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行怎么转人工服务:中国必然强大，结局不容置疑

作者:王存兴 提交日期:2006-04-15 11:29
　　
　　中国必然强大，结局不容置疑
　　
　　
　　 文化是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一种“协作生存”的习惯总和，它具有惯性和稳定性。是在“历史条件下”的最优化的“协作生存”模式的自然选择。
　　
　　 如果我们对世界上几个典型的文化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文化模式在未来的世界上具有极大的优势。
　　
　　 最简单的文化模式是日本模式，日本文化本质上是“船文化”。这是他们的祖先经过长期的渔猎生活习惯所形成的。这个文化的核心是“以船为中心的生存行为模式”，其特点是“同舟共济”的团队精神。
　　
　　 同在一条船上出海捕鱼，无论命运和利益都是“以船为中心”。无论是对抗风暴、大浪，还是应对“海盗”和迷航的危机，他们必须为了“船”的存在而全力以赴，“船”的沉没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命运。“团队”合作是必须的。这个习惯构成了日本文化的最基本的内核。
　　
　　 这种习惯在应对危机的时候，具有极大的优势， 所以，日本文化在压力下是最有优势的，如果外在的压力消失，他们就会丧失这种“团队”优势。所以，日本为了保住这种文化优势，必须不断的寻求压力和危机。即使教育也必须加强危机教育。或者说日本人只有在危机和恐慌的环境中，才能充分表现出自己的文化优势，发挥出最高的创造效率。一旦危机消失，这种全力对外的“团队精神”就会自然解体，或着变得散乱。所以在整个世界走向和平和稳定的将来，日本文化将逐渐丧失其优势。
　　
　　 德国的日尔曼文化是“集体狩猎”文化，在茫茫的北欧雪原，面对凶猛的动物，集体狩猎是最安全和效率最高的，而集体狩猎的成败与集体的“纪律性”是直接相关的。任何不统一的行为都可能吓跑猎物，使狩猎失败，所以，“纪律性”是德国文化的主要特征。
　　
　　 而狩猎工具{弓箭等}质量决定着狩猎的效率，甚至关系到生命的安全，所以，精心制作工具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认真严谨的习惯”是德国文化的又一个特征。这与我们祖先制造农具是不同的， 农具无需太精致，而耕种和收割行为也无需过于严密，这是我们文化中做事“不严谨”，习惯于“差不多”的主要原因。
　　
　　 日尔曼文化的“纪律性”和“做事严谨”的习惯，将使德国人在科学研究和精密制造上获得极大的优势。
　　
　　 非洲文明是“独立狩猎”文明，他们的优势是单打独斗。因此这种特征有利于“格斗”“体育”“小型战争”等。
　　
　　 阿拉伯文明是“游牧文明”，优势是迁徙和简单的直接交易，争夺和好斗是游牧文化的一个特征。
　　
　　 俄罗斯是典型的“农庄文化”，比较适应集体行为。寒冷的气候养成的“强壮体质”和“顽强意志”是这个文明的又一个特征。
　　
　　 欧洲文明是希腊文明的延续，是“市场交易文明”，这个文明的特征是“创造—交易——获得”模式的完善，这个模式能使创造者得到应该得到的财富，所以，它的优势是能够完全激发个人的创造潜力。这是他们近代强大的原因。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文化，这个文化的优势是：“没有历史的“主人”，没有任何历史包袱”，没有任何等级观念，大家都是移民”。所以最容易形成平等的观念和习惯。其经济模式是完全的“市场模式”。这个文化的特征是个人的潜力得到了更大的发挥。
　　
　　 中国文化的是“家文化”，这个文化的最大特征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协调，中国人是天生的协调专家，也是天生的政治家。如果做政治家，中国人无需学习，天生就会，任何一个农民都能轻易治理一个国家。当然模式是“家长模式”，所以中国文化的封建之根是非常稳固的。它深藏于我们的本能之中。
　　
　　 对于中国的问题，现在存在很多错误的观念，西化派的精英们认为：中国的病根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和这个民族所固有的“劣根性”，只有全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引进现代西方文化，才能拯救中国。
　　
　　 而民族主义者的“国粹派”则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否定中国文化，文化断裂的结果，只有重新复兴儒家文化，才能拯救中国。
　　
　　 其实，他们犯下的是同一个错误：过分的夸大了儒家文化作用！儒家文化既没有承载一个民族复兴的伟大力量，更不是阻碍一个民族的振兴最大障碍。而且中国人根本不存在什么“劣根性”。儒家文化不是中国文化的全部，而真正的中国文化是中国人已经习惯了的“生活协作”的习惯和稳定的先天心态。
　　
　　 西化派虽然对西方文明崇拜的五体投地。但是，他们事实没有弄明白“西方文化”的真相是什么？ 其实，西方文化的真相是“市场文化”，民主政治是“市场文化”的必然产物。一个习惯于“自愿、公平交换”的民族，其政治模式的选择，必然是民主的。
　　
　　 民主政治不是起源于“思想家的大脑”，也不是起源于“伟大政治家”的信仰。而是起源于自由交易的市场。我认为这是希腊产生民主文明的根本原因。
　　
