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即墨无缝钢管酸洗钝化:天津解放——————俩位学童的记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6 07:55:55
天津解放————俩位学童的记忆
1949年天津解放时，吉光达、马栩泉都是三年级的小学生，还是些茫然无知的孩子。但这二位绝顶聪明，对自身和外界的观察、体验、记忆，都有些少小老成，把解放前后的一些人和事，描述的那么真实、生动、感人。从一个小地域反映出了天津的巨变。记录了那个年代人们的欢乐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因马栩泉不会上网，吉光达又在海外，现遵瞩将二位的回忆发表在我的博客和《我的图书馆》里。
——————————————————————————李沣
李沣，述林，祁堃及诸位学兄：
谢谢李沣来信的鼓励。高中的生活，我只有片段的记忆，说是能让老同学快乐，真是过奖了。 哪里担当得起？ 你的来信，让我产生了想把另一段经历写下来的愿望。如果能让诸位回忆起自己各自的童年，我就很高兴了。 这一段回忆，如果不写下来，说不定哪一天我的健康出了问题，就再也恢复不了了。 为了忘却的回忆，为了你们，也为了我自己。如果其中有什么“政治不正确”的地方，望多多包涵。 因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孩子眼中的世界。我想，你们还是希望听真话，不希望听空话吧。
我写得拉拉杂杂，只是不希望从记忆中遗漏些什么。因此，能记得的，都写进去了。材料没有取舍，也不管政治正确不正确。我们都已经到了所谓的“古稀之年”，不去管那些政治了吧。
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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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49 - 记天津解放 （2011 0809）
在此不久之前，风声已经很紧张了。 家里人说，要打仗了。对面胡同内住满了国民党的保安队。街口处，垒起来了沙包。家家的窗户都贴上了米字的纸条，说是怕玻璃破了乱飞伤人。 不用说，家家都存了粮食，我家也蒸了好多馒头，准备逃难时带着。 妈妈给我和妹妹每人做了一件厚大衣，同时钉了一根长布带子，准备在逃难时，将带子拴在妈妈的身上，以防走失。大衣上各钉了一个布条，上面写上我和妹妹的名字和地址。我家把桌子下面腾空了，我和爸爸住在下面。而妈妈和妹妹则睡在大床的下面。以防万一房子倒塌后被砸伤。
外面的空气已经很紧张了。 收音机里，每天定时用电报明码在播送。 2541 8872 9218 。。。每当这时，家人马上把电码抄下，然后找出电码本，查出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 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直接说，而是换成电报明码？是谁与谁在通信？我家的那个旧的日式四灯收音机只能收广播波段。因此，应该是天津市的本地通信，而不是天津城防司令部和北平的通信。翻译出来后，也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不过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破事。我当时挺害怕，还问过家人，解放军会打进来吗？ 家人说，不会的。 傅作义有20万军队呢。 不要紧。
我有一个舅舅，当时在长春铁路局做一个小职员。长春围城时，陷在了里面。后来出来了。拄着一个棍子往家里走。 一路上碰到许多拦路抢劫的，在路口一站，地上放一个麻袋，要过去就得往里面放钱。这样，一路上带的钱都被抢光了。只剩下了一根棍子和一个讨饭的碗。一路要饭，一天走60里。后来，幸亏碰上了解放军，给了一顿饱饭，把他们送上了火车，这时才回到了天津家里。九死一生。
街上到处是军人。守军的军纪似乎还好。 街对面的保安队来借盆，满口的“老大娘”地叫。 用完了倒是归还。记得有一次我和妹妹出去，不知道怎么弄的，一个国军军官坐的三轮车把妹妹撞倒了，三轮车从妹妹的小腿上压了过去。这位军官马上下了车，扶着妹妹一直走了好久，确定没有问题了，才离开。我至今也纳闷，怎么居然没有骨折？大概是因为孩子小吧？那年我妹妹5岁。 听说，败兵在天津东站倒卖大头。我也碰到过一次。这个兵就站在路边，口里念叨着“买俩卖俩，买俩卖俩”。
