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政风行风投诉热线:桑兰“天价诉讼”背后的故事

桑兰“天价诉讼”背后的故事

核心提示：“微笑，乐观，坚强，隐忍。”在贴上了“微笑天使”的标签后，这样的特质是社会对桑兰的心理定位和公众期待。撕下这一标签，桑兰是个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天价诉讼的背后，是一个无法用正常人心理揣度的恩怨故事。

桑兰与刘国生、谢晓虹夫妇合影（摄于2008年）

刘国生、谢晓虹夫妇

作为桑兰1998年受伤后在美国的监护人，刘国生、谢晓虹夫妇不曾想到，时隔13年后，他们会成为桑兰打官司索赔的主要对象。

在桑兰的律师海明向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方法院递交的长达22页的英文起诉状中，桑兰起诉了时代华纳公司、美国体操协会、TIG保险公司、Riverstone索赔管理公司、TedTurner特德·特纳管理公司、以及美籍华裔刘国生、谢晓虹夫妇等5家机构和3位个人，共提出18条指控，索赔18亿美元。其中有一半篇幅是告她的华裔监护人刘国生、谢晓虹夫妇（起诉书“事实陈述”的22段中有11段涉及这对监护人）。

“我家第一个看到消息的竟然是我十分疼爱的10岁孙女，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向她解释，只有大哭一场。”谢晓虹在博客中倾诉了自己的迷惑和愤怒，“一年前起，我们已经获悉她要起诉CNN，我们支持她的‘维权’要求，甚至协助她寻找律师。不久前，她还和我通电话，共同策划她近期来纽约的食宿安排。但是完全没有料到，他们的真实企图是要起诉我们这两个曾经呕心沥血救助过她的人。”

在纽约华人圈，刘国生、谢晓虹夫妻兼具财富与名望，同时又与中国体育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2000年，常驻华盛顿的新华社记者杨明曾经去刘国生家采访桑兰，对于谢家的殷富十分感慨：“当时的谢宅位于纽约北郊100公里外的小山上，俨然是个小庄园，自家修了一条碎石子路。凭高远眺，林壑青翠，山脚下有个寂静的湖泊。谢家是幢三层洋楼，面积有上千平方米，形状如悉尼歌剧院，法式落地窗户显出豪华。这个小庄园占地面积起码有三四亩。”

“刘国生是上海人，父亲在香港经商，家世很好。他的小学同学、上海大学的一位物理系教授在看过我写的关于刘国生的报道后曾给我来信，说小时候经常去刘国生家玩，前面是房子，后面有花园，很讲究。”现已退休的原《体育博览》杂志记者刘棨林在1990年也因为采访与刘国生、谢晓虹夫妻有过深入接触。在他向本刊记者的讲述中，这是一对经历传奇，很有政治、经济头脑的夫妻。

刘国生1956年从上海考取清华大学，第二年，错划成“右派”，开除团籍，但是聪明好学的他学业十分优异。清华大学毕业后，他带着父亲给的20万元资金去泰国，先办铁钉厂，后经营中国独特的工艺品景泰蓝，完成了财富原始积累。之后，他定居美国，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同时经营企业，一直在寻找机会向国内投资。谢晓虹比刘国生小20多岁，是北京西城区人，后随家人去了台湾，上世纪80年代初因经商回到北京，在北京饭店与刘国生相识。“当时两人都因各种原因离异不久，逐渐产生了感情。婚后近10年，他们生下3个孩子，连同刘先生前妻的3个孩子，他们共同抚养6个子女。”

桑兰在纳苏医疗中心接受治疗，父亲桑史盛和母亲陈秀凤在一旁照料陪同（摄于1998年7月28日）

1988年7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他们原想在国内开一所中档饭店，为海外来华的中下层人士服务。在交涉过程中，得知民政部要搞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恰好刘国生夫妇在海外常参加国际彩票研讨会，在俄罗斯等国有发行彩票的经验，因此，他们决定投资建彩票公司，国内独家经营。也正是这时候，亚奥理事会决定，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召开。”

