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氯亚砜处理:1950年代新闻摄影造假史

　　□ 记者  王骞

　　亩产3万斤的水稻田里，4个幼童站在水稻穗上，在阳光中蹦跳嬉笑，他们脚下厚密的稻穗似乎拥有沙发般的弹力。这张1958年新华社记者于澄建拍摄的新闻图片，首次刊登于当年8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一版。照片说明里提到的高于正常产量数十倍的数字，曾一度让大陆民众对新中国的生产力，产生狂热而盲目的信心。
　　在中国的新闻史上，这张假新闻照片只是一个庞大的新闻造假体系中的片断。但在新闻史的研究中，这段历史始终在角落里若隐若现。而近日出版的《红旗照相馆——1956—1959中国摄影争辩》，则揭开了60年前，大陆新闻摄影界围绕新闻真实性问题的3年争辩，讲述了新闻照片如何在为政治服务的官方语境中，为制作假新闻照片找到合法性的一段历史。
　　60年后的今天，接受过该书作者晋永权采访的中国第一代摄影师，翻检此书时，不仅有忏悔，更感叹：“历史的遗迹至今遍布中国大地。”
　　虚构和组织加工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中国官方新闻管理机构——新闻出版总署下设的新闻摄影局，对新闻的真实性要求严格。
　　1952年进入新华社摄影部工作的许必华，还记得参加培训时，老师提到的两个假新闻案例。一名记者，到北京郊区拍摄乡村文化馆，可能是文化馆已经解散，他就搜集了杂志、书籍，找几个农民在那儿装模作样看一下，拍了照。另一位南京大学的高材生，拍摄港口时，仅有3条船，他感觉非常凋零，就拍了两次，合成一张有6条船的照片。这两名记者均受到处分，拍文化馆的那位，因完全无中生有被开除。
　　当时官方强调要“大力反虚构”，晋永权说，但因现实中已存在造假行为，业界对采访中记者是否能干涉被拍摄的人或事物的讨论已经开始。待新华社摄影部成立，官方观点逐步转变，提出在采访中可以进行一定的“组织加工”，理由是：为使新闻图片的质量不断提高,更充分地表现图片的主题思想和现实生活的美，对人民群众起到更大和更好的鼓舞作用。

