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日期：2011年10月31日

第三编 秦汉之部

第七章大一统政府之创建【秦代兴亡与汉室初起】................. 3

一、秦汉帝系及年历....................................... 3

二、国家民族之抟成....................................... 4

三、第一次统一政府之出现及其覆灭.......................... 7

四、平民政府之产生...................................... 10

第八章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由汉武帝至王莽】.................. 11

一、西汉初年之社会...................................... 11

（一）农民与奴婢..................................... 12

（二）商贾与任侠..................................... 14

二、西汉初年的政府...................................... 15

三、西汉初年的士人与学术................................. 16

四、中央政府文治思想之开始............................... 18

五、汉武一朝之复古更化................................... 19

六、士人政府之出现【昭宣元成一段】....................... 21

七、汉儒之政治思想...................................... 22

八、王莽受禅与变法...................................... 24

第九章统一政府之堕落【东汉兴亡】........................... 25

一、东汉诸帝及年历...................................... 25

二、东汉之王室.......................................... 25

三、东汉之外戚与宦官.................................... 26

四、外戚参加王室之由来................................... 27

五、宦官参加王室之由来................................... 30

第十章士族之新地位【东汉门第之兴起】........................ 32

一、士族政治势力之逐步膨胀............................... 32

二、东汉之察举与征辟制度................................. 33

三、太学淸议............................................ 36

四、党锢之狱............................................ 38

五、门第之造成.......................................... 40

六、东汉士族之风尙...................................... 41

第十一章统一政府之对外【秦汉国力与对外形势】................ 45

一  两汉国力之比较...................................... 45

二、西汉与匈奴.......................................... 49

三、东汉与西羌.......................................... 54

第七章 大一统政府之创建【秦代兴亡与汉室初起】

经过战国二百四、五十年的斗争，到秦始皇二十六年灭六国，而中国史遂开始有大规模的统一政府出现。汉高称帝，开始有一个代表平民的统一政府。武帝以后，开始有一个代表平民社会、文治思想的统一政府。中国民族的历史正在不断进步的路程上。

一、秦汉帝系及年历 
秦自统一称帝至亡，凡三君，十五年。

秦帝系表：

汉自高帝至平帝凡十一君，一百一十一年。王莽自摄政至建新朝迄亡，共十八年。

西汉帝系：

二、国家民族之抟成

秦人统一，此期间有极关重要者四事：

一、为中国版图之确立。【秦并六国，分建四十二郡，（详下。）造成此下二千年中国疆域之大轮廊。】

二、为中国民族之抟成。【春秋时代华、夷杂处之局，逐渐消融，而成“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之社会。】

春秋时华、夷杂处之大势，粗略言之，徐有淮夷，青有莱夷，雍有犬成、义渠，豫有陆浑之戎，冀有鲜虞、赤狄、白狄、山戎，荆扬有蛮。经春秋至战国，西北诸国有渐次城郭化者，亦有渐次驱逐而北避者。秦、赵、燕三国竞务拓边：燕开渔阳、右北平、上谷、辽西、辽东诸郡；赵灭中山，【其先为鲜虞国，先灭于魏，为魏别封。】开雁门、代、云中诸郡，秦开九原、陇西、北地诸郡，魏开上郡亦人秦。中央诸戎则以韩、魏灭伊、洛诸戎，楚破南阳九夷而渐就消灭。东方淮海诸夷，率与诸夏同化。南方则有楚、越两国之辟地。大抵今浙江、福建两省为越人所辟；【秦始皇使王翦定楚江南地，又降越君，置会瓯，君海上，为今温州等处；或都东冶，君闽中，为今福州等处。始皇薨，闽越君无诸、东越君摇，率兵助诸国灭秦。其后东瓯悉众徙中国，处江、淮间。闽越分立东越，又徙其民江、淮。】湖南、云、贵为楚所辟。【楚襄王时，使庄跷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定滇，欲归报，会秦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以其众王滇。惟湖南湘西，自秦昭王置黔中郡，汉改武陵郡，而其地蛮族仍各自禹部落，开化有反缓于川、滇者。】巴、蜀则开于秦。【时在惠王时。】两广、安南则在秦并六国后始为中国郡县。群居生息于同一版图，沐浴寝馈于同一文化，以中国人治理中国疆土，发展文化，盖自此始大定其基础。

三、为中国政治制度之创建。【封建制破弃，郡县制成立，平民、贵族两阶级对立之消融。】

封建制逐步破坏，郡县制逐步推行，自春秋至战国已然。虽封建遗形尚未全绝，然终不能再兴。且其势如危石转峻阪，不堕于地不止。汉初先则有异姓封王，继则封王惟限于同姓，又次则诸王惟得衣租食税，同于富人；此自景、武下逮东汉，封建名存实亡，尺土一民，皆统于中央，诸封王惟食邑而已。

至魏则井邑入亦薄。隋矫魏孤立，大封同姓，并许自选官属，然刘颂言其“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盖亦徒享封土，不治吏民，乃西汉景、武以后法度耳。至晋惠帝立后，诸王或镇雄藩，或专朝政，遂有八王之乱；然此乃权臣之擅政，非古代封建之比。

下至南朝，宋，齐、梁诸代，宗室诸王皆出为都督、刺史，星罗棋布，各据强藩，假以事任，矫东晋中央衰替之势；然此特援引亲族以踞要位，其权重在为守令，不在为王侯。

唐封诸王不出阁，有名号，无国邑，空树官僚而无莅事，聚居京师，亦仅衣税食租。惟明初封诸王，欲以封建、郡县相杂，然一、再传即废。终明之世，仍是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也。

再以封侯论，汉初诸侯亦犹有君国子民之意，景帝后事权即皆归国相，侯国与郡县无异；然尚裂土以封。东汉则多未与国邑，仅佩印受廪，列侯殆全同于关内侯。又汉初丞相选用列侯，武帝时始有拜相封侯之制。东汉位三公者亦不复有茅土封，然汉人犹常称“万户侯”，言其封食之大。至魏，虽亲王所食未有及万，诸将封多不满千户。【张绣封两千户，时谓例外。亦因其时户口耗减。】

晋、宋以下，门第既盛，朝廷封爵 乃不为重。至唐则并废封爵世袭之制，爵仅及身而止；而所谓爵土亦祇是虚名。受封者于内府给缯布，惟同俸赐，絶不足以拟古之胙土矣。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令诸功臣世袭剌史，长孙无忌等十四人辞曰：“违时易务，曲树私恩，谋及庶僚，义非佥允。方招史册之诮，有紊圣代之纲。一也。臣等非才，愈彰滥赏。二也。孩童嗣职，宁无伤锦？一挂刑网，自取诛夷。三也。求贤分政，寄在共理。封植儿曹，失于求瘼，百姓不幸，将焉用之？四也。”于是遂止。【唐初屡议封建，李百药、马周诸人皆反反对之。】观于此，则知封建制度已不能复行于后世。

以唐太宗之英武，唐初文、武诸功臣之出众，诚使君臣割地，各自专制一方，相与和好连结，征租训武，亦足各传白年、数百年之外。所以不能尔者，由国人对于政洽意义之认识，久已不许复有贵族世袭封建制度之存在。此乃中国史进程中一极要纲目，不可不特别注意也。

四、为中国学术思想之奠定。【此就态度倾向而言。】

大要言之，中周学术思想之态度与倾向，大体已奠定于先秦。

一曰“大同观”。王道与霸术，即“文化的世界主义”与“功利的国家主义”之别也。先秦思想趋向前者，以人类全体之福利为对象，以天下太平为向往之境界，超国家，反战争。秦汉大一统政府，在当时中国人心目中，实已为超国界之天下也。

二曰“平等观”。阶级与平等，即“贵族主义”与“平民主义”之辨。先秦思想趋向后者，而以仁爱中心的人道主义为之主。举其著者，如孔子之孝弟论、忠恕论，墨子之兼爱论，惠施之万物一体论，庄周之齐物论，许行、陈仲之并耕论、不恃人食论， 【此即均等劳作论。】孟子之性善论，荀子之礼论，【即新人伦主义，以才智德行为君子、小人之新判别。其弟子韩非，持论虽褊狭，然亦可谓是一种在国家法律下之平等论也。】皆就全人类着眼，而发挥其平等观念之深义也。

三日“现实观”。天道与人道，即“宗教”【此指侠义的宗教。】与“社会”之辨。先秦思想趋向后者。庄老之自然哲学，其反宗教之思辨最为彻底。人生修养之教训，社会处世之规律，为先秦学说共有之精采。教育主于启发与自由，政治主于德感与平等，对异民族主于与我同化与和平，处处表示其“大同”之怀抱。此乃先秦学术共有之态度，所由形成中国之文化，搏成中国之民族，创建中国之政治制度，对内、对外，造成此伟大崇髙之中国国家，以领导东亚大地数千年之文化进程者，胥由此数种观念为之核心，而亦胥于先秦时期成之也。

此四者，乃此期间冲中国民族所共同完成之大业，而尤以平民社会之贡献为大。即秦人之统一，亦为此种潮流所促成。

秦之先世本在东方，【史记秦本纪叙述甚详。】为殷诸侯。及中潏始西迁。【其母乃西土酈（lì）山氏之女。】周孝王时，大骆适子成居犬丘，【今陕西兴平。】而庶子非子始别封秦。【今陕西陇县东南。】其后，犬丘一族为西戎所灭，非子一族邑秦者遂又东兼犬丘故地。诸赢姓如江、黄、【左庄十九年正义、史记陈杞世家索隐。】徐、奄、【左昭元年正义。】梁、【左僖十七年有梁赢。又潜夫论。】葛、【左僖十七年，有葛赢。】谭、【史记、潜夫论。】莒、【潜夫论。】郧、【左桓十一年，宣二年。】终黎、【史记伍子胥传索隐。】钟离、【史记秦本纪集解、水经淮水注。】淮夷、【路史后记注。】及战国之赵，皆在东方。秦、晋于春秋时世为婚姻，时无以秦为夷狄者。战国之秦乃如春秋之楚，不得即此谓秦果夷狄。

三、第一次统一政府之出现及其覆灭

秦并六国，中国史第一次走上全国大统一的路。此不专因于秦国地势之险塞及其兵力之强盛，而最要的远是当时一般意向所促成。

秦之富强，得东方游仕之力为多，如商鞅、张仪、公孙衍、甘茂、范雎、蔡泽、吕不韦，皆东方人也，彼辈皆不抱狭义的国家观念。【即如鲁仲达力反帝秦，亦就文化上立论，并非狭义的爱国主义。】若使东方贵族机体不推翻，当国者尽如平原、信陵、屈原、韩非之徒，平民学者不出头，游仕不发迹，一般民众皆受狭义的贵族政体之支配，则秦人力量便不够并吞东方。即以始皇一朝相臣言之。相国吕不韦、【始皇即位拜，十年免。】昌平君、【九年拜，二十一年贬。索隐曰：“昌平君，楚之公子。”】昌文君、【九年拜。】丞相王绾、【二十八年拜。】李斯、【二十四年拜。】去疾【三十七年拜。】诸人，似乎全非秦之贵族。如吕不韦、昌平君、李斯则明属东方人，吕、李明是平民阶级。秦政府实一东西混合的政府，【即超过界的。】亦是一贵族【秦王室。】与平民合组的政府。【所谓布衣卿相之局。】秦藉东方人力得天下，自不能专以秦贵族统治。故始皇虽为天子，子弟下侪齐民为匹夫，更不封建。虽系始皇卓识，亦当时情势使然。

秦政府对统一事业，亦大有努力，举其要者，如废封建行郡县。

此种趋势，虽自春秋、战国以来即然，然明白肯定的废封建则自秦始皇统一后始。时丞相王绾即请立诸子，封王荆、齐、燕诸地，李斯不谓然。【时斯为廷尉。】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卒从李斯议。其后博士齐人淳于越又主封建，谓：“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郡县政治在当时实是有史以来之创局也。】丞相李斯力斥之，至为请焚书。封建、郡县两政体之争论，乃当时最要一大事。李斯学术上承荀卿，始皇亦本于息战弭兵之见地，不复封建。【郡县则天下为一家，可望永久和平，封建则依然列国并立，难免兵端。此实当时一种极纯洁伟大之理想，所谓“平天下”是也。】秦君臣此番建树，于中国史上政体之跃进有大功绩。后人空以专制讥溱，殊欠平允。

又按：秦始皇二十六年即从廷尉李斯议，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今略考之：

1

陇西

昭王二十八年置。

13

上谷

始皇二十三年因燕置。

25

黔中

昭王三十年置。汉志失载。

2

北地

亦昭王置。以上二郡当在今甘肃境。

14

辽西

始皇二十二年因燕置。

26

长沙

始皇二十三年、四年灭楚置。以上二郡当今湖南境。

3

上郡

昭王三年置。

15

辽东

始皇二十二年因燕置。以上诸郡略当今河北、热河、辽宁境。

27

楚郡

亦始皇灭楚置。治陈，亦曰陈郡。汉志失载。

4

云中

始皇十三年因赵置。

16

河东

昭王二十一年置。

28

九江

始皇二十四年置。

5

汉中

惠王后十二年置。以上三郡当在今陕西境。

17

太原

庄襄王四年置。

29

泗水

始皇二十三年置。

6

蜀郡

惠王二十七年置。

18

上党

昭王四十八年置。

30

砀郡

始皇二十二年置。

7

巴郡

亦惠王时置。以上二郡当在今四川境。

19

雁门

始皇十三年因燕置。

31

薛郡

始皇二十三、四年置。

8

邯郸

始皇十九年取赵置。

20

代郡

始皇二十五年因赵置。以上诸郡略当今山西境。

32

会稽

始皇二十五年置。以上诸郡，略当今江苏、安徽、浙江境。

9

巨鹿

始皇二十五年灭赵置。

21

三川

庄襄王元年置。

33

齐郡

始皇二十六年灭齐置。

10

广阳

始皇二十一年灭燕置。汉志失载。

22

颍川

始皇十七年置。

34

琅琊

始皇二十六年灭齐置。

11

渔阳

始皇二十二年因燕置。

23

南阳

昭王三十五年置。以上诸郡略当今河南境。

35

东郡

始皇五年置。以上诸郡，略当今山东境。

12

右北平

始皇二十年因燕置。

24

南郡

昭王二十九年攻楚置。此略当今湖北境。

36

闽中

与会稽同年置。当今福建境。汉志失载。

又增九原、【始皇三十三年开河南地置。略当今绥远境。】南海、桂林、象郡、【始皇三十三年略取陆梁境地置。略当今两广乃至安南境。】东海、【始皇三十四年置。今江苏、山东境。】共四十一郡。边郡十八，近边二郡，【黔中、长沙。】内郡二十一，境土略与今相当。惟北盛于南，与后世异。

收军器，堕城郭，决川防，夷险阻，以解消封建时代之武装。

当时国境，皆筑长城为防。【魏两长城：一曰“固阳长城”，在今陕西境，由今华县达榆林，南北千余里；一曰“荥阳长城”，在今河南境，由阳武达密县，南北数百里。齐亦有长城，在今山东境，由平阴达诸城、琅邪，尽海滨，东西千余里。燕亦有两长城：一曰“外长城”，由今河北怀来达辽宁之辽阳，东西二千里；一曰“长城”，在今河北易县西南，延袤数百里。赵则有“捍关”，在今陕西肤施西北，北捍胡，西捍秦，长千五百里。楚自春秋已有“方城”，入战国，益增筑，在今河南境，以方城县为中枢，南经南阳达泚阳，北达叶县鲁山，亦有遗迹，屈曲数百里。】割地裂疆，远者五、六百年，近亦一、二百年。又有堤防【齐与赵、魏以河为境，各自筑堤。】御水，而以邻国为壑。【亦有壅水不下，以害邻国。】中国之支杂破碎，固若自古已然。秦廷努力铲削决通，于中国大一统之形成，良有大功也。收兵器，铸金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此盖均为一种弭兵理想之实施。后人专以专制说之，殊非事实。

又建设首都，移东方豪家十二万户于咸阳，兴建筑。【宫殿与陵寝。】

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则咸阳之新建筑，实汇合当时营造艺术之大成也。其经营陵寝，亦承儒家理论，而藉以充实中央。【因有陵寝移民。汉承其制。】于物质上，【即文物上。】造成全国共仰之新首都，于统一精神亦殊重要。

巡行郡邑，筑驰道。

始皇凡五巡狩。【二十七年首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今甘肃固阳）。二十八年始东行，上邹峄山（今山东邹县）、泰山，南登琅邪，远过彭城，西南渡淮至南郡，浮江（即汉水）由武关入。（后人误谓始皇至湖南。）二十九年再东巡，经阳武登之罘（fú），遂登琅邪，道上党入。三十二年四次出巡，东北至暍石（今河北昌黎县），从上郡入（今陕西延绥一带）。三十七年第五次，至云梦（今湖北境），浮江下过丹阳，至钱塘，上会稽，还过吴，并海北上，至琅邪、之罘渡河至沙丘（今河北平乡县），遂道卒。】车辙马迹遍中国，贾山谓：“秦为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其制度之壮丽可想。

统整各地制度文化风俗。

此观秦各地刻石文辞可知。【秦刻石辞传者凡七：曰峄山、泰山、琅邪、之罘、之罘东观、碣石门、会稽。会稽刻石特提男女淫佚之防，此就各地风俗为矫正也。琅邪刻石尚孝、重农，为此后汉治之本。】又始皇二十六年云：“一法度衡石丈尺，车问轨，书同文字”，此亦统一工作上极重要之事务。

开拓边境，防御外寇。【筑长城及戍五岭。】此皆为完成大一统的新局面所应有之努力。大体言之，秦代政治的后面，实有一个高远的理想，【此项理想，渊源于战国之学术。】秦政不失为顺着时代的要求与趋势而为一种进步的政治。

至于秦以一皇帝【异乎以前所谓“王天下”。】高出乎公、卿、守、令百僚【异乎以前之贵族世臣、封建列侯。】之上，固若王室益尊，异乎前轨，然亦事势推迁所必至，【公、卿、守、令百僚若世袭，则仍是往者封建覆辙。若王位不世袭，则易启纷争，非长治久安之局。】非秦君臣处心积虑欲为此以便专制也。【为君者无此力量，为臣者无此心理。】秦廷有集议之制，【如始皇时议帝号、议封建、议刻石颂功德、议封禅。二世时议尊始皇庙。】为两汉所承。【西汉，如议立君：昭帝崩，群臣议立广陵王，霍光承太后诏立昌邑王，又议废之。如议储嗣：成帝召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孔光等入禁中，议立嗣。议封建功赏：如甘延寿、陈汤元帝时，矫诏诛郅支单于，朝廷屡议其功赏。民政法制：如昭帝时议盐铁。狱讼：同姓者如淮南王狱；异性者如魏其、武安侯相争。边事：如马邑之谋。皆付廷臣群议。东汉，如议立君：质帝崩，大集议立桓帝，梁冀主之，而李固、杜乔强守立清河王蒜不屈。董卓废少帝立陈留王，袁绍横刀而出。议迁都，如董卓议迁长安。议食货：肃宗议复盐铁。其他如议宗庙郊祀典礼，议选举刑法等，不胜举。】朝廷每逢大事，君臣集议，犹与春秋列国贵族世卿之世略似。就此种政制风格言之，亦非一君权专制独伸之象。

秦代政治的失败，最主要的在其役使民力之逾量。

秦人以耕战立国，全国民众皆充兵役，名曰“黔首”。【魏有“苍头”为平民军队之一种，“黔首”殆于“苍头”义近。】惟在战国兵争时代，以军功代贵族，秦民力战于外，归犹得觊功赏。及天下统一，秦之政治亦渐上文治轨辙，而一面仍恣意役使民众，如五岭戍五十万，长城戍三十万，阿房役七十万；此等皆为苦役，与以前军功得封爵不同。古代封建小国，四境农民行程相距最远不出三、四日，每冬农隙，为贵族封君服力役三日，往返不过旬日，其事易胜。秦得天下，尚沿旧制，如以会稽戍渔阳，民间遂为一大苦事。又有“七科谪”与“闾左戍”，【“七科谪”者，一吏有过，二赘婿，三贾人，四尝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发闾左。闾左既空，常及闾右，其滥可知。秦自以农战立国，役不足乃谪贾人，此与东方社会经济情态亦不合。】陈胜、吴广即由比起。

秦室本是上古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贵族政府，依然在其不脱贵族阶级的气味下失败，【役使民力逾量，即是氏族的贵族气味。】依然失败在平民阶级的手里。

秦之统一与其失败，只是贵族封建转移到平民统一中间之一个过渡。

四、平民政府之产生

秦灭六国， 二世而亡，此乃古代贵族封建势力之逐步崩溃，而秦亡为其最后之一幕。直至汉兴，始为中国史上平民政权之初创。

高祖父称太公，无名。母曰刘媪，并亡其性。高袓行三，故曰刘季，既有天下，因名邦。一时群臣，如萧何为沛主吏掾，曹参为狱掾，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史，申屠嘉材官，陈平、王陵、陆买、郦商等皆白徒，周勃织薄曲、吹箫给丧事，樊哙屠狗，灌婴贩缯，娄敬挽车，惟张良为韩相贵胄。汉初王后亦多出微贱。项羽、田横之徒皆责族，而皆不能成事，此可以觇世变。

平民政府必然创建，殆为当时历史趋势一种不可抗之进程。然在平民政府创建的过程中，却屡次有“封建”思想之复活。

秦始皇二十六年丞相王绾等议复封建，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等又议复封建。至二世皇帝元年，东方革命军起，各为六国立后。汉高平项王，封韩信、彭越、黥布诸人为王；迨异姓诸王逐渐铲灭，又封宗室同姓诸王。

直到景帝削平吴、楚七国之乱，平民政府之统一事业始告完成。当时平民政府的第二个反动思想则为“无为而治”。

汉初政府纯悴代表一种农民素扑的精神，无为主义即为农民社会政治思想之反映。因此恭俭无为、与民休息，遂为汉初政府之两大信念。因乱后社会经济破产，人心厌乱，战国晚年黄老一派消极思想，遂最先在农民政府里面得势。

“无为”之实则为“因循”。因此汉初制度、法律一切全依秦旧。【即如萧何定律，而夷三族、訞言令、挟书律等皆存在。至孝惠、高后、文帝时逐渐废除，惟精神上汉则恭俭，秦则骄奢，此其异。】战国晚年申韩一派的法家思想，遂继黄老而为汉冶之指导。【太史公谓申韩本于黄老，亦自就汉代情形言之。】

此种趋势，在文、景时逐渐开展。一面汉廷削平吴、楚七国之乱，一面又渐渐有所谓“酷吏”出现，用朝廷法令来裁抑社会上的“游侠”与“商人”。功臣、列侯、宰相、大臣，亦不断受朝廷法令制裁。中央统一政府之权力与尊严，逐渐巩固，而后酝孕出汉武一朝之变法。

平民政府有其必须完成之两大任务，首先要完成统一，其次为完成文治。汉政府之实际统一，始于景帝。汉政府文治之蒸，则始于武帝。

第八章 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由汉武帝至王莽】

要明白西汉文治政府之意义，先应注意到当时的一般情态。

一、西汉初年之社会

古代封建社会，到战国已逐步消失。军人、游仕、商人，不断由平民社会中跃起，他们攀登政治舞台，而攫得了古代贵族之特权。

秦代统一政府在此种剧变过程中产生，因其历年甚暂，那时的社会情态现在无可详说。

就汉初情况而论，似乎秦汉之际虽经历了几次战乱，而战国以来社会变动的趋势，依然照样进行。

（一）农民与奴婢

社会上一般生活，都起了绝大变动，只有农民，还比较呆滞在陈旧的状态下过活。

封建时代的农民，对其上层统冶者，约有如下几种负担：

一曰税。

此即地租。农民耕地，在政治观念上，系属于其地封君之所有，故农民对其封君每年应纳额定之租税。

二曰役。

因土地所有权的观念，转移到农民的身分，耕地者对其所耕地之封君有臣属之关系。【所谓“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因此每年于农隙，又须对其封君为额定的几天劳役。【如浚河渠、筑城防、起坟墓、建宫殿等。】

三曰赋。

遇封君贵族对外有战事，农民须对其封君贡献车牛，或劳力。【农民不能有披坚执锐之荣耀身分，仅在军队中服劳役，乃至追逐军后助威作劳。】

四曰贡。

此出农民情感上之自动，如逢年节，向其封君献彘、兔、鸡、鹅或丝、布之类。

上四项，一为粟米之征，二、三为力役之征，四为布帛之征。【此言已为一种规定之义务。】一一沿袭到秦汉无变。就汉初情形言，农民对政府负担大体如次.：

一、田租。【即税】

战国以来租额无考，惟孟子屡言什一之税，知战国租额决不止什一。汉制则什伍税一，又时减半征收，则为三十税一。【自文帝十三年除民田租，至景帝元年后收半租。其间凡十一年未收民租，为历史所仅见。】

二、算赋。【即后世之“丁口税”。】

“赋”本出车牛、供夫役之义。战国以来，兵争连年不息，于是非常的、【即临时的。】无定期的赋，渐变为按年的经常项目。亦不必真出车牛、夫役，而径以钱币替代，各处按人口轮派，遂成后代之所谓 “人口税”。【秦人“头会箕敛”，即此。派人持大箕到各乡村按人头算缴纳也。】汉代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十五至五十六。】其未满年龄者，【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人二十。【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人二十三，三钱以补车骑马，（即战马。）民至生子辄杀。又买捐之云：“文帝时民赋四十，武帝时民赋数百”，盖亦时有轻重。】

三、更戍。【即兵役。】

古代农民本无武装，战国以下，既征共赋，又编其丁壮为军队，于是农民于纳赋外又须从军；而“从军”与“从役”两事，在当时观念上，往往不易分析。故汉人更戍凡分三项：

（一）中央政府之防卫   此名“正卒”，年二十三乃为之，以一年为期。【古制二十成丁，授田百亩，三年耕有一年之畜，故至二十三乃可为正卒。三辅来者为“北军”，掌卫京城；郡国来者为“南军”，掌卫宫门。汉帝以正月行幸曲台，临飨罢卫士】又郡国材官、【即步兵。】骑士，亦称“正卒”，期亦一年。【农民正式服兵役者凡二岁。于每年之九月都有“都试”，即大操也。】

（二）边疆戍守 此名“屯戍”，亦名“繇戍”。天下人皆直戍边三天。【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列。亦每年轮值。】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为“过更”。【戍边以三日者，古代封建侯国，四境相距不甚远，故国人得轮值一日以均劳佚。秦既一统，乃适会稽戍渔阳，陈胜、吴广遂以揭竿而起。汉人变通其制，许有过更则可无秦祸。】

汉兵出于民，往来繇戍衣装皆自补，远征则食其郡国之粟，惟卫士得衣食县官，罢遣侑享。因此，汉无养兵之费。

（三）地方劳役 此名“更卒”。一月一更。【即每年轮值一月。】次直不往，出钱雇贫者，月钱二千。亲服役曰“践更”。【贾捐之云：“文帝时，丁男三年而一事。”】

此种负担，在当时已为极重。【尚有郡国对中央之贡献，其详不可考。】

汉书食货志在李悝尽地力之教，谓：“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晁错并谓：“百亩之收，不过百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尽地力之教未必真李悝语。且农民经济变动较少，可以推见汉初情形。】董仲舒则谓：“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戌，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

农民在无可聊赖中，苢先是出卖耕地，出卖耕地后生活不免更苦。

董仲舒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较国税重十五倍。】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荀悦云：“官收百一之税，民输大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聚强之暴酷于亡秦。”故汉文之轻徭薄赋，仍无救于社会之兼并。】

其次只有出卖妻子乃至于出卖自身。【如此则算赋、更役等负担皆免。汉制奴婢倍算，然自有主人负之，与奴婢不涉也。】此为汉代奴婢盛多之来源。

汉代公私皆盛畜奴，蜀卓氏至僮千人，程郑亦数百。武帝时，杨可告缗，得民奴婢千万数。元帝时，贡禹言官奴婢十余万。盖有犯法没为奴者，而不能完租赋、践更役亦属犯法。则自卖为奴与没官为奴亦正等耳。自卖为奴犹较自由，有乐生之望，毋怪汉民自愿卖身之多。【后代不征丁口税，则不需出卖为奴。】

否则亡命。【即脱去籍贯，流亡他乡。】舍匿亡命有罪；而或则冒罪藏匿，【因其别有可图之利。】 是为“任侠”。商贾必盛蓄奴婢，任侠必多匿亡命，二者形成汉初社会之中层。

（二）商贾与任侠

当时商贾经营事业，【据史记货殖传所载。】约可分为采冶、制造、种殖、畜牧、运输诸项。这些事业，第一有待于山泽禁地之解放，【详第五章】 第二则有赖于大规模之奴隶运用。

货殖传所举当时大富，如铁冶、鼓铸、烧盐、转毂【即运输。】诸业，均有待于众多之人力。即其所言末业为贫资，如种树果菜，如畜养豕鱼，如屠沽，如贩籴，如制器漆髤，如皮革杂工等，亦待奴役以为操赢之算。大抵其时所谓商贾，以工虞农牧为本，以转贩居积为副，故奴婢为治产一要素。【齐刁间收取桀黠奴，使逐鱼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班固以“马蹄噭千，牛千足，羊彘千双，童手指千”并举。张安世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遂富于大将军霍光。】汉乐府：“孤儿命当苦，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王褒僮约，列举操作项目。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则作于家贾于市者，皆奴也。【其时奴隶率利用于制造及商业，而农业则己进为小规模的耕作，并无附著于土地，随土地而买卖之“农奴”。奴隶生活待遇亦优。可以有家室、财产、儿女，甚至连车骑、交守相，此与欧洲罗马农奴不同。】

以钱币买奴力以逐利长产，经营货殖者为商贾。以意气情谊收匿亡命共为奸利，甘触刑辟而市权势者则为任侠。【墨经：“任士损己而益所为。”韩非八说：“弃官宠交谓之有侠。”史记游侠传谓：“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厂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此如顺风而呼。而布衣之侠靡得而闻。”是战国任侠本指四公子辈广招宾客而言。汉书季布传注：“侠之言挟也。”其时贵族阶级犹未全泯，故有力挟众。汉兴，而闾巷之侠起，正可见世变。儒、墨皆不重侠，后人即认儒、墨为侠，非也。】

任侠之所舍匿，则曰“宾客”，然宾客与奴婢身分无殊。【同样逃避国家课税，失其为公民之资格。】任侠既以意气肝胆匿亡命，则亡命者亦出肝胆意气感激相报，乃至作奸剽攻、铸钱掘冢之类，无所不为。【后人乃渐以此等为“侠”。】而此一团体之生活亦得维持。任侠之权势与富厚，乃与商贾亦略相当。【濮阳周氏舍匿季布，置之广柳车中，并与其家僮数十人至鲁朱家所卖之。则任侠间亦自有大批奴僮相卖买矣。】

任侠与商贾，正分攫了往者贵族阶级之二势.。【一得其财富，一得其权力。吴、楚七国反，周亚夫至洛阳，得剧孟，曰：“吴、楚宁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已。”天下骚动，大将军得之，若一敌国，其权力可想。】皆以下收编户之民，而上抗政府之尊严，只要政治上没有一个办法，此等即是变相的贵族。【故司马迁称货殖富人为“素封”也。】

二、西汉初年的政府

现在再看上层政府里面的人物。

汉高得天下，大封同姓及功臣，并明约“非刘姓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所谓有功，大体上只指军功而言。【即相助刘氏得天下者，此即商鞅在秦所定“尚首功”之制也。汉二十级爵承袭秦制，自步卒到封侯，皆以战功为阶级，是汉亦以军人代贵族，明亦。】此为政府的最上层。其次的官僚，则大半由郎、吏出身。

郎官是随从在皇帝近旁的一个侍卫集团。【掌守门户，出充军骑，无定员，多至千人。】其制度略近于战国时代国君乃至于贵族卿相门下的食客与养士。【或曰：“郎之为言廊也”，因传卫宫殿廊庑之下而得名；或则曰：郎之得名，盖犹周宫郁人、鬯人、鸡人之“人”。】

郎官来历，不出下列数途：

一荫任。

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如苏武、韦玄成皆由此出身。此即战国策赵老臣触簪见赵太后，愿其少子“得补黑衣之数”之类也。

二、赀选。

家赀满五百万，得为常侍郞，如张释之、司马相如皆以赀为郎。盖高赀者得上书自请宿卫，禄不丰而费大，故张释之为郎十年不得调，谓其兄曰：“久宦减仲产”，欲自免归也。【杨恽传：“郎官故事，令郎出钱市财用，给文书，乃得出，名曰'山郎’。移病尽一日，辄偿一沐。或至岁余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戏，或行钱得善部。货赂流行，转相仿效。”是郎署多富人，武帝后犹然。】

三、特殊技能。

卫绾以戏车为郎，荀彘以御见侍中，此如战国策冯煖欲为孟尝君客，孟尝君先问“客何能”也。东方朔上书自衒鬻，用三千奏牍，武帝读之，輙乙其处，二月乃尽，得为常侍郎。然史谓东方朔“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其先东方朔侍遇乃与侏儒等。文士之与诛儒，同样为皇帝一时好奇心所爱好，而畜之宫中，则与戏车、善御皆一例也。【此外尚有以孝廉为郎者，如王吉、京房、盖宽饶、杜邺、师丹之类。有射策为郎者，如萧望之、马宫、何武之类，皆后起。】

第一项是变相的贵族世袭，第二项是封建贵族消灭后的新贵族，【富人。】第三项则是皇帝私人。郎官集团性质之分析，不过如此。然而政治上之出身，却正在此。【后汉书明帝纪，馆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则民受殃。”又按:郎官制度盖为政制浅演之民族所必经之一级，如后世金人以世胄或士人为内侍，(见斜卯爱实传。)又如元之四怯薛制等，皆略相似。】

郎以外有吏，【吏是各官署的帮办人员。】吏的来历，亦无一客观标准，大体仍多为富人所得。

汉制吏途凡三：一曰郡县吏，不限资格，平民自愿给役者皆得为之。【贾谊、张汤、王吉、龚胜、瞿方进、谷永，皆由吏出身。】然韩信“以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大抵在上者择家赀，在下者惟有行，如高帝以长者得为亭长是也。】则小吏亦复有赀选也。二曰中都官掾属，自丞相以下各官府皆可自辟署，或先为郡吏，或本为布衣，亦不限资格，优者则荐于朝。【如杨敞、蔡义、杨雄，皆由此进。】三曰狱吏，犹今时法官，以明习法令名。【公孙弘、于定国、丙吉、尹翁归、薛宜，皆曾为之。】然景帝后二年诏，谓：“今赀算十以上乃得宦，【应劭曰：“十算，十万。”汉（金值）万，文帝云：“百金中人十家之产”,则中人一家产当十万也。】减为赀算四得宦。”董仲舒言：“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赀，未必贤，【此即“荫任”与“赀选”二途。】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是当时吏途，亦大率为富人也。

如是则当时的政洽组织，第一层是宗室，【封建诸王。】第二层是武人，【以军功封侯。汉制非封侯不得拜相；亦有以外戚恩泽侯者。】第三层是富人，【得以赀进为郎、吏，谋出身。】第四层是杂途。【无论为郎为吏，皆须凭机缘进身而得在上者之欢好。文学、儒术亦杂途之一。】

三、西汉初年的士人与学术

要论汉初学术，必推溯及于先秦。

从另一观点言之，则先秦学术可分为一古官书之学，【即汉初人所谓：“诗、书古文”之学，亦中汉以后人所谓“六艺”之学，或“六经”之学，乃由早起儒、墨两家所传播，所谓“称诗、书，道尧、舜，法先王”，为先秦较旧之学派。】又一百家之学。【“家”乃私家之称，此乃民间新兴学。儒、墨以后，百家竞起，率自以其所见创新说，不必依据古经典，寓言无实，为战国较新之学派。】

若以时期言，古官书之学在前，百家言在后。若以地域言，古宫书之学盛于东方齐、鲁【所谓“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言之”也。】，百家言遍及中原三晋。【三晋之士，急功好利，率务趋时，不乐为纯粹学理之研讨。兵、刑、农、法、纵横皆在也。道家如庄、老，阴阳如邹衍，持论运思较玄远者，皆近东之士。荀卿以赵人而游齐，虽深染东方学风，而不脱三晋习气。其弟子韩非、李斯，则皆中原籍也。游秦者以中原功利之士为多，东方齐、鲁学人，少有入秦者。】

秦代焚书，最主要者为六国史记，【即当代官书。】其次为诗、书古文，【即古代官书之流传民间者。】而百家言【即后起民间书。】非其所重。【按：此三类分法，已见庄子天下篇，汉书艺文志因之。谓秦焚书而诗书古文遂绝者，有史记六国表序，太史公自序、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扬雄剧秦美新、王充论卫书解、佚文、正说诸篇。谓秦焚书不及诸子者，有论衡上述诸篇、赵岐孟子题辞、王肃家语后序、后汉天文志、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篇、逢行珪注鬻子叙等。此乃自汉以下之相传之说，至唐后而失之。汉武立五经博士，罢黜百家，则正是秦始皇焚书、禁以古非今后一反动也。】

焚书本起于议政冲突，博士淳于越【东方齐人。】称说诗、书，引据古典，主复封建，李斯极斥之，遂牵连而请焚书。李斯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即第一类。】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即第二、第三类。】而又附禁令数项：一、赶偶语诗、书弃市。【百家语不在内。】二、以古非今者，族，【此即依据古官书、历史成典，法先王而议新政，如淳于越之徒是也。偶语诗、书，迹近以古非今，故亦弃市。至百家言往往与时政不涉，故不预。】吏见知不举与同罪。【此二条为重法。】三、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此一条为轻法。】可见当时重禁议政，轻禁挟书也。【坑儒亦为诽谤、妖言乱黔首，不为求仙乐。】

汉兴，学统未尝中断。

秦虽焚书，史官、博士官仍未废，【史官乃古代政府中之学官，即掌官书者。博士官掌新兴百家民间学，为后代政府新设之学官也。】著述亦未中辍。【汉书艺文志有儒家羊子四篇，名家黄公四篇，皆秦博士。又有成公生，游谈不仕，著书五篇。零陵令信著书一篇。】下迄汉惠【四年。】。除挟书律，前后只二十三年。汉廷群臣，亦多涉学问，【如张良、陈平、韩信、张苍、郦食其、陆贾、娄敬、朱建、叔孙通之徒皆是。】名人巨德，杂出其间。【如申公、穆王、白生在楚，盖公在齐，四皓在朝，鲁两生在野。】

惟汉室初尚黄老无为，【此乃代表一时民众之心理要求。】继主申韩法律，【既主黄老无为，则势必因循秦旧，乃至以法为治。】学问文章非所重，【平民政府不注意学术，为当时历史演进一顿挫。】学术尚未到自生自长的地位，【至文帝时，始下求书之诏。其时则古文六经之学，不免因乱衰微，有所缺失。】于是游仕食客散走于封建诸王间，以辞赋导奖奢侈，以纵横捭阖是非，【辞赋、纵横本属一家。辞赋又兼神仙。安居奢侈则为神仙，雄心阔意则务纵横。】依然是走的破坏统一的路。文学之与商贾、游侠，同样为统一政府之反动。

汉初诸王招致游士，最先称盛者如吴王濞，有邹阳、【齐人。】严忌、枚乘【吴人。】诸人。吴既败，继起者为梁孝王，邹、枚诸人皆去吴归梁。又有羊胜、公孙诡【皆齐人。】之属。【司马相如亦去中朝而来梁。】

再下则有淮南王安，招致宾客方术士数千人，著淮南王书，已在武帝世。此为南方之一系，大抵皆辞赋、纵横文辩之士也。曹参相齐，召齐诸儒以百数，而得盖公。景、武之间，有河间献王德，盛招经术士，多得古文旧书。盖河间偏重于古官书之学，而淮南则慕百家言，南北两王国，正分得先秦学统之两系。

