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潜----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政府主席

陈明仁-----国民党起义将领、解放军上将、四平战役令林彪心悸、长沙起义

程 潜

程潜（1882.3.31～1968.4.5），字颂云，1882年生于湖南醴陵官庄。清末秀才。同盟会会员。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曾任湘军都督府参谋长、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部长。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江右军总指挥、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天水行营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武汉行辕主任等职。1948年3月，参加副总统竞选失败后，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8月，在长沙宣布起义，同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68年4月5日在北京病逝。

活动年表

　　1882年3月31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县，程潜出身耕读世家，九岁入私塾，十六岁通过童试成秀才。

　　十八岁(1900年)进入长沙岳麓书院，开始了解中外时局后，决定放弃科举之途，弃文习武，

　　1903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湖南武备学堂。

　　1904年通过考核被保送留学日本，在日本结识黄兴、宋教仁、李烈钧等人，开始倾向革命，并组成革命同志会。

　　1905年程潜加入刚成立的同盟会。与孙中山面谈即成为孙之追随者。程潜同时加入以军人学生为主的丈夫团。

　　1907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科。

　　1908年底毕业后后回国，到四川训练新军。

　　1910年任第十七镇参谋官。

　　1910年任新式陆军陆军第十七镇参谋官。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程潜到武昌，助黄兴指挥炮兵反攻汉口。失败后转往长沙。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任湖南军事厅长。

　　1913年二次革命时组织讨袁，但旋即失败，湖南取消独立，程潜逃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期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程潜反对入党方法而未加入。

　　1915年袁世凯洪宪帝制后，程潜赴云南加入护国战争，受蔡锷命为湖南招抚使，到湖南召集其旧部反袁，被举为护国湘军总司令，驱逐湖南督军汤芗铭。但之后段祺瑞委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督军，程被迫离职。

　　1917年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程潜联络旧部支持，被任为湖南护法军司令，在湘南大败南下进攻广东之北洋政府部队，一度进攻至长沙。后因与谭延恺之争，再被迫离职。至1920年孙中山第二次在广州护法，程被任为陆军次长。在第二次护法时的北伐，与陈炯明冲突中皆支持孙中山，因而颇受器重。孙中山得以于1923年回广州第三次护法，亦得助于程潜平定广州。程更曾在广州建立军校，自任校长培养军事人材。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时，曾一度考虑以程为校长，以蒋介石及李济深为副。

　　孙中山逝世后，广州于1925年组织国民政府，程潜为政府委员之一。

　　1926年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委。同年国民政府下部队改为国民革命军，程部为第六军，程潜为军长，军代表林伯渠，下属三个师。

　　北伐时，第六军攻陷南昌，但之后被孙传芳成功反攻，第六军损失过半。经重组后再战，并于1927年12月23日首先攻陷南京。

　　之后宁汉分裂，程于次年3月被武汉国民政府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二方面军指挥。武汉方面曾一度要程潜逮捕蒋介石，但程未有行事，而蒋亦已有防范。之后程曾一度试图调解宁汉之争但无效。而第六军亦在南京附近被蒋介石包围缴械收编。宁汉合流后，程潜与桂系合作击败反蒋之唐生智。

　　但程之后又与桂系冲突，于1928年被李宗仁扣留，免去各职。而第六军亦被完全分化收编。之后数年程潜寓居上海。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各系谋求和解，程潜方再被选为政府委员，中央执委。

　　1935年升任二级陆军上将，任总参谋长。

　　七七事变后指挥平汉路抗日，

　　1938年起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曾指挥兰封会战等大战役。同年底，改任天水行营主任，驻西安。

　　1939年5月13日晋升为一级上将

　　1940年调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至抗战胜利。

　　战后程潜任武汉行营主任，掌管华中军政。

　　1948年3月参加副总统选举，最后放弃，所得票改投李宗仁，令蒋介石支持的孙科未能当选。之后武汉行营取消，由桂系白崇禧出任华中剿总代替。程改为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但仍集湖南军政大权。

　　1949年1月，蒋介石在压力下下野，桂系上台，李宗仁代任总统。同年4月国共和谈失败，解放军渡过长江，湖北亦失守。7月22日，程潜、陈明仁派出代表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8月3日，长沙市民组成长沙各界迎接解放筹备会，并举行第一次会议，到会有53个单位的各界代表和民主党派多人。当晚，国民党湖南党、政、军有关人员集会，决定接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4日，程潜、陈明仁率湖南保安部队及国民党第一兵团全体官兵在长沙举行起义。5日，湘中和平解放。中共领导对在长沙起义的程潜、陈明仁委以重任。

　　1949年后，程潜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大常委副委员长，湖南省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等各职。文革时受周恩来特别保护，个人未受冲击。

　　1968年4月5日病逝于北京。

关系谱

　　程潜是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国民党将领。

　　毛泽东与程潜是同乡故交，林伯渠曾担任程潜第六军的党代表，彭德怀曾经是程潜部军官，左权、陈赓等也曾经是程潜湘军所属学生队的学员，因此建国后程潜担任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唯一的国民党籍副主席。

泛舟中南海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在怀仁堂隆重开幕，会上，程潜当选为政协委员。不久，程潜又出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湖南省主席。

　　解放后，中共中央为程潜在北京和长沙准备了房子，让他两地随意居住。实行工资制后，程潜的工资定为三级，政府每年还发给他特别费5000元。

　　程潜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议后回到长沙。11月26日，他在湖南省政府大礼堂谈到北平之行的感受时说：“我这次在人民政协会上受到很好的教育，受到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很大的鼓舞。毛主席和大家都赞扬湖南起义的功劳和起义的光荣，我个人只是惭愧。我有什么功劳，哪敢接受光荣二字。湖南人民一致要求和平，一致要求起义，要说起义光荣，那也是人民的光荣。我们今后的任务，就是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尽一切努力来实现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以建设民主、繁荣的新湖南。”

　　1952年秋天，毛泽东特意邀请到北京开会的程潜来家里吃饭。饭后两人边说边聊，来到了中南海边。毛泽东对程潜说：“前人对中南海曾有‘翡翠层楼浮树杪，芙蓉小殿出波心’的赞誉，今日置身其间，不知颂公有何感受？”

　　程潜点头笑着说：“名不虚传，妙不可言，妙不可言啊！”

　　那天毛泽东看到湖边泊着一条小船，便提议说：“我们划划船吧。”说着登上了泊在岸边的小木船。

　　两人在船上坐稳后，毛泽东操起桨，要亲自为程潜划船。程潜忙说：“使不得！使不得！你是国家主席，又年近花甲，怎能让你为我荡桨！”

　　“哪里，哪里，你是国民党元老，爱国高级将领，又是我的老上级、家乡人，还分什么彼此。何况你已是古稀之年，总不能让你划桨啊！还是客随主便吧。”说着，毛泽东操起桨划起来，小船向湖心驶去。

跨越1949年程潜为何当了20年的湖南省省长

民国时主政湖南的四位湖南人谭延闿、赵恒惕、唐生智、何键之间，有明显的前后提携嬗递的关系，只有程潜始终游离于这个系统之外。他与上面所说的那几个人都有过交恶的历史，又都有过合作的阶段，却一直没能稳定地主宰过湖南的政局，直至民国即将成为历史时，他才得到了机会。然而程潜一旦当上了湖南省的省长，就成了在这个职位上任职最久的湖南人。他的境遇为什么与其他几位不同呢？这与他的性格是分不开的:程潜不苟言笑，不善交际，看上去城府很深，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既固执又有几分天真的人。他在真正该下狠手的时候往往会心软，于是总是被对手抢到先机而被人所制。可他的最后一击却成功了，于是总算得了善终，也算是命运给他的最后补偿吧。

程潜，字颂云，湖南醴陵人，他于辛亥革命谭延闿取代焦达峰任湖南都督后，经黄兴介绍回湖南当军事厅长。在谭延闿排除焦、陈余部，大肆裁撤湘军时，他是反对的。宋教仁案发生后，孙中山举起"二次革命"义旗，各省相继独立，程潜趁反袁军兴之际，抓紧时间编练了三个步兵团及一个炮团，使湘军的兵力达到了两个师。二次革命失败，谭延闿取消了湖南的独立，程潜被迫辞去军事厅长职务。后谭延闿仍不为袁世凯所原谅，被押解到北京判罪，此时程潜也受到入主湘政的汤芗铭的通缉而逃亡。

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首举义旗发动护国战争，1916年程潜从昆明向滇军借了一个营，经贵州入湘西，沿途收编湘西南的地方武装，任湖南护国军总司令，兵力迅速扩充到三旅之众，而当时的广西陆荣廷所部也进入湘西南，与程部一起进逼长沙。汤芗铭不得已也宣布湖南独立脱离袁大皇帝，弄得老袁好不郁闷，不久病死。而谭延闿却卷土重来，第二次主政湖南，他对非自己嫡系的程潜心存猜忌，在重建湘军时有意排挤程派，将程潜的部队裁撤一空，而一心一意培植赵恒惕，让赵当上了湘军第一师师长。程潜再次黯然离湘。可没多久谭延闿就又被段祺瑞给赶下了省长宝座，以段自己的小舅子傅良佐代之。接着段祺瑞废《临时约法》，引起"护法战争"，程潜受孙中山委派回湘运动，被拥护护法的湘军将领们推举为湖南护法军总司令。湖南护法军兵力单薄，与北军血战经月，眼看支持不住，此时广西陆荣廷的桂军上来增援了。程潜击退了北军，占领长沙，被各界公推为湖南省长，但他还没来得及宣布就职，就被随后赶到的广西军否认，说省长未得中央明令，不得自举，其实表现出桂系染指湘政的强烈野心。程潜为了不与桂系发生内讧，未就省长职，而是率军前往岳阳，展开了对北军的猛攻。北军大批增援部队赶到，湘桂联军抵挡不住，而桂军又不愿与北军死拼损伤自己实力，率先撤回广西，扔下程潜独立支撑。程潜据守湘南，总算未被北军消灭，但也种下了与桂系不和的种子。

北洋皖系的张敬尧督湘时，桂系欲重新入主湖南，但因为与程潜已经伤了感情，就转而支持谭延闿出来收拾湘局。谭延闿在赵恒惕的拥戴下进入湖南零陵就任湘军总司令，可这时程潜驻扎在郴州，也用的是湘军总司令的头衔，一时两个湘军总司令并存，自己的阵营里都不知道该听谁的命令。谭延闿毕竟比程潜更会玩权术，又恰恰有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把柄落到他的手上:皖系欲联合程潜打倒占领湖北的吴佩孚，派了一个说客携密信来见程，却被抓住，密信落在了谭派的手里。一时湘军中舆论汹汹，说程潜是"通敌有据"。程潜自己并不知道此事由来，但百口莫辩，只得辞职出走，部队全被赵恒惕接收。后来在赵恒惕督湘期间，虽没有程潜本人的直接参与，但隶属程派的军官们时而与赵联合，时而受赵排挤甚至杀害，到赵恒惕制定临时省宪法时，程派已经被清洗殆尽了。

程潜离湘后，与孙中山过从甚密。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另组民国政府，任命程潜为陆军部次长，实际主持军务。之后程潜曾任桂林大本营陆军总长。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程潜与之力战，又随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始终不离左右，当时有"文有居正，武有程潜"之誉。程潜以孙中山委任的"讨逆军总司令"身份，指挥全粤讨伐陈炯明的战争，重新肃清广州，迎孙中山返粤就任大元帅，自己被任命为军政部长。程潜还在孙中山授意下，首创"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这是早于黄埔军校的革命军官培养基地，只是在黄埔军校成立后，程潜才将其师生并入了黄埔，又因为他只将精力放在军政部长的事务上，没有将这个新兴的军校抓在自己手里，才有了蒋介石当校长造成整个一支黄埔系，进而控制全部国民革命军兵权的局面。程颂公若有远见，以军政部长之尊，抓住军校不放，恐怕民国后二十年的历史就要重写了。1925年孙中山逝世于北京，程潜参加了东征之役，巩固广东根据地。北伐前，程潜率领的东征第三纵队正式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程任军长，林伯渠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程潜此时对国共合作态度真诚，第六军中下级军官共产党人几乎占三分之一。

占据湘南的唐生智倒向广州政府，他的原湘军第四师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因为谭延闿与程潜以前都与唐生智打过仗，为了释唐疑心，谭的第二军、程的第六军都未参加进攻湖北的战事，而是作为总预备队尾随前进，后向江西方向进攻，主攻南昌。程潜部攻下南昌后，孙传芳大为震惊，严令限时夺回。皖系军队猛烈反扑，程潜被迫后撤，但在南昌郊区遭到围困，程潜的军部在河港交错的地区被冲散，程潜身体太胖，差点逃不出去，是剪掉了胡须，换上便衣，驾着一辆牛车才夺路逃生的，后被白崇禧当面奚落，说他好比曹操潼关遇马超，"割须断袍"而逃。此役第六军损失过半，南昌得而复失，程潜落了个"贪功冒进"之名。后来第六军经休整后，程潜担任江右军总指挥，转攻南京。就在程潜部兵临南京城下，即将发动总攻之时，蒋介石发来命令，说南京敌军兵力雄厚，不可冒攻，令程潜停止待命，候蒋的嫡系第一军到达后再会攻南京。程潜明白老蒋是怕自己夺了头功，要让第一军上来拣便宜，于是不理睬这个命令，挥军猛攻，三日即拿下了南京。北伐军进入南京时，孙传芳的溃军发生抢劫，同时北伐军中贺耀祖部也焚烧了外国教堂和医院，还有金陵大学的美国教授被杀。英美停泊在下关的军舰开炮报复，南京城有二千余中国军民死于军舰炮火之下。程潜也没客气，开炮还击，同时约束部属，将参与抢劫的人就地枪决，使局势稳定下来。

就在南京局势初定，程潜面临了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选择:他接到了武汉国民政府给他的俟机扣押蒋介石的命令。因为蒋介石在攻下南昌后，将北伐军总司令部迁入南昌，就提出国民政府应迁南昌，而不应迁武汉，其实是想将独掌党政军大权。老蒋还在南昌、九江、安庆连续制造多起攻击左翼人士的事件，使国民政府对其用心有了戒备之心。武汉方面扣押蒋介石的密令是谭延闿亲笔所写，并交给林伯渠的。林伯渠把密令缝进衣服里，赶往南京交给程潜。谭延闿是国民党中央常委，他写密令是奉中央之命，但他的为人一贯是两面讨好的，与此同时又向陈果夫透露了信息，使蒋介石有了警觉。蒋到南京时，不肯下军舰，而是把程潜召到军舰上谈话。这时林伯渠还没到南京，程潜还不知道有扣押蒋介石的密令，同时他也不同意强敌未灭先起内讧，向蒋表示愿意居中调停与武汉方面的矛盾。老蒋没上岸就坐军舰去了他的第一军控制的上海，然后林伯渠才赶到南京，将密令交给程潜。可是程潜读完密令后，当即烧掉，并且坚决不同意这种作法。他跑到武汉，真的为蒋介石去作解释去了。可蒋介石却早已将自己的亲信何应钦所部安排在南京各个关键要害地点，将程潜的部队控制在火力杀伤范围之内。

林伯渠与程潜的部下努力说服他俟机执行武汉政府命令，扣押老蒋，但程潜坚决不从，认为蒋既为北伐军总司令，就不能以下犯上，自乱阵脚。他觉得自己是国民党元老，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自己动手，还向蒋介石本人查问过，为什么何应钦的部队要占领南京各要害地点？老蒋说那是为了防备武汉方面，绝不是对你程颂公不放心，谁要害你，就是害我，我若害你，乱箭穿心！老蒋还委任程潜当南京卫戌司令，想进一步释去他的疑心，但此时程潜从别人口中得知，老蒋已经决心发动政变与武汉决裂了。他竟又去了一趟武汉，还要作最后的努力，劝说双方避免分裂。

蒋介石出手了，将不愿听自己命令与武汉反目的第二、第六军逼出南京，还收买了程潜部下的不坚定份子，几乎活捉了程潜。程潜是乘小火轮逃离南京的，老蒋的人得到了消息，还派军舰追上来，登船搜寻。程潜化装藏在小火轮上，幸未被搜出来，才得以逃到武汉。接着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宁汉分裂局面形成。程潜的第六军落入老蒋的手中，一部分缴械遣散，一部分编入了他的序列，只有驻九江的军参谋长唐蟒一部保存下来，程颂公几乎再次落了个光杆司令的下场。这就是蒋介石对他奔走呼吁不要分裂的报答。

蒋介石被迫下野后，宁汉合流，唐生智部进据安徽，对正在与孙传芳作战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形成了威胁，北伐军中的再一次内斗一触即发。程潜的第六军成为桂系争取的对象。他虽然对桂系没有好感，但因过去与唐生智的芥蒂，暂时与桂系联合，对唐的部属进行了策反。唐生智下野跑到日本去了，程潜又与白崇禧联合，攻入湖南解决唐的旧部。此时谭延闿给程潜写过一封信，劝他不要与桂系过于亲密，而对于湘军下手太狠，信中用了一句湖南土话，说"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满天飞"，希望程潜分清亲疏。但程潜的固执又表现出来了，他根本不听谭延闿的劝告，继续与桂系站在一边。其实唐生智的部队这时是受到蒋介石暗中收买，才与桂系为敌的，其中以何键为典型。而程潜被老蒋耍过，对他恨之入骨，相信桂系也是坚决不与老蒋为伍的，所以视桂系为盟友。他哪知道李宗仁、白崇禧明里反蒋，暗中却留了退路，不像他这样死硬不转弯。谭延闿提醒他的用意就在于此，可程潜死活听不进去。蒋介石正好在上海与宋美龄结婚，军政要人们纷纷借机送礼，与老蒋拉关系。别人劝程潜也表示一下，可以缓和与蒋的关系。可程潜硬梆梆地说:"蒋宋结婚无耻，别人送礼，也是无耻，我们送礼，更是无耻之尤！"老蒋对这么个死硬反对派，岂能轻易饶过？

不久蒋介石就重新出山了，就任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还让李宗仁当上了武汉政治分会的主任，顺手撤掉了程潜的"湘赣政务委员会主席"一职，算是先给点小小的颜色看。接着成立第四集团军，谭延闿推荐程潜担任司令，老蒋对程不满，当然不同意此议，他转念一想，不如让李宗仁来干，这样定能使程潜与李宗仁之间发生龃龉，他可以坐观两个自己的对头二虎相争了。果然不出老蒋所料，程潜自认为威望远在李宗仁之上，凭什么要屈居桂系之下？就在武汉军政会议上力辞不就。没想到李宗仁趁机发作，拍桌子吼道:"你敢反抗中央，不服从命令吗？"他把程潜监禁起来，免去了他的本兼各职，而程的第六军则群龙无首，退往江西，落入蒋军的围困，被消灭殆尽。程颂公虽保住了性命，但手上的那点武力已经彻底丧失了。

程潜丧失兵权后，在上海蜗居了七年，直到1935年，才出山当了参谋总长。1936年"两广事变"陈济棠与李宗仁联手反蒋，程潜亲赴两广调停，化解了矛盾。他之所以愿意为老蒋出面，实在是因为日寇逼迫日甚，他不愿看到中国人之间再互相削弱力量了。

抗战爆发后，程潜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平汉一带与日军作战。1938年他配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组织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顿挫了日寇凶焰。可不久后程潜奉蒋介石之命，干了一件贻害万千百姓的事:掘花园口黄河大堤。自此数年间华北几省人民深受"黄患"之苦，而日军却并未被滔滔的黄水阻滞多久，就兵临武汉了。之后，程潜历任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辕主任、副总参谋长、代理总参谋长，直至日本投降，他陪同蒋介石乘敞篷汽车出现在重庆街头，与军民同庆抗战胜利。其实并不是蒋介石真正原谅了程潜当年与自己作对，是抗战的大形势维持了蒋介石"一个国家、一个军队、一个领袖"的局面，程潜不得不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奉蒋为元首，而老蒋也需要程这样的国民党元老装点团结对外的门面。说到底这也算是一种统战吧。

1946年内战暴发，程潜就任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辕主任，辖第六、第七绥靖区。但他其实没有一兵一卒真正归属于自己，所辖部队全是陈诚的嫡系，他不过是个摆设，根本指挥不动。1948年蒋介石"行宪国大"，为了抵消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压力，力劝程潜参选副总统，后又在几个候选人票数相当的情况下，逼程潜退出竞选，将名下选票让与孙科。这时程颂公的犟脾气发作了，偏不听老蒋的指挥，反与自己的政坛宿敌李宗仁合作，助李竞选副总统成功，让老蒋十分恼火。老蒋面对实力强大的桂系，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可他觉得李宗仁、白崇禧两个人绝不能同时待在南京，必须调开一个。于是老蒋将白崇禧从国防部长的位子上拉下来，派他去当华中剿总司令，驻在武汉。这下子白崇禧来武汉，程潜这个武汉行辕主任就得另外安排了，老蒋发表程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既降了他的职，又让他与桂系继续发生摩擦。

程潜此时颇为失意，手上一无地盘、二无军队、三缺钱财、四无派系，几十年宦海沉浮，最后还是落到个任人摆布的结果。但是能够回到老家湖南，当上当年苦争都到不了手的省主席，对他毕竟是一个难以抵制的诱惑，他走马上任了，随行的官员们虽大多是湖南人，但其实统统是老蒋的黄埔嫡系。程潜一到长沙，就在各界欢迎他的大会上大发反共论调，说:"……我程颂云今年六十有七了，但是我绝不惜任何牺牲，要与共匪拼命……我既然回来担任省主席，头一个月共军不会来，第二个月就不怕他来了，第三个月以后，就只怕他不来，来一个杀一个，一起丢到湘江河里去！"这些话到底是不是像他以后说的，是讲给蒋介石听的？恐怕也不那么单纯，他那时还在观望形势，为自己寻找一条最佳的退路，应该是符合真实情况的。可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中共方面已经在四十三名战犯的名单上，毫不客气地将程潜的大名列入其中了。

到1948年底，程潜实际上已经与中共湖南地下党有了接触，得到了承诺:只要脱离蒋政权，站到这一边来，不但不会算老账，而且还会受到相应的礼遇。程潜的心活动了。可这时长沙绥靖公署的实权掌握在蒋介石的嫡系黄杰之手，程潜想有所动作，随时有可能泄露机密。程潜想出一个办法，设法说服白崇禧，将陈明仁调回湖南。

陈明仁是程潜的醴陵小同乡，但他出身于黄埔第一期，是不折不扣的老蒋嫡系。陈明仁在东北与林彪血战四平，是出了大名的:四十多天的坚强防守，再加上十九昼夜的巷战拼杀，硬是迫使林彪撤出了四平。四平战后，陈明仁成了"党国英雄"，老蒋授他青天白日勋章一枚。按说，以陈明仁与林彪拼死作战的历史，谁也不会相信他对老蒋有二心。可实际上其中另有蹊跷:陈明仁守四平时，林彪所部已攻破外围城防，情况最紧急时，陈部将美国援助的面粉和大米都垒上去当了工事使用，还想出一个绝招--在巷战中，把黄豆撒在冰冻的马路上，使共军冲锋时滑倒无数。正是这些办法才勉强保住了四平。可战后随陈诚到四平视察的美军顾问见到整包的美国援助的大米白面当作工事使用，立即向陈诚提出抗议，要求惩办肇事者。老蒋惹不起美国盟友，免掉了陈明仁的指挥权，让他当了个总统府中将参军的闲差。陈明仁立了功反被夺了兵权，一度心灰意冷，想称病不出了。后来是白崇禧想挖老蒋嫡系的墙脚，提出调陈明仁到武汉当自己的副手，而老蒋也希望有一个自己的亲信到武汉去监视桂系动静，两方一拍即合，陈明仁到武汉上任了。此时程潜在湖南搞和平运动的风声传到南京，蒋介石和白崇禧都对程潜不放心，想有个靠得住的人到湖南去看住他，恰逢程潜活动陈明仁调湘，几方面的力量综合到一块儿，陈明仁所部调防湖南速成定局。

陈明仁回到湖南后，很快与程潜达成了默契，加上中共地下党加紧做工作，打消程、陈二人对起义后能不能得到中共原谅的顾虑。毛润之先生对程潜发过专电，告诉他只要反蒋反桂，具体事宜可相机处理，敝方均可谅解。而陈明仁也接到了由章士钊传的话，说四平之战是各为其主，只要站过来，还将受到重用。

1949年8月，湖南和平起义成功，程、陈领衔，共三十七位国军将领联名通电，宣布脱离蒋政权。解放军进城时，陈明仁的第一兵团仍全副武装，守卫着长沙各要害地点，据说他们仍头戴青天白日帽徽，新发的胸章上写的是"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这是表示他们只是反蒋，而不是叛党。当然后来陈明仁部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这些为了一时面子的虚文就已不复存在了。

程潜此后历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湖南省省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等职。他的湖南省省长一直当到1968年，虽在文革动乱中，此职仍由他担任。若从1948年他回湘担任省主席算起，他一连当了二十年省长，恐怕这个纪录是无人能够打破的了。当然，他这个省长并无多少实权，是不言而喻的。程颂公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还曾为周小舟叫屈，说:"好人挨整，真理何存？"可见他与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相处是不错的。若不是程颂公这个身份，他那个脾气，怕也是躲不过解放后的历次运动冲击的。

八十年代初，我们拍电视剧曾借用程潜遗留下来的寓所作场景，那座小楼坐落在湖南省委大院内的一角，上下两层，结构比较复杂，有院墙围绕。那时已经完全空置，网布尘封，只能让人想象主人当年如何度过寂寞的晚年……

程颂公1968年病逝于北京。

程潜、陈明仁与长沙起义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挥戈南下，兵锋直指湖南。在人民解放军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署”主任程潜、第1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引导下，于8月4日，率部在长沙宣布起义，并领衔发表起义通电，湖南各界100余人积极响应。程潜等人的起义，宣告长沙的和平解放。

    程潜（1881～1968）

    字颂云。湖南醴陵县人。1903年考入湖南武备学堂。1904年被选派到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后转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毕业回国时受同盟会的委托，入川训练新军。辛亥革命时，出任武汉前线指挥官。在护国护法战争中先后任湖南护国军、护法军总司令。后来任孙中山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部长、讲武学校校长等职。陈明仁、李默庵等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曾是他的学生，在国民党中有“元老”之称。在北伐战争中，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军长、九江卫戍司令、江右军总指挥、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等。在抗日战争中，历任国民党第1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天水行营主任等职。抗战胜利后，出任武汉行营主任。1948年参加副总统竞选失败后，出任国民党长沙“绥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

    陈明仁（1903～1974）

    号子良。湖南醴陵洪源冲人。1924年春进入广州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同年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1925年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二次东征，历任排长、连长、营长。1928年起在国民党军历任第10师28旅56团团长、旅长，第80师、第2预备师师长，第71军军长。抗战期间，率部参加了九江保卫战、桂南会战。1944年起率部作为中国远征军一部，参加滇西、缅（甸）北对日反击作战。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7兵团司令、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第29军军长、第1兵团司令。1949年到湖南长沙，先后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长沙警备司令、湖南省政府主席、省“绥靖”总司令。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在解放武汉三镇后，兵分中、西、东三路，迅速挥戈南下，追击逃敌，兵锋直逼湖南。在人民解放军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署”主任程潜等人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引导下，向中共领导人递交了一份起义备忘录，表明了愿意和平起义的决心。

    7月初，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程潜等人的回信中说：“备忘录已收到了。为了整个湖南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湖南问题走和平解放的途径，这是完全必要的。至于如何行动，总以人民利益为重，请你自行权宜，相机处理。你对过去的革命是有贡献的，湖南人民对你非常尊崇，我们对你也完全信赖……”

程潜接到毛泽东的回信后，更加坚定了起义的决心。8月4日，程潜等人在经历了几番惊心动魄的曲折斗争后，终于率部4万余人在长沙宣布起义，并领衔发表了起义通电。随后，湖南各界人士100余人积极响应程潜等人的起义通电。8月5日，人民解放军进入长沙，宣告长沙和平解放……

程潜回湘

  1948年春，国民党在战场上兵败如山倒，内部倾轧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为缓和内部矛盾，进一步做组织调整，在南京召开“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总统这把宝座是蒋介石坐定了的，别人不敢染指。但在副总统这把交椅上则是争者甚多，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6人竟相角逐。蒋介石支持孙科，美国人则支持李宗仁。经过一番激烈的明争暗斗，在美国“老板”的支持下，李宗仁当选了副总统。

    对此，蒋介石想到历史上蒋、桂之间曾多次兵戎相见，现在李宗仁当上副总统，他的伙伴白崇禧又在身边任国防部长，两人一军一政搞在一起，对自己势必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此，蒋介石的心中感到隐隐不安，在“国大”刚收场1个月，他就匆匆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调离自己的身边，而以何应钦取代白崇禧担任国防部长。

    此时，在解放战争战场上，桂系军队较少受解放军歼灭性打击。李宗仁当了副总统，白崇禧又坐镇9省通衢的武汉重镇。蒋介石心想，如果再让白崇禧把湖北、湖南、广西连成一片，后果十分可怕。湖南是通往广西的咽喉要道，必须物色适当人选来掌握，于是蒋介石想起了与桂系竞争失意的程潜。

    程潜系国民党元老，在湖南有威望，和新桂系有宿怨；这次竞选副总统又败在李宗仁手下，让他到湖南最为合适；既可拉拢程潜，又可牵制桂系，真可谓是一箭双雕。于是蒋于6月20日，又匆匆任命程潜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管辖湘、赣两省兼湖南省主席。

    程潜出面竞选副总统失败之后，一无所凭，他不像李宗仁那样有实力自存待变，又无丰厚的财富去香港安度晚年。正在失意苦闷之中，没有想到蒋介石却又让他惊喜了一下，让他人主湘赣两省，这总比“开缺”在家要好，于是决定就任。

    1948年7月17日，程潜离开南京港，踏上了去长沙的路途。但因蒋介石与程潜在历史上也曾兵戎相见，所以蒋介石也是有些放心不下，于是又委派李默庵、黄杰、王劲修、刘嘉树、杨继荣等一批湘籍黄埔亲信随程回湘掌握实权。同行的还有新任湖南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省民政厅长邓飞黄、省建设厅长王恢先、委员戴季韬、陆瑞荣、肖作霖等“绥署”高级要员。对此，程潜也是心有所知，未予表态。

    7月24日，程潜在省府大礼堂作了回湘主政的第一次演说。他丢开秘书长邓介松为他准备的讲稿：“我这次来湖南，很多老朋友将我比作‘家长’回到老家当家，我听到这句话非常不安。我今年六十有七了。我们这个大家庭，多少老兄弟、小兄弟在家里受苦受难，叫我这个当家的怎么去安慰他们的悲痛，满足他们希望呢，想来想去，不管我是不是家长，这里总是我的家，我不来当家则已，既然来当家，就要设法兴家，至少也不败家。”几句家常话，台下反应热烈。

    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东北野战军发动辽沈战役，震撼了国民党蒋家王朝。程潜的主要幕僚邓飞黄在其弟中共党员邓力群的影响下，倾向中共，对“戡乱剿共”早已动摇，认为国民党败局已定，内战决无前途，投向共产党才是唯一的出路。在邓飞黄的串联下，程潜的身边有一批倾向中共的幕僚，如邓介松，肖作霖等人。程受到他们的影响，于9月19日，下令撤销专门反共的“戡乱委员会”，包括县市分会，这是给共产党看的。令下之后，在湘进步人士认为这是程潜转变的一个信号，而反动分子则为之大哗。9月30日，程迫于压力，又亲自手书“戡乱”建国五项公约。这是给蒋介石看的。

    程潜回湘两月有余，虽然政令多变，心中矛盾，但对扩充实力，消除政敌，却是不遗余力。因为程潜虽然以“绥署”主任兼省主席身份带了一班人马来长沙，但他仍然感到处境艰难，障碍不少。其一是以张炯为首的省党部CC集团暗中为难，遇事作梗；二是和三青团互相勾结的省参议会议长、老军阀赵恒惕的残余势力也有所图谋，不甘心就此销声匿迹；三是长沙警备司令蒋伏生利用其职权自行其是，不甘心拥程。

    为此，程潜和邓介松、邓飞黄、肖作霖商议，决定利用两邓和CC派有联系的条件，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方法，排除政敌。

    邓介松和邓飞黄首先说服了省党部的社会处长刘修如，地政局长朱有为、肖训等几个主要骨干靠拢程潜，使张炯在省党部成了孤家寡人，不得不辞去省党部主任委员之职。张炯一走，程潜取而代之，经国民党中央批准，于1948年10月11日宣誓就职。

    对省参议会，两邓先劝说副议长唐伯球转向支持程潜。程潜与赵恒惕交恶由来已久，程回湘以后，长沙盛传：“冤家路窄，赵将不得好死。”赵恒惕闻知，寝食不安，一天肖作霖以省保安副司令的身份去赵的寓所，闲谈之间，肖提出必要时派半个班来警卫赵的安全。赵疑是程潜派兵来软禁，吓得称病离开长沙赴上海休养，?久便提出辞职。省参议会酝酿改选，名为改选，实为省主席操纵，程潜内定唐伯球为议长，1948年12月正式获得通过。

    对蒋伏生比较难办，肖作霖建议程潜电请国防部将衡阳警备司令部扩大为警备区，得到批准之后，程潜将蒋调为该区司令，并保留湖南省军管区副司令之职。蒋伏生欣然赴任，长沙警备区司令要职则由程潜的学生刘进继任。

    剔除了异己，程潜集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省党部主任委员、省保安司令、湖南省军管区司令五大要职于一身，党政军大权于一体，站稳了脚跟。程潜深知掌握军队的重要性。早在回湘之前，他就请准南京国民党中央，在湖南成立5个国防师。程潜回湖南后，即着手进行6个师的编训工作。至11月上旬，“绥署”2个军共6个师的人事编员全部发表；驻湖南的为第102军，军长成刚。辖62师、232师、314师、集训地点：62师在醴陵、株洲一带，232师在湘西，314师在临湘、岳阳一带。另将本省下半年度的新兵全部拨归该军，由“绥署”副主任兼国民党陆军第3训练处处长黄杰组织编训。驻江西的为第23军。

    驻在常德的另一位“绥署”副主任李默庵，通过人事关系，把他的老底子第14军（军长张际鹏、副军长谷炳奎）从湖北调到湖南。李默庵想把14军留在常德，由他扩编指挥；黄杰则坚持让他统一编训，程潜两头为难，乃决定由“绥署”指挥。

程潜在编组正规军的同时，对地方部队进行了扩编。他将原来的省保安大队扩编为3个旅，每旅辖3个团。

和平之路救桑梓

程潜回湖南以后，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工委曾对程潜及其省府班底作过具体的分析：程潜是国民党元老，他虽然也曾积极反共，但他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北伐战争和林伯渠合作，受过共产党的影响，抗日战争率部打过日军，拥护第二次国共合作，并且他和蒋介石以及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都有矛盾。这次回湖南，蒋介石又委任了湘籍黄埔亲信李默庵为“绥署”副主任兼第十七“绥靖”区司令驻常德，黄杰为“绥署”副主任兼第5编练司令驻衡阳，刘嘉树为“绥署”参谋长，军统分子杨继荣为“绥署”高参跟随程潜左右，而白崇禧又拥重兵驻武汉，常常对其施加压力。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蒋家王朝岌岌可危，程潜本人处境艰难的情况下，有可能争取他站到人民方面来。基于这种分析，省工委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统战、策反方面，成立军事策反小组。并确定先从争取程潜周围的重要同僚做起，逐步影响他，一俟时机成熟，即派人直接见面，争取程潜站到人民方面来。省工委经过研究认为，军事策反小组的工作关系重大，担负此重任的人选，不仅要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而且必须有胆有识，有随机应变的谋略。最后确定由余志宏担任这项重要使命。

