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医科大学黄沙:明代宦官刘瑾被活剐3357刀

　　明律明确规定，犯有谋反，谋杀祖父母、父母，杀1家3口人以上以及“采生折割”者均要被处于凌迟。所谓“采生折割”，用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贩卖活人的人体器官。原来，早在明代，用活人的人体器官来做药（现在是用于移植和实验）并以此牟利的犯罪活动就已经存在。

    正德五年（1510年）的八月二十五日，刘瑾作为明朝最大的太监，一个与众不同的太监（那时坊间的百姓都说，北京城有两个皇帝:一个是金銮殿上的“坐”皇帝朱厚照，也叫“朱”皇帝；另一个是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站”皇帝，也叫“刘”皇帝），这天被处以凌迟酷刑，被剐3357刀结束了其人生的最后一幕。

    一般来说，罪行越大，凌迟的刀数越多。根据刘瑾的罪行，他被判凌迟3357刀，而且，要分三天割完。也就是说，凌迟是个技术活，既要确保割足刀数而且要尽量使犯人不死，能感知疼痛，这是非常有难度的。根据张文麟的记录，凌迟的刑具并不只是利刃，还有一个铁钩，把要割的部位的肉钩起来再割，犯人的痛苦由此增加百倍。第一天，要割刘瑾357刀。第二天，依旧是10刀一歇，而且，在刘瑾嘴里塞了个大核桃，不准他再胡言乱语。谁知割了数十刀，刘瑾终于熬不住，气绝身亡。但是，按照刑律，就是犯人死了也不能放过，因此，刘瑾依然被割足了3357刀。割满刀数后，依次割去生殖器，剖心挖肝，削去首级，把割下来的肉捣烂，把骨头捣碎才算完事。也许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让死者永世不得超生。

    刘瑾身为一介明朝太监，何以会被处以如此酷刑？他有怎样的人生轨迹，有怎样的滔天罪行呢？

    刘瑾六岁时入宫当了太监，侍奉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明武宗。他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深受信任。太子继位后，他数次升迁，爬上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宝座。司礼监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内宫官署。在明朝，百官向皇帝上书，要先送内阁，由内阁辅臣做出初步的处理意见，叫做“票拟”，再交给皇帝批阅。皇帝用朱笔（即红笔）在奏章上批示，叫做“批红”。有的皇帝如果不勤于政事，便让司礼监宠信的太监代笔，这就给太监的胡作非为提供了可能性。另外，司礼监的太监还有一个其他部门无法比拟的特权：传达皇帝旨意。有时由秉笔太监记录下皇帝的话，然后让内阁起草，或者由太监口头传达给有关大臣。这种制度直接给宦官造成了篡改圣旨的机会。刘瑾就是司礼监的主管，这是他专横跋扈的重要资本。

　　刘瑾和马永成、高凤等七名太监受到皇帝的宠爱，被称为“八虎”，刘瑾则是“八虎”之王。在刘瑾的领导下，这些宦官想方设法地鼓动武宗游玩享乐，他们则专权跋扈，隐瞒着皇帝为非作歹。刘瑾最受武宗的信任，还掌管着京城的精锐守卫部队。一旦大权在握，便趁机专擅朝政。刘瑾的水平有限，为了批阅奏章，他就将大臣的奏章拿回家里，让在礼部做官的妹夫替他写，再拿到内阁修改。所以，当时的人们都在暗地里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

　　权力的集中刺激了刘瑾的贪欲。有了权势之后，刘瑾和很多贪官一样也开始敛财。他的手法也没有什么创新，索贿、受贿、贪污，都是一般的手法。只不过他的胆子比一般的贪官大了很多，因为他的上边仅是一个皇帝。他利用权势，肆意贪污，纳贿其门者谓万为“方”，千为“干”。当时官员凡进京朝见皇帝，或从外地出差归来，都得先见过刘瑾，送上份厚礼，才能去见皇帝。布政使上京送礼的分例是两万两，拿不出来的，就先在京师借，然后回到地方上设法偿还，时人称为“京债”。给事中周钥出差归来，因借不到钱送礼，急得在途中自杀。刘瑾的党羽张彩是较有政治眼光的人，他不仅劝刘瑾加强对宦官的约束，而且对他说：“现在人们送给您的，不一定是他自己的东西，往往是在京借了钱，然后回去用公款偿还的。您何必因此结怨，留下后患。”刘瑾认为讲得有道理，刚好御史欧阳云等十几个人又按惯例送来贿赂，刘瑾于是把他们都判了罪。

　　作为一个太监，刘瑾的性格和一般的贪官还不一样，如果他向你伸手要钱，你就必须给他，否则太监那种狭窄的心胸，报复起来比一般的贪官更心狠手毒。有一个人刚升迁，刘瑾便向他要“贺印钱”，其实就是索要贿赂，言外之意是：没有我同意，你根本就做不上这个官。那个人不肯给，刘瑾马上就下令让他退休回老家。

