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要渣男不要挫男:民国人物：躁进之人周善培

1　　1965年，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嘉丽，说到一件令他后悔的事情，就是49年不应该把中华民国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49年不改名的话，会减少很多麻烦，解决很多问题，好比联合国问题、台湾小朝廷问题等。

前清进士周致祥（据说辛亥革命后"归隐"三十八年，生平不写民国国号，但目前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二十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司徒丙鹤：《司徒美堂老人的晚年》，《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一十辑，第30页）

周致祥即周善培，致祥其字也。他带头抵制之后，反对的意见就“一边倒”地占了上风，最终否决了简称中华民国的意见。他参加了开国大典，并在国号，记年上改变了中国。

3　周善培对梁启超说："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这不待我来恭维你。但是，作文章有两个境界，第一个是能动人，读你的文章，没有不感动的。第一步你已经做到了。第二个是能留人。司马迁死了快两千年，至今《史记》里有许多文章还是使人不厌百回读的。你这几十年中，作了若干文章，你试想想，不说百回读不容易，就是使人读两回三回的能有几篇文章？"

前几天看梁启超传，里面有篇周善培的回忆文章，觉得他的政治思维要比梁启超敏感得多，对这个人感了兴趣，却没有查到多少有用的资料。有哪位有空能谈谈么？

康梁神离貌也不合时,康有为曾访周善培,问周,“我真佩服你,言必称赵先生。你为什么那样服从赵先生呢?”周知南海恨任公不服从他,就答复说,“赵先生只同我讲学问,学问的道理是方的,我无法违背他,只有服从他。

http://book.sina.com.cn/nzt/history/his/changyanda/　周善培对梁启超说："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这不待我来恭维你。但是，作文章有两个境界，第一个是能动人，读你的文章，没有不感动的。第一步你已经做到了。第二个是能留人。司马迁死了快两千年，至今《史记》里有许多文章还是使人不厌百回读的。你这几十年中，作了若干文章，你试想想，不说百回读不容易，就是使人读两回三回的能有几篇文章？"  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

1915年，24岁的朱国福受形意六代鼻祖李存义的重托，护送当时总统黎元洪的顾问周善培从天津到上海，押了33件行李。到上海后，朱国福留了下来，做了7年护院，然后到上海武德体育会当教员，很快，被提升为总教官。而后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霍元甲，当时也是上海武德体育会的一名教员。力战日本武士道

　　随之，朱国福跟随中央国术馆馆长张自江组织的7人考察团，到日本考察其武士道精神。

　　期间，日本多名9段搏击高手向朱国福挑战，往往都被他在一招之内打翻在地。日本人不服气，提出拼刺刀，当时日本的刺刀术在全世界排名第一。日本人全身防护，如临大敌。而朱国福却艺高胆大，连面罩也不戴。日本人大惊。朱国福轻松自若，放出豪言：若有什么后果，自行负责。

　　就这样，朱国福又连挑几名日本劈刺高手。日本人彻底服了，高薪聘请他留下来当教官。朱国福大义凛然：我是中国人，我不能教日本人用中国功夫来对付中国人！

　　考察期间，朱国福已经洞察了日本人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在日本的小学，他看到老师将苹果切成四瓣，然后给每个小朋友发一瓣。小朋友们吃完一瓣以后老师问：“你们还想吃吗？”小朋友齐声回答：“想。”这时，老师就会抓紧机会教育：“这些苹果都是我国的，可是被中国人抢走了，你们长大以后一定要到中国去拿回来。”

　　“这是在为战争作思想和舆论方面的准备！”回国以后，朱国福赶紧将在日本期间所见报告给南京政府。后来，日本正式侵略中国时，南京政府已经有所准备，与朱国福他们的考察报告也不无关系。

　　为了以武报国，朱国福还研制了一种结合棍、刀、剑、枪等四种兵器特点的组合器械，并编写了一套教材，成为中央国术馆的必修课之一。

　　为了对付日本的劈刺，他将中国传统的大刀改良，重新编写了一套刀法，在中央国术馆广泛传授。这就是后来国民党抗日军队和共产党抗日军队里使用的刀法。

　　在冯玉祥将军的要求下，朱国福帮助其训练“大刀队”，“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传遍中国。

周善培 Zhou Shanpei （1875～1958） ⊙雷康／编周孝怀一二事

　　号孝怀，属猪，原籍浙江诸暨县，随父宦游来川，遂定居。1899年东渡日本，考察学校、警校、实业等，居4月返川。1901年奉命带学生20名赴日本留学，并聘回日本教习来成都开设私立东文学堂。不久，赴泸州任川南经纬学堂学监。1902年任警察传习所总办。后赴粤，任督署副总文案兼广东将弁学堂监督。锡良任川省总督后回川任警察局总办。先设巡警教练所，继在成都建幼孩教育厂、乞丐工厂、老弱废疾院，并力戒鸦片烟，改造监狱，预防火灾，破除封建迷信。1908年任川省劝业道总办，通令各属普设劝业局，培训劝业员，大力资助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任内多次举办展销商品的工商赛会、商业劝工会，还在成都设立能容纳300余家商户的劝业场，这些措施推动了四川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还倡导和督促成立川江轮船公司，参与讨袁护国运动。国民政府成立后，潜心治学，不问政事，抗战初期在天津设电台，代表四川省主席刘湘对外联络。解放初任民生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著有《周易杂卦正解》及回忆录等。

亲历者日记中的开国盛典 2005-04-06 10:04:50 中华读书报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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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代表共662人，年龄最长的萨镇冰已92岁，其次司徒美堂、张元济、周善培也都在83岁以上，而年龄最小的学生代表只有22岁，周恩来称之为“四世同堂”。宋云彬、张元济、徐铸成和竺可桢，他们是学者、出版家、报人、科学家，更是历史的见证人，五十六年前的那个秋天，他们躬逢盛会，亲历开国一幕，并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文字风格在私秘性最强的日记中记下了点点滴滴，使后世的人们有可能通过这些第一手的私人性记录回到现场，感受早已定格在历史中的开国盛典。

　　发言时间的精确记录

　　9月21日晚上，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先由周恩来报告大会筹备经过，通过89人的主席团名单，朱德为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幕，请毛泽东致开幕词，接着刘少奇、宋庆龄、何香凝、张澜、高岗、陈毅、黄炎培、李立三、赛福鼎、程潜、司徒美堂依次发言，散会时已是11点。

　　竺可桢日记记下了每个人发言的准确时间，毛泽东18分钟，刘少奇14分，宋庆龄12分，何香凝15分，高岗18分，陈毅5分，黄炎培11分，李立三16分，赛福鼎连翻译16分，张澜11分，程潜9分，华侨代表84岁老人司徒美堂连翻译13分。发言者中宋庆龄、程潜是特邀代表，陈毅是解放军代表，黄炎培是民建代表。

　　宋云彬在日记中对这些发言者有一番评头论足：“讲演词以宋庆龄的最为生辣，毫无八股气，可惜她不会说国语，用一口道地上海话念出来，就没有劲了。陈毅的最简单，也很得体。黄炎培的发言，既不庄严，又不松动，令人生厌。程潜之讲词文句不通，意思也平常，应考末一名矣。宋庆龄讲话时，正雷雨大作，电灯忽灭，幸不久就亮。”

　　张元济日记说：“十时半散会，先是大雷雨，此时已止。”

　　徐铸成日记更生动些。“今日大会开幕时，忽雷电交加，大雨如注。散会步出，已满天星斗矣。”

　　9月22日，政协召开第二次大会，主要议程是听取过去筹备会的四个报告，分别是林伯渠、谭平山、董必武、周恩来作报告，张元济只记了一句：“是日周恩来演说甚久。”还是宋云彬有自己的看法。“今日作报告者，大都就拟定之报告书宣读一过，所费时间不多，独谭平山作口头报告，一口广东话，说来又不甚有条理，费时一点钟，令人生倦。”

