，必须及时坚决地予以排除，以保证我们的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要把中央精神与本地区实际结合起来，从探索一条发展新路子，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做好工作，把对上负责同对下负责结合好，关心人民疾苦，诚心诚意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谋取幸福。
决策重大问题。抓好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是地方党委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重大问题，一是涉及全局性的问题，包括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重要的人事安排等。二是重大政策问题，包括重要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在未经人大讨论通过和正式公布前也属于政策的范畴）。由于政策具有导向性，对本地区工作的协调推进必然会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地方党委要进行讨论研究和提出建议或意见，并推进有关部门依法有规范有秩序地组织实施。三是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包括物价、收益分配、职工就业等调控举措，也是地方党委需要讨论的重大问题。重大问题的决策，要按照有关规定，规范决策程序，完善决策制度，促进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安排重要人事。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保证党的路线的连续性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也是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重要组织保证。抓好干部管理教育是各级党委的重要任务。要根据干部分级分类管理的原则，集中精力抓好自己分管的领导班子的配备，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按照中央的规定，严格执行重要干部的推荐和任免程序，在组织考察与群众评议相结合的基础上，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对于同级人大、政府、政协及主要群众团体，党委负责考察、推荐重要领导干部人选，然后按法定程序选举和任命。坚持党管干部，不仅要管好干部的选拔、任命，而且要加强对干部的培养、教育和监督。在干部任命、使用前，要注重培养、教育、考察；在任命之后，要继续培养、教育和考察，严格执行干部管理的各项制度，完善监督机制，增强领导干部为民掌权、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
开展宣传教育。宣传思想战线历来是我们党直接领导的一条十分重要的战线，事关舆论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地方党委必须花大力气抓好宣传思想战线的工作。要准确把握舆论导向，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六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上来。维护社会稳定。政法工作也是我们党直接领导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它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因素不仅大量存在，而且还会继续增多。因此，一方面，各级党政组织要认真落实维护
稳定工作领导责任制，坚持各种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工作制度，依靠人民群众，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时化解和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另一方面，政法系统作为职能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公、检、法、司导下进、安等部门要在党委的统一领行有效的运作，严密防范和依法打击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破坏活动，依法严惩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严惩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扫除社会丑恶现象，以保障本地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形成工作合力。一方面，党委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加强对人大、政府、政协的领导，组织本地区各方面的力量，协调各种工作关系，但决不包揽和代替人大、政协特别是政府的日常具体工作；另一方面，人大、政府、政协也必须自觉服从党委领导，紧紧围绕党委的中心任务，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做好工作。
领导群众组织。工会、共青团、妇联是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必须注意发挥它们的作用。地方党委要加强对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领导，通过这些组织，广泛团结职工、青年和妇女，为推进本地区三个文明建设而奋斗。要积极支持工青妇组织依照法律和各自的章程开展工作，更好地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发挥群众组织在治理国家事务中的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作用。通过工青妇组织与群众的联系，了解和掌握基层的情况和群众的呼声，使地方党委的决定或决议能更符合实际，更好地体现群众的意愿，不断提高工作水平。
三、提高解决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能力
立足于全党和全国工作的大局，是党的十六大报告为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总揽全局能力而提出来的一项基本要求。有的领导干部可能会说，考虑和研究全党和全国工作的大局问题，这是中央一级领导同志的事情，而我在一个地方或部门工作，有这个必要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你所在的地方或部门的局部工作是全党和全国工作大局的局部，离开了全党和全国工作大局，你所在的地方或部门工作的局部就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局部，就不可能真正发挥局部的作用。
当前，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就必须对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和全国工作的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问题有深刻了解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把它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结合起来，做到胸中有数，把握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动权。
1.要有执政党的理念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即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所处历史方位的这一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以时代的眼光，科学制定党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以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从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
一是我们党已经从一个夺取全国政权的党，成为一个执掌全国政权的党。党的地位的这种深刻变化，决定了我们党应该从“夺权的党”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向执政党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转变。今天我们要思考和解决的是“执政党的建设”，而不是“夺权的党的建设”或者“革命党”的建设，它要求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从执政党的角度来思考和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的问题。
二是我们党不仅仅是执政党，而且是长期执政的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跟刚刚上台执政的党是有所不同的。它要求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认真思考长期执政的党容易产生什么问题，以及如何避免和解决问题。我们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人人皆知的一个常识，可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什么呢？对于这一点，却不是人人皆知的，因为我们过去往往更多地是阐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优势和特点。对其存在的突出问题虽然在执政后的不同历史时期也有过深刻的阐述，但是，真正从“最大危险”的角度和高度来审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存在的问题，是在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上。在这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这个命题。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党章都重申了这个命题，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为什么说脱离群众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呢？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突出特点是一党长期执政，执政党支配着国家和社会的各种资源，其权力之大，是其他任何政党和组织所无法比拟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监督实效往往取决于执政党接受监督的自觉性的大小。如果掌握着各种权力的执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能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或者各级领导干部在运用和行使国家公共权力的时候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就必然会被人民群众所唾弃，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也难以巩固。因此，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监督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是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历史方位必须解决的一大课题。
三是从受到外部封锁状态转到对外开放状态。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它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充分认识到，今天我们党领导国家建设已经不再是受到外部封锁的那种条件下，而是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对外开放最直接的意义和作用，在于已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融入到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这种融合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增强。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想问题、作决策的时候，必须摒弃封闭狭隘的思维方式，具有开放思维和世界眼光，遵循国际通行的经济规则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善于从我国对外开放的角度来理解党中央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特别是对一些突发性事件的处理的用意所在。
四是从实行计划经济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去我们是领导国家搞计划经济，现在则是领导国家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一些领导同志往往感到“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这是我们党在带领人民推进改革和建设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如果再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命令的方式方法来管理社会经济活动，那肯定是不行的。如果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不善于创新而一味因循守旧，那肯定是不能胜任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想问题、做决策的时候，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办法和手段。
上述四个方面的深刻变化，是我们党对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作出的科学判断，它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执政党意识，迎接挑战，按照新的要求为人民掌好权。
2.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就必须把握这个全局性问题。按照十六大报告的提法，发展的内涵主要是“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紧紧把握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这里面主要说了四层意思：一是发展是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国力基础。要使我国社会主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真正发挥出来，就必须在这两大基础上获得真正发展。二是发展是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还包括政治、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只有各个方面都发展了，才是全面的发展。三是发展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促进入的全面发展。它要求从以开发物力资源为重点的发展走向以开发人力资源为重点的发展，从由重国强轻民富的发展走向国强和民富相统一的发展。四是发展是可持续发展。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要注意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发展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因为从党执政的角度来说，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都无从谈起，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民富国强更无从谈起。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这一点已经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所证明。根据联合国亚太事务委员会的统计，1949年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不仅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也远远低于当时整个亚洲44美元的人均收入。现在，当我们党把中国带到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的时候，我国的GDP已达到10万亿元人民币、世界排名第六位。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22年间，一个拥有12亿多人口的东方大国，城乡居民总体上实现了由贫困到温饱、再由温饱到小康两个阶段的历史性跨越，这是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是中国近200年来未曾有过的辉煌。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个奇迹，正是这样的辉煌，为我们党能够长期执政提供了依据和基础。与之相反，苏联共产党在这方面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苏联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伊始，就提出了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从而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初步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苏联的经济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年平均增长率不足3％，加上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争夺霸权，将大量财力投入军工和军费，使苏联经济雪上加霜，19为90年-2经济出现负增％长，199，1年进一步下降为-12％。苏共垮台的原因很多，但经济没搞好不能说不是一条重要原因。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①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教训从正反两方面说明，执政党只有在发展上“有为”才能“有位”。