刘棨林说，刘国生多年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对各国承办大型体育活动的集资方法了如指掌。他曾统计过：1957～1988年，保加利亚发行体育基金彩票，共收入20亿美元，占整个国家体育投资的一半，解决了修建体育设施的财源。联邦德国、奥地利、瑞士、南斯拉夫等国的体育费用，政府拨款只占1/3，其余则通过发行体育彩票获得。1988年，韩国汉城举行奥运会，发行彩票集资折合人民币8.5亿多元……

而当时的背景是：举办北京亚运会总共需要资金25亿元，由于基础薄弱，开工不久又赶上国家紧缩银根，建筑材料涨价，6亿元的资金缺口需要社会集资，为此亚组委专门成立了集资部。“依据各国惯例，运用彩票集资司空见惯，而在我国，对彩票的性质还存在争议。但是刘国生夫妇已经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他从美洲、欧洲、亚洲各国请来9家巨商洽谈，希望他们把亚运会彩票承接下来，但因为条件要求太高，没有谈成。最后刘国生向亚运集资部表示愿意自负盈亏，独自把亚运体育彩票的制售承揽下来，并向集资部捐赠了100万元。于是，刘国生、谢晓虹夫妻独资兴办的‘乐达利实业公司’诞生了。”

刘棨林对刘国生夫妇印象很好：“刘国生憨厚，谢晓虹聪明。他们租借了一个大厂房，场面弄得很大。彩票制版很复杂，刘国生亲自监督制作，谢晓虹则负责内勤，十分辛苦。他们设计出彩票图样后，多方征求意见，仅国家体委就跑了很多次。有意思的是，在这儿，刘国生遇到清华大学同窗老友伍绍祖，伍绍祖当着别人的面说：‘啊，刘国生么，我了解他，是个干事业的人。’始发彩票是8月8日，仅北京地区就签订了1200多万元的认购合同。”

从发行彩票资金的分配来看，集资效益明显：印刷宣传费占8.1%，发行费占20%，奖金额占41.9%，亚运会收益额占30%，净收入资金全部用于场馆建设和经费开支。1989年12月6日，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彩票两次开奖仪式上，亚运会集资部长王志良亲手把已经回收的部分集资款400万元的支票交给亚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伍绍祖。伍绍祖曾激情满怀地说：“全国人民兴趣高，亚运会一定能开好!”

桑兰在纽约举行的第四届友好运动会比赛预热练习中不幸摔伤（摄于1998年7月21日）

1998年，桑兰第一次见到谢晓虹，是在参加友好运动会之前的一次运动员聚会上，谢晓虹作为中国体操协会副主席出席了这次聚会。作为赞助商，谢晓虹同时还是中国游泳协会的副主席。桑兰在2008年母亲节以“缘分”为主题的文章中，对当年的谢晓虹有这样的描述：“她当时穿着一件深蓝色带白色条纹的套衫，头发还焗油了，略带栗棕色，着装非常得体，又很有气质。她那天还跳了舞，又有能力又漂亮又有地位，还那么多才多艺，谢阿姨在当时的我们眼里——不仅是我们这些女队员，还包括男队员甚至教练员，都是那么完美的一个女人，甚至完美得高不可攀。我在心里还偷偷地想，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样一个成功的女人。”

在这篇文章中，桑兰对于谢晓虹一家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受伤后，我醒过来，看到在我身边忙进忙出的又是她！原来体操队领导要回国了，委托她来照顾我。这次她还全家出动，不但自己亲自给我做饭做菜，还把两个儿子都叫过来陪我。有一次我就要进手术室，她来晚了，急匆匆地把一串佛珠塞到我手里，后来的手术过程中我就一直握着这串佛珠。后来出院住在她家，更是受到了谢阿姨无微不至的照顾。”

谢晓虹与刘国生后来回忆：“当时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和体操管理中心主任张健都全力支持我们在美国对桑兰的监护工作，我们也随时向他们报告情况。国家体委对外联络司主任屠铭德则持另一种态度，主张我们对桑兰的支持应该适可而止，不要过头，否则将来体委对其他受伤运动员难以处理。”

