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身粉能治湿疹吗:【台湾地下党组织揭秘】

                                                        【潜伏的台湾地下党历史背景】

       甲午战争以后，台湾沦落为日本的殖民地。在日本统治台湾的半世纪中，台湾知识青年在世界性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潮下亦曾发展出左翼的力量。并且在殖民背景下成立隶属于日本共产党的台共组织，不过当时日本政府毕竟军事机器强大，社会统制又相当严密。对日益兴起的左翼萌芽，日本政府很快采取强硬措施全面镇压，台湾早期共产党顷刻被扼杀在襁褓中。

        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从将来解决台湾问题考虑，计划先行派遣了一批台湾籍干部返台。这些人长年流落在外，随大陆共产党参与革命工作，与家乡族人已相当隔阂，对台湾在日本殖民化下的特殊社会状况根本不了解。共产党的台湾分支，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启动的。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派台籍干部蔡孝干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
                       9月，蔡孝干由延安出发，12月至江苏华东局学习、筹备。          1946年4月，首批干部由张志忠率领潜入基隆、台北。           1946年7月，蔡孝干进入台湾，正式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由蔡本人任书记，并直接领导“台湾学生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等组织。          这种一手遮天的组织形式，为后来一击即溃，全军覆灭的悲剧埋下伏笔。由于对当地情况不熟悉，省工委初期的工作只能联系旧台共份子，在原宗族亲属中拓展关系以及拉拢抗日知识菁英。总体而言，省工委发展最成功的新生力量仍是高等校院的知识菁英，而对于在大陆已成为共产党中坚力量的工农群众，在台湾的力量仍然十分脆弱。也就是说，直到1947年，台湾共产党依然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

         1947年1月，省工委接获中共中央的指示，针对发生在大陆的沉崇事件，在台北发动议场大规模的反美示威。不过一个月以后的“二二八事件”突然卷起全岛性的民变，让反美示威无法继续下去。

         “二 二八事件”的导火线是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的一件私烟查缉血案，翌日触发台北大批市民的暴动、示威、罢工和罢市。同日，居民包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抗议，遭驻署的卫兵攻击，从此该事件由请愿转变而为对抗公署的政治性运动，并触发由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所累积的省籍、族群冲突。抗争与冲突在数日内蔓延全台湾，最终导致国军部队镇压，死伤过万人。
        面对民怨突发的意外事变，台湾共产党本可以抓住机会，迅速站出来组织和领导，以便得到当地民众的认可，将形势向有利的方向引导。可是省工委却采取茫然不知所措，采取静观其变的政策，只有个别的党员如谢雪红和张志忠投身领导群众抗争，没有形成有力一致的拳头。
       “二二八事件”后，国民党政府失去民心，部份积怨人事参加共产党，使中共在台党员人数激增一倍，发为近九百人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着党的战斗力也跟着提高，对外产生了轻敌思想，内部却鱼龙混杂，危险步步逼近了。
         反过来，就全国战场看，1949年国民党的确彻底溃败，不过到台湾的却是其最忠心的干部，凝聚力与组织力反而增强，这种情况如同当年北撤延安的中共党人一样，人虽然变少了，但组织意志反而提高了。残留台湾的特务情况更为特殊，他们很多家里被清算、同事、朋友被杀害，是带着血仇咬牙工作的，也有的是在我党内部受到压制、排挤和陷害而投身敌营的，由于敌我身份调换，他们对过去同志作业惯性十分熟悉，常有工作上的巨大斩获。        原共产党的谷正文就是这么个人物，他1931年入党，曾经在山西率领过一支革命游击队伍，还曾经筹备组建红军第２６军。后来在北京与戴笠一席密谈后，心生崇拜，遂叛变投敌，成为共产党的克星。（后来谷正文成为台湾的绝对干将，暗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就是其一手策划，晚年还报料邓丽君是国民党特务，随后中风，活到97岁）

        1949年10月31日，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谷正文干员由“光明案”与“基隆市工委会支部案”中获得线索，先将陈泽民逮捕，再根据其供词，于1950年1月29日将蔡孝干逮捕。蔡孝干在短短一周内就彻底变心，供出所有的名单资料。造成其它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400多名党人被逮捕，情况极为惨烈：供出名字者活命，坚不吐露者则送往马场町刑场。