　　发言内容的第一印象

　　9月23日下午举行政协第三次全会，有李济深等18人发言，徐铸成日记说：“其中，以刘伯承、粟裕、傅作义、梁希的发言，最受欢迎。刘、粟代表二野、三野向大会保证，短期内肃清西南、华南残敌，解放台湾，完全统一。傅甫由绥远归来，他说，蒋最近还有电给傅，说傅今天的处境，仿佛当年他在‘西安事变’时，望勿以一念之差，后悔莫及。傅并报告绥远和平解放经过，全场热烈鼓掌。傅发言的最后，还说今后将以将功折罪的心情，为新中国的建设尽力。梁为自然科学工作者首席代表，以朴质之态度，表示自然科学工作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决心。”

　　竺可桢日记也说：“今日讲演中以梁希、陶孟和、傅作义三人为最佳，廖承志演词亦紧凑。”上午他参加小组会议，国都问题一致赞同，纪年问题也无异议。“关于国旗问题则意见极为分歧，……无结果而散。”

　　宋云彬只是着重记下了傅作义的发言。“傅作义发言最坦率，谓此次赴绥远，蒋介石曾来电邀往重庆，有‘足下此次脱险，颇与十年前余自西安脱险相似，深可庆幸’之语，然余决不为所动，今日得参加大会，站在讲台上发言，真是既惭愧，又荣幸，更无限兴奋云云。”此前，8月29日，宋云彬在救国会例会上听沈钧儒作报告，毛泽东于6天前告诉傅作义、邓宝珊：“蒋介石造谣说你们失去自由，今请君等自由复归绥，如你们愿意返回蒋那边也给你们自由。”前一天《光明日报》收到重庆蒋方广播，居然说傅作义已脱险归来，将派机往接云云。但人们都料定傅作义等必能完成使命，返回北平。

　　这天下午的大会，张元济请假。不过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讨论会上，他明确反对采用西历。先是讨论国旗、国都，关于建都北京，“众无异词”。“至纪年一节，余以采用公历，合于世界大同之义，但目前尚难达到此境。至以现在为划时代，则民国犹是民国，民主犹是民主，不妨仍继续称民国纪元，今年为三十八年。且采用公历今年为一九四九，一则我国历史已有四千三百余年，多数不知历史者不免误认我国立国只有一千九百余年，似失国性；二则公历以耶稣降生为始，于我国回族、藏族不免有影响宗教之戟刺。”经过讨论，再四辩论，陈叔通力主公历，后来有人提出将原议和他的主张提交总会斟酌。后来周善培主张改元，“议论甚为透彻”，也提交总会讨论。

　　张难先不落窠臼

　　9月24日的政协全体会议上各单位代表共22人发言，徐铸成日记说“少精彩者”，只是“休息时，新疆代表献旗，并向毛主席献民族袍及民族帽，空气十分热烈”。竺可桢则说发言者中“以劳动英雄代表刘英源及张难先最为出色”。还是宋云彬记得最详细。

　　陈嘉庚平时颇善讲话（虽然说的是土话，必须翻译），今天照发言稿一个字一个字念，像过去私塾学生念书，听起来颇有滑稽之感。梅兰芳善唱戏，但上台读演讲词可不成。张难先发言不落窠臼，最后一段谓：“本席这个小组的代表中如张代表元济、周代表善培，都是七八十多岁的人，数十年不愿参加什么政治性的会议。再如李代表书城、宁代表武、张代表醁村等都是中国同盟会的老人，好多年看见旧政府所作所为，都是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主张，遇到什么政治性的会议都是不肯参加的。却是此次所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家都欢欣鼓舞，不顾衰老，毅然参加，这实在是看见解放军军纪之好，政府人员之刻苦努力，以及毛主席、朱总司令之英明领导所感召。就这几位老先生之参加看来，真可以代表全国人民心悦诚服地拥护人民政府。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故本席附带地报告一下。”生面别开，毫无八股气息，博得全场鼓掌。

　　宋云彬日记也提到一位知名人士之发言稿“文字不通，念出来当然也不通，俨然以学者身份登台发言，殊令人齿冷也”。日记还直率批评救国会之发言稿，本无精彩，开头又加上一段“人民八股”，更觉无聊。“余以救国会代表名义出席政协，听了沙千里把这篇发言稿在台上念，觉得惭愧之至”。

　　在这些发言者中陈嘉庚是华侨首席代表，梅兰芳、张难先为特邀代表，许德珩则代表九三学社。

　　这一天张元济日记仅说：“有代表诸人演说，至十人而止。”此前9月21日政协开幕前，张难先等5位曾参加过同盟会的代表与出版界元老张元济等9人开小组会，推出张难先为发言人，周善培曾郑重表示他与张元济“向不参加任何党派，亦不问外事，此次系特别情形，应于发言时为之说明”。

　　9月25日的政协全体会议上有20人发言。“其中以陈明仁言辞最诚挚，大可钦佩。钱昌照根据事实发议论，颇不空泛。若马叙伦之流，大抵八股一套而已。”这几个人中马叙伦是民主促进会的首席代表，陈明仁、钱昌照都是特邀代表，两人都是从国民党阵营中倒戈过来的。

　　竺可桢日记说：“以农民团体代表李秀贞发言最为率直，周信芳即麒麟童说话如在话 演？ 剧，刘晓讲得最长，陈明仁讲反正经过最坦白……”

　　长老各执一言俊彦尽抒己见

　　9月26日，阎宝航转达周恩来的意思，想请83岁的张元济在第二天的大会上发言，张表示“时间太短，亦不能畅所欲言，请作罢。俟异日有机会再陈管蠡之见”。这一天，周恩来在六国饭店召集座谈会，参加的数十人都是“长老”，讨论简称“中华民国”的问题。周恩来首先发言，有关议案屡经小组讨论，大致上已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下加括弧简称“中华民国”，每次会议都有人表示似乎累赘，当初之所以在《共同纲领》草案中写入这一条，主要是为了顾及一部分人的意见，表示不忘辛亥革命创始的功绩。究竟如何定名方为“妥协”，他自称受毛主席之命，特约各位长老到这里讨论。有人主张应删去这四个字，张元济发言赞成删去。“何香凝起而抗议，邵力子和黄炎培则折衷其说，谓可暂留。”其他如陈叔通、陈嘉庚、马寅初、徐特立、周善培等都主张删，沈钧儒则说去掉这四个字并无忽视辛亥革命的意思，于是周恩来就拿他的话作为结论。

　　9月27日政协全体会议有代表25人发言。“其中有中共要求其发言者，如李任仁；有自己要求发言者，如罗隆基、刘清扬等。尤其是刘清扬。余笑语邻座之吴茂荪：‘清扬如得不到这次的发言机会，将死不瞑目也。’罗努生在旧政协时代为最出风头之人物。此公对美帝一向存有幻想，对苏联素来具有成见。（日本投降时余在昆明。努生主编《民主》周刊，余亦为编辑委员之一。努生告余，据彼观察，此次日本投降，先与苏联默契，换言之，即苏日默契，共同对付美国也。余问以何证之。努生曰，君不见苏联进军东北，日关东军之迅速崩溃乎？设非苏日先有默契，以关东军过去之作战能力而论，决不会崩溃如此之速。且君安知关东军之崩溃，非即关东军撤退之别称乎。余闻之大诧。告以余之所见适与君相反。余以为日本之投降，出自美国之诱胁，杜鲁门闻苏联与日本宣战而表示惊惧，日美两方均竭力夸张原子弹力量之大，皆其证也。努生不以为然。）此次政协主席团无此公名，当非无故。然此公究为政客出身，颇能活动，闻曾与张东荪相约，分别谒见周恩来，互相推荐。周站在统一战线立场，当然予以抚慰。今日努生居然登台发言，可知中共已准备给他相当照顾矣。”宋云彬记得很详细，他对罗隆基的反感也毕露无遗。

　　等到25个代表发言后，大会才进入政协组织法、中央政府组织法、首都、国歌、国旗等的讨论。“讨论过程中，袁翰青忽起立发言，对于中央政府组织法有文字上之修改，遂引起辩论，好出风头者乘此时机纷纷要求发言。余有意见发表，起立两次报号数，均为他人抢先夺去，主席周恩来问余有何意见，余谓众说纷纭，漫无目标，余固有意见，但不愿发表矣。”争辩数小时，周恩来主持下，居然逐案通过，但散会已是晚上9点多，“疲倦已极”。