中央王室恭俭无为之治，不能再掩塞社会各方之活气。【经秦末大乱，经济破产之后，最先起者为商人与游侠；次之有诸侯王之富盛骄纵；再次有文学游仕之活动。】在此种种不安定不合理之状态下，中央政府觉悟到必须改变其态度，而要一积极勇敢的革新。于是遂有汉武一朝之复古更化，为西汉文治政府立下一规模。

四、中央政府文治思想之开始

西汉中央政府之文治思想，最先已由贾谊发其端。

贾谊陈政事疏，提出好多重要的见解，除却裁抑诸王国和捍御匈奴【此两件事为当时维持统一政府的必要条件，主法治者亦赞成，如以后晁错等。】外，尤要者在教育太子，【当时诸王、列侯家庭俱已有腐败堕落的景象，农民纯朴之本色已失，贵族生活之熏染日深，非有教育，不足维持长久。】尊礼大臣，【农民政府之好处在真朴，坏处在无礼貌；可爱处在皇帝、宰相如家人，其弊处则皇帝待宰相如奴仆。】阐扬文教，【黄、老清净无为，仅足暂度一时，渐渐政事待理，则走上申、韩刑法一路，沿袭秦人“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之余习。要革除秦弊，则须另开文教。】转移风俗。【朝廷只讲法令，社会只重钱财，风俗无自面美。阐扬文教，为转移风俗之前提。】此诸点均针对当时病象，其议论渐渐从法律刑赏转到礼乐教化，此即由申、韩转入儒家。【亦即由亡秦转而为三代之隆，即由百家法后转入六经法先王也。】以后之复古更化，贾谊已开其先声。

贾谊虽以洛阳少年为绛、灌功臣所抑，然贾谊的主张，一一为汉廷所采用。【汉文虽极赏贾谊，然其时内则功臣元老，外则诸王长亲，尚非汉廷大有为之时。】景帝师晁错；武帝师王臧。王臧乃儒生，武帝即位，大兴儒术，其早年所受教育亦是一因。

先秦诸子注意教育问题者莫如儒。【道家根本主张绝学不教；法家仅主刑名法律，如赵高之教二世是也；墨家、农家之教，不适于实际。其他所以用世，非所以教幼。】故苟主幼小必教，则儒业必兴。中国无宗教，儒士本自友教贵族子弟起，故汉文用贾谊，则以为长沙王太傅，又以为梁王相，武帝之用董仲书亦然。儒家在汉初，仍以友教青年贵族为第一任务。

五、汉武一朝之复古更化

武帝英年即位，【只十七岁。】即锐意革新，【用其师王臧及臧之同学赵绾，又召赵、王师申公。】谋兴礼乐。其事虽经一度挫折，【武帝祖母窦太后尚黄、老，不乐帝所为，赵、王皆下狱死。】终于走上复古更化的路。

这时最重要的人物是董仲舒。【董仲舒天人三策与贾谊政事疏，两篇大文，奠定了西汉一代政治之规模。】

武帝一朝政治上重要改革，举其要者，第一是设立五经博士。

博士远始战国，【宋仪休为鲁博士，贾山祖父祛为魏王时博士弟子。】齐之“稷下先生”亦博士之类。【故汉初叔孙通以博士封“稷嗣君”，谓其嗣稷下。郑玄称“我先师棘下生子安国”，“棘下生”即稷下先生。以孔安国为博士，故云。】秦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备问对。汉承之。【稷下先生亦七十余人，盖以孔门弟子七十七人为法。】

博士为太常属官，太常掌宗庙礼仪，史官、博士官皆属太常，即古代“学术”统于“宗教”之遗制。

博士并无政治上实际任务，只代表着古代贵族政府、军人政府下一辈随从的智识分子。因此其性质极杂，占梦、卜筮皆得为之。【略如当时之郎官，后代之翰林供奉，惟视帝王所好。】

秦廷以博士议政兴大狱，伏生之徒抱书而逃。【伏生亦东方学者，治尚书，焚书案中，殆与淳于越诸人同失官而去。秦廷既禁以古非今，则焚书后之博士，必多属之后起百家言也。】主复封建，固为不智，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抑低学术，提高法令，教之复封建，亦相去无几。东方学者之失在于迂阔，而中原三晋之士，则失在刻急。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自此迄于汉初，博士暗淡无生色，而政府益少学术之意味，此则李斯之大错。

武帝从董仲舒请，罢黜百家，只立五经博士，从此博士一职，渐渐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出来，纯化为专门研治历史和政治的学者。

六经为古官书之流传民间者，【故章学诚谓“六经皆史”。】秦火焚之不尽。汉儒所谓“通经致用”，即是从已往历史与哲学里来讲政治。法家只守法令，经学则进一层讲道义。法家只沿习俗，袭秦旧，经学则称古昔，复三代。【“五经”与“儒家”亦有辨，故文帝时有孟子博士，至武帝时亦罢。汉书艺文志儒家在“诸子”，与“六艺”别。】

他们虽不参加实际政务，但常得预闻种种政务会议，【汉大政事廷议有博士。】因此他们对政治上渐渐会发生重大的影响。【自秦人之“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渐渐变成朝廷采取博士们的意见，即是“政治”渐受“学术”指导。此项转变，关系匪细。】。

第二是为博士设立弟子员。【其议始于公孙弘。】

额定五十人，一岁辄课，能通一艺【即一经。】以上，得补吏。高第可以为郎中。

自此渐渐有文学入仕一正途，代替以前之荫任与赀选，士人政府由此造成。【同时政府负有教育国家青年之责，较之贾谊专言教育太子者又进一步。】

第三是郡国长官察举属吏的制度。【其议创于董仲舒。】

博士弟子考试中第，亦得补郡国吏，再从吏治成绩升迁；又得察举为郎，从此再走入中央仕途。此制与博士弟子相辅，造成此天下士人政府之局面。【郡国长吏同时不仅负有奉宣政令之责，并有为国求贤之责，此亦重大意义也。】

第四是禁止官吏兼营商业【其议亦始董仲舒。】并不断裁抑兼并【此自贾谊、晁错以来均主之。】

汉武一代盐铁官卖制度，均由此意义而来。【观监铁论桑弘羊为政府方面之辩护可知。汉武外朝尊博士，而内廷则多用文学侍从之人，故汉武一代政治，亦兼“儒术”与“辞赋”二者。其所行虽援经典古义，而多浪费，功实不称，为后人所不满，非在其制度本身也。】从此社会上新兴的富人阶级，渐渐转向，儒林传中人物，逐次超过货殖传。【故曰：“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实为武帝以下社会一大转变。【此等处可见学术指导政治，政治转移社会。当时中国史，实自向一种理想而演进。】

第五是开始打破封侯拜相之惯例，而宰相遂不为一阶级所独占。

自秦以来，中央最高首领为天子，而实际负行政之责者为丞相。以字义言，“丞”、“相”皆副贰之意，丞相即“副天子”也。天子世袭，而丞相不世袭。天子为全国共戴之首领，不能因负政治责任而轻易调换；【贵族政治既随封建制度而俱减，全国民众在一个大一统国家下亦无法运用公议推选等制度。天子世袭，乃代表国家之一种恒久精神，“始皇帝”之称，不足深怪。】丞相乃以副贰天子而身当其冲。

最好固为君、相皆贤，否则天子以世袭不必贤，而丞相足以弥其缺憾。纵使君、相不皆贤，而丞相可以易置。如是则一代政治不致據坏。此秦政之又一特色也。【有丞相即非“君主独裁”，即非“专制”。宋人洪咨夔有言：“往古治乱之原，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即宰相。)无不治。权不归人主，则廉级一夷，奚政之问？政不出中书，则腹心无寄，必转而他属，奚权之揽？”判划政、权分属君、相，实中国政治自秦以下一种重要之进向也。】

汉初政治，往往有较秦为后退者，【此因平民政府缺少学术意味之故。故汉之代秦，一面固为历史之转进，一面却有自其顿挫。此种例，各时期皆有。历史下之进退，往往轻易不能遽断。】如宰相必用封侯阶级，【即军人。】即其一例。【非封侯不拜相，此乃汉初一宗不成文法，虽无明制，实等定律。】如萧何【高帝时。】曹参、王陵、陈平、审食其、【惠帝、吕后时。】周勃、灌婴、张苍、申屠嘉，【文帝时。】皆军人也。陶青、【陶舍子。】周亚夫、【周勃子。】刘舍，【刘襄子，景帝时。】皆功臣子嗣侯，其先亦军人也。则汉初丞相，显为军人阶级所独占。

武帝始相公孙弘，【其先如卫绾、窦婴、许昌、田蚡、薛泽，惟田蚡为外戚相，然亦先封侯。其他仍皆以军功得侯；否则其先世以军功得侯者。】以布衣儒术进，既拜相乃封侯，此又汉廷一绝大转变也。【汉武一朝，自公孙弘以后，如李蔡、庄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车千秋，仍不出往者军功得侯或嗣侯为相之例。此由一时人选之难，物望之不孚，历史之变以渐不以骤。昭、宣以下，非儒者乃绝不能居相位。】其先惟军人与商人，为政治上两大势力，【即荫任与赀选。】至是乃一易以士人，此尤见为转向文治之精神。

此为汉武一朝复古更化之最有关系者。【如郊祀、巡狩、封禅等，皆虚文无实际，此则汉武误于方士神仙家言，以及文学辞赋之士及务为铺张夸大。然亦因当时儒生，自不能与此两派划分清楚之界限。】

其实所谓“古”者亦非纯粹尽本于古，学校、察举、黜陟诸制，贵族世袭时代另是一套。汉所袭，其论杂出于先秦诸子，而备见于王制篇中；王制乃汉文时博士所为。【周礼三百六十官，独缺学校。】然则汉武一朝之复古更化，正是当时一种崭新之意见也。【儒家托古改制，当在此等处看。】

六、士人政府之出现【昭宣元成一段】

汉政府自武帝后，渐渐从宗室、军人、商人之组合，【汉制虽禁商人入仕，然以赀选，富人其先皆商人也。】转变成士人参政之新局面。

公卿朝士，名儒辈出。

仍举丞相一官言之，昭帝时有王訢、【郡县吏积功。】杨敞【给事大将军幕府，为军司马。】蔡义。【以明经为博士，拜相封侯。】宣帝时有韦贤、【以诗教授，称大儒。】魏相、【少学易，为郡卒史。】丙吉、【狱吏。】黄霸、【入财得官。】于定国。【狱吏。】元帝时有韦玄成、【以父任为郎，亦称名儒。】匡衡。【射策除掌故。】称帝时有王商、【外戚。】张禹、【郡文学。】薛宣、【廷尉书佐。】翟方进、【射策为郎。】孔光。【以明经举议郎。】哀帝时有朱博、【亭长。】平富、【治礼学。】王嘉、【射策为郎。】孔光、马宫。【射策为郎。】盖自宣帝后，儒者渐当路。元、成、哀三朝，为相者皆一时大儒。其不通经术而相者，如薛宣以经术浅见轻，卒策免；朱博以武吏得罪，自杀，皆不得安其位。

且即庶僚下位，亦多学者。

即前举丞相亦多由下僚进身，其外如王吉、【郡吏。】鲍宣、【啬夫。】韩延寿、【郡文学。】王尊、【郡决曹史。】盖宽饶、诸葛丰、【郡文学。】孙宝、【郡吏。】谷永、【长安小吏。】梅福【郡文学。】之俦，皆名臣也。

士人在政府里渐渐占到地位，一半是凭借武帝时董仲舒、公孙弘诸人所创建的种种制度，一半是读书博通之士在政治上所表现的成绩，究竟比贵族军人和商人们来得强。

武帝时，儿宽为廷尉奏献掾，以古法义决疑狱见重。昭帝时，隽不疑为京兆尹，以春秋义缚讯伪卫太子。宣帝时，萧望之为御史大夫，引春秋义主吊匈奴丧。皆为一时推尊。霍光废昌邑王，先问于古有否先例，可见士人学者逐渐在政治上占到地位和势力，实为当时一种自然之趋势。

自此汉高祖以来一个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素朴的农民政府，现在转变为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有教育、有智识的士人政府，不可谓非当时的又一进步。

七、汉儒之政治思想

士人们在政治上逐渐得势，他们所抱的政治思想，要逐渐发挥效力。

汉儒论政，有两要点。

一为变法和让贤论。

此派理论远始战国晚年之阴阳学家，邹衍五德终始说【邹衍思想另详下论古代宗教思想章。】下及董仲舒公羊春秋一派“通三统”的学说。【董氏说详春秋繁露。】大抵主张天人相应，政治教化亦须随时变革，并不认有万世一统之王朝，亦不认有历古不变之政制。

他们根据历史观念，主张如下一套之进程：【此據汉儒所传邹衍第二学说，与第一说吕氏十二纪、淮南时则并不同。】

一、圣人受命。【地上各代开国之君，皆符应于天上某帝之某德（如青帝木德、赤帝火德、黄帝土德、白帝金德、黑帝水德。）而降生。】

二、天降符瑞。【受命必有符瑞，如以土德王者黄龙见之类。】

三、推德定制。【包括易服色、更制度、改正朔等。如水德王者服色尚黑，以十月为岁首，数尚六之类。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乃指政治上最高原理言，与制度更易并行不悖。】

四、封禅告成功。【圣人受天命为地上君，故定制度，蕲太平，成功则必祭天（封禅。）报告。】

五、王朝德衰，天降灾异。【天运循环，成功者去，如春、夏、秋、冬之更迭互乘，无不衰之德。董仲舒谓：“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

六、禅国让贤。【见灾异降，知天命改，应早物色贤人让国；否则革命起，终无以保其位。】

七、新圣人受命。【此下循环不息，中国已往五帝三代，皆在此公式支配下演进。】

武帝以前，汉儒鼓吹变法；武帝以后，汉儒渐渐鼓吹让国，始终是循着上述的理论。

眭弘、【在昭帝天凤三年。】盖宽饶【在宣帝神爵二年，相距不二十年。】均以请让汉室让位伏诛，然其后谷永等仍主天运循环、汉德巳衰之说，汉廷乃无从裁抑。【永之言曰：“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于，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即汉宗室刘向亦言：“王者不可不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可见此为当时普遍信仰之理论。】

二为礼乐和教化论。

另一派汉儒，认为政治最大责任，在兴礼乐，讲教化；而礼乐和教化的重要意义，在使民间均遵循一种有秩序、有意义的生活，此即是古人之所谓“礼乐”。【在此点上，西汉中叶以后的学者，颇不满于武帝之郊祀、封禅种种奢侈的浮礼。此等乃对上帝、对天，而非对民众、对人；一虚一实，一恭俭一骄奢，意义迥殊。】要达此境界，不仅朝廷应恭俭自守，又应对社会一般的经济不平等状态加以调整。【武帝对当时社会经济不平衡之状态，并不能有所矫救。特以对内、对外浪费无度，使社会一时走上共同破产而已。经昭、宣之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复苏，如闲日之疟，旧病后发。故当时学者，颇主还复王朝之恭俭，而转移目光，对社会经济有所整顿。】

此派理论，亦远始战国晚年之荀卿。【如其礼论篇即可为代表。惟礼论并不主帝王之恭俭，是其异。】直至汉儒贾谊、【晁错亦时言之。】董仲舒，【董氏大体为齐学，而议论有近儒学处。】下及王吉、贡禹等皆是。前一派于汉为“齐学”，后一派于汉为“鲁学”。【皆先秦东方学之传统。】齐学恢奇，鲁学平实，而皆有其病。齐学流于怪诞，【其病在不经。】鲁学流为训诂，【其病在尊古。】立论本意非不是，而不能直凑单微，气魄、智慧皆不够，遂不足斡旋世运，而流弊不免。

王莽的受汉禅而变法，即是此两派学说之汇趋。

八、王莽受禅与变法

王莽受禅，一面循着汉儒政治理论之自然趋势， 一面自有其外戚的地位及王莽个人之名誉为凭借。

王莽姑母为孝元皇后。元帝后，成、哀、平三君皆不寿，莽诸父凤、音、商、根相继执政而及莽，莽之地望已尊。莽又不失书生本色，治礼，务恭俭，迂执信古而负大志，又恰合时代潮流。汉儒群主让贤，而苦无一种明白的选贤制度，王莽在政治上、学术上均足膺此选格，遂为一时群情所归向。【莽为宰衡辞封，上书者吏民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反莽者惟刘崇、翟义。】

王莽居摄及受禅后之政治，举其尤要者，如王田、【尽收天下田亩为国有，而均之耕者。】废奴、【解放奴隶。】用意在解决当时社会兼并，【此乃自先秦以来早待解决之一重要问题也。】消弭贫富不均，为汉儒自贾、董以来之共同理想。

其他如“六筦”、【一、盐，二、酒，三、铁，四、名山大泽，五、钱布铜冶，六、五均赊贷，皆归国家惯例，故曰“六筦”。】“五均”，【征工商百业所得税为母金，国营赊贷，使无重利盘剥，为“六筦”之一。】有似武帝时之盐铁、酒榷、算缗、均输。【五均主平市价，与均输略似。】实亦一种如近世所谓之“国家社会主义”，仍为裁抑兼并着想。

王莽又屡次改革货币，使民间经济根本发生动摇，极为扰民。然原其用意，仍为求达裁抑兼并、平均财赋之目标而起。【当时人见解，以为财富不均由于商人兼并，商人兼并由于利用货币，故有主张根本废弃货币者。晁错、贡禹之徒，皆有此想，而王莽承之。】

王莽政治失败，约有数端：

一、失之太骤，无次第推行之计划。

二、奉行不得其人，无如近世之政治集团来拥护其理想。

三、多迂执不通情实处。【复古倾向太浓厚。莽之得国，多本齐学，有太涉荒诞者。莽之新政，多本鲁学，有太过迂阔者。】

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冶。

王莽的失败，变法禅贤的政治理论，从此消失，渐变为帝王万世一统的思想。【至少是希望能如此。】政治只求保王室之安全，亦绝少注意到一般的平民生活。【后世对王莽的批评，全是沿着东汉王室之意见。】这不是王莽个人的失败，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

第九章 统一政府之堕落【东汉兴亡】

王莽失败，汉宗室光武复兴，是为东汉。然不久即走上衰运，东汉只是秦、汉以来统一政府之逐渐堕落。

一、东汉诸帝及年历

东汉凡十三帝，百九十六年。【若以献帝建安元年迁回洛阳之后作为三国时期，则东汉其时只一百七十一年。】

二、东汉之王室

所谓统一政府之逐渐堕落，可分两部言之：一王室，二政府。

王室又可分三部言之：一王室自身，二外戚，三宦官。

东汉王室之堕落，只看东汉诸帝年寿即知。

东汉诸帝年寿略表：

帝

年寿

在位年

即位年岁

子嗣

光武

62

33

初起年28，30为帝

10

明

48

18

30

9

章

33

13

19按：此差1年，或即位年20，或寿32

8

和

27

17

10

2（长子胜有痼疾，次子即殇帝）

殇

2

1

诞育百余日

0

安

32

19

13

1（即顺帝）

少

立凡7月

顺

30

19

11

1（即冲帝）

冲

3

1

2

0

质

9

1

8

0

桓

36

21

15

0

灵

34

22

12按：此差1年，非即位年11，即年寿33。

2（长子弘农王，次子即献帝）

献

54自逊位至卒又14年。

31

9

一个贵族特殊的家庭，和大自然隔离，总不免要走上堕落衰败的命运，此乃以下中国历代王室共有之趋势，而东汉最可示例。

三、东汉之外戚与宦官

因东汉诸帝多童年即位、夭折，及绝嗣，【绝嗣外立，多择童年。】遂多母后临朝，【外立者四帝：安、质、桓、灵，临朝者六后：窦、邓、阎、梁、窦、何。】而外戚、宦官藉之用事。

东汉外戚宦官更迭用事略表：

帝

后

外戚

宦官

和帝

窦太后

  帝为太后养子

窦宪

窦太后兄

和帝永和四年，与宦官众谋诛宪

殇帝

邓太后

  帝母

邓骘

  邓太后兄

安帝建光元年，邓太后薨。安帝乳母王圣、宦者李闰、江京谮诸邓自杀。

安帝

阎后

  帝妻

阎显

  阎后兄

安帝崩，阎后与兄显矫诏立章帝孙懿，是为少帝，不一年薨，宦者孙程等十九人诛阎，立顺帝。

顺帝

梁后

  帝妻

  帝崩临朝

梁商

  后父

梁冀

  后兄

质帝为冀所弒，桓帝延熹二年，与宦者唐衡、单超、左悺、徐璜、具瑗诛梁氏

桓帝

窦后

  帝妻

窦武

  后父

为宦者曹节、王甫所杀。

灵帝

何后

  帝妻

何进

  后兄

为宦者张让、段珪所杀。

其先则因母后临朝而外戚得以专政，君主与外朝不相亲接，乃谋诸宦官。自郑众后宦者始用事。自梁冀诛而权势专归宦者。

东汉外戚权势，以邓、梁二氏为尤盛。邓家累世宠贵，封侯者二十九人，位至三公者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计其数。然犹以渐致。梁冀一门，前后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冀秉政二十余年，跋扈无比。与桓帝谋杀梁冀五宦者，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皆封侯，当时称“五侯”，又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自后，宦者气焰遂张，则实外戚有以助成之也。

此后则外朝名士与外戚相结以图谋宦官。及何氏败，袁绍【名士领袖。】尽诛宦官，而汉亦亡。

外戚与宦官，其实都还是代表了王室的一部分，其来历则原自西汉。

四、外戚参加王室之由来

西汉初年，宗室、功臣、外戚，为朝廷之三大系。

当西周时，外则封建，内则世唧，王室之与贵族，相去祇一间耳。秦则天下尽为郡县，举国统于一王。天子世袭，而丞相、御史大夫以下不世袭，然后天子乃高高在上，其势孤危易倒。汉鉴于秦亡之速，变更秦法，稍稍复古，故以以宗室、外戚、功臣三系与王室相夹持而为治。

外既大封同姓为王国，与郡县相杂，内则丞相、御史大夫诸要职，虽不世袭，而大例非列侯莫得当，则为一阶级所专有，体势近于世袭。

历史进化以渐不以骤，古代贵族封建政体一变而为平民的统一政府，广土众民，孤危之势不足以持久，故外有封王，内有列侯，粗为等次，以相扶护。犹嫌王室单微，则援用外戚以为之辅。【高祖虽爱戚夫人、赵王，而终不废吕后、惠帝者，以吕后氏族大势盛，吕后又久在兵间，身后缓急可倚仗也。】吕后之卒，宗室、功臣内外相结，锄去诸吕，而迎立代王，【即文帝。】则利其外家势弱，出中央功臣一系之意。其时则外戚一系势最衰。文帝既立，潜移默运，外抚驯诸王，内调狎功臣，卒使王室渐尊渐安。汉室之终臻稳固，盖非易也。

吴、楚七国乱后，宗室地位日削，【宗室只宜封建，不宜辅政，以其地近而势逼。封建政制既不能复活，则宗室地位自难再兴。】功臣传世渐久，亦不保其位，【世臣与封建相扶翼，封建即不可复，世袭之制，亦不可持久。】于是王室依仗乃惟有外戚。【如景帝平吴、楚兼用周勃（功臣）、窦婴（外戚）。武帝初立，窦婴、田蚡继相，皆外戚又渐得势之征。】

武帝以后，中朝【王室。】、外朝【政府。】始分，于是宰相为外朝领袖，【代表政府。】而大司马大将军为内朝辅政，【王室代表。】其职【大司马大将军。】则胥由外戚为之。

宰相其先本为天子私臣。【“宰”者，古代封建社会宗庙祭祀事前主宰牲之任，此非亲贵莫当。既主祭祀，故掌礼书，左传：“命宰人出礼书”，此即汉卿太常掌礼之祖也。然宰职虽高，实兼治膳。故周礼，天官太宰，为五官长，而其所属，犹多宫中治膳之职。若膳夫、庖入、内饔、外饔、烹人、兽入、渔入、鳖人、腊人、酒正、酒人、浆人、边人、醢人、醯人、盐人，皆治庖宰之事。春秋时列国宰夫犹是庖人。左传：“宰人胹熊蹯不熟”，国语：“膳宰不致饩”，是也。

“宰”从本职则为疱人，为祭司，或从差遣则为执政。孟子与吕氏春秋：“伊尹以割烹要汤”，即庖人也。元人亦以宰膳为亲贵要职，可以证古制。临祭主宰牲，平时则总理家务，是为家宰。及化家为国，则家宰成国宰矣。

“相”则封建贵族祭祀相礼之人，亦亲贵为之。临祭为相，朝聘、宴享、盟会之礼亦为相。化家为国，则以家相为国相矣。故“宰相”原系宗法社会中天子之宗属私人也。】

汉初宰相皆列侯为之，此皆相互戮力以争天下者，在当时亦为皇帝之私人也。故御史人夫为副丞相，而御史有中丞，得治王宫之政令。此犹周礼天官冢宰，其属官得统及皇帝内廷。此非古人立法之善，乃系当时“王室”与“政府”公私性质不分明也。【此皆所谓“朕即国家”，遗迹其去封建时代未远也。】及武帝以下，宰相始由士人特起，渐有其尊严之地位，【此由宰相一职之意义言之。】而与王室亦渐分离。【此由贾谊敬礼大臣之论，及于公孙弘起徒步以经术为相，大开东阁，延宾客贤士以与天子内廷侍从诸臣议论政事相往复，实为宰相地位在意义上之一种变迁也。又按：汉制，丞相谒见，天子御坐为起，乘舆为下；有疾，天子往问；（均见翟方进传注。）薨则车驾往吊。其制不知起何时，似汉初并不尔。】

而王室不得不仍有其私臣，【武帝初，严助、朱买臣等皆以侍中贵幸用事，得与闻朝政。凡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恃等加官（即兼差），汉代所谓“中朝官”者，皆是武帝以之与外朝大臣辩论政事，盖此辈犹为皇帝之私人秘书也】

于是遂有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之制，【此制始武帝末年，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政，盖由新帝年幼，（昭帝。武帝又杀昭帝生母，恐其居中用事。）宰相地位渐隆，与王室阕系断疏，而宰相之威望则转不如前，（以多平地特起而非贵胄世袭，武帝用相亦率取其易制、天下务初不关决。）以外戚辅政，正以弥补此缺陷也。】

于是“中朝”、“外朝”判而为二。【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见刘辅传孟康注。）】霍光谓车千秋曰：“光治内，君侯治外”；时光为大将军，千秋为丞相也。霍光废昌邑王而丞相杨敞事前不预知，光谓：“此内朝事，【即王室自身事。】无关外朝也。”内朝诸臣之领袖以“大司马大将军”为号者，正见军人本为王室私属，今已由军人政府转变为士人政府，故军职不为外朝之丞相而为内朝之辅政。以外戚为之者，外戚有客观之尊严，而无世袭，以随新天子为转移，其事最少弊。又内、外朝既分，内朝用私臣，非宗室则必属外戚矣。

封王、【封建。】列侯【世卿。】渐次在政治上消失其地位，汉武以后的文治政府渐次形成，“王室”与“政府”渐次分开，【此亦中国政制史上一大进步。】而外戚却由此到他政治上地位。只要政治情态一时不变更，则外戚地位继续有其存在，故外戚擅政，已起西汉，而尤以武帝以后为甚。【崔骃疏：“汉兴以至哀、平，外加三十余，保全者四家而已。”东汉亦惟光武郭后、阴后，明帝马后无祸。所以不能惩前毖后，而覆辙相寻者，亦时代情态使然。】

西汉外戚略表：

吕后

吕产

吕禄（吕后诸子。）

武帝

窦婴

（祖母窦太后诸子。）

田蚡

（母王太后同母弟。）

卫青

（卫后弟。）

霍去病

（卫后姊子。）

霍光

（去病弟。）

宣帝

史高（祖母史良娣弟。）

许延寿（许后诸父。）

元帝

许嘉（许延寿子。）

成帝

许嘉

（许后父。）

王凤

（母王太后弟。）

王音

（凤从弟。）

王根

（音弟。）

王莽

（根兄子。）

哀帝

傅喜（祖母傅太后从弟。）

丁明（母丁太后弟。）

平帝

王莽（遂受汉禅。）

光武中兴，又减削外朝政府之权力，一移之内朝王室，于是外戚势任愈大。

西汉虽以外戚辅政，而外朝丞相体尊，犹为对峙之局。【汉初以丞相主文，太尉主武，御史大夫为丞相之副。武帝宠太尉为大司马，主内朝，则丞相于外朝为独尊也。王莽之篡，则以王氏久盛，王莽又自为外朝所归向故。】光武躬亲庶务，内朝尚书位微而权重，外廷三公并峙，【以丞相为司徒，太尉为司马，（后又称太尉。）御史大夫为司空，称三公并列；而太尉公序在司徒公之上。（此元帝时三公位已然。）】仅有虚位，无实权。【东汉事无巨细，皆由尚书行下三公，或径下九卿，故东汉九卿权亦重。】故外戚用权于内，外朝即无以相抗。

政府渐渐脱离王室而独立，为当时统一政府文治上之进步。王室削夺政府权任，而以私关系的外戚代之，则显然为统一政府之堕落。

然外戚与宦官较，则外戚犹为稍愈。

五、宦官参加王室之由来

西汉初年，王室、政府界限不清，而当时官吏组织中亦无宦者之特殊集团。

朝廷自皇帝以下，官吏最要者有三公、九卿。

丞相          辅助天子，总理庶政。

御史大夫      副丞相。

太尉          丞相为文官长，太尉为武官长。

以上为三公。

太常     掌宗庙礼仪，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主宰牲牢。】太史、太卜、太医等，此为天子宗庙之守官。太常始名“奉常”，盖即“奉尝”借字。【“宰”本百官之首，此乃以“奉常”为九卿之长官，犹其遗意也。】

光禄勋   掌宫殿掖门户，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等。大夫掌论议；郎宁守门户，出充车骑；谒者掌宾赞受事。“光禄”即古言“大麓”，“勋”则“阍”也。古天子居山邱，则守门者居麓，故曰大麓，即犹后世之阍人。然则光禄勋为天子守宫殿之官。

卫尉     掌宫门屯卫兵，属官有公车司马、卫士、旅贲等。旅贲，虎士成群而奔也。卫尉与光禄勋同掌宫卫，惟卫尉乃武职。然则光禄勋犹大门房，而卫尉则为卫队长。九卿先庙祝而后门房、卫队，此古人敬祖尊先之义。

太仆     掌舆马。皇帝居则需光禄勋、卫尉之侍卫，出则需太仆之车马，故以太仆次此三卿，皆主皇帝之生活。

廷尉     掌刑辟。

大鸿胪   掌诸归化蛮夷。

宗正     掌宗属。对皇帝有犯逆则归廷尉，宾服则归大鸿舻。先中国而后四夷，故廷尉在大鸿脯前。其同宗外戚则属宗正，先公后私，故在廷尉、大鸿胪后。此三卿皆主皇帝之交际。

大司农  掌谷货，主田租之入，以给国家之公费。

少府    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天子之私供养。大司农为大账房，少府为小账房；此二卿皆主皇帝之财务。

以上为九卿。论其性质，均近于为王室之家务官，乃皇帝之私臣，【乃私的仆隶。】而非国家之政务官，非政府正式之官吏。【非公的僚属。】推而上之，可知宰相、御史大夫、太尉三公，其初实亦帝王私臣。【宰相、太尉已论如前；御史者，国策谓：“献书于大王御史”，又曰：“御史在后，执法在前”，其先亦宫职，非府职，是家巨。非朝臣也。故昔人以丞相拟周礼中之太宰，以御史大夫拟小宰，以御史中丞、少府、尚书拟宰夫。少府之下有大长秋，则犹内宰也。】汉政本袭秦旧，【汉臣来自田间，未能创建。】秦廷有些处脱不了古代贵族家庭的遗习，故秦汉初年政府，有几处亦只是一个家庭规模之扩大。

整个朝廷，初从家庭状态中蜕化而出，【尤其如九卿中之光禄勋与郎官。】那时自不需另要内廷私臣乃至于宦官。

宦官在当时，与普通士人，亦并不歧视。如赵髙为秦二世师，又为郎中令。司马迁受腐刑后乃为中书令。盖古者贵族阶级之旁，常有刑人服事执役。此等刑人，或由俘虏，或因罪罚，而多半亦出贵族阶级，有聪明技艺，故刑而用之，其地位较之工、贾、农、牧一般平民为高。称曰“宦”者，宦本宦学、仕宦，非恶称也。

武帝以雄才大略独揽事权，于是重用内朝尚书，【秦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发书，谓之“尚书”。尚，犹主也。汉初有六尚，属少府。曰尚衣、尚冠、尚食、尚浴、尚席、尚书，可见其职位之卑，然皆由士人为之；后世（除尚书外）则全变为宦官之职矣。】夺宰相权。【其时则赵禹、张汤等为九卿，直接奏事，宰相束手。】

汉御史大夫有两丞，【即两副官。】一曰御史丞，一曰御史中丞。御史中丞亦谓御史中执法，居殿中，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案章。天子事下中丞而至大夫以及丞相。中丞属于大夫，大夫职副丞相，故宫中事丞相无不可制。

文、景时丞相欲诛邓通、晁错，其权拟天子矣。武帝用尚书，中丞不得居中制事，侍御史、部刺史皆废。末年霍光为大司马领尚书事，号“内府”。

宣帝中兴，复旧制，魏相为御史大夫，外遣丞相掾吏按事郡国，不遣中使，内则奏封事不经尚书，去副，又加给事中，得宴见，而霍氏以败。

然元帝时，宦者石显用事，丞相权复尽归尚书。成帝时，何武建言设三公官，御史大夫改大司空，中丞遂为御史台长官，出居外台。东汉中丞遂为台率，始专纠察之任，为后世御史之职所仿。汉初御史大夫副丞相而得统治宫中事，后世御史为天子纠察百寮。盖因政府与王室既分，则二者间权任自有移转也。

晚年又用中书。

武帝晚年常宴游内廷，不复多与士大夫接，遂用宦者主中书，【司马迁曾为之长。】典尚书章奏。

元帝时遂有弘恭，石显，而宦者逐渐用事。【自御史至尚书，又自尚书至宦官，其间凡三折。】光武中兴，宫中悉用阉人，不复参以士流，于是正式遂有一个宦官的集团。

东汉郎官已全为郡国察举“孝廉”到京待转之一阶，则自不能仍以为皇帝内侍。王室与政府之性质既渐分判明晰，则光武之制实不为非。光武又尽并天下财赋于大司农，而少府遂专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此亦在王室、政府逐渐分离下应有之调整。故自御史中丞出居外台，光禄勋移至外朝变为闲职，三署郎更不值事内廷，【魏以后即无三署郎，而光禄勋为散官。自唐以后，三署郎全为武职，而光禄寺掌膳食。皆与两汉异。】少府不预闻天下赋税财政，皆两汉间政府组织与体统上之绝大改革也。【光武之病，在轻三公权任而移之尚书。】

宦官亦在当时“王室”与“政府”之判分下得到其地位。

一面是文治政府之演进，一般官吏渐渐脱离王室私人的资格，而正式变成为国家民众服务的职位；一面则是王室与政府【士人。】逐渐隔离而易趋腐化与堕落。

第十章 士族之新地位【东汉门第之兴起】

在东汉政治上占有地位的，一面是代表“王室”的外戚和宦官；另一面则是代表“政府”的新兴与士族，便是当时之所谓“名士”。

一、士族政治势力之逐步膨胀

士人在政治上占有地位，自西汉武、宣以来，已逐步显著，而到东汉益甚，这里有几层因缘。

一、朝廷帝王之极端提倡。

光武天凤中至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其自身本为王莽时代之太学生，故在军中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樊准语。】其一朝功臣，亦多属儒生。邓禹为光武同学，寇恂、冯异、马援、贾复、祭遵、耿弇诸人，大半皆通儒。光武子明帝及其同母弟东平王苍皆深受儒学之陶冶。明帝为太子时，师桓荣，【荣亦习尚书。】止宿宫中五年，荐门人胡宪侍讲，始得出入。永平二年临辟雍，引师桓荣及其弟子升堂，明帝自讲说，诸儒执经问难，园挢门听讲者万数。章帝师张酺，【酺亦习尚书，其祖先充，光武同学也。酺又师事桓荣。光武、明、章一家三代尚书之学，盖深受王莽时代之影响。】元和二年东巡，张酺为东郡太守进谒，先备弟子礼，使张酺讲尚书一篇，然后再修君臣礼。当时王室外戚、功臣子弟，下及期门、羽林之士，莫不受学。【匈奴亦进子入学。】朝廷对儒术之极端提倡，较之西汉远过。

二、民间儒业之普遍发展。

陈留刘昆治易，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南阳洼丹传易，王莽时，避世教授，徒众数百人。乐安欧阳歙，八世为博士，传尚书，光武时为汝南太守。在郡教授数百人，征为大司徒。发觉在汝南赃罪千余万，下狱。诸生为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礼震年十七，自系求代死。书奏，歙已死狱中。【赃罪至千余万，而为之求哀者尚多至千余人，可见当时儒生在社会地位之崇高。】济阴曹操曾从歙受尚书，门徒三千人。乐安牟长，少习欧阳尚书，诸生讲学者常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山阳丁恭习公羊严氏舂秋，教授常数百人，建武时为少府，诸生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北海甄宇习严氏春秋，教授常数百人。沛桓荣，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事博士九江朱普，王莽篡位乃归。会朱普卒，荣奔丧九江，因留教授，徒众数百人，后复客授江、淮间。【以上桓荣见本传、余见后汉书儒林传。晋阳刘茂习礼经，教授常数百人，哀帝时察孝廉。东郡索卢放以尚书教授千余人，更始时、以敢言显名。（见独行传。）赵翼陔余业考有“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条，谓：“及东汉中业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今以刘茂、刘昆、洼丹、索卢放之事观之，可知民间学风，自西汉哀、平下迄王莽时已大盛，光武、明、章亦自受此等风气之熏染也。其它又如范升、郑兴、（从刘歆让讲正左氏大义。）陈元、（父钦为王莽左氏师。）贾逵、（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郑、贾学行数百年，为诸儒宗。）杜林、（从张竦受学。）卫宏，（从谢曼卿受毛诗。）此等皆东汉初年大儒，皆成学在王莽世。】

三、博士弟子额之日益增添。

博士弟子武帝初设仅五十人；昭帝时百人；宣帝末二百人；元帝好儒，增至千人；成帝末至三千人，岁余复如故。王莽秉政，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五经博士领弟子员三百六十人，六经三十博士，弟子一万八百人，主事高弟侍讲各二十四人。学士同舍，行无远近皆随檐，雨不涂足，暑不暴首。

而尤要者则在当时之地方察举以及公府征辟制。

二、东汉之察举与征辟制度

地方察举与公府征辟，为东汉士人入仕之两途。此两制皆起于西汉。

两汉的察举制，大体可分为在先的“贤良”与后起的“孝廉”两大项。

汉廷每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 ，简称则曰“贤良”。其制初意，似仿战国招贤，于世胄赀选外别开一格。【高帝十一年诏“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即此诏最先之滥觞也。文帝十五年始亲策试。】此制无一定之斯限，所举大抵为现任官，汉士颇慕应其选，一时号得人，如晁错、董仲舒、严助、公孙弘，皆贤良也。汉诏又有举“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武元光五年。】“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域者”、【元封五年。】“文学高第”、【昭始元五年。】“明阴阳灾异者”、【元初元三年。】“可充博士位者”、【成阳朔二年。】“勇猛知兵法者”【元延元年。】等，皆可与“贤良”归入一类，皆为朝廷特意延访此类人才也。“孝廉”为孝子廉吏之简称，【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是为汉室令举孝廉之始。元朔元年诏：“朕深诏执事，举孝，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其议不举者罪。”可见举孝、兴廉，系属两事。】乃由朝廷设意奖进此项风气，与延访人才咨询政事之意各别。【宣帝地节三年诏：“朕既并举贤良方正，而俗化阙焉，其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者各一人”，亦可证此议。】其先文帝十二年，已诏：“孝悌、力田、廉吏，朕甚嘉此。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于“孝廉”外复有“力田”一项。是年【文十二年。】并诏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盖“孝廉”出于乡官小吏，非有才学，恐不足以应天子之诏，故郡县率不乐举，而求应 此选者亦少。【宣帝黄龙元年诏：“举廉吏，诚欲得其真，吏六百石，位大夫，毋得举。”可见汉廷意在奖进小吏，而郡国乃以大吏充数。而当时举廉吏若已成例事，亦可于此诏中体味得之。】