    余志宏，湖南醴陵人，1916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毕业。曾在福建王亚南教授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47年初，经王亚南介绍回到长沙，做了省主席王东原的秘书；在省府工作期间，他曾为省工委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而深得党的信任。王东原去职后，余根据省工委的指示，离开省府到湖南大学当讲师。

    省工委书记周礼向余志宏分析介绍了程潜及其重要幕僚的情况，详细传达了省工委对程潜及其班底开展争取工作的斗争策略，亲切而又信赖地说：“省工委认为，你在王东原那里当过秘书，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因此让你站在策反工作第一线，担任组长，直接和程潜身边的军政要员打交道。你的工作由省工委直接领导。”

    组织的信任，人民的期望，给余志宏完成任务的力量和勇气。然而，他和程潜毕竟素不相识，给这样一位大人物做工作，谈何容易！他反复琢磨周礼书记的指示，通过各种渠道去做程潜身边亲信的工作。余志宏选择的第一个突破口，是省政府的顾问方叔章。方是程潜旧部，曾任过天水行营秘书处处长，在程潜面前既是诗友，又是常客，见面可以不经通报，相会可以无话不谈。此人襟怀开朗，对时局亦有开明看法。方和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啸苏是老友，而王啸苏的儿子王学膺和余志宏是同窗，两人甚为友好。余志宏分析这些情况之后，认为方叔章是通向程潜的一条好渠道，于是通过王氏父子，首先结识了方叔章。

    方叔章住在长沙市河西凤凰山桃子湖，离湖大校舍很近，余志宏经常去拜访。相互之间经常纵论时事政治。余虽年轻，但言谈深刻，观察敏锐，深得方的好感。一次余志宏问方古往今来兴衰成败之道。方答：“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余志宏又问方对目下局势有何高见。方答：“依我看，国民党人心丧尽，败局已定，不可挽回。”余志宏见方谈得直率，又问他程潜对局势如何应付。方说：“这叫‘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他对局势若明若暗，我自己也似懂非懂，望余多多指教。”余志宏见时机已到，亮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一面谦逊地说：“指教不敢当”，一面将随身带来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几本书，送给了方叔章。

    从这以后，余志宏不断向方叔章阐述党的统战政策，认识愈来愈一致，关系越来越融洽。余志宏这才提出：“请方先生为革命奔走，劝说程潜认清形势，投向人民。”方叔章满口应允。

    余志宏的工作打开了突破口，结识的人也越来越广泛。不久，他又认识了马子谷。马是湖南新化人，原在福建省政府当顾问，因受“杨潮案件”（杨潮，中共地下党员，因工作暴露，于1945年被国民党福建当局逮捕，案件牵涉马子谷、程星龄等人）牵连，被解职驱逐出境，当时在长沙闲居。余志宏在马子谷那里得知囚于台湾的进步民主人士、程潜的族弟程星龄已获释，欲回长沙。余志宏在福建时，以同乡之情拜望过时任福建省秘书长的程星龄，并由此成忘年之交，对程星龄甚为了解，心想利用这个机会，如果把程星龄接回长沙，做程潜的工作，是非常有利的。他的设想得到了周礼的赞同。适逢中山大学同学何之光（地下党员）去台湾省亲，余志宏立即修书一封，带给程星龄。

    程星龄是湖南醴陵人，生于19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1师政治部宣传科长、福建省安溪县长、莆田县长、西安天水行营参事、福建省政府顾问、秘书长等职。程在抗日战争时期曾赴解放区，见到了朱德、刘伯承等，对中共早有好感。他在福建省任省府秘书长期间，因“杨潮案件”牵连被蒋介石召回重庆，1945年去台湾，当年年底以“包庇共党”罪被捕，关押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特务团，经刘斐、许孝炎联名担保，才获开释。程接到余志宏的信后，于1948年8月下旬，举家回到长沙，住在南门外小林子冲邹家庄。

    程星龄回到长沙，即以族弟身份见了程潜。省工委书记周礼在余志宏的陪同下，亲到邹家庄同程星龄会面，除了问及他和程潜的关系之外，对于程星龄反蒋拥共的立场表示赞赏，并鼓励他为湖南的和平事业作出贡献。程星龄对中共的关怀和信任表示感谢，但认为现在做程潜的工作还为时尚早。1948年10月初，程潜为应付物资供应困难的局面，拟增设一个物资调节委员会，并下令委程星龄为主任委员。

    程星龄就任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委员之职后，全家从邬家庄搬进市商会寄居。余志宏又陪同周礼去看望他。程星龄向周汇报了程潜目前尚未明确谈及靠拢中共的意图，但却曾在交谈中流露过这种想法。这个情况，引起了周礼的极大兴趣。不久，一个新的安排就在酝酿中形成。

    1948年10月19日，方叔章举行家宴，省府秘书长邓介松，省保安副司令肖作霖，省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委员程星龄，湖南大学著名教授李达，民盟湖南负责人肖敏颂，方的常客余志宏等都应约前来赴宴。其实，这是程潜授意方召集的一次民意探讨座谈会。席间，大家畅谈当前局势，议论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湖南怎么办，程潜怎么办？肖作霖认为，程潜有主和的一面，但还有不少顾虑。这时李达接过话头说：“颂云先生还有不少顾虑是怪不得的。但内战是一定打不得了，国民党要打，共产党也只好奉陪，其实打下去对国民党来说，只能加速其灭亡之进程。”接着他分析了湖南所处形势，预言：蒋介石不会派兵到湖南来，白崇禧也只是从武汉路过湖南有一个短暂的停留，湖南的解放就在旦夕。这一番分析使满座耳目一新，为之敬佩。接着李达回顾了程潜追随孙中山进行国共合作的历史，继续说：“孙中山先生深知只有和共产党合作，中国革命才有希望，以颂云先生的亲身经历，对此应有更深切的体会。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今天这样明明白白摆在眼前的事实，我想颂云先生是看得清楚的。”最后李达直率地指出：“希望颂云先生应以3000万湖南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走和平解放的道路。”肖作霖、邓介松、程星龄宴会后即向程潜报告了座谈情况。

    嗣后不久，方叔章又来到省府。程潜见诗友来到，连忙起身让座，两人谈古论今，说到知心处，方问程潜准备走哪条路？是和共产党合作，走和平道路？还是去香港、台湾？并说：“你一家十余口，到香港或美国去生活怎么办？台湾当然不能去，你又和李宗仁、白崇禧搞不来，今后怎么办？”

    程说：“有什么出路？总不能投降呀。投降我不干的。”

    方说：“日本天皇还投降哩。‘顺者昌，逆者亡’，古之常理嘛。何况可以讲和，这又不是投降。”

    方叔章这句话击中了程潜的隐痛。程沉思了一会说：“投降，就得找共产党，你找得到么？”

    方问程是不是定下了决心，并提醒他：“程星龄在福建时就有过共产党嫌疑，现在回到长沙，虽不敢说他就是共产党，至少有联系。”

    程潜听了，会意地点了点头。

    此时，辽沈决战之后，淮海、平津决战即将结束，人民解放军连续取得的巨大胜利，震撼了国民党南京当局。1948年12月25日，白崇禧向蒋介石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在白的导演下，国民党湖北省参议会通过致蒋介石电：“如果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要蒋介石“循政治解决之常轨，寻取途径，恢复和谈”。与此同时，又派李书城去湖南，联络程潜，希望与之采取一致行动。

    12月31日深夜，程潜把程星龄叫到省政府。程潜首先说：“局势发展很快，看来蒋介石快要完蛋了。现在白崇禧派人来长沙，同我商谈如何应付时局，并携白崇禧和平解决国是的电稿，征求我的意见。”说着他把电稿交给程星龄看。接着又说：“老蒋经过这几个战役，败局已定，现在桂军虽然没有受过大的打击，但无论数量和战斗力，同蒋军比都是不足道的。这次李、白倡言和平，显然想逼蒋下台，由桂系来主持谈判，与中共形成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之局面。”

    程星龄同意程潜对时局的分析并认为，白崇禧利用倡导和平来倒蒋，必能获得人民的拥护，建议程潜接受白的倡议。程星龄还进一步提醒程潜说：“白、自如果倒蒋后与中共和谈不成，再以兵戎相见，势必遭到人民更加强烈的反对，不啻引火自焚；而你颂公则应坚持和平到底，别树一帜。”

    程潜知道程星龄意指叫自己投向共产党，当即郑重地问：“我如果脱离蒋政府，投向中共，你能否与共产党取得联系？”

    程星龄坦率告诉程潜：“自己在台湾，就是湖南地下党的朋友去信催我回湘，回长沙后已有接触。只因时机尚未成熟，故没有向颂公提及。”

    程潜听了极其兴奋：“我的决心定了，你全权代表我和地下党联系吧?”

程星龄对程潜的这一重大转变感到高兴，同时感激程潜对自己的信任，并郑重提出：“此事在当前情况下危险性很大，关系到两人身家性命，必须十分机密。因此，就只能由我一个人负责，而不能由任何第二者参与。”他还提醒程潜在今后一定时期与左右谈话时，少谈和平，并建议写封信把桂系“倡言和平，逼蒋下野”的事告诉蒋介石。

    程潜含笑道：“告什么密呢，你怕蒋介石不知道？”

    程星龄说：“不是应付蒋介石，而是稳住刘嘉树、杨继荣之流，免得他们生疑。”程潜点头称是，第二天就要杨继荣持亲笔信前往南京，向蒋“告密”。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文告，声称愿与中共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还放出要下野的空气。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求和是虚伪的，并且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结束战争、争取真正和平的8项条件。毛泽东的声明在全国引起重大反响。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迫不得已，于1949年1月21日发表声明引退。

    1月24日，李宗仁正式宣誓就任代总统。27日，李宗仁致电中共毛泽东主席，愿意和中共进行谈判，并声称：政府方面承认贵方所提8项条件，可以此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均可在谈判中解决。

    在国内一片言和平气氛的形势下，程潜采取了一些靠拢人民的实质性步骤：停止征兵，减少征粮，开释政治犯，扣押了把黄金、白银偷运往南京的中央银行长沙分行经理，这些直接触犯了南京政府的利益，构成了湖南地方与南京政府的正面冲突。

    1949年1月29日，正是旧历除夕，程星龄应程潜的邀请，来到程潜住地。程潜告诉程星龄，说他正考虑，共产党与南京方面和谈破裂之后湖南独树一帜，但拿不准执掌兵权的人能否跟自己走。

    程星龄认为程潜所虑极是，并说中共地下党的同志也在考虑这个问题。程星龄建议把陈明仁部调到湖南来。其理由：一则陈手下有两个军；二则他是程潜的学生，在四平街和共产党打过硬仗，蒋介石和白崇禧都不会怀疑他的反共决心。

程星龄向来办事比较稳重。在这之前，他在同军统骨干张严佛的一次闲谈中，张曾谈及陈明仁被撤职闲居南京期间，张严佛、温汰沫、吴相和等经常去陈明仁家聊天，陈表示过对时局的悲观和想另谋出路的意向，还对蒋介石不重用他非常愤懑，张严佛是陈明仁的同乡老友，两人关系颇为密切。因此，程星龄对陈明仁的思想，通过侧面了解，心中还是有一点数的。他见程潜对陈明仁是否同意回湖南仍有疑虑，便说：“我从侧面了解，四平战后，蒋介石将子良撤职，他积愤难平。在武汉和白崇禧又素无渊源。在这种形势下，我想他会同意回湖南的。况且你俩之间有师生之谊，利用这层关系做做工作，估计他会跟我们一起走的。”因陈明仁指挥的第1兵团属华中“剿总”怕白崇禧不同意调动，他们商定请刘斐出面商调，因刘和白交情很深，由刘向白进言，一可以避免白的猜疑，二则较有把握。

师生长沙演“双簧”

    陈明仁，字子良，湖南醴陵人，生于1903年，1924年进入程潜任校长的广州陆军大本营讲武学校。后来该校并入黄埔军校。1925年，陈参加广州军政府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之战，在东莞和惠州城下，战功卓著，一年之内，由少尉排长晋升为中校营长。1942年参加中、美、英联军对日军的滇西反攻作战，陈作为71军军长，指挥残部一举攻克日军顽强固守的战略要点回龙山，赢得了美国人的赞赏。他前期一帆风顺，养成了刚愎自用的性格。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陈明仁时任71军中将军长，奉命率部开赴东北。1947年5月，在退守四平的作战中，蒋介石下令死守该城。陈明仁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据守四平街。解放军虽然很快突破了陈明仁军部的核心阵地，活捉了71军警卫团长、陈明仁的胞弟陈明信，后因国民党援军赶到，只好撤了四平之围。

    陈明仁据守四平的成功，引起了整个蒋家王朝的刮目相看，各种宣传机器大肆渲染这一“辉煌战果”。陈明仁被誉为所有高级将领学习的楷模，蒋介石升任陈明仁为兵团司令，亲自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要他到各地传授经验。

    然而，在派系斗争十分尖锐的蒋氏朝廷，却容不得陈明仁载誉成名。四平战后，陈诚曾组织一批人到四平现场参观，其中也有美国军官。当美国人发现用整包美援面粉垒砌的工事时，极为不满，当即向陈诚提出抗议。对陈明仁素无好感的陈诚，添油加醋地向蒋介石告了御状，并建议蒋介石将陈明仁撤职查办。蒋介石听从了陈诚的话，更主要是怕美国人不满，只好把陈明仁的兵团司令撤了，但仍调为总统府中将参军的闲差。

    这个意外的调动，对陈明仁来说，有如晴天霹雳。他满腔怨愤，怒火冲天。陈明仁闲居南京，脱下军装，穿起长袍终日喝酒打牌消遣，至于总统府参军的差事，他从未进过衙门。他的同乡张严佛、吴相和、亲信温汰沫经常到他家聊天，除了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散布悲观论调以外，也劝慰陈明仁东山再起。特别是温汰沫和他朝夕相处，多次劝他改变消极态度，抓点实力作资本，团结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另找政治出路。此时，坐镇西安的胡宗南和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都想请陈明仁去当兵团司令官，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亦找陈明仁去就任武汉警备司令。陈明仁权衡利弊，最后就任了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同时，何应钦还答应陈明仁兼第29军军长，等再组建一两个军后，合起来编为第1兵团，让陈明仁兼兵团司令官。在这种情况下，陈明仁于1948年10月欣然赴武汉就职。不久，国民党果然又恢复第71军，并交给了陈明仁。程潜在思虑陈明仁的时候，陈明仁已是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第29军军长、第1兵团司令官，四大要职集于一身。

    就在程潜找程星龄谈话的当天晚上，程星龄于除夕之夜赶到刘斐住处，把商调陈明仁回湘的设想详尽地告诉了刘斐。刘满口应允。

    刘斐，湖南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同桂系关系密切。抗战胜利后，他不满蒋介石发动内战辞职，从南京迁往故乡长沙闲居。白崇禧探得刘斐回到长沙，经常有电话联系。

    刘斐动身赴汉口会见了白崇禧，彼此没有戒心，讲话也不拐弯抹角。白崇禧主动问刘斐：湖南情况怎么样？程潜能不能一道来搞和平反蒋运动？

    刘此番前来负有程潜之重托，听到这话，正中下怀，便顺水推舟地说：“他是不满蒋介石的，但处境困难，本身是一个光杆，要给他一点本钱才行！”

    白当即答应调1个师给程潜指挥。

    刘进一步说：“调1个师去固然好，但若能调一个湖南人掌握的部队去更好。”并建议把陈明仁和他的第l兵团调到湖南去：“陈明仁是湖南人，和程潜有师生关系，四平之战以后，陈对蒋介石、陈诚不满，要他去支持程潜搞和平，对付蒋系那班‘天子门生’，较为方便一些。”

    白崇禧一听，正合其意，随即表示同意。

    白崇禧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素有“小诸葛”之称，为人狡诈，一般不轻易接受别人的建议。这次，他之所以很快同意刘斐的建议，是想通过湖南将广西连成一片，以能进战退守，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刘斐三言两语就说通了白崇禧，为程潜办了一件大事。但是程潜调陈的真实意图，这位“小诸葛”却未觉察到。

    刘斐即与白崇禧商定，由白上报蒋介石，蒋介石也有如意算盘，觉得把陈明仁放在湖南堵桂系的后路很合适，所以立即同意了。刘斐去告诉陈明仁，陈更是乐意回湘，对刘斐说：“我早就想回湖南，为桑梓人民做点事哩。”

    刘斐这次武汉之行，获得了很大成功。陈明仁于1949年2月18日，以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官的身份，率第29军、第71军来到湖南编训，司令部设在长沙湘江西岸望城坡。

    陈明仁来到长沙，首先拜见程潜。

    26年前，当陈明仁只身去程潜举办的讲武学校谋事的时候，还是身背青布包袱的小青年，可现在已是堂堂的兵团司令官了。他们闲话当年，感慨万千。当晚程潜为他设宴洗尘，席散之后两人秘密交谈。陈明仁把蒋介石令他秘密监视程潜的手令交给了老校长，程潜看了一看，淡然一笑说：“你握有兵权，要杀要抓听便。”陈明仁当即表示：“我知恩必报，这次回湖南不听蒋介石的，听你颂公的指挥。”两人这次虽然交谈尚浅，但程潜至少摸到了陈明仁对蒋介石怀有不满之情。在以后一段时间里，陈明仁耳闻目睹家乡人民厌恶战争、争取和平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很受感染，同时也开始认识到，原来设想国共平分秋色，在和平中保持自救的路子，已不大可能行得通了。

不久，程潜又同陈明仁密谈。这回程潜坦率告诉陈明仁，自己打算和共产党合作，走和平道路，并劝陈明仁与之一致行动。同时指出，这样做可以缩短战争进程，影响西南，保存国家元气，尤其是可以拯救家乡人民。

    陈明仁虽然对共产党心怀疑惧，但他看到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便点头表示同意，同时说：“这件事，我只和你颂公保持联系，不与任何人发生关系。在公开场合，我还要以反共的面貌出现。这样可以继续取得蒋、白的信任，特别是减轻武汉方面的军事压力。”

    陈明仁采取这一招，在应付蒋、白之流上，起了一定的作用。白崇禧丝毫没有怀疑据守四平的战将竟会在长沙起义通电上签字，直到白纸黑字的起义通电展现在自己眼前时，他方知上当。为此，在此之前，陈明仁给自己留下了很大的回旋余地。

    陈明仁回到湖南以后，省工委认为，余志宏前段争取程潜及其周围人士的工作卓有成效，并且积累了经验。因此，在争取陈明仁第一线工作的人选上，周礼又选中了他。余志宏接受任务后，觉得心中无数。他和军事策反小组的成员刘寿棋等商议后，决定先找程星龄商议。

    余志宏找到了程星龄，说明来意。程介绍了一个情况：第1兵团的经理处长温汰沫，1932年陈明仁当师长时，便是陈的部下。后来陈闲居南京，温又寄居于陈邸。陈就任武汉警备司令，温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现在又随陈回湖南。程说他想和温本人接触后再想办法。余志宏认为有理。

    过了几日，程星龄在家设宴请客，陈明仁、肖作霖、邓介松等人应邀而来。酒席筵前，免不了又要漫谈形势。陈明仁是有名的铁嘴巴，说话不多。他听大家谈得热闹，最后才说：“时局确实紧张，长沙警备部队要和主力很好配合，我建议调刘进为兵团副司令官，由作霖兄兼任长沙警备司令，请颂公转报国防部，不知各位意见如何？”在座的都知道，肖作霖是程潜的亲信，又明显地倾向和平，陈明仁提出这样的建议，无疑是个信号。宴后程星龄立即去报告程潜，自然得到首肯。

    程星龄又去找余志宏，谈起了宴会的情况。他认为陈明仁提这样的建议，看来是个信号，并说：“要想陈明仁下起义决心，必须有一个陈和我们都信得过的人从中搭线才行。”

    余志宏问程星龄，除了温汰沫是陈的亲信外，还有没有其他人选。

    经余这一问，程星龄突然想起了好友李君九。李君九和陈明仁不仅是僚属，而且是挚友，认为是个合适的人选。程星龄告诉余志宏，李现在台湾闲居，建议叫李快回长沙。

    程星龄曾在台湾遭到拘押1年之久，此刻他感到以自己的名义电召李回来显然不便，便托北大同学李石静拍发了要李速回长沙的电报。1949年4月20日，李君九携眷由台湾回到了长沙。余志宏通过程星龄掌握了温汰沫、李君九和陈明仁的关系等情况之后，向省工委作了汇报，确定首先争取温、李，通过他们再做陈明仁的工作。

    李君九到长沙后，程星龄、余志宏等人与他推心置腹地进行了密谈，并请李君九做陈明仁的工作：“一个人的思想转变是不容易的，需要有一个过程，特别是像陈将军这样的人，更不能操之过急。但烦先生随时注意他的动向，相机采取对策，逐步消除他的疑虑。”李君九点头称是。

    李君九回到长沙的消息，很快由温汰沫告诉陈明仁，陈明仁约李第二天晚上面谈。

    21日晚，李君九如约前往。陈明仁把他引进卧室，劈头就问台湾情况如何？李君九告诉他，南京的党政机关和上海的工商业迁台以后，台湾是一片混乱。陈明仁叹一口气说：“这样看来，台湾也不是安乐土了。我原来还想把家眷迁往台湾请你照顾，现在也只好作罢了。”

    谈到家眷的安置问题，李君九灵机一动，决定借此试探一下陈明仁的真实思想。于是就说：“家眷问题，我看可以用‘定居长沙不动’6个字解决。”陈明仁闻之一惊，忙要李君九解释。李说：“我在台湾看到香港一份进步报刊上登了一条消息称：国共和谈破裂，湖南将不受约束；我看颂公的和平主张，深得人民支持；但他实力不足，颂公调你回来，我认为他是相信你和他站在一起的。你若以家眷定居长沙，岂不是给他一颗定心丸么？”

    陈明仁听后，虽然感到李讲得有道理；不过现在还不是表态的时候，对所谈之事未置可否。最后，陈明仁叫李君九搬到自己对面的房间里住，以便随时交谈，并给了李一个高参的闲职。

    余志宏得悉此情况后，对初步结果感到满意，并进一步对李说：“高参是个闲职，能否要点实权？”李君九将此意思用自己的口气，向陈明仁说了，陈便任命他为人事处长。有了这个实职，李得以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便于将有关会议精神和内部动态及时提供给地下党。余志宏定期和不定期地在李君九、?汰沫的家里碰头，交换意见，通报情况，为促成陈明仁下定起义决心，做了许多工作。

    在此期间，对陈明仁的策反工作，除余志宏联系的李、温这条线外，省工委还通过涂西畴联系第1兵团参谋长文于一，建立了另一条工作线。文于一也是湖南醴陵人，黄埔四期学生，程潜早年创办的讲武学校学生，和陈明仁是陆军大学同学。他在胡宗南的部队里历任连、营、团、旅、师长、副军长。1949年3月应陈明仁之邀，从胡宗南部调任第1兵团参谋长。

    文于一在胡宗南部队工作多年，看透了蒋介石、胡宗南等的倒行逆施。1948年，文的旧部陈炳、宁月窗被解放军俘获释放后，曾到西安对文做过一些工作，谈了解放区的情况和共产党对待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他们的谈话使文受到启发。后闻程潜回湘主政，陈明仁率部进长沙，文决心脱离胡宗南。文委托好友通过和湖南省工委取得联系，表示愿意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所以，他回到长沙以后，省工委就派涂西畴同其保持联系。但他们同余志宏联系的李君九、温汰沫这条线是互不通气的。

    这样，到1949年4月，省工委在陈明仁身边成功地部署了两条军事策反的工作线。

陈明仁怕算旧账

程潜在长沙策划湖南各界争取和平的运动，早已为白崇禧所看穿。1949年5月6日，他由武汉飞往桂林，在长沙停留时，专门会晤程潜，当着程和众记者说：“当今中国，实无和平可言，局部和平，等于分化我们……傅作义的局部和平办法，你们看到没有，那个局部和平就是缴械。”暗示他对于湖南的和平运动，已不能容忍。因此，白崇禧认为程潜的左右思想不纯，尤其是对他身边的邓介松、程星龄、肖作霖更为疑虑。在白的此次长沙之行胁迫之下，程潜不得已接受邓介松辞去秘书长的职务并免去肖作霖警备司令之职，而按白的旨意以陈明仁继任。此时，解放军逼近武汉，白崇禧急谋退守湖南。这一连串不快之事，使程潜心境愈为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担心程星龄联系的地下党这条线，同人民解放军取不上联系。因此，他告诉程星龄，想和地下党负责人面谈一次。

    程星龄把这件事告诉余志宏，余志宏向周礼作了汇报。周礼指示余志宏：“我暂时还不能出面，你可以作为地下党负责人的代表去见他。”余志宏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不久，余志宏在程星龄的陪同下，来到省政府主席办公室。程潜见程星龄领来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心中好生不快，淡淡地说：“你呀，我看你不像是地下党的负责人。我要见你们的负责人。”并且郑重表示：“我要搞就搞明的，不搞暗的，不会害地下党人的。”

    由于程潜坚持要见地下党的负责人，第一次谈话没有深入下去。余志宏向周礼汇报后，周要余再去和程说清楚：余虽不是地下党负责人，但是地下党派来的代表，有话尽可讲，余可以向党中央直至毛主席转告，不会泄密，不会无着落。

    第二次见面，余志宏见程潜面带几分不悦，即主动开口说：“颂公光明磊落，我们完全放心。但目前蒋介石特务很多，颂公又不能完全控制，一旦他们搞暗杀、绑架，转嫁于颂公，就会混淆视听，贻误和平大计。因有这一层考虑，地下党负责人亲自指定我作他的代表，一切由我负责转达。”

    余志宏这几句符合情理的开场白颇为生效，程潜绷着的脸舒展了一些，气氛转为融洽。余志宏即将话头转入正题。他针对程潜担惊受怕的心理说：“解放军解放武汉是指日可待的事，白崇禧那几个兵，迟早要被消灭，这个颂公不要多虑。我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是既往不咎，以颂公人望和以往对革命的贡献，自然会加以礼遇，这点也是肯定无疑的。”

    程潜听了这些高兴起来，问地下党有些什么要求。

    余志宏说：“这次地下党负责人派我来，除了对颂公走和平道路之举表示赞赏以外，也委托我向您提出以下几件事：第一，希望颂公以书面的形式向我党表明态度；第二，停止捕人杀人；第三，继续释放政治犯：第四，扣留作恶多端的国民党特务；第五，所有档案要保存，不能转移或销毁；桥梁、铁路要保持畅通，不能破坏。”

    程潜当下表示：“特务捕人杀人的事，自己不能完全控制。至于第1条，容考虑后再说。其他都可以照办。”

    余志宏问程潜有什么要求需要转告。程潜思索了一下也提出了4条要求：“第一，我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但不参加共产党；第二，反对蒋介石，但不背叛国民党；第三，对特务虽不能指挥，但可以设法控制；第四，个人只要不列为战犯，起义后能够保全首领，就如愿以偿了。我在南京、上海、长沙都有房子，只要把上海的房子留给我住，就满足了。”余志宏一一应允转达，就告辞了。

    余志宏代表省工委和程潜面谈获得很大成功，为后来程潜正式向中共中央递交备忘录铺垫了思想基础，也标志着策动程潜起义的工作已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程潜于会谈后不久，即召集特务头子开了一个会，宣布凡捕人必须经过他批准，没有他的允许，不准随意捕人。

    1949年5月14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从汉口以东的团风、武穴地区强渡长江。15日，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第19兵团司令官张轸在金口率部2.5万余人起义；白崇禧于5月16日仓皇退出武汉，来到长沙。白崇禧来到长沙后，整编了湖南部队，取消程潜的亲信部队第314师，改组省政府，成立反共备战机构。在一片“戡乱反共”的鼓噪声中，古城长沙充满白色恐怖。陈明仁的警备司令部被迫启用了一大批军统、中统头目，原来暗藏的特务纷纷出笼，新成立的青年工作团等特务分子更是气势汹汹，他们向共产党人、民主志士举起屠刀，伸出黑手。白崇禧在一些公开场合，当众影射攻击程潜。在一次省府扩大会议上说：“近来，无论党政军各方面各阶层都有少数负责人同共产党作战决心不坚，战斗意志薄弱，精神上已走向了投降的道路。”程潜迫于形势，只好忍气吞声，郁郁不乐。

    白崇禧在长沙逞威和制造白色恐怖之际，省工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针锋相对地制定了新的工作方针?灵活的斗争策略。这就是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进一步争取程、陈起义，团结群众，保护城市，迎接解放，开展武装斗争，配合解放军打击国民党军队。

    省工委根据前段工作的进展情况，认为策动起义已到成熟阶段，应该因势利导，动员程、陈写个起义备忘录，向党中央、毛主席正式表明态度。为此，余志宏向程星龄转达了省工委的意见。程潜得悉后，立即嘱程星龄起草备忘录，程潜核阅后亲自签了名，备忘录由李君九、温汰沫送交陈明仁时，陈以怕泄密为由未予签名。这份只有程潜签名的备忘录，由余志宏转送到省工委书记周礼手中。其内容主要有：

    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谈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具体进行办法，极望双方指派军事代表立即成立军事小组，俾能详细商决，并密切配合行动。就本省当前军事形势论，留驻省内军队除桂军外，大部分所能切实掌握者，另附详表备查。凡可掌握之军队，大部均已集中长沙附近，而桂军多已开赴湘南、赣西（留驻长沙者仅约一团）。本省军队数量虽不少于桂军，但战斗力则远逊于桂军，不得不极力敷衍桂军，一俟时机成熟，潜即当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以八条二十四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反动势力。

    在揭明主张以后，短期似有设立联合指挥机关之必要，一以整编本省现有武力，一以配合贵方为进一步之军事行动，凡此均得联合指挥机构商决实施，本省现有武力番号甚多，内容不实而指挥又未能统一，此皆蒋系凌乱作风。在本省未揭明主张以前实无法调整，一俟揭明主张以后，甚望贵方予以彻底整编。

现干部中更不乏明达之人暗中拥护潜之主张，不无微劳，倘能汰弱留强，重予教育，则以土著，关系于今后地方绥靖工作，乃至扫荡西南，尚可效劳一二。

    周礼接到程潜的备忘录后，为了向中央汇报湖南情况，以求进一步获得上级的指示，开展下一步工作，亲自写了一份报告，用密写药水抄正封好。他先要赵连生（中共地下党员）编织了一担双层皮箩，备忘录和省工委的报告置放于夹层之内，由地下党员黄人凌、张友初装扮成商人和挑夫去完成材料转送任务，并嘱托他们：“你们是带着湖南3000万人民渴望和平的重托去完成这项任务的，一定要把这两份密件安全送到汉口。”

    黄人凌和张友初当天乘火车抵达岳阳。在岳阳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绕过城陵矶，穿过封锁线，第二天一早乘船抵达汉口，找到华中局组织部长钱瑛，递交了程潜的备忘录和省工委的工作报告。钱瑛及时把备忘录送王首道、萧劲光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

    6月30日，毛泽东收到程潜的备忘录后，立即一面电示四野主力陈兵湘鄂边境；另一方面选调华北军大总队长李明灏前往武汉，参加和平解放湖南的工作。

    李明灏、程潜、陈明仁都是湖南醴陵人，大革命时期，他在程潜兼任校长的陆军讲武学校任教育长，国民党军第1兵团司令兼长沙警备司令陈明仁曾是程潜和李明灏的学生。陈明仁到广州投考军校本已过期，就是这位当时在军校任教育长的李明灏念其同乡之谊，而被破格录取的。因此，毛泽东选调李参加和平解放湖南的工作，真是知人善任。7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等人的电报，对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指出：

    （一）……我们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二）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整编教育等三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并迅即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我军行动在即，此事进行要快。（三）为了妥善接收湖南全省及解决我军供应，除成立联合机构外，请林、邓考虑程潜现任军政党各项职务暂时均予保留，利用程潜名义发号施令，以利接收全省及筹措给养。因联合机构是解决编军等事的，由双方派员组成，程潜本人未必参加，似不如保留程潜职务，管理我军尚未到达地区的民政、军政事宜，使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此点是否可行，请林、邓斟酌电告。（四）如程潜发表声明反美、反蒋、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我们亦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便如南方招抚使之类，俟南方各省平定，程潜则来中央政府担任工作。程潜是孙中山的老部下，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此点亦请你们考虑。（五）李明灏已到否。

    同日，毛泽东又亲笔复电程潜：

    颂云先生勋鉴：

    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

    毛泽东

    1949年7月4日

    毛泽东的复电到达武汉后，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领导人请李明灏设法找人转交程潜。李明灏多方物色，最后找到了陈大寰。

    陈大寰在汉口大公电池厂担任厂长，他的父亲在大革命时期曾任过国民革命军第6军的军需处长。那时李明灏在该军当师长，与陈父是姑表兄弟。陈大寰同程、陈两人的左右相识颇多，是一位充当此任的合适人选。李明灏向四野的负责人汇报这些情况，然后又陪同陈大寰在汉口璇宫饭店面见四野领导接受了任务。当晚李明灏来到陈大寰家中，把毛泽东的这封信交给了他。

    陈大寰接受任务后，随即进行了周密的准备。他把密件折成与电池锌筒同样高度，外面复以薄油纸，再贴上商标，装入自带的电筒内。随后装扮成洽谈电池生意的商人，于7月5日和四野特派代表刘梦夕登船向长沙进发。行前，李明灏又用隐语向程、陈两人写了一封信，希望他们“不要坐失良机，一切事情与陈先生面谈。”

    陈大寰、刘梦夕一路上通过几道关卡，经历了几次风险，由于起程时有准备，多带了一些电筒电池，遇上宪警关卡人员施以小惠，终于化险为夷，于7月11日上午9时来到了长沙程潜住所，拜见程潜。

    此时程潜在白崇禧的胁迫下度日如年，送交毛泽东的备忘录犹如石沉大海。为了早日解除白氏的威胁，他于7月10日又派心腹刘纯正秘密去汉口，催请解放军尽快进军湖南。现在得悉汉口来人的消息之后，他便早早在家等候。

    两人见面，陈大寰说李明灏已至椒口，随即递交了信札。程潜一边看信，一边问李明灏是否会回湖南？陈大寰说：“李暂时不能回来，但我这里带了一封重要的信来。”说着陈把毛泽东的信递给程潜，并说：“这是毛主席给你老人家的亲笔信。”

    程潜听说毛泽东来了专函，连忙双手接过，反复看了几遍，心情激动不已。看完之后，程潜以手抚额高兴之情溢于言表：“湖南的问题，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毛主席的指示，宝盒子还没有揭盖，顾虑甚多，现在有了这封信，真是湖南人的喜讯啊！”他情不自禁地握住陈大寰的手连声道谢。

    程潜转过身来，放眼窗外喃喃自语：“有了这个指示，不仅我个人的出处不用顾虑，而且整个湖南问题，一定得以圆满解决。”

    陈大寰见程潜如此高兴，自己也感到身轻松愉，说，“与我同来的中共代表老刘同志，也想和你老人家谈谈。”

    程潜高兴地答应了，并且关照陈：“你们的行动要特别小心，谨防特务下毒手。”

    程潜接到毛泽东的复电，身上如卸去千斤重担。他在7月14日接见刘梦夕时说：“我本人已下了最大的决心，坚决遵照毛主席给我的指示去做，早日实现湖南和平起义。”也是这一天，国民党广州政府派特使贾景德来长沙，敦促程潜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长，程潜婉言拒绝了。