　　竺可桢说：“国旗用五星红旗系审查委员会意见……今日骤然提出，实无余暇再行讨论，故余在投票时弃权。”

　　此外，通过了以北平为首都，恢复北京名称，纪元用公元，国歌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徐铸成在日记中感叹：“一九二八年北京改北平，余在，刚做记者不久，今日又改称北京，余参加决定，可谓有始有终。二十一年变迁，回顾有沧桑之感。”

　　9月28日政协休会，宋云彬被请到沈钧儒住处参加救国会的紧急会议。“沈老报告中央政府委员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协商情形。史良两个委员会内均无其名，大为不平，实则已内定任彼为司法部长，被选为委员与否，无关宏旨也。沈志远、千家驹等聆衡老报告，政协全国委员会预拟名单中有丁西林、竺可桢，大不谓然，以为彼等平时不谈唯物辩证法，有何资格当选。彼等浅薄无聊如是。”

　　9月29日，政协举行第七次大会，通过了《共同纲领》等多个议案，宋云彬说：“今日预料会议时间必甚长，孰知仅历两小时又半，殊出意外也。”

　　补充完善共同纲领

　　早在大会开幕前，竺可桢曾多次参加小组会有关《共同纲领》的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9月9日，竺可桢出席政协小组会，讨论《共同纲领》，小组召集人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竟迟到了半个多小时，发言最多的是施复亮、陈瑾昆、沈志远等。“余对于纲领已先阅过，认为其妥善，故不发一言。”9月12日，教育小组会议，“共谈四小时之久，对于各条一字一句均加以研究，余认为太费时间……”9月14日，开小组会讨论《共同纲领》。“发言以陈瑾昆为最多，但几乎无一被采取。多数问题均讨论后维持原案。余发言二次。一为三十三条制定恢复和发展公私经济各主要部门的总计划，提出在其上加‘应即日作资源生产、人材之调查’一句。大家以为此不是原则，只是办法，故未加入。又第四十三条普及科学知识下，余主张加‘和技能’三字。虽有人赞同而若干人以为科学技能是不好普及的。经施复亮主张‘增加科学技能’，始被列为参考。实际此两项意见余均采取会议 上 人家之意见也……”

　　同一天下午曾在中南海勤政殿开会讨论《共同纲领》修正稿，83岁的张元济认为：“《共同纲领》文字甚欠整洁，前后亦欠贯串。发言人多斤斤于词句之末。”所以他递了一张纸条给会议主席章伯钧，表示想先请假，但对第17条有意见，可否准先陈说，章说明后就让他发言。“余言第十七条‘禁止肉刑’云云，自汉文帝废止后，似唐宋以来均已无之。近惟黥刑尚未废，但非正刑。肉刑早已禁绝。际此文明进化时代，如以此列入，于我国面子甚不好看。我料此所谓肉刑者，当指鞭笞而言。其实民国以来，鞭笞亦已禁止。至于私刑，则比比更甚，亦禁无从禁。鄙见事实上早已无有，何必再缀此语。特为提出，请共同讨论。众议亦以为所指定是鞭笞，俗称体刑。”章伯钧说：“等讨论后，再通知结果。”

　　9月16日，张元济写信给章伯钧，又提出《共同纲领》第3—6条，“拟请补入‘航业’”。9月26日，上海文管会副主任韦悫询问张元济有无什么不便、不适应之处，对会议有无意见，他表示招待周到，“可感”。“又告以对《共同纲领》曾提出撤销‘禁止肉刑’字及‘推广海运’已采列。又提出‘爱科学’一项与上下文不甚相称，未被采用。余无他意见。”9月29日，资耀华还奉周恩来之命，专门向张元济转达了《共同纲领》未采用“爱科学”三字的理由。

　　有人未得全票

　　9月30日，政协举行第八次全会，选举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竺可桢日记说，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80人名单“经全体无异议通过”，人民政府委员则由票选。“散会时大家兴高采烈，在极度兴奋中唱《义勇军进行曲》……”全国政协委员的选举，只是将经过各单位协商通过的名单整体提付表决。“盖以全国委员有一百八十人之多，若以无记名联记法投票，则开票手续至繁，为时间所不许。然此中尚有一重要之原因：名单中有章士钊，为多数代表所不喜，若不以整个名单付表决，章必落选无疑也。”至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选举，依据29日全体会议的决定以无记名联记法投票，代表在选举时有权舍弃名单中的任何一人或若干人而另选，选票上每一候选人姓名下都留有空白，如代表不愿选某人，可在某人姓名上加一“×”，在下面另写上想要选举的某人姓名（只“×”去某人，不另写他人也可），宋云彬仅仅在选票上“×”去了张治中、张东荪。

　　张元济日记说，整体通过全国政协委员的名单，免除了类似章士钊那样的争议。此前，9月29日，张难先召集他们这个小组开会，说昨天讨论选举名单，又有人反对章××，嘱同人谅解不要在大会上提出异议。这个“章××”显然就是章士钊。9月28日，张难先召集小组会讨论选举名单，张元济被列入“全国政治委员会”（即全国政协委员）名单，张元济请张难先代他辞去。实际上他想辞也辞不掉，名单上有他，最后还是被选上了。

　　念念不忘保全领土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候选名单分发下来之后，大会主席说同意的加“O”，否则加“×”。张元济认为“素不相知者，无同意不同意之可言，拟质诸主席。邻坐诸人阻勿言，谆劝加‘O’为妥”，最后他同意这么做。还有一项议程是通过一个宣言，张元济报名发言，提出在宣言稿中加上“保全我国领土”字样，他说自己近读《参考消息》，“有人觊觎我西藏，又云南、两广边界外，亦对我有啧言”，所以他提出在“解放全国领土”这一句的“解放全国”后面加逗点，加“保全我国的”五字。他解释这样改有两层意见，一是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所说不许任何帝国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土地，二是《共同纲领》第十条、第五十四条所说的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他希望能在宣言中郑重声明，“我言下之意不许别人侵略我，我亦只保全我之领土，并无侵略他人领土之意”。许德珩起来发言，“主张维持原案”。周恩来在台上提议巩固国防之下，加保全我们的领土字样。会议主席问他是否同意，他当即表示同意。

　　10月17日，张元济离京南归前夕致信周恩来告别，仍惦念此事。“政协最后集会，弟于宣言谬陈管见，意在禁人侵略，自求保全，非我领土，断无侵略，仰荷明察，许为采纳。”

　　乘检点中央人民政府选举票数的空当，大会宣布在天安门广场建纪念烈士碑，邀请全体代表前往参加奠基礼。等代表们回到怀仁堂，宣布投票结果，“掌声不绝”。当张元济回到住处，“厨房已熄火矣”，他只好“以饼干充饥”。

　　徐铸成日记只记下了“宣布毛主席当选时，全场欢声雷动”。这一天上午，他还特地到王府井大街理了发。“因明日开国大典，个人亦应有新面目也。”

　　10月8日，广州的国民党残余政权，在行政院会议上通过了“通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团名单、中央人民政府人员名单，以及“附‘逆’有据之官员”名单，其中包括钱昌照、吴有训、张志让、梁希、马鸿宾等。也是这一天，马寅初告诉竺可桢，新政府四个委员会和三十个部的主持人物之所以迟迟不发表，“皆由小党派之各欲占一席”。

　　禁不住“感极泪下”

　　10月1日在女记者杨刚的《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这篇通讯中，最让人难以忘却的场面可能是广场上的人群一次次发出“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毛泽东则在城楼上、在播音器中呼喊“同志们万岁”回答他们，楼上楼下一呼一应。“群众是欢呼跳跃，主席温厚而慈祥的手在空中摇动不停，累了，便另换一只手，他的全身凝聚着力量，他的脸上发出庄严而慈祥的光辉。”

