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日报电子版今天:胡发云：周文之死

胡发云：周文之死

　　（高伐林按：从一九七Ｏ年我作为知青，在湖北天门插队期间认识胡发云起，迄今三十九年了，一直不知道他的妻子是左联的领导人周文的外孙女。元旦前收到胡发云来信，附了这篇写于一年多前的文稿，才知道他从未谋面的这位外祖父的悲剧故事。很长，我分篇贴出）

　　一、谁是周文

　　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一周年纪念日，周文猝然离世。那时他正值盛年，刚过四十五岁生日。周文死在一个新世道诞生的第三年。那曾是他梦想一世，奋斗半生的世道。

　　周文被定为自杀，党内除名。

　　二ＯＯ七年，周文诞辰百年之际，我赴京参加一个关于他的研讨会，后来去拜访了周文在重庆《新华日报》的下属，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先生，他们夫妇俩说，当时都听了关于周文之死的传达报告，毛泽东有一个八字批示：“自绝于党，弃之荒郊。”由此，“自绝于××”之说诞生。死亡开始成为最后一项罪名。

　　周文瞬间失去一切，甚至失去了穿干部服的资格，套了一身古怪的黑寿衣，被草草葬在了京郊一个普通墓地里，没有墓碑。周文夫人郑育之死死记住了这个无名墓地的位置。数年后，当郑育之也将被赶出京城之前，她偷偷来到这里，将周文遗骸转移到万安公墓，给他立了一块碑，上面刻了一个陌生的名字：何开荣。那是周文在老家的原名。

　　周文迅速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知道周文。

　　那时，我和他那个叫李虹的、但从未谋面的外孙女相识了。一次闲聊中，她对我说，她有一个姥爷，叫周文，是一个作家。三十年代在左联工作过，当过左联的组织部长，是鲁迅的学生，给鲁迅抬过棺。那时候，我自认为对中国的现代文学已有些了解，除了左翼作家，革命作家，连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也知道一些，但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也没有读过他的任何作品。

　　李虹说，很长时间，她们第三代的孩子们，也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姥爷。

　　周文重新被提起，始于文革初期，那是一个极其复杂怪异的动荡岁月。当年陷周文于泥沼的人们，十四年后自己也落入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之中。周文这个被封存已久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中央党校的大字报上，一些知情人和群众组织开始质疑周文之死。被“周文自杀”事件压抑与牵连了多年的郑育之——一个三十年代初期入党，有着许多传奇经历的上海滩上的地下工作者，开始了漫长的，艰难的，不屈不挠的为丈夫寻求平反之路。但一直未果，反倒又吃了许多苦头。一直到了波谲云诡的一九七五年，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两个人——毛泽东和邓小平，一起为周文恢复了名誉。一九七六年初，周文的遗骨被取出，火化后安放于八宝山。他的骨灰盒上，盖上了党旗。

　　不久，李虹拿来一份装订成册的复印文件，首页是一份标记为一九七五年第二六三号的中共中央文件，整页是大字体的毛泽东批示：“此件印发在京政治局各同志，同时送李井泉郑育之二同志各一份。周文同志之死是被迫死的，如不受压迫，他不会死，此点我看没有疑义。请中央组织部予以复查，妥善解决。毛泽东。十月三十日。”

　　后面是中共中央邓办发出的《中央组织部关于周文同志被迫害致死的情况调查》及邓小平给毛泽东的请示：“主席：政治局会议同意中央组织部对周文同志的复查报告，同意中组部所拟三条平反和善后处理意见，现送请批示。邓小平，十一月二十八日”，随后附有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给周文的数封亲笔信和郑育之给毛泽东的申诉信。然后是追悼会上发布的悼词和一大片参加追悼会的人员名单。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关于周文的文字材料。

　　从此，周文那张清癯、文静又隐隐透着川人倔强的照片开始挂在家人子孙的厅堂里。这张脸渐渐开始为我们熟悉了。但这一切，周文都一无所知。

　　周文是在惶然，悲怆，痛苦与绝望中离世的，那是周文对这世界最后的情绪。在那之前，周文努力过，挣扎过，苦苦思索过，甚至违背周文一贯的做派，违心地反省过、自责过、检讨过。但都没能得到解脱。