桑兰的13年

黄健和桑兰相识于1999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这样描述他和桑兰的开始认识：“队友介绍到她家去，从朋友角度帮帮她，大家引荐我了。有人找她做社会活动，她拿捏不住，我可以给她提些建议，她父母没时间去接她，我就帮忙接送。作为经纪人是2004年的事了，之前并没有授权。从朋友关系过渡到经纪人，没有为什么。”黄健1997年从北京击剑队退役，进入北京体育大学学习，后来从事体育经纪工作。

在黄健眼里，“桑兰刚回国时很天真，不像十七八岁，更像十三四岁，受伤后世界发生变化，视野发生变化，但确实不断进步着。”按照黄健的说法，他和桑兰第一次见面，就听她描述了受伤的经过。他问桑兰：“为什么监护人不帮你打官司？这个事，你还对谁讲过？”桑兰的回答：“我对教练讲过，但代表团领导一直说：‘桑兰你脑子摔坏了！’”

桑兰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这么描述在美国治疗的10个月：“先不要说都谁来看过我了，前来采访的媒体全部都是世界各地的大媒体。当运动员的时候，很多场面我没见过，我也没有参加过世界锦标赛、奥运会。在美国治疗的这10个月，我见到了许许多多人这辈子都见不到的场面。所以不能说回来时我就是一个小姑娘。迷茫，但也成长了不少。在美国我未满18岁，除了生活是妈妈照顾，其他的各种公共活动都是由我在美国的监护人安排。采访，包括拍摄去超市买菜的镜头什么的，都是他们安排。我只需要出席，不会经历里面的过程。比如说管理上的过程，他们怎么联系媒体，这个媒体是什么背景，我去做康复锻炼为什么有人陪着……这些不需要我考虑，我只是表面上的应对。回国以后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1999年5月23日，桑兰在妈妈陈秀凤（后）和谢晓虹（左）的陪同下从底特律乘机返回北京

回国后，桑兰说她没想过为自己争取什么。“他们给我办了退役，然后国家体育总局赔偿我20万元，浙江省体育局20万元，都是按工伤来的。按照当时的政策，运动员也没有保险，我只能这么接受。因为我的情况在全世界的反响很大，国家开始考虑给运动员上保险。像汤淼、王燕都是有三险的，但我那时候没有。怎么去争取呢？政策就是这样，按照工伤来定。那时候不像现在思想成熟，知道什么是我该要的，什么是属于我的，什么是我要为这个社会做的。刚回来很懵懂，一是年龄上的原因，二是因为运动员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

1999年，《体坛周报》采访桑兰时问她接下来想做什么，桑兰说：“我不想以后，我想以后干什么呢？等过五六年再想吧，等我学了本领，在社会上能生存以后再说吧。也许我可以嫁给一个盲人，我们两个可以互相帮助……”

美国友好运动会组委会曾保证照顾好桑兰，但实际情况是只有几次电话询问。桑兰父母到纽约后，组委会垫付过2500美元，后来寄了催缴单，要回这笔费用。桑兰基金会写信给友好运动会的发起人、慈善家特纳，希望资助桑兰，但被拒绝。

2007年，桑兰从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每个月的固定收入是浙江体育局的1600元固定工资外加600元的保姆费。友好运动会为她投保所得1000万美元的医疗保障金只能用于医疗，并且在中国境内不生效，她每年还要从美国购买500美元的药品才能换取保险的延续。她必须靠继续做主持，做奥委会官网的特约记者，养活自己。

生活中困扰更多。出租车司机不会因为是桑兰拦车就停下，照样拒载；饭店里，醉汉会因为是桑兰在一旁吃饭，就端着酒杯摇晃着过来敬酒。

“桑兰是名人，可她的名是虚名，没什么用。”黄健说。更多的是琐碎事：每天要导尿3次，准备好尿管、尿片、无菌手套、垫布，一次导尿要花半小时到1小时。大便是3天一次，还要用开塞露、润滑油。