至东汉初，则“茂材”、“孝廉”定为岁举。

光武建武十二年，诏三公举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禄岁举茂材四行【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经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案草覆问，才任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决断，才任三辅令。】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农各二人。将兵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材各一人。【按：诏中无孝，惟明帝时樊鲦上疏，已有“郡国举孝帘，率取年少能报恩者”之语，则似孝、廉并举，成为例事，明帝时已然。】

循至岁以百数。

章帝建初元年诏：“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材孝廉，岁以百数。”二年：“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则知其时郡国察举，颇已多弊。

嗣后“孝廉”遂为察举惟一项目，遂至勒为定额。

和帝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帝以为小均，丁鸿、刘方上言，“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本为孝子、廉吏，此则“孝廉”特为贡举之一目矣。】四十万二人，上至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

又继之以限年，并别标行能，加以考试。

顺帝阳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其有茂才异行，不拘年齿。”【按：至是则儒生、文吏、茂材、异行全与孝廉混并不分矣。又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则变荐举为课试，与举孝兴廉原意全远矣。】盖其先以茂材异能访入才，以孝子廉吏奖风俗。及孝廉渐成例举，郎官虽无员，亦自有限，郡国各举孝廉一人，岁已二百许人。自是孝廉独行，诸科渐废。又社会文风日开，郡县吏亦多彬彬儒雅，虽孝廉之选，其实无异于茂材，人竞趋之，惟求出路耳，不问其为孝廉、茂材也。遂至有请托舞弊，而朝廷亦以种种条件限之，亦惟求人才耳，不限于得孝廉也。限年之议始自尚书左雄，虽与举孝兴廉原意不合，亦整顿选法之不获已也。

逐步渐近于后世之科举。

当时反对者有黄琼、胡广、崔瑗等。然雄在尚书，天下不敢妄选，十余年间号为得人。其后黄琼为尚书令，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至是则前汉贤良、孝廉两项目，已同归入岁举中，而不过统以“孝廉”目之而已。

此项制度之演进，一面使布衣下吏皆有政治上的出路，可以奖拔人才，鼓舞风气；一面使全国各郡县常得平均参加中央政局，对大一统政府之维系，尤为有效。而更要的，则在朝廷用人，渐渐走上一个客观的标准，使政府性质确然超出乎王室私关系之上而独立。

与察举制相辅并行的尚有征辟制。

两汉二千石长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东汉公卿尤以辟士为高。

选举多循资格，辟召则每以高才重名躐等而升，故当时尤以辟召为荣。崔实政论【北堂书钞六十八引。】谓：“三府掾属，位卑职重，及其取官，又多超卓，或期月而长州郡，或数年而至公卿。”【崔语止此。】于是名士养望，有被命不遽出，至五府俱辟如黄琼，四府并命如陈纪者。【以外戚秉权者曰大将军，以老臣录尚书者为太傅，并外朝三公称四府、五府。】

亦有朝廷闻高名，直接辟召。

如樊英被征初至，“朝廷设坛席，待若神明。”【李固语。】陈寔【少从樊英游。】官仅太邱长，家居后，朝廷每三公缺，议者多归之。太尉杨赐、司徒陈耽，每以寔未登大位而身先之自愧。郑康成公交车征为大司农，给安车一乘，所过长吏送迎。董卓征荀爽，初拜平原相；途次又拜光禄勋；视事三日，策拜司空。自布衣至三公，凡九十五日。

此等制度，使在野的声名，隐然有以凌驾于在朝的爵位之上，而政府亦得挟此自重，以与王室相颉顽。

在太乎冶安之世，而有此等情形者，惟东汉及两宋为然。战国列强纷争，事当别论。秦汉创建大一统政府以下，王室高高在上，民众远隔在野，封建世臣之势力取消，民间起布衣为公卿，朝进暮退；所由得与数百年递襌之王室为抗衡者，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为门第，东汉、两宋为士风，元、明、清三代，皆汲宋儒遗脉，而所得浅深不同。

自有此项制度之存在，而士人在政治上遂能占有其地位。

三、太学淸议

士人在政治、社会上势力之表现，最先则为一种“清议”。

此种清议之力量，影响及于郡国之察举与中央之征辟，隐隐操握到士人进退之标准。

东汉自光武、明、章，虽云崇奖儒业，然光武勤治，明帝好吏事，风声相劝，俗颇苛刻。明帝永平七年，以东海相宗均为尚书令，均谓人曰：“国家喜文法廉吏，以为足以止奸，然文吏习为欺谩，廉吏清在一己，无益百姓流亡，盗贼为害也。均欲叩头争之，时未可改也。久将自苦之，乃可言耳。”章帝时，陈宠上疏，【建初元年。】主改前世苛俗。第五伦上疏，【建初二年。】亦谓光武“承王莽后，加严猛为政，因以成俗，是以郡国所举，多办职俗吏，不应宽博之选”。王充论衡亦极辨世俗常高“文吏”，贱下“儒生”之非。【程材篇。】稍后郡国察举，淅移趋向。言事者谓郡国贡举不以功次，【功次即朝廷法令标准也。】养虚名者【名即社会清议之所归许也。】累进，故守职者益懈，而吏事陵迟。韦彪议曰：“国以贤为本，贤以孝为行。【按：彪传谓其“孝行纯至，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建武末，举孝廉”。彼谓“贤以孝为行”，直将西汉求贤一路并入奖孝之中，东汉“孝廉”独盛，“贤良”浙废，亦此等议论有以助成之也。】 忠孝之人，治心近厚；锻炼之吏，治心近薄。故士虽不磨吏职，有行美材高者，不可纯以阀阅取。”【史记：“明其等曰阀，积日曰阅。”阀阅即吏治成绩也。韦彪此事在建初七年。】自是以往，东汉士风，竞以名行相高，而郡国之察举，中央之征辟，亦随一时清议为转移，直至东汉末叶，此风弗衰。

而清议势力之成熟，尤其由于太学生之群聚京师。

东汉自明帝虽宏奖儒教，然至安帝而儒风寖衰。其时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玩，学舍颓敝。

顺帝更修黉舍，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至桓帝时太学生三万人。然汉武立五经博士，本为通经致用。至宣帝时，博士之学已渐流于“章句”。【汉初治经，有“训诂”，而无“章句”，学者常兼通，务求大义。“章句”之兴，始于小夏侯（建）尚书。自有章句，乃有分经专治之“家法”。家法之起已晚，若早各恪守家法，则欧阳尚书之传统下何来有大、小夏侯？】至东汉而益甚，此即所谓今文学“家法”也。【西汉所谓“古文”，如史记言“诗书古文”之类，盖通指五经，以别于后起之“百家言”，故谓之“古文”，其意犹云“旧书”也。刘饮争立古文尚书、毛诗、左传、逸礼诸经，移书让太常博士，曰：“其为古文旧书，皆有征验。”此亦争其同，非故翘其异。正以非古文旧书，（即为后起“百家言”。）即不得在朝廷立博土。故刘歆言此诸书亦皆古文可征验也。迨王莽败，光武兴，刘歆所争立诸经仍罢博士不立，于是乃指遵朝廷功令守博士家法者（即当时所立十四博士）为“今学”，而以自相传习、兼治未立博士诸经者（即刘歆所争诸种）为“古学”。故今学皆有“家法”，守朝廷博士章句，古学则多云“不守章句”也。此两汉“今、古学”真分别，清儒张皇其说而多误。】章句繁琐比传，殊不足以餍贤俊之望，故博士至于倚席不讲，学者或自遍谒名师，会通群经，治求大义，如马融、郑玄辈，则所谓“古文家”也。【“古文家”之为学，大体上欲复反宣帝以前旧门路，即务兼通、求大义是也。马、郑则再从此工夫下创为新章句，以简当易旧章句之繁琐比传。】然大多数居京师，目系世事之黑暗污浊，转移其兴趣于政治、社会实际问题，放言高论，则为清议。

此辈太学生与朝廷大臣声气相通。

桓帝时，太学诸生三万余人，而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揩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无不俊秀王叔茂。【畅。】”【按：东汉行察举、征辟之制，故重人伦品鉴，如“天下楷模”、“不畏强御”等语，皆袭当时品藻人物之格套也。】

其言论意气，往往足以转移实际政治之推移。

苻融游太学，师事少府李膺。【膺夙性高简，得通谒者称为“登龙门”。】膺每见融，辄绝他宾客，听其言论。融幅巾袖，谈辞如云，膺每捧手叹息。郭林宗始入京师，时人莫识，融介于李膺，由是知名。【按：史亦称林宗：“善谈论，美音制。”既尚人物品藻，又学者群集，不亊编简，则必因而尚谈论。既尚谈论，必牵连及于考究谈吐之音节，又牵连而及于体貌之修饰。如李固，已见识为“胡粉饰貌，搔头弄姿，盘旋俯仰，从容冶步”为后来曹植、何晏辈之先耸。如是则讥评政俗之清议失败后，极易转而为玄虚之清谈。盖一为积极，一为消极，其它全相似也。如孔融父孔公绪，即以“清谈高论，嘘枯吹生”见称。（郑太传。）而青州剌史焦和，亦见称为“能清谈”。（臧洪传。）其它如马融、崔瑷之徒，亦开魏晋王衍一流之奢风。大抵三国以下人物风流，全已于东汉启之。】其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才智，卧詑养疾，洛中士大夫，承声坐门，犹不得见。三公辟召，辄以询访，随其臧否以为予夺。融到太学，并见李膺，曰：“二子行业无闻，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论渐衰，宾徒稍省，旬日之间，惭叹逃去。【今按：苻融、郭泰之与晋、黄两人，虽智愚、贤不肖有别，其以名士倾动天下，上足以与朝廷之禄位相抗衡，则一也。大抵东汉至桓、灵之际，朝廷禄位已不如处七虚声，社舍重心在下不在上，此亦自秦统一以来世运一大转变也。】

朝廷有大议，例亦得预。

桓帝时，【永寿三年。】或言改铸大钱，事下四府郡僚，及太学能言之士，刘陶议云云。是其时太学生得与议朝政，乃与前汉博士同。

因此清议在当时政治下有其不可侮之势力，从此促成党锢之狱。

四、党锢之狱

党锢由于朝士与宦官之冲突，而在党锢狱以前，朝士与外戚冲突早已循环发生过好几次。

外戚依附于王室，外朝士人地位不亲接，正议徒招祸殃。往往一帝即位，必袒外戚诛锄朝士。逮朝士丧气，外戚益横，而旧帝崩，新帝立，与旧帝之外戚关系转疏，乃自谋之宦官。此几为东汉前半段政治上一种循环状态。如和帝时有郅寿、乐恢、【皆以疏弹窦宪致死。】袁安、任隗、韩棱、丁鸿、何敞、张酺。【皆以劾窦氏得罪。惟班固、傅毅党窦氏。】安帝时有杜根、【以上书请邓太后还政，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载出城外得苏，逃为宜城山中酒家保。积十五年、后邓氏废，杜根始起用。】杨震、翟酺、陈忠。【皆谏杨氏擅权，不纳，杨震为之自杀。】顺帝时有张纲、朱穆、皇甫规、【皆谏梁氏擅权。】陈蕃、延笃。【以杀梁冀宾客迁免。惟马融为冀作表，崔瑗亦党冀。】此等皆不畏强御，耿耿忠直，以正气大义与黑喑势力相斗争，虽屡受摧挫，然士人势力之逐步成长，实胥赖之，当时士大夫自有一段不可磨灭之精神，亦不可纯由外面事态说之也。

及宦官势盛，朝士争弹对象，乃始转向。

顺帝时， 孙程等徙远县，司徒掾周举谓司徒朱伥：“朝廷非程等岂立？如道路夭折，使上有杀功臣议”，伥遂谏止之。时称“五经纵横周宣光”，周亦名儒。自此以前，朝士尚有袒宦官者。及梁冀败，宦官势盛，朝士锋芒，乃转向宦官。

惟东汉宦官势力，不仅盘踞内廷，其子弟亲党布散州郡，亦得夤缘察举，进身仕宦。【李固顺帝阳嘉初对：“诏书禁侍中、尚书中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以其秉威权，容请托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侧，声势振天下，子弟禄仕，曾无限极。虽外托谦默，不干州郡，而谄伪之徒，望风进举。”】

从此递相擎引，根枝缠结，日益繁滋。故士族清流与宦人冲突，不限于中央而遍及州郡。

如济北相滕延，捕杀侯览、段珪宾客，征诣廷尉免。左悺兄滕为河东太守，皮氏长赵岐即弃官归。唐衡兄珪为京兆尹，将岐家属宗亲陷以重法尽杀之，岐逃难四方。【此均在桓帝延熹三年。】

而中朝、外朝之别，又使宦官与外戚同样得荫附王室，为外朝权法所不及。

太尉杨秉奏诛侯参，【览兄。】并奏免览官。书奏，尚书召对秉掾属，诘之曰：“设官分职，各有司存，三公统外，御史察内；今越奏近官，经典、汉制，何所依据？”【秉以“申屠嘉召诘邓通”为对，桓帝不得已，为免览官。然此乃西汉文帝时故事，东汉自光武改制，公府外职，固不得问内廷事，帝自为优容也。又按：杨秉此次劾奏宦官仕人及子弟为外官贪淫者，刺史、郡守以下凡五十余人，或死或免。可见当时宦官之恶遍天下矣。】

因此宦官之势，乃非外朝士人之力所能摧陷廓清，名士不得不内结外戚，【如陈蕃之与窦武，袁绍之与何进。】而外戚到底亦为一种腐败的因袭体，名士遂终与之两败。

窦武传谓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得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此特见窦武之与名士相结纳耳。】而陈蕃传则记王甫让蕃语，谓，“先帝【桓。】新弃天下，山陵未成，窦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门三侯。又多取掖庭宫人，作乐饮宴。旬月之间，赀财亿计。公为栋梁，枉挠阿党。”【此可见窦家仍不脱外戚腐败气味。】恐所言非尽无据。陈荐处士徐稚、姜弘、李昙、魏桓，皆不至。韦之言曰：“后宫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左右权豪，其可去乎？”是其时王室腐败已极，固非朝士所能弥缝。至何进不可依恃，更属一时共知。

且名士对付宦官，态度亦自有过激处。

桓帝延熹八年，李膺复拜司隶校尉。中常侍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贪残，畏罪，逃匿让家合柱中。膺率吏破柱取朔杀之。桓帝诘以不先请便加诛之意，此下遂有第一次之党锢狱。【事在延熹九年，张成以方技交通宦官，推占有赦令，教其子杀人，果遇赦，李膺竟杀之。成弟子牢脩诬告膺养太学游士，交结生徒，诽讪朝廷。此两事一则未请先诛、一则遇赦仍杀，于膺皆不为无失之过激也。】此为宦官与名±直接冲突之头锐化。盖至此名士已成团体，与以前零零碎碎出头反对外戚者不同。而宦官亦借部党之名，【部党始于甘陵南、北部。桓帝师甘陵周福为尚书，而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郷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各树朋徒，由是甘陵有南、北部、而党人之议自此始。】牵连逮捕至二百余人。翌年，以窦武等表请赦归，犹禁锢终身。灵帝即位，窦武、陈蕃谋杀宦官不成，【此为外戚与名士同谋宦官之第一次。】转为曹节、王甫所杀。【事在建宁元年，去第一次党锢狱三年。】翌年，【建宁二年。】遂有第二次党锢之狱。【事始山阳东部督邮张俭，举劾中常侍侯览，上书，为览遮截，卒不得上。俭行部逢览母，呵不避路，竞使吏卒收杀之，追擒览家属、宾客，死者百余人，皆僵尸道路；伐其园宅，鸡犬无狳。张俭此事更为非理。灵帝以俭郡吏，不先请擅杀无辜，诏收俭。俭亡命，逃窜，所经历皆伏诛。】遂并捕前党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附从者锢及五族。建宁四年，又捕太学诸生千余人，并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直至黄巾贼起，始得赦。【在中平元年。】又五年，【中平六年。】何进与袁绍等谋尽诛宦官，而董卓人京。【此为外戚与名士同谋宦官之第二次，而汉亦亡矣。】

而汉代上下用法，本亦有过酷之弊。

汉袭秦旧，用法太严，以殊死为轻典，狱吏以深竟党与为能事。西汉时，义纵为定襄太守，狱中重罪二百余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者，亦二百余人，纵一切捕鞫，曰“为死罪解脱”，是日皆报杀，四百余人。此虽极端之例，可见汉代刑法之一斑矣。故成瑨为南阳太守，宛富贾张汎倚恃后宫中官之势，功曹岑晊等劝瑨收捕。既而遇赦，瑨竟诛之，并收其宗族、宾客，杀二百余人，后乃奏闻。此较之张俭之诛侯览一家，同为惨酷非人道。【在当时不自知也。】在名士正义一面者如此，在宦官恶势力一面者可想。故张俭亡命所经历，伏重诛者数十家，至于宗亲歼殄，郡县残破。【西汉亦每轻用族诛，如晁错、主父偃、郭解诸人皆是。】双方相激相荡，皆受用法不平之祸也。【又按：东汉刑讯之酷，亦可骇人。独行传载楚王英坐反诛，其所疏天下名士，有会稽太守尹兴，乃征诣廷尉狱。其门下掾陆续、主簿梁宏、功曹史驷勋，及掾吏五百余人，诣洛阳诏狱就拷。诸吏不堪楚痛，死者大半。惟续、宏、勋拷掠五毒，肌肉消烂，终无异辞。又，戴就仕郡仓曹掾，刺史欧阳参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遗部从事按之，收就于钱塘县狱，幽囚拷掠，五毒惨至。又烧斧使就挟于肘腋。每上彭考，肉焦毁堕地，掇而食之。又令卧覆船下，以马矢薰之，一夜二日不死。又复烧地，以大针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堕落。迄明公浮之诬，乃舍之。崔寔政论犹病汉治之宽，岂为知病者？其后曹操父子颇欲以法治革汉弊，竟不永祚。及东晋以下，刑典始宽。就唐、宋言，则唐重而宋轻，大体视士权之消长为进退。】

积此数因，造成惨毒的党锢之祸，“人之云亡，邦国殄瘁”，黑暗腐败的汉王室，终于倾覆，依附于王室的外戚与宦官，亦同归于尽。而名士势力到底还可存在，便成此后之门第。大一统政府不能再建，【因无共戴之王室。】遂成士族多头之局面。

五、门第之造成

士人在政治社会上势力之表现，“清议”之外，更要的则为“门第”。

门第在东汉时已渐形成。

第一是因学术环境之不普遍，学术授受有限，往往限于少数私家，而有所谓“累世经学”。

其最著者莫如孔子一家之后，自伯鱼、子思以下，再五世孔顺为魏相。顺子鲋，为陈涉博士。鲋弟子襄，汉惠时博士，为长沙太傅。襄孙武及安国。武子延年。安国、延年皆武帝时博士；安国至临淮太守。延年子霸，昭帝时博士，宣帝时为大中大夫。霸子光，历成、哀、平三帝，官至御史大夬、丞相。自霸至七世孙昱，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安国后亦世传古文尚书、毛诗有名。其次西汉大儒伏生，世传经学，历两汉四百年。【详东汉伏湛传。】又次如东汉桓氏，自桓荣以下，一家三代为五帝师。【荣授明帝，郁授章、和，焉授安、顺，又焉兄孙彬，亦有名。】

经学既为入仕之条件，于是又有所谓“累世公卿”。

累世公卿亦始西汉。如韦、平再世宰相，【韦贤、玄成，父子相宣、元。平当、平宴，亦父子相继。】于氏为两世三公，【父定国为丞相，其子永为御史大夫。】时为仅事。东汉则有四世三公者为杨氏，【杨震为太尉，子秉、子赐（司徒）、子彪凡四世皆为三公。】又四世五公者为袁氏，【袁安为司空，又为司徒，子敞及京，京子汤，汤子逢，逢弟隗，四世五公，比杨氏更多一公。】氏族之盛，西汉较之蔑如矣。

“累世经学”与“累世公卿”，便造成士族传袭的势力，积久遂成门第。

门第造成之另一原因，则由于察举制度之舞弊。

地方察举权任太守，无客观的标准，因此亦于营私。一面是权门请托，一面是故旧报恩。两者递为因果，使天下仕途，渐渐走入一个特殊阶级的手里去。

明帝中元二年诏，已云：“选举不实，权门请托。”樊鯈上言，则谓：“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弃废。”顺帝时，河南尹田歆谓：“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遂举种暠（hào）。风俗通记南阳五世公为广汉太守，与司徒长史段辽叔同岁。辽叔大子名旧，小子髡，到谓郡吏曰：“太守与辽叔同岁，幸来临郡，当举其子。如得至后岁，贯鱼之次，敬不有违。”主簿柳对曰：“旧不如髡。”世公厉声曰：“丈夫相临，儿女尚欲举之，何谓高下之间”竟举旧。世公转南阳，与东莱太守蔡伯起同岁，欲举其子，伯起自乞子瓒尚弱，第琰幸已成人。是岁举琰，明年复举瓒。瓒十四未可见众，常称病，到十八始出治剧平春长，上书：“臣甫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卫。”尚书劾奏：“增年受选，减年避剧，请免瓒官。”此一事尤可见当时察举情况也。

及门第势力已成，遂变成变相的贵族。自东汉统一政府倾覆，遂变成变相之封建。长期的分崩离析，而中国史开始走上衰运。

六、东汉士族之风尙

东汉士大夫风习，为后世所推美。他们实有尽多优点。但细为分析，似乎东士大夫常见的几许美德高行，不外如下列，其间都和当时的察举制度有关系。

一久丧。【此为孝行。西汉重孝，尚少行三年丧者。东汉则“谓他人父”，对举主、故将亦多行孝三年，而父母之丧有加倍服孝者。】

三年之丧，自西汉中叶始渐推行。【公孙弘后母卒，服丧三年。哀帝时，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为宗室仪表，益封万户。原渉父死，行丧冢庐三年，由是显名京师。薛宣后母死，弟修为临淄令，去官持服。宣为丞相，谓弟：“三年服少能行者。”兄弟相驳，修遂竟服。绥和二年，诏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平帝时，王莽令吏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见此制始重，已在西汉末年。】东汉则行丧三年为常事，甚有加倍服丧者。【光武子东海王臻，丧母服阕，又追念丧父时幼小，哀礼有阙，乃重行丧制。袁绍母死去官，三年礼毕，追感幼孤，又行父丧。】甚至有行服二十余年者。【青州民赵宣，葬亲不闭埏隧，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郷里称孝；然五子皆服中生，陈蕃致其罪。孔融杀父死墓哭不哀者。其变乃有阮藉临丧食肉，上与戴良同风。（见范书逸民溥。）】

二让爵。【父有髙爵，长子应袭，逃避不受，以让其弟。】

此亦始始西汉，【韦贤卒，子玄成让爵于庶兄弘。宣帝高其节，许之。】东汉更多见。【如邓彪、刘恺、桓郁、丁鸿、郭贺、徐衡，皆是。】盖时重孝廉，让爵、推财，则孝与廉兼尽矣，故人争慕为之。然让者固髙，受者斯卑。临深为峻，以人之污，形己之洁，实非平道。【范蔚宗丁鸿传逾已识之。】

三、推财。【兄弟异财析居，推多取少。让爵、推财，同为推孝以及弟也。】

其人如薛包、【建光（安）中，征拜侍中，称疾，赐告归，盖恬退人也。】李充。【家贫，兄弟六人，同食递衣。妻曰：“有私财，愿思分异。”充伪酬曰：“如欲别居，当酝酒具会。”妇信充，置酒宴客。充乃跪白母，遗斥其妻。延平（殇）时，诏举隐士大懦，务取高行，以劝后进，特征为博士。充以异析为不义，何不开譬其妻？妻设不淑，亦小当伪许，借斥妻而博高名，似非中和之道。】而故相反者有许武。【太守第五伦举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末显，欲令成名，于是分财三分，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悉劣少。乡人皆称弟克让，晏等以此并得选举。武乃会宗亲，泣白其事，所理产增三倍，悉以推二弟。今按：许武之为弟谋，贤矣；然当时自为谋而推财让产者当亦不乏也。】

四、避聘。【避聘不就，以让亲属，则与让爵、推财，迹异心同。】

如刘矩、【以叔父叔辽未得仕进，遂绝州郡之命。太尉朱宠、太傅桓焉嘉其志义，叔辽以此为诸公所辞，拜议郎；矩乃举孝廉。】鲁恭，【亦怜弟丕小，欲先就其名，讬疾不仕，郡数以礼请，谢不肯应。】皆与让爵、推财，迹异心同也。至其他却聘为高者，不胜具举。

五、报仇。【家庭有仇怨，奋身图报，此亦孝弟之激发也。】

其事如崔瑗、【兄为人害，手刃报仇，亡去。】魏朗、【兄为人害，朗白日操刀，杀其人于县中。】苏不韦【父谦为司隶校尉李暠按罪死狱中。不韦与宾客掘地道至暠寝室，值暠如厕，杀其妾与子；又疾驰至暠父墓，掘得其父头以祭父。】等。古者刑不上大夫，故贵族阶级相互有隙，不得直于法庭，则以私斗决之。墨家非礼亦非斗，儒家重礼故不非斗，【故荀子谓：“狗、彘尚有斗。”】然至秦汉以下，自可诉于官，不理于官而辄自仇杀，此为慕古而失其意矣。

六、借交报仇。【朋友有仇怨，亦许身代报，此推已孝弟以及人也。】

其事如何容、【友有父仇未报，将死，泣诉于容，容即为复仇，以头祭其父墓。】郅恽【恽友父仇未报，病将死，对恽欷歔。恽将宾客杀其人。以头示友；友见而气绝。】等。礼有之：“父母存，不许友以死”，则父母而亡，固可以死许友。以死许友，即指借交报仇也。

七、报恩。【此皆故吏对举主，弟子对业师，移孝作忠，亦家庭道德之推扩也。】此又分两类。

（一）急难【举主、业师有患难，挺身护救。】

其事如李固弟子郭亮、【固被戮，亮负斧锧上书，请收固尸。】杜乔故掾杨匡、【乔被戮、匡守护其尸不去。】第五种门下掾孙斌、【种劾宦官单超兄子匡，坐徒朔方，朔方太守董援，乃超外孙。斌知种往必遇害，格杀送吏，与种俱逃。】刘瓆郡吏王充，【瓆考杀小黄门赵津，下狱死。充为瓆郡吏，送丧运，终毕三年乃归。】刘君吏公孙瓒；【详下。】而廉范之于邓融，尤为壮烈。【陇西太守邓融，在职不称，廉范为功曹，知其必获罪，乃谢去；融甚望之。范改姓名，求为廷尉卒。无何，融果征下狱，范卫侍异常，融曰：“卿何类我功曹？”范曰：“君误耳，非也。”融系出困病，范随养视；及死，终不自言，身将车送丧至南阳，莽毕而去。今按：廉范尚在东汉早年。又前如沛人赵孝、彭城人刘平、北海淳于人淳于恭，此等皆在王莽时，信古而陷于愚，励诚而几于伪，正与王莽上下相应。此等立节敦行之风，盖自王莽世已然，并不为受光武提俱。光武实亦自受当时风气之影响也。自此演而愈烈，如廉范事仅难能，然终似非正办。】

（二）服丧【举主、故将死，为之服丧。】

如李恂、乐恢为郡将，荀爽为举主，【袁逢举爽，不应。逢卒，为服丧三年。】侯苞、冯胄为业师等。并有弃官行丧者。如吴匡、【风俗通：“弘农太守吴匡，为黄琼所举。班诏劝耕，道闻琼薨，即发丧制服，上病，还府。论之曰：'剖符守境，劝民耕桑，肆省寃疑，和解仇怨，国之大亊；而猥顾私恩，若宫车晏驾，何以过兹？论者不察，而归之厚。’”若此类者非一。】傅燮、桓典等。【又崔寔以期丧去官。荀攸祖父昙卒，故吏求守墓，推问乃杀人亡命。】

八、清节。【一介不取，准财与人。东汉重廉吏，社会亦尚廉节。】

如廉范、【父客死于蜀，范年十五，人蜀迎丧。其父故吏太守张目资送，不受；船触石破没几死，穆追送前资，竟不受。范家入蜀，以良田百余顷属故吏毛仲：范归，仲子奉仲遗命以田归范。范以物无常主，在人即有，悉推田与之。今按：范自守甚高，然推田与毛，似属矫情，并非爱人以德也。肃宗崩，范奔赴。庐江郡掾严麟奉章吊国，乘小车，涂深马死，不能自进。范命从骑下马与之，不告而去。麟事毕，不知马所归，乃缘踪访之。或曰：“当是廉叔度。” 麟即牵马造门，谢而归之。此见当时风尚已成，故人尽勉为而不自觉。】种暠、【父早亡，有财三千万，暠以赈乡里贫者，遂知名。】范冉。【受业于樊英、马融。史称：“好违时绝俗，为激诡之行。”看姊病，妹设食，冉留钱二百。此等良可诧笑。袁奉高不修异操而致名当时，为可贵矣。】

其它高节异行不胜举。大体论之，则东汉士风，亦自有其缺点：

一则在于过分看重道德。

道德自为人生不可缺少之要素，然亦只是人生中一端。过分看重，不免流弊。譬如健康，亦人生一要端，若其人惟一看重健康，即不免种种流弊也。过分看重道德之流弊，又可分两端言之：

一则道德乃人人普遍所应有，并非可以争高斗胜。【道德乃起码条件，非终极标准，人不应不道德，（此乃消极的严重性。）却不能定要比人更道德。（积极的便成不自然性。）】若专以道德来分别人高下，便造成社会上种种过高非常不近人情的行为，而其弊且导人入于虚伪。【宋苏轼谓：“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恶衣菲食。”是也。】

二则道德乃事事各具的一种可循之轨辙。若做事太看重道德。便流于重形式虚名而忽略了内容与实际。【将军死绥，亦是一种道德。若过重道德，或只重道德，即往往可以军队尚未彻底败北，而早图从容自杀，忘了最后的反斗。汉士人名列党锢，束手就缚，自觉心安理得，亦是同样心理。】

二则东汉士人的道德似嫌褊狭。

他们似乎只注重个人、家庭和朋友，而忽略了社会和国家。【西汉儒生颂莽功德，要求汉室让位，从君臣私人的友谊论为不道德，从对社会、国家全体论，未见其为不道德。即如王莽、刘歆，后人皆以不道德目之，皆受东汉人影响也。】“孝”与“廉”为东汉士人道德之大节目，然此二者全属个人和家庭的，非国家和社会的。【廉只是消极的。为吏不可不廉，不能仅廉而止。】不孝、不廉固然不够做人和从政的标准，然只是孝、廉，亦不够得做人和从政的条件。

因东汉士人只看重形式的道德，不看重事实的效果，所以名士势力日大，而终不能铲除宦官的恶势力。【及袁绍尽诛宦官，而事已溃烂，不可收拾。】

因东汉只看重私人和家庭的道德，故王室倾覆后，再不能重建一共戴的中央，而走入魏晋以下之衰运。

然东汉士人正还有一种共遵的道德，有一种足令后世敬仰的精神，所以王室虽倾，天下虽乱，而他们到底做了中流砥柱，个别的保存了他们门第的势力和地位。

第十一章 统一政府之对外【秦汉国力与对外形势】

中国自秦汉统一，大体上版图确定，民族抟成，中国史遂开始有其对外问题。【以前只是中国内地华、夷杂处，部族相争，不成为对外。】

中国以民族之优秀，疆土之超越，使中国国力常卓然高出于四围外族之上。因此中国史上对外之胜负、强弱，几乎完全视国内政治为转移。【外患只是内政动乱所招致之一种事态。严格言之，只要国内政治有办法，国外绝不足患。】

讲述中国史上历来之外患，毋宁应该多注意于国内之自身。

一  两汉国力之比较

两汉是中国史上第一次因统一而臻国力全盛之时期，但因种种关系，东汉国力已不如西汉。

先就建都而论。

中国古史活动场面，大体上主要的在黄河流域。其西部上游武力较优，东部下游则文化、经济较胜。此种形势，自虞、夏、殷、周直到秦并六国皆然。

西汉承秦而都关中，长安为全国之头目，东方的文化、经济不断向西输送，使与西方武力相凝合，而接着再从长安向西北伸展。【驱逐匈奴，开通西域。】西汉的立国姿态，常是协调的、动的、进取的。

光武中兴，关中残破，【因王莽末年乃至更始、赤眉的大骚扰。】改都洛阳，从此东方的经济、文化不免停滞，不再向西移动。【中国国力以政治推动，则常向西北发展；由外寇强敌所在也；此如西汉与唐皆是。若社会自由进展，则常向东南，以气候较佳，土壤较肥，又无强敌临前；如东汉、宋、明皆是。】而西方无力失其营卫，亦不免于转弱。【因而虽小小的西羌，竟成东汉西边之大患。】东、西两方人口密度不调节，社会经济易生动摇，正如在一端极热、一端极冷的不调和空气下激起了大旋风，东汉国运遂于东方的饥荒【黄巾。】与西方的变畔【凉州的兵与董卓。】两种势力冲荡下断送。东汉的立国姿态，可以说常是偏枯的、静的、退守的。

此乃两汉国力盛衰一总关键。

自秦以及西汉，都有大规模的向西移民。

秦徙东方大族十二万户于咸阳。汉高祖又徙楚昭、屈、景，齐田旧及燕、赵、韩、魏诸强族于关中。文帝听晁错谋移民实边。武帝徙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一次凡七十余万。

汉诸帝并有陵寝徙民的制度。

景帝五年作阳陵，募民徙陵，户赐钱二十万。武帝初置茂陵，赐徙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昭帝为母起云陵，募徙者赐钱、田、宅。此仅徙民，不皆富人也。帝又徙三辅富人平陵，始专徙富人矣。宣帝募吏民赀百万以上徙于昭帝平陵，以水衡钱为起第宅；宣帝自作杜陵，徙丞相下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赀百万以上者，则为高官矣。元帝筑寿陵，乃勿徙，曰：“今所为陵，勿置县邑。”成帝为昌陵，又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者。哀帝作义陵，又诏勿徙。帝王厚葬固非美事，然汉都长安，屡移东方户口实之，主父揠谓：“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消奸猾”，此与秦徙东方大族用意正同。惟长安充实而后西北武功得继纩发展，不如东汉一存边警，即议弃并、凉，弃三辅。故前汉夺朔方，开西河，而匈奴、西域皆服；东汉视关陕如塞外，而羌祸遂日蔓延，东方食少而有黄巾，西边多事而有董卓。此诚两汉兴亡一大关键也。

至东汉便不然。

东汉诸儒，对边防空虚，亦屡有论奏。虞翊请三郡疏谓：“禹贡雍州之域，厥田上下，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又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羣羊塞道。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众羌内溃，郡县兵荒二十余年，三郡未复，园陵单外，公卿选懦，容头过身，张解设难，但计所费，不图其安。”

时在顺帝永建四年。前因羌寇徙陇西、安定、北地、上郡四郡，此言“后三郡”，当以陇西尚远，故未及之。书奏，汉廷始复三郡。

又崔寔政论谓：“古有移人通财，今青、徐、兖、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而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厥田宜稼，皆不垦发。人情安土重迁，宁就饥馁，犹群羊聚畜，须主者牧养处置。置之茂草，则肥泽繁息；置之硗卤，则零丁耗减。”

又仲长统昌言损益篇：“诸夏有十亩共桑之迫，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世俗安土，有死无去，君长不使，谁能自往？”蔡邕上封事陈政要谓：“幽州突骑，冀州强弩，为天下精兵，四方有事，未尝不取办于二州。顷连年荒馑，榖价一斛至六、七百，故护乌桓校尉夏育出征鲜卑，无功而还士马死伤，弓兵散亡殆尽。”据蔡文，东汉末叶幽、冀二州均见荒残；崔氏政论则幽已荒旷，而冀尚稠实。东汉边区凋荒，盖自西北逐步侵向东北矣。【与移民运动相应者，尚有筑路、开渠、垦殖诸端，亦西汉盛而后汉衰。史、汉皆志沟洫、河渠，而范书无之。】

兹略举两汉西北边区户口变动显著的数字如下：

（一）关中三辅

三辅名

西汉户口及辖县数（地理志平帝元始二年）

东汉户口及辖县数（郡国志顺帝永和五年）

京兆

户            195，702

辖县：12

户              53，299

辖县：10

口            682，468

口             285，574

冯翊

户            235，101

24

户              37，090

13

口            917，822

口             145，195

扶风

户            216，377

21

户              17，352

15

口            836，070

口              93，091

合计

户            647，180

57

户             107，741

38

口         2，436，360

口             523，860

蔡邕京兆尹樊陵颂碑：“长陵前汉户五万，口十七万，王莽后十不存一，至光和【灵帝。】领户不盈四千。

（二）西北沿边诸郡

郡名

西汉户口及辖县数

东汉户口及辖县数

辽东

户             55，972

辖县：18

户              64，158

辖县：2

口            272，539

口              81，714

辽西

户             72，654

14

户              14，150

5

口            352，325

口              81，714

右北平

户             66，689

16

户               9，170

4

口            320，780

口              53，475

渔阳

户             68，802

12

户              68，456

9

口            264，116

口             435，740

上谷

户             36，008

15

户              10，352

8

口            117，762

口              51，204

代

户             56，771

18

户              20，123

11

口            278，754

口             126，188

雁门

户             73，138

14

户              31，862

14

口            293，454

口             249，000

定襄

户             38，559

12

户               3，153

5

口            163，144

口              13，571

云中

户             38，303

11

户               5，351

11

口            173，270

口              26，430

五原

户             39，322

16

户               4，667

10

口            231，328

口              22，957

朔方

户             34，338

10

户               1，987

6

口            136，628

口               7，843

西河

户            136，390

36

户               5，698

13

口            698，836

口              20，836

上郡

户            103，683

23

户               5，169

10

口            606，658

口              28，599

北地

户             64，461

19

户               3，122

6

口            210，688

口              18，637

金城

户             38，470

13

户               3，856

10

口            149，648

口              18，947

武威

户             17，581

10

户              10，043

14

口             76，419

口              34，226

张掖

户             24，352

10

户               6，552

8

口             88，731

口              26，040

酒泉

户             18，137

9

户              12，706

9

口             76，726

口              未详

敦煌

户             11，200

6

户                  784

6

口             38，335

口              29，170

右表惟渔阳略增，余均锐减。敦煌一郡六城，仅有七百余户，尤觉荒凉。

东汉边郡荒残至此，此又东汉国力不如西汉一大原因。【东汉人口较西汉特见激增者，一为今湖南、江西两省；一为今河南南部南阳一带；其次为江苏三吴平野；又则岭南及云南地带。郡国辖县亦三辅、边郡皆激减，而长江流域县数有增。】

再就人才言之。

西汉适当古代贵族阶级破坏之后，各色人物平流竞进，并无阶资，亦无流品。【即以汉武一朝言，儒生如公孙弘、儿宽、大将军如卫青、霍去病、李广，理财如桑弘羊，司法如张汤，出使如张骞、苏武。】大抵是一个杂色的局面。东汉则渐渐从杂色的转变成清一色，【即以光武一朝论，其“云台二十八将”已大半是书生出身。此种转变，己起西汉末叶。两汉儒、吏未分，贤能儒生不嫌以吏进，东汉吏职渐轻而尊辟举。两汉文、武一道，大臣韩安国之徒亦出守边；东汉流品始分，故刘巴轻张飞。】人才走归一路，为东汉国力向衰之又一原因。【其他次要者不列举。】