　　可惜的是这一幕在竺可桢、徐铸成、胡风他们的日记中没有记录。这一天，气象学家竺可桢记下了那天北京的天气，“早晨阴，下午阴”。“午后二点乘车经午门至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天安门前之广场新辟成，可容十七万人，如排得紧可三十万人。……会场之庄严为余所未曾见。三点典礼开始，主席毛及六位副主席……及五十六位政府委员就位，奏《义勇军进行曲》，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升国旗，奏国歌，鸣炮，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接下去是阅兵，自三点三十五分直至六点始毕，然后各机关学校喊口号，依次散。因人数众多，至八点半尚未散尽。”

　　张元济记下的北京天气可与竺可桢的相互补充。“晨微雨，午饭后渐晴霁”。“是日通知下午三时在天安门楼上行政府成立礼，升旗、阅兵、游行。……拾阶而上，见游行队列坐广场，蜂屯蚁聚。届时赞礼宣布开会，作乐鸣炮，宣读公告。继朱德阅兵，先步兵，后机关枪，次炮兵，次海军，继骑兵，继坦克车而飞机则遨翔上空，寥寥无几。行伍行毕，游行方始。”直到夜晚，他已入睡，“闻外间游行欢呼声至夜半方止”。

　　徐铸成以一个职业记者的眼光和笔调记下了那一天的亲历亲闻，当毛泽东大声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全场一片欢腾”，他也禁不住“感极泪下”。他和老朋友郭春涛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目睹了这一盛况。“回忆二十一年前国民党军‘底定’京津，亦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大会，群众不过数千人，政分会主任张继任主席，吴稚晖代表中央致词，忆有‘你不好，打倒你，我来干，不要来而不干’之精语。时春涛为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代表冯玉祥发言。余当初当新闻记者，亲自参加采访。余提及此旧事，春涛谓亦记忆犹新。问有何感想，春涛沉吟有顷，说：‘如蒋不如此倒行逆施，今日亦当为主角欤？’余则谓历史人物，往往如此：拼命抓权，排除异己，最后两手空空，成为孤家寡人，殆即所谓历史的辩证法欤？”

　　胡风的日记很简单。“下午三时，天安门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阅兵，人民大游行。典礼与阅兵从三时到六时，群众行列从六时继续到九时一刻。”但不久胡风就把这一天写入了他的《时间开始了》组诗《胜利颂》中，他以汉语中能找到的所有最美好的词汇歌颂毛泽东，甚至有这样出人意料的诗句——

　　毛泽东

　　一个新生的赤子

　　一个初恋的少女

　　一个呼冤的难主

　　一个开荒的始祖……

　　他更是以激动的词汇歌颂那一天广场上的盛大场面。

　　海！

　　欢呼的海！

　　歌唱的海！

　　舞蹈的海！

　　闪耀的海！

　　从一切方向流来的海！

　　向一切方向流去的海！

　　劳动着，战斗着，创造着

　　从过去流来的海

　　劳动着，战斗着，创造着

　　向未来流去的海！

（摘自《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傅国涌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百年前他改变了成都

发布时间：2002年05月22日 10:29 

有一幅很经典的照片： 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游杜甫草堂，走到花径的影壁前，见有两个碎瓷镶嵌的大字：“草堂”，毛泽东背着手，面壁沉思。摄影师按下快门。此后，这里成了游人摄影的圣地。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曾调阅过《草堂寺志》。

他当然知道眼前的草堂，规模建制都是晚清能员周善培手上扩建成的。也知道眼前的两个大字原本就出自周善培之手，毁损后又由其弟周竺君补书。毛泽东有调阅地方志的习惯，他当然熟悉周善培在四川推行新政的业绩，在他逐一圈定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特邀委员里就有周善培的名字。也就在这一年（ 1958年），周善培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周善培，号孝怀，人称“周秃子”。

上个世纪初，周善培在四川任巡警道、劝业道道尹。论官阶，套用现代标准，不过是个厅级，上头还顶着藩司和总督；论从政时间，也就六、七年。但他恰逢清末风云变幻的历史际遇。历史选择了他，他也成就了一段可圈可点的历史。

引----

过去，说周孝怀是浙江人，严格说来，他该算四川人。他 1875年出生于成都。其父周味东曾任营山知县，仰慕蜀中大儒赵熙之名，邀请至营山，专馆课教周善培、周竺君兄弟。周家祖籍浙江诸暨，祖父贵州刑幕，父亲由幕僚而官。因之，赵熙为周氏兄弟授课，半是经史，半是文案，以秉承家风。前后四载，师生结下了终身情谊。

光绪二十年（ 1894年），周孝怀回原籍浙江科考，屈中副榜。三年后顺天府乡试，因文章超长有违考规，又居副榜。考官爱惜他的才华，四篇文章均以范文作“闱墨选刻”，周孝怀遂名噪一时。湖南学使徐仁铸延请周孝怀到长沙，评阅闱场试卷。他写出新思辩文章《力书》，传颂坊间，也因此结识了不少名流，如梁启超、谭嗣同、刘光弟、陈三立等，对他的政治抱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尤其钦佩黄遵宪，服膺黄氏关于日本新旧演变的理论。黄遵宪认为，日本尊王倒幕的成功，是汉学派一班人造成的。维新变法是欧美一班人造成的。

要先学汉学派的志气，再学欧美派的知识才能。当时，黄遵宪兼湖南省保卫局总办，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就是从他开始在湖南兴起来的。他告诉周孝怀，办不好警察，一切政治无从下手。周孝怀认真读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并向他学了日本警察的章程和方法，为日后回川办巡警打下了基础。戊戌百日变法，为行新政开设经济特科，期以培养经邦济世之才。徐仁铸举荐周孝怀入学。不久，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其中四川人刘光弟、杨锐与周孝怀交谊最深。康有为、梁启超等亡命海外。周孝怀也辗转东渡日本。

从 1899年至 1918年二十年间，周孝怀曾七次赴东瀛，重点考察新式学堂、警察制度、办陆军等。 1900年， 25岁的周孝怀延聘日本教师到成都，创办了四川第一所新式学校——私立务本学校。1902年，岑春煊督川。慈禧面对国内国际的压力也不得不施行新政。岑春煊开始在四川废保甲总局，新办警政。周孝怀从日本回来接手四川省警察总办，提出两条治警方针：采外酌中师古；保安正俗卫生。订立了四川警察章程 400多条，创办了警察练习所，培养了一大批警员。中国的近代警察，始于1901年，淘汰绿营，改练巡警营。

1905年清廷正式设立巡警部。次年改巡警部为民政部，另于其下设立警政司，主管全国警察事宜。周孝怀是在四川推行近代警事制度的第一人。 1903年，岑春煊赴粤任两江总督，孝怀随同受副总文案之职。 1905年，锡良督川，得知周孝怀办警政深孚人望，便奏请朝廷，让孝怀出任巡警道。周孝怀早有凌云志，又正当而立之年，血气方刚，大刀阔斧干了几件惊世骇俗的事。川人好涮坛子，遂把周孝怀办巡警和劝业道归纳为四个字：娼场厂唱。

治----

时人称周孝怀为周秃子，鸦片战争后，海禁大开，外国人嘲笑中国人留辫子为长尾巴。有驻外使节和留学生率先把辫子剪掉，周孝怀虽为朝廷命官，也剪去辫子。此为秃子一说。另一说则是说他敢说敢为，无发（法）无天。

当时，成都青楼林立，暗妓遍地，有各类娼妓好几万人。周孝怀微服私访，并派人暗中摸底，查清娼妓的来源分布和种类。然后派人把所有的妓院、私窝子编入“监视户”，并在其门框上订上木牌，接受保甲良民的监视。对沿街拉客的妓女统统集中到天涯石，列室群居，不准异地接客。又把天涯石街改名“新化街”，还在街口上修建一座岗楼，派警察站岗，不准坏人肇事和妓女外出拉客。周孝怀还在岗楼上大书横匾：觉我良民。

对公开的大妓院而言，后台硬，嫖客多是达官贵人，门前照样车水马龙，毫发无损。只是苦了门上订了“监视户”的私窝子，不但丢尽家丑，有面子的熟客也都望而却步，生计难以维持。新化街的娼妓更惨，本已人老珠黄，如此一来，近乎奄奄待毙。有人恶作剧，改“监视户”为“奸识妇”，还有人在周孝怀的公馆门上大写四个字“总监视户”。“笑贫不笑娼”，贫是娼的根源。周孝怀治娼治标不治本，事与愿违，回天无力，徒留笑柄。设立红灯区，据说起源于日本，周孝怀是移植借鉴。