　　1956年3月，新华社摄影部主任石少华对此作了进一步解读。这个当时摄影界最高级别的官员提出：新闻照片必须完全真实，要反对虚构和摆布，但在某些情况下，对拍摄现场作一些技术性的调整，比如会议桌上的茶杯暖瓶放得太杂乱，或者在画面中太突出，在不影响会议进行的情况下，对它们略加整理，这是允许的。
　　但虚构、摆布和组织加工、技术性调整的界限在哪里？这些概念从未有人能清晰讲述，在当年的新闻摄影界引发混乱。这年7月，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的一张照片，成为引发这些问题大讨论的源头。
　　这张照片是在北京北海公园，杜修贤和朋友的孩子坐在园内出租的儿童车上的留影。杜修贤拍下这个场面后，作为公园出租儿童车的新闻发表，但北京分社认为这张照片纯属“摆布”，是造假，压下不发。当一些同事批评杜修贤的行为时，摄影组的张惠贤却认为：不能因为坐车的是记者的孩子，就说这张照片是虚构或不真实的。杜修贤也解释说，带着熟悉的小孩拍照，会比较理想，但并不影响新闻性和真实性。
　　年末，新华社官方出版物上，刊登了新华社总社的意见，提出“把自己的家属当作‘理想’的拍摄对象是不恰当的，这种理想只能导致肆意的摆布”。但一场围绕关涉新闻真实性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见之后并未就此停步。
　　为政治服务
　　杜修贤事件的前3个月，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鼓励知识分子公开提意见，甚至指出“批评政府不犯罪”，为这场讨论提供了较为宽松的舆论氛围。
　　此后数月，编辑、记者、业内刊物的负责人、摄影学会的会员纷纷加入这场讨论。各方人员提供的真实案例表明，虽然虚构新闻并不被业界认同，但在“组织加工”名义之下，记者干涉被采访对象的情况普遍存在。
　　《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洪克“组织”过一张毛泽东的照片，颇受官方好评：休息室里，年轻的女劳模徐建春给毛主席的香烟点火，他们身旁围绕着7个女青年，个个笑容灿烂。
　　据洪克的同事铁矛回忆，洪克自述拍摄前已经和女青年们沟通过，希望她们配合拍出好照片。当毛泽东走进休息室，习惯性地掏出烟时，洪克立刻给徐建春使眼色，心领神会的徐建春拿起了桌上的火柴。新华社评论此照：反映了毛主席和青年们那种融洽、亲密的关系，也反映了青年们对毛主席的尊敬和爱戴。
　　因为“组织加工”过的照片通常主题鲜明，构图和光线都更为完美，也比抓拍的新闻图片更容易发稿。晋永权说，到1957年，即使最激烈的反对者，也大体认同应当允许“正确的组织加工”。
　　当这些争论还在业务领域进行时，1957年6月，毛泽东突然转变支持争鸣的态度，呼吁对“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击。
　　石少华的秘书、新华社《新闻摄影》编辑戴戈之被下放农场，他曾批评新闻摄影因片面强调“政治第一”，存在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暗室技术》的作者、新华社老摄影家魏南昌，《人民画报》副总编辑丁聪，《人民日报》图片组组长苍石、《民族画报》编辑室主任黄修一等，一批在新闻摄影界拥有话语权的人均被打成右派，他们都追求摄影中的艺术性。
　　骤然紧张起来的政治氛围下，1958年1月，《新闻摄影》赫然提出“新闻摄影是党的宣传工具”。据复旦大学新闻学教授童兵研究，“反右”之后，媒体的功能被确定为“阶级斗争工具”，待到“大跃进”，官方进一步提出新闻工作者必须做党的“驯服工具”。
　　从“摆布和组织加工开端”业务探讨，此时的议题逐渐转向新闻和政治的关系，而起初由编辑、记者自发的讨论，从1958年8月开始，也成为官方组织下的活动：一系列的座谈会在全国各地召开，参加者为新华社总社和21个分社人员，全国27家报纸、12家画报和杂志的新闻工作者。
　　1959年12月，新华社以一纸《总结性意见》终结了这场持续3年的讨论。《意见》并未对摆拍、组织加工这些问题加以说明，但确立了新闻摄影“正确的采访路线”：在党的领导下，对群众进行政治鼓动并对敌斗争。
　　苏联的影响
　　政治工具论为制作假新闻照片提供了合法性。多名老摄影人提醒，这要归咎于苏联的影响。   
　　1954年新华社派出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赴苏联塔斯社学习。新华社摄影记者袁苓在结束塔斯社的学习后，整理出一本名为《在苏联摄影实习的体会》的小册子，于1957年出版；同年他又撰写《向苏联摄影记者学习》等文章，提出：新闻报道必须服从政治斗争的要求，要对人民群众有指导性；为追求新闻本质上的真实，允许摄影记者合理地干涉来完成照片的拍摄等观点。
　　塔斯社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照片要完美”，许必华说：“这一段时期塔斯社的照片，我现在讲可以说90%都是摆的。”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杨恩璞，在1950年代末学习摄影期间，亦有相同感受。当时他们学习的样板是苏联和中国合拍的两部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这两部至今仍被播放的纪录片，大量镜头为事后重拍。《中国人民的胜利》里白天进行的渡江战役，事实上发生在夜晚，纪录片里的国民党军队，均由解放军扮演。杨恩璞说：“当时学苏联，把我们整个弄糊涂了。”
　　但晋永权认为：不能把一切坏的结果都归至苏联，这有扩大苏联影响的嫌疑。中苏在1950年代后期关系破裂，对苏联的全面学习出现中断，1957年，大陆还大量翻译介绍苏联新闻摄影界对新闻图片造假问题的反思文章。
　　当时新闻人不懂新闻，这或许是假新闻出现的个人因素。许必华说，他开始做摄影记者时，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知道摄影有艺术摄影、新闻摄影之分。他甚至认为照片不属于新闻稿件，稿件只能由文字组成。
　　建国初期的新闻摄影人基本由三类人组成：解放区来的战地摄影师，主要聚集在上海的老一代摄影人，刚毕业的大学生。这些人对什么是新闻摄影，并无统一意见。但解放区来的摄影师们，对新中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一位老摄影师的后代认为，这种情绪促使他们倾向于表现社会光明美好的一面。
　　“影子敌人”
　　苏联产生影响的同时，欧美新闻摄影理念，伴随着少数外国摄影师、接受过欧美教育的摄影人，也时时冲击着大陆新闻人的头脑。
　　1956年，谢汉俊留美归国，进入新华社从事摄影研究。他坚持不能因为对政治有利，记者就可以在采访中进行摆布或组织加工的观点；在1958年8月到1959年，官方组织的新闻摄影真实性大讨论中，他亦强调：记者不是事件的制造者，必须依从所发生的事件进行报道。
　　1958年6月，“大跃进”期间，提出“决定性瞬间”的布列松访华，给大陆新闻摄影界以更强烈的冲击。中国摄影学会陈勃，6月20日陪同布列松前往北京十三陵水库拍摄。他发现布列松几乎看到什么就拍什么，看到一个从帐篷下面伸手抓黄瓜的战士时，他像“猫抓耗子一样跑过去”，但当战士发现他拍照，对着镜头笑后，他立刻就收起相机，摇摇头走了。而同去的摄影学会摄影家们，很少抓拍人物动作，照片不够生动。两相对比，陈勃觉得：我们在某些方面没有布列松注意得多，这是值得我们改进的。
　　一个月后，布列松受邀与北京摄影界人士座谈，对照片的真实性、如何表现这种真实性，以及相机的选用等问题一一作答。他批评一张表现丰收的照片，一个妇女抱着一捆麦子笑得很厉害，当然丰收是要笑的，但不见得笑得那么厉害，在地里，当然是灰尘仆仆，但这个妇女却很干净。
　　摄影界仍将他作为“友好人士”送走，1959年5月，中国摄影学会领导及各摄影理论研究刊物的工作人员，看到他在美国《生活》、《皇后》杂志上发表的照片后，认为他否定我国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为美帝国主义的反华宣传服务。
　　详情请见：凤凰周刊2009年第16期 总第3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