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8升高:潮州工夫茶

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可知工夫茶艺早在盛唐时便已正式形成。今之潮州工夫茶，实乃中国工夫茶的最古老型种遗存，是古代工夫茶的“活化石”，是《茶经》工夫茶艺（也即“煎茶法”）的延伸。工夫茶的发展历史，按冲泡法划界，大体可分“煎茶法”（唐），“斗茶法”（宋），“散茶法”（元以后）三个主要阶段；按中心区划界，大体可分“长安工夫茶”（唐），“河、洛工夫茶”（宋），“江、浙（或称‘苏、杭’）工夫茶”（明），“闽、粤工夫茶”（明末清初），“潮州工夫茶”（清中期以后）五个主要阶段。潮州工夫茶是现代中国茶道之源；“中国工夫茶”、“潮州工夫茶”、“中国茶道”实质上是三位一体。以上便是本书中“潮州工夫茶之史”一章的内容提要。　　接着的问题是：中国工夫茶为什么会在潮州安家落户，以至于改姓“潮”？这就得从潮州源远流长的历史说起了。潮州地处南海之阳，中镇凤凰山系；韩江纵贯南北，属潮州轴心坐标。正当“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古代文明萌发时期，潮州先民也同样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着辉煌的“池湖贝丘遗址”、“陈桥贝丘遗址”等新石器时代文明。故此，潮州自古便有“岭海名邦”、“海滨邹鲁”的美称；1986年12月，潮州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后复获“中国著名侨乡”、“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瓷都”、“中国婚纱晚礼服名城”、“国家重点工艺美术城市”等桂冠。“潮州工夫茶”，正是以这样特定的历史文化大背景及接受其长期熏陶的家家户户为依托，在潮州落地生根以至花繁叶茂的。一踏上潮州的土地，不仅能领略到潮州工夫茶的独特风韵，还可耳听潮州音乐、口尝潮州小食、眼观潮州美景、鼻闻潮州玉兰……诚所谓“五官齐感，五福临门”者也！以上便是本书开篇“人杰地灵话潮州”的内容提要。　　也许还有人问：“潮州工夫茶，工夫加茶，如果没有名茶相配，不也同样没了工夫吗？”问得好，但放心，潮州名茶有的是：凤凰单丛，饶平单丛，石鼓坪乌龙等，尽是青茶珍品。若想了解详细，请读本书“潮州工夫茶之茶”一章。　　至于工夫茶具，除著名的“潮州工夫茶四宝”（朱泥壶、若深杯、红泥火炉、砂铫）外，尚有令人瞩目的茶挑（茶担）、茶橱、茶罐、银炭夹等一大批古代潮州工夫茶具。图文并茂的“潮州工夫茶之器”一章，肯定会让你眼界大开。　　此外，还有读者普遍关心的潮州工夫茶艺程式。“潮州工夫茶之艺”一章为你提供数十幅程式规范图，以图解艺，直观好懂。谅必能引动你的好奇心？！　　读完潮州及其工夫茶之“史”、之“茶”、之“器”、之“艺”，自然希望能理出个头绪，以祈掌握潮州工夫茶事的体系和它的社会功能。那么，再往下读“潮州工夫茶之道”一章吧，它将告诉你什么是中国茶道的“七义一心”，潮州工夫茶如何“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并达于规范美的最高境界的“天人合一”，从而体悟出潮州工夫茶乃升华了的全人类都能意会、理解、破译的语言，它必然会给人类这个地球村带来一丝和谐与安乐。
第一部分人杰地灵话潮州（1）-（图）　　潮州工夫茶法是否发源于潮州？笔者郑重地回答：“不是！”然则，潮州工夫茶法究竟发源于何处？清代俞蛟《梦厂杂著·工夫茶》告诉人们：“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可知工夫茶艺早在盛唐时便已正式形成。今之潮州工夫茶，实乃中国工夫茶的最古老型种遗存，是古代工夫茶的“活化石”，是《茶经》工夫茶艺（也即“煎茶法”）的延伸。工夫茶的发展历史，按冲泡法划界，大体可分“煎茶法”（唐），“斗茶法”（宋），“散茶法”（元以后）三个主要阶段；按中心区划界，大体可分“长安工夫茶”（唐），“河、洛工夫茶”（宋），“江、浙（或称‘苏、杭’）工夫茶”（明），“闽、粤工夫茶”（明末清初），“潮州工夫茶”（清中期以后）五个主要阶段。潮州工夫茶是现代中国茶道之源；“中国工夫茶”、“潮州工夫茶”、“中国茶道”实质上是三位一体。以上便是本书中“潮州工夫茶之史”一章的内容提要。　　接着的问题是：中国工夫茶为什么会在潮州安家落户，以至于改姓“潮”？这就得从潮州源远流长的历史说起了。潮州地处南海之阳，中镇凤凰山系；韩江纵贯南北，属潮州轴心坐标。