史学家唐振常先生称，“周先生是中国设红灯区的创始人……这种作法，在不可能取缔妓女的时候，并非不好，至少便于管理。”黄赌毒三位一体。如果说周孝怀治娼，是鸡公屙屎头节硬，而治赌却是打蛇打七寸。成都宿儒伍崧生，曾为翰林，又做过同治皇帝的侍读，告老还乡，开锦江书院。其时，川省赌风盛行，成都到处开赌馆设赌局。起初，伍崧生只是官员门生间应酬，打牌小赌。后来，膝下晚辈见周孝怀治赌有方，街市收风了，遂想凭靠翰林家牌子硬，以赌敛财。

大批警员潜入后门，查获赌资赌具，人赃俱在，押回候审。伍翰林强打精神同周孝怀谈古论今。而周秃子翰林府抓赌一事已风靡大街小巷。此后，川省赌风大敛，就是有人手痒，但哪个的头还比太师的龙头拐杖硬？唱，是指周孝怀抓戏曲改革。清末，川剧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形成了昆高胡弹灯五大声腔艺术，和川西河、资阳河、川东河、川北河四大流派。但艺人仍然是“跑码头”、“走江湖”，无固定的演出场地，有的戏风戏德差，不少剧本有荒诞淫秽的内容。而没有一个机构对剧本、演员、演出场地实行管理。

起初，吴氏在会府东街兴建了成都第一座戏院———可园，开业场场客满。周孝怀便力促樊孔周出资募股修建“悦来茶园”。选址在华兴正街老郎庙，是川剧艺人最早的“公会”所在。老郎会会首、人称“戏圣”的康芷林率众反对。但周孝怀一是承朝廷旨意，二也得实业界和舆论支持。便双方协商，订下互利条约：“园址为伶人渡让与悦来公司，承办改良戏曲，为伶人永远谋生之所。”后来三庆会的建立，就是据此在悦来茶园植根发展。周孝怀还倡导成立了“戏曲改良公会”，调审各班子的剧本，随时请演员一起切磋技艺，还组织文人修改剧本。

最出色的莫过于周孝怀的老师赵熙修改的《焚香记》。原来，活捉王魁一场戏，焦桂英泼辣凶悍，声色俱厉。赵熙认为，应刻画中国妇女温柔贤良含蓄隐忍的美德，使活捉王魁合情合理；使焦桂英虽为厉鬼仍不失为人见人怜的美妇人。他重新创作了《情探》一场戏，“更阑静，夜色衰，明月如水浸楼台”，戏词典雅优美，一时间妇孺长幼人人会唱。各剧团也竞相上演。周孝怀倡导的川剧改良，使川剧真正成为了除旧迎新的“高台教化”。周孝怀出任劝业道时促建的新式商场劝业场。

办----

厂，一说是周孝怀创办造币厂，如唐振常先生即持此说。但似乎证据不足。成都造币厂建于1902年，厂址初附设在成都机械局内（成都东南角的拱背桥），后来与机械局分治，定名为成都造币厂。当时周孝怀仅是岑春煊的文案，虽参与警察制度的制定，但并未有办造币厂之说，此功不当记在他的头上。

他办厂是指在巡警道任上办的慈善工厂。当时的巡警道除了警务、消防外，还管民政、卫生等事务。他在成都建了大田坎纱厂、造纸厂、幼孩教育厂、乞丐工厂、老弱废疾院等。办乞丐厂尤堪一说。当时成都，百业凋零，乞丐小偷比比皆是，人称“干鸡子”，小偷小摸，不犯大案。市民遇之，或捂鼻侧目，或心生怜悯。巡警驱之，如蝇如蚁，散后还来。周孝怀开设两个厂，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分别收容，供应衣食，并请工匠教各种手艺，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建厂易，改变人的本性却难。有的又故态萌生，重新回到乞丐社会。

周孝怀下令将两厂乞儿剃发，只留前头一撮，作为标识。成都当时奢靡之风很盛，红白喜事，好虚张声势。嫁女送陪奁，如各色穿戴、铺垫、金银首饰，每一物什都用抬盒盛装，吹吹打打，招摇过市。花轿铺一时雇不了那么多闲散人员，便请巡警道周大人拨乞丐工支持。于是，剃光头，只留一撮毛的“工人”，抬着红红绿绿、点金铺翠的喜庆之物，吹吹打打的，放火铳的、放火炮的，逶迤如长蛇，绵延好几里。这种风景，一直在成都街上晃荡了十好几年才逐渐绝迹。开场，即开办劝业场。中国是农耕社会，向来重农抑商。晚清行新政，颁布的上谕第二条即振兴商务，奖励实业。

1903年，清政府成立商部，倡导创办官商企业，还颁布了钦定大清商法，以及商会、铁路、矿务、公司注册、试办银行等系列章程。于是，全国好些省先后设置了劝业道、劝工局，京津等地还动用藩库修了“劝业场”。周孝怀执法逗硬，得罪权贵，谤言四起。 1907年，锡良调离后，赵尔巽入川继任，便奏请朝廷延诏周孝怀出任劝业道。上任伊始，周孝怀提拔图书帮董樊孔周为成都商务总会协董。由周出场，樊牵头，召集各帮董和实业界名流聚会，商议集股筹办劝业场。一呼百应，不到一年便筹足白银 4万两。

劝业场选址在总府街与华兴街之间的老盐店一带， 1908年 7月动工， 1909年三月三开业。主街长近百丈，分前后两场，中有东西两条马路。店铺皆是一楼一底，楼栏相接，俗称走马转角楼。劝业场有百货、饮食、茶社、客栈、书画、玉器、糖果、烟酒等各行店铺 150多家，是近代成都第一个商业中心，荟萃了全省工商菁华，也即此奠定了西南最大的商贸城市的雏形。周孝怀还为劝业场办了几件开风气之先的好事。

一是安电灯和自来水。从上海买来发电机，每日入夜发电，成为成都一景，四周乡民，络绎不绝，争看华灯。少年郭沫若还为此写过竹枝词，“楼前梭线路难通，龙马高车走不穷；铁笛一声飞过也，大家争看电灯红。”二是修了高级旅馆和悦来戏园，更新了服务设施，使购物休闲娱乐为一体，增加了商业场的吸引力。三是悬牌标价，照价出售，便于管理。劝业场，是官商结合的产物，新风一开，全城，乃至全省，竞相仿效。建劝业场本是为鼓励发展本地产品，但一开场，广货洋货，纷至沓来，竟占了七八成。于是股东和商会同仁共议改名。 1910年经清廷商部复照准允更名为商业场。

成都自唐以来就形成了腊月桃符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

花市以花木草种购销为主，兼有打花鼓、说评书、唱道情、耍木偶、算命测字等民俗游乐活动。1909年，周孝怀因势利导，将花会改为全省性的劝业会，通令各州县，组织各行各业选送精品到花会上展销，并组织评比。地方名优特产品，如自贡的龚扇、临江寺的豆瓣、永川豆豉等就是从那以后驰名全国的。清末，成都最知名的饭馆是 1861年旗人吴德平创办的正兴园，以经营北派菜肴为主，官场中的大小宴会也主要由正兴园操办。

周孝怀祖籍浙江，生在成都，七赴东洋，是个走南闯北吃通东西的美食家。他好南味，为正兴园带来了一些江浙名菜，还擅长结合本地菜蔬、佐料设计新菜肴，如成都北门城隍庙的芋头烧元子、牧马山的大灯笼海椒去瓤填鲜虾肉馅，加黄酒上锅蒸；还有鸡油金钩青菜头，茄皮鳝鱼，鳝鱼银杏等。行内人称之为“周派”菜品。正兴园的厨师戚乐斋及学徒蓝光鉴兄弟，后来办起荣乐园，继承和发扬了正兴园的传统，培养出了吴文谊、周映南、张松文、孔道生、曾国华等一大批厨师。蓝光鉴先生坦然说道，“川菜正宗，是集南北地方烹调高手作的地方名菜，融于四川味，以川人喜吃的味道出之。”可以说川人至今犹在享用周派韵味。

