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6test1passage3:与格拉斯一起回忆（书人书事）

袁 晞
《 人民日报 》（ 2011年11月01日   20 版）

君特·格拉斯
从但泽走廊走向世界，从历史走到今天，从《铁皮鼓》、《狗年月》到《辽阔的原野》、《我的世纪》，再到《蟹行》和《剥洋葱》，君特·格拉斯的文学描绘出近现代德国及至欧洲的历史，还有他“这一个”人在世界历史中。
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格拉斯用近似编年的方式写成《我的世纪》，文字沉重得让人难以忍受。他在中文版序言中说：“‘一百年，一百个故事’……我不得不再一次地埋头在历史的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会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按照巴罗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些短小的故事，在这里不让那些说是他们推动了历史的有权有势的人发言，而是让那些不可避免地与历史相遇的人出来说话……”
格拉斯用几位普通德国人的口叙述的两次世界大战最能表现这一历史过程。书中一位德国妇女在几十年后回首往事时说：我的小儿子“去艾克恩费德参加了海军，作为潜艇水兵在战争中永远地留在了远方”。“我的二儿子也是如此。他去了非洲，再也没有回来。”“我的大儿子一直在警察局做事，只有他活了下来。他曾经随同一支警察部队去了苏联，一直到了乌克兰，肯定也一块儿干了一些坏事。他对此从来也没有说过。战后也没有……”全德国有多少这样的家庭！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时，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蟹行》的中文本。这是格拉斯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出版的第一部新作，小说取材于真实的历史，1945年1月30日，德国轮船“古斯特洛夫号”被苏联潜艇击沉，一万多名士兵和难民丧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海难。格拉斯在叙述事件场景的同时，虚构了小说的人物，17岁的图拉在获救的舰艇上生下不知父亲是谁的儿子；故事又顺着图拉的生活讲下去，儿子保尔长大后在西柏林生活，结婚生子，又与妻子离异并与儿子康德拉长期不在一起生活；两德统一，康德拉才见到在东边生活的奶奶；孙子成了奶奶的精神寄托。让人震惊的是，历史和现实的影响使康德拉创办了新纳粹的网页，要为纳粹招魂，最后开枪打死了观点不同的网友。
图拉、保尔、康德拉这一家三代是战后德国的三代人，每代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对德国人来说有更复杂的内容。今天更让人关注的是年轻的康德拉。德国统一后才成长起来的康德拉何以走到这一步？如果没有德国全社会持续不断地思考，如果没有世界人民的从不疏忽的警醒，罪恶还有滋生的土壤。
2006年，年近80的格拉斯拿出一本自传——《剥洋葱》，让德国民众知道他当过党卫军的往事，一时间，让很多喜欢他的人难以接受。细读这本书时，才知道这是一个德国人对个人历史的坦诚讲述，是一个伟大作家对自己民族的深刻反思。格拉斯写道：“回忆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它会躲藏起来。它爱献媚奉承，爱梳妆打扮，而且常常并非迫不得已。它与记忆相悖，与举止迂腐、老爱争个是非曲直的记忆相悖。你若是追问它，向它提问，回忆就像一颗要剥皮的洋葱。”
洋葱皮有好多层，层层何其多。少年时代的格拉斯是听“人民接受器”长大的，这种当年德国每家必备的廉价收音机收听不到“敌台”，只能听希特勒、戈培尔们的声音，它叫“人民接受器”，在纳粹德国的人民是不能有自己的声音的，只能“接受”。“是纪录片《每周新闻》向我灌输了黑白分明的、使我深信不疑的真理”：德国处在敌人的包围中，德国是“一座抵御赤化大潮的堡垒。一个进行命运决战的民族”。17岁男孩格拉斯加入了垂死挣扎的德国军队。走上战场，面对的是苏军的“斯大林管风琴”（火箭炮的绰号）的咆哮，“听见两种语言的叫喊，接着是扫射声大作，直到最后俄国人的冲锋枪掌握了全部发言权”。由于走运或者纯属偶然才大难不死熬到了战争结束，并且四肢健全。男孩因此成了大德意志帝国衰败的见证人。
剥洋葱皮并不都是愉快的事情。格拉斯坦白地说：过去“几十年来，我始终拒绝承认自己和‘党卫军’这个词，和那两个S字母有关。战后我心中始终羞愧难当，对少不更事时引以为豪的事情避而不谈，保持沉默。但是，负担依然还在，谁也无法减轻。”“过了一些时间，我才慢慢理解并且勉强承认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或者准确地说，在不想知道的情况下参与了犯罪，这种罪行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轻，宏观世界不会失去时效，我依然负有罪责。”
文学的描绘、往事的记录、生活的回忆、历史的见证。二战结束60周年时，柏林建立了由2700个大小不同的水泥块组成的大屠杀纪念碑，散布在大约两块足球场面积的土地上，在新建筑林立的德国首都触目惊心。推动修建纪念碑的人士说得很准确：纪念碑“不是为犹太人而是为德国人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