正当“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古代文明萌发时期，潮州先民也同样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着辉煌的“池湖贝丘遗址”、“陈桥贝丘遗址”等新石器时代文明。故此，潮州自古便有“岭海名邦”、“海滨邹鲁”的美称；1986年12月，潮州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后复获“中国著名侨乡”、“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瓷都”、“中国婚纱晚礼服名城”、“国家重点工艺美术城市”等桂冠。“潮州工夫茶”，正是以这样特定的历史文化大背景及接受其长期熏陶的家家户户为依托，在潮州落地生根以至花繁叶茂的。一踏上潮州的土地，不仅能领略到潮州工夫茶的独特风韵，还可耳听潮州音乐、口尝潮州小食、眼观潮州美景、鼻闻潮州玉兰……诚所谓“五官齐感，五福临门”者也！以上便是本书开篇“人杰地灵话潮州”的内容提要。　　也许还有人问：“潮州工夫茶，工夫加茶，如果没有名茶相配，不也同样没了工夫吗？”问得好，但放心，潮州名茶有的是：凤凰单丛，饶平单丛，石鼓坪乌龙等，尽是青茶珍品。若想了解详细，请读本书“潮州工夫茶之茶”一章。　　至于工夫茶具，除著名的“潮州工夫茶四宝”（朱泥壶、若深杯、红泥火炉、砂铫）外，尚有令人瞩目的茶挑（茶担）、茶橱、茶罐、银炭夹等一大批古代潮州工夫茶具。图文并茂的“潮州工夫茶之器”一章，肯定会让你眼界大开。　　此外，还有读者普遍关心的潮州工夫茶艺程式。“潮州工夫茶之艺”一章为你提供数十幅程式规范图，以图解艺，直观好懂。谅必能引动你的好奇心？！　　读完潮州及其工夫茶之“史”、之“茶”、之“器”、之“艺”，自然希望能理出个头绪，以祈掌握潮州工夫茶事的体系和它的社会功能。那么，再往下读“潮州工夫茶之道”一章吧，它将告诉你什么是中国茶道的“七义一心”，潮州工夫茶如何“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并达于规范美的最高境界的“天人合一”，从而体悟出潮州工夫茶乃升华了的全人类都能意会、理解、破译的语言，它必然会给人类这个地球村带来一丝和谐与安乐。
第一部分人杰地灵话潮州（2）-（图）　　潮州地处南海之阳，星分牵牛、婺女，中镇凤凰山系；韩江纵贯南北,位正轴心坐标。古有“岭海名邦”、“海滨邹鲁”之美称；今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著名侨乡”、“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瓷都”、“中国婚纱晚礼服名城”、“国家重点工艺美术城市”等荣誉。诚所谓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就是如此。　　根据考古发掘报告，潮州池湖贝丘遗址、陈桥贝丘遗址等处出土了大批新石器时代(1万～4000年前)的磨制石斧、石凿、骨针和刮削器，还有尖沙粗陶片和火烧土。可见正当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青莲岗文化、龙山文化等古代文明萌发时期，潮州先民也同样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着辉煌的古代文明。潮州属县饶平的浮滨桥头塔仔金山，陆续发现了商代墓葬群，出土了带孔的石戈和石环，还有高达50厘米的大口樽和其他陶器。这批文物，为我们提供了奴隶社会时期先民活动情况的佐证。汕头市郊岐山则出土有周代饕餮纹铜鼎、铜壶、铜象、狮形羹炉等精美青铜器;揭阳云路中夏出土了战国时期剑把上有三道环纹突起的铜剑。不同时期的出土文物，越来越明白无误地证实：潮汕地区虽处海隅，其手工业发达情况却堪与中州媲美。　　随着社会之向前发展，潮州历史也渐见诸古籍载述。宋《潮州三阳志·州县总叙》云：“潮州于《禹贡》为扬州之域，于天文为牵牛、婺女之分。秦定杨越，为南海郡东境。”饶宗颐《潮州志》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置南海郡，这是潮地见载于版图之始。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在南海郡置古揭阳县（即后之潮州府），这是潮地设行政区划之始。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三十四》载：隋开皇十一年(591)，于“义安郡立潮州，以潮流往复，因以为名。”据此知潮地见载于版图，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而“潮州”之得名，距今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地灵则人杰，所谓一方水土长养一方人物。