　　一九七八年，周文从未谋面的外孙女李虹成为我的妻子。我们生了一个男孩。于是，这个对周文一无所知的男孩与周文有了八分之一的血统，于是，周文与我也有了某种关联。周文与我另一种更深刻的关联是，我们有着同一种终生热爱的职业——写作。

　　八十年代开始之后，我陆续读到了重新出版的周文作品。那是他在三十年代写的一批杂文，随笔，评论，短篇，中篇，长篇……可以说，周文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都在他三十岁以前写完了。那时，从文学领域发端的白话文运动兴起还不到二十年。对于一个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只受过十多年旧式教育，进过两三年新兴学堂的年轻人，周文无疑是极具文学天赋的，在他动笔写小说之前，读过的文学经典，不会超过十部。更可贵的是，在左翼文学中常见那些毛病——狂热，教条，偏执，功利，廉价的浪漫主义，空洞的鼓动宣传，甚至直接用文学来组织群众发动革命……这些，周文都很少沾染。本原，对一个从偏远边城来的一个左倾文学青年，这些都是极易受到蛊惑的。周文走了另外一条踏实的路，写他熟悉的，写他心中的，由此，我们才看到了像《雪地》、《山坡下》，《在白森镇》、《烟苗季》等等一大批内容独特，风格迥异的周文式小说，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一幅幅不可取代的社会生活画卷。雪域高原，茶马古道，险关狭谷，挑夫马帮，军阀土匪，山民烟客，家族倾轧，同仁暗斗，帮派火并……读周文的小说，常让我想起凤凰城下的沈从文，呼伦河畔的萧红。

　　周文几乎是一脚就踏入了中国文坛，处女作就是成名作。他被鲁迅先生看作中国最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之一。一九三四年，鲁迅和茅盾应美国作家伊罗生之约，编选了一本中国短篇小说集，入选二十三位作家，周文名列其中，同时又把周文、刘丹主编的《文艺》月刊杂志也推荐给了伊罗生。我后来常想，如果周文就在文学之路上走下去，又会如何呢？三十年代他的许多同道师友——胡风，巴金，聂绀弩，靳以，肖乾，黎烈文，肖军，肖红，张天翼、沙汀、艾芜、欧阳山……周文会成为哪一个的相似者？

　　由西康边城到十里洋场，周文成为一名作家的同时，也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这两种身份，编织成他跌宕复杂的人生。

　　回望中国漫漫百年，怀想周文传奇一生，突然发现，他一生中有两次出川，神秘地划出他两道古怪的命运曲线。

　　周文的两次出川相隔整整十年。

　　第一次出川是一九三Ｏ年初，行川江，过夔门，下江南。那一年他二十三岁。

　　这一次是苦闷，忧愤，孤独而出，自信，睿智，从容而归。

　　第二次出川是一九四Ｏ年初，越秦岭，出剑阁，赴陕北。那一年他三十三岁。

　　这一次是豪迈，热情，坚定而出，却是归去不再来兮……

　　二、披云出夔门

　　一九Ｏ七年六月十七日，川西，山水林木深处的古镇荥经，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起名何开荣。踏入文坛后，他给自己改名为周文——周，他崇敬的鲁迅先生本姓。文，他钟爱一生的文学。

　　一百年之后，我来到周文故乡。飞抵成都，行驶三百多里到美丽的雨城雅安，再驶数十里，到群峰环绕，林木森森的荥经，这里还保存着数人环抱的古树，保留着数百年前的老屋和风情如梦的旧街巷。我想，百年之前，在这样偏远闭塞，与世隔绝，又山清水秀物产丰饶的地方，大多数人都会囿于故土，终老一生。特别像何家这样有房有地有店铺，家道还算殷实，未有衣食之虞的人家。四岁，周文上私塾，一读就是十年。十五岁，考入新学堂雅州联立中学。十六岁，在母亲包办下完婚。十八岁，到表姐夫任旅长的川边军供职，做候差，文书，印鉴官，禁烟委员……二十岁，做了康定化林坪分县的代县长。从上面简单的履历可以看出，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他算是顺遂的。他有一个能干果决的母亲，有一个稍有权势的亲戚，还有几个慧眼识才的师长。就这样一个本原可以安宁平庸度日，或升官发财娶姨太太的边城青年才俊，突然决意出川，浪迹天涯了。

