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警电动车:制度性腐败：北宋灭亡的真正原因-王晓明 聚沙成塔

制度性腐败：北宋灭亡的真正原因  

王晓明    2011年10月29日 

 

　　北宋亡国即靖康之变，已是800多年前的往事，但却始终令人难忘。“靖康耻，犹未雪……”，但凡中国人，人人能朗诵，个个会歌唱。所谓北宋亡国，虽然不是国家沦亡，只是朝代更替，然而这一历史事变实在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大深重历史灾难。金朝攻灭北宋，造成上千万民众死于战乱、上千万民众流离失所。难怪从当时到现在，人们不断地议论着北宋亡国的缘由，提出了各种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

　　一、唱着“老”调子亡国？

　　北宋何以亡国？近数十年来，人们往往如此回答：唱着老调子亡国。这种论断的依据是鲁迅先生在其杂文《老调子已经唱完》中的一段议论：“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

　　当然，对于北宋亡国的原因，议论最多的无疑是心存亡国之痛的宋朝人。当时人的议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编造荒诞邪说。比如说什么北宋亡国是由于宋真宗的陵墓风水不好。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担任山陵使的宰相丁谓不听阴阳师徐仁旺的话，把真宗的陵墓确定在牛头山后。可是徐仁旺当时曾经上书陈述“山后”之害：“坤水长流，灾在丙午年内；丁风直射，祸当丁未年终，莫不州州火起，郡郡盗兴。”后来不出所料，金军攻破开封果然是在丙午即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而丁未即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则“幅员之内半为盗区。”又比如说什么北宋亡国是因为徽宗改元宣和，所谓“宣”即“一家有二日”，很不吉利。再如北宋气数已尽，“上天”早有预示。据说宣和末年在开封上清宫瑶仙殿出现字迹数行：“家内水蛀尽，南方火不明；吉人归塞漠，亘木又摧倾。”这便是“上天”的预示之一。对此，人们起初困惑不解，北宋灭亡后，才如此解释：“家内木”即宋，“吉人”、“亘木”分别是“佶”、“桓”，即徽宗、钦宗的名字，而所谓“火”则是有“炎宋”之称的赵宋王朝的所谓“德运”。诸如此类的荒诞邪说甚多，如今置之一笑即可，不必予以理会。

　　另一类是追究个人责任。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徽宗宠信的大臣和宦官。早在北宋将亡而未亡之时，太学生陈东便将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等痛斥为“六贼”，认为他们是导致祸乱的罪魁。其实，徽宗作为六贼的总后台，其罪责不在六贼之下。陈东受历史所限，只骂贪官，不骂皇帝，完全可以理解。此论一出，立即广为传播，并被人们普遍接受。号称深得二程真传的著名理学家杨时又追根溯源，进而将罪责归结于王安石。他说：“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而南宋初年，号称中兴名臣的赵鼎也同意这个说法。高宗接过话柄，大肆渲染：“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未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大臣们当然会随声附和。于是，这种说法在整个南宋时期甚至元明清时代几乎被视为定论。可以肯定，高宗对这种观点予以鼓吹，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维护赵氏一家一姓统治的需要。

　　如今人们普遍将神宗、王安石誉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而徽宗时期正是神宗、王安石及其新法最受尊崇的时代。徽宗以神宗的绍述者自居，对新法给予高度肯定与颂扬，而蔡京则以王安石的继承者自命，在他的倡议下，王安石绘像于显谟阁，追封舒王，他本人及其儿子均配享孔子庙，至于其后代则男性赐官职、女性封孺人。徽宗、蔡京推行新法、废除旧法，重用新党、打击旧党，在政治上与王安石对立的司马光等120人被指斥为“奸党”，对新法稍有微辞的范柔中等542人被定为“元符上书邪等人”。这两种人的姓名均被列入“黑名单”，在这个“黑名单”上的人，已经死了的，就追贬官职，活着的，就流放或贬官，且不得在同一州郡居住，他们的子孙和近亲也不能和皇族通婚。这些历史事实足以证明，蔡京等“六贼”与作为王安石及其新党对立面的旧党势不两立。