发展是兴国的硬道理。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一个国家的尊严来自于国家的综合实力。为什么有的国家很强，财大气粗；有的国家很弱，屡遭欺凌？究其根源，主要在于这些国家发展速度快慢、发展规模大小和发展质量高低不同，而发展的速度、规模和质量，又往往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执政党是否具有发展的自觉意识，是否把发展作为兴国的第一要务。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最紧迫最需要解决的，就是发展问题。离开实力的支撑，国家就会在国际竞争和交往中处于某种被动，在一些重大国际事务上说话就没有分量，甚至没有发言权。要在这种激烈竞争中取得优势，除了靠发展来积累自己的实力以外，别无选择。
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就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大局。“要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立足于中国现实，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开拓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新途径；坚持和深化改革，做到“三个坚决”，即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紧紧把握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
3.必须紧紧抓住新世纪头二十年的重大战略机遇期
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就必须紧紧抓住新世纪头二十年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二十年，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我们要在新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就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和全国工作的大局。
“必须紧紧抓住”，这是现实的需要，就像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那样：“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能不能抓住机遇，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只有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才能财大气粗，腰杆子才能硬起来，否则就难免捉襟见肘、忍气吞声、落后挨打。
回顾中国的历史在15世纪以后，中国的经济技术落后了，很重要的原因是丧失了一些重要机遇。18世纪后期，西方刚开始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时期，经济繁荣，中西文化交流频繁。当时西方的商人和使节带到中国来的钟表仪器和火炮等器物，体现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已经预示着西方社会大变革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但是清政府没有看到这些器物的背后潜在着的科技挑战和威胁，仅仅把这些东西看成是可有可无的玩物而已，坐失了推动中国经济转变的大好时机，以至于中国从世界工业化起步阶段就开始落伍了。
同时，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清政府多次丧失了幡然悔悟、变法图强的历史机遇。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王朝签订了《南京条约》，但并没有像日本那样变革图强。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志士首先从噩梦中惊醒，睁开眼睛观察世界，一方面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满清帝国，他们率先产生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愿望，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19世纪6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一场企图借助西方先进技术来“富国强兵”的“自强”运动和洋务运动。与此同时，隔海相望的岛国日本也在进行一场变革，史称“明治维新”。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两者的成效和结局却大不相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地进行了资产阶级的改革运动，成为亚洲惟一的资本主义强国；而中国经过洋务运动，不仅未能富国强兵，反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淖中越陷越深。
从这些历史的回顾中，可以得出一条基本的结论，就是在时代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在机遇降临的时候，能否紧紧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自己，对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抓不住机遇，是要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的，即便是一个大国，那曾经长期戴在头上的强者桂冠，也会被别人摘走。
4.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正确认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是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重大问题。三者中任何一个出了问题，不仅会直接影响另外两个，而且会直接影响现代化建设的全局。1995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指出：“实践证明，三者关系处理得当，就能总揽全局，保证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处理不当，就会吃苦头，付出代价。”①这是我们党和国家付出沉重代价后形成的共识。
这三者的关系中，发展是目标。发展是硬道理，这是在处理三者关系问题时首先要树立起来的观念。发展当然包括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全面进步，但首先是指经济发展。说发展是硬道理，是因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我们要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持稳定局面；逐步缩小收入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克服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在世界舞台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根本上摆脱经济落后状况，跻身于世界现代化国家之林，都离不开发展。
这三者的关系中，改革是动力。改革是指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管理体制、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等全面改革。只有广泛而深入的全面改革，才能解决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优化环境。二十多年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是在改革中实现的，实现未来二十年甚至五十年的奋斗目标，关键仍在于深化改革。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在于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还要为新世纪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三者的关系中，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稳定是指国家政局的稳定、社会稳定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政策的稳定不变。
总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的过程中，要发展生产力就要改革，改革能否成功，又影响发展进程，也影响社会稳定。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了，完善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与否，不仅影响改革的推进，而且会影响发展进程，只有在稳定的局面下才能搞好改革和发展。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通观全局，精心谋划，从整体上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内在关系，做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要把加快改革和发展的紧迫感同科学求实的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和可能出现的困难，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四、善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
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必须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既要全面认真地贯彻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要科学、清醒地认识本地区本部门的发展基础、优势条件、制约因素等。要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善于把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置于国内外宏观形势和全国工作的大局中来思考、来谋划。
1.善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
党中央强调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同时，还强调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总是由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的。由于劳动性质、就业方式、收入分配等条件的变化，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职业、不同方面的群众的具体利益又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中央要求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都必须毫不含糊地照顾到社会上的各种经济需要，代表和整合不同的利益。
现在的社会现实早已不是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存在的利益主体单一化、个体间利益均衡化、利益需求整体化的状态了，而是出现了利益主体多元化、个体间利益非均衡化、利益需求个体化的发展态势。这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相对分散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多元主体经济，它以经济活动主体的多层次、多样化、多元化为前提。只有作为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个人、企业法人成为自己活动的真正主体的时候，才能调动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才会有竞争，才会有效率。而多元化就意味着利益差异的存在。我们不能任由多元化造成无政府状态来瓦解社会，但也不能简单地回到过去，重新拾起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单一式的整体化和统一性。因此，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必须正视利益差别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头脑里总是想着现实存在的利益差别不对，只有过去那种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整齐划一才是正确的，那么，想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是不可能的，更谈不上“妥善处理”。实事求是地说，现实生活中，对利益差别持否定态度的领导干部不是绝对没有的。
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要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应当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要求，在思想观念上正视利益差别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讲，怎么才能了解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需求呢？这是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如果对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需求不了解，就不可能对其“进行认真考虑”。按照十六大报告的要求，要了解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需求，就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的决策机制。具体地说，就是要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
比如说，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就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凡是出台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在正式实施之前，都必须进行社会公示，让有关群众了解重大事项的决定情况，允许群众在一定期限内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各级党委和政府在这一公示的过程中要学会倾听，并重新审视原有的重大事项决定的合理性，尽最大可能吸纳群众的合理性意见和建议，使正式出台的重大事项决定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体现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需求。
再比如说，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听证制度，就要求各级政府在作出具有影响公众权利义务的措施和决定的时候，应当尊重公众要求进行听证的权利，举行听证会。1996年3月通过的《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行政听证制度。该法规定：行政机关在对企业行使停产停业、吊销企业营业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时，必须告诉对方有权申请听证，以听证质证作为处理结果的依据。此后，1997年通过的《价格法》第23条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第58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当然，种种原因导致有的价格听证会存在诸多令公众不满意的问题，主要还是公开性不够。不公开自然就会导致人们对听证会的真实性和民主性的质疑。
