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lipse界面颜色设置:《瘟疫的故事》

 《瘟疫的故事》
ISBN： 780681213X 出版社： 上海社科文献出版社 霍华德·马凯尔教授这部《瘟疫的故事》是一部融人类学、文明史、医学思想、医学状况、医生人物、民间传说和人类灾难史为一体的通俗易懂的医学史著。它讲述的是瘟投的历史和人类对抗瘟疫的精神史。它全面回忆了自古希腊至当代人类面对过的各种瘟疫的特征和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医学的进步，病毒的威力和文明的演化之间的关系，为人类认识瘟疫的真面目提供了蓝图，为防治瘟疫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历史证明没有瘟疫的时代是稀少的，人类始终伴随着瘟疫，也就是说瘟疫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类永远要与之作斗争的对手。霍华德·马凯尔的著作证明了病毒学之父巴斯德的论断：“瘟疫和死亡的规律，总是在设想着破坏性的新手段，而和平、工作和健康的规律，则始终在谋求把人类从瘟疫中解救出来的新方法。
 
 
 
瘟疫与文明 作者：欣正人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期：2004年5月 ISBN：720305027 页数：204编著者说明
第一章 缘起：“史学家的漏网之鱼”
令人恐惧的瘟疫
“史学家的漏网之鱼”
“寄生”的启示
文明前行的脚步
第二章 瘟疫与人类的童年
漫长的“黄金时代”——狩猎与采集阶段的人类与疫病
进代的链条
“流浪”的生存方式——狩猎和采集
来自遗传、人与野生动物共患疾病的双重威胁
并非伊甸园般美好
家园的代价：农耕文明与疫病
农耕文明的代价
驯养家畜的代价
天花、麻疹... 瘟疫與文明這本書大致上沿襲瘟疫與人的架構，但是加入了很多中國歷史上的例子，還有很精彩的圖片，所以比McNeil的書要來得好看一點。編者欣正人不知何許人，也沒看他編過別的書。這算是科普的書，不是學術著作。所以舉的文史例子都沒附卷冊頁數，只得自己慢慢查。 
《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中译本 / 作者：麦克尼尔 / 译者：杨玉龄 天下文化出版社1998/04/30 368页
 -------------------------------------------------------------------------------- 【目录章名】 导读　　 古往今来话传染病史　　　　 陈建仁 缘起　　 史学家的漏网之鱼 第一章　 狩猎族群的行踪:史前时代 第二章　 古文明世界的疾苦:公元前三○○○志公元前五○○年 第三章　 欧亚疾病大熔炉：公元前五○○至公元一二○○年 第四章　 蒙古帝国打通路径：公元一二○○至一五○○年 第五章　 闯入美洲新世界：公元一五○○至公元一七○○年 第六章　 近代医学大放异彩：公元一七○○年以后 附录　　 中国流行病史 　　　　 致谢　　　　　　　　　　　　　　　　 　　　　 名词注释 【内容大纲】 　　病菌对人类的威胁与祸害其来已久，早在远古的狩猎时代，寄生物已不断地滋扰人类。当某种传染病菌首度侵入缺乏罹患该病经验的族群时，往往会暴发大流行，造成死伤惨重。十四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就是代表性的例子。　　　　　 　　传染病与人类的历史息息相关、彼此互动：传染病造成的人口大量损失，可能扭转战争局势，或带来政治、社会变迁；而人类的文化活动，例如，蒙古帝国扩张领土或欧洲人越洋探险，也会把传染病引入中亚地区或美洲大陆。　　　　　 　　然而，史学家经常不能洞悉传染模式的诡谲多变，而对传染病的历史纪录总是轻描淡写，忽略了传染病也是历史中重要的一环。本书的主旨就是要把传染病放到历史的诠释领域里，引领读者重新审视传染病在历史所扮演的角色，并追踪人类与寄生病菌交锋的来龙去脉。 　　全书以编年的手法，从史前时代进入历史的年代，再进入耶稣纪元、乃至本世纪前半，详实地探讨鼠疫、天花、霍乱、伤寒、疟疾、流行感冒等病在中国、印度、地中海、美洲等地的肆虐情形，为读者揭示一幕幕条分缕析、巨细靡遗的传染病史。 　　这是一幅以历史为彩墨、以疫病为主题，精描细绘而成的卷画。现在就请读者解开卷轴，缓缓地进入舒展在眼前的壮观史画，以全新的角度及视野去认识人类的历史。CS041） 
 
《瘟疫与人》序言 麦克尼尔史学家的漏网之鱼
　　大约四十年前，我曾阅读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的这段历史，部分原因是为了自我充实，以便撰写《西方的兴起：一段人类社群史》这部书。如众所周知，柯帝兹只带了六百多名随从，就征服了统辖数百万人的阿兹提克王国。这么一小撮人怎么可能战胜？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常听到的那些解释，似乎都不够充分。蒙特祖马那群人即使在刚开始的时候，错把西班牙人视为天神，要不了多久，经验自然会告诉他们实情。另外，即使在第一回合交手时，马匹和火药令得土著既惊且怕，武装冲突后，马匹的血肉之躯以及西班牙人所舞弄的原始枪炮，自然会露出它们的局限性。当然啦，柯帝兹有办法号召联合墨西哥境内多支印地安民族，合力对抗阿兹提克王国，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但是也那些印地安盟邦若非有理由认定柯帝兹会赢，是不会选择站在西班牙人这一边的。　　事实上，这一则奇特的墨西哥征服记（过后不久，在南美洲又发生另一段同样惊人的历史：皮扎若征服印加王国），只是一个更大谜团中的一部分而已。能够漂洋过海来到新大陆的西班牙人，数目不多，但是却能成功地把他们的文化传播给为数极众的美洲土著。然而，单凭欧洲文明以及西班牙人所精通的一祡无法抗拒的科技优势，似乎仍不足以解释，为何会有这么多土著背离历史更悠久的印地安生活方式及信仰。譬如说，为何墨西哥及秘鲁的古老宗教会消失得这般彻底？对于庇护滋养他们田园长达无数年代的神祇和宗教，村民为何不再虔诚？传教士的训诫以及基督教信念和礼拜，看来也不足以解释这一切；虽说，在传教士自个儿看来，这都是因为基督上帝存在的证据实在太明显了，因此根本不需要解释他们为何能成功地輚变量百万名印地安人的信仰。　　在柯帝兹征服史的诸多解释中，有一项不经意的说法（我已经记不得是哪儿看到它的），为上述问题提供了一则解答，而且自从我开始审慎思考这个答案以及它背后的含意后，我的新假说变得愈来愈有可能，同时也愈来愈有分量了。因为，就在阿兹提克人把柯帝兹及其手下逐出墨西班城的那天晚上，天花传染病正在城中猛烈蔓延。而且，负责率队攻击西班牙人的土著将领也死于那场「悲伤之夜」——事后，西班牙人这么称呼它。这场致命传染病所酿成的瘫痪性效果正足以解释，为何阿兹提克人当时并未乘胜追击溃败的西班牙人，反而让对手有时间、有机会喘息重整，进而联合其它印地安族人来包围墨西哥城，赢得最后的胜利。　　不只如此，对于一场「只杀死印地安人，却对西班牙人无伤的流行病」，心理方面的暗示也很值得考量。这样的差异待遇，当时也只能用超能力来解释，而且在这场战争中，那一方更受天神庇护也是毫无疑问的。环绕着古老印地安神祇所筑起的宗教、祭师以及生活方式，在西班牙人所信奉的神展示了超能力之后，再也无法存活下去。因此，印地安人会如此轻松地接受基督教，向西班牙人称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天神已经显露站在他们那一边，而且此后每一场由欧洲（不久后又加上非洲）引进的新型传染病大流行，都一再地重复这趟教训。　　■史学家忽略了传染病　　于是，这类一面倒施加在美洲土著民族身上的传染性疾病，提供了一个门路，以理解西班牙如何征服美洲——不只是军事上，文化上也一样。然而，该假说却又立刻引发了一串新问题。关于那种为西班牙人在新大陆带来好运的疾病，他们自己又是在何时、如何获得染病经验的？为何美洲土著不具有能消灭入侵西班牙人的土产疾病？只要试着回答这些问题，很快地就会开始发现一处迄今仍被历史学家忽略的历史区域：人类与传染病交锋的历史，以及每当旧有疾病疆界被打破，使得某种新传染病入侵某个对它完全缺乏免疫力的民族时，因而所造成的深远影响。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历史其实昃供了好些与十六、七世纪美洲事件相当的纪录。本书将描绘这类致命接触的主轴。我的结论将会令许多读者大吃一惊，因为在传统历史中备受冷落的一些事物，却占据了我言论中的枢纽地位。主要原因是在于，成中负责筛检人类历史纪录的鲍学之士，对于疾病模式产生重要变化的可能性，不够敏锐。　　当然，有几椿陌生传染病首次袭击某族群的抢眼案例，从未被欧洲历史所遗漏。十四世纪的黑死病可以算是最主要的代表，其次则是十九世纪的霍乱大流行，后者破坏性虽然没有那么大，但却是比较近代且记载较完备的案例。然而，历史学家从来不把这些归入一个较寻常、具关键重要性的疾病爆发等级中，因为这类与新疾病惨烈交手的早期案例被深深地埋藏在过去之中，在那儿，纪录如此不完整，以致事件的规模和意义都轻易被后人忽略了。　　在评鉴古代典籍时，史学家很自然地会受限于自个对传染病的体认。