　　生活中有许多偶然。周文恰恰在他人生的几次关键当口，都被某种偶然遇上了。

　　母亲为他包办的婚姻，是他出走的第一推动力。中国五四之后的作家，革命家名单中，因不满封建包办婚姻而走上新路的人不在少数。周文兄弟三人，他是长子。周文的父亲是秀才，中医，开了一家药铺。父亲在他五岁时患肺病去世，母亲独自撑起家业，养育失怙三子。在一个男权社会中，孤儿寡母有许多的凄凉、苦楚与无奈。周文的父亲离世之后，母亲便让孩子们对她以“爸爸”相称，并寄希望于长子周文，希望他早日成人成才，成为家庭栋梁。在他十六岁的少年时光，周母便主持周文完婚。新娘是周文全然陌生的，比他大两岁，是临近一户小地主家的女儿。紧接着，母亲让周文到表姐夫的部队里任职，周文离家赴职，也算是一次对无爱婚姻的逃离。但是对于一个单纯，善良，梦尚未做完的知识青年来说，部队血腥，鄙俗，冷酷，弱肉强食的生活，无异是另一种地狱。那一段日子唯一的收获，就是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许多独特又鲜活的素材。

　　他不断地变换职业，后来考取国民二十四军刘成勋办的川康边政训练所，这个期间，他读了许多对他来说无异于开天眼的书刊：政治学、经济学、帝国主义、三民主义，郭沫若，张资平，陈独秀，鲁迅……他被启蒙了，苦闷彷徨之中，他看到了黑暗与愚昧，不公与野蛮，他渴望光明，渴望自由，渴望寻到生活的意义，也渴望真正的爱情与婚姻。

　　在川康边政训练所时期，周文遇见了影响了他一生的两个人，一位叫刘伯量的老师，一位名叫骆枕寒的青年友人。周文后来说：“我一位同学的弟弟骆枕寒和我很要好，他也不满于家庭和军队生活，坚决离去，在上海流浪，他的个性很强，人很正直。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他在上海经常和我通信，叙述他流浪的苦境，也叙述他的快乐。那种苦我是不怕的，在我觉得倒是一种快乐。我能够离开我的家乡，能够离开周围一切我所痛恶的……”

　　无爱的婚姻，两人都被深深伤害。母亲渴望家族早日兴旺，周文的小弟不幸夭亡，母亲太需要男丁，周文只得生下一个孩子——可惜是一个女儿，在母亲要求下，妻子又怀孕了。周文不能够再忍受下去，编了一个谎言，从母亲那儿要来了二百银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骗来了二百银元。于是，一九三Ｏ年三月，他抛家别子，跋山涉水决然出川了。

　　船出夔门，他回头对着渐行渐远的家乡喊着：你丑恶的四川，我永远不要再见你了。

　　往后的十年，是周文一生中可圈可点日新月异的十年。那是一次痛苦，艰难而绮丽的羽化，他破茧为蝶。

　　三月出发，五月到上海。骆枕寒的哥哥接待了他，告诉他上海太过奢华，不能久留，带他去到南京，住在四川会馆，与骆枕寒等一批川籍流浪青年开始了一段艰苦又浪漫的生活。有钱大家花，有饭一起吃，读书论世，桀骜不驯，看《阿Ｑ正传》、《拓荒者》，看花花世界，新生活。这天地人三不管的日子倒也很自在。但等到大家的钱都花光了，还得去找寻吃饭的行当。

　　当年在川康边政训练所的刘伯量老师，此时已任南京政府农矿部林政司司长。知道周文境况，把他介绍给一位即将去浙江兰溪任公安局长的同乡，安排他做了一位科长，有吃有住，月薪五十元，这一类查毒禁赌的肥差，还有许多额外进项，像他这样的外来流浪打工者，该是非常满足了。但周文身上有一种东西，那就是传统文人与现代独立知识分子都视为身家性命的道德追求，就像学者张宁指出的“他与周扬、丁玲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周文的不同，并非来自独立思考，而是来自独立道德。”这一点，让他不见容于所谓的旧社会，到得后来，同样也不见容于他曾经以全副身心去拥抱的新制度。

