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山铁皮枫斗颗粒价格:“蒙羞的历史有了一点炫耀的资本”—读《遇罗克遗作与回忆》

   一

    那还是年初的一天，我坐在一家杂志社里编稿，收到一个沉重的大信封，信封下面有地址还有徐晓的署名，可我并不认识她。拆开信封，是一本书，鲜红的遇罗克三个字映入我眼帘，认真看，书的题目是《遇罗克遗作与回忆》。 

    遇罗克，我是知道的。记忆中，大约是1980年，中国青年报就发表了长篇报道，题目记不清了，好像称他为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从报道中知道他被当时“国家机器的暴力扑灭了”（丁东《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编后记》）。十几年后的1993年夏我写了篇短文《疯子堆里的贤明》，提到这位至死坚持真理的遇罗克，认为他是“那众人皆疯他不疯的个别人”，所以“显得尤为宝贵”。文章几经周折在香港大公报刊出。

    难道就是因为我的这篇短文，《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的编者之一徐晓要送我这本书吗？

    不久，我去了趟北京，去了丁东先生家，原来是他让徐晓给我寄的，意思当然有希望我能写一点介绍和宣传这本书的文字。忘记了当时答应与否，好像并没明确应承，大约只笑了笑，不自觉地点了点头。 

    转眼大半年过去，现在已是九九年的秋天了。记得鲁迅先生在为《白莽作〈孩儿塔〉序》中有两句非常感人的文字，这就是：“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而我现在看着友人送给我的这本非同一般的书，也感到有宣传和介绍它的责任和义务。问题是由于为了生计，居然大半年间几乎没做一则像样的文字，自然这篇宣传和介绍的文章也是欠着。不过每当伏案，从眼前一排的书脊上扫见鲜红的“遇罗克”三个字时，就会想起徐晓和丁东，想起应该写纸短文，不然不仅很对不起他们，似乎也对不起先知先觉的遇罗克。

    二

    文革十年，再加上五七年打右派及七六年之后硬是要“按既定方针办”的两三年，那一二十年间是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无异于布鲁诺、伽利略生活的“中世纪”。在那个年代只有神，只有专制，只有暴政,不允许有丝毫的异端冒头。凡有异端，格杀勿论。 

    由于有了那种专制暴政，人们只能像奴隶一样地生活（见文后注），要不只发出一种声音，只有一种腔调。在这样的社会里，别说什么异端行动了,就连异端想法也难以产生。强大持久的宣传和暴力能让人们形成某种条件反射，无论想问题做事情乃至嘴一张都是符合那个特殊年代的要求，没有谁敢说个“二”字，也没有谁会去想到说个“二”字，只觉得眼前出现的一切是正常的、天经地义的。 

    此时出现遇罗克这样的人物，就显得格外宝贵。当然这是我们现在的认为。当时更多的人只觉得遇罗克是大逆不道，是“螳臂挡车”，甚至认为他不过是一个疯子。把疯子看作正常，把正常人又看作疯子，这是人类历史上演的最荒唐最可笑的悲剧，也是我之所以在上面提到的自己那篇短文的末尾要那样写道：“有时想来，人类社会的悲剧莫过于此。” 

    当然在我们这个国度上演这种悲剧，其实不应该奇怪，这不过是因为我们有上演这悲剧的舞台、场地。我注意到了这本书的编者和作者意识到了这一点。徐晓在书的《编前的话》中写到：遇罗克“不只是倒在枪口下，还倒在十几万人齐呼的‘打倒’声中，倒在十几亿（这时准确点说应该是不到十亿人——引者注）人无言的沉默中”。记得我在《疯子堆里的贤明》里引用了别人的一首小诗《重量》：“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让所有的苟活者，/ 都失去了 / 重量。”这虽然是在赞美张志新烈士，同样适于遇罗克（故容我再一次抄在这里）。徐晓还作了自我反省：“如果我在现场，会不会和在座的十几万人一样振臂高呼？诚实地说：我会。”接着作者又替我们这个民族作了反省：“我想，如今被这本书所感动的大多数人，如果扪心自问，恐怕都会做出这种肯定的回答。”正因此，徐晓接着才说：“那么，遇罗克、张志新们之所以会死，就不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了。”这并非“做贼攀满牢”，也不是想推卸自己的责任，而是一种个人和民族的沉重反思。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在《乾坤特重我头轻——回忆我的哥哥遇罗克》这篇六七万字的长文要结尾处也挂了一笔：“我们纪念英雄，是希望每一个人自省——使遇罗克走上刑场，自己是否也有一份责任？单凭‘四人帮’能杀死遇罗克吗？万一将来另有一个‘四人帮’式的人物上台，在工人体育场上会不会再次出现一个盲目呼啸的海洋？” 