已经能听到城外的机枪声了。这在夜间尤其清晰。每次机枪大约连续响半小时，才会停下片刻。然后又是连续响。通夜不断。 传说，城外东局子已经打起了交手仗。 间或有大炮的声音，不过听不到爆炸声。人们说，解放军的炮弹是不炸的，只是吓唬吓唬。 不过听说，隔壁街道有个妇女，出来时，正好碰到一颗炮弹，把脑袋削去了半个。我家对过是一个小厂子，叫玉记营造厂。我们胡同的所有的房子全是他们造的。除了我家的房子外，胡同内的其余的房子全是属于营造厂这哥俩的。这个营造厂内有一大片空地，堆着许多木料。在空地上盖起了一个防空洞。我们全胡同的住户，白天就躲在里面。等天黑了，才回家。夜里就睡在家里的桌子或床底下。天天如是。一天清晨，我正在吃早点，然后准备和我爸爸去防空洞。我家的老保姆在我身边，把暖水瓶放在地上，正准备往里倒开水。只听得”啪“的一声，一颗子弹从窗子外穿进来，把窗玻璃打穿了一个洞，落在地上，离老保姆只有一尺远近。开始我看不清，以为是一个毛笔的笔头掉到了地上，后来才看清，是一颗手枪的子弹。由于是手枪不是步枪，显然是附近打来的。我们的后院院墙很高，不知道是如何进来的。好险。 那颗子弹我一直放在桌子上，留了很久。
终于有一天傍晚的时候，枪声停了。大家全走出了防空洞，到了街上。看到解放军从西边中天电机厂的方向过来了。他们分成两排，贴着街道两侧的墙隐蔽，走过来了。接着，挨家挨户地敲门号房子。我的叔叔问一个战士：你们是谁的队伍？回答说：我们是林彪的队伍。我家当晚也住了大约一个班的解放军。他们人人戴一顶狗皮帽子，帽子上插着伪装用的高粱穗子。我记得很清楚，住在我家的还有一个刚过来的解放战士，他的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还没有拿掉。这支队伍就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5点多钟就开拔了。1月份是天津最冷的日子。那天早上还飘着小雪。 临走时，战士们对我爸爸说：”老大爷，我们还会回来的。“ 可是被称为”老大爷“的我爸爸，那年只有34岁。 多年以后，我始终记得那个寒冷的，夹着小雪的清晨，心中老是觉得凄然：不知道这些年轻人，后来有多少人能活到全国解放？ 能够回家？
后来才知道，他们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
后来听说，虽然在我家附近没有战斗，但是就在不远的黄家花园附近，就打得很厉害。 十六中学（当时叫耀华中学）好像是国民党守军的一个指挥部。 我有一个在一中的初中同学，名字叫张濬，家住在襄阳道，和岳阳道交叉，离黄家花园的西安道只有两个街口。 他家附近就打了巷战。 他亲眼看到一个解放军的大个子，上了房。对面来了人，就是一梭子。结果打伤了自己人。 当时，在我家往西，和南开大学的卫津路之间，是一个大湖（现在全填平了）。在湖边上就打过仗。还有5，6个坟，埋着牺牲的解放军战士，草草插一块木牌，写着姓名。后来，统统迁移走了。真正打得惨烈的是天津的东局子和西门外。因为当时打天津的战术就是从东从西两面夹击，在金汤桥会师，然后在向北和向南展开。70年代，在西门外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立的解放天津死难烈士纪念碑，现在应该还在吧。和平路上的天津百货大楼对面，当时叫中正书局。据说是陈长捷司令官的司令部。 已经完全被炸没了，后来改成了胜利公园。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那时，在我家和黄家花园之间的岳阳道上，有一所豪宅。是某个闻人王鹤舫的公馆。现在门口挂着牌子，上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部”，门口设岗。临街的院墙外面，刷着每个字有一人高的大标语“坚决肃清一切蒋傅匪残余！”记得一首解放军当时唱的歌，歌词只记得两句：“傅作义呀，说大话呀，八路打不了呀。傅作义呀，说大话呀，八路打不了呀。”当时，北平还没有和平解放，所以，一切矛头还是对准着傅作义。那时，人们都说，傅作义的兵，吃得好。人人红光满面，人人手里有大头（银元）。后来听说，傅作义的俘虏兵下来了。 就呆在三角地（贵州路和云南路，柳州路的六字路口，仁立毛纺厂对面，当时是一片空地，是个运动场。今天是贵州路中学的校舍）。我还去看了。很多兵呆在那里。好像也不觉得“人人红光满面”。
再过了10几天，又来了第二批队伍，这次是长住了。他们是49军的。 整个一个连队（七连）住在了我们胡同内。我家住的是炮班，有两架60迫击炮。除了炮班，连队还有3个排，每个排有3个班。 每个班大约12人。因此，一个连队大约是120-130人。我和一个战士叫乔福林的交了朋友。记得他有一颗金牙。还有一个战士，也和我不错。记不得名字了，据说他是个解放战士，大高个。他们教了我不少的歌。部队改善生活就是吃猪肉。可是没有酱油，就是白水煮肉，放一点盐。记得当时我在想，这怎么能吃得下去？