由于现代人类放群早已历经各种疾病，对于许多熟悉的传染病，都练就出相当程度的免疫力，因此总能很快地镇压住一般的疫病流行；受过精良评论训练的史学家生活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不由得会把任何疫病造成重大伤亡的言论，当成夸大之辞。　　事实上，以前的史学家之所以没能适度看重这整个主题，基本起因是在于他们不了解，「熟悉的疾病在具有罹病经验族群中爆发流行」与「同样疫病在缺乏免疫力的族群中蔓延」间的重大差别。如果预先假设在现代医学出现之前，所有传染病的模式一直都是和欧洲地区的传染病模式相同，那么疫病流行自然就没什么好提的了，因此，史学家也倾向于采用很随兴的方式，把这类资料轻轻带过，正如我在柯帝兹胜利的描述中所看到的。　　于是，流行病史成为古物研究者的领地，他们很有兴致地在那儿抄抄写写，记录下一堆基本上没什么意义的数据，为的只是因为它们刚好就在手边。不过还是有黑死病以及其它几个例子，都是某方军营内突然爆发疫病，因而扭转军情，有时甚至决定了一场战争的输赢。像这类插曲当然不可能被人遗忘，但是它们所带有的那种不可预测的性质，却令得史学家深感不自在。我们全都希望人类历史的轨迹有理可循，而史学家为了迎合大众需求，通常也特别强调历史中可计算、可定义而且多半也能控制的因素。然而，当疫病成为战争或和平的关键时，却有违这分解析历史的努力。因此史学家总是贬抑这类事件的重要性。　　当然啦，还是有一些圈外人扮演乌鸦嘴的异议角色，例如细菌学家辛瑟，搜集了一堆确曾扭转乾坤的疾病史料。因此，在辛瑟撰写的那本可读性奇高的著作《老鼠、虱子与历史》中，证明了斑疹伤寒大流行曾经多少次破坏国王与武士的妙计良策。但是，这类书籍并未尝试把疾病史摆进人类历史中更重大的场景。这类书籍和其它书籍一样，依然把偶然爆发的疫病惨案视为突发且无法预期的，本质上已超出了史学诠释的范围，因此才无法引起专责诠释历史的正牌历史学者的兴趣。　　本书的目的在于把流行病史带入历史诠释的领域，采用的方式为：证明「影响人类世界的疾病循环模式是多么地变化多端，在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我所做的推测以及所举的例证，许多都仍在试探阶段。我必须提出的这些论点，还有待众多不同且难懂语言的专家细心审视古籍经典，来加以确认或是纠正。像这类的学院派研究工作往往需要一篇论文来测试，需要一个靶的来瞄准。而我所提出的想法和猜测，应该是很合乎上述要求才对。此外，我的想法同时还可以促使一般读者留意「在有关人类历史的老式想法之间所存在的重要鸿沟」。　　除了我必须提出的详细资料外，所有人想必都会同意，「更进一步了解人类社群在自然平衡中不断变迁的地位」应该成为我们解析历史的一部分，而且也没有人能怀疑，传染性疾病在过去以及目前都是扮演着关键性的重要角色。■「寄生」无所不在　　在开始说故事之前，有几项关于寄生、疾病、疫病的论调以及相关概念，或许有助于避免让读者弄混。　　对于所有生物来说，疾病和寄生都是无所不在的。从某个生物体上成功搜得食物，对于宿主而言，就等于是一趟恶性感染或是疾病。所有动物都以其它生物为食物来源，人类自然也不例外。觅食问题以及人类社群在觅食问题上的各种招式，充斥在经济史中。反例是「避免成为其它生物的食物」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少见，大体是因为人类早在相当远古时代，就已经不再畏惧大体积的天敌，像是狮子或野狼。话虽如此，我们或许还是可以把大部分人类生命视为一场介于「病菌的微寄生」以及「大型天敌的巨寄生」间的危险平衡；而所谓大型天敌，最首要的便是其它人类。　　微寄生虫指的是小型生物（病毒、细菌或是多细胞动物）它们能在人体组织中，找到它们维生所需的食物源。有些微寄生虫会引发急性疾病，结果要不是很快地把宿主杀死，便是在宿主体内引发免疫反应，让自个被宿主杀死。有时候，某个这类致病生物不知怎的，也能进入一个特殊的宿主体内，使宿主成为带原者，有能力感染其它人，自己却不生病。然而，另外还有一些微寄生虫，有办法和它们的人类宿主达成规模的平衡关系。像这类型的感染，无疑也会吸走宿主体内的部分能量，但是它们的存在并不会妨碍宿主的日常功能。　　巨寄生虫也展现出类似的多样型态。有些会立即致命，例如，当狮子、野狼在吃人或是吃其它鲜肉时，就必须如此；有些巨寄生虫则容许宿主无限期地存活。　　早在远古时代，人类猎食者的技巧和威力便已超越了天敌。人类于是窜上了食物链的顶端，从此不再那么容易被天敌动物所吞噬。然而从那之后，好长一段时间，吃食同类几乎可以肯定是相邻人类社群互动中的一个重大项目。这使得成功的人类猎食者真正跃上和狮群、狼群同等级的地位。　　接着，当生产食物成为某些人类社群的生活方式后，另一种修改过的巨寄生方式也跟着出现了。征服者可以从生产者手中取走食物，供自己消耗，因此对于工作者而言，征服者便成为另一种新型态的寄生虫了。尤其是在土地富饶的地区，甚至证明在人类社会中，可以发展出相当稳定的这类巨寄生模式。　　事实上，早期文明就是建筑在下列的情况上；仅仅夺走臣服社群的部分粮食，以留下足够的食物，好让被略夺的社群能够年复年地无限期生存下去。在早期，以巨寄生为基础的文明依然非常无情、彻底；后来渐渐地在城邦和乡间发展出互惠模式，消除原本全然单向的租税缴交。不过，在刚开始的时候，饱受压迫的农民在供养教士、国王以及他们手下那批城里人食物之余，并没能得到太多回报，只除了一层算是有点明确的保护，好让他们不要被另一群更无情、短视的侵略者所滋扰。　　食物与寄生虫间的互惠关系巩固了人类文明史，而且它也和每个人体内的另一种互惠关系相平行、类似。人类内防御传染的主要元素为白血球，它们能够真正消化掉入侵者。凡是白血球无法吞噬消化的外来生物，则变成寄生虫，能够反过头来消化人体内它们发觉有营养的东西。　　然而，对于入侵某特定人体的某特定生物而言，上述情况只是决定能否顺利入侵繁殖的复杂程序中的一个面相而已。事实上，虽然最近这一百年左右的医学研究进展快速，还是没有人能完全了解它们的反应。我们在任何层次的组织（分子、细胞、生物以及社会）里，都会碰到平衡的模式。在这类平衡状态中，任何来自「外界」的变化都容易引发系统里的互补式变化，以便将整体动乱减至最低，虽然总是有个底限，一旦踰越了它，便会使得越本存在的系统崩解。像这样的惨案，可能会包括把原有的整体崩解成更简单、更小巧的单元，而这些小单元各自以专属的平衡模式存在；又或者，相反的是，它也可包会包括将小巧单元结合成较大或较复杂的整体。事实上，这两种程序也可能相结合，就像有关动物消化过程的熟悉案例般，取食者将食物细胞及蛋白质分解成更简单的单元，只是为了把它们再合成自己躯体所具备的新蛋白质以及新细胞。　　对于这类系统而言，单纯的因果分析是不够的。由于有许多变量同时运作，不断地交互作用，并且还以不规则的速率变换它们的规模，因此，如果把注意力全摆在单单一个「原因」上，并试着为它赋与某个特定的「效果」，通常都会造成误导。　　研究多重程序里同时发生的事件，当然会是比较好的理解方式。但是若想这么做，无论在观念上或实际执上，都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就大多数组织层次而言，单是辨认模式以及观察它们的存续或崩解，就已经令人吃不消了；此外，在某些层次上（包括社会组织层次），甚至连哪些模式值得关注或是能够可靠地侦测出来，都还存有很深的争议以及不确定性。不同的用语会把注意力导引到不同的分类方式上；然而，要找出一个广为各方接受、合乎逻辑的测验，以决定是否某个系统的用语胜过对手系统的用语，通常又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然而演化的缓慢脚步不只适用于人类身体，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社会的符号系统，因此，遇到逻辑无法决定的问题，生存终会出面解决。对于人类而言，能将注意力导向「某情境中利害关键之处」的词汇，显然具有非常大的生存价值。也正因为我们具有彼此沟通的能力，人类这种动物才得以稳霸生物世界。然而，没有任何词汇系统有可能耗尽或涵盖我们周遭现实世界里的每一个项目。我们必须尽全力运用我们所承继到的语言及良知，而不必费心寻觅一项能够在所有时空背景下满足所有人的真理。　　正如同言语为一项社会及历史产物般，疾病就相当程度而言，也是如此。众多历史文件里的所谓「圣者」，假使活在今日的美国社会，恐怕难逃被送入精神病院的命运。相反的，现代我们认为算是健康的近视眼及迟钝嗅觉，很可能会被我们的狩猎远祖视为生理残疾。但是虽然有这些变化存在，所谓疾病的概念，依然保留了一个坚定且共通的核心。某人如果因为生理缺限，无法完成预期的任务，这人将总是会被族人视为「有病」；而这类生理缺限当中，又有许多是因为遇到寄生生物所引起的。　　■人与病菌的互动　　当然，不同的人以及不同的社群，对感染的易感程度以及（或是）免疫程度，变化幅度相当地大。像这样的差异，有些是遗传来的，但是它们更常是取决于是否和入侵生物有过接触。不只个人体内会不断地调整对疾病的抵抗力，整个族群内也同样如此。于是，抵抗力及免疫力便因此而起起伏伏。　　正如同个别人体以及整个族群在对付传染病的能力上，会不断地变化般，各种能引发传染病的致病生物，也必须不断地调整适应它们的环境。很典型地，这个环境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虽说不是全部）要算是宿主的体内状况。毕竟，对所有寄生虫（包括致病生物）来说，不断反复出现的老问题在于：当宿主们几乎都是不相接壤的独立个体时，如何才能由某个宿主换到另个宿主身上。　　人类宿主和感染生物间的长期互动，在历经许多世代以及双方相当可观的族群数目后，会创造出一种能容许双方存活的相互适应模式。