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王纸尿裤版本 u e s:毛泽东国家利益观略论

毛泽东国家利益观略论

张俊国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为建立、巩固和发展新中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影响深远。自从毛泽东逝世以来，学术界、理论界围绕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已展开了多方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不少丰硕的学术成果。但在已展开的各项研究中，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研究却很少有人专门涉及。本文试图对此作一些探讨。

一
国家利益既是一个历史概念，又是一个国际政治概念。虽然不同的人们由于受世界观、价值观、阶级观、文化观、意识形态观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知识结构水平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方式方法的影响，从而对于国家利益的认识和理解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但无法否认国家利益作为一个客观实在在国际政治中无时无刻地存在着却是不依任何人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19世纪英国的帕默斯顿曾说过：“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些利益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追求。”20世纪被誉为现实主义经典大师的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也强调指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可见，国家利益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是何等的重要！那么，什么是国家利益呢？《美国政府与政治辞典》一书中把国家利益定义为：那些与一定民族国家的至关重要事情紧密相连的政策策略目标，无论在国内政策或国际谈判中如果违反了这些目标，就会被认为是损害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对国家利益颇有研究的中国学者阎学通认为，所谓国家利益就是“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上与精神上需要的东西”。另一位学者薄贵利则指出，从最一般、最抽象的意义来说，国家利益“就是以国家面貌出现的统治阶级的利益与其支配的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机结合”，或“一个国家对其根本性状的维护和对国家政治统治需要的满足”。从国家战略实践与国际政治现实中可以看出，“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国家的生存；2、国家根本性状之维护；3、国家的‘自我实现’”。“由于国家性质之不同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政治统治需要之不同，从而导致各国国家利益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甚至产生对立和冲突。基于同样的原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环境中，同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也会呈现出重大的差别。”事实上，正是这一差别才表明国家利益的内容是客观的，而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则可能是主观的，由此，可以认为所谓的国家利益观就是指人们对国家利益的认识、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的有机结合体。本文在这里所要探讨的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来展开的。

二
尽管毛泽东在其一生中从来没有专门论述过国家利益这个概念，但长时期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其独具中国特色而又符合当时时代特征的国家利益观无不体现在他的浩大著述之中和领导中国人民为彻底改变中国命运和国家面貌的波澜壮阔的奋斗征程之中，也体现在他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起草的会议宣言之中。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它将保卫人民的利益，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它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它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内涵的基本方面，现择其要者论述之；

第一，国家安全利益观。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以他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共领导人才带领全国各族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一起奋起反抗，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严重侵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为争得和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创造了前提条件。综观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全过程，不难看出他对国家安全利益思考的深透思想。就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他就明确地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 后来，新中国历史的发展也确实证明了毛泽东这一认识的正确性。正是由于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充分戒备，才使得新中国在面对外敌入侵和骚扰的几次卫国战争中具有了取胜的把握和必然性。与此同时，毛泽东又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虽然使“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但他十分明白新中国如果仅仅把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筹码放在思想的重视上是远远不够的。他一直认为对于新中国来讲如果没有坚强有力的国防实力作保障，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将无从谈起。因此，他特别强调：“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之后，中国政府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情况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仅建立起了正规化的、强大的人民军队，而且还使人民军队和国防基础设施建设的各种装备达到了现代化的水平，为新中国在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始终为维护好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创造了较好的物质技术条件。