在这片文化沃土上，名公巨儒，前后相望。最著名者当数唐、宋“潮州八贤”：其中有“倡儒学之宗，卫孔氏之传，而陶范吾潮海滨邹鲁之风”的赵德；敢向东巡的宋真宗“赋颂以陈灾异，一见极诋时弊”的许申；“却豪户贿、黜赃黩吏、有廉名”的张夔；“岁有凶歉、奏免民租，狱有冤囚、辨明得活”的刘允；“投匦论事”、封官不受、“南归读《易》”的林巽；“当奸臣柄国之日，而志存恢复”，“倡正直之风，张忠义之气”，力主抗金，并将潮俗总括为“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王大宝；“事亲至孝”、“有国士之风”的卢侗；“为二苏(苏轼、苏辙)所交游”、“志趣超逸”的吴复古。此外，还有与韩愈交好之潮阳灵山寺创建方丈大颠禅师；士人誉称为“广南夫子”的陈希；编撰中医经典巨著《幼幼新书》的刘等。明、清时期，潮州更是“衣冠礼乐之士彬彬乎倍昔。”尤见突出者有：“岭南第一名臣”、兵部尚书翁万达；大理少卿吴一贯；师事王阳明、有“真铁汉”之誉的薛侃；因劾权奸、受廷杖而亡的薛宗铠;嘉靖十一年(1532)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的林大钦；提学福建的苏志仁；工古文辞、善草书的林大春；大理寺卿周光镐；文选司郎中唐伯元；户部左侍郎林熙春；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黄锦；兼礼部、兵部尚书、文渊阁学士加太子太保郭之奇；直隶总督加太子少傅郑大进；节制沿海七省水师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丁日昌；首任驻日本国使臣何如璋。　　至于入潮名宦，也多有“存以甘棠，去而益咏”者。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韩愈因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贬潮期间，韩愈驱鳄除害，传道起文，兴学举贤，关心民瘼，排涝修堤，赎赦奴隶，廉洁奉公，政声卓著。韩愈还在东山西麓营建揭阳楼，并手植橡木；又倡修北堤，将小潭与江水隔断，形成西湖。给后代东山景区、西湖景区的创设和进一步开发奠基。《潮州三阳志·卷三》还记载了一则颇令人感兴趣的事：郡城以东，有个叫“水南”的地方，离城约五七里，却另操一音，俗谓之“不老音”。什么原因呢?原来是韩愈治潮期间，“以正音为郡人诲”，致原语失真，遂不再变。这显然是一条相当珍贵的地方语言史资料。所谓“正音”，相当于今之普通话；“以正音为郡人诲”，则相当于今之推广普通话。故知韩愈在潮州时，还为地方语言的规范化做过极有意义的工作，此事堪称中国古代“推广普通话”之首例!并因此而为潮州方言系统平添了新的旁支——“不老音”，实属旷古佳话!“德泽在人，久而不磨”。韩愈身后，潮州以“韩”字或“昌黎”命名的颇多：木称“韩木”，山称“韩山”，亭称“韩亭”，江称“韩江”；还有“昌黎路”、“韩文公祠”、“韩山书院”；今则有“韩山师院”、“昌黎小学”。归有光《吴山图记》云：“夫令之于民诚重矣。令诚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泽而有荣也”；韩愈洵无愧于“贤令”称号!潮州也是“十相留声”的地方：唐代的常衮、杨嗣复、李德裕、李宗闵，宋代的陈尧佐、赵鼎、吴潜、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十位宰相，都以各别的原因来过潮州，在不同程度上均能施影响于“潮风”。宋代著名诗人杨万里于广东提举任职期间，曾督师潮州；刘克庄曾任职潮州通判。明代王守仁曾以左御史总督两广军务，与潮人潮事接触更为频繁，其“心学”影响了潮地一代学者。　　潮州的华侨遍布世界各地，同样为传承与弘扬潮州文化立下了卓著功勋。
第一部分人杰地灵话潮州（3）-（图）　　人杰则地灵，所谓一方人物留声一方水土。奇英俊彦，能工巧匠的荟萃，必然会以各自的聪明才智，共建文化潮州，充实潮州文化。　　潮州城古称“凤城”，俗叫“府城”，是所在郡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物古迹遍布城区和近郊，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具备了独特的风貌。古城格局之形成，无不体现时代趋势的历史因果。