    陈大寰、刘梦夕长沙之行的情况，由刘梦夕写成电文，用密码通过地下电台报告了汉口。

    由于陈明仁以怕泄密为由，拒绝在备忘录上签字，引起了中共湖南省工委的高度关注。因为程潜递交备忘录的整个过程本身就是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除了程星龄、李君九、温汰沫以外他人不得与闻。是否还有什么问题？根据省工委的部署余志宏通过温汰沫、李君九进一步摸清了陈明仁的思想顾虑，主要是三怕：一怕泄密；二怕算旧账；三怕戴投降主义的帽子和把起义官兵当作俘虏看待。余志宏对李君九说：“作为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处在这重要的转折关头，瞻头顾尾是可以理解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哪一个没有旧账？我们的政策是向前看，立脚点转过来了，为人民做了好事，不仅把旧账一笔勾销，而且还将根据功劳大小，给以相应的奖赏。我们共产党人说话是算数的。”接着，又针对陈明仁的“三怕”思想，反复讲明党的政策。

    李君九根据余志宏阐述的观点，寻找各种机会，向陈明仁进行解释。陈明仁有时默不作声，有时间或插几句话，但心头的疑云总难消散。省工委掌握了这些情况，决心创造条件，帮助陈消除各种顾虑。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特别是毛泽东亲自做陈明仁的工作，终于加快了陈明仁靠拢人民的进程。

    毛泽东做陈明仁的工作这件事，还得从6月底程星龄去香港请刘斐回湘当省主席之行说起。

    当时，程星龄奉程潜之命到香港同刘斐见面之后，说明了来意，随即递上程潜致刘斐的亲笔信。刘斐看完信，谢绝了程潜的邀请，并对程星龄说：“我与白健生的关系，你是知道的，我怎么能扮演颂公这样的角色。请你转告颂公，不必多虑，事情仍按照原来商定的相机办理，我暂时就不必回湘了。”

    程星龄见刘斐不愿来湘，便告辞出来。

    在港期间，程星龄还会见了湘籍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章非常关心湖南的事情，章同时告诉程星龄：“据我所知，中共对陈明仁决不会追究他四平街的问题。毛主席有一次曾跟我讲过，以前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

    程星龄高兴地说：“如果颂公和子良知道这些情况，一定受鼓舞。”

    章士钊为此便写了一封信给程潜和陈明仁。

    程星龄带着章士钊的信和香港之行的情况回到长沙向程潜作了汇报。陈明仁得悉毛泽东关于他的谈话，心情激动不已。回想几十年来替蒋介石冲锋打仗，做了许多不利于人民的事情，特别是四平街一仗，更是百身莫赎。而共产党却是这样宽宏大量，毛泽东的话又是如此体谅其情，寄望甚殷。于是，他决心求见地下党负责人，表明态度，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的亲信李君九。李高兴地把陈的意见转告了余志宏。

    由于陈明仁在公开场合始终以反共的姿态出现，省工委不得不慎重地考虑派谁去同陈明仁见面的问题。这次深入虎穴的任务又由余志宏承担起来。

    余志宏深知，此刻面见这位一贯高喊“反共”的国民党兵团司令官，自然要承担风险。同时也考虑到，自己通过李君九、温汰沫、陈庚已掌握了陈明仁的一些思想动向，有条件和陈明仁见面，对症下药阐述党的政策，使之尽快站到人民方面来。他满怀信心地受领了这项任务，在李君九的陪同下来到了戒备森严的陈明仁司令官邸。

    李君九把余志宏引到陈明仁的卧室，然后作了介绍。余志宏也是醴陵人，他俩的谈话从家乡风土人情人手，逐渐谈到当前的形势。余志宏把话锋一转，直趋主题：“现在长沙已处在解放军的三面包围之中，湖南解放指日可待。对此，不知陈将军有何打算？”

    陈明仁对这样的问题，除了和程潜有过私下默契之外，对外人从来未公开表过态，此刻却非常明确地表示：“近日得悉毛泽东主席对我的谈话，很受教育。程颂公造福桑梓，酝酿义举，子良深表赞同。”

    余志宏心里一阵兴奋，说：“陈将军这个意愿，党和人民非常欢迎，但将军近来一些言行颇令人费解！”接着余志宏针对长沙的白色恐怖，十分婉转地谈了一些看法。陈明仁连忙作了一些解释，说明这些是迫于白崇禧的压力。接着摆出了他怕算老账和把自己部队看作是投降的顾虑。

    对于这些问题，余志宏早是意料之中。他成竹在胸，有理有据地说：“对于过去的事情，陈将?可以从北平和平起义的事件中得到启迪。毛主席讲了，你当年是为蒋介石划船嘛！今天只要司令官诚心站到人民方面来，老账不仅不算，而且还要论功行赏。你为人民立了多少功，我们就要向上级报多少功，一直可以报到党中央、毛主席那里。你和贵部站到人民一边来，为和平作了贡献，于革命有功，我们就是朋友了，不仅陈将军能得到人民的信任，你部下的官兵也能各得其所。这些请你放心好了。”

    余志宏代表地下党的这些许诺和朋友式的推心置腹谈话，使陈明仁亲身领略了共产党人的宽大襟怀和光明磊落作风，不觉疑惧顿消，心中畅快，当即向余志宏表示了自己起义的决心。

瞒天过海

国民党广州政府派贾景德到长沙敦促程潜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长遭程拒绝后，白崇禧更是心里不安。贾离开不久，长沙“绥署”副主任唐星去白崇禧总部探听消息。一见面白就告诉唐星，总部已决定移驻衡阳，长沙由陈明仁负责。要湖南的其他部队随程潜先去广西，并要唐向程潜报告。唐星知道，白这步棋是程潜最担心的。程潜如去广西，不仅人身安全无保障，而且会影响整个起义计划。于是他说，陈明仁兵少，没有余力去应付湘中、湘西广大地区。湖南地方部队用来维护秩序还是能起作用的，若一调动，立刻就会大乱起来，连陈明仁也会站不住脚。并且，将这些部队都调往广西，不仅会带来交通运输的混乱不堪，而且广西也负担不起。

    白崇禧一听，觉得有理，反问唐有何良策？

    唐星说：“我看湘西是个安全地方，芒江又有公路通云、贵、川。湖南、广西顶不住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到贵州会师。”白崇禧听了很高兴，并要唐去湘西负责这个计划的实施。唐星说：“要我去可以，但颂公不能走，我还要借这块牌子。”同时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到邵阳，第二步才到芒江。白崇禧都同意了。

    唐星把与白崇禧的谈话告诉了程潜。程潜得悉白同意自己出走邵阳，立即打点行装，唤程星龄说：“我们去邵阳暂避一时，你把这个手令交给子良。就守土有责之义而论，本主席应坐镇长沙，惟以军情转变，前方军政之配合，后方应变之措施，均待及时调度，故本主席决定出巡邵阳，主席职务由陈司令官全权代理。”

    7月21日上午8时，省府大院摆满了20多辆大小汽车。随同程潜去邵阳的参议会议长唐伯球及刘岳厚、王恢先、彭杰如等大员和秘书潘培学、高参杨敏以及警卫团大部官兵正整装待发。白崇禧匆忙赶来，走到程潜面前，假惺惺地说：“我是特地赶来送行的。”

    程潜微露笑容说：“多谢关照！”便上了小车。白崇禧目睹车队鱼贯而去，才长嘘了一口气。当日下午，白就放心地离开长沙退守衡阳去了。

    程潜的座车在南门外停了下来，程星龄从路旁闪出，上车坐在程潜旁边。路过青树坪时，又把邓介松带上。原来他们怕白崇禧见疑，事先和程潜约好在途中上车。

    程潜一行直到太阳西下，才进入邵阳城，当地军政官员和绅商各界数百人列队相迎，鞭炮齐鸣，自有一番热闹气氛。程潜下车，频频向欢迎者们微笑致意，然后住进邵阳地区的反共大土匪、前63师师长陈光中家——郊外小江湾亿园。

    白崇禧对程潜的行踪十分关心。程潜车子还未到邵阳，就给邵阳警备司令魏镇打电话查询程的住址，并嘱咐他在程抵邵阳时，立即直接通话一次（魏镇原属桂系，后经唐星等人劝说，支持程潜走和平道路。此时魏就任邵阳警备司令不久）。魏如实作了报告。白得知程潜住进了著名的反共人物家里，也就放松了防范；但他哪里知道，程潜在邵阳的几天里，正根据毛泽东密信的精神，紧张地筹备和平起义。7月23日、25日。程潜两次秘密会见了省工委派到邵阳联络起义的张立武，就起义通电发表的时机、地点、邵阳部队的部署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程潜还密嘱程星龄等起草起义通电。7月25日，程还接见了14军63师师长汤季楠，嘱他好好掌握部队，迎接和平解放，汤季楠向程潜建议撤换反共的第14军军长成刚。28日，程潜召见成刚，晓以大义。成刚一再表示：愿服从程潜的指挥。实际上成刚是死心塌地跟黄杰跑的反共人物。程潜见成表态坚决，起义之事当时亦未公开，故没有采取措施，致使后来成刚拖部队叛逃。

    此时，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部署，兵分两路进入湖南。东路自7月18日至25日解放平江、浏阳、岳阳、湘阴、醴陵等县镇；西路7月21日解放华容，23日解放澧县，向常德、桃源方向急进，白崇禧在退走衡阳之前，曾下令空室清野，裁减机关职员，军警宪兵布满街头，火车、汽车开不出站，工商界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不明内情的人见陈明仁坐镇长沙，害怕长沙成为四平街第二。因此，长沙市几十万军民，人心动荡，极不安定。

    程潜在邵阳准备起义的同时，陈明仁在长沙履行代省主席职权，主持湘政。7月21日陈明仁在就职典礼上说：“我是湖南人，祖宗坟墓所在，不会凭个人意气使长沙50万人民遭受浩劫，生命财产蒙受损失。这就是说：如果拿个人意气守长沙，就会使长沙变成四平街第二，可是我不能凭意气使长沙变成焦土，所以我要打，一定在外围打，不会在市内作战，而使人民生命财产有所损失。总之，要使长沙市人民听不见枪声。”在7月23日省参议会召集的各人民团体欢迎会上，陈又进一步许诺：“无论在任何情势之下，确保长沙之安全，战场绝对移向外面，我有办法不使长沙遭受牺牲。”长沙许多军民从这些话语中听出了当局的一些动向，加上陈明仁在行政上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恢复交通，派出军警维持秩序，惩罚地痞流氓等，使军心、民心较为?定了。

    陈明仁决心不在长沙市内作战，而第1兵团在外围的部队却和解放军真的接触上了。

    在白崇禧留在长沙期间，陈明仁依据白的指示作了坚守长沙的军事部署：以第100军防守长沙，指挥所设市区。所辖的307师以岳麓山为中心，防守湘江西岸；19师防守长沙东北面之捞刀河至黄花市一带；第97师防守长沙东南面的黄花市至暮云市一线，组成环形防御的态势；第71军主力摆在湘潭至邵阳一线公路上；第14军则在邵阳至安江地区。

长沙市东郊的黄花市至永安市离解放军前沿最近，陈明仁曾与程潜商议，这里放哪个部队好？程潜认为让他的本家侄子程杰团布防这里为好，陈明仁同意了。

    程杰团长曾追随陈明仁参加过四平之战，又是程潜的侄子，他赞成和平起义。当时他在100军197师任副师长兼团长。程团长布防之后，就面见程潜请求指示。程潜说：“长沙没得仗打了，这个部署是做样子的，你要掌握好部队，和解放军有接触，不能放一枪，以免造成误会。”程杰领会了程潜的指示，回到了部队。陈明仁又告诉程杰：“明晨你把部队带到五里牌集合，我要训话。”

    次日清晨，程杰刚把部队集合好，陈明仁乘吉普车如期赶到。程杰迎上前向司令官敬礼报告后，陈明仁即走上临时搭成的讲台，高声说：“本兵团100军防守长沙，为使长沙市免受战争破坏，所以离开市区占领阵地，不待敌人接近就把它消灭。”陈明仁讲了一通反共套话之后，才将他的主要意思对大家说：“你们团长过去跟我打过很多仗，作战很有经验，你们要绝对服从命令。他命令你们打，你们就打；没有命令你们打，就一枪不放。命令你们前进就前进，命令你们后退就后很。”

    陈明仁训完话后，又把程杰拉上一个小高地，两人席地而坐。陈问程潜对他有什么指示。程杰将程潜昨日要“一枪不放”的话如实告诉陈。陈明仁听了，说：“这是形势所迫，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可走。事实上，现在仗是没法子再打的，就是拼死一战，也不能挽回危局。为了给湖南留一点元气，给我们兵团官兵留一条后路，非走这条路不可。”程杰点点头。陈明仁又说：“不过，现在我还没对各军、师长摊牌，你还得保密。你团进入阵地后，要构筑工事，如遇共军袭击，还得顶住。”程杰唯唯应诺。

    7月20日，解放军先头部队到达黄花市，程杰令驻黄花市前哨排撤退，当晚解放军进占黄花市后，又浩浩荡荡向永安市挺进。程杰团各营、连长报告敌情，紧急请示团长打不打？历经不少战斗的程杰此时却心烦意乱：打吧，这不是假戏真唱了吗？不打，丢了阵地怎么向军、师长交代！程潜叫他“一枪不放”，陈明仁却指示他“要顶住”，执行了明的就违背了暗的，执行了暗的就违背了明的，而时间又不容许程杰作过多的思忖。程杰毕竟是久经沙场的战将，他很快想出了应付这种特殊战斗的办法：对下搞假命令，对上搞假报告。他召集各营长布置：由于团防御正面太宽，不利固守，令各营、连向后转移几华里至十几华里。但对这个转移命令不上报，而只将永安市、黄花市的敌情如何紧急报军、师部。

    程杰团撤退之后，解放军不费一枪一弹，于7月21日占领了永安市。

    7月22日，军长杜鼎接到程杰报告后，派来4门无后坐力炮加强该团。炮营胡营长带领4辆炮车径奔黄花市前进，看到全是解放军，吓得掉头就跑，到了东屯渡，用电话报告军长。杜鼎大发雷霆，要程杰火速具报。程不得已，只得将两处失守的情况上报军、师，借词搪塞一番。与此同时，程杰团在永安市东端1个小高地驻守的1个连，因解放军切断后路撤不下来；程杰派去送信的人被解放军释放回来后，秘密对程团长说：“那边没有把我当敌人，还招待我吃了饭。”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便条”递给程杰。程打开一看，条上写着：“程团长，你团驻永安市连已撤回，但希望你将通往株洲以东守军向后再撤退一点，你不会有困难吧。”为此，程杰又令l营后撤数里。程杰命令部队一撤再撤，解放军便威胁到程杰团的左右邻，他们都向军、师部告状。军、师电报左一个“据实电告”、右一个“军法从事”，加上守永安市连安全撤了下来，营、连长们也在怀疑程杰团长在搞鬼。这引起了程杰的注意，立即召集营长、直属连长训话：“我是遵照司令官的指示行事的，你们绝对服从命令，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安定了营、连长之后，程又将近几天的情况及军、师长的责难，派人到兵团司令部向陈明仁报告。

    24日，陈明仁派参谋樊得风到程杰团送去一信：“老弟，你处置得很好。军、师责难暂且忍耐，有事我会解决，看后付丙。”程杰这才松了一口气。不一会儿，师长曾京带领警卫连气势汹汹来到团部，他脸色铁青，要程杰说明是怎样部署防守的。程杰搪塞说：“永安市和黄花市正面太宽，无险可守，因此把阵地调整了一下，以利固守。”程杰话音刚落，曾京猛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大吼道：“你一枪不放，丢了东西两个镇，使左右两翼守军受到威胁，看来你是在阵地上拿脑袋开玩笑！”程杰心中有数，并不动气，任他发火。曾京余怒未消，指着程杰的鼻子斥责说，我为这事被军部逼得两晚未睡觉，你和我到军部去销这个案，把你这个团撤下来。这使程杰也来了气，便顶上去：“如果共军从我这里进入长沙市，我负责。军部我不去！”曾京气冲冲地走了，当即跑到兵团部向陈明仁告了一状，说程杰后退几十里，阵地上没有一个兵，要求查办。陈明仁心里有数，对曾京说：“程杰团不能撤。兵团是采取外线保卫长沙，黄花、永安两市无死守之必要，说程杰后退几十里情报不实，长沙市到黄花市才四十五里，那程杰团岂不进了城？”

    程杰团的情况，杜鼎直接报告了白崇禧。由于白追查，25日上午，陈明仁指示：限令程杰团当晚将情况上报军、师部。程杰知道情况有了变化，遂令副团长文定一指挥前沿部队搞实弹演习。黄昏，军、师部派来作战参谋，抄转白崇禧的电令：“查究解放军通过黄花、永安市进入团山镇未发生战斗一节，令程团长火速上报。”参谋人员到达之际，正值前沿枪声、炮声大作，文定一指挥官兵实弹演习正在实施。程杰跟他们说：“我们正在反击敌人，今晚收复黄花市和永安市。因为发报机坏了，烦劳各位转告师长、军长。”程杰团搞演习，却带动了左右友邻真正同解放军打了起来，搞了两个晚上，军部、师部真假难辨。程团长借此假报了一大堆伤亡数字，就这样瞒天过海，把此事遮掩过去了。

湖南谱新篇

程潜派往汉口催请解放军尽快入湘的刘纯正，于7月24日回到长沙，转达了中共当时在武汉的负责人王首道的话：“我们已组织了和谈代表团，请转达程潜主任，也组织一个代表团。谈判地点，请程潜主任定。平江、春华山、黄花市、城里城外都可以。”当时程潜尚在邵阳，陈明仁得悉之后，便打电话通知程星龄速回长沙，说有要事相商。26日程星龄回到长沙。陈明仁对他说：“解放军已到达平江停止前进，李明灏亦随军前来，要我方派代表去谈判，我请你和李君九于明晨去平江，迎李明灏先生来长沙。”程星龄欣然愿往。

    陈明仁做出这些安排之后，27日用密码电告程潜，请他速回长沙。程潜当日用密码复电陈明仁“至速艳日（即29日）来”。

    7月29日凌晨，程潜带着警卫队的手枪排走出陈光中的大院，他对随从副官范少云说：“白崇禧有电话来，就说我散步去了。”驻守附近的警卫部队则仍然戒备如旧。程潜走出陈宅不远，一辆日本造的避弹车早已等候路旁。程潜一上车，车子便马上向长沙方向驶去，随后是姜定华的警卫大队。

    汽车在长宝公路上疾驰，在离湘潭市区约20华里的伍家花园停了下来，程潜一行人登上了升火待发的“洞庭号”巡逻艇。程潜命令：“加速前进！”巡逻艇顺流而下，直奔水陆洲而去。

    几小时后，被白崇禧部队严密控制的湘潭市湘江渡口，开来一辆日本造的避弹车。车子一停，一群荷枪实弹的哨兵一拥而上检查车上，除司机外，空无一人，嘀咕了一阵，只得放行，车子开上轮渡。而这时，“洞庭号”巡逻艇早已开到了长沙水陆洲。靠岸之后，程潜住进了省立音专学校。

    程星龄受领去平江迎李明灏的任务后，随即找到了余志宏，告以原委，并请地下党派向导去平江。27日凌晨，余志宏领欧阳方到程星龄家，对程说：“欧阳同志是省工委的负责人，党组织决定派他和你们同往，那边我们已用无线电联系妥当。”

    随后，他们3人乘车出发，28日到达平江。以金明为首的中共和谈代表团在平江县城东门外县立小学热情接待了他们，高兴地说：“欢迎湖南方面的和谈代表团。”程星龄等连忙说明：“程潜此时尚未回长沙，此行是受陈明仁之托，先来邀请李明灏先生入长沙有所询商。”为何要先请李明灏进长沙，主要是陈明仁想请他的老师先入长沙以探听解放军的态度。金明等负责同志通过研究，理解陈明仁的用意，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在程潜密返长沙的同一天，李明灏在程星龄及欧阳方的陪同下，也秘密来到长沙城。

    当天下午，李明灏即会见陈明仁。李先谈了解放区的情况，然后告诉陈明仁，解放军到平江后已停止前进。中共中央对程潜和陈明仁将军的举义行动很赞赏，并问陈还有什么难处？陈明仁接上了话说：“颂公倡议和平之举，乃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我纵然对共产党有百身莫赎之罪，也愿以桑梓人民利益为重，再不逞匹夫之勇，即使今后削职为民，也在所不辞。”

    李明灏细察其中妙语，便说：“我1948年才到解放区，一年多的观感，我觉得共产党是英明的党。毛主席、周副主席谋略高超，胸怀豁达，举世无双。解放军乃是仁义之师，为人民的利益不记前仇。远的不说，北平的傅作义，回到人民怀抱，党中央、毛主席待之为上宾。反共反人民，你比傅作义若何？前有师表，你不必多虑，四平街这笔账，解放军不会找你算的，尽管放心好了。如果说毛主席请章士钊先生给你的传话，不足为凭的话，那毛主席亲笔的密信还不是物证吗！”李明灏这席话说得陈明仁连连点头。

    李明灏继续说：“我这次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可以代表党组织和毛主席说话，你起义后官阶衔级我看不会低于现在，具体问题还可以商量嘛，绝不会把你削职为民的！”

    李明灏这些话，进一步解除了陈明仁的顾虑。陈胸脯一拍：“好，现在颂公已回长沙，起义大事就在近日付诸实现。”李接着问陈手下的将领们怎么样？是否应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陈明仁一笑：“老师所虑极是，我近日便召集军、师长训话，晓以大义，必要时采取些强硬措施。”

    下午七时，李明灏来到水陆洲，秘密会见程潜。程、李也是老相识，此时相会，感慨万分，情谊相融，畅谈甚久。程潜听了李明灏介绍的情况，非常宽慰，表示一定按中共方面和毛泽东的决策行事。

    李明灏进入长沙成为公开的秘密，很快传到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的耳朵里。为了挽回不可逆转的败局，他们仍然把希望寄托在陈明仁身上，但用武力已鞭长莫及，于是就以高官厚禄拉拢、安抚。

    7月30日，国民党广州政府正式免除程潜本兼各职，任命陈明仁兼湖南省政府主席；随即又宣布撤销长沙“绥署”，成立湖南“绥靖”总司令部，陈明仁任总司令；程潜为广州政府考试?长。同日，白崇禧密电陈明仁：程潜率武装人员潜返长沙，图谋不轨，着即解除护卫武装，实行兵谏，迫使程去广州任考试院长。

陈明仁对各种任命，拱手笑纳，且将电文交给程潜。程潜付之一笑，并不理睬。

    蒋、李、白见长沙方面毫无反应。7月31日由行政院长阎锡山出面，派国防部次长黄杰、政工局长邓文仪充当说客，携带重金到长沙游说与“劝驾”，企图利诱陈明仁死守长沙，挟持程潜去广州。

    8月1日，陈明仁令副官通知各军、师长，下午召开军事会议，11时40分，有人报：黄杰、邓文仪来到机场。陈明仁皱了皱眉说知道了。

    黄杰、邓文仪下了飞机，见机场戒备森严，除了停放两台供他们坐的吉普车外，无一人露面，感到情况异常。便急忙钻进车去，直驰省府。陈明仁在楼梯口迎接这两位负有特殊使命的“贵宾”，陈明仁与黄都是黄埔一期的学生，此刻老同学相逢，心中各走一条道路，交谈中显得格外地不和谐。

    黄杰开门见山地说：“中央已任命程潜为考试院长，弟此行，负有迎请程院长就职之使命。”

    “颂公早已到邵阳去了，现在又行踪不明啊！”陈明仁巧妙地回答。

    黄、邓话题一转，利用陈明仁与蒋介石的师生之谊和其一生重义气、讲交情的性格来作文章：“仁兄为校长的得意门生，过去总裁待仁兄不薄啊。今总座落到这个地步，我等黄埔学生，决不应投井下石，自陷不义啊！”

    黄杰说了这些后，陈明仁不禁想起蒋介石于7月30日还令联勤总部空运重机枪40挺、银元30万枚以及一些银圆券来长沙的事。于是沉默不语。黄杰见状，以为陈明仁有所心动，随即递上蒋介石的亲笔信：

    弟一生革命史，自当珍惜，为中正所深信也……对卖身投靠分子应羞与为伍，必要时不惜大义灭亲，将之明正典刑，然后退守湘西，吾即来四川为尔后盾。余由冰雪（黄杰）面告……

    陈明仁看后，只是说：“我们都是湖南人，个人前途无足轻重，长沙人民生命财产不能毁坏，我的原则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抛弃长沙父老，纵有高官厚禄也不足为矣！”

    说到这里，陈明仁陪同他们共进午餐。黄、邓知道此时要说服陈明仁还像当年守四平那样守长沙已是不可能了。但他们仍不死心，午餐之后，又继续纠缠陈明仁密谈。

    下午2点多钟，黄、邓还赖着不走。这时，第1兵团、长沙警备区师以上军官和高级幕僚早已齐聚会议室，恭候陈明仁宣布重要决定。警备区参谋长宋英仲要罗文浪去问陈明仁会议还开不开？陈明仁说，广州方面有客人在这里，叫大家再等一等。又过了半小时，仍在密谈，这时，代参谋长黄克虎和副参谋长陈庚耳语了一阵。不一会儿，陈庚报告陈明仁：“共军先头部队已推进到黄花市以西，游击队出没在市郊和飞机场附近，似有对我机场进行破坏之企图。”

    黄杰、邓文仪一听，联想到机场戒备森严的情景，连忙起身告辞说：“既然机场附近出现混乱，我们就走吧！”

    陈明仁起身送到楼梯口，扬扬手说：“军务在身，恕不远送。”黄、邓仍坐来时那辆吉普车，直奔飞机场，飞回衡阳向蒋介石、白崇禧报告去了。

    打发走了黄杰、邓文仪后，程潜、陈明仁集中精力考虑和平起义的问题。程潜于8月1日以他个人名义发出和平通电，揭露蒋、桂反动派的罪恶，呼吁和平；陈明仁在程潜和李明灏的推动下，决心起义的态度也日趋鲜明。李明灏到达长沙之后以中共代表团的身份同程、陈就起义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商议。

    关于起义通电问题，李明灏提出：应以反蒋、反李、反美帝为内容，并由其自行发表，我方先行索阅。程、陈对此没有异议。

    关于起义部队驻防交接及解放军入城时间等问题，陈明仁同意将驻长沙的部队于8月1日开始向湘潭、宁乡撤退，只留下维持治安的力量为度，但“希望保留其兵团司令职务，惮其努力杀敌立功。”鉴于白崇禧有调部队向邵阳方向进行战斗的企图，程潜、陈明仁提出：“盼在茶陵、攸县、禄口一线的解放军迅速以轻装向邵阳推进，以减轻桂军对邵阳的压力。”第1兵团部队除留232师维持长沙秩序外，其余部队于3日晚撤退完毕，解放军于4日进城。李明灏将这些情况电告了四野。8月1日，四野领导电复李明灏：“我军不日即开始向茶陵、攸县、邵阳方向前进，我方部队当照来电于4日晚入长沙。”8月2日，中央军委正式电复：“可以答应陈明仁保留兵团司令名义。”

    关于机构设置问题，程潜于8月3日致电毛泽东、朱德及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领导机关，提议设立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和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对此，中共中央、毛泽东于8月5日电告程潜：“对先生所提设立先生领导，暂名‘国民党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均属必要，即可施行。”

    李明灏在长沙就起义的重大问题达成初步协议之后，8月3日，第四野战军和谈代表团通过地下党转告程潜、陈明仁，请其派一得力干部去和代表团进行协商。下午，陈明仁令参谋主任郑克林、参谋处长罗文浪与省工委派来的联络员欧阳方前往，穿过100军19师的防地来到泉塘。欧阳方和解放军巡逻小分队对上暗号，即乘上解放军第12兵团派来的吉普车，前往春华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8师驻地，见到和谈代表金明、袁任远、唐天际、解沛然等。金明随即设宴欢迎3人，气氛颇为融洽。宴后，罗文浪说：“程、陈两将军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毅然脱离国民党，率军民欢迎解放军入城，特派我们前来接洽。”同时献上长沙驻军地图。

    金明对程潜、陈明仁的正义之举表示欢迎和赞赏，并说：“有关细节问题可与解沛然参谋长具体协商。”罗文浪即将长沙附近驻军地图交给解，并指着地图说：“关于驻军问题，我们行前开了个会，陈司令官指示兵团主力驻河西，是避免解放军接管长沙时发生冲突，请贵方酌定。”入夜，双方就接管长沙市的问题达成了上述协议。

    1949年8月4日下午，历史终于在湖南翻开了新的一页。程潜、陈明仁最后接受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由程、陈领衔，30多名国民党湖南军政要员签署的起义通电正式发表：

    ……北伐成功以后，蒋介石独揽政权，背叛孙中山先生遗教，以至主义不行，外患踵至。八年抗战，民力已尽，方期休养生息，和平建国。讵料蒋与好战分子破坏政治协商会议，重启内战，外则勾结美帝国主义，不惜丧权辱国，内则肆行独裁，变本加厉。豪门聚敛，贪污横行。结果，经济崩溃，军民离心。蒋即被迫退位，李宗仁代为主政，和谈重开，举国喁喁。湘人在抗战期间，出兵达三百万人，输粮逾五千万石。敌骑蹂躏，遍及沅湘五十余县，兵燹之酷，甲于他省。痛定思痛，期望和平最殷，于和平运动赞助亦最力。孰知言和实所以备战，阴谋欺骗，恬不知耻。故南京政府不旋踵即告倾覆，流亡广州，生意早绝，残骸仅存。白崇禧主战之论，荒谬绝伦，放弃武汉，窜扰湘赣，诡言空室清野，攫取公私资财，一若假反共之名，即可内钳百姓之口，外邀强国之欢。至其狃于抗战之后，妄冀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从中苟延残喘，卑劣愚昧，尤属令人齿冷。潜等顺从民意，呼吁和平，声嘶力竭。而蒋与李、白执迷不悟，仍欲以我西南、西北各省为最后之孤注。用是忍无可忍，爰率领全湘军民，根据中共提示之八条二十四款，为取得和平之基础，贯彻和平主张，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以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俾能以新生之精神彻底实行革命之三民主义，打倒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之中国而奋斗。所望我西南、西北各省同志同胞，洞察将与李、白坚持内战、祸国殃民之罪恶，以人民之意旨为意旨，以人民之利益为利益，一致响应，奋起自救，铲除此倒行逆之残余封建政权，全湘军民，誓为后盾……

    8月5日，古城长沙，红绿标语贴满墙壁，毛泽东主席的大幅画像高挂街头，秧歌队整装待发。人们脸上喜笑颜开，奔走相告：解放军快进城了！

    下午7时，人民解放军第138师从小吴门威武雄壮地进入市区。长沙市盛况空前，10多万群众夹道欢迎，从五里牌到小吴门，一派欢腾，锣鼓声，鞭炮声，欢迎人民子弟兵的口号声，响彻云霄。人们噙着幸福的泪花，庆祝解放，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赞誉程、陈两将军顺应民心，使古城长沙终于得以和平解放。

    程潜、陈明仁领衔通电起义和长沙的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又一伟大胜利，震惊了华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残部，加速了国民党集团的最后覆灭，宣告了国民党集团对湖南人民20多年反动统治的结束，是湖南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程潜长沙起义的和平义举，使蒋介石老羞成怒。8月11日，参谋长顾祝同奉李宗仁、阎锡山之命，专机赴台湾向蒋介石汇报了“长沙陷落”的情况。适逢当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对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首次会议并发表和平主张的蒋光鼐、谭平山、刘建绪、罗翼群等10余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进行除名决议。因此，程潜也被国民党中监委开列除名，并宣布永远开除“党籍”。

    但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却对程潜、陈明仁的光荣义举极为赞誉。长沙的和平解放，使他的家乡免遭战火之苦，他也为之感到欣慰。此刻，毛泽东想起了明曲《浣溪沙》中还依稀记得的几句唱词：海国烽烟今尽扫，战罢征尘心未老。南望湘云是归程，北去姑苏泪暗抛……此刻，离开故乡多年的毛泽东，心中积蓄了深深地思乡之情，他对“南望湘云是归程”这句唱词尤为欣赏，于是，借用明曲中的这一佳句，提笔疾书，回电嘉勉：

    程潜将军、陈明仁将军暨全体起义将士们：

    接读8月5日通电，义正词严，极为佩慰。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已成全世界公认的定局，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残余匪党不甘失败，尚图最后挣扎，必被迅速扫灭，已无疑义。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尚望团结部属，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准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

    程潜、陈明仁在长沙率部起义的义举，不仅为湖南和全国人民所欢迎，在国民党的残余力量中也引起了重大的反响。为此，8月25日，新华社在评湖南起义的意义的文章中指出：

    湖南起义，严重地震撼了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残部。湖南的起义告诉他们，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抵抗是没有前途的。唯一的光明前途，就是脱离蒋、李、白匪帮，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无论什么人，只要真正做到这一步，就有受到人民谅解的希望。

    ……程潜、陈明仁两将军现在正在与长驱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密切合作，开始着手改造所属的军队和政府机构，开始建设和逐步巩固湖南的民主秩序。祝程、陈两将军努力的成功，祝新湖南的诞生和发展！

    8月31日，程潜和李明灏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之邀去北平参加全国政协首次会议。同行的还有程星龄和方叔章。解放军第12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特派警卫连专程护送。9月9日晚，程潜将军抵达北平车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亲至车站迎接。程潜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心情十分激动。林伯渠和程潜在北伐期间就很熟悉，老友重逢，更觉亲切。大家握手问候毕，随毛泽东去中南海，毛泽东当晚设宴为程潜洗尘。

    9月10日，陈明仁也应毛泽东之邀，到达北平。北平市长聂荣臻亲到车站迎接。19日，毛泽东邀程潜、陈明仁等同游天坛。在祈年殿前，毛主席特地召唤陈明仁单独与他合影，并要他洗五十打相片分赠故旧亲朋。

    这次在北京期间，陈明仁两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你顺利地过了战争关，过来了就是好的。今后有何打算？”

    陈明仁说：“我是军人，还想在军事上为国家尽点力。”

    毛泽东说：“你仍旧带部队去吧。我决定把你的1兵团改编成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仍由你当司令员。”

    陈明仁对此感到无比激动和欣慰。

 9月20日，程、陈兴高采烈地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程潜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陈明仁也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

    10月20日，第四野战军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10月2日命令，于汉口发布战字第105号命令，决定将长沙起义的国民党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陈明仁任兵团司令员，唐天际任兵团政治委员。下辖第52军，王劲修任军长，杨树根任政治委员，军辖第214、第215、第216师；第53军，彭杰如任军长，王振乾任政治委员，军辖第217、第218、第219师。

    湖南起义，对于促进后来大西南、大西北等地区的和平解放，有着重大的影响，对缩短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减少战争的损失和伤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新中国成立后，程潜先后担任过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主席、湖南省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务。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1968年4月5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7岁。

    长沙起义的另一主要将领陈明仁，在长沙起义后历任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第二、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及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74年5月21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1岁。

毛泽东点评国民党著名将领----程潜

    这位叫毛泽东的小同乡决非等闲之辈

    “颂公搞了几十年，几起几落，始终没有被打倒，不简单”

　　――毛泽东点评程潜

    毛泽东与程潜的初识，是1924年在广州国民党“一大”会议上。这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召开，确立了著名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毛泽东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席了这次大会。会议一开始，由19名委员组成的《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就章程草案进行了讨论，毛泽东是其中之一。当时，毛泽东刚过而立之年，个子高高、目光炯炯、思想敏锐。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出版与宣传问题案》的审查结果作了说明。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以此身份参加了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首次全会。作为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程潜，是以国民党湖南代表的身份出席此次大会的。凭他的直觉感到，这位叫毛泽东的小同乡决非等闲之辈。此次大会上的中共代表中有许多湘籍人士，除毛泽东外，还有李立三、林伯渠、李维汉等，因而这次大会是程潜与共产党合作的开端，也是与毛泽东相识的起点。

