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复新液吃多长时间:中国领导层的空档危机]

中国领导层的空档危机星期五, 2007年01月26日 01时58分

经过28多年的改革，中国现在面临空前紧迫的挑战。其中最为关键的、或者说最艰巨的挑战，莫过培育新一代的领导人，这些新一代领导人应当在公共服务事务上技巧娴熟、诚心诚意和专心致意，并且足堪信赖。没有他们，北京所许诺的一个繁荣民主的未来将成为泡影。

这是前不久，美国高盛集团前总裁、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John.l.Thornton）在《外交事务》期刊发表的“中国领导空档”（China‘s Leadership Gap）一文中的观点。





图：约翰·桑顿2003年夏天辞去高盛公司总裁一职，并以一美元年薪受聘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开设了“全球领导力课程”。对桑顿来说，之所以锁定“中国”，是因为他相信，中国将是他今后在政坛制胜的法宝。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崛起是这个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在美国相对并不很了解中国的情况下，谁先更好地了解中国，谁就掌握了参与和推动历史的资本。参加他的课程的约40名学生,都是他通过平均一个小时的面试挑选来的、他认为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领导者”的人。在为期一个学期的课程中，40 位未来的领导者可以向桑顿以及他邀请来的全球公司的CEO和高管、国际NGO组织的领导人提任何问题，进行长时间的高度互动。(资料图片)

桑顿结合自己的经验，总结了基本的商业原则以及全球领导力的基本法则，强调信任与忠诚在交流中的重要性，以及个人语言魅力在领导力中的特殊作用。他说，认为21世纪，中国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地缘经济上来说，其重要性都将越来越大。中国将继续发展壮大，除了中国自己，没有什么能阻止中国的发展。理论上讲，如果中国犯了什么错误，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会让发展速度变慢，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发展的方向。但是中国要继续现代化进程，就必须重视政府领导力的培育，而解决政府领导力的培育问题，涉及到解决制度性的缺失和消除制度藩篱。

中国政府领导力跟不上形势

桑顿发表在《外交事务》的这篇文章说，经过28年的改革，中国面临着在规模上、复杂性和重要性方面都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已经放开了市场，开放了对外贸易和投资，并成为全球经济强国。现在中国的领导人和人民都必须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民众普遍不满的地方政府、环境的恶化、自然资源稀缺、不发达的金融体系、不健全的医疗保健体系、人口大规模城市化、农民躁动不安和社会不平等的急剧增加，等等。这些问题多数当然在整个改革时期都存在着，所不同的是，目前它们的变化速度在加快，而与此同时，国家依法管理的能力却跟不上。

解决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项本身，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而北京却必须同时对付所有这些问题。由于中国政府是一个一党制的政府，民众参政机会极少，执政的成功取决于其领导人的能量和思维，但是如今的中国政府却比以往更难吸引、培养和留住人才。

过去热衷仕途的中国著名高等学府的毕业生，现在更乐意选择到民营企业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为人才创造出无数新的机遇，但是要进行新的改革事业时，却发现变得更加困难了。此外，国家官僚体制扼杀了人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助长碌碌无为。更糟糕的是，从中央到乡村一级的很多官员都在徇私舞弊，侵蚀了政府的效能并使得对制度的民怨与日俱增。

桑顿认为，在所有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中，最关键、或者更艰巨的，莫过于培育新一代的领导人，这些新一代领导人应当在公共服务事务上技巧娴熟、诚心诚意和专心致志，并且足堪信赖。没有他们，北京所许诺的建设一个繁荣民主社会的未来美景将成泡影。

拆除民营公司与政府间领导人才流动藩篱

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到中央朝廷里去当官，是国家中的精英人物最向往和最荣耀的事情。选拔贤能的著名的全国科举制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它是一个有助于社会进步的择优选拔制度，它向社会精英提供了一条到政府服务的途径。尤其是，它可以使中选者将人脉关系和敏锐的政治技巧结合起来，铺出一条通向权力和财富的最快路径。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政权后，强大国家机器的崛起促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改变，它将官僚机构对人才的管理和使用强化到了近乎垄断的程度。但是到了今天，许多具有雄心大志的中国人已经不再把仕途视为最好的成功之路，而那些在私营部门待过的再试图走上从政之路的人，常常又感到进入政府障碍重重。

中国的教育体制沿袭了古代的传统，继续实行通过考试选拔最优秀者(至少是最擅长考试者)，将他们送往顶尖大学的选材育才方式。但是现在，这些学生被选拔出来的人才也变了，这些学生一旦到了大学里，大多数人已经开始不再潜心于学那些事先为他们准备的、将来到政府工作所需要的课程，而是挑选那些他们认为最有趣或最有利可图的内容来学习。