因此在1986年12月8日，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现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五处：建于宋代的湘子桥；建于唐代的“粤东首刹”开元寺；国内罕见的宋代府第许附马府；集潮州木雕大成，被誉为“华南第一绝”的己略黄公祠；位于笔架山麓，绵延2公里的笔架山宋窑遗址。　　潮州湘子桥初名康济桥，始建于宋乾道七年（1171）。明宣德十年（1435），知府王源重修，改名广济桥。王氏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增立望楼，分别命名奇观、广济、凌霄、登瀛、得月、朝仙、乘驷、飞跃、涉川、右通、左达、济川、云衢、冰壶、小蓬莱、凤麟洲、摘星、凌波、飞虹、观滟、翠、澄鉴、升仙、仰韩，形成“广济桥上廿四楼”之格局，出现了湘子桥发展史上之鼎盛时期。　　明正德八年（1513）知府谈伦重修，又为“十八梭船廿四洲”定格。潮州湘子桥是我国古代梁桥和浮桥相结合的首座“开合式桥梁”。著名桥梁专家潘洪萱著《中国的古名桥·广东潮安县的湘子桥》指出：“建造开启桥的构思，在中外造桥史上创建了新篇章”（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5月版）。1958年湘子桥改中段浮桥为钢梁桥。1988年，湘子桥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已全面动工恢复“十八梭船廿四洲”旧貌，并修复桥上原有的二十五座楼阁和十八座亭屋。不久的将来，这座在中外桥梁史上享有重要地位的古桥将重放异彩。　　潮州尚有省级文物单位十一处。其他古城墙、古城楼、古寺庙、古桥、古塔、古祠、古牌坊、古民居、古遗址等文物胜迹七百多处。此外，令人瞩目的潮州方言、潮剧、潮绣、潮州抽纱、潮州音乐、潮州陶瓷、潮州木雕、潮州花灯、潮州剪纸、潮州香包、潮州木偶、潮州小吃等，无一不是本土历代文化积淀之具象，更是延续了几千年的美学工程所形成的艺术系统。物华天宝，它们的存在，当能唤醒人们民族文化的自觉，强化复兴民族文化的决心，从而助长保护、爱护传统文化的态势。　　城东古城垣临江而立，长二千一百多米，始建于元代大德年间（1297～1307），是总管太中帖里申报朝廷请准修复之“堤城”，其作用在于“御暴涨洪流之患。”历史文化之积淀，使这段旧城垣具有高品质的环境和独特之景观。这段古城垣，现已全面修复，形成潮州古城东面的重要景观——“滨江长廊”，引来了众多的中外游客。
第一部分人杰地灵话潮州（4）-（图）　　潮州音乐源远流长，广泛传播于粤东、闽南、港澳台及东南亚各地，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群众喜闻乐见、自唱自娱的重要文化娱乐手段。由于演奏形式灵活，少者三五成组，甚或独乐，多则数十上百，成团成队，诚所谓“小大由之”。再加上场地选择随意，或街边路口，或居家庭院，或乡镇闲间，或江滨池畔，正所谓“随遇而安”，因而群众基础深固。有专家认为，潮州音乐应包含弦诗乐、锣鼓乐、细乐、庙堂乐、潮阳笛套乐、外江乐等六个部分。而其中的弦诗乐应为潮州音乐主干，其他音乐品种无不借助弦诗乐生存和成长。“潮乐十大套”之《寒鸦戏水》、《昭君怨》、《大八板》、《平沙落雁》、《黄鹂词》、《凤求凰》、《月儿高》、《锦上添花》、《小桃花》、《玉连环》，是潮州弦诗乐中颇具代表性的精品，堪称潮乐中的“阳春白雪”，深得爱乐者的青睐。　　和潮州音乐结下不解之缘的是潮州戏剧。潮州戏剧是中国古老的地方剧种之一，它用潮州方言演唱，流行于粤东、闽南、港澳台及东南亚一带。据《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载文，潮剧原属曲牌体制，源出宋元南戏，后结合潮州民间曲调和演唱素材，融汇演进而成一个独立的剧种。潮剧至迟在明初已盛行于潮州地区，并保存有较多的传统剧目。特别引人注目的是，1958年揭阳渔湖公社西寨村明墓出土的嘉靖年间潮剧抄本《蔡伯皆》（即琵琶记）；继而又在1975年12月，潮州市凤塘公社后陇山园地的明初墓葬出土了宣德年间写本《刘希必金钗记》，这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戏文写本，价值至钜！此外，早在1956年，梅兰芳和欧阳予倩从日本带回往昔已流出国外而在国内未见著录的两种潮州戏文影印本，一为嘉靖刻本《荔镜记戏文全集》（付刻《颜臣》），二为万历刻本《金花女大全》（附刻《苏六娘》）。经历了失而复得的曲折过程，这些珍贵的戏文终于刊行，对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史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每座历史文化名城，都具各自的独特优势。