西汉用人不分流品，【视其才能、勋绩为等第，无有限格。张释之十年不得调：扬雄三十不徙官；贾谊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公孙弘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王仲翁大将军长史，三岁至光禄大夫，亦不如后世资历之严。】

然其入仕之始，亦自有品节。其以明经文学进者，多除博士或大夫、侍中，如严助、朱买臣、疏广、平当之徒是也。其以材武勇猛进者，率除太仆或中郎将、骖乘，如夏侯婴、公孙贺、卫绾之徒是也。张汤以法律进，则始为内史，后为廷尉，皆法官也。黄霸以入粟补官，则始为卒史，后为均输长，皆掌财也。然其始虽有分别，而积功累勋则无不可任。此种风气，东汉后渐不可见。

【经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而后有所谓“流品”之目。太宗置官品令，谓房玄龄曰：“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不可授之官秩。”贞观六年马周疏：“致化之道，在于求贤审官；为政之本，必于扬清激浊。王长通、白明达本自乐工，韦槃提、斛斯正则独解调马，岂得列在士流，超授高爵？”贞观十二年渚遂良疏：“为政之本，在于择人。汉家以明经拜职，或四科辟召，市井子孙，不居官吏。大唐制令，宪章古昔，商贾之人亦不居官位。”此皆所谓“流品”之辨也。惟金、元浅化，颇不知此，然唐代适当南北混一之际，其一时人才亦颇不拘一格，至宋则又有淸一色之趋势。唐、宋国力进退，正犹两汉之比也。】

二、西汉与匈奴

中国史上的外患，因地势及气候关系，其主要者常在北方。

北方乃一大草原，其居民游牧为主，易于团结。又其地高寒苦瘠，居民强悍，常思南侵。西南山岭崎岖，其居民散隔，不易团结；又地气温暖，生活较易自给，亦减其侵略之野心。

秦、汉大敌便是北方匈奴。

史记匈奴传：“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其说信否不可详论。又谓：“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猃狁、荤粥、匈奴盖一因异译；又称昆夷、犬夷，则胡之音转。】此族盖自古即与汉族杂居于大河流域者。迭经驱攘，至战国晚季，遂有围绕于秦、赵、燕三国外之诸戎。史记匈奴传谓：“自陇以西有归诸、绲戎、【今甘肃天水县。】翟、豲（huán）之戎。【在今陕西南郑县。】岐、梁山、泾、漆以北有义渠、【今甘肃宁县、庆阳县。】大荔、【今陕西大荔县。】乌氏、【今甘肃泾川县。】朐衍之戎。【今甘肃灵武县。】而晋北有林胡、【今陕西马邑县。】楼烦之成。【今山西岚县。】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百有余戎，莫能相一。”是也。【按史记秦厉公十六年，“伐大荔，取王城。”又秦惠王时，“拔义渠二十五城”。昭王时，义渠始灭。则义渠、大荔西北诸戎，在战国初年均已城郭化矣。东北诸狄之城郭化，己详前春秋章。又如赵襄子灭代，魏文侯灭中山，皆以城郭为国。此诸族之见并于中国而同化者必不少。其奔迸外窜者，则失其城郭耕稼之新化，而复归于游牧之故习。此如春秋时山戎皆徒步作战，及战国晚年赵武灵王乃以骑射破林胡、楼烦。民族演化未深，其生活极易受环境之支配而转变也。（如匈奴郅支单于西迁，乃为城居；元人为明所驱，仍返游牧是也。）】

逮中国秦代统一，而北方诸族亦逐次统一于匈奴。【若如上说，则秦、汉与匈奴之对峙，特为虞、夏、商、周以来中国华、夷杂处局面之正式剖分，即“耕稼”与“游牧”两种文化方式之各自判断独立，而最先民族血统之为同为异，转非所重也，史记以匈奴为夏后，氐、羌为姜姓，皆可以是观之。】

秦始皇对付匈奴，采用一种驱逐政策。

秦始皇三十二年，【统一政府完成后之六年。】使将军蒙恬北击胡，斥逐匈奴，悉收河南地。【河套以南。】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充之。【汉侯应议罢边塞事，曰：“北边塞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冒顿单于倚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據是则汉初匈奴居阴山中。本居河南，平夷无险，至是则依山为阻。】又通直道自九原。【河套。】至云阳，【陕西淳化北。】又渡河据阳山北假中。

汉高祖以一时轻敌致败，【冒顿佯败诱汉兵，汉悉兵三十二万北逐之，多步兵。高祖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匈奴纵精骑四十万围高祖于白登。白登在今大同东。】遂听娄敬策以和亲缓敌。

匈奴之对中国，一时尚无政冶上统治之野心，【故高祖见围而得脱。】其举众入塞，所重在经济财物之掠夺。和亲政策之后面，即为贿赂与通商。藉胡、汉通婚之名义，匈奴上层贵族，每年既得汉廷之赠遗，其下层民众，亦得定期叩塞贸易。其物质上之需要既满足，亦可暂时解消其武力侵略之欲望。【此所谓“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其时匈奴所尤需者，为酒、米、缯絮之类。】

但和亲政策终于不可久。

文帝时，宦人中行说降匈奴，教之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一大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视不如旃裘之坚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视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然衣食美恶，人情所同，中行说欲强返刍豢于茹毛饮血，其事不可能。匈败既知通商之失利，苟汉边防稍疏，仍必出于掠夺。而汉国力充盈，自亦小甘出此屈辱而不彻底的和亲政策也。

汉、匈奴一旦破裂，则汉之形势实利攻而不利守。

汉与匈奴边界辽阔，匈奴飘忽无定居，乘我秋冬农稼毕收，彼亦马肥弓劲，【秋高则马壮，风劲则弓燥。】入塞侵掠，【攻者一点，防者千里。】中国疲于奔命。就匈奴全国壮丁言，不出三十万。【史纪称匈奴：“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又云：“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又曰：“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则匈奴骑士至多不越三十万也。壮丁尽为甲骑不出三十万，以五口一壮丁计之，匈奴全部人口不出百五十万，故中行说谓“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一郡”。】其社会组织并不如中国之强韧，则可以寻其主力一击而破。此所谓一劳永逸，较之消极的防御，为利多矣。大抵中国史上对外问题，莫不然也。

于是遂先有汉武帝之诱敌政策。

事在元光二年，用王恢策，使马邑人聂翁一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阳为卖马邑城诱单于，汉伏兵三十万马邑旁，单于觉而去，自是遂失和。史称“马邑之谋”。

诱敌政策失败，于是不得不大张挞伐，开塞出击。

汉、匈奴失和以来，彼大寇边凡十六、七，此大出兵亦十五、六，大抵彼先发，此应之；则匈奴势尚强，未可聚服也。【匈奴统于一单于，并亦父子世袭，其政治组织，已相当进步。中行说教单于左在疏记，以计识其人众畜数。汉与单于书以尺一牍，中行说令单于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长大，今传有甸奴相邦印，形制文字，均类先秦，然则并知用汉文，其文化程度，当不甚低。唐初突厥较之，为不侔矣。】

汉击匈奴，采用两种步骤：

一是远出东西两翼造成大包围形势，以绝其经济上之供给与援助。

匈奴诸左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今河北怀来境。】以东，接濊貉、朝鲜，右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今陕西肤施境。】以西，接氐、羌，而单于庭直代、【今山西大同。】云中。【今绥远托克托境。】冒顿子老上单于击破西域，置僮仆都尉，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匈奴破西域在汉文三、四年间。】汉置苍海郡，在元朔元年；【马邑之谋后五年。】张骞使西域元狩元年。【马邑之谋后十一年。】

一是正面打击其主力。

大者在元朔二年卫青之取河南地筑朔方郡，遂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徙民朔方凡十万口。是时汉都长安，匈奴据河套，实为最大压迫，自是始无烽火通甘泉之警。又按：汉、匈奴东西横恒，匈奴单于庭偏在东，汉都长安偏在西，故匈奴利于东侵，汉便于西出。汉既城朔方，而同时弃上谷之造阳地予胡，此为汉廷决计改取攻势后之策略。此后匈奴西部遂大受威胁。】后六年，【元狩二年。】匈奴西方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汉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后分武威为张掖、酒泉为敦煌，在元鼎六年；此为河西四郡。遂开汉通西域之道，而羌、胡之交通遂绝。匈奴西方既失利，为防汉，且求财富接济故，不得不日移其力而西，主客倒转，为汉势有利一要端。】

开塞出击之进一步则为绝漠远征。

中国之对匈奴，非不知出击之利于坐防，然而不能决然出击者，则以骑兵之不足为一要因。【此下唐强、宋弱皆因此。】史称汉初“天子不能具钧驷，【一车四马不能纯色。】将相或乘牛车，马一匹则百金”。至汉武休养生息已七十年，其时则“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摈不得聚会”。汉武为伐胡，又盛养马，厩马至四十万匹。马畜既盛，骑兵之训练自易。匈败既失利，用汉降人赵信【本胡小王，降汉。】计，北绝漠，诱汉，汉乃发兵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与。】令卫青、霍去病分击匈奴。卫青军出定襄，【今绥远和林格尔境。】遇单于，追北至寘颜山赵信城。去病出代二千里，封狼居胥，禅于姑衍，临瀚海而还。【事在元狩四年，马邑之谋后十五年，史称“冒顿之盛，控弦之士三十万”，而是役也，两将所杀虏凡八、九万，是几耗其种三之一矣。然汉亦马少，自后遂无以远往。】

自是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

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肃平蕃县。】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汉以骑兵任先锋之扫荡，继以步卒屯田为后劲，步步为营而前进，匈奴乃不能复转侧。

到宣帝时，匈奴终于屈服，而汉廷一劳永逸之战略卒以见效。

亦会其时汉多人才，大将最著者莫如霍去病。去病以皇后姊子，少贵，年十八为侍中。初从大将军卫青出塞，为票姚校尉，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遂封侯，时为元狩六年，去病年二十三。其后屡以敢深入建奇功。匈奴浑邪王谋降汉，武帝【恐其诈。】命去病将兵往迎。去病渡河，与浑邪众相望。浑邪见汉军而多不欲降，颇遁去。去病乃驰入匈奴军，得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四万。时为元狩二年，去病年二十五。史称去病为人少言，有气敢往。武帝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帝为治第，令视之，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其卒在元狩六年，时年二十九也。【观去病之将兵，较之项王未多逊。故唐人诗“借问汉将谁？恐是霍票姚”，独数其人，非虚也。时李广亦称名将，卫、霍皆以亲贵任用，而李广则为豪杰从军。（时称“良家子”从军，即今之义勇队也。）卫、霍虽以女宠进，而重以建功绝域自显，其一种进取勇决无畏之风，亦可敬矣。惟当时亲贵与豪杰判为两党，卫、霍虽贵盛，豪杰不之重；李广父子愈摈抑，豪杰亦愈宗之。史公亲罹其祸，故为史纪抑扬甚显。然两党各有奇材，史公于霍去病虽了了落笔，而亦精神毕显矣，诚亦良史才也。】

中国以优势的人力和财力，对付文化较低、政治组织较松的民族，采用主力击破的攻势，自比畏葸（xǐ）自守为胜。汉武帝挞伐匈奴并不误，惟惜武帝内政方面有种种不需要的浪费，【如封禅巡狩等。】所以匈奴虽败，而中国亦疲，故为后人所不满。

昭、宣以下，武士练习，斥堠精审，胡势巳衰，入则覆亡，居又畏逼，收迹远徙，穷窜漠北；乃汉廷不能乘武帝遗烈，而转师刘敬故智，启宠纳侮，倾竭府藏，岁给西北方无虑二亿七十万。【后汉袁安封事云：“汉之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此据文献通考引刘贶说。】赏赐之费、传送之劳尚不计。则尤为失策矣。观杨雄谏不许单于朝书，可见西汉晚年气弱志荼之象。然亦由武帝浪费国力太过，有以致此。大抵中国对外，其病每不在决心讨伐，而在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以及从此引起之种种浪费。此仍然是内政问题，昧者乃专以开边生事为大戒。

三、东汉与西羌

自匈奴主力为武帝彻底击破，直到东汉，实际上中国并无严重的外患。【窦宪北伐（和帝永元元年），虽获胜利，并不像卫、霍之费力。】

然而东汉却意外的遭受到西羌之侵扰。此乃东汉整个建国形势之弱点的暴露，以及应付的失策，并不在于西羌之难敌。

羌人叛汉，起和帝时，【护羌校尉邓训卒后，由于边疆吏治之不整饬。】其势并不能与西汉初年之匈奴相提并论，而汉廷早议放弃凉州。【安帝永初二年庞参主议，嗣得虞翊谏而止。】羌叛凡十余年，汉兵屯边二十余万，旷日无功。【羌虏皆骑兵，汉以步卒追之，势不能及，则彼能来我不能往；西汉屯田之所以见效，以先有骑兵之驱逐扫荡，敌已远遁，乃以屯田继之。】

军旅之费二百四十余亿，并、凉二州为之虚耗。

虞诩教任尚：“罢诸郡屯兵，各令出钱数千，二十人共市一马，以万骑逐数千之虏，追尾掩截，其道自穷”，任尚竟以立功。可见西羌并非强寇，只在汉廷应付之不得当。

第二次羌变在顺帝永和后，羌寇遍及并、凉、幽、冀四州，用费八十余亿。

第三次羌变在桓、灵时，段颍前后一百八十战，大破东羌，用费四十四亿。羌祸虽歇，而汉力亦疲，接着便是不救的衰运之来临。

当时士大夫见朝事无可为，惟有拥兵以戮力边徼，尚足为功名之一径，如张奂、皇甫规、段颍，皆于此奋起。北虏、西羌斩首或至百万级，以其余力驱芟黄巾，汉之末造，乃转以兵强见。一时士大夫既乐习之，士民亦竞尚之，此乃东汉晚季清谈以外之另一风尚也。以此造成此下三国之局面。【专务清谈，不竞武功，乃两晋事。】

黄河西部的武力与东部的经济、文化相凝合，而造成秦、汉之全盛，【所谓“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即足表示其意义之一部分。】东汉以来，东方人渐渐忘弃西方，【中央政府在洛阳，东方人之聪明志气至是而止。】西方得不到东方经济、文化之润泽而衰落。而东方的文化经济，亦为西方武力所破毁。

郑太说董卓：“山东承平日久，民不习战；关西顷遭羌寇，妇女皆能挟弓而斗。天下所畏，无若并、凉之人。”【皇甫规、张奂、段颍，亦皆凉州人也。】一个国家，内部自身存在两种极相违异的社会情态，无有不致大乱者。

董卓领着凉州兵东到洛阳，中国历史，便从此走上中衰的路去。

第四编 魏晋南北朝之部

第十二章长期分裂之开始【三国时代】.......................... 3

一、魏晋南北朝之长期分裂.................................. 3

二、旧政权之没落......................................... 3

三、离心势力之成长....................................... 5

（一）地方长官之权位.................................. 5

（二）二重的君主观念.................................. 6

四、新政权之黑暗......................................... 7

五、思想界之无出路....................................... 9

六、三国帝系............................................ 11

第十三章统一政府之回光返照【西晋兴亡】...................... 12

一、西晋帝系及年历...................................... 12

二、西晋王室之弱点...................................... 12

三、胡人之内地杂居...................................... 13

四、怀愍被虏与人心之反映................................. 14

五、文化中心之毁灭...................................... 15

六、新宗教之侵入........................................ 16

第十四章长江流域之新园地【东晋南渡】........................ 16

一、东晋帝系及年历...................................... 16

二、东晋一代之北伐与内乱................................. 17

第十五章北方之长期纷乱【五胡十六国】........................ 21

一、五胡十六国撮要...................................... 21

二、十六国前后形势之大概................................. 22

三、五胡十六国大事简表................................... 23

四、胡人之汉化与胡汉合作................................. 25

第十六章南方王朝之消沉【南朝宋齐梁陈】...................... 26

一、南朝帝系及年历...................................... 26

二、南朝王室之恶化...................................... 29

三、南朝门第之衰落...................................... 33

第十七章北方政权之新生命【北朝】........................... 34

一、北朝帝系及年历...................................... 34

二、北方之汉化与北方儒统................................. 36

三、魏孝文迁都及北魏之覆灭............................... 37

四、北齐北周文治势力之演进............................... 40

第十八章变相的封建势力【魏晋南北朝之门第】.................. 43

一、九品中正制与门阀.................................... 43

二、学校与考试制度之颓废................................. 45

三、南渡后之侨姓与吴姓................................... 46

四、当时之婚姻制度与身分观念............................. 47

五、北方的门第.......................................... 48

六、郡姓与国姓.......................................... 49

第十九章变相的封建势力下之社会形态（上）【在西晋及南朝】...... 51

一、汉末之荒残.......................................... 51

二、农民身分之转变...................................... 52

三、西晋之户调制与官品占田制............................. 54

四、南渡之士族.......................................... 55

五、兵士的身分及待遇.................................... 57

第二十章变相的封建势力下之社会形态（下）【在五胡及北朝】...... 60

一、五胡时代的情况...................................... 60

二、北魏均田制.......................................... 61

三、西魏的府兵制........................................ 65

第二十一章宗敦思想之弥漫【上古至南北朝之宗教思想】.......... 68

一、古代宗教之演变...................................... 68

二、东汉以下之道教与方术................................. 73

三、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佛教................................. 75

四、北方之道佛冲突...................................... 78

五、隋唐时期佛学之中国化................................. 81

第十二章 长期分裂之开始【三国时代】

一、魏晋南北朝之长期分裂

秦、汉的大一统，到东汉末而解体。从此中国分崩离析，走上衰运，历史称此时期为魏晋南北朝。

自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即魏文帝黄初元年。】下至魏元帝咸熙二年，凡四十六年而魏亡。

此下十五年，至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吴亡，中国又归统一。

然吴亡后十年，武帝卒，不二年晋室即乱。吴亡后三十一年，为晋怀帝永嘉五年，刘曜陷洛阳，帝被虏。又五年，愍帝建兴四年，刘曜陷长安，帝出降。自此西晋覆灭，中国分南、北部。

东晋南渡，自元帝至恭帝凡一百零三年。宋六十年，齐二十四年，梁五十六年，陈三十三年，共一百七十年为南朝。

北方五胡竟扰，起晋惠帝永兴元年，【刘渊僭号。】迄宋文帝元嘉十六年，【沮渠牧犍为魏所灭，即魏拓跋焘太延五年。】共一百三十六年，此后北方复归统一。

元魏凡一百四十九年，而北方归其统一者先后仅九十六年，又分东、西魏。东魏十七年，西魏二十三年。继东魏者曰北齐，二十八年；继西魏者曰北周，二十五年，为北朝。

此长时期之分裂，前后凡三百九十四年。【起自建安。】三百九十四年中，统一政府之存在，严格言之，不到十五年。放宽言之，亦只有三十余年，不到全时期十分之一。

将本期历史与前期【秦、汉。】相较，前期以中央统一为常态，以分崩割据为变态；本期则以中央统一为变态，而以分崩割据为常态。

二、旧政权之没落

这时期的中国，何以要走上分崩割据的衰运？这可以两面分说：

一是旧的统一政权必然将趋于毁灭，二是新的统一政权不能创建稳固。

一个政权的生命，必须依赖于某一种理论之支撑。此种理论同时即应是正义。正义授与政权以光明，而后此政权可以绵延不倒。否则此政权将为一种黑暗的势力，黑喑根本无可存在，必趋消失。

东汉王室逐步脱离民众，走上黑暗的路，此有两因：一则王室传续既久，一姓万世的观念使其与民众隔离。一则内朝、外朝的分别，使其与士大夫【民众之上层。】隔离。因此外戚、宦官得以寄生在王室之内边而促其腐化。旧的统治权必然灭亡。已在前几讲说过。

旧统治权因其脱离民众而覆灭，新统治权却又不能依民众势力而产生。

秦、汉间的社会，距古代封建社会不远，各方面尚保留有团结的力量。【所谓“山东豪杰”群起亡秦，此辈豪杰，一面代表的是贵族封建之遗骸，另一方面代表的却是社会之组织力。】

王莽末年之乱，除却光武一宗及隗嚣、公孙述等带有古贵族【即豪杰。】之气味外，其余如绿林、铜马、赤眉之类，全是饥民的集团。

沿积到三、四百年以上的统一政府，统治着许大的广土众民的国家，散漫的农民【农民因生活关西，不能不散漫。】在饥锇线上临时结合起来，其力量不够得推翻他。

秦、汉以来的统一政府，日趋庞大，其事可举当时地方行政单位【郡、县。】及户口数论之。秦时全国分四十余郡。西汉平帝时，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地东西九千三百零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东汉顺帝时，凡郡国百有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民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

且以中国疆域之展布，纵使大饥荒，亦必夹有丰收的地带，要一般农民一致奋起，事亦不易。于是无可团结的社会，乃借助于“宗教”与“迷信”。农民结合于宗教与迷信的传播之下，而一致奋起，成为东汉末年之黄巾。

黄巾蔓延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置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

然而迷信成分太多，宗教质地太差，容易发动，【数年内即传播成熟。】不容易成功。

东汉王室并没有为黄巾所倾覆。

东方的黄巾，乃至西方的边兵，【董卓一系的凉州兵。】均已逐次削平。若使当时的士族【河北有袁绍、公孙瓒、刘虞；四川有刘焉；荆州有刘表；淮南有袁术等。】有意翊戴王室，【其时外戚、宦官均以扑灭，献帝亦未有失德。】未尝不可将已倒的统一政府复兴。然而他们的意兴，并不在此。

汉末割据的枭雄，实际上即是东汉末年之名士。尤著者如袁绍、公孙瓒、刘表诸人。

袁绍丧母，归葬汝南，会者三万人，其盛况不下陈寔。又母丧礼毕，追感幼孤，又行父丧。其去官而归，车徒甚盛。许劭为郡功曹，绍入郡界，曰：“吾岂可使许子将见。”谢车徒，以单车归家。公孙瓒与刘备同受学于卢植，为郡吏，太守刘君坐事徙日南，瓒身送之，自祭父墓，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送守日南，恐不得归，便当长辞。”刘表，“八及”之一，在荆州，允为一时名士所归趋。

国家本是精神的产物，把握到时代力量的名士大族，他们不忠心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试问统一国家何从成立？

当时士族不肯同心协力建设一个统一国家，此亦可分两面说：一则他们已有一个离心的力量，容许他们各自分裂。二则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更健全、更伟大的观念或理想，可以把他们的离心力团结起来。

离心力的成长，大体为两汉地方政权所演变。

三、离心势力之成长

（一）地方长官之权位

两汉地方行政长官，即郡太守。【太守之下，为县令或县长。】其地位本甚高，秩二千石。【与中央政府之九卿略相等。】平时得召见，【天子有事，用赐玺书。】高第【成绩好者。】得入为公卿。【如张苍、申屠嘉等。东汉益重，或自尚书、仆射出典一郡，或自典郡入为三公。】在郡得自辟属官，【掾属限用本郡人，惟三辅得用他郡人。】得自由主持地方之政事，得自由支配地方财政，【惟每岁尽，须派员至中央（丞相府）上计，“计簿”即治理成绩之统计与报告书也。】得兼地方军政。【西汉有郡尉，为地方武官，而辖于太守。东汉省之。】

两汉的郡太守，权位既重，并得久任，俨如古代一诸侯，所异者只是不能世袭。

中央政府对地方行政有分派督察之人，曰刺史。

西汉剌史秩六百石，居部九岁乃得迁守、相，【郡曰“守”，国曰“相”，权位略同。】位微而权重。每岁八月巡行所部，岁尽诣京师奏事。东汉刺史秩增至二千石，但因计吏还奏，不复诣京师，【西汉刺史吏奏二千石长吏不任职，事先下三公，遣掾吏按验。东汉不覆关三府，权归刺举之吏。】位任益尊。

灵帝时，地方变乱纷起，宗室刘焉建议改刺史为州牧，【模仿封建时代之霸者。】乃有地方行政实权。关东义兵起，讨董卓，太守亦各专兵柄。中央大权堕落，地方政权乘之而起，遂成三国初年之割据。

（二）二重的君主观念

地方政权渐渐成长，亦有一种道义观念为之扶翼。

因郡吏由太守自辟，故郡吏对太守，其名分亦自为君臣。

汝南太守欧阳歙，欲举督邮繇延，主簿将引延上，功曹郅恽曰，“明府以恶为善，主簿以曲为直。此既无君，亦复无臣。”【会稽太守成公以臧罪下狱，仓曹掾戴就幽囚拷掠，曰：“奈何令臣谤其君，子证其父！”】

或称太守曰“府君”，乃至为之死节。【州、郡又得称“本朝”。司隶从事郭容碑：“本朝察孝，贡器帝廷。”豫州从事尹宙碑：“网纪本朝。”】

汉末广陵太守张超为曹操所杀，其故吏臧洪，袁绍任为东郡太守，怨绍不救超，遂与绍绝。与绍书，谓：“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扫清寇逆，共尊王室。岂悟本州岛被侵，请师见拒。使洪故君沦灭，岂得复全交友之道，重亏忠孝之名乎？”

除非任职中央，否则地方官吏的心目中，乃至道义上，只有一个地方政权，而并没有中央的观念。

刘表遣从事韩嵩诣许，嵩曰：“若天子假一职，则成天子之臣，将军之故吏耳；不能复为将军死也。”

甚至即已进身为中央宫，仍多为其举主【即其旧日太守，所由察举而得进身者。】去官奔丧。【吴匡、傅燮等；已详前。】

又赵咨拜东海相，道经荥阳。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迎路谒候，咨不为留。暠送至亭次，望尘不及，谓主簿曰：“赵君名重，今过界不见，必为天下笑。”即弃印绶追至东海，谒咨毕，辞归家。仅为一谒轻去其官，较之奔丧，抑又甚矣。

当时的士大夫，似乎有两重的君主观念，依然摆不脱封建时代的遗影。

国家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家庭。君臣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朋友。此自东汉下半节已有此端，至三国而大盛。

然而此种趋势，苟有一个更合理、更伟大的思想起来，未尝不可挽回。惜乎魏、晋以下的思想，又万万谈不到此，中国于是只有没落。【南史宋武陵王诞反，或劝其长史范义出走。义曰：“吾人吏也，吏不可以叛君。”柳庆远传，梁武初为雍州剌史，辟庆远为别驾，庆远谓人曰：“天下方乱，定霸者其在吾君乎！”因尽诚协赞，遂成帝业。则所谓“二重君主观念”者，在南朝犹烈。北朝周、齐稍革，至陏、唐而绝，而中国亦复趋统一矣。】

四、新政权之黑暗

历史的演变，并不依照一定必然的逻辑。【因不断有人类的新努力参加，可以摇动逻辑之确定性。】倘使当时的新政权，能有较高的理想，未尝不足以把将次成长的离心力重新团结起来，而不幸魏、晋政权亦只代表了一时的黑暗与自私。

曹操为自己的家世，【父嵩为宦官曹腾养子，官至太尉。陈琳为袁绍作檄云：“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对当时门第，似乎有意摧抑。【杨、袁皆东汉最著之名族。曹操欲杀太尉杨彪，孔融目：“孔融鲁国男子，明日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然孔融与彪子修，卒皆被戮。操与孔融手书曰：“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达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杀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则操之意态可想。】有名的魏武三诏令【建安十五年下令：“天下未定，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齐桓其何以霸？今天下得无盗嫂受金，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惟才是举，吾得用之。”十九年令：“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二十二年令：“韩信、陈平，成就王业。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瑰，秦不敢东乡，在楚，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高才异质，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今按：西京重“贤良”，东京重“孝廉”。魏武三令，亦若有欲返“孝廉”而归“贤良”之意。此等思想，孔融诸人已早发之。惟此三令之措辞明白破毁道德，益趋偏激，前固无例，后亦少偶。】明说“唯才是举”，虽“不仁不孝”亦所勿遗。他想要用循名责实的法治精神，来建立他的新政权。【故云：“丧乱以来，风教凋薄，谤议之言，难用褒贬。”（魏志刘矫传。）直至魏明帝犹云：“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盖尚“名”则其权在下，尚“法”则其权在上也。】但是曹家政权的前半期，挟天子以令诸侯，借着汉相名位铲除异己，依然仗的是东汉中央政府之威灵。【袁绍借讨董卓之名为关东州牧盟主，亦是仗借中央。】下半期的篡窃，却没有一个坦白响亮的理由。

魏武述志令自称：“无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此不足为篡窃之正大理由。曹氏不能直捷效法汤、武革命，自己做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其子依然不能做周武王，【既已大权在握，汉献亦无罪过。】必做尧、舜禅让，种种不光明、不磊落。总之，政权的后面，没有一个可凭的理论。

乘隙而起的司马氏，暗下勾结着当时几个贵族门第再来篡窃曹氏的天下，更没有一个光明的理由可说。

司马懿杀曹爽，何晏诸名士同时被戮。晏，魏外戚。【何进孙，尚魏太祖女金乡公主，赐爵列侯。】于当时朝政，实欲有所更张。【孙资别传谓：“大将军爽专事，多变易旧章。”蒋济论丁谥、邓飏等“轻易法度”。皆其证。】傅咸云“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据此则董昭所论当时浮伪朋党之风，似未足专为何晏诸人罪矣。】是彼辈于政治上，亦确有成绩。【荀勖传谓：“正始中并合郡、县。”亦当时新政设施之一。】及司马政权既定，此等真相遂不白于后世。【王广（王凌子）谓：“曹爽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此乃指其政治上实济之才干。）丁、单（轨）、桓（范）、邓，并有宿望。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髙，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同日斩戮，名士减半，失民故也。”（语见魏志卷二十八。）此所谓“民”，实乃当时朝士门第之不乐新政者耳。魏、晋之际，真真民意，何尝能浮现到政治上层来？至史称何晏“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进，逮忤者罢退”，傅嘏讥晏“外静内躁”，此皆晏之解散私门，欲为曹氏厚植人才，以求有所建树，不足为晏病也。】继晏受祸者有夏侯玄，亦魏宗室。【惇、渊之族系。曹操父子本夏侯氏，为曹腾养子。】其论政制，上追贾、董，盖非东汉所逮，【其论“中正”利弊亦甚切至。然“中正”足为门第护符，当时自不喜玄论。】而亦为司马氏所忌。【曹爽诛，玄征为太常，内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笔研。及司马懿卒，或曰：“子无忧矣。”玄曰：“子何不见事？此人犹能以年少遇我，子元、子上（师、昭兄弟）不吾容也。”夏侯玄如此韬匿，尚不免祸，则何晏诸人之死固宜。傅嘏谓夏侯玄“能合虚誉，利口覆国”，亦非公允之论。】玄、晏诸人，人格自高，所存自正。【晋人于玄尤推重，谓其“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和峤（玄外孙）“常慕玄为人，于朝士中峨然不群，众惮其风节。”何晏论学与王弼同称“王、何”，皆晋入所师尊也。】惟不脱明士清玄之习，【魏略：“何晏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傅粉之习，自东汉李固至三国曹植，皆谓有之。世说并谓：“何平叔美姿仪，面白，而明帝疑其傅粉。”则不必真有“粉帛不去手”事。惟玄、晏诸人自有当时名士气派，则决然无疑。史称何晏、王弼谓：“天地万物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王衍好其说。后人以怀、愍之祸，归罪王、何，非无由矣。】乃不敌司马父子之权谲狠诈。当时朝士虽慕敬玄、晏风流，【此所以成将来所谓之“正始风流”。晋应詹奏：“魏正始之间，蔚为文林。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则正始与晋代风气，仍有不当相提并论者。要之清玄之习，开自正始，乃每况而愈下也。】而以家门地位私见，于玄、晏政治主张，不能拥护。【亦由司马氏兵权在握。】至晋室佐命功臣如贾充、王沈之流，皆代表门第，而私人道德极坏无比。

司马氏似乎想提倡名教，来收拾曹氏所不能收拾的人心。然而他们只能提出一“孝”字，【所以说司马氏“以孝治天下”，晋室开国元老如王祥等皆以大孝名。】而不能不舍弃“忠”字，依然只为私门张目。

他们全只是阴谋篡窃。阴谋不足以镇压反动，必然继之以惨毒的淫威。如曹操之对汉献帝与伏后。【伏氏与孔氏，皆两汉经学名门也。】

曹操迎献帝都许，帝谓操曰：“君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以事诛董贵人，帝以贵人有孕，累请不得。又勒兵收伏后，华歆发壁牵后出，后披发徒跣行泣过帝，曰：“不能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

司马师、昭兄弟之对曹芳【齐王。】与曹髭。【高贵乡公。】

司马师逼魏太后废齐王芳，【时年二十三。】太后欲见师有所请说，郭芝曰：“何可见？但当速取玺绥。”太后意折。高贵乡公自讨司马昭，贾充率众逆战南阙下。帝自用剑，昭众欲退，充谓太子舍人成济曰：“司马公畜养汝辈，正为今曰。”济即抽戈刺帝。

正惟如此，终不足以得人心之归向。

直到五胡时的石勒，尚谓：“曹孟德、司马仲达以狐媚取人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大丈夫不为。”

法治的激变而为名士清谈。【东汉清议尚是拥护政府，魏晋清谈则并置政府之安危于不问。魏武、魏明之深恶名士，仅能使士大夫不复有忠于朝廷之节操，欲不能根本铲绝社会好名之风，遂酿西晋名士之祸国。】要之中央新政权不能攫得人心，离心势力依然发展，天下只有瓦解。

五、思想界之无出路

旧政权必然没落，新政权不能稳定，而作为当时社会中间的智识分子，所谓“名士”之流，反映在他们思想上者，亦只是东汉党锢狱以后的几许观念，反动回惑，消沉无生路。【所以谓之“反动”者，以其自身无积极之目的，只对前期思想有所逆反。】

过分重视名教，其弊为空洞，为虚伪。于是有两派的反动产生：

一、因尚交游、重品藻，反动而为循名责实，归于申、韩。

抱朴子名实篇谓：“品藻乖类，名不准责。”审举篇谓.“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又正郭篇云：“废职待客，比之周公。养徒避役，拟之仲尼。弃亲依豪，同之游、夏。”此皆当时风气。故刘梁有破群论，谓：“仲尼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此论之作，俗士岂不媿心也？”

二、因尚名节、务虚伪，反动而为自然率真，归于庄、老。

青州人赵宣居墓行服二十余年，生五子；陈蕃致之罪。孔融为北海相，有遭父丧哭泣墓侧，色无憔悴者，融杀之。又有母病思食新麦，盗而进者，融特赏，曰：“无有来讨，勿复盗也。”路粹奏孔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此等狂论，皆下开魏晋风气。惟孔融尚未正式弃孔孟归庄老，正式主张庄老者，为王弼、何晏。然何晏尚务实干，【王弼则早死。】以庄老为玄虚者，乃阮籍、嵇康。然阮、嵇皆别具苦心。此下则又自玄虚转成放诞矣。

这两个趋势，早起于汉末。崔寔政论代表前一个，仲长统乐志论代表后一个。

但要提倡法治，起码的先决条件，在上应有一个较稳定的政权。【政权不稳定，法治精神无所倚依而生根。】政权之稳定，亦应依附于此政权者先有一番较正义，至少较不背乎人情的里想或事实。东汉末年乃至曹魏、司马晋的政权，全是腐化黑暗，不正义、不光明、不稳定，法治精神如何培植成长？于是崔琰、毛玠之反激，变为阮籍、嵇康。【此乃从积极转入消极也。】

崔、毛二人皆仕魏，典选举，任法课能，以清节自励，土大夫至故污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餐以入官市。然试问仕魏者舍为私家幸福外，复有何公共理想乎？【何晏、夏侯玄自与魏廷有私关系，故欲为魏尽力。】籍浮沉仕宦而持身至慎，【史称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与世事，酣饮为常。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晋文王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罪六十日，不得言而止。”盖既不愿为何晏、夏侯玄，亦不肯为贾充、王沈也。又籍父瑀避瑰武辟，逃山中，魏帝使人焚山得之。（见文选注引文士传。）籍诸父武，为正论，深嫉交游朋党，则阮氏家风有自矣。】出言玄远，绝不臧否人物。嵇康隐沦，然自谓：“非汤武薄周孔，会显世教所不容”，果以杀身。【世语：“毋丘俭反晋，康有力焉，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止之，俭亦已改：吕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故康与同祸。”】

他们不愿为黑暗政权有所尽力，然他们自身亦多半是门第世族中人，依然不能脱身世外。以市朝显达而讲庄老，其势不得不变为虚无，为浮沉，为不负责任。最先只是自谨慎，保全门第，而以后不免于为汰侈骄逸，【如何曾、石崇、王恺之徒皆是。】否则为优游清谈。【如王戎、王衍之徒皆是。】风尚如此，宜乎不能挽时代之颓波，而门第自身终亦同受其祸。

何曾侍晋武帝宴，退告其子遵等曰：“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汝等犹可获免”；指诸孙曰：“此辈当遇乱亡也。”然曾既历魏、晋，且为晋重臣。日食万钱，犹云“无下箸处”。平居奢汰如此，【曾父燮，史称：“于节俭之世最为豪汰”，则曾亦承其家风。】而不闻为国事有献替。永嘉之乱，何氏灭亡无遗。傅玄著论盛推何曾、荀顗（yǐ），谓：“能以之道事其亲”，家门私德，何补于大局？王衍为石勒所执，临死乃曰：“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然而晚矣。【又按：王济以人乳蒸豚。王顗使妓吹笛，小失声韵便杀之：使美人行酒，客饮不尽亦杀之。时武帝在朝，而贵戚敢于汰纵如此，晋室奈何不乱！东坡谓：“晋病由于士大夫自处太高，而不习天下之辱亊。”如此等，又岂仅如东坡所云而已耶！】

西汉初年，由黄、老清净【汉初“黄老”，代表纯粹的平民观念，故能清净无扰，与魏晋“庄老”之代表名士门第者气脉本不同。】变而为申、韩刑法。【汉初刑法，要摧抑封建反动势力，集权中央，其意气亦与崔琰、毛玠之助逆成篡，贾充、荀勖助晋为逆者不同。】再由申、韩刑法变而为经学懦术。【西汉儒术，在通经致用，亦与东汉名士之训诂、清谈不同。】一步踏实一步，亦是一步积极一步。【法家目光只在治权阶级，儒家目光较大，放及全社会，故较法家犹为积极也。】现在是从儒术转而为法家，再由法家转而为道家，正是一番倒卷，思想逐步狭窄，逐步消沉，恰与世运升降成为正比。在此时期，似乎找不出光明来，长期的分崩祸乱，终于不可避免。

六、三国帝系

魏共五帝，四十六年而亡。

蜀共二帝，四十三年。

蜀（一）昭烈帝——（二）后主

吴共四帝，五十九年。

第十三章 统一政府之回光返照【西晋兴亡】

秦、汉统一政府，尚有一段回光返照，便是西晋。

一、西晋帝系及年历

西晋共四帝，五十二年而覆灭。

二、西晋王室之弱点

西晋统一不到十二年，朝政即乱，贾后、八王，乃至怀、愍被掳，不幸的命运接踵而至。分析晋室自身，亦有种种缺点：

一、没有光明的理想为之指导。

二、贵族家庭之腐化。

一个贵族家庭，苟无良好教育，至多三、四传，其子孙无不趋于愚昧庸弱。西汉王室，不断有来自民间的新精神。

高、惠、文三帝皆可说来自田间，经景帝至武帝，始脱去民间意味。然宣帝又从民间来，遂成中兴。经元帝至成帝而汉始衰。东汉光武、明、章三世后即弱。

司马氏则在贵族氛围中已三、四传，历数十年之久。懿、师、昭父子狐媚隐谋，积心篡夺。晋武帝坐享先业，亦深染遗毒。

晋书胡贵嫔传：“武帝多内宠，平吴后，复纳孙皓宫人数千，掖庭殆将万人，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是晋武之荒怠可知。【后宫妃妾之多，始汉灵帝。次则吴归命侯，又次宋苍梧王、齐东昏侯、陈后主，而晋武尤甚，此下惟唐玄宗。以开国皇帝而论，则未见如晋武之荒怠者。】