　　应当承认，蔡京与王安石在政治上、思想上确实多少有些继承关系。比如“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就是蔡京的主要治国思想之一，就是源自于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主张正好相反。又如对待边疆少数民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权，旧党一向牵就，而新党的态度则相当强硬。蔡京以新党自居，继承强硬政策，他在徽宗时期多次发动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战争。很清楚，徽宗、蔡京不是神宗、王安石所创行新法的反对者，而是新法的拥护者和推行者。他们口头上唱的不是老调子，而是“新”调子。鲁迅虽然学识渊博，但俗话说得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们不应当将其片言只语视为不可更改的信条。

　　二、蔡京与王安石是一丘之貉？

　　蔡京虽然发迹于王安石当政期间，他的弟弟蔡卞又是王安石的女婿，他本人在神宗时历任中书舍人、知开封府等要职。但王安石对蔡京并不赏识。蔡京与王安石不是一回事，甚至完全相反。就个人品质来说，王安石以“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而著称，蔡京则以“享用侈靡”而闻名。这类记载太多，不胜其举。王安石虽不爱官职，然而一旦身居要职，即尽力将其政治理想变为政治实践，并始终坚持。连他早年的好友、后来的政敌司马光也觉得王安石太过固执。而蔡京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个官迷，他一切以向上爬为目的，没有固定的政治见解，是个典型的政治投机家。比如神宗死后，旧党得势，蔡京随风转舵，一味讨好司马光。司马光要求在5天之内恢复旧法，其他官员都表示难以如期完成。唯独蔡京立刻恢复旧制，让司马光大加赞赏。等到哲宗亲政，新党再度得势，蔡京立即摇身再变。王安石与神宗君臣相得甚欢，可谓千载一时。然而王安石对神宗不时直言规谏，乃至面折廷争。而蔡京一切投徽宗所好，岂止一味逢迎而已。徽宗这个18岁即登基的青年皇帝，之所以走上极度荒淫的道路，蔡京等人的劝诱，无疑是个重要原因。可见，蔡京不仅应入《奸臣传》，还应入《佞幸传》。一言以蔽之，王安石是位标准的大臣、诤臣，而蔡京则是个十足的奸臣、佞臣。王、蔡二人岂能混为一谈！

　　就施政方针来说，徽宗、蔡京虽然也号称推行新法，但与神宗、王安石所实施的新法同中有异甚至形同实异。神宗、王安石所主持的新法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的，并有利民便民的考虑。而徽宗、蔡京推行新法的目的则在于搜刮民脂民青，以满足徽宗及其宠臣极度荒淫的生活所需。蔡京虽然敢于改动祖宗成法，但当改者不改。如冗官问题本应加以解决，可是徽宗时期问题反而越发严重。于是，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官员数量暴增；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官员总数已达48000余人，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又如强干弱枝的传统国策本应加以调整，可是蔡京等人依旧萧规曹随，以致“靖康之祸，虏骑所至，莫不溃散。”而不当改者又大改特改。如抛弃外戚不任军相、宦官不典机密、宰执应避亲嫌等不少旧规，于是当时出现了北宋历史上的若干“第一”，如韩忠彦、郑居中乃至蔡京都是第一批外戚宰相，蔡京与蔡卞是第一对兄弟宰执，蔡京与蔡攸是第一对父子宰执，并开创了第一次宦官干政的局面。然而所有这些“第一”，都意味着朝政极度腐败。徽宗、蔡京为了粉饰太平，也曾实施过一些仿佛利民便民的慈善之举，诸如安济坊、居养院、漏泽园之类，然而往往口惠而实不至。他们推行新法的重点在于理财。至于其效果，当时人有评论：“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现法惠奸。”其实，神宗以前的祖宗法未必“惠民”。神宗、王安石的熙丰法虽不“惠民”但“惠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至于徽宗、蔡京的崇观法，其效果则与熙丰法不同，既不“惠民”，也“惠国”，只有利于昏君和佞臣。当时，每年增加的财税收入，除供徽宗挥霍以外，又被蔡京等奸臣大量侵吞。所以，徽宗、蔡京所推行的“新”法只不过是盘剥民众的幌子而已。