潮州古城的优势之一，便是“石牌坊”，它能充分突出古城风格。原有石坊分布于老市区的达近百座，以太平路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均匀而密集；涉及古代历史名人一百多位，尽显府治雄风。按其纪念内容，可分府县治坊、府县学坊、选举坊、义烈坊、文臣武将坊、封坊、节孝坊、善施坊、贞寿坊、桥道坊、名山坊等十二大类。石牌坊是潮州历史的“沉积”，也是“岭海名邦”的“石”证、建设技艺的结晶、文物风貌的浓缩。潮州市现已作出总体规划，拟分期分批依旧址逐一实施恢复。石牌坊的全面修复，其作用不仅在于显示石坊本身的艺术价值，增强古城美学功能；更重要的是可较全面、较集中地再现潮州“光荣史”，既为古城风貌定格，也提携了周围文物景点。若然，则“明清古城”之格局可成，旅游景点一体化、系统化的目标也随之实现。　　“潮州工夫茶”，正是以这样特定的历史文化大背景及接受其长期熏陶的家家户户为依托，在潮州落地生根更至于花繁叶茂的。
第二部分潮州工夫茶源流（1）-（图）　　潮州工夫茶是指流传并保存于中心区域潮州及其周围地方的中国工夫茶之冲泡方法，主要程式有茶具讲示，茶师净手，泥炉生火，砂铫掏水，榄炭煮水，开水热罐，再温茶盅，茗倾素纸，壶纳乌龙，甘泉洗茶，提铫高冲，壶盖刮沫，淋盖追热，烫杯、滚杯，低洒茶汤，关公巡城，韩信点兵，敬请品味，先闻茶香，和气细啜，三嗅杯底，瑞气圆融等二十一项。　　潮州工夫茶是中国茶道之集大成者；潮州工夫茶、中国工夫茶、中国茶道，实质是三位一体。　　　　中国工夫茶之中心区与外围区　　有“中心”，便有“外围”，这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周礼·夏官司马第四》载大司马之职，其一是掌管“九畿”：京城周围千里见方叫作“国畿”，它外面五百里见方叫作“侯畿”，此外还有“甸畿”、“男畿”、“采畿”、“卫畿”、“蛮畿”、“夷畿”、“镇畿”、“蕃畿”，九畿之划分，是以京城为中心，向四周逐渐扩散，从而形成服务京城的各个层次。这里既有政治需要，也有经济需要，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首创了文化区域的“中心——外围”结构层次。　　中国就是这样，随着京都的迁徙，文化中心也作接力棒式的转移。　　早在北宋时期，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已明显南移，仅以南方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而论，足令世人瞩目。如茶叶一项，每年投放市场总值达一百万贯（华山《从茶叶经济看宋代社会》，文载《宋史论集》）。自南宋建都临安，经济重心南移已全面实现，江浙地区经济繁荣发达；茶叶名种已逐渐取代了福建贡茶的地位。由于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其结果势必导致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中心南移。所以此时的江浙地区业已具备了繁荣中国工夫茶的深厚根基。发展至明代，江浙地区终于成为文化力度最强、能对周围地区起文化“辐射”作用的特殊区域——中国工夫茶中心区。　　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活跃，社会经济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动。大批富商凭借其雄厚财货，追逐奢侈豪华生活享受，这不仅刺激了社会风尚的变化，而且导致城市风貌随之改观。最有代表性的是苏州。《巢林笔谈·卷五》说它“奢靡为天下最”；杭州当然也不逊色，《古谣谚·卷六四》引民谣称之为“花簇簇”。这个时期的江南城镇，茶楼、茶社日见增多。社会经济的变化，催生了王阳明的“心”学。　　简而言之，“心”学即是“致良知”之学，它以人心为宇宙的本体，力倡“良知良能”，“格物致知，自求于心”，进而提出“求理于吾心”的知行合一说。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向明初程朱以“一”为本体的独尊学说挑战。在当时，“心”学虽被视为一种对正宗统治思想的叛逆。但的确切实地起到“震霆启寐，烈耀破迷”（《明儒学案·师说》语）的作用，并引发巨大反响。王阳明的弟子王艮率先扬起人的自然之性的旗帜，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使被程朱理学看成十恶不赦的“人欲”升华为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之“道”，给了禁欲主义当头一棒!接踵而至的是李贽、徐渭、汤显祖等大师的热烈响应，终至于汇合成强大的人文思想潮流，成为明末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