某致病生物若是能很快地杀死宿主，将会替自己带来危机，因为它必须想办法找到，而且是很快地找到下一个新宿主，以便继续传衍它的后代。　　反过来看，某个人体如果能彻底抵抗感染，那么原本会存在的寄生虫将找不到居所，这么一来，显然也会替感染生物带来另一种生存危机。事实上，许多疾病合伙关系之所以没有办法持续到我们的时代，就是因为上述这些极端情况之一；此外，如果某些自信满满的卫生官员说得没错的话，一些名气响亮而且相当重要的致病生物，现在正面临绝种的危机，这要感谢全球的疫苗普及以及其它的公共卫生措施。　　最适合宿主和寄生虫共存的状况，通常（但并非必然一定）是这样子的：两者皆能在对方存在的情况下，持续无限期地存活，而且双方的正常活动都不会因为对方而严重受损。这类生物平衡的已知案例相当多。例如，人类下肠道部分便带有大量的细菌，但是却不会出现明显的病征。另外，我们的口腔和皮肤上，也聚集了许多生物，而它们在正常情况下，通常对我们不造成任何实质影响。这类生物当中，有些能帮助消化作用；有些则被认为能够防止有害生物在我们体内任意增生。不过，有关人类感染或是被滋扰的生态学，通常还缺乏扎实的数据证明。　　■虐原虫威力健在　　话虽如此，若从生态观点来看，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许多最最危险的致病生物，其实都未能妥当扮演它们的寄生虫角色。在某些案例中，它们对于人类宿主依然停留在生物适应的早期阶段；虽然我们千万不能据此假设「长期共存必定会导向互不伤害」。　　譬如说，疟原虫很能算是最古老的人类（以及前人类）寄生虫之一；然而，它到现在依然会对人类宿主造成严重的热病。至少有四种疟原虫能感染人类，其中又以镰状疟原虫最具破坏力。据了解，镰状疟原虫进入人类血液是比较晚近的事，因此它们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像其它种原虫般适应人类宿主。然而在这个案例中，宿主和寄生虫间的演化调适，又会因着宿主的多样化而更君复杂，因为寄生物必须按照宿主来调适自己，以便完成生活史。但是，「有助于疟原虫无限期居住在人类红血球细胞内」的调适，对于「成功地由某宿主转移到另一个宿主身上」，却没有多大好处。　　事实上，真正占上风的「模式」中，包括了周期性地被破解、摧毁数百只红血，球人类宿主体内引发热病，好让原虫得以在宿主血流内自由移动个一、两天，直到重新寄生新的红血球为止。这样的过程会在人类宿主体内激发热病以及虚重的虚落；但同时，它也能令原虫有机会以独立存活的原虫形式，趁着体外疟蚊吸血之便，搭个「疟蚊便车」。一旦成功进入疟蚊胃部，原虫便会展现不同的行为模式，最终完成有性生殖。结果是，数天以后，一代新生原虫便会旅行到疟蚊的唾腺中，准备在疟蚊吸食下一餐时，穿透进另一位新的人体宿主。　　就目前所能测得的资料而言，疟原虫在这个了不起的传染过程中，不会危害到负责把它们从甲宿主托运到乙宿主身上的疟蚊。疟蚊并不会因「这种寄生虫吃食牠们的身体组织以完成整个生活史」，而缩短寿命或是活力衰退。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很浅显的原因。假使原虫想要成功进入另一个新的人类宿主，负责运载它的蚊子必须拥有足供正常飞行所需的精力才行。一只重病的疟蚊不可能在疟原虫生活史中，成功扮演运载寄生虫到新的人类宿主这样的角色。　　反观，身体虚弱、发着高烧的人类，却一点儿都不会妨碍上述的原虫生活史。于是，这种流传久远的传染病竟然会一方面不伤害疟蚊，同时却又维持它对人类的杀伤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地底城玄机　　其它还有一些重要的人类传染病，也和疟疾一样，感染生物必须调整自己适尘不只一种宿主。假使人类以外的宿主对于该寄生虫更为重要的话，稳定的生物平衡适应将会集中在适应非人类宿主上。然而，这类感染一旦传到人类身上，却可能对人类生命造成极猛烈的损伤。腺鼠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鼠疫杆菌这种寄生虫，正常情况下，只感染啮齿类动物以及牠们身上的跳蚤，偶然才会进犯人体。在穴居地底的啮齿类动物社群中，这种感染能够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感染及复原的模式，通常包括共居同个地穴中不只一种啮齿类宿主，非常复杂，我们到现在仍未完全了解。　　然而，对于某些穴居大型「地底城」的啮齿动物来说，感染鼠疫杆菌等于是童年期的必经疾病，那种情况就好比地面城市居民习以为常的天花或麻疹般。换句话说，啮齿类宿主和这种寄生杆菌间的调适状况，已经达到相当稳定的模式。只有在这种疾病侵犯之前未曾感染过的啮齿类或是人类族群时，才会酿成不寻常的后果，例如特别令我们老祖宗害怕的腺鼠疫天谴。　　血吸虫病（经由蜗牛传染）、昏睡病（经由采采蝇传染）、伤寒（经由跳蚤、虱子传染）以及一些其它的疾病，由于它们的寄生调适相当复杂，必须针对二种以上不同的宿主，因此这种疾病对人类来说，依然十分可怕。伤寒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种系相同或近似的伤寒病源立克次菌体，如果寄居在某些种类壁虱体内，会呈现相当稳定的状况，也就是说，能够一代代地传递下去，而不会使得壁虱或寄生菌产生明显的病征。　　但是，老鼠和牠们身上的跳蚤却能从伤寒当中复元过来，换句话说，牠们在发病一阵子之后，便会拒绝这种入侵生物进到牠们的系统中。然而，当伤寒寄生物活动到人类体虱乃至人体内时，结果总是会要了虱子的老命，而且对人类来说，通常也会致命。像这样的模式，暗示了渐近式的转移，从和壁虱的稳定共存，到和老鼠及鼠蚤的次稳定调适情况，最后再到与人类及人类体虱间的高度不稳定（因此也很可能意味着晚近才感染）状况。　　■疫病流行模式不断变迁　　不过，还有另外一些人类疾病是不需要中间带原者的，它们能快速地直接由甲宿主传给乙宿主。肺结核、麻疹、天花、水痘、百日咳、流行性腺腺炎以及流行性感冒，全部属于这类疾病。事实上，它们建构出一分现代人依然再熟悉不过的传染病名单。除了肺结核及流行性感冒之外，只要感染上述疾病一次，就能引发长期（通常是终生）的免疫力。结果，这些病通常都会感染小孩，而且在那些疫苗或其它人工方法尚未改变疾病传染模式的地区，依然如此。　　像这类幼儿疾病不一定会很严重，因为只要细心看护，通常都能康复。不过，同样的疾病，一旦侵入某个从未接触过它们的人类族群，很可能会使相当高比例的病人送命。正值盛年的青年通常族群中其它年龄层的人，更容易因这类疾病而死亡。换句话说，一旦入侵初次接触它们的族群，这类传染病将有办法催毁或重挫整个人类社群，方式就好比天花以及一系列其它疾病对阿兹提克和印加文明所造成的影响般。　　无疑地，其它一些疾病（不论是慢性传染疾病、精神病或是老年所引起的退化）能够说明数目更多的人类病痛。它们建筑起某种老是存在人类生活中的「背景噪声」。到了近代，这类病痛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这是因为我们的寿命日益长过我们的老祖宗。但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疾病模式，已完全不同于我们老祖宗所经历过的疾病模式。在他们经历的疾病模式中，不定期的疫病大流行不论是以何种可怕形式呈现，永远都具有令人畏惧而且总是存在的可能性。虽然，能够供人详细估算「何种传染病在何时、何地杀死多少人」的统计、临床数据，在十九世纪之前的，目前已无法取得——而且它们彼此间也并不谐调。但是，我们现在依然能够观察疫病流行模式的主要变迁情况。事实上，这也正是本书要讨论的主题。  http://bbs.cenet.org.cn/list.asp?boardid=92521
2004-7-27 15:08:00 张三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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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精彩文摘 狩猎族群的行踪：史前时代