“只要是能打军阀的，都是好战士，我就要用”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程潜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1月20日，他又出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军长，林伯渠任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辖第17、18、19师，共9个团两个营。程潜继续忠实地执行孙中山确定的“三大政策”，坦诚地同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合作，以实际行动抵制破坏国共合作的行为。他不准国民党右派查问将士的政治身份。有一次，国民党右派要求交出第6军中共产党员的名单，他声色俱厉地拒绝说：“只要是能打军阀的，都是好战士，我就要用。”当时，第6军是由攻鄂军、吴铁城的独立师、广东潮梅军以及收编的陈炯明残部等杂牌军组成的。为改编这支部队，他与林伯渠密切配合，调整了师团干部，将原攻鄂军讲武学校第二期学生，全部分配到六军各部担任下级官佐，建立了政治训练委员会，逐步建立起系统的政治工作制度，在军内整顿和发展了国民党组织，建立了中共党团组织，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成了第6军的骨干。由此，迅速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使这支杂牌军队伍很快成长为北伐战争中的一支劲旅。

我们应抛弃前嫌，共报国仇

    1938年2月，日军调集四个精锐师团，企图直下新乡平原，再转攻曲沃、临汾。程潜沉着指挥守军应战，重创敌军。2月上旬，鲁南重镇临沂告急。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急调庞炳勋军团（实际只有5个步兵团，实力尚不够一个军）坚守。终因兵力单薄，频频告急。李宗仁急向第一战区求援。程潜遂令离庞部最近驻守滕县的张自忠第59军前往支援。但张自忠与庞炳勋有过节，张自忠曾表示说任何战场我均可以死相拚，唯独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

原来，张自忠与庞炳勋曾都是冯玉祥的部下。1930年中原大战时，庞被蒋介石收买，倒戈一击，出其不意地袭击张自忠部，张自忠几乎遭遇不测。所以，张自忠认为庞不仁不义，并发誓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真是无巧不成书，恰在此时，日军主力南撤，庞部在临沂被日军包围，而国民党军除张自忠的59军之外，又无兵可调。当张自忠接到支援的命令时，感到十分为难。

程潜得知，便谆谆开导他：“你与庞炳勋的宿怨，纯系私仇。目前民族危亡，我们应抛弃前嫌，共报国仇。为挽救民族于水火，即使牺牲个人生命，也在所不辞，何必计较个人恩怨？我与李宗仁将军也有个人私怨，他于1928年将我无理扣押，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现在我们不也在一起共同指挥抗日吗？”他的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使张自忠疑虑皆消。张自忠激动说：“我绝对服从长官的命令，及时赴援！”随后率部急行军出发，于3月10日黄昏后赶到临沂城外。张、庞两军内外夹攻，经过浴血奋战，大败日军，使庞部免遭全军覆没之祸。从此，庞、张二人成为莫逆之交。这一战，日军死伤3000多人，张、庞两部亦伤亡3000余人。3月下旬，日军再攻临沂。张自忠部再次倾力支援，迫使日军撤退，取得第二次临沂保卫战的胜利。这一战，使日军第五师团主力始终不能与津浦路北段的第十师团按预定计划会合于台儿庄，从而使冒险深人到台儿庄的矾谷师团处于孤军无援的境地，形成我围攻台儿庄之敌的良机，为五战区李宗仁部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立下首功。

“以水代兵”，毁誉参半

    1938年5月初，日军调集13个师、30多万重兵分六路向徐州包围，企图将中国守军主力歼灭于徐州。为了保存有生力量，5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经武汉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程潜奉令率薛岳兵团和胡宗南兵团组织了兰封战役。经猛烈反攻，夺回兰封，使陇海线恢复通车，将被困的40多列火车安全撤回郑州。蒋介石为避免在豫东平原与日军决战，即令程部向平汉路以西山地转移，整顿待命。不久，日军再攻豫东，程潜对第141师下令：“严令该师与开封共存亡。”6月3日至7日，日军先后占领了把县、太康、开封、中牟，郑州告急。为解郑州之危，阻止日军前进，6月9日，程潜在蒋介石的频频电催下，令所辖第39军新8师用炸药在花园口炸开黄河河堤。

黄河居高临下，滔滔河水，一泻千里。第二天，不知是天公震怒，还是雷神助战，突然雷霆大作，暴雨倾盆，整整一天，暴雨不住。河水猛涨，浪高三尺，远远望去，一片无际的奔腾咆哮的汪洋。猛兽似的洪水，见人吞人，遇村毁村。豫东、皖北泛区顿成泽国。

黄河花园口决堤，使日本侵略军辎彼一时弹药损失甚大，日军第14师团的一个支队，当时已进至新郑附近，并一度将平汉路的郑汉之间的交通截断，由于黄河洪水，被斩断了后路，全部被消灭。共计掳获400余骑，十五生的榴弹炮4门和步、骑兵若干名。

黄河的掘堤，使日军沿陇海线两侧西进计划，完全被粉碎，不得不不改变计划，将主力南移，配合海军，溯长江西犯。从而延缓了武汉失守的时间。黄河决堤后，程潜于6月12日指挥第69军、第39军、第97军、第40军等6个军的兵力，对日军予以反击，相继收复豫北、豫东、鲁西等地。豫东战线趋于稳定。

但是造成黄河改道，使豫、皖、苏三省40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沦为泽园，受灾人口达480万之多，受灾面积达15000平方公里，近90万人葬身洪流（又说40余万），390多万的老百姓流离失所。当时的惨况目不忍睹：滔滔黄水，滚滚而来，老百姓来及逃避，有的被洪水立刻卷走，有的扒上导屋顶，有的爬上树梢。一时间，啕哭呼救之声不绝于耳。起伏的波浪裹卷着木料、家俱、衣物和大小尸体不断翻涌，中间还可以断续听到撕肝裂胆的啼哭声......。其负面影响还远不止于此，黄河掘堤，形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给沿岸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您老可以参加副总统的竞选嘛！”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为早日实现和平，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当时，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的程潜，也在欢迎的人群中。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住在上清寺桂园。程潜非常希望有机会和毛泽东畅谈一番，一天晚上，程潜单独前往桂园拜访毛泽东。毛泽东十分高兴地接待了这位老乡，两人谈至深夜方握手告别。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又到程府回访，两人又一次愉快地促膝长谈，程潜对毛泽东的钦佩景仰也随之而增。交谈快结束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程潜说：“颂公，您是国民党资深望重的元老了，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下届行宪国大选举时，您老可以参加副总统的竞选嘛！竞选成功了，可以为老百姓谋点利益；不成功，也没有什么，可以回湖南去搞和平运动！”

毛泽东的话对程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48年春，国民党召开行宪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此时身为国民政府武汉行辕主任的程潜，接受毛泽东对他的劝告，果真参加了副总统竞选。第一轮竞选投票后，六位副总统候选人中，李宗仁、孙科、程潜得票领先。然而蒋介石幕后操纵竞选，为孙科拉选票。程潜愤而放弃竞选，转而支持李宗仁，并最终击败了孙科。

只要起义，既往不咎

    由于程潜在竞选问题上得罪了蒋介石，蒋介石将程潜调出南京，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回到了故乡，内心无限惆怅。不仅如此，程潜还面临着一系列尖锐棘手的问题：蒋介石与桂系矛盾素深，此次竞选程潜在关键时刻助李败孙，故而蒋介石对他不太放心，安插了一批亲信对他进行监视。程潜与桂系亦有很深的矛盾，1928年李宗仁曾武力扣押过程潜。所以在夹缝中的程潜，左右为难，两头受气。

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对程潜的这种内心矛盾，早已看在眼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地下党决定策反程潜。省政府顾问方叔章和程潜的族弟程星龄受中共湖南省工委之托，肩负起劝说程潜起义的重任。

1948年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军事打击下，南京国民党政府分崩离析，内部各派系纷纷自找出路。12月31日，在中共湖南地下党的帮助推动下，程潜通过其族弟程星龄，向中共湖南省工委表示了愿意投奔光明的意向。

次年一月，湖南省议会发出“和谈”通电，参加了“五省和平运动”。同时为了“应变”起见，程潜指示族弟程星龄抓紧与共产党方面联系，程星龄微笑着告诉程潜，自己就是受中共湖南地下党之托来做工作的。程潜一听大喜。但程潜在湖南搞和平运动之时，总是心存疑虑。原因是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权威人士公布了一个43名国民党党、政、军战犯名单，他也列在其中。程潜对此耿耿于怀，曾说：“其所谓战犯如系和谈对象而言，则和谈无从谈起。”此事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他专门找到与程潜交往很深、当时正在西柏坡的南京和平访问团成员章士钊，让他想法转告中共和毛泽东对程老先生走和平之路的期望，并表示只要程老前辈能与共产党合作，不仅既往不咎，还将受到礼遇。

1949年3月，趁程潜被蒋介石召到南京时，章士钊专门从上海到南京向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期望。程潜这才放下了思想包袱，积极考虑部署起义，并设法调他的学生、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由武汉来长沙执掌兵权。

这是毛泽东主席给您的密信

    1949年 7月 5日深夜12时，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暑气灼人，微弱的江风不仅没有产生一丝凉意，反倒像是从蒸笼中透出的蒸气，吹到脸上，炙皮烫肉。这时，武汉民生轮船公司码头，一名身着便装的商人男子登上一艘小火轮，朝长江上游驶去。这名男子是汉口大公电池厂经理陈大寰，此行是为了执行一项绝密任务——将一封由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联名所写的信，秘密交到国民党长江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手中。

陈大寰是中共华北军政大学总队长李明灏的表弟，其父陈云涯在北伐时期任第6军军需处长，是程潜的老部下。这次李明灏奉周恩来之命南下参与和平解放湖南的工作。到武汉后，李明灏和陈大寰密谈了好几次，李认为陈人品正直，可以担任秘密联络工作。

7月 3日下午，陈大寰接受了去长沙送信的任务。他当晚回到家中，取出一节甲号旧电池，揭去包装，露出锌皮，然后将信笺折好卷在锌筒之上，再覆以薄油纸防潮，最后贴上商标包装，一节藏有密信的“大公牌”电池就制作完成了。

第二天上午，船到达新堤，陈大寰改乘小划子，船行约20公里，只见尚沿江南岸密布国民党军岗哨，与北岸布防的解放军遥相对峙，形势极为紧张。经过3天的强渡，他安全渡过了沿江第一道封锁线。

但到了8日傍晚，一艘停泊在江心的国民党兵舰，突然鸣枪示警，叫所有船只到兵舰旁接受检查。等陈大寰的船只靠近兵舰时，有个国民党士兵边伸手边说：“把你的手电筒借我用一下。”陈大寰不露声色的回答说：“这个电筒的开关有点毛病，你不会用。”他边说边从提包内拿出一支新电筒给他。士兵占了个小便宜，便放松了盘查，陈大寰顺利地通过了水上第二道封锁线。

当船终于抵达目的地岳阳东门时，已是深夜。刚一靠岸，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马上登船检查。陈大寰有了上一次的经验，便预先在提包内取出新的电筒放在外衣口袋里。果然不出所料，检查的士兵拿到新手电筒后，立即转身检查别人去了。这样，陈大寰终于通过了水上第三道封锁线。

陈大寰 7月 9日上午抵达长沙后，走访了长沙的一些亲友，得知他中学同学兼同乡潘培学此时正任程潜的机要秘书，陈大寰立即到潘培学家拜访。

7月11日上午，潘培学来接陈大寰去见程潜。陈大寰将密信从电池中取出，双手呈上：“这是毛泽东主席给您的密信。”程潜反复看了数遍。随后，他紧握住陈大寰的手，连声说：“陈先生，你辛苦了，谢谢你。”他接着说：“如果这封信再晚来几天的话，我很可能被蒋介石、白崇禧劫持到广州去了。如今有了毛主席的指示，今后不仅我个人的处境不用顾虑，而且整个湖南问题，一定会得到圆满解决。”

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

    程潜以自己丰富的阅历，认清了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起义决心十分坚定。于1949年8月1日以他个人名义发出和平通电，揭露蒋、桂反动派的罪恶，呼吁和平。

8月3日，程潜又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及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领导机关，提议设立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和中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程潜这番考虑，道出了湖南长沙和平起义的特殊性，即不经正式代表团谈判即起义投向人民，而在这种特殊形势下提出设立临时机构的设想，则完全是从积极促成起义早日实现的角度出发的。

毛泽东主席雄才大略，接到电文便明白了程、陈的意图及难处，于8月5日与朱德总司令一起复电程潜：所提设立先生领导，暂名“国民党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均属必要，即可施行”。

在此之前的8月4日下午，程潜、陈明仁两将军最后接受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由程潜、陈明仁两将军领衔，国民党湖南省政府、长沙绥靖公署及第一兵团等军政要员30余人联名签署起义通电，宣布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以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

历史终于在湖南翻开了新的一页，8月5日，盼望和平的人们将古城长沙装扮一新，红绿标语贴满墙壁，毛泽东主席的大幅画像高挂街头。大街上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庆祝长沙和平解放，免于战火。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长沙，长沙和平解放。不经正式代表团和谈判即起义投向人民，造福桑梓，深受湖南广大人民的欢迎人们载歌载舞，喜笑颜开。随后，湖南省会长沙及附近各县宣告和平解放。湖南成为解放战争中继北平和平解放后全国第一个和平解放的省份。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对程、陈两将军的义举极为赞誉，8月16日，毛泽东主席亲自起草电报，对其起义通电回电嘉勉，表示高度赞扬和祝贺。电文中写到：“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希望他们“团结部署，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准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的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程潜等电复毛泽东，表示“责无旁贷，遵命竭力以赴”。

程、陈两将军的通电起义和长沙的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又一伟大胜利，它大大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正如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新华社评论《湖南起义的意义》一文所指出的：“程陈两将军的起义，又一次证明了残存的国民党营垒中，有不少有爱国心的军政人员，正在等待和寻找脱离反革命集团而投入人民方面的机会。”“湖南的起义，严重地震撼了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残部。”它打乱了白崇禧的防守计划，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在程潜、陈明仁义举的震撼下，8月13日，在香港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和中央委员黄绍竑、贺耀祖等44人发表了《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宣布脱离蒋介石政权，史称香港起义。9月23日，新疆省警备司令陶峙岳和省政府主席包尔汉通电起义。11月，云南的卢汉、四川的刘文辉等分别在昆明、雅安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宣告和平解放。

毛泽东曾是程潜手下普通一兵

    1949年9月7日晚，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亲自来到北平火车站，迎接曾是国民党元老、一级陆军上将的程潜。程潜见到毛泽东，激动地说：“主席，您那么忙，怎么来了？”“我再忙也要来的！我们是老乡，您又是我的老上司，不来岂不是失礼了吗！”毛泽东风趣地说着，上下打量了老人一眼，又道，“这次请您来参加政协会议，我们一起共商国是，您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可要说出来哦！”

毛泽东称程潜是老上司，并非虚构，只不过时间比较短。那时，程潜根本不认识毛泽东。原来，早在辛亥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怀着“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壮志，离开韶山，求学于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成为第一个响应起义的省份，革命气氛高涨。毛泽东决定立即参加革命军，并带头剪去了头上的辫子。当时清帝还没有退位，斗争还在继续。毛泽东决定到正规军队去为革命尽力，于是成了湖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旅）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在军营里，毛泽东每日参加课操训练，学会了军人的基本动作要领。半年后，当南北议和实现统一时，毛泽东便退出新军继续去求学了。因程潜是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长、军事厅长，故毛泽东后来一直尊称其为自己的“老上司”。程潜当时绝没有想到，在他属下，竟有一个名叫毛泽东的普通士兵，日后会成为改变中国历史的巨人。对程潜十分尊重。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还说：“枪上肩、枪放下、瞄准、射击等那几下子，我至今没有忘记，这还是从程颂公指挥的新军那里学来的。”

我想请颂公屈就中南政委员会副主席

    毛泽东对程潜十分尊重，每当涉及有关程潜的事情，都是先和其族弟程星龄商量，再由程星龄转达给程潜，待程潜同意后再定。

政协开会前夕，毛泽东专门将程星龄请去对他说：“今天请你来，想同你商量一下对颂公怎样安排为好。我原先打算请颂公当西南招抚使，后来感到不那么恰当，现在形势发展得很快，不需要这么一个机构了，中央决定分设几个大区，其中有中南政委员会，属四野作战地区。我们有个党的问题，有个部队的问题，拟以林虝为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颂公是老前辈，他从事革命时，我们还是学生，林彪比我的年纪更轻。我想请颂公屈就中南政委员会副主席，论班辈就感到有些为难，请你先考虑一下，再同颂公婉商。”

毛泽东诚挚谦逊的话令程星龄极为感动，他当即答道：“程潜只这次来京，承蒙主席这么优待，他的感激心情，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关于工作的安排，主席怎么安排，他一定会欣然从命，这一点我很清楚，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立即说：“不，还是请你同颂公商量一下，明日回我的信。”

此后，程星龄又多次和毛泽东单独会面谈话。当谈到程潜时，毛泽东曾对他说：“颂公搞了几十年，几起几落，始终没有被打倒，不简单。”

紧接着，毛泽东又说：“颂公在军政界搞得久，旧部多，需要安插而又可以按插的，尽可能地予以安插。可能还有人向他要钱，或者他自己想送点钱给老朋家或者部下，都得替他想到，免得他为难。现在决定由政府按月送给他特别大米五万斤任其开支，不受任何限制。”

说到对程潜生活问题的安排时，毛泽东说：颂公老年人，免不不了留恋家乡，他在长沙有房子，我们给他在北京也准备了一所房子。他在湖南有个职务，在北京也有职务，可以在长沙住，也可以在北京住，只要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不要搞具体工作，让他过好晚年。”

程星龄从毛泽东处出来，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立即驱车到程潜住处，把毛择东的上述讲话告诉了他。程潜听后非常感动地说：“不仅这些，毛主席还把属于军事机密的解放军向西南大进军的军事计划都送我看了，并征询我的意见，这是极其重要的军事机密啊！我同蒋介石共事一二十年，蒋介石的机密从未让我看过。毛主席对我是怎样的推心置腹啊？”

毛泽东亲为程潜操舟划桨

    1952年的一个秋日，金菊怒放。晴空万里，和风阵阵。毛泽东邀程潜到中南海游赏观景，饱览这里迷人的景色。吃过饭，毛泽东和程潜边走边聊，他们漫步欣赏着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和名花异卉，只见这场块占地150亩的美丽海面和殿阁楼台，水围着楼阁；楼衬着水面，交相辉映，景色幽美。毛泽东触景生情，对身旁的程潜说：“前人对中南海曾有‘翡翠层楼浮树杪，芙蓉小殿出披心’之赞誉，今日置身其间，不知颂公有何感受？”

程潜会心地笑着，不住地点头说：“名不虚传，妙不可言，妙不可言。”然后，他又意味深远地说：“看着这粼粼碧波，我仿佛觉得海里的水更蓝、天空也比以前更加高远。”

毛泽东笑道：“大概是颂公心情所致吧。”

这时，警卫人员把船扶稳，照顾毛泽东和程潜登船。两人登上船后，毛泽东亲自操起木桨。程潜见此情景，不安地说：“岂敢岂敢，你是国家元首，已年近花甲，怎能让你为我荡桨?”

“哪里哪里，你是国民党元老，爱国高级将领，又是我的老上级，乡人，还分什么彼此啰！你已古稀高龄，总不能让你划桨呀!再说，你是客，还是客随主便吧。”

说着，毛泽东操起桨用力划起来，小船便悠然地向前游去。

毛泽东一边操桨前划，一边讲述着中南海的历史：“中南海和北海在明清时统称为西苑或西海子，也称太液池，并列为禁苑。明代后期按地域又分为南海、中海、北海，合称三海。民国以后，又分为中南海和北海。中；海为辽代开辟，是金代离宫万宁宫的所在地，元代营建大都时划入‘大内’范围。南海开辟于明代。整个中南海1500亩的面积，水就有700亩。海内的建筑物不但布局错落有致，颇有讲究，就是建筑技术、工艺水平也很高超。这些虽说是当，时的统治阶级为自己建造的，但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才智。如今我们共产党人住进来了，但要把它管理好。”

程潜连连称赞：“主席真是博学多才，学贯古今啊！”

“哪里哪里，在你面前，我还不是班门弄斧。”毛泽东笑道。

俩人不停地说笑着，笑声在波光粼粼的中南海海面上久久回荡。

毛泽东让程潜继续担任省长

    1952年3月初，中南军政委员会召开讨论荆江分洪工程计划的联席会议。会前，程潜不顾古稀高龄，深入荆江沿岸周密调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会议上作了详细而很有见地的发言。会后他将发言内容整理成文呈报毛主席。毛泽东认为程潜的意见很有道理，复信给他说：“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使我明白了江湖利病所在，极为有益。”毛泽东还将程潜的意见转交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总理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了认真讨论。1952年3月31日，政务院正式发布《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程潜曾和章士钊先生三次向毛泽东提出要严肃整治一些不良风气的问题。毛泽东诚恳接受了他们的谏言。不久，即在全国开展了整风运动。

1958年，毛泽东到湖南视察，又一次与程潜相会了。这时，程潜已当了四年省长，又刚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潜向毛主席提出：“年岁不饶人，北京、长沙两地又相距甚远，不便兼顾，还是辞去省长之职吧！”毛泽东听了幽默地问：“是不是因为用了两个右派（当时在省政府工作的程星龄、谭日高被错划为右派），就要引咎辞职了？不要紧嘛，我不是也用了右派？以后你可以半年在北京，半年在湖南。”稍停片刻，毛泽东认真地对程潜说：“现在大局安定，领导干部不能随意调换。颂公是中央的人，我们没有把您当‘巡抚’看待，您老德高望重，还是继续担任省长为宜。”程潜听了不再坚持个人的要求。此后，他又当了十年的湖南省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付出了他应有的贡献。

程潜向毛泽东贺70大寿

    1963年12月26日，毛泽东70寿辰那天，在中南海举行了家宴，仅请了两桌客人，除了毛泽东自己的亲属外，还邀请了四位湖南人，即程潜、章士钊、叶恭绰和王季范。程潜还带了他的夫人郭翼青和女儿程熙同往。

家宴的桌子上，摆满了湖甫家乡菜，毛泽东还特意叫厨师为程潜加了个豆豉炒辣椒和熏鱼，因为程潜平日最喜欢吃这两样菜。

席间，欢声笑语，气氛颇浓。本不会喝酒的程潜，也频频举杯，敬祝毛泽东健康长寿。

这天，程潜特把书写好的组诗赠给毛泽东，为他贺寿。原迹先装帧成册，由章士钊先生亲置封面。诗中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深情厚意，歌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丰功伟绩，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敬之情。

组诗共书12首，其中四首云：

灵椿长寿不言寿，至德安仁亦利仁。

道大为公天可则，物穷其极理皆真。

鹓雏振翼鸮生妒，海若回潮水共亲。

远届八荒齐拜手，堂堂赤制有传薪。

徐淮大捷北投戈，舆颂欢娱贵在和。

罪表独夫应不赦，章刊战蠹亦无讹。

月明清浦闻天鼓，风关金鼓听国歌。

准半渡江传令急，洸洸正气壮山河。

天安门启一声雷，中国人民站起来。

合德合仇精爽紧，伤穷悯白智谋该。

山呼永雪臣奴耻，海钠长储创建长。

气象万千光八表，裁成新自斗争回。

万汇人天指画清，要赁主义换和平。

旱知豺虎非吾类，未必鸱鴞变好声。

沧海月明看魍魉，神州日食任亏盈。

三多古话应恢廓，大量无虚带至诚。

程潜上将小传

    程潜（1882－1968），字颂云，湖南醴陵县北乡长连冲人，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也是前清秀才。１９０３年，程潜弃文习武，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湖南武备学堂。１９０４年８月被保送到日本留学。１９０５年８月，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旧民主主义革命。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科学习。

１９０８年１２月毕业回国，任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参谋。辛亥革命爆发后，程潜南下武汉，进攻汉口失败后，任湖南都督府参谋部长、湖南军事厅长。１９１３年，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发动讨袁“二次革命”，程潜在湖南迅速组建了三个步兵团和个炮兵营积极武装讨袁，失败后流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

１９１５年奉孙中山之命回国策动反袁运动，被委为护国军湖南招抚史。４月在靖县被推举为护国军湖南总司令，宣布湖南独立。７月程率部入长，湘境乃定，讨袁驱汤之役，程潜颇负盛名。

１９１７年８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密派程潜到湖南运动“护法”，策动起义。９月１８日，衡、永宣布独立，程潜被推为湖南护法军总司令，１１月１６日进占长沙。程到达长沙后，被地方各界公推为湖南省长。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孙中山回广州重组军政府，程潜被任命为陆军部次长，代理职务，协助孙中山先生组织北伐。１９２１年８月，随孙中山到达上海。旋奉命为讨逆军总司令，与李烈钧等人指挥粤滇湘桂诸军，于１９２３年１月合力将陈炯明驱出广州。　随后程潜被任命为军政部部长。

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军长、江右军总指挥、江苏省政务委员会主席，并兼南京卫戍司令、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１９２８年２月程潜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湖南全省清乡督办，并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被推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程潜任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力主抗日。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他出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程潜以参谋总长名义担任平汉线方面指挥，旋任第一司令长官。１９３８年２月，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统一军政。１９３８年底，程潜改任天水行营主任。１９３９年５月被授予一级陆军上将衔。１９４０年５月，程潜调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战地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还一度代理参谋总长。

１９４６年春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武汉行营主任。１９４８年，程潜参加竞选副总统失败，后调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８月４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和平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广州政府”，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

建国后，程潜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湖南省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届、三届、四届全国政协常委，首届、二届湖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第一届、二届、三届湖南省人大代表等职。
１９６８年４月９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陈明仁

　　陈明仁（1903 04.07 - 1974 05.21）国民党起义将领、解放军上将

　　湖南省醴陵市人。1924年升入广州市军政部讲武学校和黄埔军校学习。参加过广东革命政府讨伐陈炯明的第1、2次东征。后任国民党陆军第10师56团团长，陆军第80师少将副师长、中将师长，陆军第2师中将参谋长，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国民党军政部中将处长，陆军预备师中将师长，陆军第71军中将副军长、军长，东北第5绥靖区中将司令、第7兵团中将司令，华中“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8月与程潜率部在长沙起义，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21兵团司令员，第55军军长，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是第1、2、3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1、2、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国委员会代表及第3、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生平事迹

　　一

　　陈明仁，1903年4月7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市洪源乡陈家岭的一个富户人家。1922年中学毕业，后回家乡小学教书。1924年春，辗转广州，入陆军讲武学校第4队学习，后转入黄埔军校第1期第6队。

　　1922年2月组建教导团，陈明仁被分到第2团第2营第3连任见习排长。参加了第1次东征，因作战勇敢，被升为少尉排长。  　

    1925年7月，第2次东征时，陈明仁调任第1军第2师4团3连中尉排长。同年9月在东莞战斗中，指挥全排抢占制高点，乘敌不备缴了陈炯明1个营的枪，被升为3连连长。随后，率部攻打惠州城，陈明仁首先登上城头与敌展开肉搏，后继部队一拥而上，攻克惠州。战役结束后的第3天，在庆功会上，蒋介石亲发口令，吹三番号向陈明仁致敬，还带头呼口号：“向陈明仁看齐！”命令到会全体官兵举枪向陈明仁致敬，并当场宣布提升陈明仁为营长。此后，陈明仁平步青云，一帆风顺，先入军校进修，后升任团长。

　　1931年，陈明仁任第3独立旅旅长，奉命率部对石友三进行合力夹击。陈明仁以一个旅击溃石友三2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讨石战役后，陈明仁被蒋介石提升为88师副师长兼238旅旅长。  　

    1933年，陈明仁升为88师师长，归“东路剿匪总司令”蒋鼎文指挥，对陈铭枢、李济琛等在福建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作战，并在七里坪、新集等地“进剿”红军。

　　1934年夏，陈明仁所属的238旅在沙县被红军击溃后，88师移驻龙岩。陈明仁被蒋介石电令到庐山,被留在军官训练团学习,编在第1大队任大队副兼中队长。在庐山学习几个月后到庐山任2师师长，不久又调任国民党军委会参议的闲职。1935年入陆军大学第13期学习，学期3年。

　　二

　　1938年春，陈明仁被任命为预备2师师长。在湖北咸宁接任后，即奉令率部参加抗击日军的九江作战。陈明仁师对日军猛打硬拼，受到蒋介石的青睐。1940年陈明仁率师参加了广西昆仑关的对日作战。1941升为预2师中将师长。接着率部开往云南，驻守昆明附近。1942年，陈明仁任远征军第17集团军71军副军长，指挥所部进驻云南保山，建立江防阵地，与日军隔江对峙。

　　1944年夏，陈明仁率部越过怒江，进攻龙陵日军，在松山要塞与日军展开一场恶战，全歼守敌。接着指挥部队从攀枝花、惠通桥渡过怒江，沿滇缅公路正面主攻龙陵。陈明仁组织各师敢死队，采取轮番攻击的部署，使日军疲于应战，经过8天的进攻，日军大部被歼，百余人被俘。陈明仁升任71军军长。随即又挥师南进，指挥该军一部参加滇西缅北反击，攻克畹町附近的回龙山。战斗打响后，陈明仁亲自督战，以三分之一的兵力佯攻三台山，主力则部署在回龙山下，准备实攻。敌军在陈明仁的诱惑下，果然上当。日军集结主力，向三台山转移。这时，陈明仁命令部队向回龙山进攻，并设伏拦截驰援回龙山的日军，取得了回龙山反击战的胜利。11月3日，远征军收复龙陵。随后，为配合湘西会战，陈明仁奉命率部挺进广西，攻击盘踞在柳州、桂林之敌。71军所向披靡，先克柳州，再克桂林，大获全胜。这时，日寇已成强弩之末，71军在陈明仁的率领下，乘胜追敌，挺进湖南。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了无条件投降。

　　三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发动了大规模内战。1946年春，陈明仁率71军到东北参加内战。同年4月15日由永吉向四平进发，行军途中，87师在金家屯以北大洼地区被解放军歼灭1个团，后续部队又被斩成数断，全师溃散，师长黄炎落荒而逃。

　　1947年6月中旬，四平被解放军围攻。陈明仁调兵遣将，拼死抵抗。不久，军部的核心阵地被解放军突破，活捉了陈明仁的胞弟陈明信，5天时间占领了四平铁路以西地区，到6月24日，解放军已攻占四平的五分之三。此时，解放军主动撤出战斗，指挥出现了失误。蒋介石急调53军增援，使陈明仁守住了四平。由于同时击退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两大军团，被人称为“干城之将”， 同时其指挥的四平战役成为国民党军事研究破防围点打援战略的重要和基本根据！

　　四平之战后，陈明仁被蒋介石提升为兵团司令官，并颁发青天白日勋章。 后刘翰东等告发“陈明仁纵兵抢粮”，由陈诚请求蒋介石查办。蒋介石将陈明仁撤职，但未查办，后调往总统府任中将参军的闲职。

　　陈明仁在闲居南京期间，71军高级将领致信陈明仁不能再为蒋介石、陈诚卖命。在四平被俘的胞弟陈明信从东北释放回到南京，向他转告了李立三的寄语，叙说了优待俘虏的事实。一些好友也鼓励他抓一点实力做“资本”，以图东山再起，另谋生路。这一切对陈明仁触动很大。1948年10月的一天，陈明仁在一次秘密集会上表示了不跟蒋介石走下去的愿望。

　　1948年10月，陈明仁应白崇禧屈驾恭请赴武汉就职。陈明仁到武汉后，既有华中“剿总”副司令的头衔，又有武汉警备司令部兼29军军长的实职。不久，国民党恢复71军，成立第1兵团，陈明仁为兵团司令官。在武汉，陈明仁口里喊“要战到最后一人”，暗中则与程潜默契，倾向和平（程潜：长沙绥靖主任兼湖南主席，深明大义，决心投向中共，并与中共湖南地下党有联系）。1949年初，程潜派人找白崇禧要求将陈明仁移驻湖南就地整训，充实力量，得到白崇禧欣然同意。2月18日，陈明仁以第1兵团司令官身份率29军、71军到湖南编训，兵团司令部设在长沙。

　　陈明仁到长沙后，与程潜来往非常密切。为避嫌疑，先指定人员联系，后来，程潜要陈明仁兼任长沙警备司令。陈明仁在回武汉请示白崇禧，得到同意后，即回长沙接管长沙警备司令部。随后，经过中共地下党的一系列工作，程潜和陈明仁共同表示了与共产党合作，走和平道路的意愿。

　　1949年6月，程潜写了要求和平起义的备忘录，请中共湖南省工委送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毛泽东7月4日给程潜复电：“先生决心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方针，极为佩慰。”

　　1949年8月3日下午，陈明仁约集汪士楷等人在麻园岭住地共商草拟宣告起义电文稿。8月4日，由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起义通电。宣布率领全湘军民，正式脱离广州政府，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

　　当晚8时，程潜致电毛泽东、朱德等：“潜等业经8月4日电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即日成立湖南人民政府临时军政委员会，由程潜、唐生智、陈明仁、仇鳌、唐伯球任委员，并推定程为主任委员的同时，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推定陈明仁任湖南省政府临时主席，并决定由第1兵团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推定陈明仁兼司令官。”

　　8月5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同意。随后，陈明仁又兼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和长沙市军官会副主任。8月5日下午，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第138师举行入城式，10万余人夹道欢迎，欢呼湖南和平解放。

　　9月3日，毛泽东电邀陈明仁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陈明仁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受到毛泽东等接见。

　　四

　　1949年11月，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陈明仁任兵团司令员。从此，陈明仁以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身份，踏上新的征途。

　　1950年2月，21兵团由浏阳移驻醴陵，全军集中整训。同年12月，陈明仁率部开赴广西参加剿匪。经过5个月战斗，歼匪3万余人，胜利完成了任务。

　　1952年1月，第21兵团改组为水利工程队司令部，领导荆江分洪工程建设。同年10月，在完成以上两项任务后与其他一部分部队合并为55军，陈明仁任军长。随后，陈明仁率部从桂林开赴湛江，担负守卫祖国南大门的任务。

　　陈明仁是第1、2、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1届政协委员，第3届、第4届政协常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

　　65岁告老还乡古稀之年儿孙满堂

　　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陈明仁忽然接到通知，要他回到湖南休养。他接此通知后，即将解放军的红五星帽徽、军衔、军服等，要警卫员送回军部，并写信告诉儿子们，他奉命回到湖南长沙当老百姓了，不久，周恩来得知此事后，即令军部将他的军服、帽徽、军衔送回，并说明不是离开解放军编制，是离职休养，在部队的一切待遇不变。陈明仁欣然接受，随后又迁到湖南长沙上麻园岭。他回长沙后，得知陶峙岳也从新疆离休回到长沙，两人往来甚笃。

　　陈明仁前妻谢芳如与他甘苦与共生活了三十多年，夫妻恩爱逾恒，不幸谢芳如身患癌症于1950年4月间去世。谢芳如生有两子：陈扬钊、陈扬铨。继配萧毅，系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主治医师，为前妻谢芳如住院期间的主治医师，谢芳如去世后，陈明仁续娶萧毅为妻。萧毅从未生育，无儿无女。1972年夏天，陈明仁突然身患不治之症，陈患病期间，萧毅形影不离，日夜守候在丈夫的病床前细心照料。陈明仁住院期间，湖南军区先送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总医院诊断治疗。周恩来此时也重病在身，但他还亲自过问陈明仁的医疗方案，逐字逐句批阅，并指示一定要尽一切努力挽救陈明仁的生命。戎马一生的陈明仁终于不幸于1974年5月21日黄昏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71岁。

　　五

　　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陈明仁将军的骨灰由北京迁葬长沙岳麓山，永远地留在了这片他曾奋斗和关注的故土。2009年8月2日上午，陈明仁将军骨灰回归故里安葬仪式在岳麓山隆重举行。中共湖南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敬献了花圈。

　　毛泽东说：“即使你一人起义，也是成功之举！”