        其中败露的最大案件，要数吴石一案。        1950年2月4日，华东局派女情报员朱谌之从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手中得到情报，并在其安排下搭乘空军飞机飞往当时仍为国民党控制的浙江定海，欲搭船前往解放军掌握的上海。         由于朱谌之来台时违规曾向蔡孝干报告了与吴石工作状况，招致不可挽回的损失（吴石直属华东局，是战略特务，本来与蔡孝干领导的地方势力分属两个体系）。         国民党得知此重大状况，并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谌之，将朱押来台湾，同时立刻控制了吴石。由于吴石的官阶很高，此案涉及高级军官多人，是一时轰动的大案。此案最后枪决了六人，包括吴石、朱谌之以及吴石所安插的高级军官陈宝仓、聂曦、王正均、林志森等人，其余则判5年至10年不等。
        至1950年末，台湾共产党及进步人事已被绞杀千余人，一场血雨腥风，革命人士几乎荡然无存。
        1950年6月1日，蔡孝干在国民党的安排下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并在《中央电台》做出广播，对仍在台湾活动的地下党人造成严重的心理打击。他说：“我是蔡孝干，也就是蔡干，在中共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共极少数的台湾高级干部之一。今日中共许多党的老干部，不是我熟悉的朋友，就是我当年共患难生死的同伴。我曾经是苏区时代的中央执行委员，参加过两万五千公里长征，也曾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长。后来调任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的敌工部长，抗日战争结束后，我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党在台湾的实际负责人。但是...。”据龚德柏《蒋介石黑狱亲历记》指出：1950年被国民政府逮捕后蔡孝干最后“自新”，并且供出中共在台人员，使得中共在台组织完全瓦解。龚德柏认为蔡孝干是“台共四大金刚”最无用、最无志之人。他在南所时，即曾大呼与其有染的姨妹马文娟，后来主审人谷正文即将马文娟送进蔡房中以供寻旧欢，在使马投降，之后经马操纵，蔡孝干也就投降了。
         蔡被逮捕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解放军已经逐步向福建集结，战斗力如日中天，国民党党政军要人面对溃退之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尤其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已清楚地表明将放弃国民党。此时作为中共台湾地区最高长官，竟为一情妇而卑鄙投敌，真是人心难料啊！（不过《潜伏》的孙红雷也是被左蓝色诱，一步步走上不回路的）此后蔡孝干深居简出，继续从事反共工作，据说蔡孝干后任台湾安全部门少将参议副主任，1982年病故。         1950年后，韩战爆发，美国航空母舰驶入台湾海峡，在台湾和大陆中间画出一条线来，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地位从此确立，迅速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破灭了。
        1950年6月开始，一批批的被捕不屈的地下党人和左派青年被快速、残酷地处决，亲属们吓得不敢领尸，草草埋在台北近郊的六张犁公墓的小角落，40余年过去，当地已成无人问津的一片乱草荒山。

        二二八事变中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谢雪红在起义失败后，转赴上海、香港，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参与发起组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并且担任主席。开国大典时，她正站在毛主席身后。文化大革命中因为特务嫌疑，受到严重摧残。谢雪红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批斗谢雪红犯下“四大罪行”其中一项罪状是，“共产党叛徒，228的逃兵”。1970年11月5日，谢雪红因患肺癌病逝于北京，终年69岁。她不是死在病房里，而是医院的走道上。 　为信仰牺牲的“潜伏者”

　　他们是当年肩负使命，在台湾秘密潜伏的人。在当年台湾当局的口径中，他们是“匪谍”、“共谍”，在海峡对岸的记忆中，他们有个响亮的名字──台湾地下党。

　　20世纪中叶，对台湾和大陆来讲都是历史的十字路口。风云变幻、波澜诡谲的历史大背景下，上演了一幕幕爱恨情仇。岁月慢慢流逝，一群为理想奋斗拼搏，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人，几乎隐没在历史的深处。他们是当年肩负使命，在台湾秘密潜伏的人。在当年台湾当局的口径中，他们是“匪谍”、“共谍”，在海峡对岸的记忆中，他们有个响亮的名字──台湾地下党。