　　我们必须假设，在各色人类族群演化出来以前，我们的老祖宗必定也和其它动物般，嵌在一个微妙、自我调节的生态平衡中。在这个平衡中，最抢眼的项目莫过于食物链，借着它，我们的祖先猎食其它生物，而且也反过来，被其它生物所猎食。　　除了大体积生物间这种无可避免的关系外，我们也必须假设，微小、通常无法察觉的寄生物，也能在我们祖先体内寻找食物，而且还成为平衡整个生物系统（人类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的一大重要元素。要重建所有细节是没办法的；事实上，就连人类传衍的问题都还模糊不清；这是因为各式已发现的人类祖先化石（主要在非洲出土），仍未能拼凑出完整的故事。　　非洲也许并不是孕育人类的唯一摇篮。人类始祖可能也曾经存在亚洲的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演化途径大致和奥都伐以及其它下撒哈拉地区大量出土的骨骸、工具的主人——原始人族群，相互平行。　　■当人类遇上寄生物　　然而，人类身上不具浓密毛发这项特性，明白指出人类来自气候温暖的地方，在那儿，气温极少或从不低于摄氏零度。由于两眼视界重叠所造成的温度感知能力，再加上能够抓握的手，以及我们和猿类、猴类（牠们至今仍把大部分时间耗在树梢）的明显血缘关系，指出了人类老祖宗也是惯于居住在树上的。老祖宗的齿列则显示出牠们是杂食动物，菜单中又以坚果、水果、蛆虫以及某些植物嫩苗较为重要，胜过动物鲜肉。但是，他们的疾病与寄生物关系又是如何？目前在猴类及树居猿类族群中所流行的传染病，很可能便和与人类远祖共存的寄生物族群相类似。虽然重要细节仍不很清楚，但是目前已知，侵扰野生灵长类的寄生物名单非常可怕。除了各种恙虫、跳蚤、壁虱、蝇类及圆虫外，野生猿猴显然还是一大串原虫、真菌及细菌的宿主，更别提还有不只一百五十种所谓「节枝病毒」（arbo-viruse，arthropodborne viruse 的简称，它们能藉由昆虫或其它节肢动物，由某个温血宿主转到另一个温血宿主），也在这份寄生名单上。　　在感染野生猿猴类的生物名单上，有十五到二十种为疟原虫。人类在正常情况下，只会供养四种疟原虫，但是猿类却能被人类疟原虫所感染，而且人类也有可能受到某些出现在猿猴体内的疟原虫的感梁。除了不同种的疟蚊，能针对热带雨林的树顶层、中间层及地面层，发展出栖息地特化之外，这类种别性（speciation）当然也暗示了一场介于三个群体间的漫长演化调适：灵长类、虾子以及原虫。不只如此，参考疟原虫在今日的分布情况，以及已知的古代疟疾地理分布，非洲下撒哈拉地区显然曾经是这类寄生物的一大主要、甚至可能是唯一的发展中心。　　在各种地表天然环境中，热带雨林算是最富变化的地区，因为共享这种栖地的生物种类变化，远比较为干燥、寒冷地区来得多。根据这项事实，我们可以推论：没有任何一种植物或动物能称霸树林——甚至连人类也不例外，起码直到最近都是如此。许多无法忍耐冰冻气温以及干燥环境的微小生物，在热带雨林中却非常兴盛。在这些温暖、潮湿的环境中，单细胞寄生物通常可以在宿主体外存活相当长的时间。有些具寄生潜能的生物，甚至可以无限期地以自主生物方式存活。这意味着，仍属非常缺乏的潜在宿主族群，依然可能经历大规模的感染。即使寄生物和潜在宿主间的接触很少（因为雨林中可以找到的宿主不多），寄生物还是可以等。　　就人类族群来说，这意味着，即使我们祖先在自然平衡中，只占了极小部分，但是对个体来说，却有可能在一生中齐全地梁患所有寄生物。这点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因此，阻止人类统治雨林的主要障碍，在于依然丰富多变的寄生物，它们仍埋伏在雨林内，静待入侵者。　　难道这意味着，我们的祖先以及祖宗的祖宗一直是病恹恹的吗？其实不然，因为有无数种热带寄生生物的特色都是在于：很缓慢地发展到致命阶段，正如同它们的消失速度也很缓慢般。换个方式来说，热带雨林在每个阶层都供养了一个高度演化的天然平衡：不论是寄生物与宿主之间、敌对寄生物之间、或是宿主与宿主所吃食的生物之间。我们大可明白假设，几百万年前，也就是人类尚未改变地表热带雨林的生态环境之前，猎食者和被食者间的平衡关系曾经稳定（或是接近稳定）了好长一段时间。　　因此，我们老祖宗所消耗的各色食物无疑地都搭配有各色分享该食物的寄生物，不论是什么方式，只不过不见得会制出我们所认为的生病征兆。轻微感染寄生物，有时也会让我们老祖宗的体力及耐力减弱。此外，当重伤害或其它重大压力（譬如饥荒），威胁到宿主体内的生理平衡时，原本程度轻微的感染也可能突然爆发成致命的并发症。然而，如果没有这类严重的滋扰，宿主大体上仍然可以算得上是健康的，就像现代树林里住着的野生灵长类般。　　■文化演化加速大自然失衡　　只要人类祖先的生物演化脚步，保持和他们的寄生物、天敌及猎物的演化脚步一致，这类编织紧密的生物网便不可能发生重大改变。透过遗传突变及天择的演化进度是如此地缓慢，以致于其中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被其它各方在遗传及（或）行为方面的模式变化，给互补过去。然而，当人类开始产生另外一种变化，将后天习得的行为说明溶入文化传统以及符号含义系统之后，原本存在久远的生物平衡，开始遭逢崭新的干扰。文化演化开始把空前未有的压力，施加在较古老的生物演化上。新近习得的技能，使得人类愈来愈有办法以无法预料且影响深远的方式，转移大自然的平衡。因此，疾病进犯人类的难易程度，也开始出现戏剧化的转变。　　在这类变化高潮中，最先显露出来的莫过于，发展出足以杀死盛产于非洲大草原（或是亚洲类似地理环境）上大型草食动物的技能以及武器。我们无法得知这种转变的详细年代：只能说，很可能早在四百万年前就开始了。　　最早由树梢下到地面，并率先捕食羚羊及相关物种的前人类灵长动物，很可能只逮得到虚弱或年幼的猎物。他们也很可能必须和野狗及秃鹰一块儿竞夺腐肉，而这些腐肉是由更高效率的猎食者，例如狮子，所吃剩的。这种前人类灵长动物族群盘桓在一堆食物源集中的区域四周，类似今日提供大旺草食动物的非洲大草原；这时，任何有利于改善狩猎效率的基因变化，势必会使该个体或族群收获丰富。　　任何团体要是能拥有可增进合作狩猎效率的技巧，无论是肌肉方面或是智能方面，都会得到莫大的报酬。新兴人类攫取这类报酬的方式包括，发展出能增进危机时刻有效互助的沟通模式，以及精制工具、武器，以补救不怎么出色的肌肉以及弱小的齿爪。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补短的新特性快速地累积起来——所谓快速，是按照生物演化的宽松标准而定的。任何新奇变化，只要能让已经开始发挥功效的特性更为强化，都能扩大食物的来源，并且增加生存的机会。　　这类型演化上的爆，被生物学者称为「直向演化的」（orthogenetic），而且通常会伴随产生新生态区位转移。没有人敢奢望解开「在前人类族群中产生的这个过程中，所有遗传上的变化」。然而，一旦突变可以造成如此巨大的成就，某个人类族群被另一个狩猎效率更高的人类族群所替换的情况，必定经常发生。战斗中更有力的一方，或是狩猎效率更高的一方，将成为较可能存活的族群。　　在这场由此而产生的演化发展过程中，一项主要的地标为：语言精致化。掌管形成大脑、舌头以及咽喉的遗传变化，敲开了口语的路；而语言当然也大大增进进了社会的谐调。讨论事情，并因此而扮演并再扮演不同角色，在在使得人类能够演练最新式的技术，进而在狩猎及其它团队活动上，达到原本无法达到的精准度。有了语言，把生活里的技艺有系统地传授给他人，不再是不可能的事了，至于那些技艺本身也变得愈来愈精致繁复，这是因为文字能够用来分类事物，把它们归整好，并针对各种状况来定义适当的行为。　　简单地说，语言使得猎人首次更像人类，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社会文化演化纪元，该纪元很快地又将大量而且是空前的压力，加到生态平衡上，而人类正是由这个生态平衡中掘起的。　　■从树梢到草原　　在这场相对来说非常快速的演化中，疾病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很显然，任何有关栖所的变换，例如从树梢下到地面，在开阔的草原上行走、奔跑，都意味着人类原本很可能碰上的感染，将出现实质上的变化。当然啦，有些感染几乎完全不受影响。凡是需要亲密身体接触才能传递的感染，便属于这种类型，例如大部分肠道细菌。至于其它寄生物，像是需要潮湿环境才能成功地由某宿主转到另个宿生的寄生物，数目必定会减少，因为大草原的环境对它们显然不利得多。然而，就在雨林型的感染减弱的当儿，新的寄生物，以及新奇的疾病，尤其是那些与草原动物有关的，必定会开始影响到新近兴起的人类。　　我们没办法就这样指出，上述的感染可能包括哪些。譬如说，目前侵扰草食动物的各种原虫，很可能也会转寄生到人类身上，因为我们在食用草食动物的肉时，有可能无意间吞下寄生物的卵子或是某种形式的孢子。而这种情况，古代必定也曾经发生过。　　其中一项较重要的接触在于：遇到锥虫，也就是在现代非洲许多地方引起昏睡症的病原体。这种生物在好几种羚羊体内，都是以「正常」寄生虫身份居留着，然后藉由采采蝇，从某个宿主传递到另个宿主身上。它们在蝇体以及动物宿主体内，并不会引发明显的病征，因此可以算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用来阐释稳定、适应良好而且很可能由来久远的寄生关系。然而，一旦注入人体，同样这种生物却能造成人类宿主极度的虚弱。事实上，其中有一种锥虫通常能让人类宿主在几周内便魂归天外。　　事实上，主要就是因为昏睡症从古到今一直对人类族群深具威胁，非洲大草原上的那些有蹄类草食动物才得以存活到现在。要是没有现代疾病预防法，人类根本就没法居住在采采蝇出没的地区。因此直到非常晚近，这些地区里的大量牲畜依然是狮子以及其它本领高强的天敌的猎物，但是除了偶然碰上之外，却很少成为另一种新兴的、更具毁灭性的野兽的猎物，这种新兴野兽正是人类。假使昏睡症锥虫早在我们祖先跃下树梢前，就已经和有蹄草食动物共存（这点看起来几乎是确定的），那么这种寄生物的存在，必定会设下一道凌厉的界线，只有在这道界线内，最原始的人类才有办法享受到非洲草原所盛产的各式猎物。相反地，在采采蝇活动地区，类似前人类时期的生态平衡状况至今依然存留。　　顺便提一句，如果就人类和其它生物的关系来考量，把人类的生态角色归类为「一种疾病」，也并不荒谬。自从语言使得人类文化演化开始影响到古老的生物演化程序后，人类就一直处于「危害古老的自然平衡」的位置上，情况类似「疾病危害宿主体内的自然平衡」般。虽然一次又一次地，当地自然限制出现，阻止人类对其他生物的破坏时，这分新关系会达到暂时性的平衡。然而或迟或早，而且若依生物演化标准来看，通常都只要相当短的时间，人类又会发明出新的技术，以开发从前无法到手的资源，于是又重新或是加强损毁其它生物。