除了直面残酷的生活，和体操中心的关系也影响到桑兰的心态。在桑兰回国后，时任中国体操协会主席的张发强在北京表示要照顾桑兰一辈子。但随后，桑兰在微博和一些场合爆料：比如，某体操队领导找到央视，要求别再报桑兰的新闻，否则就没有孩子愿意练体操。比如，桑兰回国后在北京洋桥附近租房而居，由浙江体操队发工资。国家队以退役为理由，再无任何联系。而这些年，体操队一直没有请桑兰参加过队里的春节联欢晚会。比如，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十一届委员会将推荐表递到体育总局，要求单位盖章。机关党委打到体操中心，得到的回复是“桑兰和我们没关系”。桑兰听到这样的话，“心凉了一半。虽然我的人事关系在浙江，但就这一句话，我的心很寒”。

按照黄健的说法，从那时起，桑兰便建立起了维权意识。“后来，联想到了自己在美国运动会上受伤，为何不为自己维权，维护正当利益。”而且，“这么多年后，我的教练和当年的许多当事人已经退休，和原单位已经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我现在对事故责任方采取法律措施，那么这些当年的‘证人’就不会被再次下达封口令。显然，我也可以通过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2010年，黄健在收看央视播出桑兰的专题片时，发现了这样一个细节：桑兰教练刘群琳说起受伤原因，“是受到了别人的干扰”。而这年6月，黄健接到ESPN一位制作人的电话，重新提起那盘记录桑兰受伤全过程的录像带。新证据的出现，让桑兰决定提起诉讼。“我要用人生的下个12年，找证据，讨说法。”她说。

当桑兰准备为自己12年前的“事故”搜集证据时，经纪人黄健给远在美国的刘国生、谢晓虹夫妇——他们当时是桑兰的监护人——发去了邮件，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当年只负责桑兰的生活和医疗，其他跟我们没关系。

也是在2010年，陪伴了桑兰近10年的黄健在接受某周刊记者采访时，第一次证实了他们的恋情。

在美国华人圈，2001年拿到律师牌照的海明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2008年4月22日，针对CNN主播辱华言论，海明代表华人向纽约联邦法院提出集体诉讼，控诉CNN包括诽谤等4项罪名，要求CNN道歉并赔偿13亿美元。事隔半个月后，CNN向海明发了一封“道歉信”，中国网民发现，信中并没有“apologize（道歉）”的字眼，但海明却认为这封“道歉信”可以视为是中国人抗议的一个“阶段性胜利”，并宣布于5月9日撤诉。6月9日海明在纽约法拉盛宣布将向好莱坞明星莎朗·斯通追索赔偿，以惩罚她对四川地震所发表的“报应论”，但最终不了了之。一位跟海明接触比较多的当地华人网民称：“在纽约华人法律圈的人大都知道他，狂接案，不做事。”

黄健在2010年8月接受《体育画报》记者南琼采访时表示，决意诉讼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未来生活有保障，二是想讨个公道的说法。黄健和海明沟通的结果是，双方决定在美国状告5个机构和3位个人。按照黄健的说法，最初，桑兰并不同意告刘国生、谢晓虹夫妇。“当海明在网上发表博客要起诉相关机构时，刘国生却在微博上发出了一些攻击性的言论，我和桑兰都十分气愤，因此这也坚定了我们要起诉他们夫妇的决心。”

2011年5月2日，美国法院新闻网站发布了起诉书摘要。起诉书中提道：“1998年7月，17岁的桑兰作为中国体操队成员来纽约参加友好运动会，她说当她在跳马热身落地的时候，一位运动会工作人员在练习场地附近走动并且搬动了垫子。桑兰因此受到干扰，头部摔倒在地，导致她的两只胳膊和手以及胸部以下受伤，造成永久性瘫痪。桑兰在第二天表示，中国有关部门拒绝她的母亲和父亲护理的权利，并把她置于中国体操协会的商业合作伙伴的监管之下。大约是2008年7月22日（原文时间有误，应为1998年——译者注）桑兰亲生父母接到电话，并立即从中国来到了纽约。然而桑兰的父母立即被剥夺了对他们17岁的女儿所有的监护权利，由中国体操协会在没有履行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委托刘国生、谢晓虹夫妇做她的监护人，并控制了桑兰对外说话的权利。”

起诉书中指出，纽约居民刘国生、谢晓虹夫妇曾涉足多名中国受贿官员参与的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体育彩票生意。