　　 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家”文化，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协作生存”模式。这个模式的特征是：共同劳作，按需分配，任何一个传统的家庭都是遵守这个模式的。
　　
　　 家长是天然的管理者和财富控制和分配者。因此，这个文化的本质是“分配”，主要矛盾是分配的公平性问题。而国家仅仅是一个更大的“家”。财富管理和控制，完全按照“家”的模式进行。而全部成员仅仅是这个“生存单元”中的一个分子。他们的责任是维护这个“生存单元”的利益，并且服从家长，以保证这个“生存单位”的和谐和稳定。
　　
　　 中国之所以形成这个文化模式的原因，并不是来源于孔子和什么“儒家文化”，而是来源于我们的地理环境。广大的平原和稀少的河流，局限了物产的交流，物产的地区相似性，又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应该说，在农耕生产力的环境下，“小农经济”是中国最优的生存模式选择。
　　
　　 在当时靠驿站传播信息，靠牛马车作为运输工具的时代，维持这样一个疆域广大的帝国稳定。的确需要超人的智慧。一次大的反叛。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平定。而军队的调动和粮草的运送，是一个极为困难的事情，例如从秦古道向蒙古边防运送粮食，仅仅路上就被运送人员吃掉七八成。如果距离再远一些，粮草的供应就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如此一个巨大的帝国中，稳定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于是，一个适应这个需求的文化模式——儒家学派，在诸子百家中被历史选择，并且逐步得到完善。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文化模式的选择，不但是正确的，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选择。孔子的儒家文化的本质，是“家”文化， 而家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这个文化的核心是“协调”，或者说，儒家文化是一种“协调”人——人、人——家、人——社会的最完善的生存智慧。而这种“协调”恰恰是一个庞大的农业帝国所必须的稳定基础。
　　
　　 西化派的另一个错误是：他们认为中国人的信仰是一片空白，几乎没有人生的信仰。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中国文化给与中国人留下的信仰是非常正确的。我们的文化信仰“天道”、“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特别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但正确，而且清晰。
　　
　　 更伟大是我们信仰“完善、延续后代”的人生哲学，这是作为一个物种最根本、最正确的信仰。这些信仰无论就其真理性还是“心灵”展开的空间上，几乎是最优的。远远高于以信仰“宇宙国王”耶和华为目的“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我们现在不是没有信仰，而是信仰被我们自己抛弃、扼杀了。
　　
　　 社会事实上是一个以生存“利益”为中心的协作体，人类形成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因是“合作互利”，这种生存方式比个人的独立生存模式更有利。这是人类选择社会合作的原因。也是社会形成和完善的基础。
　　
　　 从生存利益获得和分配的角度看，中国文化的优势是分配和协调，而西方文明的优势是创造和交易，在整个社会稳发展角度看，“和谐、协调、交易、创造”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四个基本要素”，在这四个基本要素中，中国文化占有两个优势：和谐与协调的智慧，西方文明占有“交易和创造”的另外两个优势，西方优势适合财富的创造，这是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
　　
　　 因此，中国文化最缺少的是交易和创造。这两个要素产生于长期完善的“市场交易”环境，而我们的历史恰恰缺少这个环境。
　　
　　 著名的李约慈悖论 提出：“中国文明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的疑问，作为这个问题的论说很多，根本的问题却被忽视了。“中国文明没有产生科学的原因，不是文化的问题。而是“科学”在小农经济的环境下，没有市场，没有“买主”。科学没有产生发展的真正动力——利益回报。
　　
　　 唯一的例外是古代天文学，中国的成就是巨大的。原因是天文学有买主，尽管这个买主是朝廷，但是同样能够得到应有的财富回报。“炼丹术”“算命术”“风水术”发达的原因，也是因为存在民间“买主”。
　　
　　 科学技术就完全不同了，在古代中国，它们几乎没有买主，即使纺织这个人人需要的商品，我们也几乎是自给自足，交易的市场很小。如果有人在明代以前，创造发明一部纺织机器。他所付出的代价和得到的利益肯定是不对称的。
　　
　　 如果付出十份的代价，而得到一份的回报，创造的动力就是负数，也没有人会做这种愚蠢的事情。而英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发达的贸易，使创造获得了极大的价值，一份的付出能够得到一百份的财富回报，创造发明的动力是巨大的。这是西方产生近代科学的根本原因。