清华大学是许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母校，包括政治局九名成员的四名都是那里的本科毕业生,但是对那里的毕业生来说，比起到政府部门工作，他们都更愿意读研究生，或出国留学、或到跨国公司工作，甚至到当地的公司工作。总之，现在那些政府人事部门的官员发现，很难动员他们到政府部门去工作了。而想到国家政府去工作的一些毕业生却遭遇不顺。





央行行长周小川曾在美国留学，中共十六大后，以周小川为代表的第十代“海归”官员群体在新世纪进入高层，显示中国政坛中一个新生代开始崛起。（资料图片）

桑顿写道，他所知道的一名清华大学的学生，在班上是尖子，想在毕业后到中央政府部门工作，但是在毕业时，他面临的选择是只能回到省一级的政府里去，因为不能在北京的中央官僚机构里找到工作。为此，这名学生后来宁愿选择不再到政府部门中去工作了。

许多进了政府部门工作的毕业生都呆不久。目前，中央政府的有些部门，尤其是商务部和外交部，仍对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有吸引力，但这些机构的干部也最容易成为跨国公司“偷猎”的对象。跨国公司欣赏这些年轻人的语言能力、涉世经历和与交往能力。一旦“跳槽”到了私营部门，一部分人可望在拿到相当于政府职位5倍的薪水。由于人才外流又流入困难，因此，即使在改革进展的困难关头，急需领导人才，但是如今政府中可用领导人才的蓄水池也变得越来越浅了。

像清华大学这样的院校中的学生是极端爱国的，他们经常辩解说，他们之所以到国外或者在跨国公司工作，是将这段经历作为今后到中国政府部门大展宏图的“热身”之旅。这当然只是假设：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他们是有能力和能够进入政府部门的。但是，问题在于，这可能是年轻人的一厢情愿。中国的政权仍牢牢掌握在论资排辈者手里，在中国人所说的“体制内”的人和“体制外”的人之间，有一堵不容渗透的大墙。

人才外流导致政府官员素质下降





在90年代后期,朱镕基总理曾重用“海归”。他除了定期接见来自全世界的在本学科出类拔萃的人才外，并邀请他们“海归”参加政府工作。（资料图片）

在90年代后期,朱镕基总理曾经重用“海归”派。他除了定期接见来自全世界的在本学科出类拔萃的人才外，并邀请他们“海归”参加政府工作。但是如今这些 “海归”处境比以前困难了。他们在政府机构里，周围都是把他们看成是一种威胁的，反感他们的和赞成“终生制”的人，他们在这种氛围中工作，没有人能取得突出成就，而朱鎔基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经被抛弃了。

虽然可以想见，他们可能在将来会得到比现在更热烈的欢迎，但是在目前的短期内，政府中的人才外流将导致低层机构官员素质的明显下降，而改革政策的成功又要取决于他们的工作。据说在中国经商的外国人中，大多数都不愿意和部长以下三级的那些的官员们打交道。

“海归”面临的困难，只是中国官僚主义机构的结构性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中国的高级官员，常常对被要求承担的角色有点措手不及。

桑顿写道，一位大城市的市委书记曾对他说，即便他从来没有在任何一家私营企业待过，也不知道怎么做，还是被中央政府指派去进行北京的几百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工作，要求在两年内完成。而这些准备被出售的企业的管理层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帮不了什么忙。在为这些企业寻找买主的时候，他们在互联网的一个网页上登出 “出售”的消息，看是否有买主。随着改革的步伐加快，这些中国官员在没有任何指导的情况下被分派去完成这类任务的情形也越来越普遍了。





中国驻美国大使周文重也是“海归”，曾在英国巴斯大学、伦敦经济学院进修数年，现在主持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中美关系（资料图片）

由于要解决面临的困难，很多高层官员一下就从一个职位调到了另一个职位。一位国有银行的行长可能突然就会被调到一个省当领导。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调动说明了政府对人才的渴求和希望官员“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的意愿。但是，这种期望却限制了领导的效能，因为他们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熟悉他们的工作，或者在任内看到他们计划的完成，而且，他们还面临着下属的消极抵制，因为这些下属知道，这位领导反正很快就会离开的。在中国，中层干部常常可以操纵那些通过“旋转门”获得某种优势的高层官员，许多中国人尖锐地抨击这种情况，将它称为“部门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

而下层政府官员碰到的麻烦却刚好相反：一辈子“不能动窝”。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辈子可能都是呆在一个地方、一个单位里；有的人即使终于有机会调到另一个部局工作，但是在此之前，他们必须耐心地等待很久和安心本职。即使是在中央一级的机关里，那些主管也是在一个处所待了几乎一辈子，然后才被提拔为这个部门的领导的。这种做法，进一步抑制官员们冒险和创新的意识，从而阻碍了优良执政制度的产生。更糟的是，这种官僚体制强化了在所有各个层次上的碌碌无为和“仕途主义”。中国于200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政府官员更关心如何取悦上司而不是如何服务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