　　辽沈战役前，陈明仁被调到武汉，任华中“剿总”副司令。此时，他受到程潜的影响，倾向和平。陈明仁和程潜是醴陵同乡，还是程潜的学生，所以程、陈两人得以合作。章世钊先生写信给陈明仁，要他看清局势，认清前途，投靠人民。他在信中还特别引用了毛泽东对陈明仁评价的话──“当年，陈明仁是坐在他（指蒋介石）的船上，各划各的桨，都想划赢，各为其主嘛，我们会谅解他，只要他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

　　其实，早在陈明仁闲居南京期间，原71军的高级将领致信陈明仁不能再为蒋介石、陈诚卖命。在四平被俘的胞弟陈明信从东北释放回到南京，向他转告了同乡李立三的寄语，叙说了优待俘虏的事实。一切对陈明仁触动很大。

　　陈明仁是胸怀大略的人，虽然决定起义，表面上却不动声色。为迷惑蒋介石，他甚至以反共的面目出现。陈明仁召集市政府的官员讲话，声称要与共军打到底，坚决按国民党政府的指意从事。可私下，他对身边人说，我保证长沙听不到枪声炮声。

　　曾与陈明仁在四平血战的四野部队，此时也捐弃前嫌，派出和谈代表到湖南平江县，与程潜、陈明仁的代表和平谈判，相互协商有关长沙起义的具体事宜。1949年8月2日至6日，毛泽东三次电告林彪等人，要妥善对待陈明仁。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湖南和平解放。此时，距离新中国成立还有两个月，程潜和陈明仁的和平起义，为新中国的成立献上了一份厚礼，特别是迅速解放西南和华南，有着重大意义。

　　程潜和陈明仁的起义，使毛泽东的家乡免遭战火涂炭。毛泽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和朱总司令在回复程潜和陈明仁的电报中说：“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

　　8月14日，起义部队开拔到浏阳集中改编，一切补给则由解放军后勤部负责。在浏阳开始整编部队时，所用的关防名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部。”既有“国民党”，又有“人民解放军”等字样，番号印在符号和帽徽上，这是毛泽东亲自批准表示可以暂时使用，这在解放战争中是没有先例的。

　　1949年12月1日，第四野战军副政委陶铸宣布，起义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隶属第四野战军，任命陈明仁为司令员，唐天际为政委。

　　陈明仁指挥的6个军，军长一级人选大部分是黄埔一期的，下属也并不是陈的基本部队。起义后，不少部属率部叛逃。陈明仁则显得非常苦闷。作为一个军人，又是一个兵团司令，处于这种境况中，其心情是可以体会到的。

　　毛泽东安慰他：“你的义举意义重大，功劳不小。即使你一个人起义，也是成功之举！”

　　国民党元老李宗仁听说程潜和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叹息道：“可惜一个党国元老，一个国军名将，被老蒋逼得走投无路，真是树未倒，猢狲就散了。”

 毛泽东点皮昂国民党著名将领----陈明仁

    　　“我看林彪打仗就不如你！”

　　  ——毛泽东点评陈明仁

1924年12月，朔风呼啸。

蒋介石、周恩来等人率领东征军攻打叛军陈炯明。

惠州城三面环水，城高墙厚，易守难攻，素有天险之称。加之陈炯明以之为巢穴，在此经营多年，确实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蒋介石拒绝了参谋长叶剑英的意见，决定不使用炮火准备便发起攻城。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奋勇队”向惠州城发起了决死冲击，遭到城内叛军的疯狂反击，城头的机关枪喷吐着火蛇，爬城的战士成批成批地倒下。

前方来报：第四团团长刘尧宸头部中弹阵亡！

蒋介石、周恩来忧心如焚。

透过战火硝烟，忽见城下一人，背插青天白日旗，一手持驳壳枪，一手攀云梯，凶猛如虎，迅捷如猿，冒着枪林弹雨，第一个攀上城头，击毙数名守敌，将青天白日旗插到了惠州城上！后面的奋勇队员迅速跟进，很快控制住局面。

此时，在城下督战的蒋介石，从望远镜里看到这气壮山河的场面，兴奋地询问：

“手持大旗第一个登上城头的是谁？”

身边何应钦回答，“校长，此人是四团三连连长陈明仁！”

12月14日下午4点，国民革命军占领惠州城。

16日上午，东征军在望江亭召开祝捷大会。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经与周恩来、俄国顾问鲍罗廷等商议，决定给勇夺惠州城的陈明仁以特殊的荣耀。

大会开始之后，蒋介石亲自发布口令：全体信号枪手鸣枪三响，全体司号员吹号三通，向陈明仁致敬。之后，蒋介石率三军将士带头高呼口号：

“向陈明仁看齐！”

呼完口号，蒋介石当场宣布晋升陈明仁为三营少校营长。

此后，蒋介石多次公开称赞陈明仁是“黄埔一期的一面旗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随陈明仁冒死爬城的，还有一位名叫陈赓的黄埔学生，当时陈赓已经左脚中弹，是带伤冲上去的。1955年，陈赓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此是后话。

此后，陈明仁凭借战功，屡屡升迁，官至旅长、师长，又入陆军大学学了3年。

回龙山之战是“战术杰作”

    1940年春，陈明仁率部开赴广西参加桂南会战，与日寇奋战7天7夜，重挫日军。事后，蒋介石在柳州召开的军事检讨会上，唯独表扬了陈明仁。1941年，陈明仁晋升为中将师长，驻守昆明附近。1942年，陈明仁任远征军第17集团军71军副军长，指挥所部进驻云南保山，建立江防阵地，与日军隔江对峙。

1945年1月，中国远征军调集主力围攻滇缅公路上的重镇——畹町的回龙山，却久攻不克。在万不得以的情况下，战区指挥官卫立煌急调71军参战。此时陈明仁已升任71军军长。他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调动守卫的日军，主攻部队采取分割包围的战法，各个击破，再以一个师迂回切断日军逃往缅甸的退路，全歼日军；同时请求美国盟军的空军配合作战，步兵、炮兵、空军协同一致，方能取胜。

陈明仁的作战方案，深受刚刚接任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的赞许。战斗打响后， 陈明仁亲自督战，命令一部火力猛轰日军主阵地，一部火力指向日军后方和三台山，断其机动增援。陈明仁的有效指挥，使战斗顺利发展。

经过一番血战，全歼了日军侵入滇西的部队，陈明仁因此威名远播。曾与陈明仁共事的美军准将窦恩称赞回龙山之役是“一部军事指挥艺术的杰作”，魏德迈将军称赞陈明仁是“杰出的中国名将”。

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了解了回龙山战役之后，十分欣赏陈明仁的战术思想何指挥艺术，称其为“战术杰作”。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多次致电东北战场的指挥官林彪，对陈明仁不可轻敌，应多研究回龙山战例。

可到了后来，林彪还是在四平战役中吃了陈明仁的亏。

我看林彪打仗就不如你

    1947年6月的四平之战，在国民党以方被称为四平保卫战，而在解放军以方则被称为是四平攻坚战。

这是陈明仁的颠峰之战，也是名将林彪的耻辱一战。

以至于两年之后，毛泽东请长沙起义的陈明仁在自己家中做客，鼓励他继续带兵，并幽默地说：“我看林彪打仗就不如你哟！”陈明仁自感四平之战罪孽深重，连称不敢。

抗战胜利之后，国共两党逐鹿中原，纷纷看好东北的战略地位，都把能征惯战的将领派去东北，共产党的林彪和国民党的陈明仁自然都在派遣之例。

蒋介石6月3日8时飞到沈阳，亲笔给四平城里的陈明仁写下一函，叮嘱道：

“四平乃东北要地，如失守则东北难保矣！斯时为吾弟成功成仁之际，望砥砺三军，严行防御。”

陈明仁召集麾下军官，宣誓死守四平，每晚士兵就寝前，均要高喊“拥护蒋主席”以壮胆色。

四平是民主联军必取之地，必有一场恶战，陈明仁心里明镜似的。

留给陈明仁的时间已不算很长。以一支刚刚败下阵来的溃军和杂七杂八的乌合之众两万守军，对付民主联军的十几万兵力，胜算能有几何？

从6月15日开始，林彪手下的兵与陈明仁手下的兵在进行巷战。71军每被逐出一个街区，就立刻纵火烧毁街区内所有的民房，不给民主联军做屏障。

漆黑夜空为红色火光照得通明。

6月16日，民主联军占领了四平市内中山公园内国民党军的榴弹炮阵地，陈明仁手下两名营长一个被击毙，一名被俘虏，被歼400余人。民主联军已将陈明仁71军指挥部团团围住，前哨阵地距离陈明仁的核心工事只有500米之遥。

1947年6月20日，东北民主联军6纵17师对国民党军第71军军部发起总攻，

陈明仁下令用吉普车堵死房门，用粮食袋当沙袋垒作工事，同时严令手持冲锋枪的督战队，凡有后退者扫射打死勿论。自己则坐在核心的地下室里，神情木然，浓眉下的一双眼睛布满血丝，像正月十五悬挂的两盏红灯笼。

核心工事的四周，地下到处埋着地雷，被炸断的电线像女人的长头发一样，从空中垂落下来，细长的电缆线狼藉地盘在地面上。71军军部的长方形红色楼房里，有一百多明暗地堡围绕着它，一条盖沟联结着它，盖沟上突出着黄绿色的通气筒。盖沟的出口都能通到陈明仁所在的地下室，

陈明仁在傍晚时分，民主联军迫近的时候，被卫士们半推半架着离开了军部，转移到路东的预备指挥所。留下他的兄弟——特务团长陈明信坚守。

从周围地堡里传出的喊杀声、爆炸声音越来越迫近。陈明信抓起了电话，打给陈明仁，要求撤退。

陈明仁沉吟，咬牙，最终没有同意。因为他知道，核心工事早一分钟失守，就意味着民主联军早一分钟打到他这里，四平城也就早一分钟陷落。

再者说，核心工事的地下室比外边还安全些。

“一出来就得死呀！你们瞧瞧，从前咱们那些地堡里，都是共军呀！”

陈明仁一边说，一边扣下了电话。

爆炸引起火苗已经引燃了地下室的木门。陈明信徒劳地做了最后的尝试，又打电话给哥哥，但陈明仁已经不接弟弟的电话了。陈明仁的参谋长在电话里的话更像一瓢凉水，让陈明信从头凉到脚：

“撤退？你们的身体难道比钢板包着的装甲车还结实吗？我派去接应你们的6辆装甲车也都给打完了！”

20分钟后，陈明仁的第71军军部被攻陷，陈明信被俘虏。

经3小时激战，四平守敌大部被歼，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特发电报嘉奖：

“17师作战甚好，甚慰。”

陈明仁已经顾不上兄弟的死活了。四平城铁路线以西已全部被民主联军占领，他把残余部队收缩到道东继续顽抗，凭屋死守，死不交枪。四平城内到处是枪炮声，到处是白刃肉搏的场面，两军的尸体堆满了街巷。71军的直属队打光了，陈明仁把身边的卫队都派了上去，孤注一掷。自己也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在后面督战。陈明仁本人电告杜聿明，要“以身殉国，壮志成仁”，并将一支二号勃郎宁手枪顶上了子弹，装在衣兜里，准备随时自戕。

上天似乎有意眷顾陈明仁，战局在俄顷之间逆转。

6月30日，正在战事正酣，陈明仁做困兽之斗的当口，四平前线的枪炮声反而稀疏下来，慢慢地，阵地恢复了平静——出乎陈明仁意料的事发生了，民主联军竟然撤围而去！

陈明仁给林彪上了一课

    后来才知道，撤退的命令是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亲自发出的。这其中，固然有陈明仁拼死抵抗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因为国民党另外两支增援四平生力军——郑洞国的53军和孙立人的新一军——已与民主联军担任打援的部队接上了火，林彪担心拿不下四平，使全军陷于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于是主动撤围而去。

从态势上看，郑洞国、孙立人两军分别从南北两面直指四平城，一可解四平之围，二可与民主联军主力决战于四平城下。而此时林彪并未做好决战的准备，主动权在林彪手中，胜算不大就贸然用兵，似乎不符合林彪的性格。

事后看来，林彪在四平攻坚战中，显得过分小心谨慎了。

郑洞国和孙立人两人各怀鬼胎，此刻最担心的，不是救不出四平的陈明仁，解不了四平之围，而是担心林彪最擅长的围城打援战术，所以53军和新一军的行动非常谨慎，非常缓慢，几乎是走一步看三步，民主联军完全有足够的时间和兵力给四平守军以最后一击的。

无论怎么说，终于坚持到了最后5分钟的，毕竟是陈明仁，而不是林彪。

事后检讨，林彪在指挥上，也有可商榷之处。四平攻坚战，民主联军使用共7个师的兵力攻城，在数量上没有超过国民党守军兵力一倍，没有形成绝对优势的兵力；在攻城受阻，主力4个师均已消耗较大的情况下，林彪方才下决心从打援方向抽出2个师投入攻城，形成了逐次增兵的局面。这就犯了兵家之忌，林彪将其称之为“添油战术”。

此役，陈明仁部下伤亡约17000人，林彪手下亦损失13000余人。林彪不只一次地告诫部下，日后的作战应竭力避免“添油战术”。

在四平攻坚战中，解放军纵队一级的指挥机关在部署和战术上，也存在一些，如集中兵力、火力不够，阻击援兵不力等。但在战后民主联军总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林彪却把责任完全承担下来。他先后站起来三次做检讨，替部下解除压力：

“这次四平没有打下来，不要你们负责任，完全由我负责。主要是我情况了解得不够，决心下得太快，不马上攻城，以围城打援为最好。先消灭敌人的援军再攻城，就肯定能攻下来。另外，这次攻城还暴露了我们攻坚的战术差，这也主要是我平时研究得不够。”

林彪的检讨，果然对恢复部队士气起了重要作用。各纵队领导回去之后，也都做了自我批评，对四平攻坚的战术的做了认真的检讨和研究。林彪经过对攻坚战术的研究，总结出以“四快一慢”“四组一队”战术为基础的一整套攻坚战术，在后来解放战争的城市攻坚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也可以算是因祸得福了。

后来，林彪手下的骁将如李天佑登，皆评价陈明仁“是员悍将，是头狮子”。

能得到敌手敬重，实属不易。

四平防卫战之后，蒋介石把陈明仁召到北平，亲手为他胸前佩带上一枚“青天白日”勋章，这是国民党政府最高级别的勋章。加官晋爵也是少不了的。从71军军长到7兵团司令官的宝座，非他莫属。

俘获陈明信，并没有雪林彪四平攻坚战失利之辱。

据说，在前一次的四平街之战的时候，平时无话、喜怒不形于色的林彪，当着总部参谋的面，突然说出一句：“都说陈明仁是员虎将，我就是不信这个邪，早晚要报这一役之仇！”

从此，四野上下，心中莫不有陈明仁的影子。史传四平攻坚战失利之后，使战区指挥员林彪头脑中，以及一部分指挥员心理上，产生了对大城市攻坚仍有顾虑的想法。后来，林彪提出打长春但又不敢真打长春，原因之一就是担心打长春会出现攻四平那种被动结局。

但林彪毕竟是林彪。几个月后，林彪致电毛泽东，提议再次攻取四平。

毛泽东对71军仍有顾虑，对周恩来说：“如果能拿下四平的话，既可以控制东北的交通枢纽，扼住北满的门户，又对坚守北满、经略南满十分有利。如果林彪能将第71军引出四平，将其歼灭于外围应为上策。”

林彪雪耻心切，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去做，还是决定攻坚。1948年3月5日，经过充足的准备，林彪指挥麾下3个主力纵队，一个独立师和炮兵纵队从沈阳地区北上，包围四平。林彪下达总攻命令后，攻城部队足足用160门各种口径的火炮，向城内轰击了40分钟，然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采用多路突破，向心攻击的战术，在23小时之内攻占四平。

可惜，此时陈明仁早已被蒋介石免职，赋闲到了南京。难怪被林彪俘虏的71军将领不服气，他们嘀咕说：“要是陈明仁军长还在，鹿死谁手还说不定呢！”

孙明仁的“黄豆防线”

    四平之战，军人的鲜血染红了陈明仁的顶戴。陈明仁颇为荣耀了一阵子。

四平解围后，蒋介石亲自在南京总统府召见陈明仁夫妇，第一句话就是：“有功之将，殊堪嘉奖，不愧为黄埔楷模。”并对手下感慨到：“四平大捷，陈司令创造了人间奇迹，不愧为难得将才！”并请他们夫妇游了玄武湖。

在战场上屡战屡败的国民党军，也像打了一针兴奋剂，将陈明仁吹的神乎其神，甚至陈明仁在四平构筑的工事，也成了一条令国民党军群起效仿的“陈明仁防线”。

有的说，陈明仁在防御四平的时候，利用在东北天寒地冻的天气，叫士兵在工事上浇水，三九天工事很快就冻住了，子弹打不进去，炮弹也炸不开，林彪也无可奈何。这种说法明显不成立，因为四平攻坚战发生在夏天。

军中更传出了陈明仁“撒豆成兵”的神话。“撒豆成兵”原是民间对隋唐时期的传奇人物李靖用兵的一种传说，近似巫术之流，何时陈明仁学会了妖法？

原来，东北盛产大豆，籽粒饱满，个个滚圆。眼见林彪兵临城下，陈明仁心生一计，准备了很多麻袋的大豆，待民主联军攻城时，他命令士兵把大豆倒在街道上，让冲锋的民主联军战士踩在大豆上滑倒，从而遭受到重大伤亡。

这种说法也颇有疑点。首先，这种方法受地形的限制比较大，地面必须光滑，地上的黄豆才能发挥作用；而当时四平炮火连天，街道上遍地瓦砾，当街撒黄豆，效果是大打折扣的。其次，两军进行的是巷战，兵力呈胶着状态，且不云事先撒黄豆会滑倒自己人，而且也势必会被对方发现。

“撒豆成兵”确有其事，只不过作用不像国民党吹嘘的那样罢了。

那是在民主联军向四平市中心水塔发起进攻的时候。

水塔是城里的制高点，陈明仁自然派精兵把守。

民主联军也动用了一个主力团的兵力。

攻占水塔，过街天桥是必经之路。在天桥上，守军预先堆放了两大麻袋黄豆，拴麻袋口的绳子由水塔里的人控制着，随时可以拉开。

进攻的民主联军起初并没有把这两麻袋黄豆当事，这样的麻袋见得多了，在四平的街垒中到处都是。怎料在冲锋的途中，接近过街天桥得时候，水塔内的守军突然同时拉开了拴麻袋的绳子，数百斤黄豆从麻袋奔涌而出，顺着桥面立刻铺满了街道，冲锋的战士踩在上面，站不住，一个个都猝不及防地摔了下去，就连手中的武器也摔得老远。

此时，水塔的守军轻重机枪、冲锋枪乘机突然开火，冲锋者立刻倒下一大片，街道上的黄豆被鲜血浸泡，民主联军的攻势受挫。

陈诚指挥东北的战局之后，就是根据四平防御工事情况，提出“重点坚强工事主义”。直到1949年5月，蒋介石亲临上海布置淞沪战役时，上海的防御工事仍然可以看出摹仿四平的痕迹：阵地前沿遍布地雷、铁丝网、拒马、鹿砦；阵地与阵地间有盖沟、交通；由钢筋水泥筑成主堡，主堡之间有地道相通；主要工事里储满了粮草弹药。

但此时国民党大势已去，四平的好戏未再上演。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陈明仁能功善守，声誉茂隆，因此也遭到不少人的嫉妒。

四平战役不久，蒋介石的亲信陈诚组织参观团到四平阵地视察，参观团的美国顾问看到阵地上不少工事是用美国的面粉、大米垒成，当场提出抗议。从南京来的一些国民党要员，看到这么好的黄豆被用来修工事，也觉得过分。国民党辽北省主席、陈诚的江浙同乡刘翰东，乘机告发陈明仁“纵兵抢粮”。陈诚素与陈明仁不睦，正愁没有机会，于是当日便请求蒋介石查办陈明仁。蒋介石念其有功，将陈明仁撤职，但未查办，后调往总统府任中将参军的闲职。真是成也黄豆，败也黄豆。

陈明仁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由于作战勇敢，本来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后来蒋介石认为他性情刚强，飞扬跋扈，不好驾驭，故不予重用，在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的一直在第71军任副军长和军长，直到固守四平街有功，才晋升第7兵团司令官。

由于陈明仁的资格较老，加上敢做敢为，团以上的军官多为他亲自提拔，下属认为跟着他不会吃亏。陈明仁治军比较严格，他选择军官的条件比较简单实用：一要不怕死，二要未结婚，三要熟读兵书操典，四要枪法好，因此他的部下作战顽强，较有战斗力。可惜在蒋介石手下不得其用。

即使你一个人起义，也是成功之举

    辽沈战役前，陈明仁被调到武汉，任华中“剿总”副司令。此时，他受到程潜的影响，倾向和平。陈明仁和程潜是醴陵同乡，还是程潜的学生，所以程、陈两人得以合作。

章世钊先生写信给陈明仁，要他看清局势，认清前途，投靠人民。他在信中还特别引用了毛泽东对陈明仁评价的话──“当年，陈明仁是坐在他（指蒋介石）的船上，各划各的桨，都想划赢，各为其主嘛，我们会谅解他，只要他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

其实，早在陈明仁闲居南京期间，原71军的高级将领致信陈明仁不能再为蒋介石、 陈诚卖命。在四平被俘的胞弟陈明信从东北释放回到南京，向他转告了同乡李立三的寄语，叙说了优待俘虏的事实。一些好友也鼓励他抓一点实力做"资本"， 以图东山再起，另谋生路。这一切对陈明仁触动很大。

陈明仁是胸怀大略的人，虽然决定起义，表面上却不动声色。为迷惑蒋介石，他甚至以反共的面目出现。陈明仁召集市政府的官员讲话，声称要与共军打到底，坚决按国民党政府的指意从事。可私下，他对身边人说，我保证长沙听不到枪声炮声。

曾与陈明仁在四平血战的四野部队，此时也捐弃前嫌，派出和谈代表到湖南平江县，与程潜、陈明仁的代表和平谈判，相互协商有关长沙起义的具体事宜。1949年8月2日至6日，毛泽东三次电告林彪等人，要妥善对待陈明仁。

蒋介石到底是不放心陈明仁，直到陈明仁长沙起义的前几天，蒋介石还派亲信黄杰、邓文仪带来的亲笔信和大笔现款、武器，信中言道：

“弟一生光荣史迹当自珍惜，为中正所深信也，对卖身投靠分子，应羞于为伍，必要时，不惜大义灭亲将之明正典刑，然后退守湘西，事将来四川为尔后盾……”

程潜决定在８月１日通电起义，文稿都拟好了。陈明仁还分别召见了各军、师长，谈到时局日益紧张，湖南不能再打仗了，必须准备应变。

白崇禧认为陈明仁能打仗，极力提拔他，拉拢他，让他替桂系卖命。陈明仁在表面上和白崇禧联系很密切，起义前，他每天和在衡阳的白崇禧通电话汇报情况，白崇禧深信不疑。当起义通电发出的那一天，白崇禧还不断打电话找陈明仁，陈明仁干脆不接，使“小诸葛”困惑不解，莫明究竟。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湖南和平解放。此时，距离新中国成立还有两个月，程潜和陈明仁的和平起义，为新中国的成立献上了一份厚礼，特别是迅速解放西南和华南，有着重大意义。

程潜和陈明仁的起义，使毛泽东的家乡免遭战火涂炭。毛泽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和朱总司令在回复程潜和陈明仁的电报中说：“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

8月14日，起义部队开拔到浏阳集中改编，一切补给则由解放军后勤部负责。当时还给每一军官发５元，第一战士发２元零用。在浏阳开始整编部队时，所用的关防名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部。”既有“国民党”，又有“人民解放军”等字样，番号印在符号和帽徽上，这是毛泽东亲自批准表示可以暂时使用，这在解放战争中是没有先例的。

1949年12月１日，第四战军副政委陶铸宣布，起义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隶属第四野战军，任命陈明仁为司令员，唐天际为政委。

陈明仁指挥的6个军，军长一级人选大部分是黄埔一期的，下属也并不是陈的基本部队。起义后，不少部属率部叛逃。陈明仁则显得非常苦闷。作为一个军人，又是一个兵团司令，处于这种境况中，其心情是可以体会到的。

毛泽东安慰他：“你的义举意义重大，功劳不小。即使你一个人起义，也是成功之举！”

国民党元老李宗仁听说程潜和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叹息道：“可惜一个党国元老，一个国军名将，被老蒋逼得走投无路，真是树未倒，猢狲就散了。”

愿意带一辈子兵的将军

    1955中国人民解放军授予军衔的将领中，竟有159名原国民党军官，其中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被授予上将，依然执掌兵权，这种信任也为历史上少有。这也许证明了共产党“革命不分早晚”的许诺。

毛泽东亲邀程潜和陈明仁赴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政协大会及开国大典。

9月7日，当程、陈二人抵京时，受到了极高的礼遇。毛泽东派聂荣臻在车站迎接，并陪送到“六国饭店”下榻，朱老总率众多解放军将领出席迎接宴，毛泽东亲自在门口迎接他们。

9 月1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邀代表游天坛祈年殿，特地从人群中召唤出陈明仁，亲切地叫着陈明仁的字：

“子良，来，来，我们两个单独照个相。”

于是，历史留下了这张永存之照。

陈明仁要洗10打，毛泽东幽默地说：“少了，洗50打吧！”

在政协会上，被蒋介石称为“创造了人世间的奇迹，不愧为难得将才”的陈明仁将军在发言道：“我起义了，这既是对白崇禧实行兵谏，也是我对蒋介石的大义灭亲……”“我记得我在黄埔的时候，蒋介石经常对我们说：‘我是革命的，实行三民主义的，我什么时候不革命，你们应该打倒我。’我现在发现蒋介石不仅是不革命，简直是反革命，简直是人民公敌，我当然要打倒他。并且不但我要打倒他，就是凡是黄埔同学乃至全国人民都要起来打倒他的。他是我们校长，现在我便给他一个大义灭亲，我想蒋介石用不着怨恨我，应该去怨恨他自己。”

当时，蒋介石听到陈明仁的这番讲话，头一下子大了起来，不得不服降压药。

1949年9月23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北京举行宴会，专门宴请了陈明仁等26名国民党起义将领，应邀作陪的有周恩来、刘伯承、粟裕、黄克诚、聂荣臻、罗瑞卿等。席间，毛泽东几次举杯庆祝到会的原国民党军将领举行起义和响应人民和平运动的功绩。

1952年，21兵团改编为水利工程部队，参加荆江分洪工程建设。中央军委特派谭政当面征求陈明仁的意见。陈明仁说：“我是个军人，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如果由我选择，我愿意带一辈子兵。”

江山易改，陈明仁犯上的性格难改

    按说陈明仁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又上过陆军大学，打仗很有一套，卓有战功，在国民党军队中应该很快青云直上。可陈明仁性格执拗，不脱军人本色，不会钻营，所以在1949年通电起义前夕，还只是个国民党的中将。

年轻时候的陈明仁，不仅是勇冠三军，而且也相貌堂堂，可谓大有前途。惠州之役后，已经跟随在蒋介石身边的宋美龄非常看好陈明仁，提出由她做媒人，把廖仲恺文静美貌、端庄贤淑的女儿许配给他。陈明仁直言相告，自己在老家已经娶有妻子谢氏，在家侍奉老母，不敢停妻另娶，做不孝不义之人。

宋美龄只好作罢。蒋介石闻知此事，虽然内心不悦，倒还敬佩陈明仁的为人。

1941年冬，陈明仁率部去云南昆明驻防。一天，蒋介石来昆明西山风景区游览，正碰上一些衣衫褴褛的士兵修筑工事。

蒋介石见状勃然大怒，问道：“这是谁带的兵？破破烂烂像什么话！”

当得知这是陈明仁的手下时，蒋介石将陈明仁叫到了金碧别墅，劈头训斥陈明仁没有带好兵。陈明仁竟然当面顶撞蒋介石，并一把扯下自己的中将军衔，扔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大喊不服，还要解甲归田，气得蒋介石几乎将他军法治罪。

后来还是经龙云等人劝解，蒋介石才让他官复原职。

策动长沙起义，陈明仁得老师李明灏做了很多工作。陈明仁先是表示坚决参加通电起义，频频与四野的和谈代表团会谈，就起义中许多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

但就在8月1日上午，离通电起义只有三天得时候，陈明仁的稽查处长毛健均因民愤极大而被抓获，李明灏决定交给中共处理。陈明仁得知消息后，暴跳如雷地拍桌打椅逼着李明灏放人，如果不放，就要撕毁全部的起义协议。不管李明灏怎么解释。陈明仁根本不听，搞得李明灏极为难堪，整个代表团都束手无策。

为了按毛主席赞同的起义部署行动，李明灏亲自把毛健均交给了陈明仁，但陈明仁没有半点感谢之意，反而当众宣布暂不考虑起义。

李明灏急得茶饭不思，反复对陈明仁晓以厉害：“我可以不怪你学生犯老师，但做人要有人格，何况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将领，说话不能出尔反尔，不能把你的几十万官兵的生命当儿戏，更不能把你自己的前途当儿戏。我老实告诉你，毛泽东派我来与你谈判，绝不是打不赢你，而是为了3000万家乡父老乡亲们免遭战火涂炭，也是为了你自己和你的几十万兄弟们的前途与生命着想。现在解放军已用多于你几倍的兵力三面包围了你，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向光明，否则就是自取灭亡，并落得千古骂名遗臭万年。你要好好想一想……”

陈明仁终于被打动了，8月4日上午，陈明仁与程潜率领38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联名发出起义通电：正式宣布自日起脱离国民党政府，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8月5日，陈明仁率部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

1957年的“反右”斗争开始，心直口快的陈明仁对军队建设提了一些意见。有人反映到林彪的老部下黄永胜那里，黄永胜抓住陈明仁的一些只言片语，向毛泽东主席告状，想搬倒陈明仁。谁想毛主席不仅对陈明仁不加责怪，反而维护陈明仁，他批示：

“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责任制的领导制度，并不切合起义部队。因为起义军官如非党员，既享受不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又怎能体现出民主集中制的优越性？故须另立军政委员会，以起义将领为主任委员，方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更让人想不到得是，陈明仁根本不领毛泽东的情，不同意成立军政委员会。陈明仁说：“我在北京提的意见，是我的肺腑之言，我喜欢直来直去，我陈明仁决不争什么权，要什么官，党和政府对我已经很优厚了。”

陈明仁梗直犯上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陈明仁上将小传

    陈明仁，字子良，1930年4月7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市洪源乡一个农民家庭。7岁入私塾，10岁进新式学堂，13岁娶妻谢芳如，1920年考入长沙兑泽中学，毕业后回乡担任小学教员。

1924年春，陈明仁投笔从戎，考入军政部讲武学校不久，讲武学校与黄埔军校合并，陈明仁任军校教导二团第五营见习排长，因占战功逐渐升至少将旅长。1931年，陈明仁率部在河北巨鹿与石友三部主力作战，击溃敌两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被升为第80师副师长兼第238旅旅长。1933年9月，升任第80师中将师长。1935年，到陆军大学第13期学习。

抗战开始后，陈明仁调任预备第二师师长。随后移驻湖南，先担任长沙地区的警备、后兼任芷江警备司令，湘潭、株洲警备司令，衡阳、衡山、耒阳警备司令。1939年秋，移驻湖北松滋、枝江。次年春，开赴广西参加桂南会战。1941年冬，陈明仁改任第71军副军长。

1943年冬，日军渡过怒江，开始进攻滇西。陈明仁以副军长名义指挥71军，主攻龙陵，经过大小几十次激烈战斗，龙陵守敌2000敌人大部被歼。战后，陈明仁接任第71军军长。1945年１月，率部主攻回龙山，他采取空军出击，步炮协同，很快占领回龙山，歼守敌八百多人。随后，协助友军攻克了中缅边界重镇畹町。日军投降后，陈明仁部被调往无锡，担任南京、上海的卫戍任务。

1946年１月，第71军奉命开往东北进攻解放军，多次被解放军击败。６月，该部退守四平，抵抗解放军的围攻，30日，解放军主动撤围；陈明仁以少数兵力坚守四平，巷战19昼夜，被蒋介石擢升为第7兵团司令官。

1948年10月，陈明仁就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旋又兼任第29军军长。不久，新恢复的71军与29军合编为第一兵团，陈明仁为司令官。1949年2月，陈明仁率部回湖南，兼任长沙警备司令。６月，人民解放军进军湖南，解放了平江、醴陵等十余县，包围长沙。7月21日，陈明仁代理湖南省主席、湖南省绥靖总司令兼省保安司令。

8月４日，程潜、陈明仁领衔通电起义，将第一兵团改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陈明仁任兵团司令官，并兼湖南省政府临时主席。９月应邀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1月1日，陈明仁所部7万余人整编为两个军6个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

1950年２月初，陈明仁率兵团司令部从浏阳移驻醴陵，12月中旬，奉中南军区命令，率部进驻桂南，担负小瑶山及周围的四十八弄、同正、隆安、百色等地的剿匪任务，经过5个月的战争，共歼灭土匪3万多人。

1952年１月，21兵团司令部改组为水利工程部队司令部，10月，陈明仁改任第55军军长。不久，他率部开赴广东湛江，担负守卫祖国南大门的光荣任务。

1955年，陈明仁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解放勋章。曾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当选为第一届、三届全国人民代且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首届、二届湖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会常务委员，第一届、二届、三届湖南省人大代表。

1974年5月21日，陈明仁因患癌症与世长辞，终年71岁，一代将星陨落。

解放四平令战神林彪心悸的一场血战

1947年夏天，林彪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向国民党军发动了强劲的夏季攻势。经过两个阶段的猛烈攻击后，克城数十座，歼灭国民党军近4个师6万多人，可说所向披靡。在结束攻势前的最后一战中，林彪将目标锁定为四平城。

　　四平位于东北中部平原，当时是一座拥有十余万人口的现代化中等城市。处在中长、四洮、四梅三条铁路的交叉点上，是通向东西南北满的咽喉要地，自然，也就成了军事战略要地。四平的兴起源于三次机会。

在日俄战争前，四平只有7000余人，小集镇一座而已。由于俄国人在此开商埠，市区向东移了9里。铁路畅通后，洮南、洮安一带的皮毛与辽河一带的谷物，在这里集散物流，商业逐渐发达，人口增至3万。日俄交战，俄军败北，日本人占领四平，商业更为发达繁荣，人口由3万增至6万。“九一八”事变后，伪满划区设四平省，此地为省会，于是，人口增至11万。四平的市区也随着形势及人口逐次扩张，在国共血战之前，已有南至北长达9里，东至西长达8里的面积，总共约近20平方公里。一条铁道贯通全城，把城区分为道东和道西。

　　对于林彪来说，四平城是他的一块心结。在一年多前，1946年4月至5月间，林彪曾指挥东北民主联军坚守四平，与优势的国民党军进行了32天的血战。最后终于功亏一篑，伤亡近万人，弃城而去，成就了东北国军指挥官杜聿明的英名。更让林彪耿耿于怀的是，四平败后，东北民主联军站脚不住，连连后退，竟被国民党军一直撵过了松花江，可说一溃千里。如果不是蒋介石判断错误，暂时满足了攻占江南之地，从而使共产党军队有了喘息之机，说不定林彪等人就会被撵到苏联去了。因此，林彪决心还以颜色，借大胜之机收复四平。

　　为攻克四平，林彪集中了民主联军1纵队全部、辽吉纵队（7纵）全部、6纵队17师附加东总直属炮兵5个营共7个师7万多兵力组成攻城集团，由1纵司令李天佑统一指挥。林彪则亲自指挥6个纵队加7个独立师共17个师的兵力进行阻援作战。

　　战前解放军估计四平守敌只有陈明仁指挥的71军不到2万人，以三倍以上优势兵力进行围攻，必是胜券在握。而实际上，四平守军是71军2个师加13军54师共3个正规师，再加上5个保安团以及公主岭保安大队的地方武装。另外，战斗开始前，陈明仁将城内政府官员、警察、铁路警、兵站、医院、车站的公职人员加上逃进城内的外地保安队、还乡团全部编入部队，使作战人数达到了3．5万人之多，超出了解放军估计的近一倍。