“桑兰说，指定的监护人代表着没有指明的‘中国老板’，阻止她向媒体说明跌倒的真相。桑兰在送往医院时提到，她跌倒的原因是受到另一人的干扰，但是刘国生、谢晓虹夫妇和有关部门立即让她封口，还否认说她受到脑损伤。因为利益冲突，刘国生、谢晓虹夫妇和中国体操协会会长张謇（音，即张健）为了保护被告和业务合作伙伴的利益，一直回避桑兰和她的父母向导致桑兰受伤的有关责任方索赔的要求。”

“事实上，只听从有关部门的刘国生、谢晓虹夫妇将桑兰一直软禁在家。为了封住桑兰的口，刘国生、谢晓虹夫妇向桑兰做出虚假承诺：作为监护人他们将承担她终身需要的生活费用。自从刘国生、谢晓虹夫妇被指定为监护人后，其公司因此从中国体育相关的商务交易中获得数以百万美元的收入。他们只听从使他们成为亿万富翁的‘中国老板’的指示。刘国生、谢晓虹夫妇向桑兰做出的承诺从来没有兑现。桑兰还声称刘国生、谢晓虹夫妇公开其私人电子邮件、她和她的男友的信件。”

桑兰声称特德·特纳公司蒙蔽媒体，该公司曾经向桑兰的经纪人、中国政府高层领导承诺提供桑兰终身的生活费用和医疗费用。桑兰一直指望该公司履行承诺，但是特德·特纳公司没有兑现，只是为了提高公司的公众形象。起诉书说。桑兰指控美国体操协会指定的公司TIG保险公司，因为桑兰住在美国以外的国家，而不予兑现保险。“因为特德·特纳公司没有提供生活费用，TIG保险公司没有支付保险，所以过去13年来，她没有受到有效的治疗，导致她的健康条件恶化。虽然她因为受伤，已成为国际知名人士和一位作家，桑兰说，在此之前，她一直没有能力支付治疗费和寻求司法正义。”

“刘国生、谢晓虹夫妇完全控制了桑兰的治疗以及她和美国医生的联系，并且切断她付诸法律手段的联系途径。桑兰在中国居住近13年，无法在美国法庭或中国法庭起诉，无法获得医疗保险，致使她永久伤残。”

起诉书总共列举了针对上述8个被告的18项控罪，每一项的索赔金额均为1亿美元，其中包括违反协议、违反美国残疾人法、违反纽约州及纽约市人权法、违反美国1964年民权法、违反纽约州保险法、不当得利、侵占财产、未履行监护职责、诽谤、民事共谋、侵犯个人隐私等控罪。一共索赔18亿美元。

在刘国生，谢晓虹的代理律师莫虎看来，这不是一般的起诉状。“更像是给媒体看，而不是给法院看的。”“我们经过详细调查，有可能会把18项撤掉。因为时间过期了，纽约的联邦法院规定，诉讼有些1年就过期了，有些是3年，有些是6年过期，现在都过去13年了，还有一小部分存在，可能不需要等开庭，18项诉讼大部分都会被砍掉。”莫虎告诉本刊记者。同样是美籍华裔律师，莫虎于1976年5月获美国波士顿大学法学研究院法学博士学位，30岁的时候出任纽约警察总局副局长兼审判厅厅长职位，与刘国生、谢晓虹夫妻是多年好友。

虽然桑兰提出了诉讼，但刘国生夫妇尚未收到法院传票，莫虎解释说：“因为按照法律规定还有4个月。海明律师恨不得在媒体上打这场官司，还没有见过一个律师在美国采取这样的手段。”

对于美国案件的生效问题，莫虎做了详细解答：“这个案子要生效必须符合一定条件，那就是被告人觉得有责任面对官司，要么送反驳文件，要么做出答复。即便律师代表被告给予答复，双方律师还要去见法官的助理，届时会要求原告的律师简单地介绍证据，今天你到底有什么证据。还有法官的助理，会给原告的律师表态，法官会给出一部分的时间，让原告给书面上的证据，还有给时间让原告取证，这是基本的程序。”

莫虎坚决否认存在性骚扰：“说谢晓虹的大儿子性骚扰？我期望你们媒体都知道，当年7月27日，她的父母都来了美国，她是摔了，不能走路，但是她脑子是清醒的。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