　　总之，蔡京与王安石不仅个人品质截然不同，而且施政方针形同实异。蔡京所推行的“新”法，根本不配以改革相称。北宋显然是唱着“新”调子亡国的，只不过这个“新”字是一定要加上引号的。

　　三、因为落后挨打？

　　对于北宋何以亡国，当时人还有一种论调值得注意，即金强宋弱、北宋必亡。比如给事中李邺的所谓“六如”说，就是代表。他竭力鼓吹金军“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指北宋）如累卵。”其实，只要将宋金双方的综合实力稍加比较，即可看出：北宋远比金朝先进，金军并非不可战胜。

　　古人将夏、商、周三朝合称“三代”，而宋朝连同先前的汉朝、唐朝又被称为“后三代”。所谓“三代”，即古人理想中的美好时代。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则认为，岂止夏、商、周，即使汉、唐，也不能同宋代相提并论。他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古人的“三代”说具有浓厚的崇古复古倾向，而陈氏的“造极”说则不无道理。的确，宋代纵比前代，超越前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又一个新高峰；横比世界各国，超过世界各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科技最先进的泱泱大国。宋金交战之初，金朝建国仅十年，各方面都很落后。

　　尽人皆知，战争依赖经济，经济支撑战争，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实力的较量。然而无论人力、物力、财力，金朝较之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北宋都差之甚远。就人力来说，直到金朝灭北宋30多年后，整个辖区总户只有300多万。发动攻宋战争之初，金朝辖区估计不过100多万户，以一户五口计算，大约仅五六百万口而已。而宋徽宗时期是宋代人口最多的时期，全国总户数超过2000万，总人口突破一亿，近20倍于当时的金朝。就物力来说，女真社会处于采集经济阶段，人们长期过着渔猎生活。女真贵族进入中原之初，对农业的重要性毫无认识，以致土地荒芜，生产凋蔽。如果说金朝物力很有限，那么北宋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稳定发展和长期积累，到徽宗时，北宋显然具有地大物博的优势。就财力来说，金朝初年并无固定的财政收入。起初女真民众“无出赋税”，壮者皆兵，后来虽有赋税，但无一定之规，“税赋无常，随用度多寡而敛之。”金太宗攻打北宋时，金朝的赋税制度仍处于草创阶段。金军南下中原，士兵除自备有限的粮草而外，主要依靠掳掠。难怪金军不时陷入粮草不继的困境，无法支撑历时稍长的战争。而北宋初期的财政收入便多于唐代，神宗时仅钱币收入一项即达五千万贯之多，徽宗时又“天下赋入之数悉倍于前”，其财政状况无疑较好。何况宋朝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军费。“六分之财，兵占其五”；“供军之资，十居七八。”这类议论在宋代文献中比比皆是。足见，北宋经济对战争的支撑能力是金朝所无法比拟的。