　　去兰溪赴职后，周文并无自得之感，甚至很不快乐。他不喜欢整日在身边蝇蝇嗡嗡的那些想从他身上讨些好的地皮流氓，也看不惯那种官府豪绅或明或暗的枉法勾当。一次接报有豪绅聚赌，抓还是不抓，局长很是犹疑。周文坚决要抓，并且果真就抓了，还亲自审问施以处罚。果然就弄到县长跑来责问局长，被抓者放出后扬言报复，让局长非常狼狈，只好赔罪道歉。刚刚到任几个月周文慨然辞职而去。

　　周文又回到南京，他不愿再依赖刘伯量，自己考取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抄写员，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抄写国民党党员的调查表和测验表。干了一个月，他开始吐血，查出了肺病，那是致他父亲于死的一种恶病。刘伯量借了一笔钱给他，让他去西湖疗养。而后，刘伯量再次介绍他去江西修水，担任修水县水利委员会科员，月薪四十元。不到一个月，周文再次请辞。

　　在修水期间，周文知道了红军，知道了共产党，并心向往之。他隐约觉得他的好友骆枕寒是一个可以帮他找到共产党的人，又远赴广州去找他。在一九四Ｏ年到达延安不久，交给中组部的自传中，周文这样写道：“回到南京后不久，‘九·一八’事件爆发了，许多人去参加了义勇军，在南京城里报名，每天早晨跑去出操，但我不愿参加义勇军，我当时觉得那是狭隘的国家主义的观念，那时我认为所谓保卫国家者，是替国民党，替压迫阶级保卫国家，我不愿干，我要的是加入共产党。我非常苦闷，找不到共产党在那里！我积极的开始看关于国际问题的书，《苏联视察记》我看到了。我又第一次真正明了这世界上已经有了不准人压迫人而且进向新人类的国家，而这国家就是共产党所创造的。我对于加入共产党的心更是非常热切。决心为创造新社会而奋斗……我认为要找寻共产党恐怕只有骆枕寒才有办法。我认为他一定还认得一些共产党。我决定到广州去找他。”

　　在广州，周文找到了骆枕寒，但是没有找到共产党。没有工作，衣食无着，他们不得不再次返回南京。时局动荡，刘伯量愿意出钱送他回四川，母亲也来信要他返乡，但是周文都拒绝了。靠着刘伯量偶尔的接济，周文和骆枕寒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但做着极其壮丽的梦。他们互相温暖互相鼓励，读一些社会科学书刊，了解十月革命。这样激越又罗曼蒂克的生活过了几个月，依然难以为继。刘伯量再一次介绍他到安徽省教育厅任事务员，又过上了月薪五十元的小康生活。

　　安徽省教育厅秘书处有一个日本留学归来的年轻人，是厅长的弟弟，叫叶元烁——就是日后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以群。许多年中，凡上过大学中文系的，大都读过他那本大名鼎鼎的高校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以群当时在编一本叫《安徽学生》的刊物，他无意中发现周文那儿的一本禁书——苏联小说《一周间》，他开始注意周文，并把他也调到秘书处一块儿编刊物。这份工作比较清闲，让周文有时间写那部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周文的文学生涯由此发端，同时，他的革命生涯也由此发端——周文生平第一次遇见了一个活生生的共产党人。以群成了周文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这一点是那位乐善好施的国民政府林政司长刘伯量先生始料所不及的。

　　周文死后第十四年，一九六六年八月，文革高潮中，叶以群在上海跳楼自杀。这也是这位革命领路人当年不曾料想到的。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注意到刘伯量这个人，在周文的文字中，多次出现过这个名字，周文在自传中这样说道他：“刘伯量是我的老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对革命相当同情，我的亲戚——过去当副司令的那位，名贺次璜，我回成都后又和他往来，他对革命无所谓。文艺界如：老舍、马宗融、罗念生、谢文炳、刘盛亚、李劼人、陶雄、萧曼若、刘开渠、厉歌天、叶鼎彝等等，都是自由主义的作家，对革命很同情，和我都很好，现在还在通信。”可以看出，在周文那里，“自由主义者”是一个还说得过去的褒词。

　　周文这段话中提到的刘盛亚，是刘伯量的儿子，在南京期间，周文曾与他一起筹办文艺刊物。刘盛亚后来留学德国，纳粹上台，刘盛亚写过十多篇揭露纳粹的文章，成为我国最早的反法西斯作家。抗战开始，刘盛亚毅然返国共赴国难，被聘为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教授。一九五七年，与时任川大农学院院长的父亲一起，双双划为右派。一九六Ｏ年，刘盛亚死于峨边沙坪劳改营。