总结以往经验，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听证制度，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首先要解决的是建立社会听证制度的目的问题。听证的目的就是了解民意，扩大公众参与，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因此，就必须解决听证会的民主性和公开性问题，不能你听你的，我定我的，搞“假听证”；也不能搞了听证而不公开听证过程。建立社会听证制度，不是举行听证会就万事大吉了，还必须对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程序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以事前程序为例，在举行听证会之前，有相应的申请程序；必须事先公布听证的内容，明确公共政策的目标；要征集听证代表并提前若干天公布其身份，本人不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代表，也不能内部圈定听证代表；公布听证会的主持者、听证会的时间和地点；还要事先公开听证材料，所有有关的书面信息都必须提前公开。有了“靶子”，利益相对人才会去注意，做到有针对性地搜集证据，做好抗辩的准备。这是国际通行的惯例。
要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之一，是实现一种新型的社会公平，包括实行按劳分配、达到人民共同富裕等。可以说，没有这种新型的公平，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那么，这种新型公平的实现途径是什么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选择了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社会出现了一定的收入差距，于是，就出现了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进行置疑的现象，主张搞“平均主义”分配政策，搞“劫富济贫”。而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没有效率的公平是虚拟的公平，没有差别的“平均主义”分配政策绝对不是公平的分配，也不是真正的“按劳分配”，而是干多干少都得到均等的分配，这对干多的人是不公平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社会存在着收入差距是正常的，如果收入没有任何差距反而是不正常的。当然，这里所说的正常情况是指适当的收入差距，而不是出现收入差距过大甚至出现贫富两极分化。那么，究竟收入差距多大才算正常情况呢？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0.4为警戒线，达到0.6则属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我国现在的基尼系数是多少，说法不一。一种认为是临近警戒线；一种认为是超过警戒线。不论怎样，我国目前确实存在着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方式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因为收入差距过大而走“平均主义”的老路，而是要“努力实现效率与公平的优化结合”。效率与公平有矛盾的方面，更有相统一的一面。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历史的选择的话，那么，现在和将来，则不能因追求效率牺牲公平，更不能因追求公平牺牲效率，而是要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体现公平，在追求公平的过程和结果中保持效率。不仅要让更多的人分享效率的果实，又要让更多的人能够有果实可分。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要总揽这个全局，要对局部进行统筹兼顾与合理安排，就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当前，在贯彻这一基本方针时，遇到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我国社会新出现的“其他社会阶层”问题。所谓“其他社会阶层”，是指除了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干部以外的其他社会阶层，主要是指伴随改革开放而产生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社会阶层。对这些新的社会阶层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问题。
这里，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思想观念问题，就是这些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究竟是我国社会的一种进步呢，还是社会的一种倒退的问题。应该说，我国社会阶层多样化是社会的一种进步。这种社会阶层多样化正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导致原有的社会阶层分化的必然结果。在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社会阶层长期处于三级式阶层结构状态，即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干部、工人、农民三大阶层，这种阶层结构是通过身份制（阶级成分、户籍制度、职业、所有制身份）来确定的，并通过城乡二元结构和单位体制得以强化的。三大社会阶层之间高低有序、界限分明，禁止流动。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与此相一致的户籍制度，将农业人口与城镇居民严格区分开来，形成了事实上的身份差别；僵化的劳动制度和单位体制以及严格的用工制度，把社会成员牢牢地圈定在单位之中，并从总体上消除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劳动岗位的可能；僵化的干部人事制度，在工人和干部之间隔出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社会阶层结构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吻合。执政党和国家通过这种制度安排，将一切社会资源和一切社会权力高度集中起来，获得了高度有效的社会控制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然而，其明显的缺陷性在于使社会成员的地位因身份制而具有先赋性，并且具有代际传承性，大大限制了社会成员的流动性，不仅使个人对国家、单位产生强烈的依赖感，而且极大地限制了社会的活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之所以出现分化，主要是社会经济政策推动和市场拉力的双重作用的结果。经济结构的变革，作为一种内在冲击力，打破了旧的社会结构框架：一方面，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使得在体制外空间逐渐出现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混合经济等不同于传统单位的新经济组织和其他社会中介组织；另一方面，传统的单位组织体系发生变化，企事业单位逐渐摆脱了作为国家机器一部分的地位，转为具有独立行为的法人实体，主要靠自身的竞争实力在市场中获取资源。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使得原来的三级式的社会阶层结构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特别是随着身份制、单位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弱化，随着干部人事制度、劳动就业制度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使个人和单位的关系开始从完全的被动依附状态转向相互依赖和双向选择，社会成员有了更多的选择性和更高的流动性，社会地位的分配体系正在变得越来越开放，整个社会出现利益主体多元性和社会阶层多样性的特点。可以说，我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是现代化过程中自然的现象和必经的过程，也是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政策选择和社会制度安排的结果。社会阶层的多样化将使存在了几千年的传统社会结构转换为适合于现代文明需要的现代社会结构。
既然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是一种社会进步，那么，自然就不能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员看作是社会异己力量，而应当看到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基本上是以职业为基础形成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做到“四个都要”和“四个尊重”。所谓“四个都要”，就是对为中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四个尊重”，即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把这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在全社会认真贯彻，充分认识到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切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海内外各类投资者在我国建设中的创业活动都应该受到鼓励；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使用和支配的，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要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
2.善于发现和解决制约全局发展的薄弱环节
在总揽全局、统筹兼顾与合理安排的过程中，各方面工作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善于抓住薄弱环节并切实加以解决，常常成为推动全局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管理科学中有一个“木桶理论”，即一个木桶由许多木片相围而成，木桶的容水量不取决于那些较长的木片，而取决于那些最短的木片。你要增加木桶的容水量，必须将最短的木片加长，因为它是最薄弱的环节，是木桶容水效益的突出制约因素。党中央和国务院之所以反复强调要调整产业结构，就是因为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使长线过长而短线过短，影响了国民经济整体效益。只有加强短线这个薄弱环节，才能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明确提出了“两个必须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结合本地实际对“两个必须毫不动摇”的理解和执行的力度，可以从一个侧面判断出各级领导干部发现和解决制约当地全局发展的薄弱环节的能力。“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应当是从全国范围上、从总体上而言的，不能理解为行行都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业业都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层层都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否则，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战略改组就没有办法实施，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就无的放矢。在相当一些地方，“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可能成为需要特别强调的薄弱环节。而解决这个薄弱环节对经济全局的发展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意义绝不仅仅是说它对我国经济增长有好处、可以增加和安排就业、可以多增加税收、可以活跃市场，而更在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本质上是鼓励和支持人们创业，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所以，这些地方的领导干部，要解决思想观念问题，充分认识到“公”有“公”的优势，但不是越“公”越好；“私”有“私”的弊端，但也不是万恶之源。还要树立各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理念，尊重和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主体地位，给予其“国民待遇”，直接影响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
3.谋大利、避大害
各级领导干部应当充分地认识到，全局由局部组成，但全局不是局部的简单相加，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各个局部所形成的整体。在事物的发展中，全局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全局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因此，全局高于局部。对于各级领导干部的实践活动来说，谋取全局利益应该是追求的最高价值，全局搞好了，从根本上说有利于局部；当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不可兼得时，要以局部服从全局，谋全局就是谋大利、避大害，而不计较局部一时一地之得失。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非常善于把全局作为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江西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左”倾冒险主义者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反对战略退却，认为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结果造成全局的失败。对此，毛泽东说，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的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他又说：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打烂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作代价。
接着毛泽东得出一个结论，这种看起来好像革命的“左”倾意见，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否则，就是小生产的近视。他还进一步总结说：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①它说明，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正把握好局部的。在一定条件下，局部的暂时地退，正是为了全局的长远的进，这是事物全局与局部关系的辩证法。
打仗如此，搞改革、搞建设、搞一切工作，都是如此。中央提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正是为了从根本上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质量和整体效益；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正是为了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正是为了创造条件打下基础以逐步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正是为了在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正是为了把今天的发展与明天的发展联结起来，避免由于今天的发展而使明天的发展丧失必要条件。而这样做，不可避免地会使某些局部利益暂时受到损失，但它换来的将是全局的长远的、更好更快的发展，而全局长远的更好更快的发展将为解决局部的暂时困难创造必要条件。所以，邓小平告诫我们：“要提倡顾全大局，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大局。”①总之，一切着眼于大局和长远，不可只顾局部和一时一事，不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是领导干部提高总揽全局能力的基本要求。
