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地搓搓手表情:建设文化强国需要文化自觉

于 平

我们要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指导文化建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探索中国革命与建设正确道路的理论建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的产生，本身就是我们思想文化建设的重大成就，因其能正确有效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成为我们思想的旗帜和工作的指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我们的文化建设，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如全会所强调的，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这个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构成，同样是为着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我们要自觉地理解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重要的理论和现实课题。李长春同志曾在《求是》发表署名文章，论述“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长春同志论述了文化建设中“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与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文化需求的关系”等“十大关系”，特别强调“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主题，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根本任务，以改革创新和科技进步为强大动力，以构建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主攻方向，以全面提高人才队伍素质为重要保障”。事实上，自步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文化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上升到新高度，对文化发展规律和方向的认识进入到新境界，任仲平在《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中说得好：“文化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又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目标；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又是民生幸福的关键内容；既直接贡献于经济增长，又对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认识的新高度和新境界，是我们理应具备的文化自觉。

我们要自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文化建设的诸方面和全过程，坚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全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我们都十分清楚，没有共同理想信念和基本道德规范，“文化强国”就根本无从谈起。学者们注意到，在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期，民众的信念也在发生转变——从注重理想向强调实际转变，从注重义务向强调权利转变，从注重群体向强调个体转变……如何进一步提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当前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我们不仅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而且要通过我们的精神文化产品，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我们要自觉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将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落到实处。“人民至上”是我们党治国施政的重要理论，文化建设自然也是这样。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在论及文化建设时，多处表述过这一理念，如“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等。全会认为“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提出了“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等举措。除设施建设、服务网络、免费保障外，“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的文化建设，还要“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还应“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应当认识到，中国现代化的成功不可能脱离社会大众来谈，社会大众的文化自觉需要我们文化工作者的自觉培育和引领。

我们要自觉厘定文化的双重属性和文化发展的双重任务，在文化建设中推动政府与市场的双轮驱动。至今我们仍不否认文化是具有意识形态深刻属性的敏感领域。但正如李长春同志在《求是》撰文所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既有教育人民、引导社会的意识形态属性，也有通过市场交换获取经济利益，实现再生产的商品属性、产业属性、经济属性。”正是基于对文化双重属性的厘定，我们的文化建设才确定了“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双重任务，才提出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政府通过抓公益性文化事业，实现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则需要我们的文化自觉走向市场。用任仲平《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一文中的话来说:“让文化走向市场，就是把创造的权利、评价的权利、选择的权利交给广大人民……就是要在市场的大潮中培育出我们自己的合格市场主体，在发展产业和繁荣市场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就是要在国际竞争的大格局中，以市场倒逼民族文化企业的成长与壮大。”

我们要自觉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要求我们必须牢记：“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他特别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继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继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大动力。”文化体制改革对于我们当下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我们置身于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进程中，我们的文化建设与发展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世界性”。我们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和广阔的文化消费市场，但我们却难以形成文化产品的商业运作也难以去吸引资本市场；学者们更指出：“文化交流中的逆差，国际竞争的劣势，关系的绝不只是市场份额的大小、产业较量的成效，更关乎意识形态主动权的得失、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弱。”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要有急迫感，要自觉加大力度，否则我们将被传统的体制所窒息，将无法全面迎接“世界性”的挑战。

我们要自觉推动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运用高新技术升级传统文化业态并拓展文化发展新领域。广义的文化，原本就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这样说，是指作为精神文化的“文化”与作为物质文化的“经济”并非完全不能沟通。“文化产业”理念的突起及其业态的迅涨，正是工业化时代物质生产理念在文化生产中的体现。我们已经注意到，文化产业的突起迅涨，对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发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实，作为对文化产品传统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对传统文化业态领域的突破，文化产业的内在支撑是高新技术对“文化”的切入。高新技术对文化产品生产方式的改变，我们往往只注意到它的“同型批量”，并认为这是对文化产品追求精神个性的抹杀乃至扼杀。 而事实上，当我们置身于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今时代，传统文化业态因其传播力的式微而深陷于窘境之中。应当认识到，文化产业作为当代文化建设跨越式发展的实现，并非传统文化业态生产的“产业化”，而是顺应当代文化传播方式的业态提升和业域拓展。文化产业之所以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发挥着优结构、扩消费、增就业、促跨越、可持续的作用，在于它本身就由高新技术所支撑所推动。它的扩消费是扩展着消费者的文化视域，它的增就业是增加高技能人才的就业，它的促跨越、可持续是因为它是面向未来、走向未来的文化建设。这是我们建设文化强国不可缺失的文化自觉。