第二，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利益观。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所谓主权就是一个国家固有的在其领土范围内拥有的处理各种事务的最高权力。根据这种权力，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对内对外政策，处理国际国内一切事务，而不受任何外来干涉。可以说，争取和维持主权与领土完整利益是一个国家最起码的基本权力，也是一个国家被称其为国家的最低线的要求。如果离开这一点来谈论其他的利益，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将不国”了。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一位非常富有民族个性的历史伟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利益问题上，他从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含糊，更不允许拿原则去作交易。在确定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时，他明确表示：新中国“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但决不会“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认为这是新中国在能否维护国家利益问题上区别于旧中国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他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新中国成立前夕，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作战的时候，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四艘英国军舰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妨碍渡江，中英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4月26日，英国保守党首领丘吉尔在下院发言，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驶入人民解放军防区的英舰说成是“暴行”，要求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去……实行武力的报复”。毛泽东得到消息后，强烈谴责了丘吉尔的霸道行径，痛斥“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他严正声明：“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加关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他在多次讲话和论述中都反复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思想，即对于新中国来说，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是其保持国格和尊严的基础与最根本的条件。他曾经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庄严声明过：“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但“中国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其实，20世纪50-70年代中国与苏联、美国等国保持的关系，无论是“一边倒”关系还是“一条线”、“一大片”关系，无不说明毛泽东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利益问题上的坚强立场和比较高超的政策策略思想。

第三，国家政治利益观。国家政治是一个国家的政党和政府在内政与国际事务中的各种相关活动的综合反映。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政治利益会包括很多方面，但毫无疑问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则是其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因为它不仅直接关联着国家内部各项事务的发展走向，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国家的对外关系起着关键性的指导作用。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在国际政治中国与国之间的交往首先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他指出：“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其次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毛泽东看来，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而，在世界政治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资源和利益的供求就应该是此消彼长的。帝国主义列强由于历史和现实需要的原因，一直把获取他们自身的利益建立在剥夺其他弱小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对此，毛泽东不仅坚决反对，而且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在批评搞霸权扩张主义的美苏时指出：“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就要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同时又指出，这些人“他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这表明了他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豪迈胆识与气概。再次，必须建立具有本国特色而有有利于本国发展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毛泽东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既关系着该国执政党与政府执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大问题，又决定着一个国家政权的性质、任务和内政外交，所以他认为必须慎重对待之。在建国前后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指出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同时，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在这个政治制度中，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必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了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就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为此，他提出了六条判断两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标准，即各族人民的团结，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毛泽东深知意识形态问题不单单是关系着新中国的国家价值观问题，而且也是关系着国民的政治认同感和民族向心力凝聚的大问题，所以万不可小视。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对统一人们的思想确实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又次，必须妥善认识和处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毛泽东一方面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另一方面又指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这一基本思想为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解决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第四，国家发展环境观。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在生存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促生存，但无论生存还是发展都离不开良好的内外环境，新中国也不例外。毛泽东针对新中国基础差、底子薄，再加上长期经受战争洗礼的特殊国情，提出要想维护新中国的发展利益，其一就要对国际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以此为国家的内部发展找好定位。他认为，一个国家面临的国际形势无非两种：一种是或者和平或者战争；一种是有战争危险，但是不致爆发战争。他指出：“有战争危险是共同的，或和或战就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第一次大战后不同，制止战争的可能性更大。第二次大战打败了德、日法西斯，要把他们再扶起来还不容易。美、英反动派确在准备战争，战争危险确实存在着。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民主力量，已超过反动力量……而且还在继续发展，所以战争危险必须而且必能克服，其条件就是要努力。”这就是说对国际形势两种情况的不同判断势必会影响到国内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但要真正避免战争的发生，就必须具有充足的力量来制止战争，并要求应当以有可能面对战争为出发点来部署党和国家今后的工作。其二要正确处理对外关系，以为国家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由于新中国诞生于世界两大格局的形成之际，历史客观地要求必须对此做出选择。毛泽东在对美苏对待新中国不同态度、不同政策的历史缘由与现状冷静分析之后认为，新中国必须根据自身的情况和国际形势的变化采取不同的政策。他指出：一方面“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另一方面也要酌情处理同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当美国为首的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封锁、打击政策致使中西关系处于严重对峙时期，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基本思路，强调“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认为“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但当看到美国正在逐渐改变对新中国的敌视态度时，他便当即表示：“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其目的就是要为改善新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铺平道路。此外，他还强调更要同周边国家搞好关系。在这方面，毛泽东处理同印度关系的思想更富有普遍意义。他说：“中印两国，国境毗连，在历史及文化上均有悠久而密切的关系，近世纪来，又都为挣脱自己民族的厄运，进行过长期而勇敢的斗争。存在于贵我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同情与关怀是深刻的。现在中印两国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已存在于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日益发展与巩固，而且与此而来的亚洲两大国家人民的真诚合作，必将大有助于亚洲与世界的持久和平。”实际上，建国以来这一思想已成为新中国处理同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指针。