因此，若从其它生物的观点来看，人类就好似一种急性传染病，虽然偶尔也会进入行为模式比较不具恶意的时期，然而却永远不足以达成任何真正稳定的慢性疾病关系。　　■跃上食物链顶端 　　第一批真正的猎人变成非洲大草原（以及或许亚洲类似地理环境）上的主要猎食者，只不过是未来变化的小小前兆而已。毫无疑问，这种变化在当时已经够猛烈的了，就这样把一种根本不起眼的灵长类生物，直接送上食物链顶端。身为有技巧又令人畏惧的狩猎者，人类很快地便不再害怕其它动物敌手。于是，我们最早的真人祖先就这样逃过了能限制族群数目成长的最基本关卡。　　接下来，或许人与人之间的屠杀便接手扮演起「平衡人口」的角色，至少在大草原上所有宜人的领地全都被人类狩猎族群占据后，他们会开始对抗彼此。这时可能也会出现其它种控制族群数目成长的社会方法，像是遗弃不想要的婴孩。无论如何，今日的狩猎及游牧民族依然拥有某些传统方法，以便把人口数目维持在食物供给的限制内；而这类习很可能由来久已。　　就人类的非洲摇篮本身而言，人类狩猎者与环境发展出一种相当稳定的关系。在非洲，人类大约是从五十万年前开始狩猎大型动物，虽然人类手部的全力以及木、石武器装备，很可能不会早于公元前十万年。尽管会不时地遇上一些生存危机，例如在随后数千年内，一定曾出现过的有价值的猎物的绝种，人类狩猎族群依然继续和其它各式各样的丰富物种，一同分享大地。事实上，即使到后来，当农业导致人口数目大增，引发了剧烈的环境变动，非洲许多地区却依然维持野生、未开发的状态。最近几千年来，狩猎部族被驱赶到不适农耕的边陲地带，继续在那块大陆上，依循传统的生活方式，甚至到今天依然如此。　　换句话说，居住在人类社群四周的其它生物，会采取如此强韧、复杂的方法，来进行互补式的调整，以致于人类即使发展出完善技巧，透过文化演化所获得的新式效率，依然不足以压过或推翻生态系统，而人类正是由这个系统中兴起的。在削弱人类对其他生物取初冲击的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或许在于非洲传染病出奇地丰富和复杂——这种寄生的复杂情况会随着人类演化出来，而且在人类数目增加时，变得强化起来。　　■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　　许多产于非洲的寄生性圆虫及原虫，并不会引发免疫反应，也就是说，宿主的血统中不会形成抗体。这种情况下，一种相当敏感且自动自发的生态平衡便得以崭露头角，藉由这种平衡，如果人类数目增加，感染率也跟着增加。随着人口密度增加，由一个宿主转移到另一个宿主的机会也跟着倍增，于是乎，一旦冲过某个关键阈值，感染便可能突然失控，发展为超常大感染（hyperintection）。这种流行病情将会严重干扰日常作习。倦怠、体内疼痛等慢性病征，一旦成为某个人类社群的共通现象，那么很可能会严重危害到他们的摄食以及育儿能力。这么一来，很快便会降低族群人口数目，直到区域密度安全地落在超常大感染所必须的阈值之下。　　接下来，当愈来愈多个体不再被该寄生传染病危害后，人类的精力又会开始增加。摄食以及其它活动又会恢复正常，直到其它某种传染病又开始发飙，或是族群人口又一次超过会再度引发超常大感染的标准点。　　所有这类与时期有关的生态扰动，也会影响人类的猎物，就像影响人类的寄生物般。数目愈来愈多的猎人将会发觉，想找到理想猎物也变得愈来愈困难了。于是，很可能会出现营养不良外加寄生性传染病大流行，减低众人的精力以及育儿能力，直到再次发展出一个更稳定的平衡为止。　　不只如此，所有这些相互依赖的物种全都会同时对物质环境中的气候或其它变迁的波动，产生反应。干旱、草原大火、暴雨以及其它紧急状况，都会限制所有生物的生物；而这类族群数目底线通常远低于适宜环境下所发展出来的族群数目。换句话说，生态系统自会维持一种宽松、波动的平衡，只在偶尔局部偏离标准，有效地抵抗全面性的大变动。虽说人类狩猎者站上了食物链的顶点，猎食其它动物，而自己却厉害得不让其它大型动物得手，但是，这种状况并未内能改变由来已久的生态关系。因此，人类虽然胜利地取得了新的生态地位，但是整体来说，却没有改变生态系。　　制造并维护这类动态平衡的互动，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极端复杂的。虽说已经做了好几世代的科学观察，疾病、食物供应、人口数目以及人为习性模式间的相互关系，不论在非洲或任何其它地区，都还氶被充分了解，更别提有关病媒昆虫的数据，以及致病生物的轮替宿主的数目和分布情形。不只如此，现代非洲的感染模式，不见得完全吻合古时候（所有人类均靠打猎为生的时代，以及农业活动尚未破坏早期自然平衡的时代）的感染模式。　　然而，热带非洲生物的多样化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这块大陆上的生物平衡状态，在抗拒由温带地区引进的农耕方法（它们在那儿颇为成功）时，那股韧性也是出了名的。事实上，直到非常晚近时代（譬如说五千年前），非洲大陆上的人类社群在众多形形色色的生物相中，依然扮演着相当谦逊的角色。当然啦，人类已经跃上主要猎食者宝座，但是处在自然平衡状态下，依然算是较为稀有的动物，就好象狮子以及其它大型肉型肉食动物，而人类狩猎者是要和牠们一块竞争食物的。　　事实上，情况如果不是这样才奇怪呢。假使人类真是发源于非洲（看起来很有可能），那么，当原人缓缓演化成真正的人类时，周遭各种生物必定也有时间来调整适应人类活动所带来风险及利益。反过来说，非洲大陆上超级多样的人类寄生虫，也正暗示了，非洲才是人类主要的摇篮，因为再找不到其它地方，人类和非人类生物之间能达成像这般微妙精致的生物关系。　　■猎人的踪迹　　撇开非洲雨林及草原不谈，世界上其它地方又如何？威力十足的原人狩猎者必然也曾广阔地散布在欧亚非大陆各地，时间大概始于一百五十万年前左右。中国、爪哇以及德国所出土的对象，证明有许多不同的骨骸存在；但是这类发现还是太稀少了，不足以用来厘清它们和非洲大量已出土的人类及前人类遗骸间的关系。在南亚以及西南亚不同地区，可能也曾有某些祖先型灵长动物，进行和非洲人类近似的平行演化，因为即使在大型猎物比非洲草原贫乏的地区，还是可以找到许多增大的脑袋、直立行走以及能使用工具的双手的原人证据。　　依靠有限证据所做的推论，可能会是误导。众多相关地区的考古研究依然相当粗略，而且即使只是单单一个新遗址被发现，例如非洲奥都韦谷地，都可能深深改变人类起源的整个故事。话虽如此，根据目前已知的少量资料来看。欧亚大陆的人类前身及原人族群的年代，出现在非洲原人族群全盛期之后。这种情况一直维持着，直到大约十万年前至五万年前，现代人类突然出现，快速改变了整个地球原有的生态平衡。　　目前证据依然不够，无法确切指出智人（Homo sapiens）最初起源何处。骨骼碎片的年代可以往回推到大约十万年前的东非（不过，该骨骸是否能算做真正人属，仍有争议）。至于其它地区的现代人遗迹，最早只能推到公元前五万年左右。此外，当现代人一出现之后，早先存在的原人族群，例如西欧地区著名的尼安德塔人，便消失了，只留下极少痕迹，甚至完全不留痕迹。　　人类族群这般明显的成功态势，在非洲本土所造成的改变并不如在其它地方猛烈。不过还是一样，假使一些大型猎物以及原人对手的灭绝，真的可以归功于现代人的话，那么便足以显示人类狩猎者所擅长的是什么了。等到人类学会如何在天寒地冻的气候下保持温暖，像是取火以及把其它动物的皮毛披在自己背上，人类造成的影响又更可观了。　　衣物这项伟大的发明，使得这帮猎人可以攻击北方草原及森林里的动物。所造成的结果就好比人类始祖第一次跳下树梢般。也就是说，一个或是一系列崭新的生态区位，开发给新来者；而且，当他们凭着技巧又开发出新食物源后，一项非常快速、全球性的生态关系变迁也跟着展开了。在公元前四万年至一万年间，人类狩猎族群占据了地球上所有主要陆块，只除了南极洲。人类狩猎族群大约在四万年前到三万年前进入澳洲；在那之后约五千到一万五千年间，另外一些狩猎族则设法由亚洲穿越白令海峡，进入美洲。不过几千年内，人类族群便广布到北美及南美的所有气候相之中，大约在公元前八千年抵达美洲极南的火地群岛。　　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一种强势的、大体积生物，有办法广布全球。人类可以完成这项壮举，是因为他们学会了如何替一种原产热带的动物，营造出可以适应各种天候状况的小环境。这套把戏就是发明各种衣物以及盖房子，以便把人类身体和外界极端天候隔离开来，使得人类即使在冻结的气温下，依然可以存活。换句话说，文化上的适应及发明，使得针对不同环境进行生物调适的需求，降低了许多，于是，从此为全球主要陆块的生态平衡，引进了一个基本上很具扰动性而且不停变动的因子。　　正如同「文化适应不同的天然环境」，对于人类在公元前四万至一万年前的超级大扩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般，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也相当重要。就在我们老祖宗远离热带环境后，同时也拋开了许多寄生虫和病原生物，这些生物原本都是他们的祖先以及留在热带的同伴非常熟悉的。于是，这群迁移族的健康和活力大增，终于使得族群人口数增生到史无前例的规模。　　■侵入温带地区　　在热带地区，人类在自然平衡中的地位基本上和在温带或北极气候圈不同。如同我们刚才提过的，在次沙哈拉非洲地区，人类即使已经发明了足以扰动大型动物间天然平衡状态的狩猎技巧，但却依然不断遭到各种强有力的生物性关卡。但是，当人类社群学会如何在温带气候中生存并兴盛起来后，他们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比较单纯的生物环境。