　　四平守将国军中将兵团司令陈明仁可不是等闲之辈，他是黄埔一期学员，是林彪的一位师兄。当年黄埔军血战惠州时，他第一个奋勇登城。战后，蒋介石亲令陈明仁立于城墙之上，接受全军的敬礼。陈明仁一生别无他好，只痴迷于军事，因此熟读兵书，勇谋兼备。在抗战中，陈明仁率军参加滇西反攻，与日军血战松山，得蒋介石亲令嘉宾，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抗日名将。此次孤军坚守四平，他已抱定了与全城共存亡的决心。

　　临战之前，陈明仁细致地视察了四平全城的地形。他发现，全城的沙俄时代的哥特式建筑和日本人的东洋建筑竟然是按照现代战争的防御要求来设计和建造的。大概是日本人当年为了对付俄国人把四平作为一个战争据点来进行建设吧。而解放军去年守四平时没有发现这一点实在是一大遗憾！因为解放军去年仅仅在城市边沿构筑工事进行传统的阵地战，没有把整个城市作为一个堡垒来使用，最后不得不逃离四平。陈明仁因此大喜，他决心将全城化为“陈明仁堡垒”，让共军尝尝71军部队铁拳的滋味，给林彪这个师弟上一堂难忘的城市防御战的课程！

　　陈明仁下令部队日夜不停地抢修工事，终于在民主联军攻城之前完成了布防。四平全城已经成为一座坚固的防御堡垒：鱼鳞式纵深集团地堡群是钢筋水泥和土木钢板结构，环绕着市区四周的同时，还遍布市内四处。而地堡的核心支撑点是各部队的驻地大楼。为了便于联络，各核心的支撑点之间以及各地堡群之间，或打通墙壁，或修交通盖沟。以便于输送兵员和弹药。重要的核心阵地-军、师、团部大楼则筑地道和地下室、弹药库、指挥所以及发电照明设备。楼内则遍布火力点。核心阵地前有卫星阵地，卫星阵地前有七道障碍。分别是：陷脚坑、绊脚架、铁丝网、鹿砦、土围、护城河、散兵地堡。五个守备区依高低层次不同配轻重火炮和各种轻重机枪交叉火力网。全城基本上做到了每幢建筑都是火力点，形成了一个防御整体。

此外，还考虑到战斗中可能会被突破分割，各火力点前做到既要障碍重重，又要射界扫清。各连队步步为营，层层设防，即便某处突破，各支撑点都可以各自为战。陈明仁的这套布防体系很大程度上是从日本军队那里学来的。在当年的滇西反攻中，中国军队以极其惨重的代价攻下了松山和龙陵。陈明仁曾亲自踏勘日军工事，颇受震憾，若非日军全部战死，可能还攻不下这二座要塞，日军工事的诡谲和实用的完善结合使他终生难忘。此次四平之战，陈明仁正是借用了日军的点面结合的防御战术来对付解放军。

　　1947年6月14日晚20时，解放军对四平发起了猛攻。几百门大炮一起怒吼，密密麻麻的炮弹飞向四平城。这些炮大部分是缴获的美式榴弹炮，还有一部分是日式山炮和野炮。四平的国军防线一时山摇地动、火光冲天，城墙被打出了一块块缺口，阵地前准备进攻的所有的解放军战士都不自觉地堵耳张口。如此猛烈的炮火攻势，在共产党军队的历史上，这还是头一次。

　　炮火准备足足进行了17分钟，然后开始向前延伸。解放军的攻击部队从道西的西南和西北两个方向向城区发起了进攻。战前，7纵司令员邓华建议，两个纵队攻城恐怕兵力不够，最好将阻援的6纵拉上来从城东南三面进攻四平。然而，建议没有被林彪采纳。

　　解放军先头突击部队的进攻队形成“三三制”，就是每个步兵班编成三个战斗组，每组三四个人，列成三角队形冲锋。当突击队冲到城墙前，许多射击孔吐出火舌，士兵们纷纷倒下。于是爆破组上，用大包的炸药开路，但爆破手也纷纷被枪弹射杀。往往在伤亡十几个士兵后，才会有一个地堡被炸毁。靠近城墙的的街上，几乎铺满了一层尸体。在付出重大伤亡攻进城后，突击部队又被敌人的火力包围了。而突破口立即被国军用坦克当作活动堡垒，封锁了。城中大街小巷布满了沙袋，楼台窗口到处是喷射的火舌……双方开始逐街逐屋地争夺，刺刀拼得嘁哩喀嚓，手榴弹冰雹样乱飞，60炮炮弹像礼花一样在人的头上爆炸……

　　解放军用大炮轰，又用炸药炸，将国军的坦克炸烂，继续扩大城墙的突破口，攻城的大部队冲进了四平城，此时刚好21点。接着，更血腥的城市巷战全面展开了。

　　林彪强调用炮，他认为极其猛烈地炮火不但给敌手以心理震撼，而且能有效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于是战前调了相当数量的炮兵部队到四平。连炮纵的12门高射炮都被调往前线。当密集的覆盖性炮火飞向四平的目标区时，天摇地动，目标区被冲天的尘埃罩住。炮火停歇，尘埃散开，目标区完全变了样——所有高矮建筑和地堡都改变了了形状。炮口转移，又覆盖下一个目标区……

　　解放军士兵随着炮火前进，炮弹落在哪里，士兵冲向哪里，他们紧追着炮弹，冲向国军纵深。然而，陈明仁在战后说：“解放军方面炮火很猛烈，我在八年抗战之中，都不曾遇到这种局面。但是，炮火射击是分散的，而不是集中在突破点，对于我们危害不大，我的阵地也不曾受到严重的影响。”也因此，城区战变得空前惨烈起来。

　　四平城内有许多大红楼，全都是用红砖建筑的。陈明仁也不明白东北的黑土地烧的红砖为何有如此之硬，战前他观看用60炮弹在墙上只能炸开些小坑和小麻点，这使他对据楼防守充满信心。这些楼都是国军各级指挥部的火力点，视野开阔，射界通达，四处还有明暗火力点及地堡。解放军在夺取这些红楼时，一批批爆破员和突击队员倒在楼前，死伤惨重。更有甚者，爆破组在历经弹雨到达楼下进行爆破时，往往只炸个小洞，需得反复进行几次爆破作业才能成功。当爆破成功后，从缺口冲进去的战士又要跟楼内反扑的敌人展开近距离枪战和肉搏。结果，每攻克这样一座楼，都得付出沉重的伤亡代价。而四平，这样的楼太多了，几乎每座楼都成了尸楼血楼。这里举个例子，在攻打陈明仁胞弟陈明信守卫的71军军部大楼时，解放军有一个连134人，打完大楼后活着的已不到10人。

东北的白天特别长，从早上4点到晚上8点天都是亮着的。地面上，两军犬牙交错地拼死厮杀着。天空中，国民党的飞机猛烈地轰炸解放军的占领阵地，每天都有十几架次，使解放军后续部队开进缓慢。国军的飞机还空投了大量的作战物资给四平守军，成为四平得以坚守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军苦苦坚守着城中的每一条大街、每一条小巷、每一栋楼房、甚至每一堵废墟。解放军则一寸一寸向前推进，攻击部队往往上去半天就伤亡过半，只好不断轮换。

战斗开始不到4天，林彪就不得不将作为总预备队6纵17师拉了上去。四平城内的混战进行得空前激烈，双方抵近对射，刀劈枪刺，甚至用拳头牙齿进行拼搏。到了夜晚，四平上空飞满了照明弹、燃烧弹。被炮弹打着的民房和建筑物熊熊燃烧，满城火光，如同白昼。四平城的大街小巷，到处是残肢断臂的尸体，横七竖八地铺满了路面；到处是流淌的鲜血，宛如大大小小的红色河流，冲锋的士兵稍不留神便会滑倒。

　　苦战了近一个星期后，解放军付出重大伤亡，终于攻占了四平道西地区，战斗开始进展到道东。然而，1纵和7纵的攻击部队几乎打残了，无力再扩大战果。林彪一咬牙将进行阻援的6纵全拉了上来，继续投入攻击。此时陈明仁也打得很狼狈，71军守军伤亡过半，陈明仁的胞弟陈明信也做了解放军的俘虏。陈明仁在西区的军部大楼丢掉了，便率残部退守路东地区，他躲进了地下室，以死据守。非常可惜的是，林彪这时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将攻击部队继续一个师一个师地投入，而没有下决心拉上整个纵队的发起猛攻。致使兵力很快就因伤亡过大显得不足，从而打成了添油战。

　　道东的核心阵地有一座水塔，解放军以一个团的兵力发起猛攻。塔上的守军是71军远征缅甸的老兵油子，全是上等兵以上的军衔，枪法极准。解放军一冲锋就死伤遍地，连攻四次均告失败。塔下四周，几乎铺满了一层被射杀的战士。这座塔是用大理?了分毫。最后解放军用十几挺机枪封锁塔上的枪眼，爆破手上去进行爆破作业。才把里面的敌军震死。

　　在突击铁路天桥时，攻击部队谁也没注意天桥上边悬吊着两只大麻袋。当部队冲上去时，两个麻袋突然张开了大口，黄澄澄的坚硬滚圆的黄豆倾泻而下，撒满了街面。突击队的战士猝不及防，全部摔了跟头，武器摔出老远。他们爬起来再跌倒，手刨脚蹬却根本站不起来。这时国军的火力如雨泼下，解放军站不起来，无法撤退，鲜血随即流满了街道。冲锋在前的团政委也摔倒在地，眼睁睁地被一排子弹打成了蜂窝。后面的进攻部队看着这一切目瞪口呆，有的战士当即痛哭起来。这一招正是陈明仁从19路军在上海抗战时学来的。当时19路军也是撒豆成兵，然后战士们冲上去用大刀片砍日本鬼子的脑袋。

　　这场仗，实在太血腥了。一直打到6月26日，道东被占领了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四平全城已接近占领了四分之三。此时，很少有人怀疑解放军是这场战斗的胜者，林彪自己也不怀疑这一点。然而，风云突变。

　　在蒋介石的严令下，杜聿明调动了4个军9个师的兵力，分南北两路向四平包抄上来。国民党军不断突破解放军的阻击，进攻速度很快。林彪不得不分兵进行阻击，战役重心转向打援，攻击四平的势头减缓。林彪连续变更部署企图分割国军援军，但却未能奏效。29日，国军93军和新6军已进抵四平近郊，攻城部队面临腹背受敌的境地。无奈之下， 6月30日，林彪下令攻击四平的部队全部撤离。

　　这场惨烈的攻坚战至此结束，陈明仁终于死里逃生。双方都损失惨重，国军伤亡1.6万余人，解放军伤亡数字不一，有1.3万、2.1万、4万的不同说法。

　　此战之后，四平的血城就成为了林彪心中的梦厣，使他对城市攻坚战产生了畏惧心理。在一年后的辽沈战役中，林彪先是对打长春徘徊不定，后是对打锦州犹豫不决，都因此而起。而四平守将陈明仁，则被蒋介石通令嘉奖，成为了国军的英雄。后来陈明仁弃暗投明，在1955年成为解放军57位上将之一。多少年之后，参加过四平攻坚的解放军老战士，提起陈明仁，张口就是：“陈明仁这小子…………”林彪曾经拒绝与陈明仁握手，后遭到毛主席的批评。

 陈明仁 我们单独照个相 

　　陈明仁

　　1949年 8月 14日，陈明仁和程潜一起在长沙发出和平起义通电，这一举动震撼了中南、东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残部。毛泽东闻讯后向他们致电：

　　“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

　　在此之前，陈明仁是国民党阵营里的一员骁将，曾被视为神话般的人物，也是以善战著称的、唯一一个没有被林彪打败的对手。

　　陈明仁（1903—1974），湖南醴陵人，与程潜是老乡，也是程潜的学生。年轻的时候，曾担任过小学教员。1924年春，陈明仁投笔从戎，考入军政部讲武学校，后讲武学校与黄埔军校合并，陈明仁任军校教导二团第五营见习排长，因战功晋至旅长。1931年，陈明仁率部在河北巨鹿与石友三部主力作战，击溃敌两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升为第八十师副师长兼第二三八旅旅长。1933年 9月，升任第八十师中将师长。

　　抗战开始后，陈明仁调任预备第二师师长。随后移驻湖南，先担任长沙地区的警备，后兼任芷江、湘潭、株洲、衡阳、衡山、耒阳等地警备司令。1939年秋，移驻湖北松滋、枝江。次年春，开赴广西参加桂南会战。1941年冬，陈明仁改任第七十一军副军长。

　　1943年冬，日军渡过怒江，开始进攻滇西。陈明仁指挥七十一军，经过大小几十次激烈战斗，敌人大部被歼。战后，陈明仁接任第七十一军军长。

　　

　　1944年6月，陈明仁所部第七十一军正在奔赴松山前线。

　　1945年１月，率部主攻回龙山，他采取空军出击，步炮协同，很快占领回龙山，

　　歼守敌八百多人。这次胜利，让他威名远扬。他被称为“杰出的中国名将”。那时候毛泽东远在延安，对这次战役不仅了解，也十分欣赏，称其为“战术杰作”。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就曾多次致电东北战场的指挥官林彪，要多研究回龙山战例，对陈明仁不可掉以轻心。回龙山战役后，陈明仁协助英军攻克了中缅边界重镇畹町。日军投降后，陈明仁部被调往无锡，担任南京、上海的卫戍任务。

　　1947年 6月的四平之战，他以两万守军，对付林彪十几万兵力的民主联军，坚持顽抗，直到林彪因顾忌国民党援军而撤军。由于他的死守，守住了东北要地四年，给屡战屡败的国民党军打了一针强心剂。陈明仁在四平的防御工事被群起效仿，更有甚者，传出陈明仁“撒豆成兵”的神话，其实他只是在把守水塔时用黄豆撒在过街天桥上以阻攻势。四平战后，蒋介石称其“创造了人世间的奇迹，不愧为难得的将才”。后来林彪攻下四平时，陈明仁已被蒋介石免职，闲居南京。

　　

　　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增援四平，反攻东北民主联军。图为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

　　陈明仁性格耿直，所以最终不被重用，辽沈战役前，他被调往武汉，任华中“剿总”副司令。

　　1948年，蒋介石让程潜、陈明仁这对师生去主政湖南。蒋介石知道程潜有可能主张和平，但是他决不相信陈明仁会与程潜一条心。 

平津战役以后，毛泽东便预测到以北平方式和平解放长沙的可能性很大。于是毛泽东通过在国共两党曾经都很有声望的章士钊给程潜和陈明仁他们带信，主动消除他们思想上的顾虑。

　　其实，此时的陈明仁在程潜等影响下，已倾向和平，只是很矛盾，因为他不知道共产党会不会跟他算老账。不过接到章士钊给他的信以后就宽慰很多了。信中章士钊特别引用毛泽东的话：“当年，陈明仁是坐在他 (指蒋介石 )的船上，各划各的桨，都想划赢，各为其主嘛，我们会谅解他，只要他过来就好了，我们还要重用他。”

　　毛泽东如此深明大义，令陈明仁感动不已。他立即下决心去求见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表明自己的态度。

　　

　　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在长沙举行起义时留影。

　　

　　1949年8月4日，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湖南省政府主席陈明仁率部通电起义，长沙和平解放。

　　毛泽东还曾三次电告林彪等，要求妥善对待陈明仁。

　　还有一些旧部及好友也劝告陈明仁要认清形势，看清方向，这对陈明仁触动很大。终于在关键时刻，距离新中国成立三个月时，陈晓仁弃暗投明，宣布起义，湖南和平解放。

　　1949年 8月下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电邀程潜、陈明仁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期间，有两件事让陈明仁难以忘怀。

　　那天是 1949年 9月 19日，天高气爽，丹桂飘香。毛泽东在百忙之中亲自邀请程潜、陈明仁等同游天坛公园。游到祈年殿前时，大家在这里照相留念。过后毛泽东又特地从人群中把陈明仁唤出来：“子良将军，来来来，我们两个单独照个相。”“这——”陈明仁这位久经沙场的将军，在毛泽东的盛情邀请面前，竟拘谨得手足无措了。随行的陈毅赶紧过来，把陈明仁推到毛泽东跟前，随着摄影师按动快门，历史永久地记下了这一幕。照完相后，毛泽东对陈明仁说：“子良将军啊，现在外面谣言很多，说什么共产党惨无人道，说你被我

　　们扣起来了，还说杜聿明、王耀武被我们五马分尸干掉了。我想请你在这次开会之后，去山东济南看看他们，把情况向外介绍一番，写些书信给你那些还未过来的亲朋故旧，促使他们及早觉醒。你还可以把这张照片寄给你的故旧看看，促进他们及早觉醒，及早归来。”

　　陈明仁感到毛泽东对自己很信任，顿觉心里热乎乎的，马上爽快地答道：

　　“是，我一定照办。”“还有你黄埔的同学，只要送得到的，都送一张，你看好不好？”“好，我一定照办。”陈明仁立刻说。

　　毛泽东又对陈明仁说：“后天，也就是 21日，我们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开幕了，各方面的人物都有，唯独还缺少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你来了，代表性都全了。”

　　听了毛泽东的这几句话，陈明仁百感交集，既感激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又惭愧自己在起义前曾犹豫不决，顾虑重重，拖延了时间，于是赶忙主动检讨说：

　　“起义前自己认识不足，蒋介石和李宗仁派黄杰和邓文仪到长沙去拉拢我，有同事劝我把他们扣起来，我不但没扣，还把他们放走了。更不应该的是还把已经扣起来的忠于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毛健钧也放走了，错过了机会。” 

　　1949年9月，毛泽东与陈明仁在游览天坛时合影。

　　

　　陈明仁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后与夫人肖毅合影

　　

　　1959年9月，毛泽东会见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陈明仁上将。

　　革命不分先后，不要勉强人家嘛。今后凡是愿意过来的，我们欢迎，我们派飞机接；想走的，我们欢送，我们派飞机送。这叫来去自由嘛！你那种搞法是可以理解的，不要怕人家讲闲话。”

　　几天后，毛泽东还特意宴请陈明仁。席间他幽默地说：“我看林彪打仗就不如你哟!”陈明仁连称不敢，主动表示内疚，毛泽东安慰他说：“两军交战，各为其主嘛！”

　　毛泽东还亲切地问陈明仁：“你今后打算干什么？从政还是从军？从政就打算给你拨一笔特别费，由你全权开支。”陈明仁回答：“报告主席，我是个军人，还想在军事上为国家尽力，不过我那个部队还是国民党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吧。”

　　毛泽东说：“那好，你还是带兵吧。我们拟把你的兵团正式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仍由你当司令员。你有什么条件吗？”

　　陈明仁表示无条件服从。毛泽东说：“哎呀，人家有条件的，我倒好办；你这个没有条件的，我倒是难办了。这样吧，从今以后，解放军有饭吃，你也有饭吃；解放军有衣穿，你也有衣穿。一视同仁，决不会有半点亏待你的。”这句话把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对这位原国民党起义将领的态度，最明确不过地表达出来了。

　　事后，陈明仁无限感慨地对儿子陈扬钊说：“为蒋介石出生入死卖命大半生，难听到他一句诚恳亲切的话，毛主席与我首次相见，却如此平易近人，宽厚仁慈，真有天地之别啊！”

　　在改编后的兵团成立大会上，陈明仁宣布：“从今天开始，我兵团已经踏上光明之路，开始新生了!”从此，陈明仁以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身份，踏上新的征途，献身于人民解放事业。1955年，陈明仁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

　　1974年，陈明仁在北京病逝。 

程潜、陈明仁与长沙起义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挥戈南下，兵锋直指湖南。在人民解放军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署”主任程潜、第1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引导下，于8月4日，率部在长沙宣布起义，并领衔发表起义通电，湖南各界100余人积极响应。程潜等人的起义，宣告长沙的和平解放。

    程潜（1881～1968）

    字颂云。湖南醴陵县人。1903年考入湖南武备学堂。1904年被选派到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后转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毕业回国时受同盟会的委托，入川训练新军。辛亥革命时，出任武汉前线指挥官。在护国护法战争中先后任湖南护国军、护法军总司令。后来任孙中山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部长、讲武学校校长等职。陈明仁、李默庵等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曾是他的学生，在国民党中有“元老”之称。在北伐战争中，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军长、九江卫戍司令、江右军总指挥、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等。在抗日战争中，历任国民党第1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天水行营主任等职。抗战胜利后，出任武汉行营主任。1948年参加副总统竞选失败后，出任国民党长沙“绥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

    陈明仁（1903～1974）

    号子良。湖南醴陵洪源冲人。1924年春进入广州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同年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1925年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二次东征，历任排长、连长、营长。1928年起在国民党军历任第10师28旅56团团长、旅长，第80师、第2预备师师长，第71军军长。抗战期间，率部参加了九江保卫战、桂南会战。1944年起率部作为中国远征军一部，参加滇西、缅（甸）北对日反击作战。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7兵团司令、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第29军军长、第1兵团司令。1949年到湖南长沙，先后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长沙警备司令、湖南省政府主席、省“绥靖”总司令。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在解放武汉三镇后，兵分中、西、东三路，迅速挥戈南下，追击逃敌，兵锋直逼湖南。在人民解放军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署”主任程潜等人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引导下，向中共领导人递交了一份起义备忘录，表明了愿意和平起义的决心。

    7月初，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程潜等人的回信中说：“备忘录已收到了。为了整个湖南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湖南问题走和平解放的途径，这是完全必要的。至于如何行动，总以人民利益为重，请你自行权宜，相机处理。你对过去的革命是有贡献的，湖南人民对你非常尊崇，我们对你也完全信赖……”

程潜接到毛泽东的回信后，更加坚定了起义的决心。8月4日，程潜等人在经历了几番惊心动魄的曲折斗争后，终于率部4万余人在长沙宣布起义，并领衔发表了起义通电。随后，湖南各界人士100余人积极响应程潜等人的起义通电。8月5日，人民解放军进入长沙，宣告长沙和平解放……

程潜回湘

  1948年春，国民党在战场上兵败如山倒，内部倾轧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为缓和内部矛盾，进一步做组织调整，在南京召开“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总统这把宝座是蒋介石坐定了的，别人不敢染指。但在副总统这把交椅上则是争者甚多，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6人竟相角逐。蒋介石支持孙科，美国人则支持李宗仁。经过一番激烈的明争暗斗，在美国“老板”的支持下，李宗仁当选了副总统。

    对此，蒋介石想到历史上蒋、桂之间曾多次兵戎相见，现在李宗仁当上副总统，他的伙伴白崇禧又在身边任国防部长，两人一军一政搞在一起，对自己势必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此，蒋介石的心中感到隐隐不安，在“国大”刚收场1个月，他就匆匆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调离自己的身边，而以何应钦取代白崇禧担任国防部长。

    此时，在解放战争战场上，桂系军队较少受解放军歼灭性打击。李宗仁当了副总统，白崇禧又坐镇9省通衢的武汉重镇。蒋介石心想，如果再让白崇禧把湖北、湖南、广西连成一片，后果十分可怕。湖南是通往广西的咽喉要道，必须物色适当人选来掌握，于是蒋介石想起了与桂系竞争失意的程潜。

    程潜系国民党元老，在湖南有威望，和新桂系有宿怨；这次竞选副总统又败在李宗仁手下，让他到湖南最为合适；既可拉拢程潜，又可牵制桂系，真可谓是一箭双雕。于是蒋于6月20日，又匆匆任命程潜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管辖湘、赣两省兼湖南省主席。

    程潜出面竞选副总统失败之后，一无所凭，他不像李宗仁那样有实力自存待变，又无丰厚的财富去香港安度晚年。正在失意苦闷之中，没有想到蒋介石却又让他惊喜了一下，让他人主湘赣两省，这总比“开缺”在家要好，于是决定就任。

    1948年7月17日，程潜离开南京港，踏上了去长沙的路途。但因蒋介石与程潜在历史上也曾兵戎相见，所以蒋介石也是有些放心不下，于是又委派李默庵、黄杰、王劲修、刘嘉树、杨继荣等一批湘籍黄埔亲信随程回湘掌握实权。同行的还有新任湖南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省民政厅长邓飞黄、省建设厅长王恢先、委员戴季韬、陆瑞荣、肖作霖等“绥署”高级要员。对此，程潜也是心有所知，未予表态。

    7月24日，程潜在省府大礼堂作了回湘主政的第一次演说。他丢开秘书长邓介松为他准备的讲稿：“我这次来湖南，很多老朋友将我比作‘家长’回到老家当家，我听到这句话非常不安。我今年六十有七了。我们这个大家庭，多少老兄弟、小兄弟在家里受苦受难，叫我这个当家的怎么去安慰他们的悲痛，满足他们希望呢，想来想去，不管我是不是家长，这里总是我的家，我不来当家则已，既然来当家，就要设法兴家，至少也不败家。”几句家常话，台下反应热烈。

    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东北野战军发动辽沈战役，震撼了国民党蒋家王朝。程潜的主要幕僚邓飞黄在其弟中共党员邓力群的影响下，倾向中共，对“戡乱剿共”早已动摇，认为国民党败局已定，内战决无前途，投向共产党才是唯一的出路。在邓飞黄的串联下，程潜的身边有一批倾向中共的幕僚，如邓介松，肖作霖等人。程受到他们的影响，于9月19日，下令撤销专门反共的“戡乱委员会”，包括县市分会，这是给共产党看的。令下之后，在湘进步人士认为这是程潜转变的一个信号，而反动分子则为之大哗。9月30日，程迫于压力，又亲自手书“戡乱”建国五项公约。这是给蒋介石看的。

    程潜回湘两月有余，虽然政令多变，心中矛盾，但对扩充实力，消除政敌，却是不遗余力。因为程潜虽然以“绥署”主任兼省主席身份带了一班人马来长沙，但他仍然感到处境艰难，障碍不少。其一是以张炯为首的省党部CC集团暗中为难，遇事作梗；二是和三青团互相勾结的省参议会议长、老军阀赵恒惕的残余势力也有所图谋，不甘心就此销声匿迹；三是长沙警备司令蒋伏生利用其职权自行其是，不甘心拥程。

    为此，程潜和邓介松、邓飞黄、肖作霖商议，决定利用两邓和CC派有联系的条件，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方法，排除政敌。

    邓介松和邓飞黄首先说服了省党部的社会处长刘修如，地政局长朱有为、肖训等几个主要骨干靠拢程潜，使张炯在省党部成了孤家寡人，不得不辞去省党部主任委员之职。张炯一走，程潜取而代之，经国民党中央批准，于1948年10月11日宣誓就职。

    对省参议会，两邓先劝说副议长唐伯球转向支持程潜。程潜与赵恒惕交恶由来已久，程回湘以后，长沙盛传：“冤家路窄，赵将不得好死。”赵恒惕闻知，寝食不安，一天肖作霖以省保安副司令的身份去赵的寓所，闲谈之间，肖提出必要时派半个班来警卫赵的安全。赵疑是程潜派兵来软禁，吓得称病离开长沙赴上海休养，?久便提出辞职。省参议会酝酿改选，名为改选，实为省主席操纵，程潜内定唐伯球为议长，1948年12月正式获得通过。

    对蒋伏生比较难办，肖作霖建议程潜电请国防部将衡阳警备司令部扩大为警备区，得到批准之后，程潜将蒋调为该区司令，并保留湖南省军管区副司令之职。蒋伏生欣然赴任，长沙警备区司令要职则由程潜的学生刘进继任。

    剔除了异己，程潜集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省党部主任委员、省保安司令、湖南省军管区司令五大要职于一身，党政军大权于一体，站稳了脚跟。程潜深知掌握军队的重要性。早在回湘之前，他就请准南京国民党中央，在湖南成立5个国防师。程潜回湖南后，即着手进行6个师的编训工作。至11月上旬，“绥署”2个军共6个师的人事编员全部发表；驻湖南的为第102军，军长成刚。辖62师、232师、314师、集训地点：62师在醴陵、株洲一带，232师在湘西，314师在临湘、岳阳一带。另将本省下半年度的新兵全部拨归该军，由“绥署”副主任兼国民党陆军第3训练处处长黄杰组织编训。驻江西的为第23军。

    驻在常德的另一位“绥署”副主任李默庵，通过人事关系，把他的老底子第14军（军长张际鹏、副军长谷炳奎）从湖北调到湖南。李默庵想把14军留在常德，由他扩编指挥；黄杰则坚持让他统一编训，程潜两头为难，乃决定由“绥署”指挥。

程潜在编组正规军的同时，对地方部队进行了扩编。他将原来的省保安大队扩编为3个旅，每旅辖3个团。

和平之路救桑梓

程潜回湖南以后，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工委曾对程潜及其省府班底作过具体的分析：程潜是国民党元老，他虽然也曾积极反共，但他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北伐战争和林伯渠合作，受过共产党的影响，抗日战争率部打过日军，拥护第二次国共合作，并且他和蒋介石以及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都有矛盾。这次回湖南，蒋介石又委任了湘籍黄埔亲信李默庵为“绥署”副主任兼第十七“绥靖”区司令驻常德，黄杰为“绥署”副主任兼第5编练司令驻衡阳，刘嘉树为“绥署”参谋长，军统分子杨继荣为“绥署”高参跟随程潜左右，而白崇禧又拥重兵驻武汉，常常对其施加压力。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蒋家王朝岌岌可危，程潜本人处境艰难的情况下，有可能争取他站到人民方面来。基于这种分析，省工委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统战、策反方面，成立军事策反小组。并确定先从争取程潜周围的重要同僚做起，逐步影响他，一俟时机成熟，即派人直接见面，争取程潜站到人民方面来。省工委经过研究认为，军事策反小组的工作关系重大，担负此重任的人选，不仅要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而且必须有胆有识，有随机应变的谋略。最后确定由余志宏担任这项重要使命。

    余志宏，湖南醴陵人，1916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毕业。曾在福建王亚南教授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47年初，经王亚南介绍回到长沙，做了省主席王东原的秘书；在省府工作期间，他曾为省工委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而深得党的信任。王东原去职后，余根据省工委的指示，离开省府到湖南大学当讲师。

    省工委书记周礼向余志宏分析介绍了程潜及其重要幕僚的情况，详细传达了省工委对程潜及其班底开展争取工作的斗争策略，亲切而又信赖地说：“省工委认为，你在王东原那里当过秘书，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因此让你站在策反工作第一线，担任组长，直接和程潜身边的军政要员打交道。你的工作由省工委直接领导。”

    组织的信任，人民的期望，给余志宏完成任务的力量和勇气。然而，他和程潜毕竟素不相识，给这样一位大人物做工作，谈何容易！他反复琢磨周礼书记的指示，通过各种渠道去做程潜身边亲信的工作。余志宏选择的第一个突破口，是省政府的顾问方叔章。方是程潜旧部，曾任过天水行营秘书处处长，在程潜面前既是诗友，又是常客，见面可以不经通报，相会可以无话不谈。此人襟怀开朗，对时局亦有开明看法。方和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啸苏是老友，而王啸苏的儿子王学膺和余志宏是同窗，两人甚为友好。余志宏分析这些情况之后，认为方叔章是通向程潜的一条好渠道，于是通过王氏父子，首先结识了方叔章。

    方叔章住在长沙市河西凤凰山桃子湖，离湖大校舍很近，余志宏经常去拜访。相互之间经常纵论时事政治。余虽年轻，但言谈深刻，观察敏锐，深得方的好感。一次余志宏问方古往今来兴衰成败之道。方答：“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余志宏又问方对目下局势有何高见。方答：“依我看，国民党人心丧尽，败局已定，不可挽回。”余志宏见方谈得直率，又问他程潜对局势如何应付。方说：“这叫‘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他对局势若明若暗，我自己也似懂非懂，望余多多指教。”余志宏见时机已到，亮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一面谦逊地说：“指教不敢当”，一面将随身带来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几本书，送给了方叔章。

    从这以后，余志宏不断向方叔章阐述党的统战政策，认识愈来愈一致，关系越来越融洽。余志宏这才提出：“请方先生为革命奔走，劝说程潜认清形势，投向人民。”方叔章满口应允。

    余志宏的工作打开了突破口，结识的人也越来越广泛。不久，他又认识了马子谷。马是湖南新化人，原在福建省政府当顾问，因受“杨潮案件”（杨潮，中共地下党员，因工作暴露，于1945年被国民党福建当局逮捕，案件牵涉马子谷、程星龄等人）牵连，被解职驱逐出境，当时在长沙闲居。余志宏在马子谷那里得知囚于台湾的进步民主人士、程潜的族弟程星龄已获释，欲回长沙。余志宏在福建时，以同乡之情拜望过时任福建省秘书长的程星龄，并由此成忘年之交，对程星龄甚为了解，心想利用这个机会，如果把程星龄接回长沙，做程潜的工作，是非常有利的。他的设想得到了周礼的赞同。适逢中山大学同学何之光（地下党员）去台湾省亲，余志宏立即修书一封，带给程星龄。

    程星龄是湖南醴陵人，生于19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1师政治部宣传科长、福建省安溪县长、莆田县长、西安天水行营参事、福建省政府顾问、秘书长等职。程在抗日战争时期曾赴解放区，见到了朱德、刘伯承等，对中共早有好感。他在福建省任省府秘书长期间，因“杨潮案件”牵连被蒋介石召回重庆，1945年去台湾，当年年底以“包庇共党”罪被捕，关押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特务团，经刘斐、许孝炎联名担保，才获开释。程接到余志宏的信后，于1948年8月下旬，举家回到长沙，住在南门外小林子冲邹家庄。

    程星龄回到长沙，即以族弟身份见了程潜。省工委书记周礼在余志宏的陪同下，亲到邹家庄同程星龄会面，除了问及他和程潜的关系之外，对于程星龄反蒋拥共的立场表示赞赏，并鼓励他为湖南的和平事业作出贡献。程星龄对中共的关怀和信任表示感谢，但认为现在做程潜的工作还为时尚早。1948年10月初，程潜为应付物资供应困难的局面，拟增设一个物资调节委员会，并下令委程星龄为主任委员。

    程星龄就任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委员之职后，全家从邬家庄搬进市商会寄居。余志宏又陪同周礼去看望他。程星龄向周汇报了程潜目前尚未明确谈及靠拢中共的意图，但却曾在交谈中流露过这种想法。这个情况，引起了周礼的极大兴趣。不久，一个新的安排就在酝酿中形成。

    1948年10月19日，方叔章举行家宴，省府秘书长邓介松，省保安副司令肖作霖，省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委员程星龄，湖南大学著名教授李达，民盟湖南负责人肖敏颂，方的常客余志宏等都应约前来赴宴。其实，这是程潜授意方召集的一次民意探讨座谈会。席间，大家畅谈当前局势，议论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湖南怎么办，程潜怎么办？肖作霖认为，程潜有主和的一面，但还有不少顾虑。这时李达接过话头说：“颂云先生还有不少顾虑是怪不得的。但内战是一定打不得了，国民党要打，共产党也只好奉陪，其实打下去对国民党来说，只能加速其灭亡之进程。”接着他分析了湖南所处形势，预言：蒋介石不会派兵到湖南来，白崇禧也只是从武汉路过湖南有一个短暂的停留，湖南的解放就在旦夕。这一番分析使满座耳目一新，为之敬佩。接着李达回顾了程潜追随孙中山进行国共合作的历史，继续说：“孙中山先生深知只有和共产党合作，中国革命才有希望，以颂云先生的亲身经历，对此应有更深切的体会。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今天这样明明白白摆在眼前的事实，我想颂云先生是看得清楚的。”最后李达直率地指出：“希望颂云先生应以3000万湖南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走和平解放的道路。”肖作霖、邓介松、程星龄宴会后即向程潜报告了座谈情况。

    嗣后不久，方叔章又来到省府。程潜见诗友来到，连忙起身让座，两人谈古论今，说到知心处，方问程潜准备走哪条路？是和共产党合作，走和平道路？还是去香港、台湾？并说：“你一家十余口，到香港或美国去生活怎么办？台湾当然不能去，你又和李宗仁、白崇禧搞不来，今后怎么办？”

    程说：“有什么出路？总不能投降呀。投降我不干的。”

    方说：“日本天皇还投降哩。‘顺者昌，逆者亡’，古之常理嘛。何况可以讲和，这又不是投降。”

    方叔章这句话击中了程潜的隐痛。程沉思了一会说：“投降，就得找共产党，你找得到么？”

    方问程是不是定下了决心，并提醒他：“程星龄在福建时就有过共产党嫌疑，现在回到长沙，虽不敢说他就是共产党，至少有联系。”

    程潜听了，会意地点了点头。

    此时，辽沈决战之后，淮海、平津决战即将结束，人民解放军连续取得的巨大胜利，震撼了国民党南京当局。1948年12月25日，白崇禧向蒋介石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在白的导演下，国民党湖北省参议会通过致蒋介石电：“如果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要蒋介石“循政治解决之常轨，寻取途径，恢复和谈”。与此同时，又派李书城去湖南，联络程潜，希望与之采取一致行动。

    12月31日深夜，程潜把程星龄叫到省政府。程潜首先说：“局势发展很快，看来蒋介石快要完蛋了。现在白崇禧派人来长沙，同我商谈如何应付时局，并携白崇禧和平解决国是的电稿，征求我的意见。”说着他把电稿交给程星龄看。接着又说：“老蒋经过这几个战役，败局已定，现在桂军虽然没有受过大的打击，但无论数量和战斗力，同蒋军比都是不足道的。这次李、白倡言和平，显然想逼蒋下台，由桂系来主持谈判，与中共形成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之局面。”

    程星龄同意程潜对时局的分析并认为，白崇禧利用倡导和平来倒蒋，必能获得人民的拥护，建议程潜接受白的倡议。程星龄还进一步提醒程潜说：“白、自如果倒蒋后与中共和谈不成，再以兵戎相见，势必遭到人民更加强烈的反对，不啻引火自焚；而你颂公则应坚持和平到底，别树一帜。”

    程潜知道程星龄意指叫自己投向共产党，当即郑重地问：“我如果脱离蒋政府，投向中共，你能否与共产党取得联系？”

    程星龄坦率告诉程潜：“自己在台湾，就是湖南地下党的朋友去信催我回湘，回长沙后已有接触。只因时机尚未成熟，故没有向颂公提及。”

    程潜听了极其兴奋：“我的决心定了，你全权代表我和地下党联系吧?”