我们要自觉将灿烂的文化遗产转化为文化较量中的主动优势，转化为软实力竞争中的现实优势。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引以为豪的不仅在于历史悠久，而且在于它不曾间断。也就是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是不仅重传承、认同而且重创造、包容的文明。对于这一文明的生存、发展机理不用细想，就能看到它一是自强不息的，二是厚德载物的。不可否认，我们有着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我们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也可以成为今日进行文化创造的文化资源。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我们丰富、灿烂的文化资源并没有支撑起我们文化创造的丰富和灿烂。对于文化遗产的灿烂，我们太多地存有一种“鉴宝”心态，太多地指望它们在收藏中升值。我们知道，文化遗产是我们祖先文化创造的历史积淀，文化遗产的精神价值不仅在于它凝固了我们祖先的精神轨迹和文化创造，而且在于它能激活我们的文化想象和创造活力。实际上，只有将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当今世界文化较量中的主动优势，转化为软实力竞争中的现实优势，我们才不会数典忘祖——我们在盘点文化经典之时将传扬祖先的文化想象，在继承文化遗产之时将激活我们的创造活力。

我们要自觉着眼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要着眼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走出去。在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今天，文化走出去已不是问题，问题是怎样地走出去才能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才能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事实上，今天文化领域面临的挑战，主要是置身于世界经济时代、文化生产也将走向“世界性”的挑战。任仲平《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说得好：“中国文化发展必须面对这样的考题——一面是加入WTO以后势必开放的国内文化市场，一面是我国文化单位与国外文化企业的悬殊实力……”由于实力的悬殊，我们的文化生产有可能被压制到全球产业链条的最低端，我们有可能在失去国际文化市场份额的同时遭遇到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价值观念的入侵。文化走出去，是国家文化形象建构的重要举措。与西方世界预警的“文明冲突论”不同，我们的文化走出去是力主“文化共荣”，是通过亲和力产生影响力。对于文化走出去的“跨文化传播”特征，我们既往对其技术层面予以了较多关注，现在需要下大力气的是观念层面，是深入探讨并有效调适规避“西方中心主义”普世价值并传递中华文化价值的普世意义。

我们要自觉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思想，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全会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提出“要加快培养造就德才兼备、锐意创新、结构合理、规模宏大的文化人才队伍。要造就高层次领军人物和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加强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和作风建设”。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也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有别于文化服务对象的文化创造主体的“以人为本”。我们注意到，全会高度重视文化人才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意识到我们的文化人才离建设文化强国还有较大差距，还需“加快培养造就”。对于文化人才的培养造就，实际上关涉到文化教育的问题。世界发达国家，主要体现为经济发达和科技领先，它们在任何时候都把科技和教育放在战略地位上予以高度关注。我国的文化建设，也在“引领风尚、教育人民”中起到教育的作用，因此对文化人才的培养造就，意味着对教育者的率先教育。从率先教育的视角来看，当代文化人才的培养造就，一要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二要注重团队精神的培养，三要注重开拓意识的培养，四要注重职业道德的培养。因为当代文化建设的重大成就告诉我们，既往“文化大师”的作用已悄悄让位于有高层次领军人物率领的团队，团队的知识复合能力、创意激发能力和生产实施能力都顺应着时代的选择并镌刻着时代的印记。在此我们似乎也可以说，建设文化强国需要高度文化自觉，而文化自觉首先是文化人的自觉，高度文化自觉则首先是造就培养文化人才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