总的说来，较低的气温意味着比较不利生物生存。结果，能适应温带和北方气温的动植物种类，就比在热带地区繁生的动植物种类稀少。于是，当人类狩猎族群首次涌入这儿，迎接他们的，是一个不那么紧密、繁复的生物网。不只如此，事实证明，温带地区的生态平衡也更容易被人类事物所破坏。起初缺乏（或是几乎缺乏）有办法寄生在人体内的生物，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要不了多久，在生物学上或是人口统计学上的重大疾病，也开始出现在温带地区的人类族群中，我们马上就会谈到这一点。但是，有关生态平衡容易被人类操纵的这种现象，却成为非热带地区长存的一个永久特征。　　因此，人类的生物霸权在温带地区，打从一开始，便取得了一个大不相同的规模等级。就一个温带生态系统的陌生人和新进者而言，人类的处境有点儿类似兔子刚刚被引进澳洲时的情况。由于新环境中既缺乏天敌，又缺乏天然的寄生生物，再加上发现（至少起初是如此）充沛的食物，澳洲的「兔口」立刻激增，很快地就干扰到人类的牧羊活动。当欧洲人第一次抵达美洲时，也曾发生类似的外来生物（猪、牛、马、鼠以及各种植物）大举入境现象。但是，这些动物族群起初数目虽然暴增，不久却开始自我矫正。　　也许只要时间够长，人类在温带世界新生态环境中的扩张，也会出现同样的状况。就我们所熟悉的时间规模而言，像是百年、千年而非千万年，一般物种间的生物调适恐怕还不足以限制人类的增殖。原因在于，文化性（而非生物性）适应能产生并支撑人类整趟冒险之旅，于是乎，每当人类某项特殊的环境开发活动遇上困难时（这要多谢某项关键资源被耗尽），人类总有这分天才找着新的生路，开发新资源，一次又一次地扩展我们对生物界以及无生物界的霸权。　　到处都是反应迟钝的猛玛象、巨大的树懒以及其它大型、缺乏经验的动物，等着人类来宰杀，这样的日子并没能持续太久。说真的，曾有人估计，机巧又浪费的人类狩猎族只花了一千年，就把北美及南美洲上的大部分大型猎物都赶尽杀绝了。　　根据这种美洲历史观点，猎人集结成有组织的大队伍，沿着一条可发现大型猎物的动线而居。过了几年后，由于猎物枯竭，也们只得迁地为良，不断向南移动，直到美洲大型猎物几乎全数被消灭掉。　　像这些的惨剧，当然只可能发生在熟练猎人遇上毫无经验的猎物时。至于在旧世界上，则从未发生过如此戏剧性的物种接触。在那儿，狩猎技巧渐渐地更常用到北方的大型动物身上，原因可能只是在于，每一次向北移动，猎人都必须适应更严厉的气候以及更艰困的冬日。然而，在美洲却正好相反，猎人移动方向是由北往南，由酷寒移向温和。结果后者所造成的大型动物灭绝，远较旧世界来得突兀和广泛。　　接下来发明的诸多新技巧，使得人们可以一而再地重演「轻易探测并快速耗尽资源」的新领域现象。目前中东地区的石油短缺，只不过是人类这种挥霍方式的最新例证之一而已。然而，由于石器时代居住在温带以及近北极地区，人类与其它物种共存的方式，也因此而进入一个更持久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后来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人类这种跨越不同气候带的分布，结果是在不同社群中创造出一种或许可称为寄生坡度的现象。　　■寄生梯度南北相反　　毕竟，当气候变冷以及（或）变干时，生物种类的变化通常会变少，意味的正是：有办法影响人类的寄生生物，无论在数量或种类变化上都减少了。此外，随着温度和湿度降低，以及温暖季节和日照时间变短，寄生生物想由某宿主成功也转移到另个宿主身上，也变得更困难了。于是又创造出如下的一个感染坡度：来自较温暖、潮湿地区的族群，可以向较凉爽、干燥的区域移动，而不太可能撞上不熟悉的寄生生物，然而，潜伏在南方较温暖、潮湿地区的传染病，却始终威胁着来自北方或干燥沙漠地区的入侵者。　　我们或许也可以反过来描述这种坡度：人类族群愈往寒冷、干燥气候区移动，他们的生存就愈是直接依靠他们与大型动植物的生态关系。至于和微小寄生生物间的平衡关系，虽然在热带地区如此重要，但是对于移到寒冷、干燥地区的人类族群来说，却变得比较不重要了。　　这项差异很自然地造成一项重要结果。几乎所有微寄生生物都小巧得没法让人类肉眼看见，而这意味着，在发明显微镜以及其它辅助人类观察的仪器之前，没有人能够了解或是控制与这类生物的接触。因此，纵使人类有这分智能妥善应对肉眼看得见、能实验的事物，然而人类与微寄生生物的关系，直到十九世纪，依然大都停留在生物性的层面，也就是说，超出人类蓄意掌控的能力之外。　　然而，在微寄生生物比较稀薄且不重要的地区，智能依然扮演了人类生活规范中最重要的角色。只要这群男男女女看见了食物及敌手，他们就有办法发明出新方法来应对；而这么一来，人类终于不再是只能靠狩猎为生的稀有猎食者。相反地，在原本只能存活数千名猎人的土地上，人类数目却繁生达数百万。也因此，「逃离热带摇篮」对于人类在自然平衡中所扮演的后续角色，具有非常深远的含意，它赋与人类文化发明的范围，远较赤身露体原始人所来自的紧密生物网，宽广得多。　　很显然，地域状况能够扭转这种一般模式。人口密度，饮食、食物和住屋的特性及品质，再加上族群个体间的接触频率及范围，王都能大大影响疾病的模式。直到非常近代，大城市总是不健康的地方，即使位在凉爽、干燥气候区也是一样。虽然一般说来，所有这类与生态关系有关的区域扰动，都具有同种生物坡度特性：当温度和湿度增加时，感染的种类及频率也随之增加。　　■微生物有机可乘　　当旧石器时代狩猎民族一路扩张进入温带以及近北极地区，他们替人类缔造了史无例的生物成就。但是，等到他们占据所有能到手的狩猎区域后，原本最理想的猎物便被大量捕杀，有时甚至会因为被过度捕猎而完全消灭。　　过度捕杀大型猎物食物源，显然会在不同时代以及世上不同角落，替猎人带来生存危机。这项危机碰巧又遇上全球性的气候变化，最近的冰帽开始溶解（大约始于公元前二万年）。上述两项因素为人类狩猎族群带来一系列严厉的环境考验。不论何处，只要老方法不管用，人类对于「搜寻粮食并实验新的食物种类」的反应，都会被强化。例如，探测海洋，导致发明船双和捕鱼；搜集可食用种子则导致某些族群开始发展农业。　　旧石器时代的猎人及采食者，可以说大致上重点重现了最早期原人在热带摇篮里的经验。也就是说，一旦新生态区位被发现后，某种粗略平衡便会跟进，这是因为随着新生态区域产生了各种能防止人生数目成的关卡。这些关卡随地点而不同、随社群而不同，也随时代而不同。　　话虽如此，看来看有可能，病原生物在热带以外地区（也就是人类自我演化出来的地方），并非十分重要。能够藉由身体直接接触在宿主间传播的寄生生物，例如虱子、热带莓疹螺旋体等，都能在温带地区的小型、迁移狩猎社群中生存。只要感染进程缓慢，而且不致饮人类宿主的行为能力丧失得太严重或太快速，这类寄生生物很可能可以随着狩猎社群，由人类的热带摇篮旅行到世界各地。但是这类感染比起它们在人类最早栖息地的热带繁盛景象，却是大大衰减了。　　结果，古时候居住在温带地区的猎人，很可能是最健康的一群，虽说他们的寿命似乎相当短促。有关他们很健康的推论，也可以由目前居住在澳洲及美洲的狩猎民族身上，得到印证。除了由于最近与外界接触而感染到的可怕疾病外，这些族人看起来似乎都能免于传染病或是多细胞寄生虫的滋扰。这样的情况相当自然，因为没有足够时间，让缓慢的生物演化发展出能适应凉爽、干燥环境的寄生生物以及宿主传播方式，然而这些条件，对于渗透到温带以及近北极区，处在疏离状态下的小型狩猎族群，如果要保持热带程度的感染，却是必备的。　　在这样的调适能够影响人类生活以前，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又再度因诸多新奇、重大的发明，而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食物生产技术使得人口数目大量、快速攀升，而且很快地就促成都市及文明的跃升。人类族群一旦集中在这样大的社群中，等于是对潜在病原生物，提供了异常丰盛、垂手可得的粮食，这种情况，就彷佛非洲草原上的大型猎物曾提供丰盛食物源给我们的远祖般。　　在人类村庄、都市及文明发展所造就的新环境下，这回轮到微生物可以期待在狩猎场上大展身手。它们究竟如何利用人类群众大型社区所带来的新利益，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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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7-27 15:10:00 张三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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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章名】 导读　　 古往今来话传染病史　　　　 陈建仁缘起　　 史学家的漏网之鱼第一章　 狩猎族群的行踪:史前时代第二章　 古文明世界的疾苦:公元前三○○○志公元前五○○年第三章　 欧亚疾病大熔炉：公元前五○○至公元一二○○年第四章　 蒙古帝国打通路径：公元一二○○至一五○○年第五章　 闯入美洲新世界：公元一五○○至公元一七○○年第六章　 近代医学大放异彩：公元一七○○年以后附录　　 中国流行病史　　　　 致谢　　　　　　　　　　　　　　　　　　　　 名词注释 
【内容大纲】