　　源起

　　在热播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潜伏》中，地下工作者余则成随同国民党前往台湾，继续“潜伏”，他也是“台湾地下党”的一员。台湾地下党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名称，而是在中共领导下，隐藏潜伏在台湾，从事谍报工作的地下工作者的一个统称。

　　左翼力量早在台湾光复之前便有萌芽，并产生了台湾的共产党组织。不过，日据时代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台共组织并不隶属于中国共产党，而是日本共产党的分支。

　　1928年，在上海参与创立台湾共产党的台湾留俄学生谢阿女不会想到，二十年后，世人记住的是她另一个名字：谢雪红。谢雪红1901年出生于台湾彰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1928年参与创建的台共组织被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1945年台湾光复后，她和她的同志重新开始了曾被日本殖民统治者扼杀的左翼政治活动，并在“二·二八”事件中领导了台中地区的武装斗争，后经香港返回大陆，创立大陆的民主党派之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谢雪红是一类台湾地下党成员的典型。他们与余则成不同，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在组织上同共产国际、日共、中共都有关系。

　　1945年8月，台湾籍干部蔡孝干被中共中央派遣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成为台湾地下党的领导人。蔡孝干不仅和谢雪红一道参与过1928年台共的创办，还参加过长征，是在中共党内成长起来的台籍革命者。蔡孝干于1946年7月到达台湾，标志着岛内的台共活动有了相对统一的组织领导。事实上，蔡孝干代表着台湾地下党的另一类组成人员──曾长期在大陆奋斗的台湾人。中共党内的历炼使他们获得信任，台湾籍的出身又是他们展开工作的宝贵财富。不过，正由于他们长期的大陆经验，跟本土成长起来“旧台共”和台湾本地人有一定隔阂。按照台湾的习惯，他们被称作“半山”。

　　蔡孝干到达台湾后，与陈泽民、洪细樵、张志忠等人一道完善党组织，开展联系潜在台共人士和左翼积极分子等活动，并在1947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就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女学生事件发动大规模反美示威。至于秘密搜集传递情报，则主要依靠“余则成”那样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潜伏者。

　　“虎穴忠魂”

　　在任何一种对台湾历史的叙述中，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都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后来台湾当局称这场席卷全岛的民众反抗运动 “受到共党匪谍的煽动、主导”，其实中共台湾省工委并没有积极参与。然而，谢雪红、张志忠两人却分别成为台中、嘉义两地武装反抗的领袖。“二·二八”事件之后，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当局丧失民心，在台湾的中共党组织迅速发展，人数激增一倍。

　　“二·二八”事件前，地下党的组织延伸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知识精英当中，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吴克泰、刘青石等人便在这个阶段加入，其中还包括一个日后人尽皆知的名字——李登辉。根据李登辉当年的入党介绍人吴克泰回忆：李登辉1946年由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返台后，便向吴克泰流露出信奉共产主义的思想。后来，在吴克泰的介绍下，李登辉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并向张志忠递交了自传，蔡孝干不久就批准李登辉入党，并由吴克泰与其进行单线联系。

　　与组织发展相比，真正的谍报工作更惊心动魄。据刘青石回忆，当时他在蔡孝干的领导下，负责台湾地下党与中共华东局的联系。一次，他乘渔船返回大陆，在港口接受检查时，用药水写在点心盒包装纸上的文件在日光下隐约显形。他情急之下主动打开包装纸给检查人员看，涉险过关。为了保证安全，他精心选择了一条台湾和上海之间走私菠萝罐头的路线传递档案和指示，并向蔡孝干建议，一旦情况危急，就用这条走私线路离开台湾。

　　出生于北京的汪声和是类似余则成那样的潜伏者，他在上海打入国民党政府民航局，担任无线电报务员。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奉命潜入台湾。他先到香港与同为地下工作者的妻子裴俊会合，借着国民党政府民航局撤退到台湾的机会，到达台湾。随后，他在台北市厦门街设立秘密电台，发回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余则成”是一个艺术形象，如果要在现实中找一个最贴切的原型，许多人会想到吴石。这位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军事专家在抗战中屡立战功，同时也在官场沉浮和派系倾轧中逐渐对国民党当局失望。到抗战末期，吴石升任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中将主任，曾帮助地下党人吴仲禧谋求国民党内职位。1947年到 1948年间，中共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吴石在吴仲禧介绍下，正式开始为党工作，接受地下党员何遂的领导。此后吴石历任“国防部”中将部员、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借这些职务之便，将大量机密情报、档案等送交党组织。