因为部队要和我们共用一个厕所，所以，部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我家的厕所上挂了一块木牌，如果有人时，就把”有人“的那一面翻过来，免得和房东闹误会。全班10几个人就住在我家的客厅内。记得战士们在休息时在我家的过道踢毽子，不小心把天花板上的玻璃灯罩打碎了。这下子可不得了了，小班长大发脾气，训他的战士说:"他妈的，犯了大纪律了！“所有的战士都吓得一声不敢吭。后来，还是我爸爸出面说情:算了吧，不就是一个灯罩吗？多大的事啊！ 这才把这事了结。为此，小班长足足训了他的战士一个小时。
在连里我还有一个朋友，当时好像是班长，名字叫于江（？）。小伙子长得很帅，好像还有些文化。七连住了一个月之后，和另一条街的八连对调换防。到了那边，于江提了排长。有一天，七连的回来看望老房东了。 我看到于江带着他的排，一边唱着歌走来了。那时所有的战士全是三八式的步枪。唯有于江，因为是排长，斜跨着一支美式冲锋枪，神气极了。
乔福林教了我好几首歌。至今我还记得两首，也会唱。 下面我把这两首的歌词写下来。我想，今天在全中国，恐怕也没有几个人会唱了。特别是我这个原始的版本。
第一首，有两段歌词。我能记得的是第一段。
“钢铁的队伍，钢铁的意志，钢铁的战士，钢铁的心。 马蹄歪子歼灭战，队伍打成钢呦，嘿，大小几百仗，仗仗有名堂，三下江南，打得敌人胆破心又慌。四战四平街，威名全国扬，四战四平街，威名全国扬。我们越打越勇，越战越硬。跟着英明的林司令，嘿，勇猛地向前进."
这首歌后来我才知道，是第38军军歌。在连续剧“血色浪漫”的第六集中，曾经出现过。当然歌词改了不少。其中马蹄歪子改为秀水河子，这是林总在东北打的第一个胜仗。不知道马蹄歪子是哪里，但是我肯定没有记错。也许是49军打的吧。从此，我知道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四战四平。
第二首的歌词是这样的：
“林总司令，命令往下传，红旗一展，大军打进关。解放大军猛虎下了山，为人民立功，咱们比比看。嘿，谁顽强，谁勇敢，谁英雄，谁好汉。打得那蒋匪军，叫苦连天，打他个彻底的歼灭战!”.这首歌我最喜欢了，唱到“大军打进关“ 一句，简直是气动山河。
七连和八连各住了一个月之后，他们就开拔了。 临走时，我们老百姓给他们送了锦旗。我妈妈也帮助做的锦旗。后来，我妈妈告诉了我这支部队的番号，因为是绣在了锦旗上的。 他们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九军，一四五师，四三三团，三营，七连和八连。是钟伟的部队。
又回到了学校里。 没有多大的变化，学校改名叫示范小学，此外，原来的幼童子军课取消了。在此之前，四年级以上的学生算是童子军，而我们三年级，由于年龄小，只算是幼童子军。童子军戴的帽子很像今天解放军的蓝军部队戴的帽子（仿美军），圆形的帽檐，不过帽檐要大得多，而且是硬边的。，而我们幼童子军只戴前面有一个帽檐的圆帽。各校的童子军戴的领巾由不同颜色的两色组成，以示区别。我们小学的标志色是天蓝色和黄色。这很像美国学校的博士学位，不同学校的博士绶带是不同颜色的。 在毕业典礼的学位授予仪式上，所有的在台上的校长，主任，教授，全部穿上博士服。同时戴上自己原来博士授予学校的标志绶带。如果仅仅是硕士生，则没有这样的荣誉。他们只能佩戴统一的白色的绶带。当然，如果台上的某君没有学位，那他只能穿普通的服装。那就显得相当地难堪了。
作为一个记录，我把中国童子军军歌的歌词给出来，可以看看当时的党文化是什么样的。 歌词如下：
“中国童子军，童子军，童子军，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年纪虽小主义真。献此身，献此心，献此力，为人民。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是我们奋斗的精神。大家团结，向前进，前进，前进，青天高，白日明.”
学校来了两个军代表，一个姓康，我们叫他康老师，另一个是魏老师。老魏几乎不说话。而老康很随和，爱说话，给我们上课，讲故事。讲抗日二小放牛郎，讲白毛女的故事。当讲到喜儿被黄世仁侮辱后，黄要把她卖做妓女。康老师怕我们听不懂，还在黑板上写了妓女两个字，但是，马上就用板檫给檫掉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还有“妓女”，只知道不好，不懂是什么意思。康老师还教我们扭秧歌，唱解放区的歌。包括"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你是灯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有一首对唱形式的歌.歌词记不清了，大致是类似这样的：
“哪里来的解放军呦，沙里红巴唉欧呦，山里来的解放军呦，沙里红巴唉！
解放军呦干什么呦，沙里红巴唉欧呦，帮助人民得解放呦，沙里红巴唉！
....."