程星龄对程潜的这一重大转变感到高兴，同时感激程潜对自己的信任，并郑重提出：“此事在当前情况下危险性很大，关系到两人身家性命，必须十分机密。因此，就只能由我一个人负责，而不能由任何第二者参与。”他还提醒程潜在今后一定时期与左右谈话时，少谈和平，并建议写封信把桂系“倡言和平，逼蒋下野”的事告诉蒋介石。

    程潜含笑道：“告什么密呢，你怕蒋介石不知道？”

    程星龄说：“不是应付蒋介石，而是稳住刘嘉树、杨继荣之流，免得他们生疑。”程潜点头称是，第二天就要杨继荣持亲笔信前往南京，向蒋“告密”。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文告，声称愿与中共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还放出要下野的空气。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求和是虚伪的，并且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结束战争、争取真正和平的8项条件。毛泽东的声明在全国引起重大反响。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迫不得已，于1949年1月21日发表声明引退。

    1月24日，李宗仁正式宣誓就任代总统。27日，李宗仁致电中共毛泽东主席，愿意和中共进行谈判，并声称：政府方面承认贵方所提8项条件，可以此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均可在谈判中解决。

    在国内一片言和平气氛的形势下，程潜采取了一些靠拢人民的实质性步骤：停止征兵，减少征粮，开释政治犯，扣押了把黄金、白银偷运往南京的中央银行长沙分行经理，这些直接触犯了南京政府的利益，构成了湖南地方与南京政府的正面冲突。

    1949年1月29日，正是旧历除夕，程星龄应程潜的邀请，来到程潜住地。程潜告诉程星龄，说他正考虑，共产党与南京方面和谈破裂之后湖南独树一帜，但拿不准执掌兵权的人能否跟自己走。

    程星龄认为程潜所虑极是，并说中共地下党的同志也在考虑这个问题。程星龄建议把陈明仁部调到湖南来。其理由：一则陈手下有两个军；二则他是程潜的学生，在四平街和共产党打过硬仗，蒋介石和白崇禧都不会怀疑他的反共决心。

程星龄向来办事比较稳重。在这之前，他在同军统骨干张严佛的一次闲谈中，张曾谈及陈明仁被撤职闲居南京期间，张严佛、温汰沫、吴相和等经常去陈明仁家聊天，陈表示过对时局的悲观和想另谋出路的意向，还对蒋介石不重用他非常愤懑，张严佛是陈明仁的同乡老友，两人关系颇为密切。因此，程星龄对陈明仁的思想，通过侧面了解，心中还是有一点数的。他见程潜对陈明仁是否同意回湖南仍有疑虑，便说：“我从侧面了解，四平战后，蒋介石将子良撤职，他积愤难平。在武汉和白崇禧又素无渊源。在这种形势下，我想他会同意回湖南的。况且你俩之间有师生之谊，利用这层关系做做工作，估计他会跟我们一起走的。”因陈明仁指挥的第1兵团属华中“剿总”怕白崇禧不同意调动，他们商定请刘斐出面商调，因刘和白交情很深，由刘向白进言，一可以避免白的猜疑，二则较有把握。

师生长沙演“双簧”

    陈明仁，字子良，湖南醴陵人，生于1903年，1924年进入程潜任校长的广州陆军大本营讲武学校。后来该校并入黄埔军校。1925年，陈参加广州军政府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之战，在东莞和惠州城下，战功卓著，一年之内，由少尉排长晋升为中校营长。1942年参加中、美、英联军对日军的滇西反攻作战，陈作为71军军长，指挥残部一举攻克日军顽强固守的战略要点回龙山，赢得了美国人的赞赏。他前期一帆风顺，养成了刚愎自用的性格。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陈明仁时任71军中将军长，奉命率部开赴东北。1947年5月，在退守四平的作战中，蒋介石下令死守该城。陈明仁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据守四平街。解放军虽然很快突破了陈明仁军部的核心阵地，活捉了71军警卫团长、陈明仁的胞弟陈明信，后因国民党援军赶到，只好撤了四平之围。

    陈明仁据守四平的成功，引起了整个蒋家王朝的刮目相看，各种宣传机器大肆渲染这一“辉煌战果”。陈明仁被誉为所有高级将领学习的楷模，蒋介石升任陈明仁为兵团司令，亲自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要他到各地传授经验。

    然而，在派系斗争十分尖锐的蒋氏朝廷，却容不得陈明仁载誉成名。四平战后，陈诚曾组织一批人到四平现场参观，其中也有美国军官。当美国人发现用整包美援面粉垒砌的工事时，极为不满，当即向陈诚提出抗议。对陈明仁素无好感的陈诚，添油加醋地向蒋介石告了御状，并建议蒋介石将陈明仁撤职查办。蒋介石听从了陈诚的话，更主要是怕美国人不满，只好把陈明仁的兵团司令撤了，但仍调为总统府中将参军的闲差。

    这个意外的调动，对陈明仁来说，有如晴天霹雳。他满腔怨愤，怒火冲天。陈明仁闲居南京，脱下军装，穿起长袍终日喝酒打牌消遣，至于总统府参军的差事，他从未进过衙门。他的同乡张严佛、吴相和、亲信温汰沫经常到他家聊天，除了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散布悲观论调以外，也劝慰陈明仁东山再起。特别是温汰沫和他朝夕相处，多次劝他改变消极态度，抓点实力作资本，团结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另找政治出路。此时，坐镇西安的胡宗南和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都想请陈明仁去当兵团司令官，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亦找陈明仁去就任武汉警备司令。陈明仁权衡利弊，最后就任了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同时，何应钦还答应陈明仁兼第29军军长，等再组建一两个军后，合起来编为第1兵团，让陈明仁兼兵团司令官。在这种情况下，陈明仁于1948年10月欣然赴武汉就职。不久，国民党果然又恢复第71军，并交给了陈明仁。程潜在思虑陈明仁的时候，陈明仁已是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第29军军长、第1兵团司令官，四大要职集于一身。

    就在程潜找程星龄谈话的当天晚上，程星龄于除夕之夜赶到刘斐住处，把商调陈明仁回湘的设想详尽地告诉了刘斐。刘满口应允。

    刘斐，湖南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同桂系关系密切。抗战胜利后，他不满蒋介石发动内战辞职，从南京迁往故乡长沙闲居。白崇禧探得刘斐回到长沙，经常有电话联系。

    刘斐动身赴汉口会见了白崇禧，彼此没有戒心，讲话也不拐弯抹角。白崇禧主动问刘斐：湖南情况怎么样？程潜能不能一道来搞和平反蒋运动？

    刘此番前来负有程潜之重托，听到这话，正中下怀，便顺水推舟地说：“他是不满蒋介石的，但处境困难，本身是一个光杆，要给他一点本钱才行！”

    白当即答应调1个师给程潜指挥。

    刘进一步说：“调1个师去固然好，但若能调一个湖南人掌握的部队去更好。”并建议把陈明仁和他的第l兵团调到湖南去：“陈明仁是湖南人，和程潜有师生关系，四平之战以后，陈对蒋介石、陈诚不满，要他去支持程潜搞和平，对付蒋系那班‘天子门生’，较为方便一些。”

    白崇禧一听，正合其意，随即表示同意。

    白崇禧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素有“小诸葛”之称，为人狡诈，一般不轻易接受别人的建议。这次，他之所以很快同意刘斐的建议，是想通过湖南将广西连成一片，以能进战退守，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刘斐三言两语就说通了白崇禧，为程潜办了一件大事。但是程潜调陈的真实意图，这位“小诸葛”却未觉察到。

    刘斐即与白崇禧商定，由白上报蒋介石，蒋介石也有如意算盘，觉得把陈明仁放在湖南堵桂系的后路很合适，所以立即同意了。刘斐去告诉陈明仁，陈更是乐意回湘，对刘斐说：“我早就想回湖南，为桑梓人民做点事哩。”

    刘斐这次武汉之行，获得了很大成功。陈明仁于1949年2月18日，以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官的身份，率第29军、第71军来到湖南编训，司令部设在长沙湘江西岸望城坡。

    陈明仁来到长沙，首先拜见程潜。

    26年前，当陈明仁只身去程潜举办的讲武学校谋事的时候，还是身背青布包袱的小青年，可现在已是堂堂的兵团司令官了。他们闲话当年，感慨万千。当晚程潜为他设宴洗尘，席散之后两人秘密交谈。陈明仁把蒋介石令他秘密监视程潜的手令交给了老校长，程潜看了一看，淡然一笑说：“你握有兵权，要杀要抓听便。”陈明仁当即表示：“我知恩必报，这次回湖南不听蒋介石的，听你颂公的指挥。”两人这次虽然交谈尚浅，但程潜至少摸到了陈明仁对蒋介石怀有不满之情。在以后一段时间里，陈明仁耳闻目睹家乡人民厌恶战争、争取和平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很受感染，同时也开始认识到，原来设想国共平分秋色，在和平中保持自救的路子，已不大可能行得通了。

不久，程潜又同陈明仁密谈。这回程潜坦率告诉陈明仁，自己打算和共产党合作，走和平道路，并劝陈明仁与之一致行动。同时指出，这样做可以缩短战争进程，影响西南，保存国家元气，尤其是可以拯救家乡人民。

    陈明仁虽然对共产党心怀疑惧，但他看到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便点头表示同意，同时说：“这件事，我只和你颂公保持联系，不与任何人发生关系。在公开场合，我还要以反共的面貌出现。这样可以继续取得蒋、白的信任，特别是减轻武汉方面的军事压力。”

    陈明仁采取这一招，在应付蒋、白之流上，起了一定的作用。白崇禧丝毫没有怀疑据守四平的战将竟会在长沙起义通电上签字，直到白纸黑字的起义通电展现在自己眼前时，他方知上当。为此，在此之前，陈明仁给自己留下了很大的回旋余地。

    陈明仁回到湖南以后，省工委认为，余志宏前段争取程潜及其周围人士的工作卓有成效，并且积累了经验。因此，在争取陈明仁第一线工作的人选上，周礼又选中了他。余志宏接受任务后，觉得心中无数。他和军事策反小组的成员刘寿棋等商议后，决定先找程星龄商议。

    余志宏找到了程星龄，说明来意。程介绍了一个情况：第1兵团的经理处长温汰沫，1932年陈明仁当师长时，便是陈的部下。后来陈闲居南京，温又寄居于陈邸。陈就任武汉警备司令，温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现在又随陈回湖南。程说他想和温本人接触后再想办法。余志宏认为有理。

    过了几日，程星龄在家设宴请客，陈明仁、肖作霖、邓介松等人应邀而来。酒席筵前，免不了又要漫谈形势。陈明仁是有名的铁嘴巴，说话不多。他听大家谈得热闹，最后才说：“时局确实紧张，长沙警备部队要和主力很好配合，我建议调刘进为兵团副司令官，由作霖兄兼任长沙警备司令，请颂公转报国防部，不知各位意见如何？”在座的都知道，肖作霖是程潜的亲信，又明显地倾向和平，陈明仁提出这样的建议，无疑是个信号。宴后程星龄立即去报告程潜，自然得到首肯。

    程星龄又去找余志宏，谈起了宴会的情况。他认为陈明仁提这样的建议，看来是个信号，并说：“要想陈明仁下起义决心，必须有一个陈和我们都信得过的人从中搭线才行。”

    余志宏问程星龄，除了温汰沫是陈的亲信外，还有没有其他人选。

    经余这一问，程星龄突然想起了好友李君九。李君九和陈明仁不仅是僚属，而且是挚友，认为是个合适的人选。程星龄告诉余志宏，李现在台湾闲居，建议叫李快回长沙。

    程星龄曾在台湾遭到拘押1年之久，此刻他感到以自己的名义电召李回来显然不便，便托北大同学李石静拍发了要李速回长沙的电报。1949年4月20日，李君九携眷由台湾回到了长沙。余志宏通过程星龄掌握了温汰沫、李君九和陈明仁的关系等情况之后，向省工委作了汇报，确定首先争取温、李，通过他们再做陈明仁的工作。

    李君九到长沙后，程星龄、余志宏等人与他推心置腹地进行了密谈，并请李君九做陈明仁的工作：“一个人的思想转变是不容易的，需要有一个过程，特别是像陈将军这样的人，更不能操之过急。但烦先生随时注意他的动向，相机采取对策，逐步消除他的疑虑。”李君九点头称是。

    李君九回到长沙的消息，很快由温汰沫告诉陈明仁，陈明仁约李第二天晚上面谈。

    21日晚，李君九如约前往。陈明仁把他引进卧室，劈头就问台湾情况如何？李君九告诉他，南京的党政机关和上海的工商业迁台以后，台湾是一片混乱。陈明仁叹一口气说：“这样看来，台湾也不是安乐土了。我原来还想把家眷迁往台湾请你照顾，现在也只好作罢了。”

    谈到家眷的安置问题，李君九灵机一动，决定借此试探一下陈明仁的真实思想。于是就说：“家眷问题，我看可以用‘定居长沙不动’6个字解决。”陈明仁闻之一惊，忙要李君九解释。李说：“我在台湾看到香港一份进步报刊上登了一条消息称：国共和谈破裂，湖南将不受约束；我看颂公的和平主张，深得人民支持；但他实力不足，颂公调你回来，我认为他是相信你和他站在一起的。你若以家眷定居长沙，岂不是给他一颗定心丸么？”

    陈明仁听后，虽然感到李讲得有道理；不过现在还不是表态的时候，对所谈之事未置可否。最后，陈明仁叫李君九搬到自己对面的房间里住，以便随时交谈，并给了李一个高参的闲职。

    余志宏得悉此情况后，对初步结果感到满意，并进一步对李说：“高参是个闲职，能否要点实权？”李君九将此意思用自己的口气，向陈明仁说了，陈便任命他为人事处长。有了这个实职，李得以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便于将有关会议精神和内部动态及时提供给地下党。余志宏定期和不定期地在李君九、?汰沫的家里碰头，交换意见，通报情况，为促成陈明仁下定起义决心，做了许多工作。

    在此期间，对陈明仁的策反工作，除余志宏联系的李、温这条线外，省工委还通过涂西畴联系第1兵团参谋长文于一，建立了另一条工作线。文于一也是湖南醴陵人，黄埔四期学生，程潜早年创办的讲武学校学生，和陈明仁是陆军大学同学。他在胡宗南的部队里历任连、营、团、旅、师长、副军长。1949年3月应陈明仁之邀，从胡宗南部调任第1兵团参谋长。

    文于一在胡宗南部队工作多年，看透了蒋介石、胡宗南等的倒行逆施。1948年，文的旧部陈炳、宁月窗被解放军俘获释放后，曾到西安对文做过一些工作，谈了解放区的情况和共产党对待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他们的谈话使文受到启发。后闻程潜回湘主政，陈明仁率部进长沙，文决心脱离胡宗南。文委托好友通过和湖南省工委取得联系，表示愿意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所以，他回到长沙以后，省工委就派涂西畴同其保持联系。但他们同余志宏联系的李君九、温汰沫这条线是互不通气的。

    这样，到1949年4月，省工委在陈明仁身边成功地部署了两条军事策反的工作线。

陈明仁怕算旧账

程潜在长沙策划湖南各界争取和平的运动，早已为白崇禧所看穿。1949年5月6日，他由武汉飞往桂林，在长沙停留时，专门会晤程潜，当着程和众记者说：“当今中国，实无和平可言，局部和平，等于分化我们……傅作义的局部和平办法，你们看到没有，那个局部和平就是缴械。”暗示他对于湖南的和平运动，已不能容忍。因此，白崇禧认为程潜的左右思想不纯，尤其是对他身边的邓介松、程星龄、肖作霖更为疑虑。在白的此次长沙之行胁迫之下，程潜不得已接受邓介松辞去秘书长的职务并免去肖作霖警备司令之职，而按白的旨意以陈明仁继任。此时，解放军逼近武汉，白崇禧急谋退守湖南。这一连串不快之事，使程潜心境愈为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担心程星龄联系的地下党这条线，同人民解放军取不上联系。因此，他告诉程星龄，想和地下党负责人面谈一次。

    程星龄把这件事告诉余志宏，余志宏向周礼作了汇报。周礼指示余志宏：“我暂时还不能出面，你可以作为地下党负责人的代表去见他。”余志宏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不久，余志宏在程星龄的陪同下，来到省政府主席办公室。程潜见程星龄领来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心中好生不快，淡淡地说：“你呀，我看你不像是地下党的负责人。我要见你们的负责人。”并且郑重表示：“我要搞就搞明的，不搞暗的，不会害地下党人的。”

    由于程潜坚持要见地下党的负责人，第一次谈话没有深入下去。余志宏向周礼汇报后，周要余再去和程说清楚：余虽不是地下党负责人，但是地下党派来的代表，有话尽可讲，余可以向党中央直至毛主席转告，不会泄密，不会无着落。

    第二次见面，余志宏见程潜面带几分不悦，即主动开口说：“颂公光明磊落，我们完全放心。但目前蒋介石特务很多，颂公又不能完全控制，一旦他们搞暗杀、绑架，转嫁于颂公，就会混淆视听，贻误和平大计。因有这一层考虑，地下党负责人亲自指定我作他的代表，一切由我负责转达。”

    余志宏这几句符合情理的开场白颇为生效，程潜绷着的脸舒展了一些，气氛转为融洽。余志宏即将话头转入正题。他针对程潜担惊受怕的心理说：“解放军解放武汉是指日可待的事，白崇禧那几个兵，迟早要被消灭，这个颂公不要多虑。我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是既往不咎，以颂公人望和以往对革命的贡献，自然会加以礼遇，这点也是肯定无疑的。”

    程潜听了这些高兴起来，问地下党有些什么要求。

    余志宏说：“这次地下党负责人派我来，除了对颂公走和平道路之举表示赞赏以外，也委托我向您提出以下几件事：第一，希望颂公以书面的形式向我党表明态度；第二，停止捕人杀人；第三，继续释放政治犯：第四，扣留作恶多端的国民党特务；第五，所有档案要保存，不能转移或销毁；桥梁、铁路要保持畅通，不能破坏。”

    程潜当下表示：“特务捕人杀人的事，自己不能完全控制。至于第1条，容考虑后再说。其他都可以照办。”

    余志宏问程潜有什么要求需要转告。程潜思索了一下也提出了4条要求：“第一，我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但不参加共产党；第二，反对蒋介石，但不背叛国民党；第三，对特务虽不能指挥，但可以设法控制；第四，个人只要不列为战犯，起义后能够保全首领，就如愿以偿了。我在南京、上海、长沙都有房子，只要把上海的房子留给我住，就满足了。”余志宏一一应允转达，就告辞了。

    余志宏代表省工委和程潜面谈获得很大成功，为后来程潜正式向中共中央递交备忘录铺垫了思想基础，也标志着策动程潜起义的工作已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程潜于会谈后不久，即召集特务头子开了一个会，宣布凡捕人必须经过他批准，没有他的允许，不准随意捕人。

    1949年5月14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从汉口以东的团风、武穴地区强渡长江。15日，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第19兵团司令官张轸在金口率部2.5万余人起义；白崇禧于5月16日仓皇退出武汉，来到长沙。白崇禧来到长沙后，整编了湖南部队，取消程潜的亲信部队第314师，改组省政府，成立反共备战机构。在一片“戡乱反共”的鼓噪声中，古城长沙充满白色恐怖。陈明仁的警备司令部被迫启用了一大批军统、中统头目，原来暗藏的特务纷纷出笼，新成立的青年工作团等特务分子更是气势汹汹，他们向共产党人、民主志士举起屠刀，伸出黑手。白崇禧在一些公开场合，当众影射攻击程潜。在一次省府扩大会议上说：“近来，无论党政军各方面各阶层都有少数负责人同共产党作战决心不坚，战斗意志薄弱，精神上已走向了投降的道路。”程潜迫于形势，只好忍气吞声，郁郁不乐。

    白崇禧在长沙逞威和制造白色恐怖之际，省工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针锋相对地制定了新的工作方针?灵活的斗争策略。这就是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进一步争取程、陈起义，团结群众，保护城市，迎接解放，开展武装斗争，配合解放军打击国民党军队。

    省工委根据前段工作的进展情况，认为策动起义已到成熟阶段，应该因势利导，动员程、陈写个起义备忘录，向党中央、毛主席正式表明态度。为此，余志宏向程星龄转达了省工委的意见。程潜得悉后，立即嘱程星龄起草备忘录，程潜核阅后亲自签了名，备忘录由李君九、温汰沫送交陈明仁时，陈以怕泄密为由未予签名。这份只有程潜签名的备忘录，由余志宏转送到省工委书记周礼手中。其内容主要有：

    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谈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具体进行办法，极望双方指派军事代表立即成立军事小组，俾能详细商决，并密切配合行动。就本省当前军事形势论，留驻省内军队除桂军外，大部分所能切实掌握者，另附详表备查。凡可掌握之军队，大部均已集中长沙附近，而桂军多已开赴湘南、赣西（留驻长沙者仅约一团）。本省军队数量虽不少于桂军，但战斗力则远逊于桂军，不得不极力敷衍桂军，一俟时机成熟，潜即当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以八条二十四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反动势力。

    在揭明主张以后，短期似有设立联合指挥机关之必要，一以整编本省现有武力，一以配合贵方为进一步之军事行动，凡此均得联合指挥机构商决实施，本省现有武力番号甚多，内容不实而指挥又未能统一，此皆蒋系凌乱作风。在本省未揭明主张以前实无法调整，一俟揭明主张以后，甚望贵方予以彻底整编。

现干部中更不乏明达之人暗中拥护潜之主张，不无微劳，倘能汰弱留强，重予教育，则以土著，关系于今后地方绥靖工作，乃至扫荡西南，尚可效劳一二。

    周礼接到程潜的备忘录后，为了向中央汇报湖南情况，以求进一步获得上级的指示，开展下一步工作，亲自写了一份报告，用密写药水抄正封好。他先要赵连生（中共地下党员）编织了一担双层皮箩，备忘录和省工委的报告置放于夹层之内，由地下党员黄人凌、张友初装扮成商人和挑夫去完成材料转送任务，并嘱托他们：“你们是带着湖南3000万人民渴望和平的重托去完成这项任务的，一定要把这两份密件安全送到汉口。”

    黄人凌和张友初当天乘火车抵达岳阳。在岳阳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绕过城陵矶，穿过封锁线，第二天一早乘船抵达汉口，找到华中局组织部长钱瑛，递交了程潜的备忘录和省工委的工作报告。钱瑛及时把备忘录送王首道、萧劲光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

    6月30日，毛泽东收到程潜的备忘录后，立即一面电示四野主力陈兵湘鄂边境；另一方面选调华北军大总队长李明灏前往武汉，参加和平解放湖南的工作。

    李明灏、程潜、陈明仁都是湖南醴陵人，大革命时期，他在程潜兼任校长的陆军讲武学校任教育长，国民党军第1兵团司令兼长沙警备司令陈明仁曾是程潜和李明灏的学生。陈明仁到广州投考军校本已过期，就是这位当时在军校任教育长的李明灏念其同乡之谊，而被破格录取的。因此，毛泽东选调李参加和平解放湖南的工作，真是知人善任。7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等人的电报，对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指出：

    （一）……我们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二）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整编教育等三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并迅即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我军行动在即，此事进行要快。（三）为了妥善接收湖南全省及解决我军供应，除成立联合机构外，请林、邓考虑程潜现任军政党各项职务暂时均予保留，利用程潜名义发号施令，以利接收全省及筹措给养。因联合机构是解决编军等事的，由双方派员组成，程潜本人未必参加，似不如保留程潜职务，管理我军尚未到达地区的民政、军政事宜，使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此点是否可行，请林、邓斟酌电告。（四）如程潜发表声明反美、反蒋、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我们亦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便如南方招抚使之类，俟南方各省平定，程潜则来中央政府担任工作。程潜是孙中山的老部下，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此点亦请你们考虑。（五）李明灏已到否。

    同日，毛泽东又亲笔复电程潜：

    颂云先生勋鉴：

    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

    毛泽东

    1949年7月4日

    毛泽东的复电到达武汉后，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领导人请李明灏设法找人转交程潜。李明灏多方物色，最后找到了陈大寰。

    陈大寰在汉口大公电池厂担任厂长，他的父亲在大革命时期曾任过国民革命军第6军的军需处长。那时李明灏在该军当师长，与陈父是姑表兄弟。陈大寰同程、陈两人的左右相识颇多，是一位充当此任的合适人选。李明灏向四野的负责人汇报这些情况，然后又陪同陈大寰在汉口璇宫饭店面见四野领导接受了任务。当晚李明灏来到陈大寰家中，把毛泽东的这封信交给了他。

    陈大寰接受任务后，随即进行了周密的准备。他把密件折成与电池锌筒同样高度，外面复以薄油纸，再贴上商标，装入自带的电筒内。随后装扮成洽谈电池生意的商人，于7月5日和四野特派代表刘梦夕登船向长沙进发。行前，李明灏又用隐语向程、陈两人写了一封信，希望他们“不要坐失良机，一切事情与陈先生面谈。”

    陈大寰、刘梦夕一路上通过几道关卡，经历了几次风险，由于起程时有准备，多带了一些电筒电池，遇上宪警关卡人员施以小惠，终于化险为夷，于7月11日上午9时来到了长沙程潜住所，拜见程潜。

    此时程潜在白崇禧的胁迫下度日如年，送交毛泽东的备忘录犹如石沉大海。为了早日解除白氏的威胁，他于7月10日又派心腹刘纯正秘密去汉口，催请解放军尽快进军湖南。现在得悉汉口来人的消息之后，他便早早在家等候。

    两人见面，陈大寰说李明灏已至椒口，随即递交了信札。程潜一边看信，一边问李明灏是否会回湖南？陈大寰说：“李暂时不能回来，但我这里带了一封重要的信来。”说着陈把毛泽东的信递给程潜，并说：“这是毛主席给你老人家的亲笔信。”

    程潜听说毛泽东来了专函，连忙双手接过，反复看了几遍，心情激动不已。看完之后，程潜以手抚额高兴之情溢于言表：“湖南的问题，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毛主席的指示，宝盒子还没有揭盖，顾虑甚多，现在有了这封信，真是湖南人的喜讯啊！”他情不自禁地握住陈大寰的手连声道谢。

    程潜转过身来，放眼窗外喃喃自语：“有了这个指示，不仅我个人的出处不用顾虑，而且整个湖南问题，一定得以圆满解决。”

    陈大寰见程潜如此高兴，自己也感到身轻松愉，说，“与我同来的中共代表老刘同志，也想和你老人家谈谈。”

    程潜高兴地答应了，并且关照陈：“你们的行动要特别小心，谨防特务下毒手。”

    程潜接到毛泽东的复电，身上如卸去千斤重担。他在7月14日接见刘梦夕时说：“我本人已下了最大的决心，坚决遵照毛主席给我的指示去做，早日实现湖南和平起义。”也是这一天，国民党广州政府派特使贾景德来长沙，敦促程潜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长，程潜婉言拒绝了。

    陈大寰、刘梦夕长沙之行的情况，由刘梦夕写成电文，用密码通过地下电台报告了汉口。

    由于陈明仁以怕泄密为由，拒绝在备忘录上签字，引起了中共湖南省工委的高度关注。因为程潜递交备忘录的整个过程本身就是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除了程星龄、李君九、温汰沫以外他人不得与闻。是否还有什么问题？根据省工委的部署余志宏通过温汰沫、李君九进一步摸清了陈明仁的思想顾虑，主要是三怕：一怕泄密；二怕算旧账；三怕戴投降主义的帽子和把起义官兵当作俘虏看待。余志宏对李君九说：“作为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处在这重要的转折关头，瞻头顾尾是可以理解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哪一个没有旧账？我们的政策是向前看，立脚点转过来了，为人民做了好事，不仅把旧账一笔勾销，而且还将根据功劳大小，给以相应的奖赏。我们共产党人说话是算数的。”接着，又针对陈明仁的“三怕”思想，反复讲明党的政策。

    李君九根据余志宏阐述的观点，寻找各种机会，向陈明仁进行解释。陈明仁有时默不作声，有时间或插几句话，但心头的疑云总难消散。省工委掌握了这些情况，决心创造条件，帮助陈消除各种顾虑。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特别是毛泽东亲自做陈明仁的工作，终于加快了陈明仁靠拢人民的进程。

    毛泽东做陈明仁的工作这件事，还得从6月底程星龄去香港请刘斐回湘当省主席之行说起。

    当时，程星龄奉程潜之命到香港同刘斐见面之后，说明了来意，随即递上程潜致刘斐的亲笔信。刘斐看完信，谢绝了程潜的邀请，并对程星龄说：“我与白健生的关系，你是知道的，我怎么能扮演颂公这样的角色。请你转告颂公，不必多虑，事情仍按照原来商定的相机办理，我暂时就不必回湘了。”

    程星龄见刘斐不愿来湘，便告辞出来。

    在港期间，程星龄还会见了湘籍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章非常关心湖南的事情，章同时告诉程星龄：“据我所知，中共对陈明仁决不会追究他四平街的问题。毛主席有一次曾跟我讲过，以前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

    程星龄高兴地说：“如果颂公和子良知道这些情况，一定受鼓舞。”

    章士钊为此便写了一封信给程潜和陈明仁。

    程星龄带着章士钊的信和香港之行的情况回到长沙向程潜作了汇报。陈明仁得悉毛泽东关于他的谈话，心情激动不已。回想几十年来替蒋介石冲锋打仗，做了许多不利于人民的事情，特别是四平街一仗，更是百身莫赎。而共产党却是这样宽宏大量，毛泽东的话又是如此体谅其情，寄望甚殷。于是，他决心求见地下党负责人，表明态度，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的亲信李君九。李高兴地把陈的意见转告了余志宏。

    由于陈明仁在公开场合始终以反共的姿态出现，省工委不得不慎重地考虑派谁去同陈明仁见面的问题。这次深入虎穴的任务又由余志宏承担起来。

    余志宏深知，此刻面见这位一贯高喊“反共”的国民党兵团司令官，自然要承担风险。同时也考虑到，自己通过李君九、温汰沫、陈庚已掌握了陈明仁的一些思想动向，有条件和陈明仁见面，对症下药阐述党的政策，使之尽快站到人民方面来。他满怀信心地受领了这项任务，在李君九的陪同下来到了戒备森严的陈明仁司令官邸。

    李君九把余志宏引到陈明仁的卧室，然后作了介绍。余志宏也是醴陵人，他俩的谈话从家乡风土人情人手，逐渐谈到当前的形势。余志宏把话锋一转，直趋主题：“现在长沙已处在解放军的三面包围之中，湖南解放指日可待。对此，不知陈将军有何打算？”

    陈明仁对这样的问题，除了和程潜有过私下默契之外，对外人从来未公开表过态，此刻却非常明确地表示：“近日得悉毛泽东主席对我的谈话，很受教育。程颂公造福桑梓，酝酿义举，子良深表赞同。”

    余志宏心里一阵兴奋，说：“陈将军这个意愿，党和人民非常欢迎，但将军近来一些言行颇令人费解！”接着余志宏针对长沙的白色恐怖，十分婉转地谈了一些看法。陈明仁连忙作了一些解释，说明这些是迫于白崇禧的压力。接着摆出了他怕算老账和把自己部队看作是投降的顾虑。

    对于这些问题，余志宏早是意料之中。他成竹在胸，有理有据地说：“对于过去的事情，陈将?可以从北平和平起义的事件中得到启迪。毛主席讲了，你当年是为蒋介石划船嘛！今天只要司令官诚心站到人民方面来，老账不仅不算，而且还要论功行赏。你为人民立了多少功，我们就要向上级报多少功，一直可以报到党中央、毛主席那里。你和贵部站到人民一边来，为和平作了贡献，于革命有功，我们就是朋友了，不仅陈将军能得到人民的信任，你部下的官兵也能各得其所。这些请你放心好了。”

    余志宏代表地下党的这些许诺和朋友式的推心置腹谈话，使陈明仁亲身领略了共产党人的宽大襟怀和光明磊落作风，不觉疑惧顿消，心中畅快，当即向余志宏表示了自己起义的决心。

瞒天过海

国民党广州政府派贾景德到长沙敦促程潜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长遭程拒绝后，白崇禧更是心里不安。贾离开不久，长沙“绥署”副主任唐星去白崇禧总部探听消息。一见面白就告诉唐星，总部已决定移驻衡阳，长沙由陈明仁负责。要湖南的其他部队随程潜先去广西，并要唐向程潜报告。唐星知道，白这步棋是程潜最担心的。程潜如去广西，不仅人身安全无保障，而且会影响整个起义计划。于是他说，陈明仁兵少，没有余力去应付湘中、湘西广大地区。湖南地方部队用来维护秩序还是能起作用的，若一调动，立刻就会大乱起来，连陈明仁也会站不住脚。并且，将这些部队都调往广西，不仅会带来交通运输的混乱不堪，而且广西也负担不起。

    白崇禧一听，觉得有理，反问唐有何良策？

    唐星说：“我看湘西是个安全地方，芒江又有公路通云、贵、川。湖南、广西顶不住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到贵州会师。”白崇禧听了很高兴，并要唐去湘西负责这个计划的实施。唐星说：“要我去可以，但颂公不能走，我还要借这块牌子。”同时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到邵阳，第二步才到芒江。白崇禧都同意了。