4.学会运用辩证法和从全局处理问题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不但作为矛盾而存在，而且作为系统和过程而存在。作为系统而存在的事物，是由诸多要素组成的；作为过程的事物，有诸多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事物的全局，就是事物由诸多要素和诸多个发展阶段所构成的整体。相对于全局来说，各个要素、各个发展阶段都是局部。我们党领导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伟大和艰巨复杂的事业，它不仅要靠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而且需要全社会各条战线、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它不仅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而且还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它不仅要求我们现阶段的事情，而且需要经过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阶段和过程。这就需要我们必须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各个阶段之间的关系，现在和将来的关系，一句话，就是必须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在工作中善于总揽全局，争取工作的全局性效果。这实际上就是各级领导干部在具有辩证思维的基础上培养战略思维，具有了战略思维，就能较好地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
战略思维要求站在全局的高度去观察和处理问题，就是要立足现在又放眼未来。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用邓小平关于“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为指导，正确处理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与帮助和带动后进地区赶上全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步伐的关系。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先发展起来，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是一个大局，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也是一个大局。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牢固树立“两个大局”的观点，按照十六大报告中关于“我们既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通过辛勤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人们的发展活力，鼓励他们积极创造社会财富，更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以及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的重要思想，把支持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同积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带动全国广大地区共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统一起来。
五、积极地开展工作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具有很大的创造性。可以说，没有创造性，就谈不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里所说的“创造性”就是指各级领导在工作责任感、事业心的鞭策下，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灵活地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1.提倡“闯”和“冒”的精神
创造性的工作决不是要求我们脱离客观实际“蛮干”，而是要从客观出发，及时地更新观念，摆脱陈旧观念的束缚，使我们的思想不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教条式的理解上，不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片面认识上，不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观念上。同时也要求主观对客观的反映不能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总是要求主观和客观达到有机统一，既大胆创新，又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尽可能做到动机与效果的一致。不断把事物推向前进，发展到一个新的层次。
在社会实践中，不同主体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究竟是个别“英才”起着主导作用，还是广大人民群众起着主导作用，是马列主义早已明确的问题。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而且是改革开放的促进派，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是创造性的开展工作的原动力。但是，过去我们片面强调社会主体、群众主体的能动性，而否定个体主体的创造性，结果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邓小平对此明确指出：“集体的努力也是各个人努力的综合表现”①，他认为个体主体创造性的发挥构成了群体和社会主体能动性的源泉，并主张要“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对部分个体优先发展，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提倡“闯”的精神，“冒”的精神，由个体的创造性推动社会的能动性，从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健全。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既是一个运用科学理论去能动地改造主观客观世界的过程，也是一个对科学理论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而由此形成的认识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认识和对科学理论本质的更为深刻的把握。创造性工作的这种双重功能，要求各级领导者不仅要善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精髓指导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而且还要善于在创造性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解，从而在更高层次和水平上坚持和贯彻这一理论。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在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其灵魂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具体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都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一部中国革命的胜利史，就是一部创造性的成功史。改革开放20多年的伟大实践，就是创造性的成功开拓。可惜至今我们的一些同志仍不善于把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工作的指导上拘泥于对上级的部署和要求照抄照转上。某些地方的矛盾和问题之所以解决不力，甚至长时间难于开创改革和建设的新局面，个中原因概出于此。
可见，掌握理论联系实际这个灵魂，是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之根本。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关键在于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即敢于打破旧的习惯势力、陈腐羁绊、主观唯心的偏见和束缚，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树立新观念、探索新思路、拿出新办法。毋庸讳言，某些同志仍然囿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条条框框中，用旧观念、旧模式、老办法去对待和处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这些同志如不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上下一番功夫，那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便无从谈起。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其创造性从何而来？它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毛泽东早就告诉过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智慧和创造力。实践证明：只有相信群众，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会有取之不尽的创造源泉。然而，我们有些同志似乎不明白这个道理，或时常因为苦苦思索拿不出新思路、新办法而困惑；或习惯于坐在会议室里编造方案和决策。其结果要么是工作平平庸庸，不见起色，要么是脱离实际的偏颇指导，要么是违背客观规律的蛮干，这样的教训不能不鉴。
2.坚持“三个解放出来”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引导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三个解放出来”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19世纪40年代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三个解放出来”的典型产物，指引工人阶级政党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使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当今世界，知识经济的到来，全球化的出现，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世界经济、政治、150文化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与多年前马克思主义诞生时的情况已大不相同。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当今世界，而不能用某个历史时期的某个结论去判断现在的实践。如果我们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如果躺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拿某些现成条文和结论去限制、裁剪不断发展的无限丰富的社会生活，那我们就会脱离实际、思想僵化，就谈不上认识新世界、解决新问题，更谈不上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是坚持“三个解放出来”的过程。我们先后打破了“个人崇拜”的桎梏，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走出了姓“马”姓“修”的误区，搞清了姓“社”姓“资”的范围，澄清了姓“公”姓“私”的争论，纠正了“有产”、“无产”的偏见，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恢复了实践的权威，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牢固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解决了长期以来在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关系问题上的理论困惑，坚定不移地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打破了社会主义只能搞单一公有制的传统观念，确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正是在思想认识上的“三个解放出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才不断开拓出新局面。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进行探索。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三个解放出来”，让思想冲破牢笼，让观念与时俱进，以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进行更加大胆的实践。
坚持“三个解放出来”，必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坚持思想认识上“三个解放出来”，仅仅凭着朴素的感情和良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努力地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努力地在实践中锤炼与时俱进的品质，努力地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中开拓进取。首先，准确掌握理论。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首要的是准确地掌握理论，否则理论联系实际就成为一句空话。要掌握理论，这就要求我们把学习摆到特别重要的位置，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其次，善于用理论去指导和总结实践经验。我们应该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观察当今世界、观察当代中国，善于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勇于进行新的理论探索，不断把我们的改革和建设大业推向前进。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站在时代前列，立足于新的实践。既不能照搬照抄过去成功的做法，也不能等上级拿办法，靠别人给经验，而必须创造性地运用、发展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汲取力量和智慧，从群众的实践中总结新鲜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这就要求我们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在理论与实践、上情与下情结合上下功夫、用气力。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上情与下情相脱离，不负责任乱说一通，最简单、最省力，也最无用。当前，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改革、建设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就是坚持与本地区、本单位的工作相结合。实现这种结合的关键一环，在于经常深入基层、深入实际，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对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检验自己的认识和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主观和客观相脱离，理论和实际相脱离，使工作生机勃勃，富有创造性，实现“三个解放出来”的要求。
坚持“三个解放出来”，关键是在实践中创新。创新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体现。我们要做到“三个解放出来”，关键是根据实践的要求，大胆进行探索，创造性地推进各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3.既讲“着通话”，也要说“方言”
有开拓创新的思维是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关键，这里要求的是找准上情与下情二者的结合点。通俗地讲，就是要“不离上级谱，唱好地方戏。”既讲“普通话”，又说自己的“方言”。有些领导整天忙忙碌碌像个跑堂的，风风火火像个救火的，成天在一些具体事务中打转转，事必躬亲，会必讲话，小事琐事做得多，大事要事抓得少，不能超脱，不能解脱，这样是不会干好工作的。应该静下心来，认真想大事、议大事、抓大事，运用创造性的思维，用足、用活、用好上级政策，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做出超人一步、高人一着的决策，大胆突破、大胆创造，走出新路子，创出新特色。
有无所畏惧的胆识是创造性开展工作所要求的。主观符合客观是很艰难的，独创性的工作往往是要冒风险的。领导既不能怕担风险而安于现状，裹足不前；又不能一时冲动，盲目行动。要通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掌握规律性的东西，用无私无畏的精神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大胆试、大胆闯。要善于研究新问题，敢于试验新思路，善于推广新经验，乐于发展新生产力。要允许在创新中有失误、有失败，但不允许不创造。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要树立无功就是过，平庸就是错的观念，创造出大胆开拓、奋勇进取、生动活泼的新局面。