很长的歌词，写在黑板上，写了满满一黑板，大家把它抄下来，然后学唱。不久， 康老师和魏老师都走了。他们前后在学校里也就是呆了几周吧。后来，又来了一个穿军装的女孩子，留着齐耳的短发，戴着军帽。不记得姓什么了。 在学校里也就是呆了几天，就走了。不记得她都做了什么了。
教我们体育和音乐的梁一元老师走了，他报考了华北军政大学。 解放前，这个梁老师教了我们许多歌。后来，觉得那些歌有些”进步“的味道，就想，他该不是个地下工作者吧？后来想想，也许不是那么回事。 在国民党的党文化中，也是满口的”同志“，”革命“，”为人民服务“之类的话。所以，梁老师也许只不过是个进步青年而已。 下面录下当年梁老师教我们的两首歌的歌词，以供评论.
第一首：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健儿，我们是复兴民族的战士，我们要作革命的铁军，我们要做民族的英雄。以铁的意志，用火般热情，抱纯洁心胸，遵从国父的遗志，为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尽忠。同志们，整齐了步伐，向前进！ 我们是民族革命的先锋。”
第二首：
“前进，前进，中华的国民，要前途光明，快起来革命。要在枪林弹雨中，夺回我们前途的光明。用我们, 鲜洁的热血，换我们的光明。”
当时，南下需要大批的干部，因此，除了上华北军政大学外，社会上还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青年学生参加军干校的活动。很多学生中断了学业，或者上了军干校，或者参加了南下工作团。马路上经常看到大卡车，披红挂彩，送学生去军干校。我们胡同内的一个邻居，他的太太和我妈妈是中学同学。他的二女儿杨春芳，就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后来，据说是因为在战场上吓的，疯了。 被送回了家。她的家人就把她关在一间屋子内。这间屋子的窗户开在胡同内，我们在胡同里玩时，经常听到她隔着窗子，大喊大叫。 当然，这不是1949年，而是1-2年后的事了。在那个1949年，我们只知道她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可怜的女孩子，后来就不知所终了，听说送进了精神病院。杨家和我们很熟悉，她的弟弟杨春儒，比我大几岁，是我的球朋友。她的妹妹杨春蔚，一个十分温和的女孩子，和我妹妹很要好。
学校组织了合唱团，我也算一个。我们唱革命歌曲，还在礼堂里为家长演出。其中有一首歌，歌词还记得。挺有意思。
”把蒋介石的家谱翻开来，翻开来，看他的祖宗和五代怎样排，怎样排。 汪精卫，袁世凯。曾国藩，老秦桧。嘿，都是他妈的一群卖国走狗，都是一群吃人的老妖怪。都是他妈的一群封建魔王，都是一群害人的大祸害。一代比一代快，一代一代死得快，前四代下了土，蒋介石也要进棺材。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快快快，快快把那棺材盖子，帮他，盖起来！“
过了夏天，我升入了四年级。换了一个新的班主任，还是女老师，叫张兰英。人不漂亮，高头大马，但是很爱打扮。有一次上课时，和我们吹嘘说：“昨天我们和黄市长跳舞了。我们大家都争着和市长跳。”这个黄市长就是黄敬，江青的前夫。当时是天津军管会主任，天津市市长。后来走了后，才换的黄火青。黄敬曾经来过我们学校，矮胖，戴一付无框的眼镜，白白的皮肤，人很和气。
1949年就这样，热火朝天地过去了。 奇怪的是，我对那年的
1949年，这一年，我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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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49军和钟伟
钟伟被称作中国的巴顿将军。在林总手下，猛将如云。梁兴初，黄永胜，李天佑，韩先楚，...哪一个不是勇冠三军，威名天下扬。可是，钟伟是个异数，他是东野中唯一的一个没有当过副军长，直接提拔当的军长，可见林总对他的另眼看待。在1959年庐山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是唯一的一个拍案而起，公开为彭德怀鸣不平，当场被撕去领章，帽徽，当众逮捕的。用“英雄”，“好人”，‘正直“来形容他，我都觉得苍白无力，惟一想到的词，那就是”高贵“。