其时佐命功臣，一样从几个贵族官僚家庭中出身，并不曾呼吸到民间的新空气。

而且家庭传统风习若不相当坏，便不易适应汉末经曹魏而至晋初，尚得巍然为佐命之功臣。

故晋室自始只是一个腐败老朽的官僚集团，与特起民间的新政权不同。

武帝子惠帝即以不慧称，闻人饿死，曰：“何不食肉糜？”而其后贾氏，乃贾充女，家教可知。元康元年，贾后不肯以妇道事太后，又欲干政，遂启帝作诏，诬太后父杨骏谋反，杀之，夷三族，并及其妻庞。太后抱持号叫，截发稽颡，上表诣贾后称妾，请全母命。不省。董养游太学，升堂叹曰：“朝廷建斯堂，将以何为？天人之理既灭，大乱将作矣。”自此遂召八王之乱。

王室既有此弱点，又兼社会元气之凋丧，【此层后详。】譬如大病之后，真阳不复。而当时又有胡人之内地杂居。外邪乘之，遂至沉笃。

其时论者皆以晋武封建，遂召八王之乱。不知魏室孤立，亦以早覆，根本病症不在此。

三、胡人之内地杂居

胡人内地杂居，其事远始于两汉。

（一）匈奴  宣帝纳呼韩邪，居之亭障，委以候望，后有所谓“保塞内附”；光武时，徙南匈奴数万居西河美稷；霸帝时，助汉平黄巾，南徙离石；董卓之乱，寇略太原、河东，遂屯聚于河内。魏武时，分其众为五部，皆居晋阳汾涧之滨。【左部可万余落，居太原兹氏县。（今山西临汾。）右部六千余落，居祁县。（今祁县。）南部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隰县。）北部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今欣县。）中部六千落，居太陵县。（今文水。）左部帅刘豹，即刘渊父。】

（二）氐羌  赵充国击西羌，徙之金城郡。汉末，关中残破，魏武徙武都氐于秦川，欲借以御蜀。【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大举天师百万之众，与匈奴南单于呼完厨，及六郡乌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bó）”，其时乃借以杨威。】

晋初，辽东、西为鲜卑，句注之外、河东之间为匈奴，北地、上郡、陇西诸郡胡，鲜卑、氐、羌诸种，皆以“保塞”名杂居。

刘贶（kuàng）曰：“东汉至曹、马招来羌、氐，内之塞垣，资奉所费，有踰于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长，金印紫绶，食王侯之捧者，相半于朝。”

自三国时邓艾，至晋初郭钦、【武帝时上疏。】江统，【惠帝时作徙戎论。】皆建议徙戎，不果。

一因自东汉以来中国西北境居民荒残，经汉末董卓、马腾、韩遂等乱于关、凉，黑山贼刘虞、公孙瓒等战于河北，荒残之势有加无已。二因国内战争，无心他及。

八王乱后，接着便是胡人南下，怀、愍蒙尘。

四、怀愍被虏与人心之反映

晋一天下后三十一年，刘曜、石勒入洛阳，怀帝【武帝第二十五子。】被虏，诸王公、百官、士民死者三万余人。

怀帝被虏后五年，刘曜入长安，愍帝【武帝孙。】被虏，晋室遂亡。

怀、愍二帝的被虏，本是本期历史中应有的现象，不过如汉弘农王、陈留王，魏济王、高贵乡公一般，同其遭遇。只证明了帝王之末路，中央统一政府在本时期中之无可存在。然而怀、愍被虏，还夹杂有胡、汉种族的问题。我们试一看当时中国人心对此事件之反映。

（一）帝王【如晋怀帝。】  刘聪【渊第四子。】封怀帝为会稽郡公，从容谓曰：“卿昔为豫章王，朕与王武子造卿，颇记否？”帝曰：“臣安敢忘？恨尔日不早识龙颜。”聪曰：“卿家何骨肉相残？”帝曰：“故为陛下自相驱除，此殆天意。”【怀、愍二帝皆为聪青衣行酒。聪出猎，令愍帝戎服执戟为导，百姓聚观，曰：“此故长安天子也。”故老或嘘欷流涕。】

（二）皇后【如羊皇后。】  刘曜【渊族子。】纳惠羊皇后，问曰：“我何如司马家儿？”后曰：“胡可并言？陛卜开基之主；彼亡国之暗夫，有一妇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妾何图复有今日？妾生于高门，【后，羊元之子。】谓世间男子皆然。自奉巾栉，始知天下有丈夫。”

（三）大臣【如王衍。】  石勒执王衍，问以晋故。衍为陈祸败之由，云“计不在己”，又谓“少不豫事”，因劝勒称尊号。勒曰：“君名盖四海，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言不豫事！破坏天下，正是君罪。”遂杀之。【时庾敱、胡母辅之、郭象、阮修、谢鲲等，与王衍同在东海王越军中。敱等皆尚玄虚，不以世务婴心，纵酒放诞，而名重一世。越败，同被执。石勒曰：“此辈不可加以锋刃”，遂夜使人排墙杀之。】

（四）将军【如索綝（chēn）。】  愍帝被围长安，使侍中宗敞送降笺。索綝潜留敞，使其子说刘曜，曰：“城中食犹支一年，若许綝以车骑、仪同、万户郡公，请以城降。” 曜斩而送其首，曰：“帝王之师以义行，綝言如此，天下之恶一也。若兵食未尽，可勉强固守。”后既降，刘聪以索綝不忠，斩于东市。

（五）世族【如王浚。】  浚，王沈子，【沈即奔告司马昭以高贵乡公之谋者，与贾充同为晋室元勋。】承贾后旨害太子。及乱起，为自安计，以女妻鲜卑务勿尘，并谋僭逆。【其部下有大量的鲜卑乌丸兵。】石勒伪上尊号，浚信之，为所执而死。【惠帝荡阴之难，死节者有嵇绍，文天祥正气歌所谓“嵇侍中血”也。绍乃嵇康子。又刘聪大会群臣，使怀帝青衣行酒，侍中庾珉号哭，帝遂遇弑。珉，庾峻子。史称：“峻举博士，时重庄老，轻经史，竣乃潜心儒典。疾世浮华，不修名实，著论非之。”峻弟纯于宴席斥贾充：“高贵乡公何在？”大抵晋人高下，多可以其家庭风教判之。聪又使愍帝行酒洗爵，又使执盖，尚书郎陇西辛宾抱帝大哭，聪命引出斩之，此则偏陬小臣，殆未染当时中原所谓士大夫之风教者。】

“名教”极端鄙视下之君臣男女，无廉耻气节，犹不如胡人略涉汉学，粗识大义。

五、文化中心之毁灭

两汉统一时期，代表中国政治中心而兼文化中心的地点有两个：一是长安，一是洛阳。

长安代表的是中国东、西部之结合，首都居在最前线，领导着全国国力向外发展的一种斗争形势。洛阳代表的是中国的稳静状态，南、北部的融洽；首都居在中央，全国国力自由伸舒的一种和平形态。

长安自王莽末年之乱而残破，继以董卓之乱；至愍帝迁都，其时长安户不满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公私车只有四乘。

洛阳自三国鼎立以来，仍为中国文物中心。正始之际，名士风流盛于洛下。至刘曜陷洛阳，诸王公、百官以下，士民死者三万余。

王弥纵兵大掠，曜禁之不从，斩其牙门王延以徇，弥遂与曜阻兵相攻。

晋室南渡，五胡纷起，燕、赵在东，秦、凉在西，环踞四外，与晋、蜀对峙，譬如一环，而恰恰留下一个中心点洛阳，大家进退往来，弃而勿居。

那时洛阳，号为荒土。

陈庆之语梁武帝：“自晋末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桓温议迁都洛阳，孙绰上疏非之，谓：“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井堙（yīn）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

譬如大旋风的核心，四围狂飙骇气，而中心虚无所有。

这一个形式，延续几及二百年。直到魏孝文重营洛都，中国始渐渐再有一个文化复兴的中心。以后又经尔朱荣之乱，机运中绝。直到隋、唐，依然是起于西北，统一中国，而并建长安、洛阳为东、西都，兼有了向外斗争进取以及向内平和伸舒的两种形势，十足的象征出中国大一统盛运之复临。

六、新宗教之侵入

代表此期畠之衰弱情态者， 一为冲圆文化中心之毁灭，又一则为异族宗教之侵入。

第十四章 长江流域之新园地【东晋南渡】

中国史的主要部分，两汉以前偏在黄河流域。东汉一代，西北进展衰息，东南开发转盛。曹操依次荡平北方群雄，独留下长江流域的吴、蜀，这证明北中国之疲弊与南中国新兴势力之不可侮。

东晋南渡，长江流域遂正式代表着传统的中国。

一、东晋帝系及年历

东晋凡十一帝，一百零四年。

二、东晋一代之北伐与内乱

在此一百零四年中，北方五胡云扰，始终未宁定，东晋常有恢复中原之机会。然东晋并无北取中原的统一意志。东晋曾四次北取洛阳。【其先刘曜、石勒对抗时，祖逖一度恢复河南诸郡。石虎盛时，庾亮出兵挫败。】

一、穆帝永和七年，石氏乱，晋得洛阳，殷浩北伐无功。【十年，桓温表废殷浩。自伐秦，由襄阳趋长安，破姚襄于蓝田，进次灞上，食尽而还。冉闵降将周自宛袭踞洛阳。】

二、穆帝永和十二年，【姚襄自许昌攻周成于洛阳。】桓温北伐姚襄，败之，复有洛阳。【桓温请迁都不成。哀帝兴宁三年，慕容恪据之。苻坚灭燕，洛阳入秦。】

三、孝武太元九年，苻氏乱，晋再有洛阳。【安帝隆安三年，复为姚兴所陷。】

四、安帝义熙十二年，刘裕北伐，复取之。

大抵豪族清流，非主苟安，即谋抗命。寒士疏门，或王室近戚，始务功勤，有志远略。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统驭之实，【韦华告姚兴语。】 遂使“北伐”与“内变”两种事态，更互迭起。

西晋立国，本靠门阀的势力。

时人语曰：“贾、裴、王，乱纪纲；裴、王、贾，济天下。”指贾充、王沈、裴秀言之；皆世族也。司马氏亦故家，故能与当时旧势力相沆瀣。曹爽、何晏、夏侯玄辈思有所革新者皆失败；而司马氏篡志遂成。

东晋南渡，最依仗的是王敦、王导兄弟，所以说：“王与马，共天下。”

王敦统兵在外，王导执政在内，尊号为“仲父”。元帝登尊号，百官陪位，诏王导升御座，固辞而止。成帝幼冲，见导每拜，又尝与导书手诏，则云“惶恐”。【王敦反，元帝手书乞和，有“不能共安，当归琅邪，以避贤路”之语。宋武帝即位告天策：“晋自东迁，四维不振，宰辅凭依，为日已久。”此东晋立国形势也。

北方的故家大族，一批批的南渡，借着晋室名义，各自占地名田，封山锢泽，做南方的新主翁。

元帝过江，谓顾荣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直至南齐丘灵鞠尚云：“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顾荣忽引诸伧辈度，死有余罪。”【周玘（qǐ）将卒，谓子勰曰：“杀我者诛伧，子能复之乃吾子。”时南人目北人为“伧”。】

当时诸族拥戴晋室，正如曹操迎汉献帝，挟天子以临诸侯，把南方的财富，来支撑北方的门第。

诸名士初到江南，形势未定，不免为新亭之对泣。及家计粗安，则“此间乐，不思蜀”，无复恢复之意。王导领袖群伦，时人称为“江左夷吾”，【桓温父桓彝语。】正谓其能安定新邦，并不许其能恢复故土。

晋室若要团聚国力，经营北伐，首先不免与门第的要求与希望相冲突。

诸门第只为保全家门而拥戴中央，并不肯为服从中央而牺牲门第。

元帝正位后，亲用刘隗、习协，崇上抑下。王敦即举兵内向，王导有默成之嫌，陶侃、庾亮皆曾欲起兵废导而未果。蔡谟、孙绰、王羲之皆当代名流，蔡谟驳庾亮北略，绌亮以伸王导。绰、羲之亦皆以清议反恢复。

门第自有其凭借与地位，并不需建树功业，故世家子弟，相率务为清谈。

清谈精神之主要点，厥为纵情肆志，不受外物屈抑。

王坦之著沙门不得为高士论，谓：“髙士必在于纵心调畅。沙门虽云俗外，反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也。”【祖约好财，阮孚好屐，一时未辨其得失。有诣袓，正料视财物，屏当未尽，余两小簏，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诣阮，方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遂判。是时人不论是非，只问自己心下如何。若贪财而心无不安，即亦为高情胜致矣。两晋名士贪者极多，时论不见以为鄙也。能一切不在乎，自然更佳。祖后叛晋投石勒，为勒所杀。】

对于事物世务，漠不关心，便成高致。

王徽之作桓冲骑兵参军，桓问：“卿何署？”答：“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匹死多少？”答：“未知生，焉知死？”桓谓：“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世说新语·简傲》南朝宋刘义庆）

有志远略者，非晋室近戚，【如庾亮、庾冰、庾翼兄弟。】即寒族疏士，【如陶侃、桓温、皆南人寒士。桓父彝死难，家贫。温母病，须羊为解，无由得，温乃以弟冲为质。】常招清谈派【即苟安派。】之反对。

诸庾为政，颇欲任法裁物，而才具微不足，皆不能自安其位。庾翼报兄冰书谓：“江东政以伛舞豪强，以为民蠹，时有行法，辄施之寒劣，事去实此之由。”其意态可想。

不仅利害冲突，即意趣亦相背驰。

桓温乘雪欲猎，刘惔问“老贼装束单急，欲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

故桓温欲立功业，而朝廷【实济是名流苟安派之盘踞地。】引殷浩相抗。

庾翼已谓殷浩辈只可束高阁，而许桓温以宁济之业。朝士以气味柑投，故引殷浩。浩父殷洪乔，人托寄书，尽投江水；为政贪残。其叔父融与浩同好老、易，一门玄虚。温平生喜自拟刘琨，而憎言貌似王敦，其素所蓄积可知。

桓温主徙都洛阳，正为清流故发快论。

桓疏：“请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一切北徙，以实河南。”如此则江南门第尽矣。孙绰上表反对。绰与王羲之辈皆卜居会稽，尽情山水。桓温令人致意，谓：“何不寻君遂初赋，而疆知人家国事？”时议以温弟云为豫州刺史，王彪之谓：“云非不才，然温居上流，弟复处西藩，兵权萃一门，非宜。”乃改用谢万。万傲诞未尝抚众，卒失许、颍、谯、沛，洛阳遂孤。

而出师败衂，谈士快心。

孙盛与殷浩谈，奋麈尾，尽落饭中；亦名士有声者。作晋阳秋，桓温谓其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如尊公所说？”其子惧祸，私改之。盛乃以一本寄慕容俊。先是温伐燕，燕臣申允料之曰：“晋之廷臣，必将乖阻，以败其事。”史不著乖阻之实。惟观孙盛阳秋，则温败为晋臣所深喜而乐道也。【枋头，今安阳南。温败盖有两因：一者粮运不继，二|则水陆异便。此后魏孝文欲图江南，先迁洛阳。就当时情势言，非缓进无以见功。惟桓温以廷臣反对，则不得不主激进。盖未有国内自相水火而可以收功于外者。】盛为长沙太守，赃私狼籍。太抵名士多自顾家室，能以谈辩擅名，即不须再经纶世业。

对外之功业，既不得逞，乃转而向内。

温既败于枋头，其谋主郗超劝之废立。曰：“外无武、宣之勋，内无伊、霍之举，何以易视听、镇异同？”

且晋室有天下，其历史本不光明，故使世族与功名之士皆不能忠心翊戴。

王导尝具叙晋宣王创业及文王末高贵乡公事于明帝前，帝闻之，覆面着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惟世族但求自保家门。

孙盛高庾亮：“王导有世外之怀，岂肯为凡人事？”此可代表门第中人意态也。

英雄功名之士，意气郁激，则竟为篡弒。

桓温常卧语：“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此魏、晋以来人见解。可取而不取，真成大呆子。 环卫自身亦带书生名士气，故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然其心尚存有君臣名教，故篡逆终不成。一传为桓玄，再进为刘裕，则晋祚不保矣。

直到桓玄、刘裕，一面篡位，一面还是痛抑权门。

南史宋武本纪谓：“自晋中兴，朝纲弛紊，权门兼并，百姓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釐改，竟不能行。帝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又按：晋羲熙【安帝。】九年，刘裕上表请依桓温庚戌土断。 可见桓温、桓玄、刘裕实是走的同一路线也。胡藩言：一谈一咏，搢绅之士，辐凑归之，不如刘毅。”盖裕粗人，不为名士所归。裕之北伐，在廷之臣，无有为裕腹心者。裕所以不能从容据长安以经营北方者亦在是。【裕能篡位，而桓温不能，亦在是。】

要之江南半壁，依然在离心的倾向上进行。诸名族虽饱尝中原流离之苦，还未到反悔觉悟的地步。

第十五章 北方之长期纷乱【五胡十六国】

晋室东迁，衣冠南渡，北方中国便陷入长期的纷乱状态中。史称为五胡十六国，先后凡一百三十六年。

一、五胡十六国撮要

五胡：

一、匈奴。

一支居山西，建国为前赵。【初称汉。】

又一支在河西张掖，建国为北凉。【先世为匈奴左沮渠，遂以沮渠为氏。】

又一支自山西西走，建国为夏。【赫连氏，其先右贤王去卑，曹操命其监五部。】

二、羯。【乃匈奴别部，晋书：“匈奴以部落为种类，其入居塞内者有'屠各’等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错杂。”最后一种曰“力羯”，即五胡所谓“羯”也。史称石勒：“匈奴别部，羌渠之胄”，则此种虽属匈奴，而与西羌为近。王隐晋书称“羯贼刘曜”。（文选刘越石勒进表注引。）时多连称“胡羯”，则以羯久属匈奴故也。】

散居上党羯室，【今山西辽县，盖以为羯族所居，故曰“羯室”。】建国为后赵。

三、鲜卑。

慕容氏  建国曰前燕、后燕、南燕。

拓跋氏  建国曰元魏。【不在十六国内。】

段氏    建国曰辽西。【不在十六国内。】

宇文氏  建国曰北周。【不在十六国内。按：晋书以宇文莫槐为鲜卑，惟魏书、北史则谓是匈奴南单于之远裔，而鲜卑奉以为主。又谓：“其语与鲜卑颇异。”则宇文氏或是匈奴而杂有鲜卑之血统也。】

秃发氏  居河西，建国曰南凉。

乞伏氏  居陇西，建国月西秦。

鲜卑自辽东至河西，无所不居，以慕容、拓跋两氏为最盛。

四、氐。【御宽五九八引石崇奴券：“元康之际，买得一恶羝奴。”则“氐”原作“羝”。太平广记二四五：“晋锺毓兄弟行，一女子笑曰：'中央髙，两头低。’盖言羝也。锺兄弟多髯，故云。”知氐多髯。】

略阳【天水。】蒲氏  建国曰前秦。

略阳吕氏           建国曰后凉。

略阳清水氏         建国曰仇池。【不在十六国内。】

五、羌。

烧当羌姚氏  建国曰后秦。【时人常称“六夷”。殆“五胡”外，增“賨”（又号“巴氏”）言之。苻坚叱姚苌曰：“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谓是无姚苌名；斥姚苌曰“汝羌”非谓羌不在五胡之列。】

十六国以割据地言，亦约略可分为五别：

一、前赵，【汉。】后赵。

二、前燕，后燕，南燕，北燕。

三、前秦，后秦，西秦，夏。

四、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

五、蜀。

二、十六国前后形势之大概

十六国前后形势，可分五期言之：

一、晋、赵、蜀三国鼎立期

前赵【匈奴。】  刘豹居晋阳，刘渊居离石，后迁平阳。刘聪居平阳，刘曜居长安。

前赵最先兴，据燕、晋、豫、秦四省之各一部，晋称赵、蜀为“二寇”。

后赵【羯。】    石勒居襄国。【邢台。】石虎居邺。

石勒灭刘曜，据中国北部之半，北方几成一统。

石虎死，鲜卑、氐、羌诸族乘机起，北方局势大变。时桓温灭蜀，北方不久成燕、秦分据之局。

二、第一次燕、秦分据期

前燕【鲜卑。】  慕容皝居龙城。【朝阳。】慕容俊居蓟，迁邺。

据燕、齐、晋、豫及辽宁之一部。

前秦【氐。】    苻健居长安，苻坚仍之。

桓温伐燕不利，燕内乱，慕容垂奔秦，秦进师灭燕。自此苻秦全盛，进入第三期。

据燕、晋、豫、秦各一部，

三、苻秦全盛期。

苻秦据中国北部大半，地广为五胡寇，遂南侵而有淝水之败，北方再分裂。

四、第二次燕、秦对峙期

后燕  慕容垂【皝子。】居中山。

疆土略如前燕，据和龙，为北燕；为魏所灭。南燕为晋所灭。

后秦【羌。】  姚苌居长安。

疆土掩有陕、甘、豫三省，灭于刘裕。

五、刘裕灭秦后之北方三国

魏在平城。【大同。魏人崔浩之言曰：“裕必克秦，归而谋篡。关中华、戎杂乱，风俗劲悍，必不能以荆、扬之化施之，终必为我所有。”】夏在统万。【横山县西百里白城子。其疆土掩有今陕西北部划河套之地。夏人之言曰：“裕必灭泓，然不能久留。裕南归，留子弟守关中，取之如拾芥”】凉在姑臧。【武威，其疆土当今甘肃河西之一部。凉主闻裕入秦，大怒。其臣刘祥入言事，蒙逊曰：“汝闻刘裕入关，敢研研然也！”遂斩之。】

刘裕入长安，北方未定而回。急于篡晋，是为宋。夏主赫连勃勃遂据长安，嗣夏、凉相继并于魏，而成南北朝。

三、五胡十六国大事简表

304~313

西晋惠帝永兴元年，至愍帝建兴元年。

314～323

愍帝建兴二年，至东晋明帝太宁元年。

324～333

明帝太宁二年，至成帝咸和八年。

汉

前赵

后赵

刘渊据离石，称汉王，旋徙平阳。刘聪取洛阳。石勒据襄国，遣石虎据邺。

刘曜取长安，徙都，改号赵。石勒陷幽、蓟、并三州；又取青州。

石勒杀刘曜，称帝。

成

燕

李雄据长度，称成。

慕容廆取辽东。

前凉

赵封张茂为凉王。

334~343

成帝咸和九年，至康帝建元元年。

344～353

康帝建元二年，至穆帝永和九年。

324～333

穆帝永和十年，至哀帝兴宁元年。

364～373

哀帝兴宁二年，至孝武帝宁康元年。

后赵

后赵

石虎徙都邺。

石虎卒，冉闵杀胡羯二十万人。燕克邺，赵亡。

燕

燕

燕

燕

慕容皝称燕王，迁龙城。

慕容俊灭冉闵。

徙都邺。

慕容垂奔秦。秦入邺，燕亡。

代

秦

秦

秦

什翼犍都云中。

苻健入长安，称秦王。

桓温伐秦。讨姚襄，入洛阳。苻坚立，用王猛。

王猛取洛阳，灭燕。

成

成汉

李焘改号汉。

桓温灭之。

374~383

孝武帝宁康二年，至太元八年。

384～393

孝武帝太元九年，至太元十八年。

394～403

孝武帝太元十九年，至安帝元兴二年。

404～413

安帝元兴三年，至羲熙九年。

秦

秦

后秦

后秦

王猛卒。

伐晋，败于淝水。

姚兴灭前秦。

姚兴灭后凉。

后燕

后燕

后燕

慕容垂自洛阳入邺，都中山，称后燕。

慕容垂卒，魏入邺。

冯跋篡之，亡。

南燕

刘裕讨灭之。

前凉、代

西燕

南燕

北燕

为秦所灭。

慕容冲入长安。慕容永据长子。称帝。

慕容德称帝于滑台，为南燕。

冯跋立为北燕。

后秦

魏

魏

姚苌取长安，称帝。

拓跋珪称帝，迁都平城。

拓跋珪被弑。

西秦

乞伏国仁称单于。

魏

西燕亡。

夏

代拓跋珪复兴，徙盛乐。

后凉、南凉、西凉、北凉起。

赫连勃勃称夏王。

414~423

晋安帝羲熙十年，至宋营阳王景平元年。

424～433

宋文帝元嘉元年至十年。

434～443

文帝元嘉十一年至二十年。

后秦

魏

魏

刘裕入长安，后秦亡。

拓跋焘立。西秦亡于夏。夏亡于魏。

北燕、北凉亡于魏。

夏

赫连勃勃入长安。南凉亡于西秦。西凉亡于北凉。

五胡十六国年代表

四、胡人之汉化与胡汉合作

胡人所以能统治北方中国者，亦有数故：

诸胡杂居内地，均受汉族相当之教育，此其一。【详后北方儒统。】

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湖人合作，此其二。

诸胡以客居汉地而自相团结，此其三。

傅奕曰：“羌胡异类，寓居中夏，祸福相恤。中原之人，众心不齐，故夷狄少而强，华人众而弱。石季龙死，羯胡大乱，冉闵令胡人不愿留者听去；或有留者乃诛之，死者二十余万。氐、羌分散，各还本部，部至数万，故苻、姚代兴。”

诸胡中匈奴得汉化最早，如刘渊、聪曜父子兄弟一门皆染汉学，故匈奴最先起。鲜卑感受随化最深，故北方士大夫仕于鲜卑者亦最多。鲜卑并得统一北方诸胡，命运较长，灭亡最后。次于鲜卑者为氐。

刘琨传：“内收鲜卑之余榖，外抄残胡之牛羊。”则鲜卑亦务农作，而胡羯仍事游牧。元康四年，慕容廆徙大棘城（今辽宁义县）。教部族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此鲜卑受汉化甚深之证。【廆子皝又自大棘城徙居龙城，时鲜卑已早为城郭之邦矣。鲜卑其先有檀石槐、(东汉桓帝时。)柯比能，势已盛。轲比能当汉末，部落近塞。自袁绍據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圉。则鲜卑之染汉化，渊源既久。慕容、拓跋两氏，其先皆属檀石槐也。】魏志三十裴注引魏略：“氐人各自有姓，亦如中国之姓，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杂居故也。”又魏志九夏侯婣传：“渊击武都氏羌下辩，收氐谷十余万斛”，是氐亦有农事。

故继鲜卑而盛者为氐。鲜卑在东北，氐在西北，于五胡中建设皆可观。

羯附匈奴而起，羌则附氐而起。故二族势最促，文化建设最逊。

诸胡虽染汉化，然蛮性骤难消除，往往而发。最显见者曰淫酗，曰残忍。【残忍之例，莫逾石虎，勒从子。既篡石弘位，尽诛勒诛子，以邃为太子，而爱韬。邃疾之，尝谓左右：“我欲行冒顿之事。”虎遂收邃及其妻妾、子女二十六人，同埋一棺中。立宣为太子，宣复疾韬，杀之佛寺。入奏，将俟虎临丧而杀之。会有人告变，虎幽宣于库，以铁环穿其颔锁之。取害韬刀箭舐其血，哀号震动宫殿。积柴薪焚宣，拔其发，抽其舌，断其手足，斫眼，溃肠，如韬之伤。虎从后宫数千，登高观之，并杀妻、子二十九人。宣小子年数岁，虎甚爱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其大臣不听，遂于抱中取而戮之。儿犹抱虎衣大叫，虎因此发疾。盖浅化之民，性情暴戾，处粗野之生活中，尚堪放纵自适。一旦处繁杂之人事，当柔靡之奉养，转使野性无所发舒，冲荡溃决，如得狂疾。石虎之后，最以残暴著者有苻生。】惟其淫酗，故政治常不上轨道，惟其残忍，诸胡间往往反复屠杀，迄于灭尽。【石勒灭刘曜，坑其王公以下万余人，南匈奴遂灭。冉闵诛胡羯，死者二十余万，杀石虎三十八孙，尽灭石氏。】

第十六章 南方王朝之消沉【南朝宋齐梁陈】

一、南朝帝系及年历

（一）宋

宋八帝，六十年。【凡四世，六十六男。骨肉相残，无一寿考令终者。】

（二）齐

齐七帝，二十四年。【人物历运，于南朝为最下。】

（三）梁

梁四帝，五十六年。

（四）陈

陈五帝，三十三年。

前后凡一百七十年，为南朝。

在此时期中，北方中国亦臻统一，为北朝。

以五胡与东晋相比，五胡不如东晋。以南朝与北朝相比，北朝胜于南朝。

晋室东迁，衣冠盛族相率渡江，其留北者力量薄弱，不足以转世运，而诸胡受汉化之熏陶尚浅，故其时南胜于北。南渡人物，皆魏、晋清流，自身本多缺点，【否则不致于南渡。】历久弥彰，逐次消沉，故南朝世运不如东晋。

汉族留北者，在当时皆以门第稍次，不足当“清流雅望”之目。【否则亦追随南渡矣。】然正惟如此，犹能保守几许汉族较有价值之真文化，【即名教反动以前两汉思想。在魏晋清流视之，则为落伍赶不上时代潮流也。】经动乱艰苦之磨励，而精神转新转健。诸胡亦受汉化较久较熟，能与北方士大夫合作，政治教化皆渐上轨道，故北朝世运胜于五胡。

南北相较，北进而南退，南朝终并于北。

二、南朝王室之恶化

门第精神，维持了两晋二百余年的天下，他们虽不戮力世务，亦能善保家门。名士清谈，外面若务为放情肆志，内部却自有他们的家教门风。推溯他们家教门风的来源，仍然逃不出东汉名教礼法之传统。

刘、萧诸家，族姓寒微，与司马氏不同。

刘裕少时伐荻新洲，又尝负刁逵社钱被执。萧道成自称“素族”，【临崩遗诏：“我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萧衍与道成同族。陈霸先初馆于义兴许氏，始仕为里司，再仕为油库吏。

他们颇思力反晋习，裁抑名门，崇上抑下，故他们多以寒人掌机要。

时寒族登要路，率目为“恩幸”。齐武帝则谓：“学士辈但让书耳，不堪经国，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此可见当时双方之心理。梁武帝父子最好文学、玄谈，然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颜之推讥为“眼不能自见其睫”也。

但门第精神，本是江南立国主柱。蔑弃了门第，没有一个代替，便成落空。落空的结果，更转恶化。【南朝寒人擅权，殆无一佳者。阮佃夫、王道隆等，权侔人主，乃至官捉车人为虎贲中郎，傍马者为员外郎，茹法亮在中书，语人曰：“何须见外禄？此户内岁可办百万。”阮佃夫豪奢，虽晋之王、石不能过，遂至弑君，梁政坏于朱异，侯景围台城，周石珍辄与相结，遂为景佐命。至陈末，施文庆、沈容卿用事，隋军临汗，犹口：“此常事。”以致亡国。】

南朝诸帝，因惩于东晋王室孤微，门第势盛，故内朝常任用寒人，而外藩则托付宗室。然寒人既不足以服士大夫之心，而宗室强藩，亦不能忠心翊戴，转促骨肉屠裂之祸。

宋、齐之制，诸王出为刺史，立长史佐之，既复立典签制之。诸王既多以童稚之年，膺方面之寄，而主其事者则皆长史、典签也。一、再传而后，二明帝【宋刘彧、梁萧鸾。】皆以旁支入继大统，忮忍特甚。前帝子孙虽在童孺，皆以逼见仇。其据雄藩、处要地者，适足以损其身命于典签之手。当时任典签者，率皆轻躁倾险之人，或假其上以称乱，或卖之以为功，威行州部，权重藩君。梁诸王皆以盛年雄材出当方面，非宋、齐帝子之比。然京师有变，亦俱无同奖王室之忠。侯景围台城，如纶、如绎、如纪、如察之徒，皆拥兵不救，忍委其祖、父以喂寇贼之口。盖南朝除门第名士外，人才意气率更不成。

宋诸帝自屠骨肉，诛夷惟恐不尽。宋武九子、四十余孙、六十七曾孙，死于非命者十之七、八，无一有后于世。

其宫闱之乱，无复伦理，尤为前史所无。

而宋、齐两代诸帝之荒荡不经，其事几乎令人难信。

宋代则如元凶劭，

弑父。【文帝欲废太子，告潘淑妃。妃告其子始兴王濬（xùn），濬以告劭。劭弑父，并杀潘淑妃，谓濬曰：“潘淑妃遂为乱兵所杀。” 濬曰：“此是下情由来所愿。”】

前废帝，【年十七为帝。】

为姊山阴公主【谓帝曰：“妾与陛下，男马虽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妾惟驸马一人，事大不均。】置面首三十人。【自以在东宫时，不为孝武所爱，将掘其陵，太史言不利，乃】纵粪父陵。称叔父湘东王【彧。】为“猪王”。【以其体肥，以木槽盛饭并杂食，掘地为坑，实以泥水，裸彧纳坑中，使以口就槽食。一日忤旨，缚手足，贯以杖。】欲擔（dān）付太官屠猪。【建安王休仁请俟皇子生，乃杀猪取肝肺，始得释。】又令左右逼淫建安王休仁母杨贵妃。【帝之叔祖母。休仁呼“杀王”，尚有山阳王休祐呼“贼王”，东海王袆呼“驴王”。】

后废帝。【母陈贵妃，名妙登，建康屠家女，年十五万帝。】

五、六岁能缘漆杖竿而上。【去地丈余，食顷方卞。太后数训诫帝，帝不悦。端午，赐帝毛扇，不华，】欲煮药酖太后。【左右曰：“若行此事，官便应作孝子，岂得复出入狡狯？”曰：“汝语大有理。”乃止。一日直入萧领军府，道成方昼卧裸袒，帝立道成于室内，】画萧道成腹作箭垛。【引满将射。左右王天恩曰：“领军腹大，是佳箭堋（péng）。一箭便死，后无复射，不如以雹箭射之。”正中其脐。帝投弓大笑，曰：“此手何如？”】夜至新安寺偷狗【就昙度道人。】烹食。【醉还遇弑。】

 齐则如郁林王，【年二十为帝。】

亦为其母王太后置男左右三十人。【帝慧美，善矫情。】父病及死，【帝哀哭，见者为之鸣咽，才回内室即欢笑。】为其妻报喜。【纸中央作一大“喜”字，作三十六小“喜”字绕之。】妻何氏【即山阴公主之女。】纵淫恣。【帝自与左右无赖二十余人共衣食卧起，妃择其中美者，皆与交欢。】见钱，曰：“吾昔思汝一个不得，今日得用汝未？”【赐左右动至百、数十万。】

东昏侯，【年十九为帝。】

尝夜捕鼠达旦。父丧不哭，诿云喉痛。【明帝临萠，嘱以后事。以郁林王为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后。”以郁林不杀萧鸾也。按：武帝临终亦戒郁林，曰：“五年中一委宰相，五年外勿复委人。若自作无成，无所多恨。”此可见当时王室之家教矣。东昏既多受父诫，】遂以诛戮宰臣为务【尝习骑至适，曰：“江祏（shí）常禁我乘马，小子若在，吾岂能得此？”因问祏亲戚余谁，曰：“江祥今在冶。”即于马上作敕，赐祥死。】台阁闻奏，宦者裹鱼肉还家。一月出游二十余次。【入乐游苑，人马忽惊，问左右朱光尚。（其人云能见鬼。）对曰：“曩见先帝大瞋，不许数击。”帝大怒。拔刀与光尚寻之，不见，乃】缚菰（gū）为父【明帝。】形，【北向】斩首，悬之苑门。【凿金为莲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莲花。”】

此等皆荒诞，疑非人情。然赋与一种可以穷情极意的环境，又习闻到一些一切不在乎的理论，【即许武放达的人生理论。】而不加以一种相当的教育，其趋势自可至此。

古代贵族阶级，本有其传统甚深微的教育。西汉以平民为天子，诸侯王不皆有教育，不数传尽纵恣不法，多为禽兽行。故贾谊力言治道首重教育太子。而两汉宫廷教育亦皆有法度。

南朝的王室，在富贵家庭里长养起来，【但是并非门第，无文化的承袭。】他们只稍微熏陶到一些名士派放情肆志的风尚，而没有浸沉到名士们的家教与门风，又没有领略得名士们所研讨的玄言与远致。在他们前面的路子，只有放情胡闹。

由名士为之则为雪夜访友，【王徽之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窗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到，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无知识，无修养，则变为达旦捕鼠。

由名士为之则为排门看竹，【王徽之过吴中，见一家有好竹。主已知王当往，洒扫施设，在厅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无知识，无修养，则变为往寺庙偷狗吃。

庄、老放言，破弃“名教”，愎归“自然”，本来不教人在家庭团体、政治组织里行使。魏、晋名士，一面谈自然，一面还遵名教，故曰名教与自然“将毋同”。南朝的王室，既乏礼教之熏习，【因其非世家。】又不能投入自然之朴素。【因其为帝王，处在富贵不自然之环境中。】蔑弃世务的，【大抵幼年皇帝为多。】则纵荡不返；注意实际的，【大抵中年皇帝居多。】则残酷无情，循环篡杀，势无底止。

独有一萧衍老翁，俭过汉文，勤如王莽，可谓南朝一令主。然而他的思想意境，到底超不出并世名土的范围。自身既皈依佛乘，一面又优假士大夫，结果上下在清谈玄想中误了国事。

史称梁武敦尚文雅，疏简刑法，优假士人太过，牧守多侵渔百姓。【即宗室诸王如临川王宏、武陵王纪等，皆恣意聚敛，盛务货殖，而武帝不问。】又谓其好亲任小人。王伟为侯景草檄，谓：“梁自近岁以来，权幸用事，割剥齐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试观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此可见当时之政俗矣。

当时帝王可能的出路止此。中央政府的尊严，既久不存在。【宋顺帝禅位时，逃入宫内，王敬则将舆入宫，启譬令出。顺帝谓敬曰：“欲见杀乎？”答曰：“出居别宫耳。官昔取司马家亦如此。”顺帝泣曰：“惟愿生生世世，不复与帝王作姻缘。”宫内尽哭。曹孟德、司马仲达怍祟，至此末已。】秦、汉以来的政治理论，亦久已废弃。【除非恢复那些政治理论，中央才可再有尊严，帝王亦才可再有新出路。】魏、晋以下世运的支撑点，只在门第世族身上。当时的道德观念与人生理想，早已狭窄在家庭的小范围里。【既已无国，复何中央？复何帝王？】南朝诸帝王崛起寒微，要想推翻门第世统之旧局面，却拿不出一个新精神来，【先要懂得帝王在国家、在政府里的真地位与责任，彼辈自所不能，而却把贵族门第的家庭教育蔑弃了。】结果只有更恶化。

三、南朝门第之衰落

门第虽为当时世运之支撑点，然门第自身，实无力量，经不起风浪。故胡人蜂起，则引身而避；权臣篡窃，则改面而事。既不能戮力恢复中原，又不能维持小朝廷偏安的纲纪。在不断的政局变动中，牺牲屠戮的不算，其幸免者，亦保不住他们在清平时代的尊严。

南朝世族无功臣，亦无殉节者。侯景败，王克迎王僧辩，【僧辩北人南附，克则王氏世家。】僧辩劳克曰：“甚苦，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对。又问：“玺绂（xǐ fú）何在？”克良久曰，“赵平原持去。”【赵思贤，景腹心授平原太守。】僧辩曰：“王氏百世卿族，一朝而坠。”

积久优越舒服的生活，只消磨糜烂了他们自争生存的机能。

颜氏家训：“江南朝士，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假令有者，皆信童仆为之。未尝目睹一拨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又曰：“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棊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