　　
　　 经济利益是科学创造的真正持久的动力，而市场是获得经济利益的最好模式，因此，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彻底的、完全自由的、公平的、完善的市场机制。无论从完善中国文明、激发创造力、国家强大、习惯改变 实现民主政治的角度看，完善的、彻底的市场经济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
　　
　　 “和谐——协调”和“交易——创造”是一个完善健康社会的左右手，西化派认为只要砍掉左手{传统文化}，才能长出右手[交易——创造的市场经济]。民族主义的“国粹派”则认为，只要保住并发挥左手，才能复兴这个民族。其实，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保护左手而完善右手，这样我们才能使我们成为一个健全有力的民族。
　　
　　 目前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是封建等级意识和封建等级特权结构，在权力的控制之下，一部分人不但垄断经济资源，同时垄断了市场机会，甚至连社会机会、监督机会、说话的机会全部垄断。造成了社会的种种不公，这是压在中国人头上的一块巨石，也是我们发展的最大障碍。
　　
　　 这种垄断的直接结果，不但使财富的创造障碍重重，栅栏层生，扰乱了市场的正常机制。阻碍了社会潜力的发挥。更深层的是 ：几乎扼杀、摧毁了民众自强的信心 。
　　
　　 这种特权病的一个隐性的症状，是国民心理深处的等级观念，这个“心灵的等级”深深嵌入我们民族的心灵。这是长期封建社会所形成的文化残留。
　　
　　 这种“心灵等级”的最大危害，使我们心灵深处根本没有人格平等的习惯，也就是我们无意识之中没有“人格平等”习惯。面子是这种“心灵等级”最直接的表现。外国人很难理解中国人的面子，其原因是他们根本不懂中国人心灵深处的这个幽灵。
　　
　　 现在我们文化中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反自由化，也不是反民族主义，而是清除封建特权和等级意识的残余。
　　
　　 当生存环境变化的时候，“文化模式”必然出现“不适应”症状，也必然进行改变。这个过程类似一个长期生活在山区的农民，突然进入城市生活的“不适应”是一样的：他们原来独立耕种、很少交易的习惯，必须适应城市的更多的合作和交易现实，甚至必须学会与原有习惯相悖的“大声叫卖”。
　　
　　 有人说，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了中国人，这是一个极大的历史错误。事实上，鸦片战争的炮声，吓懵了中国人，100多年来，我们像一头受惊黄牛，为了安全和强大，到处乱闯。以恐慌和急切的心灵，寻找我们强大和安全的出路。无论康梁维新、三民主义、五四精神、共产主义，都是在一种恐慌和急切的心态下进行的选择，都想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路径，找到一个快速强大的捷径。
　　
　　 如果单纯从主观愿望的角度看，中国近代的所有政治家、思想家、文人，无一例外的都抱着中国强大繁荣的梦想，而且满腔热情，义无反顾，甚至视死如归。别说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鲁迅等人的奋斗历程是惨烈而悲壮的。即使袁世凯、汪精卫也都做着强国之梦。他们的目的应该说是一致的。区别也仅仅是“强国路径”的不同。
　　
　　 特别是毛泽东，如果谁怀疑他对中国的赤诚之心，和强烈的“强国”愿望，肯定是不公正的。可是，他的“强国路径”历史证明是错误的。
　　
　　 这些心灵纯洁、目标清晰、智慧超群的优秀人物，为什么会犯下极大的错误，而使中国陷入灾难？根本原因就是他们的“心灵深处”存在着巨大“亡国灭族”的心理恐慌，他们担心这个民族被毁灭，他们想以最快的速度，最捷径方式是中国“强大繁荣”，他们的心理是急切的。所以一直在梦想一条捷径。大跃进的初衷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发展经济，而文化大革命也是向以最快的速度解决中国的封建文化问题。
　　
　　 急切的心理毁掉这些伟人，也延误了中国强大的步伐。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犯着“急切心理”的毛病，看看我们的教育、科研、政治决策等，都存在这种“急切心理”的毛病。而这种急切心理产生的根源，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深层的心灵恐惧。
　　
　　 其实，我们是一个大国，一个最大的民族，我们不存在灭族的危险，我们应该以一个宽厚平静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发展，而不是成天处于恐慌之中，在恐慌心理的作用下，寻找“梦想”之中的捷径。
　　
　　 这种“民族恐慌的心理”的危害是巨大的。我们在忙乱的思考中，为中国选择了一个“八不象”畸形社会体制。如果我们客观的分析一下我们社会体制结构，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政治体制基本上是封建式的，经济结构基本是使“农奴”式的[特别是完全计划经济时期]，而我们的理想是标准的“原始部落的共产主义”。这样一个可怕的景象出现了：