49军145师在过江之后，在湖南的青树坪打了一个败仗。这是常胜将军林彪生平打的有数的几个败仗之一。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在撤退过程中，杀了一个回马枪，广西部队中精锐中的精锐，桂军第七军在青树坪摆了一个口袋阵，49军掉了进去。关于这场仗，网上可以查到详情。邓一光的小说“我是太阳”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这本小说，说的就是钟伟。 我是太阳，说的是我今天被打倒了，不过是太阳落山，明天老子还会像太阳那样升起来。 当然，这本书只能在80年代以后才能出版。在此之前，只有老爷子才是太阳。 别人想当太阳？ 不想活了？ 根据邓一光，49军在这场恶仗中，阵亡了2800人。可是，解放军能够全身而退，简直是奇迹。本来，张淦是算定能全歼49军的。就是诸葛再世，也跑不了。可是49军从他算定的”死门“中逃脱了。真正的”术不胜道“，蒋家的天下大势已去，天意不可违。偏偏又碰到了钟伟和他率领的老虎们。 我查过军史，军史中记载了433团2营4连和5连的战斗，惨烈异常。没有查到3营7连和8连。想必情况差不多。
几个月后，我听爸爸说，7连的连长回来了，在玉记营造厂的柜上说话呢。说是：过了江，一个连只剩下了几个人了。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住在我家的解放军遇到了青树坪。也许，那个连长是开小差不干了的吧？我的朋友，乔福林，于江,大个子，..还有那个气呼呼的小班长，你们还活着吗？ 你们能够幸免于这一场灾难吗？
悲欢离合忆童年——我的1949
马栩泉
看了高中同学吉光达的回忆长文《我的1949——记天津解放》，确实佩服他超群的记忆力和实在的文风、生动的文笔，也引起了我对那“天地玄黄”的一年的些许回忆。我和光达是同级，并同时在天津度过了童年，但而今记得的事却比他差多了。当然，经历、家境也不一样。
1948年夏至1949年夏，我应该上小学三年级。但是，由于父亲失业，家中断了生计，我只能失学一年呆在家中。
1948年夏天，父亲在震中橡胶厂被裁员失去工作（做自行车内胎的工人）。全家6口（奶奶、父亲、母亲、我和大弟弟栩菴、大妹妹栩名）经常挨饿。父、母亲和弟弟、妹妹只好到我母亲的娘家西郊董庄子暂住。我和奶奶二人在家，靠奶奶给人家做“针线活”为生。奶奶的手很巧，一针一线地缝做衣服，比后来用缝纫机做得还整齐、结实，她在枕头、兜肚上绣的花十分漂亮精美。这些在亲戚和邻居中是出了名的。
很快到冬天了，那一年冬天很冷。我每天早晨到一家炸“餜子”（油条）的小铺趸20根餜子，挎上小篮在家的附近叫卖。我和奶奶挣的那点儿小钱刚刚够买点“棒子面”和豆腐渣做成“团子”充饥。晚上用不起电灯，也点不起煤油灯，只用小菜碟放些油点亮一个小捻钱。我和奶奶围坐在棉被里，在微弱的光下，我每天给奶奶读《民间神话大全》的一篇神话传说。
此时，人民解放军已经把天津团团围住，要打仗了。
一天，国军来到我家住的徐胡圈陈家台号房子住，但还没住下就走了。邻居们议论说：国军听说这儿叫陈家台，怕不吉利，被“沉”在这里，没敢住。
我家和房东陈德智住一个院，我叫他大伯伯（音bai，天津话意为叔叔）。这时，他和从郊区来他家逃避战乱的一位亲戚在院里挖了防空洞。洞顶盖上厚厚的土，虽然防不了直接命中的炮弹，但防子弹是绰绰有余的。大伯伯又将院子北面的大门堵死，从南墙挖了一个后门，走过六、七家邻居的一条狭小通道才能进出，这样就显得很牢靠了。
15日天快亮时，从地洞口进来两位戴着“狗皮帽子”、穿黄军装的年轻战士，一位战士很客气地向我们借剪刀，给他手臂负伤的战友解开绷带换药，我们还给他们水喝，换完药就走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战士。
到了中午，远处的枪声逐渐停了下来，我们出了防空洞。我家住在城乡接合部，周围都是稻田和小河，只见光秃秃的稻田里有些国军士兵的尸体，穿着美式军装，肩背米袋，手里还拿着冲锋枪。不知为什么，见到这些尸体我并没有害怕。有两位解放军战士也在看着，一位邻居对他们说：“这不是你们的兵。”
那时，我这个十岁的孩子对这些事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直到前年，仔细看了张正隆著的长篇报告文学《枪杆子：1949》，才对当年四野攻打天津的经过有了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当时在房东陈家住了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几天过后，当他们了解到我和奶奶的困境，班长和一位战士给我们送来半袋小米和用做劈柴的一根长长的木头。