第二部分潮州工夫茶源流（2）-（图）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是“贵义贱利”，正像董仲舒所说：“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王学泛滥之后，人们——尤其是士子，已普遍认为：“义即在利之中，道理即在货财之中”，唯有这样去认识义利，“乃不流于虚，而天下、家乡受其益也（陈弟《义利辨》）。”在这股新思想的诱导下，士子们开始把目光投向经济，并自觉地从文化活动中开掘人伦世俗的生活情趣。因此，明代中后期，不仅有茶的专著陆续问世，而且数量多、质量好。　　概观明代主要茶著，其作者几乎都集中在江浙一带，这显然与上述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前列诸书，编撰者许次纾、高濂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屠隆是鄞县（今浙江宁波）人；顾元庆是长洲（今江苏苏州市吴县）人;周高起是江阴（今江苏省江阴市）人。尤其是屠隆，曾发表过大量“异端”议论，实不乏晋人放诞自负之风格，成为开创一代新风的急先锋。且颇为袁宏道所激赏，曾评曰：“屠长卿一人，轩轩霞举，略无些子酸俗气”。　　茶书的相继问世，不但给茶事的发展推波助澜，而且是中国工夫茶中心区已达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可见明永乐年间，尽管由于京都北迁而隐伏着文化中心迁移的危机，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的“潜文化”，却仍然依靠历史的习惯定势维持着自身的稳定性和延续力，没有与权力中心的变异形成直接而迅速的对应性效应。　　正是由于不同地区间存在着文化力度的差异，而文化的辐射性与受容性又是文化存在的形式，因此与中心区相对应的是“外围”区。在明代，闽粤地区便成了中国工夫茶的“外围”地区。　　潮州地区的饮茶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潮州八贤之一的张夔，是政和七年（1117）进士，他的《送举人》诗中有句：“燕阑欢伯呼酪奴，鸾旌凤吹光寒儒”（见《潮州三阳图志辑稿·卷之四·艺文志》）酪奴是茶的别称；这句诗说的是酒宴之后进茶助兴。　　至明代，因受中心区的影响，潮州饮茶已渐次成风，并较多见诸文字记载。正统年间，潮阳教谕周泰《治干寺》诗云：“僧童煮茗烧红叶，游客题诗扫绿苔。”（载顺治《潮州府志·卷十一》）嘉靖十一年（1532）状元林大钦《斋夜诗》（载《东莆先生文集·第五卷》）云：“扫叶烹茶坐复行，孤吟照月又三更。城中车马如流水，不及秋斋一夜情。”嘉靖《重刻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梳妆意懒》有句：“安排扫厝点茶汤”；《闺房寻女》有句：“不见益春点茶汤”;万历《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借银往京》有句；“讨茶来食”。　　有明一代，潮州地区饮茶显然较前朝普遍，却尚未成风。万历《潮中杂记·卷十二》载：“潮俗不甚用茶。故茶之佳者不至潮。”足见饮茶之事，尚不能引起文人学士的重视，遂致饮茶细节未详。至于饮茶专著，则付阙如。但作为工夫茶之“外围”区域，出现这种情况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大凡文化辐射，都是通过人口迁移、商贸、宗教、文化交流、战争等诸因素来实现其弥漫与扩散的，且进程缓慢。如前所述，明代永乐年间，京都北迁，江浙地区便潜伏着工夫茶中心转移的危机。作为“外围”地区的潮州，在接受较长时期的辐射、整合作用之后，却是以此为契机，逐渐积聚着取而代之的势能。工夫茶文化中心区正呈现“接力棒式”的转移。    　　明清易代，社会出现了空前激烈的大动荡局面。身处其间的士子，在感受“亡国”的切肤之痛后，遂认定明王朝的垮台，与理学的“性命之说，易入虚无”（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的空谈关系至钜。经过深沉的反思，清初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陈确、唐甄、颜元等，以其深厚的实学根柢，本着“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的精神，积极倡导“经世致用”，并身体力行，为传统文化输入了新鲜的人文思潮，让文化尽量贴近经济，并号召士子踊跃从事“治生”经济活动。