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明月刀ol棺材:《公司的力量》第九集《本土雄心》1高清视频+解说词

(2010-09-26 17: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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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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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元1759年，清乾隆20年，一份御状递到了皇帝的龙书案上，告状的是一位中文名叫洪任辉的英国商人，他声称：因为中国商人的欠款问题，本国公班衙派我上京师申冤。这是今天人们所知道的最早涉及公司事务的中国官方记载之一。公班衙，就是西方公司一词的音译，但公司到底是什么？在经济总量足以傲视全球的康乾盛世，没有人太关心这个问题。
100多年后，清政府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薛福成，在游历欧洲后写下了这样的话：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薛福成的这句话，并非只对那时的中国有意义，当时，欧美各工业国以其先进的经济制度称雄于世，每一个想要富和强的国家，都无法对此视而不见。长长的岁月里，一次次彷徨、苦闷、试验和修正后，崭新的中国和中国公司终于找到了独具特色的市场之路。

第九集 《本土雄心》
上海，曾被描述为十里洋场和冒险家乐园，自1842年成为对外通商的口岸后，这里就成了各国公司在华的竞技场，直到被迫开埠40年后的1882年，一家中国公司终于打破了外商对航运业的垄断，这就是轮船招商局，近代中国的第一家股份制公司。成立刚十年的轮船招商局已在海外设立了多家分支机构，年利润在160万两白银以上，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用战争打开国门后，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本国公司的力量。
19世纪80年代，也正是世界公司发展的一个高峰期，英国的大量个体工商业完成了向股份公司的转变，据统计，1877年到1887年的十年间，注册的股份公司共有15165[家，在当时两个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美国和德国，公司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尤其是美国，一批大型公司已然孕育。在亚洲，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让公司制度首次登陆东方，
“洋务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开端，从它开始引进了先进的新的生产力，它先是从创办军用工业开始，到1872年又开始创办民用企业。”
有人评论道：招商局开其端，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不数年间，风气为之大开，公司因之云集。在1882年的《申报》上，招商局原值100两的股票已升至253两，其余公司股份也纷纷上涨，但是，一个体制难题渐露端倪。招商局在创办之初，就明确提出了官督商办的理念，这份公司章程的起草者盛宣怀，后来几乎参与了晚清所有国营公司的创办。他认为，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官督商办意味着清政府对民间力量是防而不是放，不信任市场规则，而信任官老爷的道德。
“官督商办体制，在当时来讲，也可以说是一种制度创新，对新的民族工商企业的创立，起到了一种启动和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体制，它不能长久。”
头上顶着一位婆婆，企业难以在商言商。1883年。轮船招商局上书朝廷要求官股到期退出，完全实行民营，但最终的结果却是私人股东被迫撤股，盛宣怀身兼官方督办和商方总办入主公司。
“民间的企业活动和民营公司跟专制政府，它存在着一定的天然矛盾性，当然它这种专制统治与民间的经济利益，它不仅仅限于是公司，它跟整个的民间利益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天然的矛盾性。因为在专制的制度下，特别是在皇权的专制主义的制度下，天下的一切都是皇帝的，都是朝廷的，都是统治者的。”

专制制度下，商人的利益脆弱得就像一件瓷器，随时会被粉碎。中国历朝历代的商业活动不可谓不繁荣，但众多经营有方、富可敌国的商帮，终未能转变为现代意义的公司。因为，在至高无上的君权之下，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和法律保护下的产权制度都是奢谈。
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公司热很快冷却了，三五年间，一大批刚建立的公司纷纷破产。1887年，有人这样描述道：承办者往往倾家，公司两字久为人所厌闻，“根据清末民初时期的记录，政府举办的企业并不成功，一部分原因在于缺乏经营管理大型企业的经验，一部分原因在于尚未厘清一些基本规则，不清楚政府和私人领域的界限，当时所有这些都非常混乱，这使得他们很难成功。”
“轮船招商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股，办有成效倏忽变，官夺商权难自主，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这是郑观应在长诗《商务叹》中的感慨。作为盛宣怀的好友和多个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建者郑观应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第一是重商，他主张商握四民之钢，就是把商提高到很重要的地位，第二个思想就是商战思想，他主张跟外国进行商战，主要的观点他说是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应该要全由工商业者来主导企业的发展，这是他后期的想法，就是说，尽可能要摆脱官府对企业的控制。”
伴随着甲午风云，郑观应的观点震动朝野，郑氏之书人人争阅，一印再印不敷需求。
甲午之败是对晚清官商体制的一次明白无疑的宣判，而此时的中国的民营公司又是否能走上前台呢？就在《盛世危言》风行的1894年，大清帝国新科状元张謇，作出了弃官从商的决定，人们都说张状元疯了，张謇自己也将此举为舍身喂虎，十数年艰辛之后，大生纱厂成功亮相，张謇没有重蹈招商局的覆辙，大生的官股只分红利不干涉实务，公司有了自主空间。一生创办了180多个企业的张謇成为那里中国民间创业的一个代表。
据统计，1910年时，正式注册的民营公司大约410家，与官办企业的比例为4：1，正好与洋务运动时期掉了个。就在这年6月，清政府不得不将招商局交给民间机构打理，经营不力加上官府高额摊派，公司的净亏损已达数10万两白银，但问题的根本还不大于经营，没有必须的市场环境，恐怕谁都没有本事让公司起死回生、长治久安。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市场是一个机制，为了使供给和需求正常运转，我们必须有法规，有法治国家，有一切可以使供给和需求达成价格的必要条件，这样的机制才能构成市场。”