　　在安徽省教育厅，周文与以群成为形影不离的密友，从他那里，周文读到了《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国家与革命》、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还有苏联版的《党员初级读物》，也读他以笔名华蒂发表的许多作品。

　　周文倾听，思索，阅读，写作。

　　周文在以群的鼓励下，开始在他主编的《皖江晚报》副刊《雀鸣》上发表作品。

　　周文完成了革命启蒙后，以群告诉他，自己是左联的。左联是革命文艺组织，鲁迅也在里面。他们成立了“安徽文艺研究会”，算作左联的一个部分。

　　周文说：“我在这时期，一直都非常兴奋，我们研究着，工作着。到十月，华蒂（以群）回上海去了，我就介绍骆枕寒给他，骆枕寒也就到了上海。十一月，我便辞去了教育厅的职务，赶到上海，参加‘左联’。因为骆枕寒是修理飞机的技术人员，他们把他介绍给党，送到福建苏区去了，听说他后来在那里当了参谋，带了伤，长征时留在中央苏区。牺牲了！我在‘左联’里参加了一个小组，并担任油印工作。那时‘左联’编一部改编名著的大众丛书，要我编《铁流》、《毁灭》……我开始发表小说，用的笔名是何谷天。”

　　一九三三年二月，周文由左联组织部长以群和宣传部长丁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被选为左联执委，组织部长，并进入党组，党组的另两位成员是林伯修和周扬。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和职业作家的双重生活。

　　那时候的革命者，没有工资，生活靠自己去挣，住房靠自己去租，苦难与危险靠自己去承担。这些都满足了周文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也保证了他道德独立的自我期许。在漂泊的旅途上，他有时和那些底层的穷苦百姓一起挤在混乱肮脏的轮船上，火车里，会有一种融入劳苦大众的自豪感。也为他们的贫穷与不幸感到伤痛。这些，成为他创作的道德背景。

　　一九三三年四月，周文到左联的数月之后，他的生活里进入一个女性，这是一个日本归侨的女儿，当时还在上海一个教会中学读书。这个女性就是多年之后我叫她“姥姥”的郑育之。

　　郑育之，一九一三年生于日本横滨，一九一九年归国。父亲是一家金业交易所会计科科长，在当年上海滩上，该算中等人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这样人家的小姐，都醉心于革命文艺书刊。郑育之的人生嬗变，与一位当时著名的左倾女作家有关，那就是当时风靡一时的《莎菲女士日记》的作者丁玲。“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一天，丁玲由一位地下党身份的老师请到郑育之班上讲课，这是少女郑育之第一次与丁玲相遇，从此，她与丁玲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情谊。那一堂课之后，那位老师给她们几个要好的学生讲了一些丁玲的故事，包括她那个被枪杀的丈夫——作家胡也频。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分三路猛烈进攻上海，蒋光鼐、蔡廷铠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陆军奋起抗敌，史称“一·二八”事变的第一次沪淞抗战爆发，上海进入动荡年代。郑育之等几个向往革命的学生已经无心念书，她们希望找到共产党，数次努力未果，三个十几岁的丫头竟冒昧地给当时丁玲主编的刊物《北斗》写信，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两个月多之后，当她们几乎失望的时候，丁玲委托以群给她们复了信。经过一段时间考验，接纳她们三个女生进入左联工作。

　　在一次秘密的组织生活会上，郑育之第一次与周文这个曾经天远地隔的川西青年相遇。

　　郑育之一边念书，一边为左联做一些工作。她当时已经是一名地下青年团员。

　　参加那次会议的还有以群和与郑育之一起给丁玲写信的姑娘梁文若。那是一次很有意思的会议，在四川北路一六四九弄，周文租住的一个亭子间，革命说完之后，大家各自叙说了自己家庭的政治经济情况，婚恋情况。周文如实说了自己的家庭，经历以及婚姻和逃婚。梁文若则宣告，她已经和以群同居。

　　浪漫时期的革命情侣常常走不到头。梁文若和以群最终分手。但是数十年后，都选择了同一条不归路，文革中，梁文若也跳楼自杀。而郑育之却从此与周文风雨相随，一直到周文倒下。