战士们很活跃，唱歌，做游戏。我们这些孩子并未和战士太亲近，至今我只留下了战士们玩的一个互相追逐着叫“打懒蛋”游戏的印象。哪时我虽没上学，不久也学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你是灯塔》这些解放区的歌。
我当时老实、胆小、内向，又家境贫寒，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小伙伴。邻居孩子印象深的只有小柱、老迷这几个名字，我失学在家，他们则从未上过学，但人都很聪明能干。还有一位比我大几岁的织瘸子，姓织的很少，又是一位架着拐的残疾孩子，这印象就很深了，印象更深的是，他的手很巧，经常合泥做成一批批惟妙惟肖的小伙房家什等，自己“过家家”，十分精美。刚打完仗，每个孩子都能拣到不少子弹，织瘸子的绝活是把冲锋枪的子弹熔化了作成圆圆的弹头，把弹壳做成一个“座”，下边拴根红绸子，内装火药，将弹头紧紧倒插在座上，高高地上抛，落地后就把弹头又向上弹蹦出很高。
很快，我们知道了有两位邻居是地下党员。一位就是小柱的爸爸候宝玉，卖烧饼餜子的小贩，一位则是农民李五，叫李金川。李金川1951年结婚，曾在我们院住过很短一段时间。这两位地下党员都当上了小干部，但没文化，素质也不高，后来就不知他们的消息了。
春节前两天，住在老百姓家的解放军突然都搬走了，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把院子打扫得十分整洁。他们或者有营房去驻守天津，而多数又继续向南进军奔赴战场了。
春节前后，我的奶奶得了一场大病，恐怕和长期受穷颠沛劳累有关。她肝、腹部严重肿胀浮水，叫“臌症”。这在当时和“肺痨”（肺结核）一样，几乎是不治的绝症，我家又没钱看病。我为这个突然降临的灾难而忧心忡忡，常在心中默想：“奶奶快好吧，把她的病放在我身上也行。”天无绝人之路。幸亏我叫他“三大爷”（三伯父）的亲戚姜维屏伸出了援助之手，带我奶奶看了中医，并花钱天天抓来中药，一次还买来热气腾腾的炸“糖餜子”（油饼）。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奶奶的病竟然痊愈了，这简直是个奇迹。
据传说，正是这位挺近的表亲，1939年天津水灾代管我家房产和财产时，将所有的文物字画等慌说被水淹冲走而私吞了。如果确是如此，那现在也是恩怨相抵吧。治好奶奶的病，我是很感激他的。1951年秋一天晚饭前，他把我叫到他家，关上大门，端出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捞面，拌了许多鸡蛋、肉、面筋、香干等炒菜及“菜码”，这是典型天津做法的面条，香气喷喷，对于我这个十来岁还没怎么吃过这么丰盛面条的孩子来说，确实诱人，肚子虽咕咕叫，但我说什么也不吃，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觉得虽然家穷，也不能随便吃人家的东西。他一定让我吃，我就是不吃，经过反复“拉扯”，最后还是他开门让我走了，以我的“胜利”而告终。我从小还是有些毅力的。1970年冬至1971年初随工农兵学员“千里野营拉练”回来后，工宣队的军代表老邓（北京卫戍区一位营长邓宝荣）对我说：“行，你能吃苦。”这是从小经过一定的磨练形成的。直到这位“三大爷”姜维屏成为“白胡子老头”的晚年，一次路上碰到我说：“你太老实。”我奶奶去世前不久，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我如今已到“古稀之年”，这一生也就这样了，性格是很难改变的。做个老实人，总比滑头的精明强干者要好。
且说当年，令人高兴的事接踵而至。不久，我的父亲、母亲、弟弟、妹妹从姥姥家回来，全家团圆了。这时，我才知道，父亲为生活所迫，1948年秋到离董庄子三里地的张家窝保安团干活，先当伙夫，后因小学毕业识一些字，为他们抄写些东西。不久，保安团的人被卖兵给傅作义的部队，冬天在怀来、新保安一带跟解放军在山间周旋，号称“占山军”。此即平津战役的第一阶段。一次我父亲夜行军不慎从山上跌下来碎伤了腿。不久，其部队许多人被解放军俘虏，也包括我的父亲。经学习教育后，解放军征询他们的志向，可以在解放军中当兵（叫解放战士），也可以回家。我父亲选择了回家，解放军发给他小米票，开了路条，他拄着一根小树干一瘸一拐地走回到董庄子。直到父亲回到家里，这条小树干还被他作为“纪念物”保存了好久。四野打天津时，我的二舅与几个年青农民给解放军带路进津，被炮“熏”瞎了双眼，到现在我也弄不清他是怎么给“熏”的。那时谈不上什么“觉悟”，不过是年轻人的好奇，加上也许还可以拿到几个钱，就参加了带路者的行列。一场大规模的战争，造成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在这场历史大变迁中，我家由离到合，是幸运的。当“欢”与“合”来临之时，已是春暖花开了。