第五，国家经济利益观。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敌视新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都在预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虽然已经胜利，但财政经济困难是无法克服的。在一些资本家中间也流传着诸如“共产党军事内行，经济外行”，“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0分”等种种说法。针对这些说法，毛泽东十分冷静地进行了辩证地分析。他首先认为应该把这些说法看作是对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以后能否争取和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一种鞭策与动力。为此，他号召全党不仅要善于打碎一个旧世界，而且还要非常重视建设一个新社会，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能否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拥护的先决条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向全党号召“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全党上下和全国各族人民必须“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对于这些问题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十分重要而又相当迫切的任务。其次，基于这样的认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迅速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尽管中间出现了不小的挫折，甚或严重失误，但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三
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内容丰富、意义深刻，以上所探讨的只是其中的几个方面。即使仅仅从这几个方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毛泽东不愧为中国近代以来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他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不懈奋斗了一生。不仅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遗产，也留下了相当珍贵的思想、理论和精神财富，国家利益观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此，胡锦涛对毛泽东做出了高度的概括。他指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了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和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壮丽历史画卷中，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大地上，都留下了他作为一代伟人的风采。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敬仰，而且也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的敬佩。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这是对毛泽东为新中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所做贡献的最集中与最高度的概括，也为我们在新的世纪中深入地研究和探讨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指明了方向。

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家与国家间的利益争夺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增强，尤其是近年来的经济全球化趋势更使国家利益的争夺变得复杂多样。对此，中国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既要从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又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避害趋利。惟有这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真正具有实现的希望和可能。