有务实求实的作风是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必要条件。创造性的工作是构筑在客观实践的需要和现实发展可能之上的。工作中的问题大都是在实际工作中产生的，不务实求实，就很难发现问题，因而也就不可能解决问题。经验告诉我们，夸夸其谈，只重唱功，不重做功，工作难以开展；说大话，讲空话，工作难有起色；陷入文山会海，只作一般号召，不作具体指导，工作难以落实；追求轰动效应，而不去实干，工作难有成效；只顾眼前利益，大搞短期行为，只会延缓发展。因此，创造性的工作只有深深扎根于“务实求实”的土壤里，才会结出丰硕之果。
有科学严谨的方法也是创造性开展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工作方法是工作思想、工作精神、工作作风的外在体现。因此面对复杂变幻的社会形势和艰巨的工作任务，我们必须要运用科学严谨的方法，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贯彻精神上不当“播音员”，照本宣科，而应该在上情、下情、市场经济“行情”的最佳结合点上进行再创造；在调查研究上不当“摄影师”，只照表面，要在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求真务实的最佳着力点上进行再创造；在处理问题上不当“消防员”，被动应付，要在总揽全局、审时度势、敏感预见最佳推进点上进行再创造。
结束语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正在实践并将长期实践的常做常新的重要课题。但领导干部提高执政能力，不仅仅是为了执政掌权，巩固执政地位。从根本上讲，领导干部的权力都是人民给的，提高执政能力的目的在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领导干部学习领导的方式方法，也不是什么“统治术”，为了“权力欲”，而应该把它看成做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这是各级领导同志在学习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时所必须牢记的。我们必须进一步树立正确的执政意识和领导态度，总结我们党50多年执政的经验教训，树立正确的执政理念，抓住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不断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一、唾弃“统治术”和“权力欲”
我们所说的执政能力决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术”和西方政客所热衷的“权力欲”，在这个问题上要特别学习一下江泽民2002年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的讲话。他强调，对领导干部来说，打牢思想政治基础，筑严思想政治防线，最根本的就是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他指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好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以后，能否正确地看待和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一个必须长期经受的根本性考验，也是一个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长期的根本性课题。如果长期执政以后我们的干部丧失了当年夺取政权和建设初期那样一种蓬勃朝气，那样一种昂扬锐气，那样一种浩然正气，而变得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甚至滥用权力使党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那么最后必然失去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是历史兴亡的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对这个问题，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警醒。
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术”向来是被一些人所推崇的，甚至有人把它和中国文化联系起来。但严格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东西，是极其丑恶和应该唾弃的。
一是虚伪。宋朝开国皇帝是赵匡胤，本来这个皇帝当得不怎么光明磊落，是他通过兵变从后周的孤儿寡母那里夺来的。可他偏偏说是自己不愿当，是别人强迫的。公元959年11月，赵匡胤谎报军情，说边关吃紧，部队到达离开封东北40里的陈桥驿时，赵匡胤“黄袍加身”。赵匡胤据说是“不违众意”，才答应的。类似这样的史实，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这方面武则天做得反而好一些。公元690年9月9日，武则天在做了多少年实际的皇帝后，干脆改唐为周，在洛阳登上了大周皇帝的宝座，从而成为历史上惟一真正的女皇。
二是阴谋。一部中国封建政治史，就是一部阴谋的历史。因为专制政治，必然是阴谋政治，从不敢光明磊落的。公元626年6月4日使李世民登上皇位的玄武门之变，可以说是集阴谋之大成者。事后，李世民为了掩饰自己的阴谋，给自己找了许多理由。史臣们也拼命丑化李建成、李元吉兄弟，以及他们的父亲李渊。仿佛李世民做皇帝，上应天命，下合百姓，非他莫属的。后来大家所熟悉的慈禧也是玩弄阴谋的大家。无论是1861年慈禧为“垂帘听政”而发动的“辛酉政变”，还是1898年扼杀“百日维新”的“戊戌政变”，都表现了她玩弄阴谋的娴熟。
三是权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权力高度集中。权力越大，好处就越多，对人就越有诱惑力。一进入这个圈子，大家都想而且必须往上爬。越往上爬，越有安全感，也越有好处。而要往上爬，就要玩弄权术。《资治通鉴》据说是给古代的“领导”看的，里面所说的“君道”、“治吏”、“教化”、“经济”等等，真谛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权术。史书上说刘邦会用人，不如说刘邦更会用权。因为给刘邦打天下的韩信也好，彭越也好，最后都做了刘邦的刀下鬼。
四是无耻。赵国巨商吕不韦富可敌国，但他并不满足。为获取最大利益，吕不韦不惜费尽心机，将一有身孕的女人送给秦国在赵为人质的异人，这女人生的儿子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吕不韦后来成了秦国的实际统治者和天下的最大富翁。可惜后来被秦始皇杀掉了。近代历史人物袁世凯也是无耻之徒，因为太无耻了，当了皇帝之后，天天都觉得天下人都在骂他，所以最后死了。
怎么概括中国封建政治的这些东西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小人政治”。无论史臣们写得再好，真正的内情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中国历史留下了许多千古之谜。有怀疑宋代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篡位的“烛光斧影之谜”，有怀疑明代明光宗死因的所谓“红丸之谜”，有怀疑清代雍正篡位的所谓“雍正即位之谜”，以及“光绪皇帝猝死之谜”等，不胜枚举。说是谜，其实一点也不谜，大家心里都清楚，只不过不见正史罢了。
怎么看待这些东西呢？鲁迅一辈子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他用他那文学特别是杂文的解剖刀，刺骨地刻画了它的实质。鲁迅在《狂人日记》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依旧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如果对中国封建文化的东西有兴趣，不妨读读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的描述，他深刻地说：“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却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
对于我们而言，这些东西当作一种文化也就罢了，大可不必联系的太多了。我们应该记住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它要代表的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真正值得我们继承的东西恰恰是被那些统治者和史臣们不看好的，这就是讲正气。江泽民指出：“讲正气，是中华民族也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古语所说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等等，都是讲一个人必须树立正气，必须有正义感。有了一腔浩然正气，才能无所畏惧地前进，才能不屈不挠地为国家和社会建功立业。文天祥专门写过一篇《正气歌》，他在《过零丁洋》中写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及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为什么会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就是因为充满着高昂激越的爱国正气”。①
在我国历史上，有许多为国家利益、为民族存亡奋斗的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他们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以身殉国，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成为国人的楷模，为后人敬仰和称颂。宋代岳飞是一代民族英雄，被后人喻为“民族魂”。他一生俭朴，不置田产，不积私财，不为后代利禄钻营。在民族矛盾尖锐时刻，他背负母亲“精忠报国”四字，英勇抗金，奋力挽救国家的危亡。“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他在《满江红》一词中写下的这些词句，抒发了他的壮志豪情，充分表达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怀。但岳飞的抗金斗争，遭到了权臣秦桧等人的诬陷，被以“莫须有”罪名赐死。但岳飞的精神和事迹，赢得了历代劳动人民的崇敬和同情。在杭州岳飞的墓地，后人建立了岳王庙，并在大门柱上撰写了对联：“正气炳人寰，风雨灵旗一抔土；苦忠溯往迹，湖山俎兵万斯年。”在岳飞墓前，还铸有秦桧等人跪着的铁像，背后刻有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这些都鲜明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气节。这样的事例，还有南宋末年的文天祥。文天祥抵抗元兵入侵，失败被俘，自杀未果，严词拒绝劝降。在被押解的路上，写下了《过零丁洋》这首诗，留下了千古传唱的绝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元将张弘范向文天祥劝降说：“宋朝已亡，你的忠孝也尽到了。丞相如能为元朝做事，元朝宰相岂不非你莫属吗？”文天祥说：“国亡而不能救，做大臣的死有余辜。难道还能贪生怕死，背叛祖国吗？”文天祥在狱中被折磨三个月之久，期间，忽必烈亲自劝降，他仍不为所动，终被杀害。文天祥一生刚直不阿，以国为本，高风亮节，深受我国历代人民敬仰。
讲民族正气，忧国忧民，是我国历代文人志士所追求的目标。如宋代的范仲淹，在他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提出，从政为官，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时时以国家大事、人民疾苦为念“，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这一思想千百年来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为国家、为民族奉献终身，甘洒热血。又如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主张文人志士应当经世济民，他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后人立志修身的格言。
明朝后期的海瑞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他以为政清廉与刚直不阿著称。他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上疏，实践其文死谏、武死战的信仰。嘉靖末年，朝政混乱，国事日衰，但朝中大臣大多迎合奉承，争先恐后向皇帝献媚。见此情景，海瑞极为忧虑，他为自己准备好棺材，诀别妻子，冒死劝谏，呈奏震动朝野的《治安疏》，指出皇帝20年不理朝政，致使吏贪官横，民不聊生。“大臣持禄而好谀，小臣畏罪而结舌。”明世宗大怒，把海瑞交付锦衣卫问成死罪，直到世宗死后才被释放出狱。海瑞的这种精神曾被毛泽东所称颂。1959年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在看了湘剧《生死牌》之后，提出共产党员要学习海瑞，要“五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在我国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也是后人学习和为政的楷模。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亮为辅佐刘备，统一中国，一生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虽然并未实现初衷，但他的品德政绩，一直为后人所称颂。在刘备去世后，诸葛亮继丞续辅佐刘禅，担负治理蜀国的重任。他身居相之位，一生俭朴。他在生前给后主刘禅的奏章中说：“在外任职，没有其他的花费，不索求什么东西。随身的衣服，伙食全靠公家供给，自己也不另经营什么事业，不为家中积蓄财产。这样，到我死的时候，一定不让家中有什么多余的财富，以辜负陛下的恩宠。”唐朝大诗人杜甫著名的《蜀相》诗中说“：三顾茅庐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高度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业绩，集中表达了后人对他的仰慕与痛惜之情。
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也被中国人民所钦敬。他对英国利用鸦片掠夺中国财产，毒害中国人民的行径痛心疾首。在他任湖广总督期间，不顾英国政府的强权威胁，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鸦片战争失败，林则徐被清政府责为“误国病民”，“办理不善”，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并不后悔。被革职之后，他在给夫人的信中写道：“予明知禁烟妨碍奸夷大利，必有困难，而毅然决然不敢稍存畏葸之心者，盖以身许国，但求福利民，与民除害，自身生死且尚付诸度外，毁誉更不计也。”这种以身许国，置个人生死、毁誉于不顾的高风亮节，成为后人的楷模。
在我国历史上，还有许多锐意革新之士，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与安危，为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兴盛，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创新。如秦代的商鞅、汉代的王安石、清末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以及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等，他们勇于改革，开拓进取的精神，都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清代末期，国势衰败，民不聊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民族危亡时刻，康有为等把自己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军失败后，康有为率众联名上书，要求清政府变法图强，此后又发起“戊戌变法”，期望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模式改变中国国家的政治体制，以挽救民族的危亡。变法虽然最后失败，但康有为的爱国心、眷国情却留给了后人。特别是谭嗣同，在变法失败后，有人劝他出国避难，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在被清政府杀害时，他视死如归，面对群众高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慷慨就义。这种为民族振兴的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永远激励和鼓舞着中华民族的子孙。
讲正气要求的是正直无邪，做人要有骨气，这在一个“官本位”社会里实在是太难了。“诛九族”是中国封建时代最残酷的刑罚。然而，在明朝，有一人遭到比诛九族更残酷的刑罚—灭十族。即在宗亲九族之外加上学生，牵连者不计其数。但这个人一点没有后退，可谓“坚持真理”。他就是明朝初年的儒生方孝孺。史料记载：有一天，成祖派人从狱中把方孝孺召来，请他撰写新皇帝即位诏书。命人拿来纸笔，说：“诎天下，非先生草不可。”方孝孺接过笔来，写上“燕贼篡位”四个大字后，投笔于地，边哭边骂：“死即死，诎不可得！”成祖怒不可遏，吼道：“汝不顾九族矣！”方孝孺厉声说道：“便十族奈我何！”成祖命令武士用刀撬开他的嘴，一直割到耳根。方孝孺仍然怒骂不绝，口中鲜血喷到御座上。成祖下令将他打入死牢，并且派人将他的亲属全部抓来，最后将方孝孺处死于南京聚宝门外。成祖将方孝孺九族共八百七十三人诛尽，还无法泄怒，又将其门生算为一族，都予以处死，死者不计其数。
在有些人看来，新皇帝来了，这正是巴结的好机会，方孝孺太不知趣了，自己死也就罢了，还连累全家，他的学生也够倒霉的。但不管怎么说，方孝孺他不是—小人。
具体到西方政治中有没有我们唾弃的，有，那就是政治游戏，或是说领袖们的“权力欲”。这在政党政治的发展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本来意义上的政党是反封建的产物，它虽然不是民主制度本身，但已经和民主制度的发展有着不可分的联系。然而，政党政治发展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几个政党的政治游戏，几个领袖在瓜分权力。