    恐怕没有人能回答烈士的妹妹提出的这个问题，或说谁也不敢肯定说不会“再次出现”。我只是自然而然地想，遇罗克的死是悲壮的也是悲哀的。 

    遇罗克当然不会知道，就在他被杀害的前后几年，因在当时追求真理而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的政治犯一个接着一个走向刑场，典型而著名的就有：林昭、张志新、史云峰、李九莲等。倘他九泉之下知道有这么多真正的同志，有这么多异端相陪，知道偌大一个中国毕竟不是一个人的思想意志统治得了的，知道无论多么暴虐多么专制，异端仍然会生长，知道尽管“臣民们像猪狗一样在大放鼾声，但是在那最深的黑夜里，有人不眠”（骆爽语），一定会感到欣慰，并非“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海子诗），用徐晓的话说就是：“使我们蒙羞的历史有了一点炫耀的资本”（徐晓《幸存者的不幸》）。 

    但遇罗克仍有悲哀，因为“事实是，遇罗克在劫难逃，遇罗克必死无疑！这不是遇罗克一个人的命运，而是所有离经叛道者的命运”（同上）。而遇罗克最感到悲哀的恐怕还不是自己肉体的被消灭，也不是暴政的专制或专制的暴政，而是成千上万的人麻木不仁地拥护这专 制拥护这暴政，拥护这不允许异端生存的社会，甚至是打心眼里的拥护。这要比专制和暴政可怕得多。如果没有舞台没有场地，即使想导演悲剧也不那么容易。

    三

    遇罗克遇难近三十年，我读到了奥地利思想家斯•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不知遇罗克生前是否读到过。茨威格在这本书的《引言》开头录了法国著名散文作家蒙田的《关于人吃人》里的一段话：“他，虽身处危急存亡，但英勇顽强；他，虽命悬千钧一发，但忠于信念，毫不气馁。在从容就义时，以轻蔑和凛然的目光注视着敌人——他被击败了，但不是被什么人而是被命运；他被杀害了，但没有被征服。最勇敢者往往是最不幸者。成仁比成功更值得羡慕。”把这段话送给遇罗克应该也是合适的。只是他的被击败被杀害与其说是“命运”，不如说是专制是暴政。当然说是“命运”，也无不可。倘他生在不是专制不是暴政的社会，他将被称作英雄，称作思想家，甚至被称作先知先觉。正如他的妹妹遇罗锦在那篇长文的开头处说的一样：历史宣告了他无罪。历史只允许他活了27岁。历史还将宣告他是“烈士”、“理论家”、“思想家”、“实践家”……

    然而遇罗克被杀害了！

    也许他那时还太年轻，从开始写作和发表《出身论》，就根本没有去想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也根本没有意识到偌大一个社会，成千上万的人，甚至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家居然竟都没了自己的头脑，没了自己的思想意识，再说难听点，一个个都成了行尸走肉；他更没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社会根本不允许异端的存在。遇罗克睁着大眼，在宣判会的会场看着黑压压的人群，手里一片红地举着那本小书，他只有悲哀，这悲哀不仅是为他自己生在那样一个时代，也为他的祖国有那样一个时代，更为那个时代中天大的一群人！

    四

    1998年5月29日，被广大读者认为中国最开明的报纸《南方周末》，在《实验特刊》的《人物》版披露了文革中被杀害的林昭的有关情况，题为《没有哀荣——林昭》，其中有这么一句：“及至今天，她对真理的追求、不屈不挠的信念和毫不妥协的牺牲精神，依然是这个伟大而可悲的时代所缺少的。” 

    我想，《遇罗克遗作和回忆》这本书的编者和其中一些活着的作者，他们之所以要出版这样一本书，首先自然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但决不仅限于此。出这本书的意义除了纪念，就是编者之一的徐晓在此书《编前的话》最后的几个“但愿”。而这几个“但愿”中最重要的就是最后的那个“但愿”，它与上面“时代所缺少的”这句话简直是异曲同工： 

    “但愿，所有读到这本书的人，能回过头去看——看英雄的血、平民的泪；能静下心来想——想我们民族和个人付出的与得到的；能够拍着胸口问——不只是问历史、问社会、问他人，更重要的是问自己、问人性。” 

    使“这个伟大而可悲的时代”有更多的人去不屈不挠、毫不妥协地去追求真理，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真正朝着民主、自由的方向发展、前进！

    1999年10月上旬于郑州

    注：闻朔在《一抔净土掩风流——我所知道的林昭》一文中引用文革时林昭在狱中写的小诗《家祭》，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假如你知道，你为之牺牲的亿万同胞，/ 而今都只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饥饿的奴隶！”（参见1998年第10期《同舟共进》杂志44页）

    载2000年武汉晨报、湘声报、金山杂志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