　　即使就军事力量而言，当时金朝的军队总数不足20万，投入攻宋战争的兵力仅12万，兵临开封城下者则更少。而宋朝的军队总数则在百万左右，虽然缺编问题严重，但可投入抗金战争的兵力，仍数倍于金军。至于其装备，北宋弓管刀剑等兵器的制作水平无疑超过金朝，如宋军使用的神臂弓便是一种使金军望而生畏的精良兵器。金朝初期的兵器制作相当粗糙，中期以后才有所改进。尽管宋人关于“金人野战，长于用骑”；“金人攻城，长于用炮”一类的说法，不能视为无稽之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宋、金军队各有所长。金军的骑兵虽是其特长，宋军则有步兵尤其是水军的优势；金军虽善于攻城，宋军则擅长守城；金军虽长于野战，宋军则长于近战。只要切实加以整顿并组织指挥得当，宋军足以同金军较量，金军并非不可战胜。可是金军最终战胜宋军，但这绝非先进战胜落后、强大战胜弱小，相反，实属“变弱为强，以寡制众。”人们讲到中国古代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役，常以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为例。其实，金朝攻灭北宋之战也属这类战例。

　　四、实因腐败亡国！

　　应当承认，宋军与金军相比，确有差距。其主要差距既不在于装备，更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军队的素质与管理。宋军本来就问题不少，士兵员额不足、老弱者充斥其中、军事训练极不正常，将领贪财赎货、经商营利、中饱私囊、私役士兵、克扣军饷。而徽宗又将军队长期交由根本不懂军事、只知讨好皇上的宦官童贯、佞幸高俅主管。他们“自恃昵幸，无所忌惮，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以致军政腐败。

　　岂止军政腐败而已，北宋整个朝政一团糟。徽宗本人便是北宋历史上最为昏庸的君主，他重用“六贼”，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纵情声色，挥金如土，耽溺道教，大造道观。而“六贼”则援引亲故，广结党羽，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既相互勾结，又相互倾轧。他们为了稳固其权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其手法无所不用其极，以满足徽宗乃至整个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的需求。可见，北宋晚期政治的腐败不是枝枝节节的一般性腐败，而是全方位的、不可救药的制度性腐败。用句俗话来说，就是“内脏整个都烂了”。

　　在中国，民贵君轻、主权在民是个由来已久的古老观念。但统治者如此说，则往往是自欺欺人的谎言。徽宗与历代统治者一样，也曾装出一副为民爱民的样子，经常以勤政、廉洁自诩，还多次做过将造福于民的承诺，然而这些完全是大话、空话、假话，口惠而实不至的漂亮话，最终骗不了人的鬼话。徽宗在位期间特别是其后期，正是北宋乃至中国历史上政治最腐败、统治最黑暗的时期。徽宗退位前夕，终于下诏罪已，不得不正视朝政腐败、赋役繁重、民怨沸腾这一社会现实，但为时已晚，北宋王朝再也无法苟延残喘，行将覆灭。

　　腐败就要挨打，首先起来痛击腐败透顶的北宋王朝的，是一向逆来顺受但再也无法忍耐、一贯崇尚皇权但再也不愿受骗的北宋民众。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冬天，方腊揭干而起，河朔、山东更是群盗蜂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蔓岩谷，多者万计，少者屯聚。而民众起而反抗的原因仍然在于朝政腐败。徽宗连忙将宦官梁方平任命为河北、京东制置使，带领重兵前往讨贼。只是由于金军抢先将北宋王朝打垮，否则这个腐败政权必将被民众摧毁。

　　与北宋晚期相比，金朝初年的政治显然要清明得多。北宋不仅官、民对立，而且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金朝则万众一心，上下如兄弟；北宋皇帝集权专制体制已走向极端，金朝则保持着虽然原始，但很民主的作风；北宋任人唯亲、唯钱，金朝则任人唯贤、唯才。所有这些都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史称：女真族“俗勇敢，喜战斗，耐饥渴。”其实，金初的军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与其民族个性虽然不无关联，但关键在于政治清明。很清楚，金朝战胜北宋，并非先进战胜落后，而是清明战胜腐败。

　　人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这固然是一个带规律性的历史现象。然而腐败就要挨打，更是一条历史铁律，何况腐败往往导致落后。因腐败而落后，以致挨打，近代中国就是如此。北宋晚期虽然腐败，尚未导致落后，照样挨打。上述史实表明，北宋绝非落后挨打，实因极度腐败而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