1910年冬天，旅居日本的梁启超冷眼静观时局，写下了《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一文，指出了当时中国公司存在的四大弊病。梁启超认为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法治环境。他说：“股份有限公司必在强有力之法治国之下乃能生存，中国则不知法治为何物也。”
大清朝并非没有律法，1904年时清政府已颁布《钦定大清商律》，但是，帝制下的《公司律》形同虚设。“他（梁）就非常尖锐地指出，中国是立法自立法，违法自违法，上下恬然，不以为怪，所以他就说如果有法而不依就等同于没有法，所以他就非常尖锐地说：今日之中国是无法之国也！”
在一个权大于法的国家，公司发展没有制度性的保障，人们逐渐认识到振兴实业之关键在于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但是清政府已经失去了改革政府的机会。令人感叹的是民间入股经营的川汉、粤汉铁路被强行收归国有而引发的保路运动，成为压垮政权有最后一根稻草。
1901年，随着武昌城里骤然而起的枪炮声，千年帝制成为历史的尘埃。
1914年，中国无锡的商人荣宗敬兴奋地点燃了爆竹，庆祝自己在上海的第三家面粉厂成立，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荣家在东南亚和欧洲市场大获收益，3年后，已拥有10个工厂，一昼夜可出面粉4.2万袋，这位面粉大王还同时进军纺织业，在衣、食两大民生产业中攻城掠地。荣氏公司是当时民营资本扩张的成功典范，在军阀混战不断的年代里，中国企业家的努力可算是卓有成效，广东成为烟草、造纸和火柴工业中心，上海成为金融、纺织、食品和机械制造中心，天津成为纺织和航运中心。
“中国公司获得了很多新的机遇，许多活跃起来，开展了糖类、火柴、棉花等轻工业商品的贸易，上海发展迅速，还有苏州、镇江、通州等地，长江以北地区以及后来的天津，尽管当时政府力量有限，法律也不健全，中国的资产阶级却蓬勃兴起。”然而，这一轮的公司热，也没有持续太长时间。1927年荣宗敬一夜之间成了国民政府通缉的对象，在无锡的家产也被没收，罪名是领队军阀孙传芳，荣氏兄弟只好认购了50万元债券才算勉强过关。
1930年，招商局再次被收归国有，国民政府仅用不到十分之一的价钱就收走了这个当时中国最大的航运公司，股东的亏损都由个人承担。“当时的国民政府和之前的北洋政府、清朝政府一样，于1929年颁布了一部《公司法》，在20世纪40年代末，再次颁布了一部法律，一方面，这些法律为公司奠定了稳定合法的基础，可以按照西方国家那种有限责任、股份制公司的形式扩大公司规模，另一方面，公司仍处于高度管控中。”
在高度控制的经济体系中，自由的竞争不复存在，自由的市场难觅其踪。国民政府这种办公司的想法和做法与晚清如出一辙，初衷都是为了强国，结果却都事与愿违。也许，从一个个民营公司蒙难时起，同样的结局就已经注定，当官僚资本逐渐走向权力顶峰，私卻和贪婪最终摧毁了政权本身，“因为都把官僚资本作为一个和国民党政权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标志物的时候，那么官僚资本它所造成的，无论在经济上、在社会上、在民心上的，这些负面的作用，最后都要国民党政权来予以承担。”
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历经一次次战争、动荡、民族危亡，当最基本的安宁都无法维系，甚至国家主权都不能得到维护的时候，当救亡成为首要命题的时候，失去了生存土壤的中国公司不得不再次沉寂。
1978年，招商局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也迎来了它的105岁寿诞，但眼前的一切却不容乐观。1950年时招商局有13条船，那时包玉刚才刚刚创业，只有两条小船，到1978年，包玉刚已经拥有一支2000万吨的船队，并获得了世界船王的声誉，招商局一条船都没有了，主要业务是向过往船只提供补给，落后的并不只是招商局一家，在当时的世界经济版图上，根本看不见中国公司的踪影。
1949年，结束了近代以来的百年动荡后，中国经济的发展，终于拥有了立足的基础，一个主权完整的新国家，此时出现在舞台中央的是国营工厂，它们的动作方式是执行国家计划。
“中国的国企，尤其是军工企业，为中国的国防事业奠定了基础，从历史角度看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巨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