顺治举人唐甄，曾任山西长子知县，晚年却转而“以贾为生”。他在《潜书》中声明；“我之以贾为生者，人以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这几句话的主旨是说，之所以弃学从商，是为了使经济生活能够独立自主；只有这样，才能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达到“不辱其身”的目的。这股有代表性的思潮，以强劲的势头继续发展，紧接着便出现了“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落帆楼文集·卷二十四·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的人文文化流向。做为经济活跃地区的江浙一带，人们的注意力急剧转向。到了乾隆年间，“重商”倾向可谓登峰造极。浙江吴兴人姚世锡《前徽录》载，当时的士子竟然“用晚生帖拜当商”，“而论者不以往拜为非”。显然，在金钱大潮强力度涌动的环境氛围中，人心浮动，人们已无暇顾及“工夫茶”的品饮。清代中叶以后，江浙地区便失去了工夫茶中心区的地位。　　
第二部分潮州——工夫茶中心区地位的确立（图）　　什么叫“工夫”?一般有四解；一是工程和劳力；二是素养；三是造诣，成就的程度；四是空闲时间。“工夫”与烹茶方法联袂，称“工夫茶”，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清代俞蛟《潮嘉风月记·工夫茶》，全文照录：“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炉形如截筒，高约一尺二三寸，以细白泥为之。壶出宜兴窑者最佳，圆体扁腹，努咀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许。杯盘则花瓷居多，内外写山水人物，极工致，类非近代物，然无款识，制自何年，不能考也。炉及壶盘各一，唯杯之数，则视客之多寡。杯小而盘如满月。此外尚有瓦铛、棕垫，纸扇，竹夹，制皆朴雅。壶盘与杯旧而佳者，贵如拱璧，寻常舟中不易得也。先将泉水贮铛，用细炭煎至初沸，投闽茶于壶内冲之，盖定，复遍浇其上，然后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非拇战轰饮者得领其风味。余见万花主人，于程江月儿舟中题《吃茶诗》云：‘宴罢归来月满阑，褪衣独坐兴阑珊。左家娇女风流甚，为我除烦煮凤团。小鼎繁声逗响泉，篷窗夜静话联蝉。一杯细啜清于雪，不羡蒙山活火煎。’蜀茶久不至矣。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夷，极佳者每斤需白镪二枚。六篷船中食用之奢，可想见焉。”　　以上录俞蛟论“工夫茶”全文。需加说明者，前此有成书于雍正十二年（1734）之陆廷灿《续茶经》，其卷下“茶之出”引《随见录》有云：武夷茶“其最佳者名曰工夫茶”。陆文之“工夫茶”乃指茶种，因制工精细得名，并非品饮艺术。故专指茶艺之“工夫茶”，仍以俞文为首见。　　俞文对潮州工夫茶的记述，与今之流行程式几近一致；可见至迟在乾隆年间，潮州地区的工夫茶冲泡方法业已形成规范，发挥了为研究者们提供一种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信念的作用。　　俞文阐释了“工夫茶”三种主要内涵：那就是茶人的素养、茶艺的造诣以及冲泡的空闲时间。请别忘记，江浙地区之所以失其工夫茶中心区地位，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彼时彼处的人们已没有“工夫”去烹治程序繁复、技艺细腻的“工夫茶”了。　　俞蛟是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生活在乾、嘉时期。生平足迹，北至直隶，南达两广，可称得上见多识博。乾隆五十八年（1793）曾任兴宁县典史，因此对粤东潮嘉一带的民情风俗颇多了解。《梦厂杂著·潮嘉风月》便是身历其境之作。他出生于原属工夫茶中心区的江浙，到了潮州，亲见工夫茶的冲泡，竟然大感新奇!苟不论俞蛟说解潮州工夫茶的动机，我们仍有理由责怪他“数典忘宗”。但这显然不是出于主观疏忽，而是实出无奈：老家的工夫茶早巳绝迹了。工夫茶中心区转移至潮州，已属毋庸置疑的事实。　　这里还可提供上述论点的另一例证，那就是载《天咫偶闻·卷八》的震钧《茶说》。《茶说》前言开门见山：“煎茶之法，失传久矣。士夫风雅自命者，……未有解煎茶如《茶经》、《茶录》所云者”。