    唐星把与白崇禧的谈话告诉了程潜。程潜得悉白同意自己出走邵阳，立即打点行装，唤程星龄说：“我们去邵阳暂避一时，你把这个手令交给子良。就守土有责之义而论，本主席应坐镇长沙，惟以军情转变，前方军政之配合，后方应变之措施，均待及时调度，故本主席决定出巡邵阳，主席职务由陈司令官全权代理。”

    7月21日上午8时，省府大院摆满了20多辆大小汽车。随同程潜去邵阳的参议会议长唐伯球及刘岳厚、王恢先、彭杰如等大员和秘书潘培学、高参杨敏以及警卫团大部官兵正整装待发。白崇禧匆忙赶来，走到程潜面前，假惺惺地说：“我是特地赶来送行的。”

    程潜微露笑容说：“多谢关照！”便上了小车。白崇禧目睹车队鱼贯而去，才长嘘了一口气。当日下午，白就放心地离开长沙退守衡阳去了。

    程潜的座车在南门外停了下来，程星龄从路旁闪出，上车坐在程潜旁边。路过青树坪时，又把邓介松带上。原来他们怕白崇禧见疑，事先和程潜约好在途中上车。

    程潜一行直到太阳西下，才进入邵阳城，当地军政官员和绅商各界数百人列队相迎，鞭炮齐鸣，自有一番热闹气氛。程潜下车，频频向欢迎者们微笑致意，然后住进邵阳地区的反共大土匪、前63师师长陈光中家——郊外小江湾亿园。

    白崇禧对程潜的行踪十分关心。程潜车子还未到邵阳，就给邵阳警备司令魏镇打电话查询程的住址，并嘱咐他在程抵邵阳时，立即直接通话一次（魏镇原属桂系，后经唐星等人劝说，支持程潜走和平道路。此时魏就任邵阳警备司令不久）。魏如实作了报告。白得知程潜住进了著名的反共人物家里，也就放松了防范；但他哪里知道，程潜在邵阳的几天里，正根据毛泽东密信的精神，紧张地筹备和平起义。7月23日、25日。程潜两次秘密会见了省工委派到邵阳联络起义的张立武，就起义通电发表的时机、地点、邵阳部队的部署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程潜还密嘱程星龄等起草起义通电。7月25日，程还接见了14军63师师长汤季楠，嘱他好好掌握部队，迎接和平解放，汤季楠向程潜建议撤换反共的第14军军长成刚。28日，程潜召见成刚，晓以大义。成刚一再表示：愿服从程潜的指挥。实际上成刚是死心塌地跟黄杰跑的反共人物。程潜见成表态坚决，起义之事当时亦未公开，故没有采取措施，致使后来成刚拖部队叛逃。

    此时，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部署，兵分两路进入湖南。东路自7月18日至25日解放平江、浏阳、岳阳、湘阴、醴陵等县镇；西路7月21日解放华容，23日解放澧县，向常德、桃源方向急进，白崇禧在退走衡阳之前，曾下令空室清野，裁减机关职员，军警宪兵布满街头，火车、汽车开不出站，工商界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不明内情的人见陈明仁坐镇长沙，害怕长沙成为四平街第二。因此，长沙市几十万军民，人心动荡，极不安定。

    程潜在邵阳准备起义的同时，陈明仁在长沙履行代省主席职权，主持湘政。7月21日陈明仁在就职典礼上说：“我是湖南人，祖宗坟墓所在，不会凭个人意气使长沙50万人民遭受浩劫，生命财产蒙受损失。这就是说：如果拿个人意气守长沙，就会使长沙变成四平街第二，可是我不能凭意气使长沙变成焦土，所以我要打，一定在外围打，不会在市内作战，而使人民生命财产有所损失。总之，要使长沙市人民听不见枪声。”在7月23日省参议会召集的各人民团体欢迎会上，陈又进一步许诺：“无论在任何情势之下，确保长沙之安全，战场绝对移向外面，我有办法不使长沙遭受牺牲。”长沙许多军民从这些话语中听出了当局的一些动向，加上陈明仁在行政上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恢复交通，派出军警维持秩序，惩罚地痞流氓等，使军心、民心较为?定了。

    陈明仁决心不在长沙市内作战，而第1兵团在外围的部队却和解放军真的接触上了。

    在白崇禧留在长沙期间，陈明仁依据白的指示作了坚守长沙的军事部署：以第100军防守长沙，指挥所设市区。所辖的307师以岳麓山为中心，防守湘江西岸；19师防守长沙东北面之捞刀河至黄花市一带；第97师防守长沙东南面的黄花市至暮云市一线，组成环形防御的态势；第71军主力摆在湘潭至邵阳一线公路上；第14军则在邵阳至安江地区。

长沙市东郊的黄花市至永安市离解放军前沿最近，陈明仁曾与程潜商议，这里放哪个部队好？程潜认为让他的本家侄子程杰团布防这里为好，陈明仁同意了。

    程杰团长曾追随陈明仁参加过四平之战，又是程潜的侄子，他赞成和平起义。当时他在100军197师任副师长兼团长。程团长布防之后，就面见程潜请求指示。程潜说：“长沙没得仗打了，这个部署是做样子的，你要掌握好部队，和解放军有接触，不能放一枪，以免造成误会。”程杰领会了程潜的指示，回到了部队。陈明仁又告诉程杰：“明晨你把部队带到五里牌集合，我要训话。”

    次日清晨，程杰刚把部队集合好，陈明仁乘吉普车如期赶到。程杰迎上前向司令官敬礼报告后，陈明仁即走上临时搭成的讲台，高声说：“本兵团100军防守长沙，为使长沙市免受战争破坏，所以离开市区占领阵地，不待敌人接近就把它消灭。”陈明仁讲了一通反共套话之后，才将他的主要意思对大家说：“你们团长过去跟我打过很多仗，作战很有经验，你们要绝对服从命令。他命令你们打，你们就打；没有命令你们打，就一枪不放。命令你们前进就前进，命令你们后退就后很。”

    陈明仁训完话后，又把程杰拉上一个小高地，两人席地而坐。陈问程潜对他有什么指示。程杰将程潜昨日要“一枪不放”的话如实告诉陈。陈明仁听了，说：“这是形势所迫，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可走。事实上，现在仗是没法子再打的，就是拼死一战，也不能挽回危局。为了给湖南留一点元气，给我们兵团官兵留一条后路，非走这条路不可。”程杰点点头。陈明仁又说：“不过，现在我还没对各军、师长摊牌，你还得保密。你团进入阵地后，要构筑工事，如遇共军袭击，还得顶住。”程杰唯唯应诺。

    7月20日，解放军先头部队到达黄花市，程杰令驻黄花市前哨排撤退，当晚解放军进占黄花市后，又浩浩荡荡向永安市挺进。程杰团各营、连长报告敌情，紧急请示团长打不打？历经不少战斗的程杰此时却心烦意乱：打吧，这不是假戏真唱了吗？不打，丢了阵地怎么向军、师长交代！程潜叫他“一枪不放”，陈明仁却指示他“要顶住”，执行了明的就违背了暗的，执行了暗的就违背了明的，而时间又不容许程杰作过多的思忖。程杰毕竟是久经沙场的战将，他很快想出了应付这种特殊战斗的办法：对下搞假命令，对上搞假报告。他召集各营长布置：由于团防御正面太宽，不利固守，令各营、连向后转移几华里至十几华里。但对这个转移命令不上报，而只将永安市、黄花市的敌情如何紧急报军、师部。

    程杰团撤退之后，解放军不费一枪一弹，于7月21日占领了永安市。

    7月22日，军长杜鼎接到程杰报告后，派来4门无后坐力炮加强该团。炮营胡营长带领4辆炮车径奔黄花市前进，看到全是解放军，吓得掉头就跑，到了东屯渡，用电话报告军长。杜鼎大发雷霆，要程杰火速具报。程不得已，只得将两处失守的情况上报军、师，借词搪塞一番。与此同时，程杰团在永安市东端1个小高地驻守的1个连，因解放军切断后路撤不下来；程杰派去送信的人被解放军释放回来后，秘密对程团长说：“那边没有把我当敌人，还招待我吃了饭。”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便条”递给程杰。程打开一看，条上写着：“程团长，你团驻永安市连已撤回，但希望你将通往株洲以东守军向后再撤退一点，你不会有困难吧。”为此，程杰又令l营后撤数里。程杰命令部队一撤再撤，解放军便威胁到程杰团的左右邻，他们都向军、师部告状。军、师电报左一个“据实电告”、右一个“军法从事”，加上守永安市连安全撤了下来，营、连长们也在怀疑程杰团长在搞鬼。这引起了程杰的注意，立即召集营长、直属连长训话：“我是遵照司令官的指示行事的，你们绝对服从命令，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安定了营、连长之后，程又将近几天的情况及军、师长的责难，派人到兵团司令部向陈明仁报告。

    24日，陈明仁派参谋樊得风到程杰团送去一信：“老弟，你处置得很好。军、师责难暂且忍耐，有事我会解决，看后付丙。”程杰这才松了一口气。不一会儿，师长曾京带领警卫连气势汹汹来到团部，他脸色铁青，要程杰说明是怎样部署防守的。程杰搪塞说：“永安市和黄花市正面太宽，无险可守，因此把阵地调整了一下，以利固守。”程杰话音刚落，曾京猛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大吼道：“你一枪不放，丢了东西两个镇，使左右两翼守军受到威胁，看来你是在阵地上拿脑袋开玩笑！”程杰心中有数，并不动气，任他发火。曾京余怒未消，指着程杰的鼻子斥责说，我为这事被军部逼得两晚未睡觉，你和我到军部去销这个案，把你这个团撤下来。这使程杰也来了气，便顶上去：“如果共军从我这里进入长沙市，我负责。军部我不去！”曾京气冲冲地走了，当即跑到兵团部向陈明仁告了一状，说程杰后退几十里，阵地上没有一个兵，要求查办。陈明仁心里有数，对曾京说：“程杰团不能撤。兵团是采取外线保卫长沙，黄花、永安两市无死守之必要，说程杰后退几十里情报不实，长沙市到黄花市才四十五里，那程杰团岂不进了城？”

    程杰团的情况，杜鼎直接报告了白崇禧。由于白追查，25日上午，陈明仁指示：限令程杰团当晚将情况上报军、师部。程杰知道情况有了变化，遂令副团长文定一指挥前沿部队搞实弹演习。黄昏，军、师部派来作战参谋，抄转白崇禧的电令：“查究解放军通过黄花、永安市进入团山镇未发生战斗一节，令程团长火速上报。”参谋人员到达之际，正值前沿枪声、炮声大作，文定一指挥官兵实弹演习正在实施。程杰跟他们说：“我们正在反击敌人，今晚收复黄花市和永安市。因为发报机坏了，烦劳各位转告师长、军长。”程杰团搞演习，却带动了左右友邻真正同解放军打了起来，搞了两个晚上，军部、师部真假难辨。程团长借此假报了一大堆伤亡数字，就这样瞒天过海，把此事遮掩过去了。

湖南谱新篇

程潜派往汉口催请解放军尽快入湘的刘纯正，于7月24日回到长沙，转达了中共当时在武汉的负责人王首道的话：“我们已组织了和谈代表团，请转达程潜主任，也组织一个代表团。谈判地点，请程潜主任定。平江、春华山、黄花市、城里城外都可以。”当时程潜尚在邵阳，陈明仁得悉之后，便打电话通知程星龄速回长沙，说有要事相商。26日程星龄回到长沙。陈明仁对他说：“解放军已到达平江停止前进，李明灏亦随军前来，要我方派代表去谈判，我请你和李君九于明晨去平江，迎李明灏先生来长沙。”程星龄欣然愿往。

    陈明仁做出这些安排之后，27日用密码电告程潜，请他速回长沙。程潜当日用密码复电陈明仁“至速艳日（即29日）来”。

    7月29日凌晨，程潜带着警卫队的手枪排走出陈光中的大院，他对随从副官范少云说：“白崇禧有电话来，就说我散步去了。”驻守附近的警卫部队则仍然戒备如旧。程潜走出陈宅不远，一辆日本造的避弹车早已等候路旁。程潜一上车，车子便马上向长沙方向驶去，随后是姜定华的警卫大队。

    汽车在长宝公路上疾驰，在离湘潭市区约20华里的伍家花园停了下来，程潜一行人登上了升火待发的“洞庭号”巡逻艇。程潜命令：“加速前进！”巡逻艇顺流而下，直奔水陆洲而去。

    几小时后，被白崇禧部队严密控制的湘潭市湘江渡口，开来一辆日本造的避弹车。车子一停，一群荷枪实弹的哨兵一拥而上检查车上，除司机外，空无一人，嘀咕了一阵，只得放行，车子开上轮渡。而这时，“洞庭号”巡逻艇早已开到了长沙水陆洲。靠岸之后，程潜住进了省立音专学校。

    程星龄受领去平江迎李明灏的任务后，随即找到了余志宏，告以原委，并请地下党派向导去平江。27日凌晨，余志宏领欧阳方到程星龄家，对程说：“欧阳同志是省工委的负责人，党组织决定派他和你们同往，那边我们已用无线电联系妥当。”

    随后，他们3人乘车出发，28日到达平江。以金明为首的中共和谈代表团在平江县城东门外县立小学热情接待了他们，高兴地说：“欢迎湖南方面的和谈代表团。”程星龄等连忙说明：“程潜此时尚未回长沙，此行是受陈明仁之托，先来邀请李明灏先生入长沙有所询商。”为何要先请李明灏进长沙，主要是陈明仁想请他的老师先入长沙以探听解放军的态度。金明等负责同志通过研究，理解陈明仁的用意，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在程潜密返长沙的同一天，李明灏在程星龄及欧阳方的陪同下，也秘密来到长沙城。

    当天下午，李明灏即会见陈明仁。李先谈了解放区的情况，然后告诉陈明仁，解放军到平江后已停止前进。中共中央对程潜和陈明仁将军的举义行动很赞赏，并问陈还有什么难处？陈明仁接上了话说：“颂公倡议和平之举，乃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我纵然对共产党有百身莫赎之罪，也愿以桑梓人民利益为重，再不逞匹夫之勇，即使今后削职为民，也在所不辞。”

    李明灏细察其中妙语，便说：“我1948年才到解放区，一年多的观感，我觉得共产党是英明的党。毛主席、周副主席谋略高超，胸怀豁达，举世无双。解放军乃是仁义之师，为人民的利益不记前仇。远的不说，北平的傅作义，回到人民怀抱，党中央、毛主席待之为上宾。反共反人民，你比傅作义若何？前有师表，你不必多虑，四平街这笔账，解放军不会找你算的，尽管放心好了。如果说毛主席请章士钊先生给你的传话，不足为凭的话，那毛主席亲笔的密信还不是物证吗！”李明灏这席话说得陈明仁连连点头。

    李明灏继续说：“我这次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可以代表党组织和毛主席说话，你起义后官阶衔级我看不会低于现在，具体问题还可以商量嘛，绝不会把你削职为民的！”

    李明灏这些话，进一步解除了陈明仁的顾虑。陈胸脯一拍：“好，现在颂公已回长沙，起义大事就在近日付诸实现。”李接着问陈手下的将领们怎么样？是否应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陈明仁一笑：“老师所虑极是，我近日便召集军、师长训话，晓以大义，必要时采取些强硬措施。”

    下午七时，李明灏来到水陆洲，秘密会见程潜。程、李也是老相识，此时相会，感慨万分，情谊相融，畅谈甚久。程潜听了李明灏介绍的情况，非常宽慰，表示一定按中共方面和毛泽东的决策行事。

    李明灏进入长沙成为公开的秘密，很快传到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的耳朵里。为了挽回不可逆转的败局，他们仍然把希望寄托在陈明仁身上，但用武力已鞭长莫及，于是就以高官厚禄拉拢、安抚。

    7月30日，国民党广州政府正式免除程潜本兼各职，任命陈明仁兼湖南省政府主席；随即又宣布撤销长沙“绥署”，成立湖南“绥靖”总司令部，陈明仁任总司令；程潜为广州政府考试?长。同日，白崇禧密电陈明仁：程潜率武装人员潜返长沙，图谋不轨，着即解除护卫武装，实行兵谏，迫使程去广州任考试院长。

陈明仁对各种任命，拱手笑纳，且将电文交给程潜。程潜付之一笑，并不理睬。

    蒋、李、白见长沙方面毫无反应。7月31日由行政院长阎锡山出面，派国防部次长黄杰、政工局长邓文仪充当说客，携带重金到长沙游说与“劝驾”，企图利诱陈明仁死守长沙，挟持程潜去广州。

    8月1日，陈明仁令副官通知各军、师长，下午召开军事会议，11时40分，有人报：黄杰、邓文仪来到机场。陈明仁皱了皱眉说知道了。

    黄杰、邓文仪下了飞机，见机场戒备森严，除了停放两台供他们坐的吉普车外，无一人露面，感到情况异常。便急忙钻进车去，直驰省府。陈明仁在楼梯口迎接这两位负有特殊使命的“贵宾”，陈明仁与黄都是黄埔一期的学生，此刻老同学相逢，心中各走一条道路，交谈中显得格外地不和谐。

    黄杰开门见山地说：“中央已任命程潜为考试院长，弟此行，负有迎请程院长就职之使命。”

    “颂公早已到邵阳去了，现在又行踪不明啊！”陈明仁巧妙地回答。

    黄、邓话题一转，利用陈明仁与蒋介石的师生之谊和其一生重义气、讲交情的性格来作文章：“仁兄为校长的得意门生，过去总裁待仁兄不薄啊。今总座落到这个地步，我等黄埔学生，决不应投井下石，自陷不义啊！”

    黄杰说了这些后，陈明仁不禁想起蒋介石于7月30日还令联勤总部空运重机枪40挺、银元30万枚以及一些银圆券来长沙的事。于是沉默不语。黄杰见状，以为陈明仁有所心动，随即递上蒋介石的亲笔信：

    弟一生革命史，自当珍惜，为中正所深信也……对卖身投靠分子应羞与为伍，必要时不惜大义灭亲，将之明正典刑，然后退守湘西，吾即来四川为尔后盾。余由冰雪（黄杰）面告……

    陈明仁看后，只是说：“我们都是湖南人，个人前途无足轻重，长沙人民生命财产不能毁坏，我的原则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抛弃长沙父老，纵有高官厚禄也不足为矣！”

    说到这里，陈明仁陪同他们共进午餐。黄、邓知道此时要说服陈明仁还像当年守四平那样守长沙已是不可能了。但他们仍不死心，午餐之后，又继续纠缠陈明仁密谈。

    下午2点多钟，黄、邓还赖着不走。这时，第1兵团、长沙警备区师以上军官和高级幕僚早已齐聚会议室，恭候陈明仁宣布重要决定。警备区参谋长宋英仲要罗文浪去问陈明仁会议还开不开？陈明仁说，广州方面有客人在这里，叫大家再等一等。又过了半小时，仍在密谈，这时，代参谋长黄克虎和副参谋长陈庚耳语了一阵。不一会儿，陈庚报告陈明仁：“共军先头部队已推进到黄花市以西，游击队出没在市郊和飞机场附近，似有对我机场进行破坏之企图。”

    黄杰、邓文仪一听，联想到机场戒备森严的情景，连忙起身告辞说：“既然机场附近出现混乱，我们就走吧！”

    陈明仁起身送到楼梯口，扬扬手说：“军务在身，恕不远送。”黄、邓仍坐来时那辆吉普车，直奔飞机场，飞回衡阳向蒋介石、白崇禧报告去了。

    打发走了黄杰、邓文仪后，程潜、陈明仁集中精力考虑和平起义的问题。程潜于8月1日以他个人名义发出和平通电，揭露蒋、桂反动派的罪恶，呼吁和平；陈明仁在程潜和李明灏的推动下，决心起义的态度也日趋鲜明。李明灏到达长沙之后以中共代表团的身份同程、陈就起义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商议。

    关于起义通电问题，李明灏提出：应以反蒋、反李、反美帝为内容，并由其自行发表，我方先行索阅。程、陈对此没有异议。

    关于起义部队驻防交接及解放军入城时间等问题，陈明仁同意将驻长沙的部队于8月1日开始向湘潭、宁乡撤退，只留下维持治安的力量为度，但“希望保留其兵团司令职务，惮其努力杀敌立功。”鉴于白崇禧有调部队向邵阳方向进行战斗的企图，程潜、陈明仁提出：“盼在茶陵、攸县、禄口一线的解放军迅速以轻装向邵阳推进，以减轻桂军对邵阳的压力。”第1兵团部队除留232师维持长沙秩序外，其余部队于3日晚撤退完毕，解放军于4日进城。李明灏将这些情况电告了四野。8月1日，四野领导电复李明灏：“我军不日即开始向茶陵、攸县、邵阳方向前进，我方部队当照来电于4日晚入长沙。”8月2日，中央军委正式电复：“可以答应陈明仁保留兵团司令名义。”

    关于机构设置问题，程潜于8月3日致电毛泽东、朱德及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领导机关，提议设立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和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对此，中共中央、毛泽东于8月5日电告程潜：“对先生所提设立先生领导，暂名‘国民党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均属必要，即可施行。”

    李明灏在长沙就起义的重大问题达成初步协议之后，8月3日，第四野战军和谈代表团通过地下党转告程潜、陈明仁，请其派一得力干部去和代表团进行协商。下午，陈明仁令参谋主任郑克林、参谋处长罗文浪与省工委派来的联络员欧阳方前往，穿过100军19师的防地来到泉塘。欧阳方和解放军巡逻小分队对上暗号，即乘上解放军第12兵团派来的吉普车，前往春华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8师驻地，见到和谈代表金明、袁任远、唐天际、解沛然等。金明随即设宴欢迎3人，气氛颇为融洽。宴后，罗文浪说：“程、陈两将军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毅然脱离国民党，率军民欢迎解放军入城，特派我们前来接洽。”同时献上长沙驻军地图。

    金明对程潜、陈明仁的正义之举表示欢迎和赞赏，并说：“有关细节问题可与解沛然参谋长具体协商。”罗文浪即将长沙附近驻军地图交给解，并指着地图说：“关于驻军问题，我们行前开了个会，陈司令官指示兵团主力驻河西，是避免解放军接管长沙时发生冲突，请贵方酌定。”入夜，双方就接管长沙市的问题达成了上述协议。

    1949年8月4日下午，历史终于在湖南翻开了新的一页。程潜、陈明仁最后接受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由程、陈领衔，30多名国民党湖南军政要员签署的起义通电正式发表：

    ……北伐成功以后，蒋介石独揽政权，背叛孙中山先生遗教，以至主义不行，外患踵至。八年抗战，民力已尽，方期休养生息，和平建国。讵料蒋与好战分子破坏政治协商会议，重启内战，外则勾结美帝国主义，不惜丧权辱国，内则肆行独裁，变本加厉。豪门聚敛，贪污横行。结果，经济崩溃，军民离心。蒋即被迫退位，李宗仁代为主政，和谈重开，举国喁喁。湘人在抗战期间，出兵达三百万人，输粮逾五千万石。敌骑蹂躏，遍及沅湘五十余县，兵燹之酷，甲于他省。痛定思痛，期望和平最殷，于和平运动赞助亦最力。孰知言和实所以备战，阴谋欺骗，恬不知耻。故南京政府不旋踵即告倾覆，流亡广州，生意早绝，残骸仅存。白崇禧主战之论，荒谬绝伦，放弃武汉，窜扰湘赣，诡言空室清野，攫取公私资财，一若假反共之名，即可内钳百姓之口，外邀强国之欢。至其狃于抗战之后，妄冀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从中苟延残喘，卑劣愚昧，尤属令人齿冷。潜等顺从民意，呼吁和平，声嘶力竭。而蒋与李、白执迷不悟，仍欲以我西南、西北各省为最后之孤注。用是忍无可忍，爰率领全湘军民，根据中共提示之八条二十四款，为取得和平之基础，贯彻和平主张，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以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俾能以新生之精神彻底实行革命之三民主义，打倒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之中国而奋斗。所望我西南、西北各省同志同胞，洞察将与李、白坚持内战、祸国殃民之罪恶，以人民之意旨为意旨，以人民之利益为利益，一致响应，奋起自救，铲除此倒行逆之残余封建政权，全湘军民，誓为后盾……

    8月5日，古城长沙，红绿标语贴满墙壁，毛泽东主席的大幅画像高挂街头，秧歌队整装待发。人们脸上喜笑颜开，奔走相告：解放军快进城了！

    下午7时，人民解放军第138师从小吴门威武雄壮地进入市区。长沙市盛况空前，10多万群众夹道欢迎，从五里牌到小吴门，一派欢腾，锣鼓声，鞭炮声，欢迎人民子弟兵的口号声，响彻云霄。人们噙着幸福的泪花，庆祝解放，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赞誉程、陈两将军顺应民心，使古城长沙终于得以和平解放。

    程潜、陈明仁领衔通电起义和长沙的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又一伟大胜利，震惊了华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残部，加速了国民党集团的最后覆灭，宣告了国民党集团对湖南人民20多年反动统治的结束，是湖南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程潜长沙起义的和平义举，使蒋介石老羞成怒。8月11日，参谋长顾祝同奉李宗仁、阎锡山之命，专机赴台湾向蒋介石汇报了“长沙陷落”的情况。适逢当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对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首次会议并发表和平主张的蒋光鼐、谭平山、刘建绪、罗翼群等10余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进行除名决议。因此，程潜也被国民党中监委开列除名，并宣布永远开除“党籍”。

    但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却对程潜、陈明仁的光荣义举极为赞誉。长沙的和平解放，使他的家乡免遭战火之苦，他也为之感到欣慰。此刻，毛泽东想起了明曲《浣溪沙》中还依稀记得的几句唱词：海国烽烟今尽扫，战罢征尘心未老。南望湘云是归程，北去姑苏泪暗抛……此刻，离开故乡多年的毛泽东，心中积蓄了深深地思乡之情，他对“南望湘云是归程”这句唱词尤为欣赏，于是，借用明曲中的这一佳句，提笔疾书，回电嘉勉：

    程潜将军、陈明仁将军暨全体起义将士们：

    接读8月5日通电，义正词严，极为佩慰。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已成全世界公认的定局，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残余匪党不甘失败，尚图最后挣扎，必被迅速扫灭，已无疑义。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尚望团结部属，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准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

    程潜、陈明仁在长沙率部起义的义举，不仅为湖南和全国人民所欢迎，在国民党的残余力量中也引起了重大的反响。为此，8月25日，新华社在评湖南起义的意义的文章中指出：

    湖南起义，严重地震撼了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残部。湖南的起义告诉他们，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抵抗是没有前途的。唯一的光明前途，就是脱离蒋、李、白匪帮，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无论什么人，只要真正做到这一步，就有受到人民谅解的希望。

    ……程潜、陈明仁两将军现在正在与长驱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密切合作，开始着手改造所属的军队和政府机构，开始建设和逐步巩固湖南的民主秩序。祝程、陈两将军努力的成功，祝新湖南的诞生和发展！

    8月31日，程潜和李明灏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之邀去北平参加全国政协首次会议。同行的还有程星龄和方叔章。解放军第12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特派警卫连专程护送。9月9日晚，程潜将军抵达北平车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亲至车站迎接。程潜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心情十分激动。林伯渠和程潜在北伐期间就很熟悉，老友重逢，更觉亲切。大家握手问候毕，随毛泽东去中南海，毛泽东当晚设宴为程潜洗尘。

    9月10日，陈明仁也应毛泽东之邀，到达北平。北平市长聂荣臻亲到车站迎接。19日，毛泽东邀程潜、陈明仁等同游天坛。在祈年殿前，毛主席特地召唤陈明仁单独与他合影，并要他洗五十打相片分赠故旧亲朋。

    这次在北京期间，陈明仁两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你顺利地过了战争关，过来了就是好的。今后有何打算？”

    陈明仁说：“我是军人，还想在军事上为国家尽点力。”

    毛泽东说：“你仍旧带部队去吧。我决定把你的1兵团改编成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仍由你当司令员。”

    陈明仁对此感到无比激动和欣慰。

 9月20日，程、陈兴高采烈地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程潜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陈明仁也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

    10月20日，第四野战军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10月2日命令，于汉口发布战字第105号命令，决定将长沙起义的国民党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陈明仁任兵团司令员，唐天际任兵团政治委员。下辖第52军，王劲修任军长，杨树根任政治委员，军辖第214、第215、第216师；第53军，彭杰如任军长，王振乾任政治委员，军辖第217、第218、第219师。

    湖南起义，对于促进后来大西南、大西北等地区的和平解放，有着重大的影响，对缩短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减少战争的损失和伤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新中国成立后，程潜先后担任过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主席、湖南省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务。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1968年4月5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7岁。

    长沙起义的另一主要将领陈明仁，在长沙起义后历任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第二、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及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74年5月21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1岁。

国民党军五大猛将让共产党自叹不如

国民党军第一猛将——薛岳

纵观国军战史，我认为国民党军的第一大战将是薛岳。薛岳年幼崇拜岳飞，取名薛岳，年轻时曾和叶挺分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护卫营长；红军长征时期，薛岳指挥湘江战役，至使红军从8万人减少到3万人，后任追击军总司令；抗日战争期间薛岳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万家岭战役，消灭一万多名日军，几乎全歼日军一个整师团；后指挥四次长沙会战，消灭日军20多万人，取得抗日战争期间消灭日军的最大战果，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表彰。

国民党军第二猛将——胡琏

胡琏谐称“狐狸”，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之首十八军的骨干：整编第十一师师长。胡琏作风泼辣，性格骄悍，伟大领袖毛泽东评价胡琏“狡如狐，猛如虎”。 

抗日战争初期淞沪会战中，整编第十一师在罗店与日军展开拉锯战，战死几千日军，整个罗店血流成河，被日军称为“血肉磨坊”。

一九四三年，整编第十一师镇守鄂西石牌，成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要塞，石牌保卫战日军付出七千多人的重大伤亡之后撤退，保住当时国民党陪都重庆。

1944年，作为嫡系主力，在不久之后的湘西雪峰山会战中，和74军联手作战，整个战役历时55天，击毙日军12400多人，击伤23300人。

鉴于整11师（18军）胡琏在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原战场（近百战斗，战果自明），引起了我军极大重视，毛泽东特发通告给华野，中野。中野不但对整编十一师高度警惕，几乎是轻易不与之交战。能避则避。

1949年10月，第三野战军对金门发起进攻。苦战三天后，我英勇人民解放军九千健儿，血洒海疆。壮志未酬，魂魄不灭。重建的敌18军随胡琏12兵团参加了金门之战。金门战役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国民党第三猛将——陈明仁

陈明仁黄埔军校一期毕业，作风勇猛，性格倔强。黄埔学生军血战惠州，他第一个奋勇登城。战后，蒋介石亲令陈明仁立于城墙之上，接受全军的敬礼。

后陈明仁在军阀混战中屡立战功，1930年27岁任二十八旅少将旅长。抗日战争时期，陈明仁率部抗日。在九江会战中，参战的其它八个师均溃不成军，独陈部预二师完成了预定任务。次年春，开赴广西参加桂南会战，与日军奋战七天七夜，歼敌2000余，完成任务，1944年，陈明仁率七十一军进入滇西，滕冲一仗，歼敌4000余人，随后，他又指挥了围攻松山，出击龙陵，攻克回龙山等战役，每战皆捷，最后攻克日军的重要据点遮放，协助友军攻克了中缅边界重镇畹町。完成中印两军胜利会师任务。由此，陈明仁被誉为“能战之将”。” 

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枢纽四平，陈明仁大战林彪。他以2万守军对抗第四野战军10余万人围攻，孤军坚守四平四十多天，巷战十九个昼夜，后林彪放弃进攻，陈被蒋介石擢升为第七兵团司令官。

淮海战役前夕，刘恃、杜聿明三次面邀陈明仁到徐州担任兵团司令，胡宗南电请蒋介石派陈明仁去西北任职，白崇禧亦推荐陈明仁担任武汉警备司令。但是陈性格执拗，所以在国民党军界屡受排挤，和上司妒嫉。后陈明仁在湖南起义，55年获解放军上将军衔。

国民党军第四猛将——孙立人

孙立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后赴美留学于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获理学士学位。后又考入弗吉尼亚军校，毕业，考察英、德、法、日等国军事后回国，任职于税警总团。

１９３７年，孙立人率部参加凇沪抗战。在蕴藻浜一线的阻击战中身先士卒，负伤十三处。次年伤愈后又率部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斗，两次立下战功，从此便在军界崭露头角。

1941年底，蒋介石将税警总团改编为新三十八师，由孙立人为首任师长，立即奉派赶抵缅甸八莫，解救被日军包围的英军，经过苦战，孙部以不满1000的兵力，击退数倍于已的敌军，救出近10倍于己的友军，曾轰动全球，使孙立人举世闻名。英皇特授予他帝国英雄勋章，美国政府也为他颁授了丰功勋章。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向缅北大举反攻，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攻势厉。历时两年的第二次缅战中，共击毙日军3个联队长以下3万3千余人，伤日军7万5千余人，孙立人命令参谋一律就地枪毙凡是到过中国的日军俘虏，因迭克强敌屡建战功，当时的国际舆论际赞誉孙立人为“东方的隆美尔”。

1950年蒋介石在台北任命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在陆军总司令任内，得罪了蒋经国这位“当朝太子”。之后，台湾当局调查“孙立人案件”。事件后，孙立人开始了长达33年的幽禁生活，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被软禁时间仅次于张学良的人。

国民党军第五猛将——王耀武

王耀武，蒋介石王牌部队第74军主将。

黄埔三期毕业,在第四次“围剿”战中率部孤军死守宜黄24天，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升任旅长。

1934年率部与红军北上先遣队激战，将其主力击散，红19师师长寻淮洲阵亡，红2师师长胡天陶被俘，后我军先驱方志敏被叛徒出卖被捕。

1937年由王耀武第51师合编而成第74军，74军不久参加淞沪会战，51师浴血奋战，表现出色。

经过补充74军先后参加徐州、兰封会战，在兰封会战中74军重创日军第2师团。

38年万家岭战役，74军作为核心主力，攻克张古山高地，给日军重大杀伤，次役首创歼灭日军几乎一个完整师团的佳绩， 74军攻得上守得住，居功至伟。

1939年王耀武升任军长，参加南昌会战，所部攻克祥符关，重创日军。

41年参加上高会战，王耀武指挥预备队先后发起7次冲锋，与敌人进行7次肉搏，毙敌2000余人，为实施友军对敌人的包围，争取了时间。此役歼敌16000，缴获骏马2800匹，击毙日军中将、少将各一名，被誉为抗日铁军。何应钦称之为“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随后王耀武率七十四军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激战于赣北重镇高安，拦截了向长沙进犯的两个师团的日军，有力地配合了长沙会战的主战场。

后参加第二次、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1942年王耀武率部参加浙赣会战中，在衢州、江山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延缓了日军西犯的企图。

1943年参加鄂西战役中，七十四军经石门对湘北松滋县敌人侧背攻击，并截断敌人之交通，此次会战结束后，王耀武升任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仍兼七十四军军长。

同年11月，日军纠集7个师团约10万人进攻常德，王耀武率七十四军参加会战。他率主力在常德东北地区与敌激战，常德被日军陆、空军及坦克优势火力猛攻16天，全城夷为平地。坚守常德城的部队是七十四军五十七师，57师固守常德18天，全师仅余数百人。王耀武率五十一师反击，在友军的配合下，经过6天激战，终于收复了常德城，常德血战一时被广为传颂。

1944年2月，蒋介石提升王耀武为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九、一OO军。45年王耀武指挥了国军抗战中的最后一次会战－－湘西雪峰山会战。几乎全歼日军116师团，消灭日军3万左右，荣获两面“飞虎旗”。

王耀武为主将的74军从抗战之初到抗战结束，几乎是无役不予，日军对这支国军中的王牌部队深为畏敬，美军顾问团曾有过“中国国军只有74军能打”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