像资本主义这样的体制，在维持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同时，也抑制了它的成员在这一体制下任何变革的企图，使劳动人民不得不在这一体制范围内作出选择。政党制度貌似公平，实际成了资产阶级利益的整合器。政党选举周期性地调整着资产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卓有成效地保证资产阶级牢牢控制着国家权力，从而始终代表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在美国，两大资产阶级政党的存在和对选举的垄断，不仅把工人阶级和一般群众的大多数纳入自己的范围，而且使工人只能在两大党的候选人中作出没有区别的选择，工人阶级政党根本无法立足。列宁早在1912年11月写的《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和意义》一文中就指出，英美的两大党“是阻止工人政党即真正社会主义政党产生的最强大的工具之一”，两党的存在实际上是为了维护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
资产阶级的文化在丰富发展的同时，也把劳动人民带入一个两难的困境：要么接受，要么拒绝，没有更多的选择。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借助发达的传输工具和媒体，成功地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主流文化，它似乎使人们相信，这就是成功的文化。而实际上，资本主义的文化产品大量地模仿复制的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在反对封建主义的贵族文化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庸俗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之上的观念，它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和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但它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文化，以一种使人摆脱不掉的方式进入个人的生活世界，使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它。
体制是如此，人也是如此，在这样的体制下所产生的政治家，就只能是政客。尼克松总结说：“权力就是创造历史并推动其向不同方向发展的一个好机会。对那些关心这类事的人来说，很少有其他东西能比权力更使他们得到满足。”“在一般情况下，诡计多端、爱慕虚荣和装聋作哑是令人讨厌的习性。然而对领袖人物来说，却可能是至关紧要的。”①西方陆续被揭露出来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偷偷摸摸给政敌安窃听器录音的“水门事件”、美国总统克林顿和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桃色新闻，英国首相布莱尔被因伊拉克战争辞职的英国前国际发展部长肖特揭露指使人改写伊拉克威胁的报告等等，这与他们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是多么的不协调。爱尔兰大文豪萧伯纳①在他七十寿辰时讲话说，他从不后悔自己年轻时加入工党，为弱者说话，因为这个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本末倒置了。“对于我的70寿庆，我完全拒绝发表任何意见。但是，工党、我工党的老朋友们邀我来这里，我知道应该择善而从。我们发现了一个秘密，即不存在什么伟人。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个秘密，那就是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伟大的民族，也没有什么伟大的国家。”
但也要对西方政治中的人性多说几句。21世纪开始了，但英国王太后伊丽莎白走了，是在101岁高龄上辞世的，她自1900年在苏格兰出生以来，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她先当了16年王后，后因丈夫英年早逝，女儿继承王位，又当了50年王太后。二战期间，当时德国对英伦三岛狂轰滥炸，包括白金汉宫都没能幸免。国人都劝她和家人离开英国转移到加拿大。她当时是这样说的：“我不离开英国，我的女儿就不会离开英国。国王不离开英国，我就不离开英国。国王是永远不会离开英国的。”这几句话掷地有声，果敢坚定，大大鼓舞了英国的士气。这不由得使人想起20世纪初的慈禧来，八国联军一来，她比谁跑得都快。义和团的拳民怎么办？让他们死去吧，反正他们是草民，不碍事的。
二、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那么，有史以来就没有正大光明的政治吗？有的，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产物。1847年6月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1848年2月，同盟纲领《共产党宣言》发表。“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①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推崇1871年成立的巴黎公社，认为“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和管理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②这一政权形式的特征：一是普选，政府机关和它的一切公职人员“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③；二是廉洁，工人政府不给任何人以特权，“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④
执政为民是工人阶级政党先进性的集中体现。15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工人阶级政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党80多年来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实践，这是我们党50多年成功执政的根本经验。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进行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许多共产党员为了共产主义事业，面对敌人的枪弹，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如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北洋军阀逮捕，张作霖的参谋长杨玉霆要他叛党，李大钊说：“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杨玉霆无话以对。在敌人的绞刑架下，他义正辞严地宣告：“不会因为今天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会得到光辉的胜利。”另一位早期党的领导人瞿秋白是高唱《国际歌》走向刑场的。他被捕后，一再拒绝敌人的劝降和诱惑。临刑前，他笑着对敌人说：“为中国革命而死，是人生最大的光荣。”然后盘腿坐下，毫无惧色，英勇就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在生死关头无所畏惧的豪迈气概。
在党的历史上，为了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甘洒热血，笑对死亡的事迹比比皆是，数不胜数。正是他们，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为国家的光辉形象，从而不愧成为鲁迅所赞誉的那样的民族脊梁。如夏明翰1928年被捕后，在生死关头，他给母亲、妻子和大姐各写了一封家书，劝慰慈母不要过度悲伤，嘱托爱妻善扶女儿以继父志。在刑场上，他要来纸和笔，挥笔写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然后微笑着面对敌人的枪口，从容就义。又如方志敏烈士在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奉命向皖南开辟抗日根据地，在转战途中被俘。方志敏烈士在监狱中写下了不朽的名作《清贫》、《可爱的中国》等诗篇，充分表达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对祖国、对共产主义的满腔热情。他在《清贫》中写到，“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革命事业。这在国方（指国民党方面）的伟人们看来，颇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美德。”
革命战争年代许多共产党员为实践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舍生忘死，视死如归，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如吉鸿昌将军在
不但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形成和发扬了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继承和发扬了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如广为人们传颂的雷锋、王杰、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等等。在这些好干部、好党员身上，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的优良传统和作风。1998年战胜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2003年的抗击“非典”的斗争，广大党员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真正做到执政为民，也会和战争年代那样是需要奉献，需要牺牲的。抗美援朝的时候，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保家卫国，血染三千里江山，这其中也包括毛泽东心爱的长子毛岸英。毛泽东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后说：我作为党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的儿子不派他去朝鲜，又派谁的儿子去呢？光派别人的儿子去前线打仗，这还算什么领导人呢？这才是伟人的所作所为。刘少奇被开除出党时，谁没举手赞成？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当时八届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的陈少敏。当时，陈少敏用庄严的右手捂住左胸趴在桌上，用这种特定的方式，表示自己鲜明的态度。
重庆解放前夕，川东地下党要搞暴动，因为缺少经费，王朴动员其母亲金永华变卖家产，换了1400两黄金支援革命。最后暴动失败，王朴牺牲。解放后，组织上考虑到烈士一家的困难，准备把黄金返还回去，金永华老妈妈说：我把儿子交给党是应该的，现在享受特殊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王朴烈士的光环罩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这就是一个革命烈士母亲的胸怀。
我们每一个党的领导干部都要牢记，党的执政地位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是人民群众作出巨大牺牲得来的，没有理由不为人民服务。作为领导干部，不要以为个人的能力有多强，只是因为你是共产党员，你才成为领导干部。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宪法所规定的执政并将长期执政的党，人民群众把执政的权力授予了党。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少数领导干部，既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考验，也不知道西方选举制度的严酷。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个人捞取好处的工具，完全背离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这里有一个对公仆的认识问题。确实，现在要做到像马克思认同的巴黎公社那样的公仆很难。但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没有理由不做公仆。如果一方面既想享受西方社会中当“官吏”的种种特权和好处，甚至想向高薪制看齐，另一方面又把选举制度、弹劾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等，视作洪水猛兽，天底下没有比这更不讲道理的了。退一步讲，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每一个人都提供了多种选择的机会，如果觉得公仆当不了，或者当得太累，别当好了。胡耀邦就是这么认为的。在红军时期，曾经有人问胡耀邦，加入共产党有什么好处，胡耀邦说，我看入党有九十九条“坏处”，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可能被杀头，还会坐牢；饭少人多，要让群众先吃，自己饿肚子……要说“好处”，我看只有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拥护你。
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必须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切实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党的十六大指出，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党必须十分注重防范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维护党的队伍的纯洁。党的作风建设就是要端正党员领导干部和党的各级组织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树立与党的性质、宗旨相适应的良好风尚。中国共产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领导着近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的大党，是一个带领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执政党。党的作风状况，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我们要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是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迫切需要，是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是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党的形象，从根本上说，是由党的性质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决定的，但也与党的作风密切相关。人民群众认识党、拥护党，不仅看党的纲领和宣言，看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是否符合和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而且要看党是否有好的作风，看广大党员是否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看党和党的干部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党的形象好坏，关系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决定着党的兴衰存亡。党的作风好，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密切，党就有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
我们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和良好的形象，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重要保证。当前，党的作风总体上是好的，但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种种原因，党的作风建设同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相适应，在作风上存在着不符合甚至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巩固，也势必影响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前途。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决不可麻木不仁，掉以轻心。