自经侯景之乱，而贵族门第澌灭殆尽。【侯景羯族，南奔济淮，仅得步骑八百。称乱渡江，有马数百匹，兵八千人而已。此乃南方社会之熟极而烂，腐溃内讧，而景乘之耳。】

颜氏家训：“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歩；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又曰：“建康令王复，性既懦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无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又曰：“离乱之后，朝市迁革，铨衡选举，非复曩昔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诸见俘虞，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

陈霸先以微人跃起称帝，一时从龙之士，皆出南土，于是北方贵族之地位更促。

萧詧亡而江陵贵族尽。

南渡之衣冠全灭，江东之气运亦绝。

第十七章 北方政权之新生命【北朝】

北方中经历范湖长期纷扰之后，渐渐找到复兴的新机运，是为北朝。

一、北朝帝系及年历

（一）北魏帝系表

元魏自道武帝至孝武帝入关，凡十一主，一百四十九年，分为东、西。

东魏一主，十七年，先亡。

（二）西魏帝系表

西魏三主，二十三年。

（三）北齐帝系表

齐自高洋篡位，五主，二十八年。

（四）北周帝系表

周自宇文觉篡位，五主，二十五年。

二、北方之汉化与北方儒统

五胡杂居内地，已受相当汉化。但彼辈所接触者，乃中国较旧之经学传统，而非代表当时朝士名流之清谈玄理。南渡以还，士大夫沦陷北方者，不得不隐忍与诸胡合作，而彼辈学术涂辙，亦多守旧，绝无南渡衣冠清玄之习。

刘渊父子皆粗知学问，渊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皆是东汉的旧传统。

石勒徙士族三百户于襄国，【名崇仁里。】置公族大夫领之。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又定秀、孝试经之制。【勒军中特有“君子营”，集衣冠人物为之。史称：“卢谌、崔悦、荀绰、裴宪、傅畅并沦陷非所，虽俱显于石氏，恒以为辱。】

慕容廆益大兴文教，以刘赞为东庠祭酒，世子皝率国胄束脩受业。廆览政之暇，亲临讲肄。慕容氏于五胡中受汉化最深。

苻秦文教尤盛，诸经皆置博士，惟阙周礼，乃就太常韦逞母宋氏传其音读，即其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幔受业。【号宋氏曰：“宣文君”。】

王猛死，特诏崇儒，禁老、庄、图谶之学。【诏曰：“权可偃武修文，以称武侯雅旨”，则必猛生前时时称说其意也。】

姚兴时，耆儒姜龛、淳于岐等教学长安，诸生自远而至。兴每与龛等讲论道艺。胡辩讲授洛阳，关中诸生赴者，兴敕关尉勿稽其出入。

姚泓亲拜淳于岐于床下，自是公侯见师傅皆拜。

是五胡虽云扰，而北方儒统未绝。

时河、洛一带久已荒残，山西亦为东西交兵之冲，石虎之乱，屠割尤惨，故东方惟慕容，西方惟苻、姚，为北方文化残喘所托命。

元魏先受慕容氏影响，自拓拔珪时已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初有生员千余人，后增至三千。【道武帝命梁越授诸皇子经，官上大夫。】

拓拔嗣信用崔浩，至拓拔焘又征卢元、高允，文化渐盛。

时范阳卢元、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集代郡。高允征土颂谓：“名征者四十二人，就命者三十五人。”卢丑当太武监国时入授经，以师傅恩赐公爵。张伟以通经官中书侍郎，受业者常数百。张吾贵门徒千数。高允居家教授，受业者千余人；郡国建学校，立博士，皆出允议。【史称梁越“博综经传 ，卢丑“笃学傅闻”，张伟“学通诸经”，李同轨“学综诸经”，崔浩“博览经史”，髙允“博通经史”，李安世“博综群言”，此证北儒学风，主经史实济，务博综，不似江南以清虚为贵也。】

别有河西儒学，以诸凉兵祸较浅，诸儒传业不辍，又为苻、姚丧乱后诸士族避难之所。至拓拔焘并北凉，群士始东迁，遂与东方慕容燕以来儒业相汇合，而造成元魏之盛况。

刘延明就博士郭瑀学，瑀弟子五百人，通经业者八十余人。凉武昭王以延明为儒林祭酒，蒙逊拜为祕书郎，牧犍尊为国师，学徒数百。常爽【明习纬族，五经百家，多所研综。】门徒七百人，索敞为之助教。敞入魏以儒学为中书博士，贵游子弟成就显达者数十人。蒙逊时又有宋繇、阚骃均见礼待。可见河西儒学之盛。又游明根、高闾皆以流寓入魏，特被孝文礼遇。游子肇，亦名儒。闾与高允称“二高”。

在此汉化深浓、儒业奋兴之空气下，乃酝酿而有魏孝文之迁都。

太袓元兴元年至邺，即有定都意，乃置行台。太宗神瑞二年又议迁都，以崔浩等谏而止。汉化愈进，即迁都动机愈成熟，两事连带而来。

三、魏孝文迁都及北魏之覆灭

魏孝文迁都，自有其必然的动因。

一则元魏政制，久已汉化，塞北荒寒，不配做新政治中心。

孝文太和十五年始亲政，是年即建明堂，改营太庙。明年坏太华殿，改建太极殿。十七年改作后宫。北魏的国力，到此已盛，与其在平城因陋就简的改造，不如径迁洛阳，可以彻底兴筑，以弘规制。【洛阳的新规模，可看洛阳伽蓝记。其分区建筑之计划，创于韩显宗，见北史韩传。又孝文语其臣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宗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见魏书成淹传。）此皆经济上原因，使魏不得不迁都也。崔浩谏拓拔珪迁邺、则谓：“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此见前后北魏国力之膨胀。】

二则北方统一以后，若图吞并江南，则必先将首都南移。

太和十五年始亲政；十七年南伐，是年即议迁都，并起宫殿于邺。是后连年南伐，直到孝文之卒。可知孝文迁都，实抱有侵略江南之野心也。

三则当时北魏政府，虽则逐步汉化。【此只是北方汉士族的文化力量之逐步抬头。】而一般鲜卑人，则以建国已踰百年，而不免暮气渐重，【此却是浅演民族一种根本的惨运。】魏文帝实在想用迁都的政策来与他的种人以一种新刺激。

史称：“魏主将迁都，恐群臣不从，乃议大举伐齐以胁之。至洛阳，霖雨不止，群臣泣谏。魏主曰：'今者兴发不小，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时旧人虽不愿内徙，而惮于南伐，无敢言者。迁都之计遂定。”其时一般鲜卑人之暮气沉沉，固不待南迁而衰象已见矣。孝文太子恂，既南来，深苦河、洛暑热，每追乐北方。【此皆浅演民族之暮气表示也。】帝赐之衣冠，常私着胡服，杖数百，囚之。又谋轻骑奔代，废为庶人，赐死。【自以为一种高远的政治理想，而引起家庭父子惨剧者，前者有王莽，后有魏孝文。】时孝文南迁，所亲任多中州儒士，【其时北方汉士族文化力量已不可侮。惟孝文知之，鲜卑种人多不知也。】宗室及代人，往往不乐。孝文尝谓陆叡曰：“北人每言北俗质鲁，何由知书？【此乃鲜卑暮气对汉文化之反应。】朕闻之，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顾学与不学耳。朕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若永居恒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耳。”孝文之开譬深切如此，然陆叡、穆泰终以反对南迁，谋乱伏诛，则知当时鲜卑人一般之意态，实距孝文理想甚远也。

孝文迁都后的政令，第一是禁胡服，屏北语。

帝谓：“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以下，语言不听仍旧。”又曰：“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故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披发之人。”又曰：“朕尝与李冲论此，冲曰：'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冲之此言，其罪当死。”【观颜之推家训，当时北方士族，仍有以教子弟学鲜卑语得奉事公卿为荣。直至高欢，必遇高敖曹在军中，乃为汉言。则魏孝文之理想，竟未得达。】

其次则禁归葬，变姓氏。

自是代人迁洛者，悉为河南洛阳人。拓拔改氏元，其它如长孙、【拓拔。】奚、【达奚。】叔孙、【乙旃】穆、【丘穆陵。】陆、【步六孤。】贺、【贺赖。】刘、【独孤。】楼【贺楼。】等，皆胡姓改。凡一百十八姓。【详魏书官氏志。】

又次则奖通婚。【孝文自纳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荣阳郑氏、太原王氏四姓女充后宫。】

孝文明知鲜卑游牧故习，万不足统治中华，又兼自身深受汉化熏染，实对汉文化衷心欣慕，乃努力要将一个塞北游牧的民族，一气呵熟，使其整体的汉化。

而一时朝士，文采、经术尤盛。【此与当时暮气的鲜卑人两两对照，即知魏孝文迁都之一种内心激动矣。】

如高允、【尤好春秋公羊。】李世安、【祖曾，治郑氏礼、左氏春秋。叔父孝伯，少传父业。】李冲、李彪、【上封事七条，极识治体，殆其时之贾生也。为中书教学博士，述春秋三传，合成十卷。】王肃，【自南朝来。】尤其著者。所谓：“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进，崔光、邢峦之徒以文史达，其余涉猎典章，关集词翰，斯文郁然，比隆周、汉也。”【魏书儒林传序。】

惜乎孝文南迁五年即死。【孝文五岁即位，初权在太后。二十五岁始亲政，二十九岁迁都，三十三岁即卒。】

他的抱负未能舒展，鲜卑人追不上他的理想，而变乱由此起。

初，元魏在马邑、云中界设“六镇”以防柔然。

六镇：【郦道元传：“明帝以沃野、怀朔、薄骨律、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诸镇并改为州，会诸镇叛，不果。】

沃野，【沃野、薄骨律在西北边，略当河套、宁夏境，为六镇最西第一镇。】怀朔，【最西第二镇，今绥远五原、固阳境。】武川，【从西第三镇，今绥远武川。】抚冥，【武川、柔玄之间，约相距各五百圼之地。】柔玄，【怀荒东，近天镇北，今绥远兴和。】怀荒，【今地未考，当在兴和、沽源间。】又有御夷，【今察哈尔沽源、多伦二县地。】后置，在“六镇”外。

鲜卑高门子弟，皆在行间，贵族即是军人，当兵即是出身，杂卑自己规模本如此。

北史广阳王建传：“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擁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乃至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置之。”【按：六镇亦有柔然降人，及内地汉人征发配戍。故明帝正光五年八月诏，有“元非犯配，悉免为民，镇改为州”之语。】

及迁洛阳，政治情势大变，文治基础尚未稳固，而武臣出路却已断塞。

广阳王传谓：“及太和在历，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北齐书魏兰根传亦谓：“中年以来，有司号为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族，各各荣显，顾赡彼此，理当愤怨。”【按：道武平中山，多置“军府”以相威摄，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军之兵渐割南戍，军兵裁千余，然帅如故，费禄不少。杨椿表罢四军，减其主帅百八十四人，六镇亦称“府户”，盖体制略同。西魏“府兵”之名殆本此。秦、汉军民分治，故于郡守外置都尉。北朝其先纯系军治，故府设帅，而称军府。（此犹秦南海、桂林、象郡仅设一尉，不更置守也。）及后文治渐蒸，军主镇帅，遂无出路，群加简蔑，目为府户，以别于中朝搢绅门阀焉。】

一辈南迁的鲜卑贵族，尽是锦衣玉食，沉醉在汉化的绮梦中。

洛阳伽蓝记谓：“当时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方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王雍争衡。”高阳正光中为丞相，童仆六千，妓女五百，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河间亦妓女三百，常语人云：“晋室石崇，乃是庶姓；况我大魏天潢，不为华侈。”【此等汉化，岂魏孝文所想望！】

而留戍北边的，却下同奴隶。贵贱遽分，清浊斯判。朝政渐次腐败，遂激起边镇之变乱。

胡太后时，【明帝神龟二年。】羽林、虎贲作乱，杀尚书郎张仲瑀及其父张彝，而朝廷不能问，【仲瑀上封事，请诠别选格，排抑武夫，不使预清品。及父子见杀，诏诛凶强者八人，余并大赦以安之。】其事已为凊流文治派与武人势力之显著冲突。在中央政府下之羽林侍卫尚无出路，何论边鄙镇兵？六镇叛变，正为此种形势之继续扩大。南中文治派与北边武人之冲突，其后面不啻即是汉化与鲜卑故俗之冲突也。【史又称：“代人迁洛，多为选部所抑，不得仕进。及六镇叛，元叉乃用代来人为传诏以慰悦之。”是可见当时南、北界划矣。】

尔朱荣入洛阳，沉王公以下二千余人于河。洛阳政府的汉化暂见顿挫。

尔朱荣世为领民酋长，部落八千余家，有马数万匹，【元天穆说之曰：“世跨并、肆，部落之民，控弦一万。”】此乃代表鲜卑遗留在北方之旧传统、旧势力，与洛阳汉化后之新朝贵绝不相同。一个国家，同时摆着两个绝不相同的社会，势必酿乱。

而鲜卑命运，亦竟此告终。

凡历史上有一番改进，往往有一度反动，不能因反动而归咎改进之本身；然亦须在改进中能善处反动方妙。魏孝文卒后，鲜卑并不能继续改进，并急速腐化，岂得以将来之反动，追难孝文！

四、北齐北周文治势力之演进

然北魏洛阳政府之覆灭，只是拓拔氏一家统治权之解体，对于当时北方文治势力之进展，依然无可阻碍。【魏孝文只是认识了此种力量，要把鲜卑的统治权与之融合一体。洛阳的鲜卑贵族，以及北方的六镇军人，都不了解此意，他们只有先后做时代潮流下之牺牲品。】

史称：“世宗时，天不承平，学业大炽。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多者千余人，少者亦数百，州举茂异，郡贡孝廉，每年逾众。”此魏孝文迁都后北方学术界气象也。

北齐在地理和人物上，都承袭着洛阳政府之遗傅。

尔朱荣居晋阳，为孝庄帝所杀。荣从子兆弑庄帝，高欢杀兆，孝武帝奔关中。高欢以洛阳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议迁邺。洛阳四十万户，令下三日，狼狈即行。

高欢一家，虽是一个汉、鲜混杂的家庭，

史称高欢渤海蓨人，其六世祖隐，为晋玄菟太守，则高欢应为汉人。惟自五世祖庆，已三世事慕容氏，【曾祖湖仕北魏，谥坐法徙怀朔。】史称欢遂“习其俗”，至其后娄氏则鲜卑豪族也。高澄娄出，故侯景呼以“鲜卑小儿”。高洋问杜弼：“治国当用何人？”弼对：“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洋以为“此言讥我”。又斩高德政，谓：“德政常言宜用汉人除鲜卑，此即合死。”洋后李氏出赵郡，其子废帝殷，洋谓其：“得汉家性质，不似我。”

然而汉人的势力，很快在北齐的政府下抬头。

史称：“高欢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惟惮高昂。欢每申令三军，常为鲜卑言；昂若在列时，则为华言。”然同洋即位，群臣皆汉、魏衣冠。直至末年，洋乃数为胡服，微行市里。则知文宣时齐朝早已汉化。又齐文宣诛诸元二十五家，杀三千人，余十九家并禁锢，嗣又大杀元氏，魏后竟无遗种，亦为汉人得势一因。【其后隋文帝尽杀宇文子孙，无遗种。】

杨愔尤称当时经学名懦，【一门四世同居，昆季就学者三十余人。】事高洋，时称“主昏于上，政清于下。”【常山王高演杀杨愔，高殷（废帝，母李皇后，赵郡李氏女。）见废，亦当时胡、汉界线相争之一幕。】

李铉、邢峙、【齐文宣诏授太子经。】冯敬德、【武成为后主择师，命为侍讲。】冯元熙，【敬德子，以孝经授纬太子。】皆以经学为帝室师。【史称：“孝昌之后，海内淆乱，四方学校，所存无几。至于兴和、武定之世，寇难既平，儒业复光。”其间相去不过十年。】后魏崔亮年劳之制，至是见革。

后魏自张彝见杀，武官皆得依资人选，官员少而应调者多。崔亮为吏部尚书，乃奏为格制，官不问贤愚，以停解日月为断，年月久则先擢用，世谓之“停年格”。魏之失人自此始。高齐自高澄、袁韦修、杨遵彦、辛术相继掌大选，颇革魏弊，而辛术管库必擢，门阀不遗，衡鉴之美，尤为见称。

士人为县，尤见齐政渐上轨道。

北齐制县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凡九等。【此亦为隋、唐所袭。】然犹因循后魏，用人滥杂，至于士流耻居。元文遥遂奏于武成帝，密搜世胄子弟，恐其辞诉，总召集神武门，宣旨慰谕而遣。自是县令始以士人为之。

齐律尤为隋、唐所本。

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北朝尤以齐律为最。由唐及清，皆本隋律，隋律则本于齐。【魏拓跋焘定律，出崔浩、高允之手。浩长于汉律，为之作序。（史记索隙引。）高允史称其“尤好春秋公羊”，盖冶汉董仲舒、应劭公羊决狱之学者。其后代有名家，太和中，改定律令，君臣聚议一堂，考订之勒，古今无比。此为北系诸律之嚆矢。渊源当自汉律，不尽袭魏、晋之制也。】则齐政虽称昏乱，其士大夫之贡献亦甚大。

西魏则宇文泰虽系鲜卑，【或匈奴。】然因传统势力入关者少，更得急速汉化。苏绰、【少好学，博览群书。】卢辩【累世儒学。魏太子及诸王皆束脩礼受业。叔父同，注小戴，辩注大戴。】诸人，卒为北周创建了一个新的政治规模，为后来隋、唐所取法。将来中国全盛时期之再临，即奠基于此。

绰依周礼定官制，未成而卒，辩续成之。【西魏正式行周礼建六官，在恭帝三年。同脩者尚有崔献，薛。】

苏绰的六条诏书，

一、先治心，【“治民之本，莫若宰守。治民之礼，先当治心。其要在清心，次在治身，躬行仁义、孝弟、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继之以无倦。”】二、敦教化，三、尽地利，四、擢贤良，五、恤狱讼，六、均赋役。

悬为当时行政官吏的新经典。

文长数千言，周主常置座右。又令百司诵习。绰又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账户籍之法。【此如汉初张苍为计相事，隋室之盛即本此。】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

官吏在政治上的责任，现在又明白的重新提出。

而当时官吏的任用，尤能打破历来氏族门第的拘絯。

六条之四曰“擢贤良”，其言曰“自昔州郡大吏，但取门资，不择贤良。夫门资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今之选举，不限资荫，惟在得人。”

于是以前的官吏，为门资所应得；而此后的官吏，则将为民众负责任。此种意识，不可不说是当时一个极大的转变。

北史卢恺传：“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氏流。”又北史陆彦师传：“转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无清浊，彦师在职，凡所任人，颇甄别于士庶。”盖北周僻在关西，洛阳鲜卑贵族，去者无几，故苏绰得教宇文泰打破门第，拔才任用。如此，则鲜卑族自见湮沉，汉人自见腾驤，实为北周汉化一更要关键。【隋文非有大功盛业，而北周大臣如韦孝宽、杨惠、李德林、高炯、杨穆，皆翕然归奉，此恐亦有种姓之见存。】至隋时，政治转换，已上轨道，故卢恺、薛道衡等重提士庶之别，此并非反对北周之制，实为依照苏绰用意，作更进一步之甄别也。

周礼是他们政治理论的根据，一时君臣皆悉心讨究。

此书在魏孝文时已见重。西魏因推行周礼，故公卿多习其业。北齐熊安生精治此经，名闻于周。周武帝灭齐，安生遽令扫门，曰：“周帝必来见我”，已而果至。

僚吏俊彦，旦理公务，晚就讲习。

北周文帝于行台省置学，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务，晚就讲习，先六经而后子、史。又于诸生中简德行淳懿者侍读书，河东薛慎等十二人应其选。

从学术影响到政治，回头再走上一条合理的路，努力造出一个合理的政府来。【此指能切实贡献于民众，而非专为保门第、固权荣而言。】

从此漫漫长夜，开始有一线曙光在北方透露。到隋、唐更见朝旭耀天。

第十八章 变相的封建势力【魏晋南北朝之门第】

贵族世袭的封建制度，早在战国、秦、汉年间彻底打破。然而东汉以来的士族门第，他们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地位，几乎已成为变相的封建了。

一、九品中正制与门阀

东汉士族地位的获得，本由当时的察举制度。三国丧乱之际，“士人流移，考详无地。”【卫瓘语。】用兵既久，人材自行伍杂进。“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李重语。】两汉文治精神所托命的州、郡察举制，一时逆转，而倒退为秦、汉初年之军功得官。要对此种情况加以救挽，于是有魏尚书陈群之“九品官人”法。【事起延康元年，始议则自何夔。】

朝廷用人委之尚书，然尚书“不能审核天下人才士庶，【刘毅所谓“一吏部、两郎中，而欲究鑑人物，何异以管窥天？”但又不愿漫无标准，一切委之军队或私人关西。】于是委中正铨第等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级。】凭之授受。”【通典语。】

州置“大中正”，郡置“小中正”。【自汉末舍之州牧，于是州在郡上，自成一级。】大中正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通典语。】故“中正”乃中央官之兼职。【故晋书职官志别无“中正”之官。】

中正何以必须本处人任之？因非此无以熟知各本处之人才。中正何以必须中央官兼职？因乱离之际，人才集中中央，就近访察为便。

各地郡中正可以各就所知，汇报各本州大中正。大中正得根据乡评，定其品级与进退。

通典云：“其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亏阙，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

此虽为军政状态下一时之权宜，然其初“犹有乡论余风”。【卫瓘语。】故其后有“正始胜流”之目。【李重语。】今按：此制与州、郡察举有相异者两点：

一、州、郡察举之权在地方官，而州大中正则为中央官之兼职。故士庶求出身者，于察举制度下必须归于地方，而在中正制度下则须奔集中央。

此制本因人才不在乡里而立。但既立此制，则有使人才永不反归乡里之势。

二、州、郡察举只为士人进身之初步，至于以后在官职位之升降与转移，则与察举无关。

九品中正于各本州人士，无论已仕、未仕，皆以入品。

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谓：“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卫瓘谓：“其始乡邑清议，不拘爵位”，故居官者因清议而进退。【谅陈群初意，盖欲藉此澄清当日浊乱之官场也。】陈寿父死有疾，使婢丸药，乡党贬议，遂致沉滞。后又因遵遗嘱葬母洛阳，坐不以母归葬，再致废辱。东晋温嶠为丹阳尹，平苏峻有大功，司徒长史以嶠母亡遭丧不葬，下其品。

如是则官位之升降，乃不系于居官服务之成绩，而操于中正之“品状”。

“品”者履行，“状”者才能、绩效。中正可得定“品”，不能知“状”。应于入仕之后，别有考课之法。今品、状均付于中正。如王嘉叙吉茂虽在上第而状甚下，云其“德优能少”是也。此制初意，本欲使官人之权不操于在下，而结果转使在下者持官人进退之柄。【故刘毅谓：“虽职之高，还附卑品，无绩于官，而获高叙。是为抑功实而隆实名，上夺天朝考绩之分，下长浮华朋党之士。】又按：州、郡察举，每岁不过数人，故易识别；中正品状，同时网罗合境人才，势难周悉。于是只凭门第，兼采虚誉，虽欲中正，亦不能得。此又为察举制与中正制相异之一点。

关于第二点，魏夏侯玄已求矫正。

谓：“中正但当考行伦辈，铨衡专于台阁，不必使中正干铨衡之机。众职各有官长，但使官长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参以乡闾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勿使偏颇。”

但当魏、晋之际，司马氏正结欢强族，自谋篡窃，夏侯玄不免杀身之祸，集权中央之政见，难见实施。

关于第一点。西晋统一以后，刘毅、卫瓘、李重诸人均有论列。九品中正本系三国军政时代之权宜办法，今天下复归一统，自当仍将察举权付之地方长官，不必再要一个中正。

此亦所谓“土断”。卫瓘云：“臣等以为宜拟古制，以土断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为正，无复悬客，远属异土。如此则同乡邻伍，皆为邑里，郡县之宰，即以居长。尽除中正九品之制，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如此则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也。”

然而当时世族门第之势力已成，九品中正制正为他们安立一个制度上之护符。中正“计资定品，惟以居位为贵。”【亦卫瓘语。】“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段灼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刘毅语。】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此为当时尽人皆知之事实。在此形势下，故家大族，虽无世袭之名，而有世袭之实，因此这一个制度终于不能废弃。【陆机荐贺循、郭纳表，谓：“伏思台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显路，惠及外州而已。诚以庶士殊风，四方异俗，壅隔之害，远国益甚。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观此知西晋北方士族擅朝政之概。宜乎元帝渡江，有“寄人国土，心常惭愧”之语也。】

二、学校与考试制度之颓废

两汉官人，与察举制相辅并行者，尚有学校与考试。东汉的累世经学，即为造成门阀之一因，但到门阀势力一旦长成，学校与考试制度即不重要，难以存在。

汉末丧乱，天下分崩，学校自无存立之地。魏黄初、【文帝。】太和、青龙【明帝。】中，屡次想振兴学校，然而“高门子弟，耻非其伦”。【齐王芳时刘馥语。】博士既无高选，来者只为避役而已。

两汉由博士入官者，多至公卿。魏高柔疏：“博士迁除，限不过长。”【最低级之地方官。】其升迁既有限，宜遴选不得其人矣。

中央的尊严已倒，王政转移而为家教，自然高门子弟不愿进国立的太学。

国立太学的传统教育为六经与礼乐，而当时名门世族的家庭风尚，是庄老与清谈。六经礼乐本求致用，【此两汉之学风。】庄老清谈则务于自娱。【中央政府无权驾驭世族，世族亦不愿为中央所用。】

直到东晋成帝时，【咸康三年。】还有人【国子祭酒袁环、太常冯怀。】以为江左寖安，请兴学校。遂重立太学，征求生徒。然当时士大夫多讲庄老，看不起儒家，终于没有人来理会。

宋文帝立玄、史、文、儒四学，乃以玄为首，国立太学改讲庄老玄谈。然庄老根本理论便不承认国家有教育人民之必要。宜乎南朝立学，皆旋立旋废，亦仅为具文而已。

中央既无登用人才之权，如何再能鼓舞人心来受中央的教育？

三、南渡后之侨姓与吴姓

九品中正制已为门第势力安置一重政治上外在的护符。晋室东迁，中原衣冠，追随南渡者，依借勤王之美名，又在政治上自占地步。故当时有侨姓、吴姓之别。

过江者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吴姓不如侨姓。

东南本为胜国，自不敢比望中原。南士无仆射，多历年所。齐孝武帝欲以张绪为右仆射，以问王俭，俭曰：“绪少有清望，诚美选，然南士由来少居此职。”乃止。褚彦回曰：“江右【指东晋。】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曰，“晋氏衰政，不可为则。”

而侨姓中又分早、晚渡江之不同。

杜骥兄坦告宋文帝：“臣本中华高族，亡髙袓因晋氏丧乱，播迁凉土。直以南渡不早，便以荒伧赐隔。”

中央政府本属虚置，只得对之优借。

故“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梁书高帝纪。】宋、齐以来，甲族“起家即为秘书郎”。【南史张赞传。】帝王偶尔破格用人，便足自傲。

梁武帝以张率为秘书丞，谓曰：“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望冑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为卿定名誉。”

这都是当时政治上的不成文法，为故家世族拥护权益。

四、当时之婚姻制度与身分观念

故家世族为要保守他们的特权，亦复处处留神，一步不放松。最紧要的自属婚姻制度，这是保守门阀一道最重要的防线。齐代王源嫁女富阳满氏，沈约至特上弹章。【沈文云：“自宋氏失御，礼教凋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可见当时门第势力已日就隳弛。又云：“源见告穷尽，因与满为婚，聘礼五万。源先丧妇，以所骋余直纳妾。”是门第之混淆，大率由于贫富之颠倒也。】侯景请娶于王、谢，梁武帝谓：“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

不仅他们对于婚姻制度如此谨严，即日常私人交接，亦复故意的装身分，摆架子，好像他们果然舆别人有一种不可踰越的界线。

中书舍人王弘为宋太祖所爱遇，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及至，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弘还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纪僧真幸于宋孝武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愿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斅、谢蕍，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纪承旨诣斅，登榻坐定，斅命左右移吾床让客。纪丧气而还，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士大夫在政治上的官爵以外，别有其身分与地位，此事从东汉以来已有之。【除却道德、学问等问题不论。】惟东汉尚为名士，而至此遂成贵族。【名士及身而止，贵族世袭罔替。】然而士大夫特意装身分的故事，至宋、齐以下而转盛，【永明中，王俭与贾渊撰百家谱，谱学亦自此乃盛也。】这便是告诉我们，当时士族门第的界线，实已将次破坏了。还有一事可以见出当时士族门第势力消长之朕兆者，便是朝廷御史官之轻重。御史本为朝廷振肃纪纲之官，当时士族既目无中央，自不乐于有此职。此在宋、齐时极显见。

宋延颜之为御史中丞，在任纵容，无所举奏。王球甚矜曹地，从弟僧朗除中丞，谓曰：“汝为此官，不复成膏粱矣。”齐甲族多不居宪职，王氏分枝居乌衣者为官微减，王僧虔为中丞，曰：“此是乌衣诸郎坐处，我亦试为耳。”故齐明帝谓“宋世以来无严明中丞”。

但梁、陈以下，御史官遂多称职，此亦世族渐失地位之一征。

江淹弹中书令谢朏等，齐明帝称为“近世独步”。张缅居宪司，号劲直，梁武帝至遣工图其像于台省。其它如张绾、到洽、孔休源、臧盾、江革、【皆在梁。】孔奂、袁宪、徐陵、宗元饶等，【皆在陈。】皆以任御史举职称。

五、北方的门第

士族门第同时亦在北方留存，但北方的士族其境遇与南方不同。

一、南渡者皆胜流名族，在当时早有较高之地位，其留滞北方不能南避者，门望皆较次。【故思想上南渡者皆能言清玄，而留北者，皆较笃实。（时称“鄙俗”。）】

二、南渡衣冠，藉拥戴王室之名义，而朘削新土，视南疆如殖民地。北方士族则处胡族压逼之下，不得不厚结民众，藉以增强自己之地位，而博得异族统治者之重视。故南士借上以凌下，北族则附下以抗上。情势既异，其对各方态度亦全不同。

三、南方士族处于顺境，心理上无所忌惮，其家族组织之演进，趋于分裂而为小家庭制。

宋孝建时，【孝武帝。】周朗【魏书刘骏传以为周殷。】上书献谠言，谓：“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隋卢思道聘陈，嘲南人诗曰：“共甑分炊饭，同鐺各煮鱼。”【日知录卷十三有“分居”一条论及此。】

北方士族处于艰苦境况下，心理上时有戒防，时抱存恤之同情，其家族组织之演进，趋于团结而为大家庭制。

宋书王仲德传：“北上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南人则有邻而各自为族者。】河北有薛、马两姓，各二千余家。【北史薛允传。】薛安都，河东汾阴人，世为疆族，族众有三千余家。【宋书。】杨播、杨椿兄弟，“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缌服同爨。”【其家仕魏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魏书节义传：“博陵李氏七世共居同财，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其它六世、五世、四世同居者甚多。又颜氏家训谓：“北土风俗，率能恭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南北奢俭之风，亦因处境积虑而异。【家训又云：“江左不讳庶孽，丧室之后，多以妾滕终家事。河北鄙于侧出，是以必须重娶。”此亦因家庭制度之大小而异也。】

故南方士族直是政治权利上之各自分占，而北方士族则几成民族意识上之团结一致。当时异族视之，亦俨如一敌国，比之刘渊、石勒，不敢轻侮。

宋孝王关东风俗传谓：“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初在冀郡，大族蝟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也。”【南齐书：“刘怀珍，北州旧姓，门附殷积，启上门生千人充宿卫，孝武大惊。”以为南方所少有也。又按：北史毕义云传：“毕家兖州北境，常劫掠行旅为州里患。其家私藏工匠，有十余机织锦，自造金银器物。”又北齐书循吏宋世良传：“清河东南曲堤，为成公一姓蟠居。群盗多萃此。谚云：'宁度东吴、会稽，不历成公曲堤。’”北方豪姓亦多仗暴力为奸利者。要之其自身具有一锺力量，与南方贵族仰赖于政治势力者不同。】

四、南方士族早有地位。故不頋再经心世务，【高门大族门户已盛，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故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乃相尚为庄老玄虚。北方士族处异族统治之下，既不能澄清驱攘，只有隐忍合作，勉立功业以图存全，故相尚为经术政务。【处异族统治下，惟经术可以进退自全，如刑名、纵横，皆危道也。】

故南方士族不期而与王室立于对抗之地位，其对国事政务之心理，多半为消极的。北方士族乃转与异族统治者立于协调之地位，其对国事政务之心理，大体上为积极的。

因此南方东晋以至南朝，历代王室对士族不断加以轻蔑与裁抑，而南方士族终于消沉。北方自五胡迄元魏、齐、周，历代王室对士族逐步加以重视与援用，而北方士族终于握到北方政治之中心势力，而开隋、唐之复盛。【唐代士大夫多沿北朝氏族。】

六、郡姓与国姓

北方门第至元魏时亦有郡姓、国姓之目。“郡姓”为汉族。

山东以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以韦、裴、柳、薛、杨、杜首之。

“国姓”即鲜卑。

亦称“虏姓”，代北以元、【拓拔。】长孙、【拔拔。】宇文、于、【勿忸于。】陆、【步六孤。】源、【秃发贺，太武赐姓。】窦【纥豆陵。】为首。

魏孝文迁都，诏以门第选举。

诏曰：“代人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无异寒贱，故宦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范阳卢、清河崔、荥阳郑、太原王。】自此以外，应班士流者，寻续别敕。其旧为部落大人，而皇始以来，三世官在给事以上，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以来，三世官在尚书以上，及品登王公者，亦为姓。其大人之后，而官不显者为族。若本非大人而官显者亦为族。凡此姓族，皆应审覆，勿容冒伪。”

在孝文之意，一面因为忻慕汉化，重枧汉士族之门第；一面则实欲援借汉族门第制度来保护鲜卑族的政治地位。当时北方门第有“膏粱”、【三世有三公。】“华腴”、【三世有令、仆。】“甲姓”、【三世有尚书、领、护。】“乙姓”、【三世有九卿、方伯。】“丙姓”、【三世有散骑常事、太中大夫。】“丁姓”【三世有吏部正员郎。】之目，【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亦几乎是一个变相的世袭。【孝明时，清河王怿上表，谓：“孝文制出身以门品，高下有恒。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无有亏没。”魏帝用意，皎然可见。】

当时君臣讨论，诸臣皆请惟拔才用，不论门品，而孝文不以为是。

北史韩显宗传，李冲曰：“未审上古以来，置官列位，为欲为膏粱儿地，为欲益政赞时？”帝曰：“俱欲为人。”冲曰“若欲为人，今日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帝曰：“苟有殊人之技，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假使无当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纯笃。”冲曰：“傅严、吕望，岂可以门见举？”帝曰：“如此者希，旷代有一、两耳。”李彪曰：“陛下若专以地望，不审鲁之三卿，孰若四科？”帝曰：“犹如向解。”韩显宗曰：“陛下不应以贵承贵，以贱袭贱。”帝曰：“若有高明卓尔，才具儁出者，朕亦不拘此例。”

盖若惟才是用，则鲜卑自不如汉人；论门品，则鲜卑以王室亲贵，尚可保其优势，所以较之南朝君臣的意态，恰相反对。【北朝学校制度，亦较南朝像样。】

但是魏孝文只能在门第的观念与制度上，设法使鲜卑汉化，【故既改其姓氏，又奖励与汉族高门通婚姻。】而与中原故家士族同操政柄；并不能排除汉族，让鲜卑独巩其治权。

当时在上者既力主门品，则门第在政治上的地位自然稳固。

他们已然经历长时期的惊风骇浪，现在居然能苦撑稳渡，慢慢见岸。中国文化，赖藉这些门第的扶护保养而重得回生。北方士族所遭境遇，视南方士族远为艰苦；而他们所尽的责任，亦较南方士族远为伟大。

然平情而论，南方门第对于当时传统文化之保存与绵延，亦有其贡献。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于外在之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诗文艺术，皆有卓越之造诣；经史著述，亦灿然可观；品高德洁，堪称中国史上第一、第二流人物者，亦复多有。而大江以南新境之开辟，文物之蔚起，士族南渡之功，尤不可没。

要之，门第之在当时，无论南北，不啻如乱流中岛屿散列，黑夜中灯炬闪耀。北方之同化胡族，南方之宏扩斯文，斯皆当时门第之功。固不当仅以变相之封建势力，虚无之庄老清谈，作为褊狭之抨击。

第十九章 变相的封建势力下之社会形态（上）【在西晋及南朝】

一、汉末之荒残

灵【黄巾之乱。】献【董卓之乱。】以来，海内荒残，人户所存，十无一、二。分别言之，如：

洛阳  董卓西迁，悉躯余民数百万口至长安。尽烧宗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后献帝还洛，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百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吴志一注引江表传：“旧京空虚，数百里中无烟火。”庚峻谒苏林，林曰：“鄢陵旧五、六万户，闻今裁有数百。”】

长安  董卓初死，三辅民尚数十万户。李、郭相斗，放兵劫略，加以饥馑，献帝脱逃，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赢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

徐州  徐方百姓殷盛，流民多归之。曹操父嵩避难琅琊，为陶谦别将所杀。初平四年，操攻谦，凡杀男女数十万人，泗水为之不流，五县、【彭城、博阳、取虑（下邳）、睢陵、夏邱（沛）。】无行迹。三辅遭李傕乱，流依谦者皆歼。曹操亦自谓：“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建安七年军谯令。】

荆州  刘表在荆州，关西、兗、豫学士归者千数；表没，亦遭残破。

寿春  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萧条。

其他如山东，【为黄巾所残。】河北，【为黑山贼所残。又有刘虞、公孙瓒、袁绍父于相继屠戮。孟达荐王雄曰：“涿郡领户三千，孤寡之家，参居其半。”（魏志崔林传注）】甘陇，【为马腾、韩遂所残，苏则云：“金城郡为韩遂屠剥，户不满五百，到官抚鸠，见户千余。”（魏志苏则传注）】靡不凋残。

以赤壁之战言，三方大较不到三十万人。

曹操合中国【即北方人，共十五、六万。】及刘表众【七、八万。】共二十余万。【号称水步八十万。】孙权遣周瑜，谓“五万众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诸葛亮自称有“关羽水军万人，刘琦江夏战士亦万人”。【以战国、楚汉之际，及王莽末年，及至黄巾初乱时几次战争相比。】可见当时壮丁之缺乏。

陈群谓：“丧乱后人民比汉文、景时不过一大郡”，殆非虚语。【杜恕亦谓：“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

附：三国季年户口数

蜀――亡时

户：  280，000； 口：  940，000

内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占1/9。

吴――亡时

户：  530，000； 口：2，300，000

内兵二十三万，占全数1/10，吏三万两千，后宫五千。

魏――平蜀时

户：  663，000； 口：4，432，881

三国合计约得

户：1，473，423；口：7，672，881

就全史而言，户口莫少于是时。【大体当盛汉南阳、汝南两郡之数。既备载后宫、将士、吏诸项，其数大约可靠。】

三国晚季如此，其大乱方炽时可想。

二、农民身分之转变

农民在大动乱中，地方政权随着中央政权而解体，他们无所托命，不得不依存于当地或附近的强宗豪族。强宗豪族把他们武装起来，成为一种自卫的集团，他们便成为强宗豪族的“部曲”。

如李典居乘氏，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万三千余口。袁、曹相拒官渡，李典输谷帛供曹军，后遂全部徙居邺。李典之众自有武装，故称“部曲”。亦有避地较僻，不需武装，而以政令约束相安者，如田畴率宗族避难无终山，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袁氏亡，畴将其家族宗人三百余家居邺。亦有相聚而为寇盗者，如李通拜汝南太守时，贼张赤等五千余家聚桃山，通攻破之。【此等例不胜举。】