震钧，满族人，生于咸丰七年（1857），卒于民国七年（1918）。他撰写《茶说》时，“正侍先君于维扬”，有闲暇，“每阅《茶经》，未尝不三复求之，久之若有所悟。”“乃购茶具，依法煎之；然后知古人之煎茶，为得茶之正味”。“维扬”是扬州之别称。读《茶说》，确知彼时苏杭工夫茶之法已“失传久矣”。　　震钧生平“游南北”（《茶说》语），遍尝南北茶饮。他精研《茶经》，痛惜古法失传，遂据《茶经》所述，“购茶具依法煎之”。既而撰成《茶说》，尽得潮州工夫茶要领，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震是否到过潮州?无从查考，果若没有到过潮州，仅凭《茶经》依法践履，乃著《茶说》，那么，《茶经》与“工夫茶”之渊源关系则更能不挑自明。再者，纵观《茶说》前言所述及正文介绍文字，震钧显然将“煎茶法”与“工夫茶”等同看待。在他的笔下，《茶经》、《茶录》并提，不仅揭示出两者的传承关系，而且让读者进一步明白：陆羽的“煎茶法”，《茶录》的“斗茶法”，便是时下的“潮州工夫茶”！道光《厦门志·卷十五·风俗记》载：“名曰‘工夫茶’，或曰‘君谟茶’之讹”。蔡襄，字君谟，闽人。因熟悉茶事，在福建转运使任上，造茶上贡。又因“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丁谓《茶图》独论采造之本。至于烹试，曾未有闻”。遂“勒成二篇，名曰《茶录》”（《茶录》自序）。上篇论茶，下篇论茶器（详见前）；于烹制方法及茶具使用均有精当论述，对后世影响至钜。遂有《厦门志》的所谓“君漠茶之讹”说。其实，“工夫茶”讹“君谟茶”，非但不“讹”，且能为我们传送千真万确的新鲜信息：“工夫茶”就是宋代茶事的创造性延伸。这与震钧视煎茶法和斗茶法为工夫茶之观点洵有异曲同工之妙。　　众所周知，清代工夫茶的流行区尚有福建。因而客观地说，清代工夫茶的中心区应该是闽粤，但也不应忽视如下史实：同属中心区域内，仍呈现“中心移动”现象。　　乾隆五十一年（1786），袁枚游武夷山，品尝武夷茶，并撰成《武夷茶》（见《随园食单·茶酒单》），字里行间，虽无“工夫茶”之名，却有“工夫茶”之实。武夷山在闽北，就地理位置而论，较接近于江浙。　　光绪年间，杭县（杭州）举人徐珂撰《丘子明嗜工夫茶》（见《清稗类钞·饮食类》）云：“闽中盛行工夫茶”，其具体区域是“闽之汀、漳、泉”。可知清末工夫茶盛行区已局限于闽南。这就是中心区域内同样呈现“中心移动”的事实。越往后推，闽南工夫茶区越见其缩小。 　　
第二部分潮州工夫茶之器（图）　　潮州手拉坯朱泥壶　　枫溪——潮州手拉坯朱泥壶的发祥地　　潮州朱泥壶（俗称“红罐”，港、台等地讹称“汕头壶”），其发祥地是潮州枫溪。　　朱泥壶，顾名思义是采用朱泥制成之茶壶。朱泥俗称“红泥”，是紫砂泥料之一种，属天然矿料，绿色材质。原土的最大特点是含氧化铁量极高，呈土黄色，烧制后转红色。朱泥质地细腻柔韧而不含砂，可塑性远胜于紫砂泥。朱泥用于制造茗壶，其成品便可形成独特优点。其质地坚实而颗粒结构较瓷器疏朗，表面平滑却能保持低微的吸水性和透水性;保温性好，但泡茶不失原味；更具有耐受骤然变冷热的性能，在20℃～150℃之间连续出现偏差也不开裂；不含有毒物质及放射性元素；此外，尚能用于制造精美的浮雕茶壶。　　用朱泥制壶，大致有二种方法：　　较广泛使用的是模具注浆法。其生产流程是先按产品设计进行雕塑造型，用石膏制模具，然后将朱泥浆注入模中；凉干后脱模，接着是对坯体进行整修，最后经烧烤而成产品。　　另一种生产方法是手拉坯成形法。潮州朱泥壶之最精美者，都是用手拉坯成形法制造出来的。鉴于本地红泥的特性，经选料调配，加上淘洗、陈放、练泥等细致而又严格的制泥程序，因而具备了可塑性能好、光滑度高、生坯柔韧、干燥收缩性小等工艺性能。手拉坯成形法既为千姿百态的造型提供良好的工艺条件，更赋予朱泥壶优异的实用功能。　　潮州朱泥壶依靠辘轳旋转成形，所以均属几何形类传统圆器款式。器形虽尽为圆器，但绝非意味着单调。相反，潮州壶艺师们却凭这特殊的“基因”，开创出了“圆非一相”之壶艺新天地，并从中透视出潮州朱泥壶的鲜明个性：壶身小，壶体薄，蓄热时间较长（对比盖瓯而言），与外界的热交流快，善发茶香，美感效应明显。把手便于拿捏斟注;壶嘴直而出水通畅;盖子和壶口接合的形式多为压盖式;壶盖沿与壶口沿都较狭，壶薄故也。盖内墙与盖顶乃由同一团泥按压而成，无需要接合工序，交界处不呈拱形；盖墙较高。壶内壁有明显手拉痕。壶底多为“一捺底”（发展至现代才出现“钉足”）。上乘朱泥壶多不彩绘，仅凭自身天然底色产生肌理效应，为其原就具备的质朴典雅更增几分魅力。壶用愈久，摸、拭日加，手泽感应，器愈生辉：此即所谓的“养壶”后效。茶渣的沉积，按比例起香，颇受青睐。　　茶担现已不多见；即有，也只供摆设，极少有人使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