　　这一年，周文二十六岁，郑育之二十岁，正值豆蔻年华。

　　三、上海滩传奇：革命－文学－爱情

　　动荡的岁月总是青年的节日，但他们的父母不会这样感受。郑育之和她的同志们开会，学习，刻钢板，发文件，到先施公司楼顶撒传单，到沪东工厂区贴壁报……这些这些危险的活动大多都是在夜间秘密进行的。郑育之的父亲对女儿这样鬼鬼祟祟夜不归宿既担心又恼怒，训斥无效后，常常不给她开门，甚至下了逐客令。郑育之也早已做好准备，陆陆续续将自己的衣物用品转移到周文住处，终于在某一天，住到了周文家。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与家庭断绝了往来。郑育之后来这样回忆他们的那一段岁月：“同居后，为了节约开支，开始了自煮饭菜，我既不会烧饭菜，也不会生炉子，于是由周文独自挑起来，但他计划得很有秩序，只在晚上，用煤油炉烧一锅饭，吃剩的留到次日早晨，用开水泡热两人吃了分头参加组织上安排深入工厂，进行女工的宣传组织工作……两人都无固定收入，生活非常艰苦。如果有了两三元钱，那么个人拿一半作为车费，到了中午，买上两只烧饼充饥。晚饭只有咸菜烧豆瓣下饭。实在开不了锅，就到叶以群家混口饭吃。路上经常会遇到盯梢及密探。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设法摆脱。于是前车门上车，再逐步移到后车门下车。必要时，还得转小街，走小巷。在棚户密集的地带找到只有女性的居户，要求在他们家小便，或要求脱衣等拖长时间，让密探找不到……”

　　这个小小的亭子间同时还是左联机关所在地。像我们在电影中常常看到的一样，他们两人拉上厚厚的窗帘，通宵达旦写文件，刻钢板，拟飞行集会上用的口号传单，与上下级秘密接头……

　　革命，爱情，文学……编织成了周文在上海时代的色彩斑斓的背景。这种生活是紧张的，艰苦的，危险的。也是浪漫的，自由的，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

　　下面是从《周文年表》一九三三年段中摘出来的一些内容：

　　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周年纪念大示威。文艺杂志《春光》在光华书店出版发行。将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长篇小说《毁灭》改编缩写为通俗本完稿，五月由光华书局出版发行。发售第三天，被当局查禁。参加青年文学研究会开展的文学创作座谈会，发展了王尧山等人加入左联组织。与汪仑、周钢鸣、刘丹在四川北路跟台湾人张庆璋先生学习日语。在内山书店遇到鲁迅先生并向先生请教。鲁迅向他们介绍了《志贺直哉集》等作品。在圣公会教堂(现山东路一四五号)楼上秘密地召开新选出的左联第二届执委会，鲁迅参加会议。丁玲约楼适夷到周文住处商讨传单口号内容，周文刻印并带传单参加飞行集会。将苏联作家绥拉菲莫维支的名著长篇小说《铁流》改编为缩写通俗本，由光华书局出版。丁玲和潘梓年被捕，周文迁居。国民御侮自救会总会、分会被封闭，小组转入地下活动。周文夫妇再迁居海宁路。筹款寄给丁玲湖南家乡的寡母。将美国作家迈克·果尔德长篇革命小说《没钱的犹太人》缩写为通俗本。参加左联创作理论座谈会，鲁迅在会上提出认真创作，努力培养新人。参与组建现代文艺研究社，成员有何家槐，周文，夏征农，叶紫，欧阳山、杨刚、草明、艾芜、聂绀弩，吴奚如，丘东平、杨潮、卢梦等。进入左联党组，担任组织干事，周扬出席会议。联系并指导复旦大学左联成员工作。出席暨南、光华大学小组会议。参加左联小组会。联系并指导玻璃厂、印刷厂等工人小组和农民小组的工作。楼适夷被捕，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的工作由周文接替。郑育之娘家被搜，周文夫妇又搬家离开四川北路到赫德路居住在一个亭子间内。由于叛徙出卖，郑育之被捕。周文避住工人区。一个多月后，郑育之被娘家人疏通暂释，保人将她送回娘家，关在家中。在此期间，周文接到母亲来信，弟弟何开富在军阀混战中阵亡。母亲寄来路费要求周文回家，周文退回钱，表示不能离开革命工作……

　　一九三三年，周文来到上海的第一个年头是如此多姿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