摘自《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下）》   毛泽东国家文化利益观略论(2008-11-22 08:53:55)  　　国家的文化利益不仅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利益的文化存在形态和运动样式。正因为如此，“国家文化利益和国家物质利益一样是一种具有终极意义的根本利益。正是这种根本利益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存方式，是国家利益根深蒂固的体现，因此，任何对这种方式的侵犯都被看作是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根本利益的侵犯。维护国家的文化利益就像维护国家的物质利益一样，都是对国家生命的维护。国家生命的完整形态作为一个有机体，它是由灵魂和肉体构成的，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国家利益都不能称为生命对象。”〔1〕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掌舵人，维护国家生命这个有机体灵魂与肉体内在的统一和完整便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2〕，由此，便产生了毛泽东关于争取和维护新中国文化利益的诸多观点与主张。
　　
　　一、构建具有民族文化认同感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精神坐标和价值体系的总和，也是一个国家全体国民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和操守原则的内在依据。国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强，就意味着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强，反之，国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弱，就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弱。美国现实主义经典学者摩根索，在分析影响国家权力的具有定性性质的三项关于人的因素时，认为民族性格和国民士气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的天平上的重量有着持久的并且是决定性的影响。摩根索指出：“民族性格不能不影响国家权力，因为，那些在和平和战争时期为了国家而行动，制定、执行和支持它的政策的人，那些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那些塑造公共舆论的人，那些生产者和消费者——所有这些人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带有那些构成民族性格的文化和道德品质的烙印。……它们无论是起好作用还是起坏作用，都要在国家成员可能参加的所有个人的或集体的行动中表现出来。”而国民士气则是“一个国家在和平或战争时期决意支持其政府的外交政策的程度。它渗透到国家的所有活动之中……。国民士气以公众舆论的形式提供了一个无形的因素，没有它的支持，任何政府，无论它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都不能够完全有效地推行其政策……。它的存在或不存在以及它的质量在国家的危急时期尤其容易反映出来，这种危急时期是指国家的生存面临危险的时候，或者是它必须制定国家赖以生存的具有根本重要意义的决定的时候”〔3〕。很明显，这里无论所说的民族性格还是国民士气，对国家权力的影响其实质都是讲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认同的问题。
　　中国的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刚健进取的奋斗精神、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自爱自立自强的人格精神、拳拳赤子的爱国精神等等，这些精神在激励中国人民为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昌盛以及励精图治与锐意进取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单单依靠民族文化中的这些内核已很难满足中国人民为完成新的历史使命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认为必须给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中注入新的血液和内容，即需要构建具有民族文化认同感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因为“一个国家人民团结一致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实力的重要因素”。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国内四分五裂、缺乏政治认同的情况下，在外交中实现自己的外交目标，实施外交战略。因而利用文化的政治认同和民族凝聚力来团结国人，形成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外交政策的制定、执行提供坚实的基础”〔4〕，就不能不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项重要的选择。当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条件具备了以后，新中国就走上了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5〕。既然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以国有经济与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那么就应该建立与这些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和文化体系。
　　首先，这样的文化制度和体系应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并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信念的。由于帝国主义的文化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的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和服务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因此这些文化的命运就如同它们依附之上的政治与经济的命运一样成为了革命的对象而予以坚决打倒和清除。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文化，虽然它在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中起过革命的作用，但由于其阶级的无力和软弱，在与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的较量中，“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6〕。这样，就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文化就只能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并且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
　　其次，这样的文化制度和体系应该体现出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特征。所谓民族的文化，就是指这种文化必须带有我们自己民族的特性（民族的语言、民族的形式、民族的风格和民族的思维特点、民族的表达方式），并且具有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奴化思想和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与独立的性质。这样的文化虽然应该把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决不意味着对外国的文化和思想可以无条件地照搬照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根据具体条件加以利用，并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所谓科学的文化，即指这种文化必须把反对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放在首位，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实践中严格把唯物论和唯心论、借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化复古主义区别开来，以新的道德伦理观念和积极向上的民风民俗代替落后没落的传统观念和旧习俗。所谓大众的文化，其实质就是提高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文化，因为这一部分人占全国民众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况且他们还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取之不尽与用之不竭的思想材料源泉。所以，毛泽东指出：“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7〕
　　再次，这样的文化制度和体系还应该以调动全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极大程度地提高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为主旨。毛泽东是一个极富有民族个性的历史人物。在他的社会主义文化理念中，他一方面始终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作为自己的一种最高文化价值取向，另一方面，由于他所亲身经历的旧中国的屈辱历史，使得他从内心深处对国家和民族可能再次遭受到的磨难都极为敏感。因为对于长期处于受压迫和受剥削的人们来说，自卑和盲从的心理最容易由此而产生，这对调动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极为不利。于是，他多次通过给予一些人中的奴隶思想与奴隶行径以辛辣的讽刺和猛烈的抨击，也通过对国民中涌现出来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励精图治的言行楷模予以炽热的称颂与张扬，以此来唤醒整个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作好思想上的准备。