历史经验证明，党风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它决定人心的向背，而人心的向背又直接决定着党的命运。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人民群众愿不愿意继续跟党走，不仅仅在于党的地位和权威，关键在于党的作风的好坏。在战争年代，党不能离开人民，否则便无法生存。党执政后，能否继续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仍然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江泽民在分析各国老党、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原因时深刻地指出，这些党之所以丧失执政地位，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党脱离了人民群众，丧失了民心。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党正是由于在实际行动中表明了自己具有大公无私的品格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具有实事求是、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能够始终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才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今天，由于党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联系得更加紧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变得更加直接，更加重要。党风好，党员和党的干部能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就高，人民群众对党就信任，就能与党同心同德，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党风不正，就会玷污党的形象，损害党的威信，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破坏党群关系。党一旦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党的事业就不能成功。要取信于民，必须加强党风建设，用良好的党风争取群众、团结群众，和群众一起，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一切工作就无从谈起。党要经受住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就必须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阶段，随着形势的发展，社会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党员队伍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这些情况和问题有思想上的，如信念动摇，精神空虚；有作风上的，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淡漠；有组织纪律上的，如纪律涣散，党员意识淡化，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这些问题的出现归结起来是有的党员在新的形势面前，不能经受执政、改革开放、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忘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党的地位既是服务于人民的更有利条件，但也容易脱离群众，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特别是在执政后，许多党员手中掌握着大大小小的权力。这些权力，既可以用来为人民服务，也可以用来为自己及亲朋好友捞取好处。因此，作为共产党员，要不断地加强自身修养，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袭，不断克服各种私心杂念，始终牢记党的宗旨，永葆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利益的本色。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党的这种性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党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员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准则，是党性的集中表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忠实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我们党的本质特征和突出特点。我们党成立几十年来，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忠实地为人民谋利益，因而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鱼水相依的关系。历史的经验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是中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作为执政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忠实地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是摆在党的建设面前的一个突出的重要课题。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本质特征和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特性的升华，是我们党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最基本的特征。立党为公，清正廉洁，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这是我们党得到人民群众拥护，领导人民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奥秘所在。党的宗旨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随客观形势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但其内在质的规定性永远不能改变。如果不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能忠实地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那么，共产党也就不再是共产党了。
党的执政地位要求党必须忠实的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执政党的基础是群众。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是属于人民的，我们党受人民群众的委托代表人民行使领导国家的权力。邓小平曾经在八大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这说明，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民群众的领导者，就在于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共产党之所以成为执政党，就在于它忠实的代表人民群众利益，得到了群众的拥护，代表人民群众领导国家政权。这就要求，在执政党的条件下，党必须忠实地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三、增强执政的危机感、责任感
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党所面临的环境、形势和任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问题、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就业方式的变化等，都提出了党的建设的迫切性。面对这些新的变化，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使我们党能够经受住挑战，在各种风险和考验面前立于不败之地，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
历史的教训给我们提出了执政的危机感和责任感。对于苏共执政失败的原因分析尽管多种多样，但如何保证权力为人民服务是苏共没有处理好的问题。
一是权力的腐败恶化了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对权力的两面性，共产党有一个认识过程。这里有一个理论和实际、理想和现实的反差。从理论上讲，共产党就是带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自身解放而奋斗的工具，革命成功后建立的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但在实际上，共产党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它作为“国家”的弊端依旧存在。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权力的弊端有可能通过“国家”形式体现出来。从理想上讲，共产党掌握权力，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因为共产党除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但从现实中讲，在共产党掌握权力以后，除有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外，也有可能产生腐败。因为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这一点在共产党身上也不例外。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所以就有了巴黎公社的两大经验：“普选制”和“低薪制”，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公职人员对权力的运用。由于当时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列宁更多的强调的是如何保持和加强党的权力。在中国党的历史上，毛泽东看到了党的干部在掌握了权力之后的变化，所以“要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炮弹的攻击”。邓小平1956年在党的八大的讲话，特别是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了权力监督问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苏东剧变和国内国际、党内党外各种因素的凸现，共产党权力的两面性明显地呈现出来，江泽民在多次讲话中提到要正确认识执政地位给党带来的考验，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由于苏联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并不是列宁在革命前所希望的人人参加管理的社会，因此存在着一个专门从事国家管理的阶层。由于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公有化，就使得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管理人员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庞大；由于共产党对一切社会领域实行领导，使得社会主义国家管理者的权力非常巨大。因而，如何防止这些管理者凭借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就成为社会主义政权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它需要社会主义建立起民主的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和监督制度。然而，苏联社会长期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民主选举制度，不论是党内选举还是政府的选举，常常流于形式，再加上监督机制的不完善，就使得管理阶层难以真正对广大人民群众负责，久而久之，形成为一个脱离群众的既得利益集团。这种特权阶层的存在极为容易，也极有可能产生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
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说明，不少剥削阶级的政党或政治集团，执政以后就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极力攫取本阶级、本集团和执政官员个人的私利，结果形成了一个欺压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因为这样，他们终究要被人民抛弃。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大批党员、干部担任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职务，手中掌握着这样那样的权力。如果拥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着眼点和努力方向就会发生偏移，政党性质、党员干部的政治信念就会发生蜕变。“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也有些党员和干部违背党的要求，他们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更多的偏向于自己的个人利益，甚至热衷于追逐不应该属于自己的不合理的、非法的个人私利，并不惜利用自己的地位、职权、影响去竭力维护和扩大这种私利。”①当掌握着公共权力的党员干部，去着力追求个体利益或小集团的利益时，所谓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二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长期脱离群众，损害了党的形象，直至后来的特权、腐败使苏共丧失民心。十月革命初期，粮食人民委员（相当于粮食部部长）瞿鲁巴因饥饿而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在饥荒时期，瞿鲁巴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是，他却没有从中留下能填饱自己肚子的一小口粮食。他的崇高品质使在场所有的人无不动容。列宁得知后，亲自倡议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为病弱的国家机关人员设立“疗养食堂”，目的是要把这作为在饥荒年代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承受超负荷工作重压的必要措施。可是，苏联经济形势好转后，“疗养食堂”没有取消，反而逐渐演变为苏共干部的特殊食品配给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待遇。起初，这类待遇还只限于少数高级领导人范围，差别也不悬殊，还属于比较正常的情况。但后来随着党政机关的不断扩大，配给面越来越宽，标准也越来越高。苏共的特殊待遇甚至慢慢蜕变为特权，并向社会其他阶层保密，这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开始把自己和人民隔离开来了。
可能党的领导阶层有多种多样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比如领导的特殊性、更为劳累、工作需要等等，在今天也有许多党的干部持同样的看法，“但是，没有理由、也不该有理由认为，保卫国家的伟大的共产主义军队及其领导人正在冒险变成特殊阶级，而且，比什么都严重的是，变成特权阶级。组成国家精华的精英任务不应该脱离国家，因为精英人物的真正作用就在于养活国家，与国家融为一体。精英人物不应该为自己攫取荣誉、福利和金钱的特权。”①既然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就应该以公仆的面貌出现，而不应强调特殊性；既然选择了做公仆，就应该满足于公仆的状态，因为这是自己选择的。而苏共领导层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却由“公仆”们随意作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一边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限制人们接触西方社会，一边又把从特供商店低价购买进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作为自己的特权。一旦自己的私欲得不到满足，回过头来又说“公仆”理论不对，做不到。这必然增强苏联群众的逆反心理，以至认为其所有的说教都是虚伪的，搞到后来，
甚至危及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信仰。党的领导人也因此威信扫地，成为民众嘲讽、唾弃的对象。
同资产阶级政党的发展相比，共产党掌握政权不到100年的时间，如果说列宁当年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执政体制还不完善，后来在实践中又出现许多失误的话，那么今天的共产党人担负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通过改革使它更加完善。这其中一个重要课题就是研究共产党的执政能力，避免苏联党的教训重新发生。