归----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文人从政，由兼济起而独善终，大多不出这路命数。周孝怀自 1912年离川，多年客居上海。其间虽还为时事周旋于南北军阀之间，但终归平静。他曾这样回答康有为的诘询，“我服从赵先生（赵熙），是赵先生只同我讲学问。

学问的道理是方的，我无法违背。你同任公（梁启超）以前也是讲学问的。戊戌以后，就专讲政治，政治的道理是圆的，你有你的办法，他有他的路子，自然他对你就有从有违。”宦海沉浮书生累。周孝怀先生又回到做学问一途，不问政事。他整理早年的著作《力书》，新著有《说文》、《虚字使用法》、《假借字转注表释》、《周易杂卦正解》、《大众易说》等，还有《四书》、《孝经》、《老子》、《孙子》等的译注。

另外，还手书了《十三经》，于 1956年赠与四川省图书馆。解放后，他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1958年秋，患肺癌病逝，享年 83岁，葬上海万国公墓。在《读梁任公》一文中，周孝怀有这样一段话：“真讲做事的政治家，勿论职权的大小，到一个地方，作一趟官，总得留下两件事，使去后还有人想起。如李冰在四川凿离堆，事隔二千年还有人纪念他，这是第一等。如子产在郑国，前半时期被人咒骂，后半时期被人歌颂，也是好的。

即使像王荆公（王安石）作坏，到今天还有人佩服他做事的精神，也称得上政治家。如果做一趟官，留不下一件事使人回忆，这只能叫做官，不叫作事，更说不上是政治家。”这段话，其实也是他对自己的一个总结。

成都日报

史海鉤沉：梁啟超二荐周善培  □陳錦鴻

周善培，山東諸暨人，曾任各省督撫幕僚及四川廣東官立學堂督辦、提調等職，其人“思想新穎，議論豪爽，日以提倡新學為務，极為岑春■所器重”?。1899年秋，周奉四川總督奎俊之命赴日本考察學務，梁啟超經常往橫濱《清議報》館探訪敘舊。

梁對周十分傾慕，先后兩次修書給孫中山介紹周善培。

兩封信均不題上款，不署日期，署名亦隱晦。時值多事之秋，想是為了保密之故。維新運動失敗后，清廷命粵、閩、浙各省懸賞十万兩，嚴拿康有為、梁啟超，并毀其著作，凡購閱其報章者亦連坐。

梁啟超修此二書時，与孫中山的關系日漸密切。他与同門梁子剛、韓文舉、區■甲、羅伯雅、張智若等，每星期有二三日与孫中山相約聚談，并有孫（中山）、康（有為）兩派合并組党的計划，擬推孫中山為會長，梁啟超為副會長。當時梁啟超曾問：“如此則將置康先生于何地？”孫中山答曰：“弟子為會長，為之師者，其地位豈不更尊？”?

周善培經梁啟超引見，与孫、梁共商救國大計。但不久之后，康有為卻命梁啟超往檀香山操辦保皇會事務，孫、梁等的大計化為泡影。倘非如是，后來的歷史恐怕會是另一种樣子。

1904年，馮自由在香港《中國日報》任駐東（亞）記者期間，孫中山將昔日与康、梁往返書信悉交馮保存，其中有梁啟超介紹周善培的二件。

1921年，某日孫中山在日本友人頭山滿家宴請周善培、章士釗，陪席有馮自由、胡漢民、廖仲愷、戴季陶等人。馮赴宴前檢拾行筴，發現當年梁啟超給孫中山介紹周善培的二信猶存，遂一并攜往。席間出示二紙，眾皆稱异。孫中山也為之愕然：這已經是十七年前的事了。（注：??均据馮自由《革命逸史》。）

　　章立凡：“国号”系铃人周善培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245848.shtml

　　　　　　金陵清凉泰钦禅师，性豪逸，众易之，法眼独契重。一日眼问众：“虎项金铃，是谁解得？”众无对，师适至，眼举前语问，对曰：“系者解得。”　　　　　 ——明·瞿汝稷《指月录》

　　　　一 国号之铃，至今无解

　　　　　　1919年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华民国代表团由陆征祥率领，成员包括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其中王正廷系广州军政府所派，由北京政府任命。代表团最终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1945年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中华民国代表团中，宋子文为首席代表，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以上国民党）、胡适、吴贻芳、胡霖（以上无党派）、李璜（青年党）、张君劢（国社党）、董必武（共产党）为代表，并共同在《旧金山宣言》上签字。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内不同政治势力共享中华民国名器的历史就此终结。此后大陆与台湾（背后是统治这两块中国领土的党派）分别使用两个国号，并为联合国的“CHINA”席位争斗了25年，最终大陆取胜，但国家至今分裂依旧……

　　　　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峡两岸的统一障碍，皆与国号问题有关。“台独教父”李登辉于1991年6月在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说：“毛泽东最大遗憾是改了国号，如果他们还叫中华民国的话，我们就麻烦了。”

　　　　　　关于更换国号的故事，《黄炎培日记》1949年9月25日记载：“夜，在毛主席住处颐年堂小组讨论……年号改从公元（1949），但不禁用（38）”。此处"38"即指中华民国纪年的“民国三十八年”。次日又有如下记载：

　　　　　　午，周恩来、林伯渠邀餐六国饭店，会集征求人民政协文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名词下应否去掉原稿简称中华民国一个括弧。

　　　　　　此前，《共同纲领》草案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写法，是民革代表陈劭先提议写上的。黄的日记过于简略，另一当事人司徒丙鹤（司徒美堂的秘书）曾详述午宴上关于国号问题的讨论。

　　　　　　当日出席者有张元济、何香凝、周致祥(孝怀)、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简玉阶、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茅盾、车向忱等，以耆老居多。率先发言的黄炎培、何香凝表示希望保留“中华民国”的简称，但但轮到第三位发言时，形势很快逆转：

　　　　　　再是前清进士周致祥，据说辛亥革命后"归隐"三十八年，生平不写民国国号，但目前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他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二十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司徒丙鹤：《司徒美堂老人的晚年》，《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一十辑，第30页）

　　　　　　周致祥即周善培，致祥其字也。他带头抵制之后，反对的意见就“一边倒”地占了上风，最终否决了简称中华民国的意见。

　　　　李敖在2004年10月27日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节目168集里，谈到了国号问题的另一版本：

　　　　　　1965年，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嘉丽，说到一件令他后悔的事情，就是49年不应该把中华民国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49年不改名的话，会减少很多麻烦，解决很多问题，好比联合国问题、台湾小朝廷问题等。

　　　　　　那么为什么要改呢，当时就在大家投票决定继续沿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号的时候，毛主席身边的一个清客，周善培（浙江诸暨县人也）向毛旁敲侧击地说:“如果不改国号的话，就没有太祖高皇帝了”，于是，共产党把中华民国这个臭招牌砸掉了，而十六年以后毛后悔了。

　李先生讲的这段古，我在少年时代就不止一次听长辈谈论过，看来也不像空穴来风。从事研究工作以后，查过很多资料，都无法证实此事。中国的政治往往在密室中决策，若此事属实，则六国饭店的午宴，不过是走一个过场而已。这种私下说的话，正史也不会记载，当是作俑者自己对外吹嘘，才以口碑流传至今。