　　刘瑾受起贿来也是来者不拒，有的为了得到高官向他行贿，例如刘宇，刚上任巡抚时，用万金向刘瑾行贿，使刘瑾喜不自胜。后来刘宇又先后给了刘瑾几万两银子，结果一直升迁到兵部尚书的位子上。其他的官员多数是害怕刘瑾对自己打击报复，于是各地官员进京朝拜述职时总是要向刘瑾行贿，叫做“拜见礼”。少的要上千两，多的则五千两，有一年，考察地方官时，竟有贿赂两万两银子的。如果升了官要立即使用重金“谢”刘瑾，叫做“谢礼”。送少了还不行，否则要马上撤职，但如果你赶紧追加银子，官职又能马上恢复。官位基本上成了刘瑾手中卖钱的商品。

　　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闰正月，刘瑾假传圣旨，令吏、兵二部凡进退文武官员，先要到刘瑾处议论通过，才准上奏本。于是官员公开进行贿赂，有些今日升职，因谢礼太薄，明日又革职或强迫退休的；也有因送了贿赂而起用或滥加提升的。如都督神英因重贿刘瑾，自己上报边功，得以提封为阳伯，给予诰券，俸禄增至800石。武状元安国应任用为指挥使，赴陕西三边立功，但因为他与同年60人均无钱行贿，刘瑾便将他们编入行伍戍卒中。平江伯陈雄不送贿赂，被刘瑾诬为贪污，不仅夺了先朝赐给的免死诰券，而且削爵抄家，全家被押送到海南充军。边境的将官违法，只要送来厚礼，便不予追究，甚至反而被提升。又令全国各地巡抚均要到北京来接受敕封，以便勒索他们。刘瑾排陷异己，朝中正直官员大都受他迫害。

　　此外，刘瑾为了炫耀富贵，表示孝顺，祈求长生，在陕西原籍大兴土木，为父母兴建了有碑亭石器的祠堂、坟茔；建义勇永安王庙，请得武宗赐额“忠义”，令地方官每年祭拜，并颁敕加以保护，立石碑刻上祭器、房屋的数字，以防止被侵占偷盗。又于京师朝阳门外霸占了几百顷地，用数十万银子盖玄明宫，供奉玄天上帝。玄明宫规模极为宏大壮丽，时人记为：“千门万户谁甲乙，玄明之宫推第一。”这里“九仞为台十仞池”，“两观悬朱日，三梁架彩虹。蛟螭蟠楝赤，琥珀挂帘红。凿水规溟渤，为山象泰嵩。千门迷紫雾，十阁概玄穹。丘垅围丹竹，祠堂列锦枫。深林游鹿豕，仙域守罴熊”。这浩大的工程耗去无数人力物力，起盖时“千人举杵万人和”，“千人力尽万牛死”；“南国樟尽，西峰土石穷”。盖好后，武宗又赐给祠额。以后，又奏请朝阳门外猫竹厂地以供香火。所谓猫竹厂地，原系堆放猫竹木料的50多顷空地，后陆续有官民在那里居住、营生、庐墓。为了取得这地，刘瑾拆毁了官民房屋1900余间，挖掘民坟2500余冢。居民虽已他迁，但力能徙葬骸骨者无几，以致白骨累累暴露于野，冤号之声沸于郭外。

　　刘瑾的专权使朝政混乱，他的索贿受贿直接导致了地方矛盾的激化。官员们向他行贿后，必然要加重剥削百姓，逼得百姓走投无路，只好反抗。在刘瑾被处死后仅仅几个月，京城地区便发生了刘六、刘七起义。

　　刘瑾在权势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动了篡位之心，他私自刻了印玺，暗造弓箭，企图寻机夺位。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刘瑾只顾自己作威作福，没想到其他的“七虎”正注视着他的一言一行。因他们向刘瑾要权谋利时，刘瑾总是不肯照顾，时间一长，矛盾逐渐激化。

　　公元1510年的4月，武宗派都御史杨一清和“七虎”之一太监张永去平定安化王的叛乱。叛乱平定之后，在向武宗报告战况时，揭发了刘瑾的17条大罪。武宗不禁大吃一惊，命令将刘瑾抓捕审问。第二天，武宗亲自出马，去抄刘瑾的家，结果发现了印玺、玉带等禁止百姓和官员私自拥有的禁物，而且在刘瑾随身带的折扇里面，竟然发现暗藏着两把锋利的匕首，这是武宗万万没有想到的，自己竟然时时处处处于“刀光剑影”的危险之中，武宗自然大怒。更何况，刘府的财宝也多得惊人，共查出黄金24万锭又5.78万两，元宝500万锭又158.36万两，宝石两斗。刘瑾不仅贪婪而且图谋不轨，实在是罪大恶极，皇帝下令，凌迟处死。

　　《亚洲华尔街日报》曾将明朝大太监刘瑾列入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单。关于刘瑾（1450～1510）家产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记载，而每一档的差距都以10倍计。其中最为庞大的金过千万，银近3亿。据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所载，刘瑾被抄家时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其他珍宝细软未计。刘瑾家产仅金银一项相当于254.88亿人民币，和当时国库年收入的白银差不多。面对如此巨贪，面对如此反叛，皇帝焉能手下留情，被剐3357刀无疑就是刘瑾罪有应得的悲惨下场。

    自古以来，贪官恶霸都不得善终，古代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