父亲很快回到震中橡胶厂又当上工人，我也早已不卖油条，准备回校上学了。
1949年9月初，我又回到了育德小学，这是一所非常普通、很不起眼的私立小学，位于万德庄和徐胡圈之间，离我家不远。从1946年2月起，我上上停停，一直跟着同一个班，到这时加起来总共只上了一年半左右的有效时间，所以对国民党时期的小学教育简直就没有多少印象。现在解放了，我又回到这个班，已经是四年级了，这才算正正规规地一直到小学毕业。
到校不久，新中国即将诞生。那时我家既没有收音机，父亲这段时间又没买报纸，所以我对于此时的时事政治几乎一无所知，但开国大典之前的一些日子，却留有几点不可磨灭的印象。
学校成立了秧歌队。我本来既不喜欢体育又不喜欢文艺，在这方面十分笨拙，不知为什么却报名参加了。一个队只有二十多人，我一直学不好，老师、同学每次活动都要来进行“个别辅导”。新中国建国前后，我们这个小小的秧歌队敲锣打鼓，头带白毛巾，腰系红裤带，在校内、也到附近街道上扭过几次。没过多久，秧歌队就自动解散了。
1949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我在当时学的两首歌，歌词和旋律至今还萦绕在心头。
一首是：“庆祝召开新政协，拥护成立联合政府。从古到今头一回，人民真正作了主，当家作了主。国家大事人民管，从此翻身享幸福。国家大事人民管，从此翻身享幸福，嘿，享幸福。”
一首是：“人民的政协开会呀开会在北平，全国各地一片呀一片欢笑声。全中国人民翻身站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诞生。我们热情地欢呼，愉快地歌唱，歌唱人民的共和国，出现在东方！”第二段记不全了，只记得三句：“……我们要提高警惕呀继续努力，团结国际友人是胜利的保障，人民民主专政是有力的武器。”这三句，显然来自
当时的中国大地，战乱结束，百废待兴。意气风发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伟大的建设高潮，走上了建设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金光大道。然而没有想到，后来走过的却是一条曲折、艰难之路。
不知为什么，当时《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却没有学。也许是我没有印象了。
育德小学在离我家一里多地以外万德庄西的一个小胡同里。9月底，当政协通过曾联松设计的国旗方案后，学校在校门口墙上贴出了纸做的五星红旗以及说明，包括比例等等，鲜艳，热烈，拱托着浓郁的节日气氛。围观的人络绎不绝。
这几天，秋高气爽，蓝天白云，阳光灿烂。
那时，尽管我家仍然不宽裕，但已用不着挨饿了。我父亲在他后来写的《自传》中，称当时“物价不贵，生活安定，是我后半生的最善时期。”
1949年的深秋，一天下午，一些学校的小学生在“七小”（南门外市立第七小学）的操场开一个什么庆祝会，领导讲话后每个学校上台演一个节目，这个学校演完节目就离场回校，此法有些独特。我们事先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安排，临时决定把我们秧歌队拉上去凑数。天下雨了，越下越大。我们在雨中等到最后也没有叫育德小学上台，气得我们把锣鼓敲得震天响，整整齐齐排着队，最后一个冒雨回校。
当时，育德小学内有个基督教堂，是教会财产，平时归学校代管。我们班一些同学就信了基督教，星期天在教堂中作“礼拜”，发耶稣故事的小画片，很漂亮。李德安同学个子很高，家里贫穷，人很朴实，是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们就叫他“安德烈”。我没有信教，当时没有什么看法。后来好长一段时间认为那是有神论，不符合唯物论。很久以后才悟出来，基督教、佛教都是好教，因为都劝人行善，真正虔诚的教徒都是善良的人。格罗夫斯在《现在可以说了》一书中就谈到，在美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艰苦时期，每个周末都举行宗教活动。我到过美国的几位同事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我谈过，基督教对美国的稳定繁荣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今，有人为中国从历史上就没有宗教情结而感慨，有人又为当前有几亿人信各种教而感慨。多元化的时代真是到来了。
四年级只一个班，教室就在教堂进门的楼梯旁边。班主任是