　　　　二 官场商场，轮番投注

　　　　　　上网搜索了一下“周善培”，其生平事迹如下：

　　　　　　周善培（1875—1958）号孝怀，原籍浙江诸暨县，随父宦游来川，遂定居。1899年东渡日本，考察学校、警校、实业等，居四月返川。1901年奉命带学生20名赴日本留学，并聘回日本教习来成都开设私立东文学堂。不久，赴泸州任川南经纬学堂学监。1902年任警察传习所总办。后赴粤，任督署副总文案兼广东将弁学堂监督。锡良任川省总督后回川任警察局总办。先设巡警教练所，继在成都建幼孩教育厂、乞丐工厂、老弱废疾院，并力戒鸦片烟，改造监狱，预防火灾，破除封建迷信。1908年任川省劝业道总办，通令各属普设劝业局，培训劝业员，大力资助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任内多次举办展销商品的工商赛会、商业劝工会，还在成都设立能容纳300余家商户的劝业场，这些措施推动了四川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还倡导和督促成立川江轮船公司，参与讨袁护国运动。国民政府成立后，潜心治学，不问政事，抗战初期在天津设电台，代表四川省主席刘湘对外联络。解放初任民生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著有《周易杂卦正解》及回忆录等。（巴蜀网）

　　　　　　周善培在清末属于维新派，为官任内积极兴办实业，政声鹊起；他是近代中国警政的先驱，在成都首创开辟红灯区的先例；他还是地方官员中最早剪掉发辨的一位（四川人称“周秃子”），其思想之新锐可见一斑。入民国以后，他虽以遗老自居，但长袖善舞，仍系“与时俱进”的人物。上述小传称他在“国民政府成立后，潜心治学，不问政事”，显然遗漏了不少重要历史情节。

　　　　　　讨袁护国战争结束后，周善培出任大总统黎元洪的顾问，并于1916年11月与李根源、谷钟秀、张耀曾、杨永泰等人在北京发起“政学会”，此即所谓“旧政学系”之由来。1922年春，他南下撮合孙中山与张作霖、段祺瑞组成倒直“三角同盟”。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1922年3月20日“伍朝枢偕张作霖之代表朱庆澜、段祺瑞之代表周善培到香港，邓铿、谢持自广州来晤。”

　　　　　　周善培因此卷入一宗历史血案：邓是粤军参谋长，谢是大总统府秘书长，二人皆周之学生，陪老师甫抵广州车站，邓即遭遇刺杀。而周自述此事，则有另一版本：他因投资于戴传贤（季陶）、张人杰（静江）的上海物品交易所而受到损失，听说张人杰电求陈炯明借一百万元为交易所复业，立刻电知邓铿即日赴粤，不料抵达后发生血案。

　　　　　　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前夕，周善培曾与韩国钧、张一麐等耆宿，奔走调停于两省督军齐燮元、卢永祥之间。1925年，这位不甘寂寞的前清遗老，又卷入宗社党人的政治阴谋，企图利用白俄将军谢米诺夫帮助废帝溥仪复辟。其间一位名叫王式的投机家，曾在给溥仪的奏折中密陈：

　　　　　　倘蒙皇上召见臣，更有谢米诺夫、周善培诸臣密陈之言，并臣与郑孝胥、罗振玉、荣源诸臣所商筹款之法，谨当缕陈，请旨定夺，谨奏。（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24页）

　　　到了50年代，周善培对在战犯看守所中关押的故主痴心不改，曾于1956年5月致函老友黄炎培，为溥仪开脱说：“此公真是伤心人，丁巳误于康（有为）、沈（曾植），辛未误于罗（振玉）、郑（孝胥），皆自许为臣，共推为学者、为诗人。旧书真有毒，可叹！”。丁巳指1917年张勋复辟，辛未指1931年溥仪出关投靠日本人。周在信中还拜托黄炎培：“对于溥公，我却有几件永远忘记不了的事实，写如别纸。请阅后转呈毛、周二公，以备参考。”

　　　　　　在“别纸”中，他提到两件事：一是1930年至1931年间，溥仪捐款支持朱庆澜为陕西和长江灾区募捐的义举；二是1932年2月18日（旧历正月十三日）赴旅顺为溥仪祝寿时，溥仪曾对他指天画地说：“我上之不敢得罪祖宗，下之不敢得罪国人”，故其出任伪满“摄政”绝非本愿。黄炎培接到此信后，于1956年5月21日致函周恩来，转呈周善培来信并有所关说。

　　　　　　历史可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遗老周善培为故主求情，将视线引到了密筹伪“满洲国”的历史关节点上，也无意中暴露了自己的行踪。且看溥仪对这位旧臣的回忆：

　　挑战是从我去日军司令部的前几天就开始了的。那天，我接到了从东北来的两封信，一封是罗振玉的，一封是给溥伟当秘书的周善培（在清末给岑春煊做过幕僚）的，都要求我“给以便宜行事”的“手谕”，以便为我活动。照他们的话说，时机已至，各方面一联络即成，目前只差他们的代表身分证明了。我把这事告诉了郑孝胥，他慌忙拦阻道：“此事万不可行！此类躁进之人见用，必有损令名！”（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71页）

　　　　　　溥仪这段文字还有一个更早的版本，谈及罗、周二人“说他们可以凭此去联络那些热望我‘复位’的日本军方人士和东北的军政要人” 。（爱新觉罗·溥仪《我怎样当上的伪满“执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第102页）

　　　　原来“自许为臣”并将故主推上认贼作父之路的，不止郑孝胥和罗振玉，周善培也在其中，不过是各怀心思，争当拥戴的功臣而已。最后郑孝胥凭藉日本人将溥仪抢到手，“躁进之人”罗、周被排斥在外，没有当成“开国功臣”，才侥幸洗脱了历史罪名。

　　　　　　从以上这些历史片断中，我们发现了另一个周善培，一个不断用商业法则进行政治投注的周善培……

　　　　三 遗老善舞，信之不祥

　　　　　　进入民国以来，以遗老自居的周善培，已先勾挂后过黎元洪、段祺瑞、孙中山、溥仪、刘湘，与政学系、皖系、奉系、孙系、宗社党、白俄、关东军、四川军阀也都联络过感情，当然不会忽视日益壮大的中共。

　　　　　　国民党元老谢持父子，与周善培有两代师生之谊。谢持的孙子谢幼田，曾有如下回忆：

　　　　　　我祖父和父亲都受教於周善培先生，周以眼光远长出名，以周的地位，他庇护了中共的最重要的盟友张澜和罗隆基，与周恩来也有往来。他告诉我父亲，中共将会需要我父这种有名望的经济学家。我父对家人讲，他“一生不问政治，马克思主义在巴黎就研究过，不过凭本事吃饭，不必怕。”於是就留下来了，并且返川侍候老祖母。

　　　　谢持这位不问政治的儿子谢德堪，回到四川富顺老家后，很快在土改镇反中被捕。谢家人十万火急地跑去恳求周善培，请他出面找陈毅营救：

　　　　　　周郑重告诉我大哥转家母：“不必急，你父亲迟早会受欢迎的。”周没找陈毅。当时，周很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即由他取，毛泽东到上海数次登门请益，周到北京也被毛请吃饭。于是我母亲没找在北京教大学的姑父，他可以找李济深和周恩来，周在法国与我父亦有交情。（谢幼田：《我父亲的一张判决书》）

　由于“周很忙”，而谢家人又过于信任这位两代恩师，放弃了直接找李济深、周恩来求救的机会，结果谢德堪于1951年3月14日以“恶霸罪”判处死刑。

　　　　　　周善培是川江航运的前辈，与“船王”卢作孚的交谊非同一般。新政权成立之后，周力劝卢及其民生公司船队从香港来归，功不可没，他还出任了民生公司董事长。

　　　　　　1952年“五反”运动中，高压下的卢作孚于2月8日夜间自杀，西南当局严密封锁消息。据《黄炎培日记》记载，2月15日从周善培的来信中得知卢的噩耗，次日即招民生公司驻京代表何迺仁盘问详情，接着往访张澜磋商，下午便将周的来信交给了统战部长李维汉。其后数日间，卢作孚自杀的内情在北京上层逐渐传播开来。

　　　　　　周善培同时将消息透露给《大公报》记者张蓬舟，22日该报二版披露卢“病故”消息后，当即受到华东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张春桥的严厉责问，总编辑王芸生被迫做检查并受记过处分，该报副总编辑李纯青、编辑主任孔昭恺、副编辑刘克林、采访课主任周雨分别受到警告处分。