新的形势要求广大领导干部必须有执政的危机感和责任感。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也好，民主政治也好，对于党的领导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交换主体的独立、自由以及不同社会分工之间的普遍协作。这种协作，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由市场支配的秩序，而不是政府和其他权威力量所控制。作为执政党，要使这种市场秩序有序发展，必须使自身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转变自身的内部机制，从而实现领导市场经济的作用。市场经济的存在和运作，离不开民主政治的基础。民主政治作为现代社会的政治形式，是建立在个体比较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也是公民逐渐摆脱对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依附的过程。更进一步地，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公民能够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有效地监督约束公共权力的运作。因此，不能幻想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脱节，伴随着市场经济而来的就是人们彻底告别官本位和等级社会，走向民主、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党的领导和执政机制随之进行变革，而且，党的机制的转型必须走在市场经济的前面，否则，在一个平等和民主成为人们共识的社会里，执政党如果落伍于时代，必然会被时代所抛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要求政治系统的推动。同时，经济上的转型也会给政治系统造成冲击。经济体制改革必将引起政治体制的变动，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而政治体制改革，核心是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转型的要求，改革落后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内部机制。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既要领导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又要推动自身的改革，如果党自身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就不能领导改革和社会的现代化。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党自身的改革中，党由于是执政党，处在矛盾统一体的核心位置，历史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前所未有的责任。党的建设的战略必须有利于实现政党的目标，必须有利于政党为实现其目标而对各种手段的采用。工人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过程中，注重党的集中，纪律和思想、政治、行动的一致，这种模式在革命和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党成为执政党，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要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群众奋斗，起到执政党的作用，就必须按照执政党的特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我们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体现在每一个干部的执政能力上来。因此，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在当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我国改革和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的形势下，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已成为党的建设这个新的伟大工程中的重中之重。我们每一个党的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掌握科学的领导方式和方法，树立执政党的责任感。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否不断培养出优秀的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要按照
“三个代表”的要求，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政治坚定、团结实干、开拓创新、廉洁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努力提高理论水平，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在实践中真正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努力加强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正确对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经受住各种诱惑的考验，全心全意为党工作，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努力培养自己的世界眼光，善于观察世界大势和正确把握时代要求；努力培养自己的战略思维能力，善于思考和把握带全局性的战略问题，善于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和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也就是说，要努力做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模范，发展先进文化的模范，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当前要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形成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健康成长的机制，培养和选拔好能够担当重任的接班人，为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人才保证。
四、牢记“两个务必”，经受“两大考验”
2002年12月党的十六大召开后不久，胡锦涛同志来到西柏坡，重温了毛泽东同志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胡锦涛同志告诫全党：一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大力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实现党的十六大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开拓进取、团结奋斗。
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思想，有其深层次的考虑，就是执政党以什么作风执政，进而跳出历史的“周期率”。早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毛泽东就号召全党读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告诫全党防止腐败，防止腐化堕落。1945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所问共产党如何跳出先兴后衰的周期率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的担心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充分根据的，中国历史上自秦王朝到清共62个正式的王朝，平均统治时间60多年，就是跳不出先兴后衰的周期率。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在具体体现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黄炎培所说的“周期率”。一方面统治者在其统治初期，多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但没过几年，便施政暴虐，荒淫无道，聚敛无度，劳苦大众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最后揭竿而起。另一方面，依附于皇权的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非常复杂，历史上就有外戚专权、宦官专权、权臣当道。由于统治者和人民大众的对立，统治者内部矛盾重重，导致历史周期率的反复出现。
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它同中国历史上任何政治集团的根本不同。但如何摆脱历史周期率，这也是毛泽东在革命即将取得成功后所考虑的主要问题。因为当时随着中国革命局势的胜利发展，我们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将由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转向掌握全国政权、领导人民建设国家，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向城市。面对这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危险，是我们党面临的全新的历史性课题，必须及时地、郑重地向全党提出这个问题，使全党同志保持高度的警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应该讲，“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一贯思想。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这三代党的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十分强调我们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胡锦涛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发表的讲话中回顾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艰苦奋斗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并向全党发出号召，要求大家牢记七届二中全会的“两个务必”，清醒地看到激烈的国际竞争给我们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我们肩负的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牢固树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
我们的奋斗是朝着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伟大目标的，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思想家为最下层劳动人民摆脱剥削和压迫制定一个科学的理论。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只是同情无产阶级，看不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幻想通过有产阶级的同情实现一个大同社会。而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并为无产阶级如何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指明了方向。
毫无疑问，人类社会必然要发展到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总是要追求一种更公平，更合理，更理想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反映了人类社会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有曲折，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都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我们应当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和发展眼光，满怀信心地为实现共产党人的价值目标而奋斗。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中国革命有了先进阶级和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3名党员，力量弱小。但经过第一次大革命，到1926年已经成为拥有6万党员的全国性大党。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中国人民选择了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到2000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额也在增长，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这一切，都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结果。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100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实现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彻底结束民族屈辱的历史，这个历史伟业，我们已经完成了。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的100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则是为了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历史伟业，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已经奋斗的50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再经过50年的奋斗，也必将胜利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内涵丰富的伟大目标，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伟大目标。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巩固和发展已经初步达到的小康水平。到建党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到建国10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只要我们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切实完成上述各项任务，就一定能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和党员干部的发愤图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有关党的建设的根本方向和根本道路的问题上，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成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重中之重。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树立执政意识，提高执政能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为人民建功立业。
后记
很久以来，我们就想为领导干部写一本有关领导能力的书，但也担心这样写出来会纸上谈兵。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不断提高五个方面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要求，这为我们写这本书提供了机会，因而这本书就提上了日程。需要说明的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个很大的课题，包括有多个方面，我们这里主要是针对领导干部要掌握的“五种能力”作一阐述。这是因为，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我们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体现在每一个干部的执政能力上来。“五种能力”构成了党的执政能力的基本方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点任务，是领导干部提高领导和执政素质的基本方面。全书由张荣臣策划提纲和写作思路，张荣臣、张晓燕、李聚山结合各自专业优势分工撰稿，撰稿的还有谢英芬等。最后由张荣臣统改定稿并补充案例。涉及到的有些理论上的专业问题，我们向有关专家景桂兰、梅敬忠、谢玉童等作了咨询；涉及到的有些领导工作的实际问题，我们向有关专家张希贤、韩宝江、张瑞红等作了咨询。我们还参考了一些领导科学和其他专业的素材。责任编辑对本书出版给予了鼓励和提供了有益的帮助。由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一个新课题，书中一些思想还不成熟，有些案例不一定准确，敬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