1949年的语文课本是过渡型的，许多教材还是民国时期的。印象深的两课都是欧洲的小故事。一是荷兰地势很低洼，围海挡水，夜晚一位小孩发现堤坝渗水，他来不及进村叫人，就勇敢地用身体堵住，在寒冷中坚持了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天亮时被大人发现，大家动手堵提。一个孩子救了全村人的性命。二是一些工人建了一个很高的烟囱，建成后，很快把脚手架拆掉。没想到烟囱上还有一位工人没下来，大家很着急。他妻子来了后，不像一般女人又急又哭，而是冷静地想办法。突然她喊：“彼得，把你的帽子拆了。”原来她丈夫戴着一个毛线纺织的帽子。他听后，把帽子拆了，将毛线吊下来把绳子拉上去而得救。还有一课讲西域吐谷（读yú）浑国王临死前，把他的儿子们叫到身边，让一个儿子折一根筷子，一下子就断了；再叫另一个儿子折一捆筷子，费多大力气也折不断。他就说：“团结力量大，大家一定要好好团结啊！”
这些课文朴实，生动，毫无说教，寓教于朴素实在之中。
四年级第一学期，我考试排名全班第六，解放前还从来没有得过这样好的成绩。
这半年学的歌，记住而且至今会唱的还有两首：
“太阳出来红啊，月亮出来黄啊。苗家要出头，摆脱苦和愁，好比那月亮赶太阳啊，越赶越赶不上啊。好比月亮赶太阳啊，越赶就越赶不上啊！”
“一更咳嗨里呀，月牙没有出来呀哈咳。全体会员啊，你要听明白呀，压迫，受了几千年啊啊。要诉苦那个在今天呀，要诉苦那个在今天。唉呀我说那个苦啊，苦啊，诉也诉不完哪，唉呀唉海呀。”
一次全校聚会，我们班的卢淑玲同学到前边，面对大家独唱《黄水谣》。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黄河大合唱》，觉得很好听。卢家是徐胡圈的名门，卢淑玲之兄卢耀铭是南开大学学生，已经毕业，爱演话剧，1951年春，我看他在万德小学（当时育德小学解散，已并入该校）演过两场“三反”的话剧，耀铭演主角——一位受贿的干部，口头禅是“唉哟，我牙疼。”演得不错。其弟卢耀维比我低一班，与我较熟，爱打篮球。其妹卢淑英是我大妹妹栩名要好的初中同学，南开女中高中毕业。我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一次寒假见到耀维，他对我说：西湖村（当时徐胡圈已改名西湖村）就出了你一个“才子”。其实，卢家兄妹几人都是有才的，人也都长得帅气漂亮。50年代初，徐胡圈有两位大学毕业生，另一位是在合作社工作的张玉山，爱打篮球，一次他在我的同学杨俊起家给我们讲了一个《夜半钟声》的故事，很吸引人。卢淑玲好象嫁给了徐胡圈一位书法、绘画很好的青年张广炬。
1949年末至1950年初，班上有的同学从学校借一些课外书看。有位同学借了一本《翻身年小唱》，以连环画的形式按月画出1949年的大事，我跟着看，封面是从右向左横排的繁体字，我们却从左向右念成“唱小年翻身”，印象最深的是5月上海解放。把1949年说成是中国人民的翻身年，是很准确的。而这本《翻身年小唱》1950年年初就出书，尽管只是薄薄的一本，也是够快的了。我还借了开明书店出版的《海豹的故事》，这本书以一个动物的口吻写北极风光，爱斯基摩人的生活等等，生动有趣并很有人情味。我连续几个晚上在家给奶奶和母亲读，她们都很爱听。
1949年冬，各班出了一、两次壁报，贴在校园墙上，这自然有评比的意味。壁报是在一张对开的白纸上用小楷抄写文章，用水彩画画，琳琅满目。我们班壁报的报头是一位班上公认画画最好的同学画的，他临摹了一张画片，画着一位抗战的29军战士，背着写有29军的草帽和大刀，他把“29军”改为“八路29军”。另一个班的壁报报头旁登了一条消息：“叶挺不幸遇难”。当时我闹不清是怎么回事，事后很久才知道：
1950年元旦快到了，同学们买贺年片互相赠送。我没钱买，在班上也还不算突出的学生，得到的不多，但也得到一些。贺年片很小，五花八门。
1949年就这样过去了，那是我既懵懵懂懂，又留有一些深刻印象的一年。当时还不懂什么叫政治，什么叫进步，连上课、考试都没有多少印象。我的同学，也差不多都是如此。
1950年1月放寒假，春节到了。这次过年，是我记忆中最红火、最热闹的一次。奶奶、父亲将祖宗的牌位供上了案桌，奶奶信佛教，还把一幅珍藏的画得很漂亮的“万佛像”挂了起来，上了一盘“双红喜”点心和一盘苹果，两边摆上两大串蒸好的“花糕”。除夕之夜烧香，磕头。多年来第一次炖了肉，奶奶做了“糖葫芦”。还买了几张年画贴在墙上，一张是《解放台湾》，画面是一位打腰鼓的女青年，一幅台湾简明地图，从北至南标有基隆、花莲、台北、台中、台南、高雄这些城市，当然都是繁体字。这幅年画至今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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