　　病菌对人类的威胁与祸害其来已久，早在远古的狩猎时代，寄生物已不断地滋扰人类。当某种传染病菌首度侵入缺乏罹患该病经验的族群时，往往会暴发大流行，造成死伤惨重。十四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就是代表性的例子。　　　　　　　传染病与人类的历史息息相关、彼此互动：传染病造成的人口大量损失，可能扭转战争局势，或带来政治、社会变迁；而人类的文化活动，例如，蒙古帝国扩张领土或欧洲人越洋探险，也会把传染病引入中亚地区或美洲大陆。　　　　　　　然而，史学家经常不能洞悉传染模式的诡谲多变，而对传染病的历史纪录总是轻描淡写，忽略了传染病也是历史中重要的一环。本书的主旨就是要把传染病放到历史的诠释领域里，引领读者重新审视传染病在历史所扮演的角色，并追踪人类与寄生病菌交锋的来龙去脉。　　全书以编年的手法，从史前时代进入历史的年代，再进入耶稣纪元、乃至本世纪前半，详实地探讨鼠疫、天花、霍乱、伤寒、疟疾、流行感冒等病在中国、印度、地中海、美洲等地的肆虐情形，为读者揭示一幕幕条分缕析、巨细靡遗的传染病史。　　这是一幅以历史为彩墨、以疫病为主题，精描细绘而成的卷画。现在就请读者解开卷轴，缓缓地进入舒展在眼前的壮观史画，以全新的角度及视野去认识人类的历史。CS041）
瘟疫也深深影响了历史
 
2007-05-02　16:46:14
 
大中小
 
 对于“非典”、“禽流感”、“疯牛病”等等，我们非常警惕，唯恐它们泛滥成灾，成为了一场瘟疫。这种内心深处的警惕，乃至于恐惧，源于近年来这些流行疾病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比如人们无法忘却“非典”肆虐人人自危的情景；然而也源于人类历史中留下的痛苦记忆，毕竟，瘟疫给人类留下过刻骨铭心的记忆。 瘟疫几乎毁灭了雅典 “身强体健的人们突然被剧烈的高烧所袭击，眼睛发红仿佛喷射出火焰，喉咙或舌头开始充血并散发出不自然的恶臭，伴随呕吐和腹泻而来的是可怕的干渴，这时患病者的身体疼痛发炎并转成溃疡，无法入睡或忍受床榻的触碰，有些病人裸着身体在街上游荡，寻找水喝直到倒地而死。甚至狗也死于此病，吃了躺得到处都是的人尸的乌鸦和雕也死了，存活下来的人不是没了指头、脚趾、眼睛，就是丧失了记忆。”这种惨景是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对公元前430年左右毁灭雅典的瘟疫的描述。 这场瘟疫发生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采用陆地退守、海上进攻的策略，把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的居民移至雅典城内避难，以致城里人口过度集中，可能从埃及、利比亚等地传染的瘟疫在雅典城中突然爆发。在瘟疫中，雅典一半以上的居民和四分之一的军队在死去，雅典重要领导人伯利克里也死去，群龙无首的雅典，社会结构崩溃了，盗窃、谋杀和抢劫横行。斯巴达没能攻克雅典，瘟疫却把希腊文明的中坚雅典掏空了，雅典随后勉强与斯巴达又进行了30多年的战争，直至以失败告终。可惜的是，毁灭了雅典的黄金时代的这场瘟疫，至今没有人能够确定是何种瘟疫，有人猜测是麻疹、腥红热、天花、伤寒等传染病中的一种。 鼠疫导致了古罗马的衰落 不幸的还有罗马帝国。从165年到266年，强盛的罗马帝国在百年中流行了5次大的鼠疫，死亡者非常多，对于帝国的伤害非常深远。到了六世纪中叶的时候，中兴的东罗马帝国再次爆发了更为可怕的瘟疫——鼠疫。当时的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雄心勃勃不断扩张，以恢复旧罗马帝国的辉煌，没想到在542年时，东罗马帝国属地中的埃及最早遭遇到鼠疫，接着迅速传播到了首都君士坦丁堡以及其他地区。 当时出现了很多诡异恐怖的情景，有时当人们正在互相交谈的时候，彼此就开始摇晃,然后倒在街上或者家中；人们买东西时，站在那儿谈话或者数零钱,，死亡就突然而来，商品和货款尚在中间,却再也没有买者或卖者去捡拾起来。最早感染瘟疫的是那些睡在大街上的贫苦人，在一天当中，就有5000到7000人,甚至是多达12000人到l6000人死亡，到了后来贵族，甚至皇帝都感染上了瘟疫。 负责的官员在恐惧中不得不向查士丁尼汇报：死亡人数很快突破了23万人，已经找不到足够的埋葬地，尸体被堆在街上，整个城市散发著尸臭。查士丁尼当时已经略染瘟疫，就在恐惧中下修建很多巨大的可以埋葬7万具尸体的大墓，以重金招募挖坑和掩埋尸体的人，以求阻断瘟疫的扩散。于是，很多尸体不论男女、贵贱、长幼，都被挤在了一起，像腐烂的葡萄一般覆压了近百层埋葬在一起。然而，瘟疫仍然继续疯狂了半个世纪，直至四分之一的罗马人口死于鼠疫。瘟疫引起的的饥荒和内乱，彻底粉碎了查士丁尼已经接近实现的雄心，也使东罗马帝国元气大伤，渐渐崩溃。 瘟疫改变了日本的文化进程 六世纪的时候，日本受到朝鲜的影响，开始接受佛教。三十年代的时候，崇信佛教的朝鲜百济国王派出一个佛教使团前往日本，送给日本人金铜佛像，一些佛教法旗和法伞，以及一批经书，使团告诉日本人，佛教是很优秀的，可以庇佑日本。而此时日本正遭遇饥荒的威胁，很多人认为必须有最强大的神灵的帮助，才能渡过此劫，因此对于佛教开始逐渐接受，日本豪族十川家族率先接受了佛像供奉，建立了寺庙，以后从民间到皇室，也开始转而欢迎佛教了。 然而，随后就爆发了一次大灾难性的瘟疫，最初人们出现像流感那样的症状，随之就会开始咳嗽、腹泻，再接下就出现了皮疹，患者感觉就像被火烧灼一般，皮肤上出现了成百上千处伤口，并逐渐变成肿块、水泡，再化为脓疱。在遭到这种病疑似天花的瘟疫感染的地区，大约一半以上的人都死去了，在死亡的阴影中，瘟疫传播之广，死亡人数之多，让日本全国上下非常恐惧。 有人们开始将瘟疫的爆发归因于日本开始敬奉佛教，他们说日本本土神道教的神灵对于日本人供奉佛像相当气愤，很多贵族也要求销毁国内供奉的佛像。在瘟疫的恐惧下，日本国内的佛像被取下扔进了大河之中，寺庙被焚毁。此后，佛教也一直未能如同中国、韩国一样，在日本的文化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黑死病毁灭、改变了欧洲 十四世纪的时候，欧洲发生了一次非常大的黑死病的瘟疫。黑死病其实是一种淋巴腺鼠疫，病人先是淋巴结溃烂，然后肺部病变，最后整个皮肤由于缺氧开始变黑的，最后到死的时候，整个人是变黑，所以称之为黑死病。1347年西侵欧洲的一支蒙古军队最有可能是黑死病的传播者，由于攻不下热那亚人的港口城市，军中又发生了瘟疫，一怒之下他们将死於鼠疫的士兵尸体用巨大的弓弩弹射到城中。城中的居民、逃到了海上的难民很多人感染了此病，接着从地中海沿岸传染到北非、西班牙、法国、奥地利、英国等地区，直至1451年，欧洲大规模爆发了黑死病。 整个欧洲近三分之一的人口约2500万人死于黑死病，村庄里白骨累累，很多街道空无一人，一家一家的人相继死掉。在死亡面前，很多人沈湎酒色，寻欢作乐，似乎要在人类末日来临之前消耗尽世界上的一切财富。医生们完全束手无策，他们绞尽脑汁想出了各种治疗方法，有的非常奇怪，比如劝病人吞服熔化的黄金和粉碎的绿宝石，或者让病人每天都去厕所呼吸臭气以抵御瘟疫，更有甚者劝人们将公山羊牵进卧室，用粪便擦身，用人尿洗漱，以毒攻毒。 在黑死病面前，很多人一夜间获得了死者的财产而变得富有，有的地方土地和牛羊已经根本找不到主人，不少人仍然四处逃避瘟疫。欧洲经济紊乱，人力奇缺，社会动荡，物价上涨，风俗败坏。然而，这种灾难下的动荡却意外地剧烈冲击了欧洲封建制度，削弱了宗教的传统权威，反而对于欧洲商品经济的增长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天花成了古老文明的杀手 天花是一种古老的急性传染病，大约公元前1000年埃及的法老拉美西斯头部就有天花疤痕，到了我国清朝时，感染过天花的康熙皇帝还亲自研究过如何防治天花。欧洲很早也出现了天花，到了十七、十八世纪，天花仍然导致了百分之十的欧洲天花患者死亡，不过对于欧洲殖民者来说，天花带给了他们以恐惧，他们却用天花带给了南美印第安文明以灭绝的绝望。 自从大约1.1万年前越过白令海峡来到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在南美洲创造了自己的文明，建立起了疆域空前辽阔的印加帝国。南美洲大陆原本没有天花，但是欧洲殖民者到来后，一些人携带的天花病毒开始传播开来，并逐渐大面积流行。印第安人完全没有天花的免疫能力，往往西班牙殖民者的军队带了一些带天花病毒的士兵，一边作战，一边“感染”。一个目睹西班牙殖民者征服阿兹特克帝国过程的传教士描述：“在一些地方满门皆绝。死者太多，以至无法全部掩埋；而臭气漫天，只好推倒死者房屋以作坟墓。” 由于天花的泛滥，加之一些欧洲伤寒、鼠疫的感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印第安人大量死亡。1526年，天花夺去了印加帝国皇帝卡帕克的生命，随即又夺去了他的许多大臣和原定皇位继承人库尤奇的生命，死亡导致了争夺权力的内战，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的率领少得可怜的169名手下乘虚而入，接着大量土著印加人染病死亡最终导致了印加帝国的灭亡。与此同时，曾有过人口2500万的阿兹特克帝国没有被不足千人的西班牙军队彻底击溃，却在此后不断发作的天花瘟疫中几乎死绝。 瘟疫对于人类的影响是巨大的，时刻让人们感觉一股可怕的力量，不过，由于医学以及现代科学的发展，人类对瘟疫的控制的控制力也在逐渐加大。我们中国人最早发现了种痘预防天花的方法，后来世界又推广了种牛痘的方法，使得现在天花已经在全球灭绝。在黑死病流行的时候，欧洲推广了一种有效的隔离检疫制度，这种制度在几年前对抗“非典”的过程中同样有效。为了消灭瘟疫，病原微生物被发现，抗生素的发明大大降低了瘟疫中的死亡率。可以想见，在掌握了更多对抗瘟疫的科学方法后，我们将会更有信心战胜任何传染病。 闲说瘟疫和欧亚文明盛衰