　　二、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安全阀
　　
　　社会稳定是指一国国民在具有政治合法性政府规定的法律与政策许可的条件下和范围内，保持有序的生产和生活的一种状态。国民之所以能够做到有序地生产和生活，主要受制于以下的几个因素：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基于对政府绩效的高度认可和信任；整个社会拥有良好的道德规范体系与和谐的人际氛围等。在这些因素中间，毛泽东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对保证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由于意识形态对人们的社会心理影响深远，所以，“如果主流意识形态不能引导人们社会心理向着该意识形态要求的方向发展，就会出现各阶级、社会集团关系的不协调，引发社会矛盾乃至社会动乱”。〔8〕同样，由于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所以，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史上，中华民族以民族文化为根基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不断地促使着中华民族冲破自然的困厄，社会的顿挫，思维的迷误，从而在动态的矛盾展开过程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这些民族精神中蕴涵的许多伦理道德以及风俗习惯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也起着十分重要的规范作用、制约作用和引导作用。毫无疑问，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如果一个国家舍弃了主流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的导向功能、规范功能和制约功能，那么由此引发的信仰危机就有可能会对社会的稳定构成极大的威胁。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危机比自己的人民失去对国家的信任更严重的安全危机了。信任是一种整体性的精神状态，它以信仰为核心内容，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在不可或缺的灵魂和力量。一个国家的文化面貌和文化精神状态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整个社会对信仰的取向，这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安全状况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 〔9〕。
　　毛泽东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10〕这说明他对意识形态的作用十分清楚和看重。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他认为，在新中国这样的社会中，不单单有敌我之间的矛盾，而且还有错综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只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罢了。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说到底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思想上的问题，即社会成员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由于在社会分化重组中的社会地位的升降以及所处境遇、机会等的差异而产生出来的相互之间的看法和疏离倾向。但是，如果对这些矛盾处理得不恰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这些非对抗性的矛盾就有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从而使相互间的矛盾增多和激化，并最终威胁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为了避免这样的现象出现，毛泽东要求全党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能性。实际上，毛泽东的这种矛盾学说就是运用意识形态导向功能将广大人民群众引导上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方法的一种具体表现。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十分注重充分发挥民族文化中科学合理的内容在团结人民、凝聚民心、净化社会空气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如对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的高度赞扬并树立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就是最为突出的典范。雷锋虽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名普通战士，但他却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干一行，爱一行，甘当革命的螺丝钉。他那公而忘私、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风格，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与言行一致的工作作风，在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之后，曾经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学雷锋，做好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曾经成为全国人民自觉的一种道德范式。王进喜是大庆油田的一名工人，他在开发大庆油田的过程中，与其他钻井工人一起风餐露宿、出生入死，日夜奋战在油田的第一线，为我国最终甩掉石油贫穷国的帽子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最后被工人们亲切地称为“铁人”，其在工人中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焦裕禄身为县委书记，在身患癌症的情况下，毅然带领兰考县人民不屈不挠地同长期困顿兰考发展的自然灾害作斗争，其战天斗地的精神深深感动着兰考县的广大人民，他不仅以“党的好干部”的光辉形象而家喻户晓，而且还成为众多干部在工作中争相效仿的楷模。这些普通人的既普通而又不普通的事迹确实焕发出来了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无限热情和为彻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作贡献的无穷精神力量。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主流意识形态还是民族文化都在保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毛泽东时代，在整个社会倡导的看重这些作用而轻视物质方面的作用确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确实收到了单纯依靠经济手段所难以达到的效果。对于毛泽东来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他领导下的新中国以及他心目中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前景，“决不仅仅只是一幅物质文明高度繁荣的景象，而是一幅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交相辉映的辉煌景象。就早年与晚年而言，在他心中，人的精神状态，社会的道德水准甚至远比物质文明的成就更具有社会价值”〔11〕。
　　
　　三、加强思想政治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工作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新中国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民的郑重选择。对于这样的一种新制度，毛泽东认为，“拥护社会主义的，不但有无产阶级，而且有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其人数达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反对的，或者暂时不赞成的，或者勉强赞成而实际不赞成的，只占人口的极少数”〔12〕。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社会主义是当前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意志和最高利益，而对于深受旧制度影响并与旧制度有着千丝万缕利益联系的人们来说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残留在这些人们的头脑里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由此，毛泽东指出：“旧的东西要一下子去掉很不容易，新的东西要一下子接受也不容易。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一种新的思想，要慢慢地才能在人们的头脑里占领阵地，才能使旧的东西的影响逐步缩小。”〔13〕那么，怎样才能使新制度和新思想逐步地被人们普遍地适应和普遍地接受呢？毛泽东的看法就是，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来达到。
　　对于加强思想政治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必要性，毛泽东有过不少论述。在他看来，由于“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14〕，因此，在我国由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和想法。如他认为在我国五百多万的知识分子队伍中，尽管大多数人都是爱国主义者，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但也有许多人对于在新制度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解答，不大清楚，对于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还有怀疑，甚至还有少数人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有敌对情绪，认为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会失败，希望回复到资本主义时代去。同时，在一个时期内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还出现了思想政治工作减弱，对政治、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漠不关心，对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后又不那么行时，对实行社会主义动荡不安或感觉不舒服等等现象和倾向。另外，也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有一部分党员干部面对工人和贫下中农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的革命要求，自己却不想前进了、后退了、反对革命了。毛泽东认为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因为这些人作了大官了，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所以，他们要保护自己的这些既得利益。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发展，为了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与意识统一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上来，毛泽东认为十分有必要开展思想政治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