　　
　　 整个中国，类似一辆破旧的封建牛车，拖着一个“农奴”经济的爬犁，扛着原始共产主义的大旗，浩浩荡荡、高唱着理想的凯歌向原始部落前进”。 走向一个与现代文明完全相反的方向。尽管我们现在发现了方向的错误，我们正在调整方向，但是，我们仍然在左右徘徊，蛇形前进。
　　
　　 我们现在应该真正的审视一下我们处境，我们是一个大国，一个最大的民族，在世界逐步走向理性的今天，我们根本不存在亡国灭族的危险。我们应该恢复大国心态，建立真正的自信，消除虚拟的恐慌，以完全稳定的心态和务实的态度，发展我们的经济和综合实力。
　　
　　 我们应该抛弃一切虚幻的理想，以完全实用的态度对待我们的现实。我们的目标应该明确，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强大、富裕、繁荣。
　　
　　 其余的一切主义、信仰都是手段。凡是有利于这个目标的一切观念，无论是马克思的还是希特勒的，甚至东条英机的，我们都要接受；凡是不利于发展的主义、信仰，无论他们是何方神仙，都应该让他们滚蛋！
　　
　　
　　 中国人在长期稳定的农业文明养成的宽厚和仁慈的特性，长期的耕种养成了勤劳的习惯，稳定精细的的生活养成精细思维的心灵，特别是长期习惯于对自然生物生长习性精细观察，养成了一种对“生命成长模式”的直觉天性，这也是中国哲学的特征。这种模糊的思维模式，使中国人能够凭借直觉正确的认识事物发展趋势。
　　
　　 中国未来的强大，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结局。理由如下：
　　
　　 1、 当世界逐步走向和平、融合的今天，世界文明需要协调的智慧，对于复杂的市场需求，需要直觉判断的智慧，中国人具有极大的先天优势。所以中国人在自由经济竞争中，一定能够取胜。
　　
　　 2、中国人具有强烈的创业愿望，这个愿望是非常强烈，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渴望富裕和强大。根据有关对中国当代大学生的调查，愿意独立创业的人数，远远高于世界任何国家。即使我们把当代大学生和80年代以前的大学生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独立生存能力远远高于后者，仅仅20多年，中国人的心态成熟的速度是惊人的。这是我们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力。
　　
　　 3、由于在一个开放的自由竞争的环境中，个人的智慧和财富具有均衡的作用。美国黑人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这些仅仅在不久以前还处于原始部落时代的人种，在美国这个自由的环境中，获得了心智和财富的巨大成功。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经济的均衡也是必然的，只要我们不人为的封闭自己，而是融入这个开放的环境，我们经济实力就会很快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
　　
　　 中国是一个大国，一旦财富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的综合国力肯定是世界第一的。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强大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结局。
　　
　　 我们现在的弱势是缺少“市场经济”的交易习惯。缺少激发创造的原始动力，利益关系由于各种社会垄断和等级问题，没有理顺，阻碍了中国人创造性的发挥。我们只要补上“市场经济”这个缺陷，我们就会很快理顺利益关系，形成正确的观念：人格平等、财富的市场获得而不是平均分配， 同时个人创造潜力在市场经济的“财富”激励下，会得到极大的发挥。
　　
　　 只要我们跨过民主政治这个坎，一切权力置于阳光之下，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清廉高效的政府，贪污腐败、封建等级特权就会自然消失。
　　
　　 仅仅经过二十几年不完备的市场经济，我们观念、行为和经济实力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我们民族必然拥有未来的现实例证。
　　
　　 现在，我们必须明白，中华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任何集团的、阶层的、党派的利益，必须服从民族的利益。而不是党派、集团、特权阶层利益高于中华民族的利益。我们应该把颠倒的利益关系重新颠倒过来。让民族的利益置于一切集团利益之上。
　　
　　 现在我们需要明确我们唯一发展目标：中国必须强大！我们应该清除我们意识中的一切混乱的、虚幻的观念。清除一切阻碍我们前进的障碍。中国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清障”：清除一切封建的、等级的、特权的、垄断的、集团的利益的障碍，和形形色色阻碍发展的限制和体制栅栏。
　　
　　 中国必然强大，结局不容置疑！无论内部还是外部的阻力和困难，都无法阻挡我们走向强大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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