舍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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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东隅•桑榆
　　
　　 古人云失之东隅得之桑榆，世上万事向来祸福难料。人生如此，瘟疫亦如此。从六世纪开始的流行两个多世纪的大鼠疫，除了彻底粉碎了查士丁尼重建罗马的梦想，欧洲进入了后罗马时代，还有更深远的影响。
　　
　　 从鼠疫中幸免于死的查士丁尼从此对神学着迷，基督教终于掌握了欧洲人的心灵，也使欧洲，尤其是没有统一的帝国、本该蓬蓬勃勃的西欧进入了所谓千年的黑暗，欧洲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每况愈下。
　　
　　 而在东方，隋的覆灭并没有使中国进入又一个分裂时期，盛唐的出现使东方真正持人类文明的牛耳。尽管佛教在中国也兴盛着，可是因为没有欧洲鼠疫之后的末世景象，唐人在心灵上是健康开放的，是不容许宗教枷锁的，神权因为没有成为中国政治的要素。
　　
　　 而查士丁尼大鼠疫造成拜占廷的衰败，使中东和中亚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传染病的巨大能量取代了王朝更替的规律，造成了伊斯兰教的兴起。
　　
　　 起家于半岛上一群武装匪徒的穆斯林，与其说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不如说得益于地区权力真空的天时。由于没有强权，穆斯林迅速兴起，终于占据了欧亚大陆的要冲。通过贸易的收益，伊斯兰世界迅速地富裕起来，欧亚也因此再度隔绝。
　　
　　 自给自足的中国、暗无天日的欧洲和神采飞扬的穆斯林都没有料到，蒙古草原上的一小批牧民竟然能够爆发出那样大的毁灭，欧洲的铁幕被掀开了，伊斯兰遭到洗劫和屠杀，中国则是臣服。蒙古人所前所未有的，是大规模地打破原有的地区格局，使长途旅行真正成为可能。在蒙古马蹄的震荡中，沉睡了几个世纪的鼠疫又复活了。
　　
　　 1348年开始的黑死病只用了三年就消灭了欧洲将近一半的人口，其后几百年还不断出现，是使欧洲几乎灭绝但浴火重生的一次浩劫。黑死病确实无疑是鼠疫的一种，腺鼠疫。公认是从东方传来的，在很多文章里都归在蒙古人身上。问题是黑死病出现时，蒙古帝国已经进入崩溃期，离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西征相隔甚久，为什么要隔这么久才出现？
　　
　　 蒙古西征造成黑死病的说法属于无知，现存的一种解释是来自中国东北的鼠疫源，由于东北和中原都在蒙古人统治下，鼠疫被从源地带到北京，然后或者经过商路，或者经过海路传到欧洲，这是比较一致的看法。
　　
　　 还有另外一种推测。1894年清军进入云南平叛，回来的时候带回鼠疫，南中国鼠疫流行，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和法国人Ａ•耶尔森在香港病人身上分离出鼠疫杆菌，这才解决了鼠疫病源的千年之谜。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云南存在着鼠疫源地，云南的鼠疫很可能是喜马拉雅山古鼠疫源的延伸和变迁。蒙古灭南宋，正是迂回云南进行包抄，历史记载元征云南时疫病造成的死亡甚多，很可能是鼠疫。鼠疫就是这样被元部队带到中原，然后传到欧洲。
　　
　　 无论哪种假设，从接触鼠疫源到传到西西里，中间相隔将近一百年，为什么在最初接触的地区没有发生黑死病那样的大流行？查士丁尼大鼠疫的传播同样有这个特征。很可能，鼠疫从野生动物传到家鼠以后，需要在家鼠之间或者家鼠与人之间传播一段时间，才能出现这种毁灭性的变异。正因为原产地的居民已经相对适应了，才会出现在遥远的地方大流行的情况。
　　
　　 黑死病造成欧洲几乎荒芜，对其他地区来说原来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是伊斯兰世界刚刚从蒙古浩劫中恢复过来，奥斯曼帝国还没有罗马兴起时的实力。而东方刚刚推翻蒙古人的统治，明帝国还要对付西部和北部的威胁，郑和下西洋不过是几滴浪花。
　　
　　 于是，欧洲在鼠疫的废墟中重生，义无反顾地走向世界。
　　
　　六 帝国•兴亡
　　
　　 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帝国，如同人有生老病死一样，帝国们也从古到今一直在演绎着胜衰兴亡。
　　
　　 从黑死病中复苏的欧洲，迸发出惊人的能量。进入大航海时代，首先出现的大帝国就是西班牙帝国。由于葡萄牙人的固执，和哥伦布一往无前的航行，西班牙人不仅捷足先登新大陆，而且靠着天花和运气，奇迹般地短时间内连续征服了两大帝国，一个几乎空前绝后的跨海大帝国出现了。新大陆的广阔天地和巨大的财富使西班牙人傲视全球，十六世纪下半叶，几乎没有人敢否认世界的主宰将是西班牙人。穆斯林世界虽然强大，但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中国更是进入闭关锁国。英伦三岛不过是一群海盗。
　　
　　 然而西班牙帝国竟然很快地衰亡了，其原因固然有西班牙王室过度专注于欧洲事务，没有更有效地利用新世界的优势等因素，但黑死病的余波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就在西班牙人和宿敌英荷大对决的时刻，鼠疫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西班牙流行，使得西班牙缺乏胜利所需的人力。
　　
　　 相反，位于海岛上的英国，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大的鼠疫流行。直到1665年伦敦才出现鼠疫流行，这时英国已经取代了西班牙，并开始大规模移民北美，而且这场鼠疫因为伦敦大火而消失。
　　
　　 天时地利，西班牙的霸业竟然这么短暂，不由人感到冥冥中的天意。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西班牙人有意无意造成美洲原住民的集体灭绝，是要受报应的。霸业成空为其一，二十世纪的大流感也阴差阳错地得名西班牙流感，算是西班牙人把天花引进美洲的报应吧。
　　
　　 鼠疫在此后又进入了潜伏期，其他烈性传染病比如霍乱等，并没有鼠疫那么强的杀伤力。鼠疫后来究竟有没有东山再起？1894年南中国的鼠疫和1910-11年东北大鼠疫，究竟是又一次鼠疫高潮的到来，还是人为地侵犯了鼠疫源头？正是这两次鼠疫，使人类掌握了克制这一恶魔的武器。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鼠疫还有个尾巴，新的魔鬼又出现了。1918年大流感究竟死了多少人？科学家的估计是二千万到一亿。这一次已经不是欧亚的问题了，因为美国的强大，世界已经不是两极了。而这次流感的头一个记录下来的病例也出现在美国，尽管美国肯定不是源头，这又一次验证了远程爆发。
　　
　　 由于现代交通的发达，西班牙流感很快传遍了全球。从此在传染病面前，任何地域都不是孤立的。西班牙流感的最大启示就是，早晚有一天，它会和鼠疫一样再度出现的，也很可能同样尸横遍野。对于我们来说，与其寄希望于科学家早日找到克制的办法，不如祈求在有生之年躲过它的来临。
　　
　　 对人类来说，无论怎样的灾难，都会渡过的，可是对身临其境的人们来说，就是宿命。
 
 
《文明》2006年第9期摘录:DNA揭密希腊大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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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2006年第9期第20页
如发现有乱码，请直接从这里浏览正文摘录:显微镜下的伤寒沙门氏菌。文／陈育和蔡岩公元前431年，雅典与斯巴达城开始了长达27年的战争。但是战事爆发一年多之后，雅典人遭到了疾病袭击，约1／3的雅典人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多年来，历史学家对这次瘟疫提出了许多判断，埃博拉、淋巴腺鼠疫、登革热、麻疹、流行性感冒等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意外发现了那次瘟疫受害者的墓葬坑，这数十人显然是被人匆忙扔进墓坑之内的。经过DNA测试，证明伤寒沙门氏菌就是引起这场大瘟疫的罪魁。伤寒是一种肠胃和淋巴系统的急性传染病，特征是发高烧，咽喉有烧灼感，剧烈的咳嗽和腹泻。如果得不到救治，死亡率高达3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