　　但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面对思想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千头万绪的工作，毛泽东又认为必须要有所侧重，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否则，就很难取得成效。在这样的前提下，他要求：
　　第一，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以来就一直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取得全国人民信任和赢得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基础，更是其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胜利，毛泽东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党拥有一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干部队伍。这支队伍，在战争年代，他们“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15〕。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们“又红又专”。如果这支队伍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16〕。因此“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17〕。惟有这样，党的堡垒才能牢不可破，党的事业才能继往开来，党的执政能力才能不断得到加强，党的前途才能光明灿烂。
　　同时，也要加强对知识分子队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也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容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这部分人知识丰富，思想活跃，但也想法较多，要想团结这部分人一起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就必须找到和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为此，毛泽东指出：“在500万左右知识分子中，大约有10%左右是比较熟悉了马克思主义的，另有大约百分之几的人是反对或者不愿接受马克思主义的，80%以上的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还不多，但是愿意研究它。我们的任务，就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争取在今后两个五年计划内，使我们的知识分子普遍接受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他们通过实践懂得较多的马克思主义。”〔18〕他还特别希望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能够去接触工人和农民，“这样就可以使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真正为自己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如果看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人、农民的接触中，在自己的工作中有所了解，那么我们很多人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个共同语言，而且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个方面的共同语言”〔19〕。这样，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就好办了。
　　第二，各级领导干部都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毛泽东曾经指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因此，他号召各级党委，特别是省、市和自治区一级的第一书记，对于了解工厂、学校以及报纸、刊物的思想政治动向，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解决这些方面的具体问题等项任务，应该立即抓起来，并且教会地、县两级和城市区级第一书记抓起这些工作。不应该只委托宣传部长、文教部长、教育和文化厅、局长这些同志去做而自己不去管它们。他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既要包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又要包括艰苦创业的教育、平等公正教育和为人民服务教育等等。在他看来，对于青年们进行艰苦创业教育尤为必要和重要，因为“社会主义是艰苦的事业。我们以后对工人、农民、士兵、学生都应该宣传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学校中要提倡一种空气，教师与学生同甘共苦，一起办好学校。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不要使他们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今后无论谁去招生都不要乱吹，不要把一切都讲得春光明媚，而要讲困难，给学生泼点冷水，使他们有思想准备”〔20〕。这样，才能使他们走向社会以后不仅能够经受起各种各样的考验，而且还能够担当起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任。同时，他还提出非常希望党员干部和老同志要具有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这样的重要思想。
　　第三，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要予以指出和批评。新中国的成立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大事件，但她毕竟脱胎于旧中国，因而在新旧社会制度变革的过程中，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思想只有慢慢地才能在人们的头脑里占领阵地，才能使旧的东西的影响逐步缩小。这就意味着我国在加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同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思想也正在顽强地存在着和表现着。对此，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呢？毛泽东的观点就是：“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21〕他认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因为对其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极为不利的。
　　此外，为了对非马克思主义进行有针对性的鉴别和批判，毛泽东还规定了在新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行是非的六条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否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是否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是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他认为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也是为了在比较和鉴别中更好地理解与接受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