如是则农民由国家的公民，【编户籍，纳租税。】一变而为豪族的私属。【纳质任，称部曲。“质任”即抵押，凡为部曲，必纳其亲属子女为抵押品，以表诚信。】实在是农民身分之降低。

局势逐渐澄清，各地的强宗豪族，逐渐消并其势力于几个大势力之下，再建政府，这便是三国。当时最严重的问题，是只有兵队而无农民。【吴、蜀临亡时，兵籍均占全人口十分乃至九分之一。妇女去其半，老弱去其半，大体仍是有夫皆兵也。曹操得冀州，按籍自喜得兵三十万，亦指全冀丁壮言。】

兵队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农民非加入军队，无以自全。其后则兵队非仍转为农民，亦不能存活。袁绍在河比，军人仰食椹枣。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

暂时对此问题的解决办法，便是屯田制度。尤著者如曹操之屯田许下。

献帝建安元年，曹操用枣祗、韩浩议建屯田，募民屯田许下。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能兼并群雄。

邓艾之屯田淮南、北。

齐王芳正始四年，建议屯田淮南、北：“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即五万兵队中常有四万兵轮番田种，以十分之二即一万兵专任防御也。】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阡陌相属。【其他如刘馥之在扬州，贾逵之在豫州，均兴屯田水利。吴、蜀亦然。】

兵队代替农民做了国家的基本公民，管督屯田的典农中郎将，暂时便等于地方行政长官。

魏末咸熙元年，始正式罢屯田官，以典农为太守，都尉为令长。至晋初泰始二年，又诏罢农官为郡县。但以后复有农官。当时要把军政的变态，转移到民政的常态，颇非易易。

这是一个“复兵于农”的伟大运动。在中央首都【许。】的附近，乃至的腹地，【淮南、北。】都施行起屯田来。从整个政治问题而论，不得不说是一个绝路逢生的好办法。但专从农民身分而论，却又是一个大低落。

两汉以来的农民，以公民资格自耕其地，而向政府纳租。【田地为农民所有，故农民得自由买卖。其出卖田地而变为私家佃户者，此暂不论。】现在是政府将无主荒田指派兵队耕种，无形中，农田的所有权，又从农民手里转移到政府去。这一个转变最显著的影响，便是农民的租税加重。

汉代租额，通常是十五税一，乃至三十税一。魏、晋的租额是“持官牛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此据傅玄奏疏，及封裕谏慕容皝语。】这便是王莽所谓“豪民劫假，收什五之税”。现在是政府自做豪民。【邓艾疏：“四万人且田且守，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是屯田全入于官，而一人责百二十斛矣。其中岁课六十斛，就邓之初计则正是什五之税。咸宁三年杜预上疏：“乞分种牛付兖、豫二州将吏士庶，谷登之后，头责三百斛”，其额重如此。】

经过长期的大骚乱，农民本已失去耕地，现在他们是以国家兵队的身分把屯田来代替吃饷。直到西晋统一，军事状态告终，这个情形实现到制度上来，便成西晋初年之“户调”。同时商业亦彻底破坏。

魏文帝黄初二年罢五铢钱，【此是汉武以来社会通行的标准币。】命百姓以谷、帛为市。【曹操时户赋已只纳绢绵，不纳钱币。】可证明当时商业之不振。

商业不振之主因，在于长期兵争之过分破坏。

楚、汉之际，商人乘机渔利，可证其时社会经济动摇不如三国、五胡诸纷乱为甚。

而因商人阶级之消失，更显明的形成农民与贵族世家之对立。【此后南方商业较盛，北朝殆至魏孝文迁洛阳后始有起色。史称梁初“扬、荆、郢、江、湘、梁、益七州用钱；交、广用金银；余州杂以谷帛交易”。魏初民间皆不用线，髙袓太和十九年，始铸太和五铢线。】

三、西晋之户调制与官品占田制

晋武帝平吴后，置“户调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疋，绵三斤；【按：此亦如魏制，输绢绵，不纳钱币。】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男子一人占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为“老小”，不事。】

这是户调式的条文。

“调”本是调发之义，故户调仍沿三国以来兵士屯田之旧规。

“户调”二字始见于魏志赵俨传。对怀附者收其绵绢，此为袁绍在河北所行之制度。此与“部曲”之纳“质任”，乃同样为中央政府解体下一种乱世之临时办法也。曹操得河北，令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他不得擅兴发；则“户调”与“田租”尚分两项。晋制于户调下兼田租，则时渐平康，由兵屯变为农民，故户必带田矣。

男子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合一百亩，即古者一夫百亩之制。云“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者，并非占地百亩之外别给七十亩，乃是在其占地百亩之内以七十亩为课田。【“课”是课其租收。云“其外”，乃承上文输绢、输绵而来，谓输绢、输绵之外，再课田租。】换辞言之，即是课其十分之七的田租。

泰始四年，傅玄上疏：“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众心安之。今一朝减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欢乐。宜佃兵持官牛者与四分，持私牛者与官中分。”可见晋室当时本有十七收租之制，傅玄虽有建议，晋室未能听受。户调制仍依私牛及无牛例收租，故百亩课七十亩也。

与户调制相附并行者，尚有“官品占田”制。令官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依次减五顷，至九品十顷而止。】又各以品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此。】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与佃客。【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笫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品、九品一户。】

按：“荫”者皆私属，无公家课役。即是国家允许将此一部分民众田地划归私有；同时国家对百官亦不更班禄，其制甚似古代之封建。史称：“自晋至梁、陈，都畿民皆为王公贵人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佃谷与大家量分。”既役其力，又食其租。可见此等皆不属政府。是虽有官品占田制明令相限，未必切实有效。直至南渡后情况犹然也。

这一个制度的用意，并不是授与强宗豪族以私占的特权，乃是要把当时强宗豪族先已私占的户口及田亩括归公有，而许他们一个最高限度的私占额。

在当时的政治状况下，此事难能办到。惟自农民言之，则大体上一样是二八收租、三七收租，在公在私，无所别择。

晋武帝泰始元年诏复百姓繇役，罢部曲将、长吏以下质任。【“质任”乃部曲对其私主所呈之抵押信物，大抵以子女为之。】咸宁三年大赦，除部曲督以下质任。此均在颁行户调制以前，用意均不外要将强宗豪族的私民众夺归公家。然晋武以开国之君，对民众绝无丝亳善意与德政，户调税收，依然与屯田兵一律，只想凭王室威严，向其下强夺豪取，岂能有成？晋室不永，只此等处可见。

四、南渡之士族

东晋南渡，一辈士族，又大批的结集着宗亲、部曲流徙南来。

祖逖传：“逖，范阳人，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推逖为行主。达泗口，元帝逆用为徐州刺史，又以为豫州。逖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又如林、黄、陈、郑四姓之入闽，见陈振书录解题。明何乔远闽书，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八族。】

他们在南方未经垦辟的园地上，着手做他们殖民侵略的工作。“擅割林池，专利山海。”【任昉语。】“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宋书羊玄保传。】“贵势之流，亭池第宅，竞趋高华。至于山泽之人，不敢采饮其水草。”【南齐书顾欢传。】活是一幅古代封建贵族的摹本画

尤著者如宋书孔季恭传：“其弟灵符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为有司所纠，诏原之。”

虽王室颇思裁抑，然力量不够，颓势难挽。

晋壬辰【成帝时。】诏书：“占山护泽，以强盗律论”，然并不能禁。占山封水，渐染复滋。【羊玄保传。】百姓薪采渔钓，皆责税直，宋武帝又禁断之，【见南史本纪。】然仍不绝。【梁高帝、齐废帝郁林王、梁武帝，又屡诏及之。】

相应于此种情势下之赋税制度，则自度田收税转成口税。

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率亩税米三升。至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税制，王公以下，口税三斛，惟蠲在身之役。八年，又增税米口五石。此盖豪右田多，特为优饶。税田则富多贫少，税口则富少贫多也。【马端临云：“晋制，丁男一人，授田七十亩，以亩收三升计，当口税一斛一斗；今除度田收租之令，而口税二斛增至五石，则赋颇重矣。岂所谓'王公以下’云者，又非泛泛受田之百姓欤？待考。”今按：晋初户调，一家丁男丁妇田租六十斛，马氏亦以亩收三升说之，误也。口税五石，并有无田者，此制自不为轻。然较之两晋户调，亦未见特重。马氏疑口税只及王公贵人，则更误矣。】

如此则贵族盛占田地，而无赋税之负担。【梁武帝天监四年，大举伐魏，令“王公以下各上国租及田谷以助军资”，此租谷归私家之证。惟按陈宣帝太建三年、六年诏，似其时又行田租。】宋孝武为特设“官品占山”之制。

官品第一、第二听占山三顷；第三、第四品，二顷五十亩；第五、第六品，二顷；第七、笫八品，一顷五十亩；第九品及百姓，一顷。

其用意与西晋官品占田令一样，但效果依然很少。【见上引齐顾欢、任昉语。】占山封水的士族们，不仅自己借着侨寓名义，不肯受当地地方政府的政令；其附随而来的民众，亦依仗他们逃避课役。所以自咸康以下，晋室屡唱“土断”之论。

晋书成帝纪：“咸康七年，实编户，王公以下皆正土断白籍。”又哀帝隆和元年三月庚戌，天下所在土断

“土断”是要侨寓的人，亦编入所在地的籍贯，一样受所在地方政府的政令。然咸康土断黄、白分籍，【侨户土断者白籍，土著实户黄籍。玉海引晋令：“郡国诸户口黄籍。”石虎诏：“先帝创临天下，黄纸再定。”是也。】依然有土断之名，而无土断之实。

孝武时范宁为豫章太守，上疏极论其非。谓：“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圣王制作，籍无黄、白之别。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难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属户，长为人隶，君子则有土风之慨，小人则怀下役之虑。’斯诚并兼者之所执，而非通理者之笃论也。”按：范疏不主分黄、白籍，谓“一朝属户，长为人隶”，即指服从地方政府一切政令言。谓“小人怀下役之虑”，即要其一致应课役也。据范疏可知侨寓小人，亦不应役，盖皆为白籍阴庇耳。

此后桓温、刘裕又屡主其事。

安帝羲熙九年刘裕上表：“大司马桓温庚戌土断，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自兹迄今，渐用颓弛。离居流寓，闾伍不修。请依庚戌土断之科。”于是依界土断，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然一弊方弥，他弊又起。宋、齐以后，侨寓的特待，似算取消，而因士庶不公平的影响，又引起更纷扰的冒伪问题。只要伪注籍贯，窜入士流，便可规避课役。这一种情形，越来越甚。

齐高帝建元二年诏：“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黄籍即担当国课之民籍也。】自顷氓俗巧伪，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同时虞玩之上黄籍革弊表，亦谓：“孝建以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无一。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昔为人役，今反役人。”梁武帝时沈约上疏，亦有“落除卑注，更书新籍，以新换故，不过一万许钱。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之说。【按：虞表又云：“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条取人，孝建元年书籍，众巧之所始也。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沈约则谓“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奸伪互起”，又曰“自元嘉以来，籍多假伪”。盖宋制一面抑豪强，一面则伸寒微，武帝永初元年已有“先有资状，黄籍犹存者，听复本注”之诏，晋代士庶藉贯之改动，必自此始。此可为南朝与东晋截分界线之一事也。惟苟不能确立一种制度，而仅以宽假为讨好，宜乎不久流弊即滋矣。】

担当国家课役的，依然尽是些赤贫下户。

南齐书陆慧晓传：“山阴一县，课户二万，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

大规模的伪窜冒改，使黄籍理无可理，究无可究。却告诉我们：那时一般的民众，已不让文酒清谈的贵族们独自安享其特益了。

沈约诸人不能根本设法消冺士、庶界线，【北朝政制即向此路走。】乃欲究据晋籍，用来重新厘定，这真可算是代表了南朝士大夫的眼光与见识。

五、兵士的身分及待遇

军人从三国以来，即已与农民截然分途。

此事魏、蜀、吴皆然。

刘颂奏'“昔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既事势所需，且意有曲为，权假一时以赴所务，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积年末改。”魏嘉平六年诏，有刘整、郑像赐爵关中侯，各除士名。又钟毓传：“为廷尉，创制士为侯，其妻不复配嫁。”又卢毓传：“重士亡法，罪及妻子。”高柔传亦有士逃法。曹植奏：“臣初受封，得兵百五十人。士息前后三送，兼人已竭。尚有小儿，七、八岁以上，十六、七以还，三十余人。”是魏制士、民异籍，并各家世相袭也。吴、蜀亡后纳籍，皆士、民异贯。

大抵“强者为兵，羸者补户”。【此语见陆逊传，可据以推魏、蜀，大抵不甚相远。】

尤强者隶中央，其次则配私家，更羸瘁者则留南亩。

华阳国志：“诸葛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置五部都尉。分其嬴弱，配大姓为部曲。”吴志陈武传：“武庶子表，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简视皆堪好兵，上疏陈让，乞以还官。谓：'枉此劲锐，以为憧仆，非表志。’吴主权嘉之，下郡县，料正户羸民补其处。”

其先入士籍者得优廪，又可免役，其时则兵胜于民。渐次军旅之事，不为时重，则士伍惟以供役，又廪给日薄，其时则农胜于兵。

陆凯传：“先帝【孙权。】战士，不给他役，使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以死效。今【亮、皓以后。】之战士，供给众役，廪赐不赡。”

晋武帝平吴，诏悉去州，郡兵，此乃复兵归农之意，惜不久天下即乱。

咸宁五年伐吴，诏：“调诸士家，二丁、三丁取一，四丁取二。”是其时依旧士、民异籍。去州、郡兵，即是去士籍也。晋政之病，在田租照屯田额征收，不复两汉什伍税一之制，又无两汉都尉肄民战阵之制，使农不知兵，则武备一切废弛。

东晋民归豪强，政府对兵役需要，殊感缺乏。

吴志：陈武庶子表，受赐复人得二百家，乞还官，孙权嘉之。他如朱桓部曲万口，潘璋妻赐复客五十家。邓艾传云：“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违命。”此等部曲、僮客，皆是私户，为国家课役所不及。

于是有所谓“发奴为兵”。

发奴为兵之议，起于刁协、戴渊。习、戴皆南人，晋元帝依仗以谋抑王氏者也。自后每有征讨，往往发奴。庾翼发所统六州奴北伐，庾翼亦晋室外戚，颇欲为强干弱枝之谋者。可见发奴为兵，正是中央与豪族争夺民众之一事。宋武时诏：“先因军事所发奴僮，各还本主，若死亡及勋劳破免，亦依限还直。”此正以僮奴为豪族私产，故见发而还其直。

又有所谓“料隐为兵”。

庾冰传：“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以充军实。”毛琚传：“讨得海陵县界亡户近万，皆以补兵。”此等隐匿之户，其背后亦多有豪强阴庇。

复有“罪谪为兵”

范宁疏：“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牵引无端，以相充补。”义云：“旧制谪兵不相袭代，顷者小事便以补役，一愆之违，辱及累世，亲戚旁支，罹其祸毒，户口减耗，亦由于此。”【又宋制劫同籍期亲补兵，见何承天传。又以罪谪兵，亦见王弘传、何承天传。】

并及其家口。【罪人家口补兵，见刘秀之传。】

又强逼世袭兵役。【见前引范宁疏。】

宋武帝诏：“兵制峻重，务在得宜。役身死叛，輙考傍亲，流迁弥广，未见其极。自今犯罪充兵，合举户从役者，便付营押领。其有户统及谪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连染。”【按：兵役世袭亦见于三国时，魏志引魏略，“陈思王以近前诸国士息已见发，其遗孤稚弱者无几，而复被取”云云是也。】

因此有所谓“兵家”【梁王琳本兵家。】与“营户”、【沈庆之前后所护诸山蛮并移京邑以为营户。】“军户”【董回以有功免军户。】诸称。

那时的衣冠士族，既不受国家课役，自然谈不到从军。

此乃魏晋以下贵族与春秋先秦绝异之点。他们在政治上占有特权，而他们并无武装兵力以自保卫，不仅自己不能武装，即其所属部曲家兵等，亦已解散武装，与三国时士大夫不同。

另有一部分则受衣冠族士族阴庇而为其佃客、衣食客等，他们亦对国家逃避课役及从军之义务。

而且因有衣冠士族的特权阶级压在上面，从军作战的武装兵卒，亦没有他们的出身。【要为军人谋出身，势必与贵族特权势力相冲突，如战国吴起在楚、商鞅在秦之事。】

因此兵卒在当时的社会上变成一种特殊卑下的身分，固与贵族封建时代兵队即是贵族者【此北朝部族兵略近之。】有异，亦与西汉定制，凡国家公民皆需服兵役者【此北齐兵制亦然；北周府兵则略为变通。】不同。军人的地位，只与奴隶、罪犯相等，从军只是当苦役。国家的军队，实质上亦如私门的部曲与僮客，他们没有公民的地位，【此正如西晋户调，只从部曲屯田兵变成州县民户，而实际上的待遇，还是屯田兵，不是农民。】政府亦常常将他们赐给私家。

当时大臣有赐千兵百骑者，如卫瓘、【此据北堂书钞、御览引晋起居注。】汝南王亮、荀组、陆晔等，至于赐亲兵数百人乃至班剑数十人，亦不胜指数。

私家亦公然占公家兵户为己有。

范宁奏：“方镇去官，皆割方镇精兵器仗为送故。送兵多者至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宋书刘敬宣传：“宣城多山县，郡旧立屯以供府郡费用，前人多调发工巧，造作器物”，此即官兵亦供私用也。】

军人的地位如此，如何可以为国宣劳，担负光复中原的重任？

只有荆、襄上流，因粮食较充，镇兵稍稍可用。

元帝时“使军各自佃，即以名廪”。至武帝咸宁初，诏“以奚官奴代甲兵种稻”当时国家并未为军队特定饷糈，江南农事尚未发达，故襄、汉上流遂得独有重兵。

而每为权臣内乱之利柄。

直待谢玄镇广陵，创为招募，号“北府兵”，兵人地位始见提高，遂建淝水奇绩。东晋王位拱手而让于此系军人之手。

王、谢虽同称东晋盛族，但两家情形稍有不同。王以拥立为业，谢以攘却为功。一则惟守门第，一则尚建勋绩。江北、河南之众，纪瞻尝用以拒石勒，祖逖用以向汝洛，而王导弗能任，以专倚王敦于上流，不欲权势之分也。王敦、桓温以外重内轻之资，常挟荆湘以起内乱。谢安任桓冲于荆江而别使谢玄监江北军事，北府兵强，权重始归朝廷。中原南徙之众，本多磊落英多之士，谢玄择将简兵，六年而有淝水之捷，实非幸事。【苻坚军队，则亦系签兵杂凑，宜乎虽多而不能与晋为敌。】

惜乎刘宋以后，社会依然在士、庶阶级的对立面，军人依然找不到他们应有的地位。【真要到侯景之乱，梁室覆亡，南人皆以兵戎纷起。然既失士族之领导，南方新政权亦不久即灭。】

第二十章 变相的封建势力下之社会形态（下）【在五胡及北朝】

北方初起的情形，和南方差不多，又加上一个种族的复杂问题。

一、五胡时代的情况

五胡时代，田租的收纳，依然是八二乃至六四。

慕容皝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记室参军封裕谏，以为宜罢诸苑以业流人，持官牛者，官六私四；私牛官田，与官中分。皝依之。此虽一例，然当时北方田租，大体正可以此类推。魏孝文太和十二年，李彪请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一为屯民，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魏书释老志：“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北史魏收传：“收在并作一篇诗，云：'打从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此皆北人以六十斛、六百斛为一单位之证。宋元嘉中，徐豁亦言：“武吏年满十六，便课米六十斛”，“武吏”亦指屯田言。以亩收一石计，六十斛正是六四收租也。

至于军队，主要是胡人的部族兵，汉人更处不重要的地位，只遇需要时用抽丁的办法。

石虎讨慕容皝，令五丁取三，四丁取一。征士五人出车一乘，牛二头，米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者腰斩。慕容儁欲经营秦、晋，令州、郡校阅见丁，精覆隐漏，率户留一丁，余悉发，欲使满一百五十万。【刘贵上书极谏，乃改为三五占兵。】苻坚平代，亦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税租。】王猛用秦，始主十丁一兵，使有羡夫，最号宽仁。

到元魏时，政治渐上轨道，在南朝无可奈何的情形，在北朝却一一有了办法。

二、北魏均田制

最重要的是北魏的“均田”制度。其议起于李安世。【太祖天兴元年、太宗永兴五年，皆有“计口授田”之诏。高祖太和元年，诏：“敕在所督课农田，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此皆北魏均田先声。】

史称：“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安世上疏云：'井税之兴，其来日久。盖欲使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所以恤彼贫微，抑兹贪欲，同富约之不均，一齐民于编户。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群证虽多，莫可取据。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后虚妄之民，绝望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凌夺矣。’帝深纳之。”（《魏书》卷五三《李安世传》载）之议起于此。今按，李疏云“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则应在十年立三长后，而均田诏尚在九年。据魏书，立三长同时定“调”法，“调”法正须与均田相附而行，则九年有均田韶，信矣。盖均田非一年可成，李安世亦恐不止一疏，【通典、通考、玉海皆以李安世上疏在太和元年，亦因有诏均田也。然恐非此疏。】上引则似确在立三长后也。【刘道元曰：“刘、石、苻、姚丧乱之后，土田无主，悉为公田。除兼并大族外，贫民往往无田可耕，故孝文分官田以给之。”令按：李疏正为豪右冒认此项田亩而发，则明在推行均田以后。】

均田诏在孝文太和九年十月。【诏首即云：“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是时孝文尚未亲政。可知北朝政冶走上汉化之路，并不自孝文始。】

大意谓：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受以生死为断。

要行均田，必先审正户籍。十年二月，遂立党、里、邻三长，定民户籍。此议本于李冲。

未立三长前，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谓之“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韩卓疏谓：“巨姓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是也。

五家一邻长，复一夫。五邻一里长，复二夫。五里一党长，复三夫。

时群臣多不赞同。太后曰：“立三长则包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不可？”

翌年京都大饥，韩麒鳞表陈时务，又乞“制天下男女，计口受田”。【可证均田制推行尚有在后。】均田制的大概如次：

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犊及老牛不得援例。】受田三十亩，限止四牛。【一本作四年。】

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还受之盈缩。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

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谓桑天有盈，即充分在倍田内。】诸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奴各依良。【亦得给桑田。】

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

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此制用意并不在求田亩之绝对均给，只求富者稍有一限度，贫者亦有一最低之水准。

丁牛有限，而奴婢无限；又授田率一倍、再倍。若以一夫一妇十奴四牛计，其田已在千亩外。【若丁牛限四年，则并牛亦无限矣。】又北齐河清三年诏：“奴婢受田，亲王限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一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一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下至庶人六十人。”据北齐以推元魏，可见奴婢受田之多。【北齐尚有限，元魏并限无之。】又魏书源贺传有云：“主将参僚，专擅腴美，瘠土荒畴绐百姓。”北史常爽传谓：“三长皆豪门多丁为之。”然此等皆不足为此制深病，治史者当就大体着眼也。

尤要者则在绳其荫冒，使租收尽归公上。

还受之田，旧说以不栽树故曰“露”。恐露是“荫冒”之反义，以其属诸公上，故曰“露”。以其为露田，故须还受。以其须选受，故不得树桑榆；并不以其不准树桑榆，始称“露田”。【时有“露户役民”，正对复荫之家而言。】均田制之最高意义，还是要将豪强荫冒一切出豁，还是与西晋“户调”用意略似，依然是中央政府与豪强争夺民众之继演表演。

而且在北朝的三长与均田制，更有一层重要的意义。北魏本以部落封建制立国，逮三长、均田制行，则政体上逐渐从氏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而胡、汉势力亦因此逐渐倒转。

北魏宗室封郡为王公，部落大人降附者封县为列侯。宗室封者先后共九十余人，部落大人封者则达一百八十余人。此等世襄封爵，为封建意味之割裂。至三长、均田制行，则渐次形成中央一统之郡县制。魏立三长之年，即议定民官依户给俸；【高阁云：“惧蒸民之奸宄，置邻以牧之。究庶官之勤剧，班俸爵以优之。”盖民田租收既归公上，则百官自应给俸。当时对百官给俸制甚多反对，此与反对立三长制用意正同，亦赖文明太后力持而定。又按：北史太和八年诏：“朕顾宪章旧典，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简民事。”可见其前商人皆隶属官府，如崔宽传：“其治弘农，往来贩卖漆蜡竹木致富。”今百官班俸，则隶官商人可罢，而民间自由商业亦因此再兴。北方社会重行使用货币，亦在此后也。（又孝明帝时张普惠上疏：“州郡一匹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及三长。百官请俸，人乐长阔，并欲厚重，无复准极。”亦可见立三长舆班禄制两者间之关系。）】是年又分置州郡，【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在河南，十三在河北，盖河北尚多部落势力也。】是其证。自是中国士族逐渐得势。【因其多为中央统一政府下之官吏。】而诸胡部落大人逐渐失其地位。【因其均为封建小主。】此后魏孝文命鲜卑氏族全改汉姓，正以氏族之优越地位早已在政治上消灭也。

南方屡唱土断侨寓及厘正谱籍，然他们始终要在保全士族的特权下剥下益上，不如北方政治理论之公平。因此北方的均田制可以做成一规模，而南方的黄籍积弊，终难清理。这可为北胜于南之显例。

其次再论均田制下之租额。

据魏书食货志，李冲上言立三长，并定“调”法。

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

此所谓“调”，即包举田租在内。一夫一妇六十亩，【倍田不计。】纳粟二石；以亩收一石计，六十石收二石，便是汉代三十税一之制。若以当时税收惯例，百亩收六十斛比论，相差已到十八倍。（1石=10斗＝100升，30亩征100升。100亩征60斛，1斛＝10斗＝100升，则100亩征6000升。〔唐朝之前，1斛（hú） = 10斗。宋朝开始，改为1斛 = 5斗，而1石 = 2斛。〕）

旧调，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供调外费。较现行调法亦大重。然三十、五十家方为一户，其荫冒者皆归私门。

此层在农民实为甚大惠泽，因此易见推行。

李冲求立三长，与新制调法同时推行，谓：“若不因调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亊，又得其利，因民之欲，为之易行。”初百姓咸以为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事施行后，计省皆十有余倍，海内安之。此与南朝因检定黄籍至激起民间变乱者迥不侔矣。

在豪强方面，亦仍有优假。

奴婢受田与良民等，而所调甚少，八奴婢始当一夫一妇之调。此乃魏廷故意优假豪族，已夺其荫冒，不可不稍与寛纵也。

惟在国库则课调骤减，一时颇感其窘。

太和十一年韩麒麟即表陈“税赋轻少，不可长久。”【韩表：“往昔校比户贯，租赋轻少。虽于民为利，而不可长。”此谓“校比户贯”，即指立三长，出荫附而言。此谓“税赋轻少”，即指新定调法而言。】十二年因大旱，用李彪议，仍取州郡户十分一为屯田，一夫岁责六十斛。惟蠲其正课、征戌及杂役。孝昌二年，税京师田租，亩五升；借赁公田者，亩一斗。亩五升，以一夫一妇受田六十亩计，则为三石，较孝文定制增一石。亩一斗，则六十亩须六石，然亦不过什一之税。

然豪强荫附，一切归公，政府到底并不吃亏。所以此制直到北齐、北周，依然沿袭。比齐制，人一床【一夫一妇。】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准半，牛租一斗，义米五升。】于正租外又加“义租”。正租入中央国库，义租纳郡县，备水旱灾。【设仓名富人仓。】于政府收入外，再注意到平民灾歉救济之准备，这一个制度亦为将来隋、唐所取法。

隋文帝开皇五年，工部尚书长孙平奏请“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十六年，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唐太宗时，诏，“亩税二升粟、麦、秔、稻，随土地所宜。商贾无田者，以其户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为差。”天宝中，天下诸色米积九千六百余万石，而义仓得六千三百余万石。义租、义仓，与汉代“常平”不同者，常平由官籴，义租由民输，其为留意民食之良政则一。又按，其制亦先起于魏之李彪。魏书释老志有“僧祇户”、“僧祇粟”，于俭岁赈给饥民，意亦略同。

并因租税轻减，社会经济向荣，民间学术文化事业得有长足之进展。

北齐书儒林传：“北齐引进名儒，授皇太子诸王经术。然爰自始基，暨于季世，惟济南之在储宫，颇自砥砺，以成其美；余多骄恣傲狠，动违礼度。世胄之门，罕闻强学。胄子以通经仕者，惟博陵崔子发、广平宋游卿而已。幸朝章宽简，政纲疏阔，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阴，动逾千数。燕、赵之俗，此众尤甚。”

北周租额，较之元魏、北齐皆稍重。

周制：“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亩；七以上，宅四亩；五以上，三亩。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者田百亩。司赋掌赋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与轻疾者，皆赋之。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今桉，有室者授田百四十亩，即魏制露田男四十、妇人二十，倍受共一百二十亩，又桑田二十亩也。魏调二石，今五斛，为已重矣。

然上比晋代，尚轻减十余倍。【比古制什一之税，亦轻至四、五倍。】

而主其事者苏绰，常引为憾事。至其子苏威，卒能干父之蛊，助成隋代之郅治。

北史苏威传称：“威父绰在魏，以国用不足，为征税法，颇称为重。既而叹曰：'所为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至隋文帝时，奏减赋役，务从轻典，帝悉从之。”按：隋制，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此其证。唐“租庸调”制租粟二石，则仍依北魏也。又按：史称：“江表自东晋以来，刑法疏缓，世族凌驾寒门。隋平陈后，牧民者尽变更之。苏威又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民间讹言，隋欲徙之入关，陈故境大抵皆反。”此江南世族不惯北朝制度也。南北社会不同，于此可见。

这一种政治道德的自觉，在南朝亦复少见。

继均田而起的新制度有“府兵”。自行“均田”而农民始有乐生之意；自行“府兵”，而农民始无迫死之感。【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临时抽丁，皆弃之也。】必待下层农民稍有人生意味而后世运可转。隋、唐复兴，大体即建基于均田、府兵的两个柱石上。

三、西魏的府兵制

北朝军队，一样以鲜卑种人为主体。羽林、虎贲为中央宿卫，六镇将卒为边境防戍，皆系代北部落之苗裔。

其它胡人亦多充兵役，而汉人则务耕种。太武太平真君十一年南伐，围盱眙，遗臧质书：“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氐、羌，卿杀之无所不利。”延兴三年将南讨，诏：“州郡十丁取一充行”，然此出非常。故髙欢据边镇为变，每语鲜卑，犹谓：“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何为疾之？”

及孝文南迁，军士自代来者皆为羽林、虎贲。【事在太和二十年冬十月。】而又诏选天下勇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充宿卫。【事在太和十九年秋八月。】是当时羽林宿卫中，已有非鲜卑人甚多。至北齐则兵队主体渐渐转移到汉人身上。

齐文宣受禅，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又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士”，以备边要。是齐兵亦不复专仗胡人。至河清定制，男子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此则俨然已是两汉的全民兵役制。又按：傅奕云：“周、齐每以骑战，驱夏人为肉篱，诧曰：“当剉（cuò）汉狗饲马，刀刈汉狗头，不可刈草也。”然高敖曹在军，高欢为之华言。欢尝以敖曹所将皆汉兵，欲割鲜卑兵千余相杂。敖曹曰：“所将前后格斗，不减鲜卑，不烦更配。”要之，济、周时华人已不可侮，傅言正可见其转变前之情态。

魏武西迁，六坊之众从而西者，不能万人，余皆北徙。

西魏立国，本依关陇汉人为基本，其军队主体早属汉人。

其先贺拔岳辅尔朱天光入关，众不满二千。其后战胜降服，大率以西人为主。宇文泰接统岳军，知其部下主力，皆西土关陇人矣。魏武西奔，特为客寄，且其禁兵，皆由宇文泰诸壻分掌。如李逵子基、李弼子晖、于谨子翼，皆汉族也。时西魏宗室凋零，泰遂以其部下诸将改赐胡姓。洪迈曰：“西魏以中原故家易赐番姓，著者如李弼、赵肃、赵贵、刘亮、杨忠、王雄、李虎、辛威、田弘、耿豪、杨绍、侯植、窦炽、李穆、陆通、杨纂、寇隽、段永、韩褒、裴文举、陈忻、樊深。”可知宇文虽胡族，而其势力实依汉人，不如高欢以汉族而实依仗胡人。故北周汉化，北齐胡化，风尚之异，亦由其立国基础而判也。

宇文泰用苏绰言，创为“府兵”，籍六等之民，择魁材力之士以充之。【民户分九等，六等乃中等以上之家，凡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主之。分属二十四军，开府各领一军。大将军凡十二人。每一将军统二开府，一柱国主二大将，将复加持节都督以统焉。凡柱国六员，众不满五万人。

按：苏绰卒在大统十二年，六柱国李弼、独孤信拜于十四年，于谨、赵贵、侯莫陈崇在十五年。【另有李虎。】绰传谓绰“置屯田以资军国”，此即府兵也。惟府兵之统于六柱国，则为绰卒后事，可见此制亦非一时完成。

自相督率，不编户贯，尽蠲租调。有事出征，无事则岁役一月。

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无他赋役。此后隋、唐府兵，则仅役二十日。

其甲槊弓弩，并资官给。

遇出征，衣驮牛驴及糗粮，皆由公备。

这即是府兵制之大概。

府兵制长处，只在有挑选、有教训；而更重要的，在对兵士有善意，有较优的待遇。将此等兵队与临时的发奴为兵、谪役为兵，以及抽丁为兵相敌，自然可得胜利。古人所谓“仁者无敌”，府兵制度的长处，只在对自己的农民已表见了些人道意味。【史称：“抚养训导有如子弟，故能以寡克众”是也。】从此军人在国家重新有其地位，不是临时的捉派与惩罚。

府兵制另一个意义在把北方相沿胡人当兵、汉人种田的界线打破了。中国农民开始正式再武装起来。

周书文帝纪：“西魏大统九年，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按：此云“豪右”，即六等之民，下户三等不得与，亦三国壮者补兵之意也。又隋书食货志：“周武帝建德二年，【周书在三年。】改军士为侍宫，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此皆周代兵制多征汉人之证。又元魏本属部族军队制，史称魏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至西魏时多绝灭。恭帝元年，宇文泰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及大定元年下令，前赐姓皆复旧。是先以汉军功赐为胡贵族，后则并去胡复汉。此处正可看出当时胡、汉势力之推移。此下恭帝三年，即正式行“六官”之制。自鲜卑旧制贵族国姓变而为六官，此尤政治组织之一大进步也。

从此北齐、北周东西两方的汉人，均代替到鲜卑族的武装与兵权。

北齐是全农皆兵，北周是选农训兵，此为者间之不同。

所以自行“均田”，而经济上贵族与庶民的不平等取消；自行“府兵”，而种族上胡人与汉人的隔阂取消。北方社会上两大问题，皆有了较合理的解决。中国的农民，开始再有其地位，而北周亦遂以此完成其统一复兴的大任务。

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的产生，必有一种合理的政治思想为之渊泉。北朝政洽渐上轨道，不能不说是北方士大夫对政治观念较为正确之故。北周书文帝纪魏大统十一年春三月令：“古之帝王所以建诸侯、立百官，非欲富贵其身而尊荣之，盖以天下至广，非一人所能独治，是以博访贤才，助己为治，若知其贤，则以礼命之。其人闻命之日，则惨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劳，何舍己而从人？’又自勉曰：'天生儁七，所以利时。彼人主欲与我共为治，安可苟辞？’于是降心受命。其居官也，不惶恤其私而忧其家，故妻子或有饥寒之弊而不顾。于是人主赐以俸禄、尊以轩冕而不以为惠，贤臣受之亦不以为德。为君者诚能以此道授官，为臣者诚能以此情受位，则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后世衰微，以官职为私恩，爵禄为荣惠。君之命官，亲则授之，爱则任之。臣之受位，可以尊身而润屋者，则迂道而求之。至公之道没，而奸诈之萌生。天下不治，正为此矣。今圣主中兴，思去浇沩。在朝之士，当念职事之艰难。才堪者审己而当，不堪者收短而避。使天官不妄加，工爵不虚受，则淳素之风庶几可返。”按：大统十年秋七月，魏帝以宇文泰前后所上二十四条及十二条新制，方为中兴永式，乃命尚书苏绰更损益之，总为五卷，班于天下。于是搜简贤才，以为牧守令长，皆依新制而遣焉。则是令乃苏绰笔也。

魏书道武纪天兴三年十二月乙未天命诏、丙申官号诏，陈义皆至高卓。官号诏云：“官无常名，而任有定分。桀纣南面，虽高可薄；姬旦为下，虽卑可尊。一官可以效智，华门可以垂范。故量己者，令终而义全；昧利者，身陷而名灭。故道义，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于道，不可以为宜；爵无补于时，不可以为用。”此等语殆是崔宏笔。北朝士大夫对于政治见解远胜南士，于此可征。

周武帝保定二年诏：“树之元首，君临海内，本乎宣明教化，亭毒黔黎；岂惟尊贵其身，侈富其位？是以唐尧疏葛之衣，粗粝之食，尚临汾阳而永叹，登姑射而兴想。况无圣人之德，而嗜欲过之，何以克厌众心，处于尊位？朕甚恧焉。”此等皆辞旨深醇，不愧两汉。马周之告唐太宗曰：“自魏晋以还，降及周隋，多者不过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傅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此等意境，直逊北朝诸儒远矣。

第二十一章 宗敦思想之弥漫【上古至南北朝之宗教思想】

代表魏晋、南北朝长时期之中国衰落情态者，有一至要之点，为社会宗教思想之弥漫，同时又为异族新宗教之侵入，即印度佛教之盛行於中国是也。

一、古代宗教之演变

古代的中国人信仰上帝，可说是一种“一神教”。【或说是等级的多神。】但人民只信仰上帝之存在而对之尊敬，至於礼拜上帝之仪节，则由天子执行。

公羊曰：“天子祭天，诸侯祭土。” 【僖三十一年。】上帝之爱下民，乃属政治的、团体的，而非私家的、个人的。上帝公正无私，乃爱下民之全体，故亦不需私家个人之祭报。楚语言：“少皡之衰，九黎乱德。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民匮於祀，而不知其福。”是也。【后代中国祭孔，亦以大众的、公的敬礼事之：如关公等神祠，则与观音等同为各个人的私祈求所归向。论中国宗教思想，必分辨此两种之不同。】

相应於此种宗教信仰，而有地上大王国之建立。

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又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帝、人民、皇帝，三位一体，而皇帝乃为上帝与人民两者间之仲介。皇帝能尽此责任，斯为圣君。遇其不能尽此职者，则有革命。召诰曰：“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相古先民有夏，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今时既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是也。

“天道远，人道迩”，【郑子产语。】此项观念，渐渐在春秋时代开展，乃产生偏重人道的儒家思想。

孔子曰：“丘之祷久矣。”又曰：“敬鬼神而远之。”曰：“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又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此皆孔子浙浙撇去天道而以人道代之之思想也。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又曰：“推此心足以王天下。”竟以人心代天意，即直承孔子思想而来。

墨家偏於古宗教之维护。

如其天志、明鬼诸论皆是，其尚同论仍本天志以建立地上之大王国，与古代宗教观念极似。【此为墨家与基督教相异之点。基督教之王国乃在天上，人人可向上帝直接奉事。墨家尚同思想，则依然为一政治的、团体的，与个人的、私家的有别。基督教人人直接信奉上帝，则不容于上帝外别有鬼神。墨家依然为一种相应于地上王国政治的宗教，故天之下仍可有鬼。如天子祭天、诸侯祭其境内名山大川之例。】

而道家则对於鬼神上帝，为激烈的破坏。

庄老皆主无治，故曰“小国寡民”。又主“不教”。盖大一统之地上王国，统治於一圣君之下，推行一种圣贤政治，【亦可说哲学政治。】以道德理论【原本于天。】教化人民，【此为儒、墨所同。】此等见解，彻底为道家所反对。故道家对于旧传宗教观念，【即与此等政治理论相应者。】亦皆根本推翻。道家可说是一种消极的、无为的反神论。