　　　　　　亲朋好友不断触霉头，周善培却始终安然无恙。素以“眼光远长”著称的他，常在不经意间给人瞎马骑。他表字致祥却多致不祥，友人从卢作孚到王芸生，弟子从邓铿到谢德堪，主子从溥仪到毛泽东，都不同程度地招致了某种不祥。

　　　　　　另据《张元济日记》记载，1949年10月11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周培善两位前清进士到中南海晚餐，陈毅作陪。毛谈及章士钊欲居北京经营商业，并为老东家杜月笙说情，想叫他回上海。周善培马上反对，张元济也认为杜月笙的名声不佳，门徒众多，恐地方受扰，陈毅表示将对此事慎重处置。周在席间主张读经，张则认为不能向大众普及，“将来大学不妨别立一科，听人研究”。

　　　　　　由是可知，在对待杜月笙的问题上，周善培颇有见地，因为伟大领袖肯定不会喜欢帮会领袖；他的“读经”主张固然迂腐，倘若活到今天，也必定成为“圣之时者”。而张元济别立经学一科的倡议，如今已在大学中现身……

　　　　　　敌人的敌人即朋友，前清遗老支持新政权，毛泽东也显得特别敬老尊贤，盖因国民党乃共同宿敌也。遗老周善培对中华民国“毫无好感”、卷入复辟密谋不奇怪，但揣摩新主的心思，把更换国号的理由点拨得如此到位，可不是一般的老辣。相形之下，后人的熊猫式和亲及施琅式意淫，越发显得稚嫩可爱。

　　　　　　周善培晚年终于过了一把“开国功臣”瘾，于1958年寿终正寝。新国号满足了毛泽东的历史舞台感，却令他在统一大业上抱憾终生。

　　　　　　系铃人去矣，周善培拴在历史虎项上的金铃铛，至今犹未能解……

　　　　 2006年清明节 风雨读书楼

　　　　 《凤凰周刊》2006年第15期

作者：wangtao911　回复日期：2006-6-5　11:08:03　  

　　　　早在中国人民革命最后胜利到来之前的一九四八年，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共领导人的著作中就已开始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称呼即将问世的新中国。但自这一年十月起，则较多地改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代表与民主人士代表在哈尔滨达到《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中，议定“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的有两项重要问题：一为共同纲领问题，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致词时最后呼了三个口号，第一个就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在全上通过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规定筹备会的中心任务之一即：“提出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之方案。”而且，在最初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组织大纲草案》中，还有一处作括弧注明：“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

　　　　起初无人对此提出异议。

　　　　后来负责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以董必武为组长、黄炎培为副组长的第四小组，将对国名的不同意见归纳为三种名称：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民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多数人基本同意采用后者，并用括弧注明简称“中华民国”。

　　　　九月七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向已到北平的政协代表及各方面有关人士作《关于中国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中采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国名的；

　　　　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的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六百三十四人和来宾三百人。主席台中央并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照片，上面悬着人民政协的会徽，两旁是人民解放军军旗。大会宣布开幕后，军乐队齐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在场外鸣放礼炮五十四响。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五分钟。毛泽东在开幕词中采用的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国名。

　　　　九月二十二日的全体会议上，董必武作了《关于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同样也采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国名。

　　　　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国名已经为全体会议接受。但国名的简称问题，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之后是否保留“中华民国”的简称并把它写入《共同纲领》，引起了更为热烈的讨论。以周恩来为组长的第三小组在起草《共同纲领》时，曾考虑到应照顾到人民的传统和习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加注了“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周恩来解释说，中华民国叫了三十八年，一下子换了，会使落后的政治水平、很低的人不能接受。所以我们许可简称中华民国，但这个中华民国的性质与过去是有区别的，它不包括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在内。

　　　　在全体会议上，马叙伦、陈叔通、郭沫若、沙千里、沈雁冰、谭平山。梁希、许德珩、吴耀宗等代表递交了一份提案。提案认为：这次新政协筹备会所通过的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确能代表中国革命伟大胜利后施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及人民。这一个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变革，必须把旧民主时代遗留下来的，本质上不同的，并且为汉奸、卖国贼用过的在中国人民中间已没有一点好感的“中华民国”四个字，毫无留恋地予以取消。否则，在我们将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难道还要对已经起走上死亡的旧中华民国再喊“万岁”吗？请大会公决。围绕这个提案，各位代表在讨论中发表了各种意见。

作者：wangtao911　回复日期：2006-6-5　11:08:59　  

　　　　政协会议主席团对是否取消国名简称采取了慎重态度。当年任著名的美洲爱国华领司徒美堂秘书司徒丙鹤回忆说：

　　　　九月二十五日深夜，收到周恩来、林伯渠两人联名的午夜请柬：“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务请出席。”是日上午十一时，我随司徒美堂坐汽车从东京饭店前往。人陆续到齐了，一看多是七十以上的老人，大约二三十位，计有张元济、何香凝、周致祥（考怀）、符定一、马寅初、人、徐特立、吴玉章、张澜、黄炎培、简玉阶、陈叔通、沈均儒、陈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茅盾、车向忱等。

　　　　周恩来开始讲话：今天请大家来赴席，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有三几个人不是来听取长者的发言。我国有句老话，叫做“就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三大文件时，各位看见“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对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第一个发言的是民建的黄炎培。他说由于老百姓教育落后，感情上习惯有“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他还说，政协五年一届，五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

　　　　第二个发言的是辛亥革命老人何香凝。她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用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以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

　　　　第三个发言的是辛亥革命后“归隐”三十八年，生平不写民国国号的前清进士周致祥。他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二十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司徒美堂听了我的口译，站起来要求发言。他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二十二年更给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五年以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象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的语言响亮，听者都报以热烈掌声。

　　　　马寅初站起来，拥护司徒美堂主张，并加以补充，说简称实在不伦不类，不像话。张澜、陈叔通、车向忱也赞成此议。车向忱还从教育群众方面阐述说，关于人民一时不能接受，这只是宣传教育问题，慢慢的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次革命政权的性质。万万不要因噎废食。老百姓是否反对用新国号呢？我看不见得。

　　　　法律家沈均儒从法律观点来解释简称问题。他说，有些群众还在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

作者：wangtao911　回复日期：2006-6-5　11:23:28　  

　　　　陈嘉庚发言，他讲厦门话，由庄明理翻译。他同意不用那个简称。他说，大家对中华民国决无好感，落后的人会一时不习惯，过些时候就好了。

　　　　最后，周恩来作小结。他说：“我要把这些意见综合送给主席团常委会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会作出最后决定。”

　　　　二十七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第六天的记录，记下了改变国名简称的说明。

　　　　简称“中华民国”一去掉，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革命的历史意义一概抹煞。如辛亥革命、国共大合作等都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这一点在毛泽东开幕词中也讲过。同时，“中华民国”这个名称在民间已很习惯，所以在目前，也不会禁止使用。在人民中还允许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在我们所用的阳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用阴历。其次我们主张用公元纪年，同样也不禁止用民国三十八年。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用统一的国名，统一的公元的年号，最好在正式文件上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法律规定。

　　　　从此，在政协全体会议陆续通过的大会文件中，就去掉了“简称中华民国”这几个字。（摘自《大争论――建国以来重要论争实录》刘勇、高化民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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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前，就国号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进行了广泛的协商，当时有三种意见：

　　其一，沿用“中华民国”国号；

　　其二，取一个与“中华民国”完全不同的国号；

　　其三，取一个与“中华民国”有一定关联的国号，既区别于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又为将来统一中国留下余地。

　　有些书上说毛泽东成表示非常支持第一种意见坚决反对第二种意见，理由是共产党是救中国不是亡中国，新中国取代旧中国是新政府取代旧政府，不是新国家取代旧国家， 共产党反蒋不反孙。不是还有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吗？---这事和章立凡先生的父亲大有关系，原来唱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是章乃器老先生向毛泽东提出后才改的。

　　共产党对孙中山的历史地位是承认的，称之为伟大的民主先行者，也承认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同志缔造的中华民国是光荣的，把民国全部推翻，既不现实也不明智。

　　据说最后何香凝打了个圆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包涵了“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其实质是一样的，“民国”的“民”就是“人民”，中山先生一生为共和奋斗，这国自然就是“共和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