　　1949年7月，已被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在香港见到吴仲禧，后者表示他可以不去台湾，转赴解放区。吴石当即表态：自己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有机会，个人的风险算不了什么。为了避嫌，他还携夫人和一对小儿女一同赴台，留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在大陆。

　　吴石到台后，代号为“密使一号”。从他所处的职位，可想而知他所能接触和掌握到何等机密的情报。此时，中共华东局决定派遣长期在沪、港之间从事情报工作的女谍报员朱谌之与吴石联系。朱谌之于1949年11月27日由香港抵达台北，她先与蔡孝干取得联系，随即与吴石在其寓所中会面。通过朱谌之，吴石将包括台湾、金门等地的军事地图、军队部署、机场及飞机状况等情报经香港转交中共华东局。毛泽东叮嘱有关人员“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并挥毫赋诗：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牺牲

　　有奋斗就会有牺牲。而在斗争的过程里，有多少英勇不屈，就有多少变节叛卖。这其实是台湾地下党血色浪漫般的命运的写照。而由于台湾的历史结局与全国其他地区迥异，让他们的牺牲更显悲壮。变节者中最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党组织的最高负责人蔡孝干。

　　1949年，撤离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为了保住最后一块立足之地，采用了更加残酷、严密的抓捕和镇压行动。这种做法实际上延续多年，造成台湾历史上的白色恐怖时期，许多无辜的人被殃及，真正的中共地下组织更受到严重摧残。

　　1949年12月，台湾当局建立“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出任主任，对军队和保安机构实施特务控制。在这个机构的策划下，国民党军警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展开有效破坏。从1950年1月起，军警相继逮捕杀害多名地下党员。1950年2月，汪声和设在台北厦门街的电台被保密局人员发现，汪声和同妻子裴俊等四人被捕，不久后殉难。

　　1月29日，蔡孝干被捕。这位经过长征考验的领导者一周后就叛变了，并供出了有关台湾地下党的所有名单资料，400多名地下党员由此被捕。惨烈的一幕由此开始，变节招供的活命，立场坚定的不屈者马上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鲜血染红了台北近郊马场町刑场的弹丸之地。

　　1950年2月2 日，朱谌之的身份暴露，此时前往香港、上海的海上和空中航线都被封锁。吴石本人虽已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仍冒死为朱谌之签发特别通行证，送她飞往舟山。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吴石也暴露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特殊的身份和职位，此案令蒋介石极为震惊，他亲自下令逮捕吴石，朱谌之也由舟山被押回台湾。这便是举世震惊的吴石案。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谌之等四人英勇就义。

　　这一年，被杀害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左翼人士数以千计。

　　终局

　　2000年8月25日，《1950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揭幕。这是台湾地区第一次打破禁忌，客观展示了当年国民党政权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杀害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情形。

　　变节者苟活一时，但人生的故事并未结束。蔡孝干后来出任台湾当局安全部门少将副参议副主任，从此开始了低调的著述生活，著作有《台湾人的长征纪录》等。他于1982年在台北病逝。

　　也有历经九死一生返回大陆的人，从此经历另一种人生。谢雪红、吴克泰等早在“二·二八”事件后便返回大陆，见证了新中国诞生、成长，也经历了数十年的沧桑沉浮。台湾党组织在1950年被破坏后，刘青石历经艰辛，直到1956年才经香港返回大陆。此后，他在北京清河农场劳动了22年，直到文革后才获得平反。

　　还有一些人幸未蒙难，也未返回大陆，便在台湾定居。近年来，随着两岸时局的变化，台湾岛内不时有人站出来声称是当年潜伏下来的地下党员。有的确实是地下党外围活动者或同情者，有的则是冒充。

　　台湾地下党组织的历程也许是整个中共党史上最复杂、最难解的部分之一，直到今天，众多资料还矛盾重重，一些人口中的英雄和烈士，在另一处却被指为叛徒。后人唯一能做的，是在精神深处珍视那些真正为理想、信仰不畏艰难、流血牺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