比较最后起的一派为阴阳家。【阴阳家原于邹衍，齐人，与燕惠王、赵平原君同时。其成学著书，当在老子后。】

阴阳家依然根据实际的政治兴味，【即为建立地上王国所需要的团体的兴味。】来修改古代的宗教观念，而造成他们著名的“天人相应”的学说。

阴阳与五行，并非两派，此派以阴阳五行说明宇宙万物，已为采用道家庄老言自然万物的说法。【史记孟荀列传详载邹衍学说。其推而广之以言地理，又推而远之以言历史，皆与庄子齐物、秋水路径相似。以一气分阴阳，其论采于道家；五行则由当时新发现天空中金、木、水、火、土五行星而起。】惟其主要精神，则仍本於儒家。【即偏重于政治的兴味而言仁义是也。】其学说大约可分两部分。

一见於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时则训及礼记月令，【此主“五行相生”说，如春为木，夏为火，木生人是也。】大抵主王者行政，须随时节为转移。【故曰“时则”，又曰“月令”。今俗称时令、节今，此“令”字即王者之号令，所谓政令是也。政令当与时节相应，即为天人相应之一主要义。】

此种学说，似颇导源於孟子，所谓“勿夺民时”也。【古者以大会猎教战，必于农隙，因之此派生用兵、用刑必在秋冬。又古人役民筑城、浚川及修坟墓等大工役，亦在农事已毕之后，故此派生葬埋及开掘动土必在冬季。农业社会之政治，处处与天气节候有关。惟孟子偏重人道观念，以“不忍人之心”及“保民而王”等说之。邹衍又折向古代宗教意味，偏重天道观念，遂另造一套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如谓冬行水令。利于用兵、用刑之类是也。苟子谓：“盂子、子思造为五行”，以晚起五行学说根本要义实导源孟子，非孟子自身即有五行学说也。（此种思想，直至最近俗传时宪书，仍有某日宜某事、某日不宜某事等，由古人以干支纪日，五行家以干支分配五行，於是再以相生相克说之，即见有宜、不宜。）】

又一部分则为汉儒所传之“五德终始论”。【此主“五行相克”，如周为火德，秦灭周，故自谓水德，水克火是也。又时之令，如周为火德，尚赤，（此在时则、月令属夏）；秦为水德，尚黑（此在时则，月今属冬）。两派学说互自不司，而皆源自邹衍。大抵前者先起，故吕氏春秋已采之；后者晚出，故秦始皇并六国而采其说。】此所谓“五德之运”，此“运”字似从孟子“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来。【“运”只是因民心之转而影响到政权之推迁。五行学家又从民心折返天意，天上无不变之四时，地下亦无一姓之王统。此老子所谓“四时之运，功成者退”，而董仲舒引伸之曰：“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尧、舜之禅让。”于是王室更迭，为一种必然的循环。不重在人道上，而转重到天道上去。此又是天人相应之例。（今俗传命运说，即由此来。“运”即是“命”之必然的转动。一国一王政治制度之必然转动，渐降为一人一家之祸福的命运。）】故知邹衍学说原本孟子，不过天道、人道畸轻畸重之间，两人不同而已。【上述二说中，无论从何一说，已由惟一的上帝观念而演化成青、赤、黄、白、黑。五色帝。】

古代的宗教，便利于大群体之凝合，而过偏于等级束缚，一般个人地位不存在。【除却王帝以及诸侯贵族一部分特权阶级。】儒家以“仁”济“礼”，【“礼”为等级的，而“仁”则平等的。一般个人各自以“仁”为一切之中心；“礼”则只能最高结集于王帝，为唯一外在之中心。】在大群体之凝合中，充分提高了一般个人的地位，【古人言礼本於天，极於王帝。儒家言礼本於仁，由于个人。惟仁即顾及群体，即仍有礼之存在，仍不能无等第。（单礼可以无分别，群体不能无分别；等第即分别也。）】墨家一面注重大群之凝合，一面反对等第的束缚，【故唱“兼爱”。】而其缺点，则在个人之依然无地位。【故唱“天志”，抑且较古宗教为甚。】道家则专意要向大群体中解放个人，【故言“道德”，不言“仁义”。道德是各个的，仁义是融和的。】而结果达於群体之消失。

古宗敦以上帝、天子、民众为三位一体；儒家则以个人、大群与天为三位一体。墨家并不注重个人，只以大群与天合体。道家则以个人径自与天合体而不主有群；故於历史文化皆主倒演，即返到原始的无群状态。阴阳学家的缺点，第一在由儒家之偏重人道观又折返古代之偏重天道观；【如此则个人地位又趋模糊。】第二在由儒家之正面的、积极的观念里，又掺杂进许多道家的反面的、消极的观念，【如此则个人地位势必与群体冲突。】因此遂有神仙思想之混入。“神仙”即是由大群体解放出来的个人最高理想。

神仙思想之产生，盖有两地。一在汝、淮、江、汉、陈、楚之域，其地山川景物，均与中原河域不同。其居民活泼而富想像，散居野处，巫鬼祭祀，男女相悦，其意态与北方殷、周之严肃奉事一上帝者有别。【此为自由的、个人的，而彼则团体的、大群的也。】其徵见之於楚辞、九歌、大招、招魂、离骚诸篇之所赋。

其一则在燕、齐滨海之区，海上神山，缥渺无稽，亦同为神仙思想所蕴孕。【燕、齐滨海，故其想像常超脱向外；淮、汉居陆，故其想像亦就地著实。燕、齐之所想望在世外，故以求仙为宗；淮、汉之所追求在地上，故以降神为主。要之，同为个人的，非团体的；又同为方术的主要泉源，以与中原河域大众教之重礼乐者为别。其后秦灭六国，此等思想同为中原民族所吸收，而被编配于大众教上帝一神之下。（如湘君、山鬼之类，此不过一水神、一山神耳。其后以湘君、相夫人为尧之二女；又以屈原为水神，皆以南方民间素朴的自然神，溶入历史文化中，即是南方思想被吸收、被编配而与北方思想同比之证。）】其神仙思想之正式为学者所采用，则似始於庄子。

儒称“守死善道”，墨号“赴汤蹈火”，儒、墨皆以其轻生尚义之精神，逐渐使平民学者在社会上崭然露头角而占到其地位。【如子路、孟胜之徒皆是。】继起者遂有杨朱主为我尊生，以反对儒、墨之轻生为人。

庄子思想承接杨朱，既主为我尊生，因此不愿有团体与社会之压迫，又不乐为团体社会而牺牲，【所渭“鱼相忘于江湖”，理想的社会，正如江湖然，使群鱼各得独自游行之乐，而无丝毫拘碍束缚。】遂於人事方面，政治、教育诸要端，皆抱消极反对之意态。因此想慕及於一种自然的、超人的【即离俗出世的，亦即不受群体拘束的。】生活，【所谓“吸风饮露”，如藐姑射之“神人”，乃可无所赖于人而独全其天。】而寄托于神仙之冥想中。阴阳学家既主天人相应，以人事诉合於自然，自易接受道家此派意见，惟於阴阳学家本意，则相违殊远。【故史记谓：“燕、齐海上之方士，为方僊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传邹衍之术而不能通也。”盖邹衍著眼在大群体，神仙思想则只是个人主义。要之即是儒、道两家之别也。及汉初淮南王，即汇合此陈楚巫鬼、燕齐神仙与道家思想而融为一体者，遂为此后道家之新宗。】

秦、汉方士遂以变法改制、封禅长生说成一套。

说文：“儒，术土之称。”方、术、道三名同义。儒称“术士”，阴阳家名“方士”，道家为“道士”，实一义相承也。方士求仙捷径，厥为礼祠鬼神，期由感召而得接引；此等感召，须遵一定之方术。【即礼。】如汉武帝时方士李少君有“祠灶方”，即祠灶神之礼。谬忌奏“祠太一方”，【即祠太一之礼。】祭祠鬼神，不以其道不至。【道即术、即方，亦即礼也。】

故知方士其先与礼家同源，即儒之所习而微变焉者。变法改制以顺天利人，此亦礼家研讨之业。惟谓王者改制太平，封禅告成功，而得升天长生，【以黄帝为证。】则史记所谓“怪迂阿谀苟合之徒”。其间羼（搀）以道家神仙思想，为儒术所未有也。【由上述一说，上帝之性质又渐从“鬼神”的神转换到“神仙”的神。此两种变化，即惟一的上帝变成五帝、天神变成神仙，皆由搀进道家思想而来。】

古代一种严肃的、超个人的【相应于团体性与政治性的。】宗教观念，【由是产生一种君主的责任观念。】遂渐渐为—种个人的、私生活的乐利主义【尤甚者属神仙长生术。】所混淆。

纯理的【即超我的。】崇敬与信仰堕落，方术的【由我操纵的。】权力意志扩张。【惟一的上帝，分解为金、木、水、火、土五行；死生大命，亦以理解自然而得解脱，别有长生久视之术。】

团体性的【政治、礼会、历史、文化的。】束缚松解，个人自由发舒。此两种机栝，完全在道家思想之演进中完成。【道家思想过于偏激，阴阳家不过为道家接济，使之渐达彼岸。】

古代以王帝代表著上帝，【因此王帝的性质，不重在权力而重在原理。】以地上之王国，代表著天上之神国。【因此人生只在现实，不在未来。】政冶、社会、风俗、经济、教育、文化，【此一切即儒家之所谓“礼乐”。】一切群体的事业之发展与生长，消融了个人的【小已的。】对立，而成为人生共同之期求。【此即当时之一种宗教。】

孔子指出人心中一点之“仁”，【此即儒家所谓“性”。】来为此种共信画龙点睛。只就仁孝基本，可以推扩身、家、国、天下以及於天人之际，而融为一体。【此即儒家所谓“尽性”。孟子于“仁”外言“义”，因仁字稍有偏于内在性与软性，可以用此补正，使之外立与硬化。】所以人生之归宿，即在身、家、国、天下之融洽与安全。【此即儒家所谓“天”与所谓“命”。】而人生之期求，即在政治、社会、风俗、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之合理与向上。【此即儒家所谓“道”与所谓“礼乐”。】

此种意识，与秦、汉大一统政府相扶互进，不必再要另一个宗教。【后儒论礼乐，必从井田、封建、学校诸大端求之，其义在是。若专从死丧哭泣祭拜歌蹈，仪文细节处，谓儒家礼乐在是、古代宗教在是，则失之远矣。】

二、东汉以下之道教与方术

逮乎大一统政府逐渐腐败，【此亦因儒家思想未能发挥尽致，而自有其病痛。】人生当下现实的理想与寄托毁灭，群体失其涵育，私的期求奋兴，礼乐衰而方术盛。当此时期的社会，则自然舍儒而归道。【其时的政府（或为政府打算的学者），往往想应用法家的手段来牢笼，而终于牢笼不住。】

王莽时代即是走上此种歧途惶惑之顶点。

王莽之受禅与变法，实为西汉政治社会已走上衰运后之一种最后挣扎。当时一面崇兴礼乐，一面又盛事避忌。阴阳家本兼采儒、道两家思想而成，王莽时代为阴阳学家思想之极盛时期，亦即阴阳学家思想内部破裂之时期。“礼乐”与“方术”，到底不能融合为一。王莽之失败，一面即是阴阳学派思想之失败。自此以往，儒、道两家，依旧分道扬镳，而阴阳家思想遂一蹶不振。【惟阴阳家思想已有不少渗入儒、道两家之血液中。】

光武、明、章虽粉饰礼乐於朝廷，而社会上则方术思想日盛一日。【只观王充论衡所批斥，即可考见其一斑。】

东汉一方面是王纲之解纽，【即大—统政府之瓦解。】又一方面则是古人一种积极的全体观念【即天的信仰。】之消失。

相应於乱世而起者，乃个人之私期求，方术权力之迷信，【段炯表荐樊志张，谓其：“有梓慎、焦（延寿)、董（仲舒）之识。”何进表荐董扶，谓其：“内怀焦、董消复之术。”晋韩友“行京、费厌胜之术”。当时人对学街，全以一种方术视之。而此种方术，人体为个人消殃避祸，求福延年。】与物质的自由需要。【最著者，人可不死，铅汞可变黄金。以不死之生命而济之以无量之黄金，则物质上之需要可以十分自由而无憾矣。】於是後世之所谓道教，遂渐渐在下层社会流行。

阴阳家虽亦擅神仙方术，然其精神仍偏於政治；故西汉人以邹衍与孔子并提。以私人的福利观念普遍流传於社会下层者，则非邹衍而为老子；此亦自西汉已然。故方士偏於向上活动，道士则偏於向下活动。秦皇、汉武之所想望，变而为东汉以下一般平民之期求。比读史记封禅书与後汉书的方术传，正可以看出这一个转变。

初期佛教输入，亦与此种社会情态相适协，而渐渐占有其地位。

史称：楚王英晚节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韶之曰：【事在永平八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是其时喜黄老者已兼祠浮屠之证。又桓帝时，襄楷上书，“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云云，依然以黄老、浮屠并举。二事相去约百年，可见当时佛教仅如黄老之附庸也。又灵帝熹平二年，陈国相师迁追奏前相魏愔与陈王宠共祭天神，希幸非冀，愔辞“与王共祭黄老君，【当作'黄帝、老君’。】求长生福而已，无他翼幸”。是当时以黄帝、老子为天神，谓祠黄老可得长生之证。

逮乎东方黄巾之乱，【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太平清领书”。（后称“太平经”。）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观杂语。桓帝时，平原襄楷又上之，其后张角颇有其书。盖本之天文星象而附以符箓巫道。】以及汉中张鲁之亡，【张鲁，沛人。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鹄鸣山中，造符书，为人治病。陵子衡，衡子鲁，以法相授。自号“师君”，其众曰“鬼卒”，曰“祭酒”，曰“理头”。此派道学亦自东土流衍，与黄巾盖同源，皆远始先秦，所谓燕、齐方士，即黄老学、阴阳学之故乡也。又汉末有魏伯阳著参同契，为道家言服食修炼者所宗，亦在东方。】方术信仰渐渐在士大夫阶层中失其势力。

曹植、曹丕兄弟，皆不信方士神仙之术。【曹丕典论，曹植辩道论，皆辩其事。】及嵇康为养生论，乃从哲理的见解谓：“导养得理，可以延年”，不啻为方术信仰开新生命。至葛洪著抱朴子，仍信服食长生。嵇、葛处境与曹氏兄弟不同。厌世无聊，乃有讬於此也。

大的群体日趋腐败毁灭，既不能在政治社会大处著力，希图补救，常自退缩在个人的私期求里，於是只有从方术再转到清谈。

此即自黄老转入庄老也。黄老尚带有政治意味，【即牵涉群体。】与阴阳学家相搀混。庄老则全属个人主义。东汉治老子学者常兼通天文图识，清谈家则否。清谈家一方面似较合理，另一方面，则对全体观念更为浅狭。

相应於此种形势下之佛教，乃亦渐渐有学理之输入。

佛教与庄老，自有其本原相似处。即均为各个人打算，以各个人融解入大宇宙，不注重为大群体打算。【以各个人融解入大人群。】晋释道安注经录序云：“佛教延及此土，当汉之末世，晋之盛德。”正指思想上之传播而言。

名士世族在不安宁的大世界中，过著他们私人安宁的小世界生活，他们需要一种学理上的【情神方面、内心方面的。】解释与慰藉。瞿昙与庄、老，遂同於当时此种超世俗的学理要求下绾合。

魏晋之际，则先求孔子与庄老之绾合。【裴徽问王弼：“无者诚万物之所资，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于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为训，故不说。老子是有者，故恒言无，所不足。”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弼与不同，以为“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王衍问阮修，老庄、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衍辟之为掾。世谓之“三语掾”此皆当时要求绾合孔子於超世俗之学理之证。直至郭象注庄犹尔。】

东晋名族，并多信持“天师道”。

史称王氏世事“五斗米道”。王羲之既去官，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郗愔xīyīn事天师道，与羲之、【愔姊夫。】许询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其子超转奉佛。】王凝之信道弥笃，孙恩【亦世奉五斗米道而作乱。】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遂为恩所害。殷仲堪少奉天师道，精心事神，不吝财贿，而怠行仁义，啬於周急，及桓玄来攻，犹勤请祷。此等名士，皆理解超卓，而犹信此等道术者，盖彼辈於世俗事既不肯多所尽力，则个人的私期求自难舍弃。【个人不投入大人群。则必求投入大自然。】故超世必希长生，犹幸其术之一验；否则鼓琴烧香，常乐我净，亦与彼辈私生活之闲适相谐。【孙策云：“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尝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绛帕犹黄巾之类，是此教以鼓琴焚香为事之证。】

又其道须自首过失，【王献之遇疾，家人为之上章，道家法应首过，问其有何过失。对曰：“不觉，唯忆与郗家离婚。”是其教有首过之证。】凡度出世生活者，必以此为调节。【经营世务，过则改为，其良心上之罪恶感，常不如超世离群者之迫切。】且此等求长生、乐清净、自首过失诸端，亦复与当时门第之克绵其世泽者有补。【彼辈既不经营世务，又安富累世，而能清净自守者，固为于庄老玄理薄有所得，亦由此等外正的律行，有以助之。将来之转而佞佛，理亦有由是者。】守之既有素，一旦临祸变，则亦惟有乞灵以自慰也。【如王凝之、殷仲堪。】

可见当时南方名士，彼辈对国家民族，政教大业，虽尽可捉尘清谈，轻蔑应付，然涉及其个人私期求，则仍不免要乞灵於从来方术之迷信。这一种风气，直要到宋、齐以下，始渐渐消失，而其时则佛教思想遂一跃而为时代之领导者。【两晋以清谈说庄老；宋、齐以下，则以佛义说庄老。】

三、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佛教

佛教入中国，远在东汉初年，或尚在其前。

汉明帝永平中，遣使往西域求法，其事始见於牟子理惑论及四十二章经序等书，是为我国向所公认佛教最先之传入。或其事尚可前溯，然要之於中国社会未见影响。

惟佛法之流布，则直到汉末三国时代而盛。其时则多为小乘佛法之传译，高僧多属外籍。

如安世高、支栖迦识、康僧会之类是也。中国僧人见於慧皎高僧传者以朱士行为最早，然已在三国时。知其先佛法极少与中国上流学术界相接触。

东晋南渡，佛学乃影响及於中国之上层学术界，其时则僧人与名士互以清谈玄言相倾倒。

如竺法深、支道林其著也。殷浩北伐既败，大读佛经，欲与支道林辩之。孙绰以名僧七人匹竹林七贤。【道贤论。】此名士与僧人合流之证。故深公评庾亮，谓：“人谓庾元规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许。”庾冰创议沙门宜跪拜王者；桓玄继之，并主沙汰沙门。【至宋、齐，此二议皆曾为朝廷采纳。】庾、桓两家，固与名士清谈气味不相投。可知东晋僧人，实与名士站在同一路线，一鼻孔出气也。

直到南朝，梁武帝信佛，而佛法遂盛极一时。

其时京师寺刹，多至七百。宫内华林园，为君臣讲经之所；宫外同泰寺，为帝王舍身之区。【粱武帝三度舍身入寺，与众为奴，群臣以一亿万钱奉赎。南齐竟陵王，亦先有其事。此后陈武帝幸大庄严寺舍身。陈后主即位年，亦在弘法寺舍身。】为无遮大会，道、俗会者五万。【中大通元年。】郭祖深舆榇上疏，谓：“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天下户口，几亡其半。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荀济亦上疏云：“倾储供寺，万乘拟附庸之仪，肃拜僧尼，三事执陪臣之礼。宠既隆矣，侮亦剧矣。” 【此等皆由大群体政治观点排斥佛教，即唐代韩愈亦然。反而论之，大群体政治有办法，佛教自会衰落，则为宋代欧阳修之本论。自理学家起，则是为新儒学。】

以前的名士们，感世事无可为，遂由研玩庄老玄学而曲折崇信佛法。现在如梁武帝，则是大权在握，正可展布，却由崇佛而致世事败坏。【以前如阮籍、嵇康等，皆是政治上不得志，遂转向庄老。梁武帝高踞帝位，岂得崇奉出家人法？】

北方五胡君主，崇佛尤殷。最著者为二石【勒与虎。】之於佛图澄。

五胡虽染汉化，其浅演暴戾之性，骤难降伏，一旦锦衣玉食，大权在握，其临境触发，不能自控制者，最大有两端：一曰好淫，二曰好杀。惟佛法，适如对症之药。人自慕其所乏，故五胡君主於佛法所尝虽浅，而敬信自深。高僧传谓：“竺佛图澄【西域人。】悯念苍生，常以报应之说，戒二石之凶杀，蒙益者十有八、九。” 【支道林谓：“澄公以石虎为海鸥鸟。”】

又五胡君主，自谓本胡人，当奉胡教。高僧传又谓：“佛图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营造寺庙，相竞出家。中书著作郎王度奏禁之，石虎下书曰：'度议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宜奉。朕生自边壤，君临诸夏，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 【辽、金、元、清四朝奉佛，皆带有此两因缘。】

稍後至姚兴迎鸠摩罗什，而北方佛法如日中天。

罗什，龟兹人。苻坚先命吕光将兵西征，欲迎之，适坚被杀，罗什停於凉州。直至姚兴敦请始来。兴既托意佛道，公卿以下，莫不钦附，自远至者五千余人，坐禅者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大乘经典之宏扬，亦多出其手。【高僧传：“什在长安译经三百余卷。僧佑著录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自此以往，佛学在中国，乃始成为上下信奉的一个大宗教。

原佛学流行，固由於当时时代之变动，而尚有其内在之条件。

第一佛法主依自力，不依他力。

世界诸大宗教，率本天帝神力，惟佛教尊释迦，则同属人类。此与中国儒家，尊崇人文历史、敬仰古先圣哲之教义大同。亦复与道家彻底破坏天神迷信之理论不相违背。释迦之可尊，在其“法”，故佛家有“依法不依人”之教。当知得此大法者不止释迦一人，故佛书屡言“诸佛”，又言“人皆有佛性”，则尽人皆有可以成佛之理，此与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义又相似。

第二佛法主救世，不主出世。

诸教率向往尘俗以外之天国，故其精神率主出世，而又同时亦兼带一种浓重的个人主义。佛法虽亦主有一“涅盘”境界，但同时主张“三世因果轮回报应”。人生宿业，纤微必报，故主於当身修行，勇猛精进。又佛义主张“无我”，一切以因缘和合为法，故“众生不成佛，我亦不成佛”。又曰：“生死即涅盘，烦恼即菩提。”如是则成为一积极的救世主义者。此与诸教主张个人出世、以大国为乐园者自别，亦复与中国庄老道家一派有厌世、玩世意味者迥异；此又与儒家侧重大群主义之人文教相似。

故佛教在其消极方面，既可与中国道家思想相接近，在其积极方面，亦可与中国儒家思想相会通。

其时名德高僧如慧远、僧肇之徒，皆精研庄老义，而释道安二教论【广弘明集卷八。】乃抑老於儒下。此後竺道生“一阐提亦具佛性”与“顿悟成佛”之说，更为与儒义相近。谢灵运和之，其与诸道人辨宗论【广弘明集卷十八。】以孔、释两家相拟立论。而孙绰喻道论乃谓牟尼为“大孝”，“周、孔即佛，佛即周、孔”。是其时名士僧人，又俱黜老崇孔。故其先兼通老、释，至是乃并拟儒、佛。此种界线，大体相当於晋、宋之际，可以僧肇与生公时代为划分。

而当时佛法之所以盛行，尚有一积极的正因，则由其时中国实有不少第一流人物具有一种诚心求法、宏济时艰之热忱是也。

其间品德学养尤著者，如道安，【常山扶柳人，师事佛图澄，居河北，后南投襄阳，遂赴长安而卒。道安为中国一个严正的佛徒，（其先如支道林等，只是出家的名士。）其徒众南北分张，始为佛教树独立之地位。】如僧肇，【京兆人，师事鸠摩罗什，为什门四大弟子之一。早死，其所著肇论，为极精卓之佛教论文。如慧远，雁门楼烦人，道安弟子，高隐庐阜，始开佛教讲坛，为南朝佛教大师。】如法显，【平阳武阳人，西行求法，先后凡十五年，为我国至印度第—僧人，足与后来玄奘西行相媲美。】如竺道生；【钜鹿人，学於鸠摩罗什，亦什门四大弟子之一也。后为南方佛教大师。】此等皆以极伟大之人格，极深美之超谐，相望於数百年之间。

盖以当时中国政教衰息，聪明志气无所归向，遂不期而凑於斯途。此皆悲天悯人，苦心孤谐，发宏愿，具大力，上欲穷究宇宙真理，下以探寻人生正道，不与一般安於乱世、没於污俗，惟务个人私期求者为类。故使佛教光辉，得以照耀千古。若仅谓佛讲出世，与一时名士清谈气味相投；而社会民众，亦以身丁荼毒，佛讲未来，堪资慰藉；并出家可以逃役，即获现实福益。凡此种种，固亦当时佛法盛行之世缘，然论其主要原因，则固在彼不在此。

故当时之第一流高僧，若论其精神意气，实与两汉儒统貌异神是，乃同样求为人文大群积极有所贡献。惟儒家著眼於社会实际政教方面者多，而当时之佛学高僧，则转从人类内心隐微处为之解纷导滞，使陷此黑暗混乱中之人生得宁定与光明，则正与儒家致力政教之用心，异途同归也。【惟此等高僧，亦多兴起于北方，南方则受其波及而已。】

四、北方之道佛冲突

佛教来中国，最先乃依附於庄老道家而生长。但南渡后的学者，已渐渐由庄老义转向佛教。【其著者，如当时名士群从支道林逍遥游义，而不从向、郭旧义，即其一证。详见世说新语。】其後则道教又模仿佛教，亦盛造经典仪范，而逐渐完成为一种新道教。【为此工作之尤著者，为宋代之陆修静。】

於是道、佛两教遂开始互相竞长，而至於冲突。但在南方，一辈名士世族，本在一个不安宁的大世界中过著他们私人安宁的小世界生活。他们所需要者，乃为一种学理上之自己麻醉、自己慰藉。彼辈在其内心，本无更强的冲动力，所以南方佛学多属“居士式”。其高僧亦与隐士相类，如慧远、生公之类是也。

即如梁武帝，崇信佛法达於极点，其在政事上亦仅有贻误，并无斗争。

故在南方之所谓道、佛冲突，大体仅限於思想与言辩而止，【如顾欢道士夷夏论之类足也。】与政治实务更无涉。

在北方则不然。当时北方是一个强烈动荡的社会，一切与南方自别。故南方人乃在一种超世绝俗的要求下接近佛法，北方则自始即以佛法与尘俗相纠合、相调洽。【如二石之於佛图澄，苻、姚之於鸠摩罗什，其内心动机，便与梁武帝不同。】

而北方高僧，其先亦往往以方术助其义理，【如佛图澄常以方术歆xīn动二石，罗什亦通阴阳术数。】遂与北方旧学统治经学而羼以阴阳家言者【即东汉以前风气。】相纠合。【若南方则以庄老清淡与佛义和会，正犹南方经学亦盛染清谈气味也。】

至北魏太武帝时，遂以实际政洽问题，而引起道、佛之强烈斗争。

崔浩【清河人。】父宏因苻氏乱，欲避地江南，为张愿所获，本图不遂，乃作诗自伤。其诗以婴罪不行於世；及浩诛，收浩家书，始见此诗。则浩之家门，必父子相传，有一种种姓之至感矣。【北方士大夫大都有此，须深观。】

浩见王慧龙，数称其美，司徒长孙嵩不悦，言於太武，以其嗟服南人，则有讪鄙国化之意。太武怒责之，浩免冠陈谢得释。从弟崔模，虽在粪土之中，礼拜形像，浩笑曰：“持此头颅，不净处跪是胡神邪?”浩大欲整齐人伦，分明姓族。【惟此可以维持当时北方之中国文化。】

外弟卢玄劝之曰：“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三思之，”浩不纳：则崔浩之为人及其意气，居可见矣。浩既博览经史，精通术数，而性不好庄老之书，【史又称：“浩父疾笃，浩乃剪爪截发，夜在庭中，仰祷斗极，为父请命，求以身代。”浩之为学，盖上承两汉，以儒生而兼阴阳术数，不乐魏、晋以下之庄老清谈。此即北方当时之旧学派也。】

遇寇谦之，【谦之父修之，为苻坚东莱太守，其地正为齐土道术盛行之地，寇家盖亦世传其教者。谦之自谓遇太上老君，命之继天师张陵之后。】每与浩言，闻其论治乱之迹，常自夜达旦，【可见浩之热心政治。】因谓浩曰：“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今当兼修儒教，辅助太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黄老道术，本注意政治问题；兼修儒教，即成秦、汉阴阳学家路脉矣。此是寇、崔学术接榫处。】而学不稽古，临事闇昧，卿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 【此是黄老与庄老大异处。黄老注意政治，有需稽古，於是有阴阳家五德终始之论出。庄老仅为私人生活著想，自然无需稽古，即不要历史往迹，因此与阴阳家判袂。（佛家亦不重历史，因道、佛皆欲解化人类归自然，不欲凝人类成群体。)今只看寇谦之与陆修静两人之事迹，便可见南北、双方道教精神之不同，并亦可以由此推想南、北双方之佛救精神，以及一切政教实况也。】

浩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书秦、汉变弊之迹。【此等全是阴阳家以历史讲法制因革之旧路径。】浩因上疏太武曰：“臣闻圣王受命，则有天应。而河图、洛书，皆寄言於虫兽之文。末若今日人神接对，手笔灿然，清德隐仙，不召自至。斯诚陛下侔踪轩黄，应天之符也。”拓拔焘欣然，乃始崇奉天师，【寇谦之。】遂改元为太平真君。【“太平”二宇，即源本秦、汉阴阳家言：汉未有太平经。此后北魏每帝即位，必求符箓，以为故事，而又信佛法。此如梁武帝信佛法，同时亦受陶弘景图识。以佛法仅重出世福利，帝王世业不得不借灵于道家（黄老一派）之符箓也。】

自是遂有“诸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诏。【太平真君七年。】盖阴阳学家一面有其应天受命之说，一面又有其长生久视之术，足以歆动时君，使其接受听行彼辈所预拟的一套历代帝王变法创制必然因革【即“五德终始”。】之顺序，而变法创制；彼辈遂得为王者师，而遂其政治上之另一种期求。【西汉阴阳学家即尔。】

北方学者，饱经兵荒胡乱，始终不忘情於政治上之奋斗，【此为与南方士族绝不相同处。】崔浩即其一例。【王猛死，苻坚下诏为之“增祟儒教，禁老庄、图谶之学”，与崔浩可谓迹异心同。后崔浩为修国史被杀，时高允（信佛）与浩同修国史；观允传，知浩史颇称实录，死非其罪。宋书柳元景传渭：“拓拔焘南寇汝、颍，浩密有异图，谋泄被诛。”此恐南朝传闻亦有未的。大抵如王猛、崔浩之伦，皆欲在北方於拥戴一异姓主之下而展其抱负者。（猛之未肯随桓温南归，殆知来南之无可展布耳。）浩则树敌已多，得罪不专为修史也。】

相应於此种情势下的北方僧人，亦常在政治、经济上切实自占权地。

崔浩於毁法四年後被诛。太武卒，文成帝立，佛法又兴。【佛法之废，积凡七年。】主其事者为沙门师贤【厨实国人。】舆昙曜。【凉州僧人。】魏书释老志：“昙曜奏：平齐户【讨平青、齐所徙民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师贤为“道人统”，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僧曹即僧官之曹也。】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供诸寺扫洒，岁兼管田输粟。高宗并许之。於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於州镇。”【如是则僧寺自有力量，别成一种封建势力。是北方僧人始终不脱经营世务之兴趣，亦因非此不足自存也。】

自此朝廷上下奉佛，建功德，求福田饶益，造像立寺，穷土木之力。【此为北朝崇佛特征，与南朝偏重义埋思想者微有别。今存大同云岗及洛阳龙门石窟造像，犹可见其时北方佛教艺术之超卓及其气魄之伟大。又按：北方自罗什逝世，研寻义理之风即衰，高僧则尚禅行，如昙曜即以禅业见称，敦尚实际行业，为北方佛门一贯风格也。】僧人亦代有增加，兹据释老志表如下：

年  代

寺  数

僧 尼 数

附  注

孝文帝—太和元年

平城…约百所

四方…六、四七八

平城…二千余人

四方…七七、二五八人

太和十年，遣僧尼还俗者一、三二七名。

宣武帝—延昌中

天下…一三、七二七

徒侣益众

孝明帝—神龟元年

洛阳…五百

魏末—正光以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所在编民，相与人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 　

洛阳…一、三六七

（迦蓝记）

天下…三万有余

天下…二百万

佛经流通，大集中国，有四一五部，合一、九一九卷。

甚至沙门谋叛之事亦屡见。

孝文延兴三年，有慧隐；太和五年，有法秀；太和十四年，有司马惠御。宣武永平二年，有刘慧汪；永平三年，有刘光秀；延昌三年，有刘僧绍；四年，有法庆。孝明熙平二年，有法庆余党。四十余年中，沙门谋乱者凡八见。

北齐僧众，其势仍盛。

天保五年，文宣帝诏问秀才对策，及於沙汰释、李，【文见广弘明集。】谓：“缁衣之众，参半於平俗；黄服之徒，数过於正户。国给为之不充，王用因此取乏。积竞由来，行之已久。顿於中路，沙汰实难。”

而北周则道、佛冲突再起，在武帝时，又有魏太武以来第二次之毁法举动。然其事则实已自道、佛之争，转而为佛、儒之争矣。【此种意味，实沿崔、寇而来，惟此益臻明显耳。】

北方佛、道冲突，始终暗波未断。至武帝时，卫元嵩上书【事在天和二年。】请立延平大寺：【此下皆譬说，即建立一理想的地上王国，以代天下之佛国也。】“容贮四海万姓，不劝立曲见伽蓝，偏安二乘五部。无选道俗，罔择疏亲。以城隍为寺塔，即周主是如来；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为圣众。则六合无怨纣之声，八荒有歌周之咏。飞沉安其巢穴，水陆任其长生。”卫虽佯狂不经，此疏却有力量，盖正指出了儒、佛两家的根本相异点。【儒在融个我入大群、佛在脱大群完个我。】

武帝本有志於“舍末世之弊风，蹈隆周之睿典”，【即位元年下诏。】遂入卫言。【屢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讨论三教先后。】至建德三年，乃下敕：“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悉令还俗。” 【周书本纪。】“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 【广弘明集。】

及建德六年周灭齐，武帝入邺城，召僧人赴殿，帝谓：“六经儒教，弘政术，礼义忠孝，於世有宜，故须存立。佛教费财，悖逆不孝，并宜罢之。” 【僧众五百，默默无声，俯首垂泪。】有争者，帝谓：“佛生西域，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广弘明集。以周武帝此等语还视石虎所云，可知北方社会之前后大不同矣。】当时谓：“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括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房绿。】

此後北方的政治情态，慢慢恢复到秦、汉大一统的传统局面，而东汉、三国以下相应於分崩离析而一时崛起的两种新宗教，遂亦渐渐失其在社会上真实的力量，而退处於他们较不紧要的地位。

五、隋唐时期佛学之中国化

隋、唐盛运复兴，其时则佛学亦有新蜕变。教养精神，逐渐中国化；而佛法重心，亦逐步南移。

南北朝佛学，北尚禅行，南重义解，周武毁法，北方禅宗亦避而至南。所谓“佛学中国化”运动，亦至是始成熟。其後禅学崛兴，则全以南方为策源地。

举其要者，则有天台、【起北齐慧文，传南岳慧思，又传天台智顗yǐ，适当隋代，而天台宗遂大盛。此后有灌顶（五祖）、左溪（八祖）、荆溪（九祖），己值中唐。】华严、【起唐杜顺，再传至贤首（三祖）、澄观（四祖）、宗密（五祖）。】禅宗【起达摩，经慧可、僧璨、道信、弘忍至慧能（六祖）而正式成立，当唐武后至玄宗时。】三家。

今若以魏晋南北朝佛学为“传译吸收期”，则隋唐佛学应为“融通蜕化期”。

佛法在中国，应可分三时期。初为“小乘时期”，以轮回果报福德罪孽观念为主，与中国俗间符录祭祀阴阳巫道，专务个人私期求者相依附，此第一期也。自道安、鸠摩罗什以下，宏阐大乘。先为“空宗”，（此始印度龙树。罗什来中国，尽译三论。【十论、百论、十二门论。】至隋代嘉祥大师吉藏，而南地三论宗於以大成。）次及“有宗”，（此始印度无著、世亲兄弟。此宗之盛行於中国较迟，直至玄奘西行，受法戒贤，归而传之窥基，而此宗始大盛。是名法相宗，亦名唯识宗。其入中国，亦称慈恩宗，以窥基住慈恩寺也。然此宗大盛，固在唐初，而唯识经典之传译，则已先而有之矣。）是为“大乘时期”。时则以世界虚实、名相有无之哲理玄辩为主，与中国庄老玄言相会通，此为第二时期。若台、贤、禅诸宗之创兴，则为第三时期。其一切义理，虽从空、有两宗出，而精神意趣、轻重先後之间，则不尽与印度之空、有两宗同。今若以小乘佛法为宗教，大乘佛法为哲学，则中国台、贤、禅诸家特重自我教育与人生修养。小乘徧教、偏信，大乘偏理、偏悟，中国台、贤、禅诸宗则偏行、偏证。是其蜕变处也。故必有台、贤、禅三家兴，而後印度佛法乃始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融洽、相和会。

而尤以禅宗之奋起，为能一新佛门法义，尽泯世、出世之别，而佛教精神乃以大变。

禅宗自称“教外别传”，不著言语，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见性成佛。而其後推演愈深，乃至无佛可成，无法可得，无烦恼可除，无涅盘可住；无真无俗，本分为人，呵佛駡祖，得大解脱；如是则世、出世之界划尽泯，佛氏“慈悲”乃与儒家之“仁”，同以一心为应世之宗师。故论绾合佛义於中国传统之大群心教者，其功必归於禅宗也。

盖当隋、唐盛世，政教既复轨辙，群体亦日向荣，人心因而转趋，私人之修行解脱，渐退为第二义，大群之人文集业，又转为第一义。杰气雄心，不彼之趋而此之归，则佛门广大，乃仅为人生倦退者逋逃之一境。【唐贤多信佛，而意味与东晋、南北朝名士大异。东晋以下必以佛义自安於静退；唐贤则功业煊赫之余，乃转依佛法求归宿也。】

继此而开宋儒重明古人身、家、国、天下全体合一之教，一意为大群谋现实，不为个己营虚求。人生理想，惟在斯世，而山林佛寺，则与义庄、社仓同为社会上调节经济、赈赡贫乏之一机关。【此种情势，自唐中叶以下即日趋显著。元和以来，累勅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李德裕论奏徐州节度使王智兴“於所属泗州置僧尼戒坛，江、淮之民，户有三了，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臣於蒜山渡点其过者，一日一百余人。访闻泗州置坛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纳二缗，给牒即回，别无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诞节，计江、淮以南，失却六十万丁壮，此事非细。”即日诏徐州罢之。及唐武宗会昌五年，恶僧尼耗蠹天下，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余万人。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谓：“良人枝附为使令者，倍僧尼之数，奴婢口率与百亩，编入农籍”，盖为北周以来第三次著名之毁法也。五代周世宗显德二年又勅废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废者三万三百三十六，见僧十万余，尼一万余。北宋以下，义庄、社仓等社会事业逐次发达，佛寺亦不为惟一的贫穷藏身之所，佛寺之收容量亦减，而国家毁法之事亦益少见矣。】

此下佛、道两教事迹，乃不复足以转动整个政治社会之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