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银行磁条卡还能用吗:钱理群的精神突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5 00:11:57
钱理群的精神突围
作为中国最知名的鲁迅研究者，钱理群认为，研究者应该是“后来者”，对其研究对象有着承担的责任。因此，他做鲁迅研究，不但要讲鲁迅，还要接着鲁迅往下讲，甚至接着鲁迅往下做。
不断发掘历史的“幸存者”
和那些在象牙塔一路修行的学者不同，钱理群是带着自身丰富的经历闯入学术界的。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地区教语文，一教就是十八年，文革结束后考上北大中文系研究生，42岁才获得硕士学位。在贵州的日子里，钱理群积极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在社会的最底层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大动乱，而且经历了从狂乱的迷信到清醒的自省的精神大蜕变。
从多重意义上来说，钱理群都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幸存者。他作为六七十年代“民间思想村落”的一员，幸运地走上了北大讲台，参与了80年代的启蒙事业；90年代开始，又作为启蒙运动的幸存者，经历了时代社会给予的光荣和“围攻”；退休后，他并不安于清闲的养老生活，而作为市场年代的知识分子中的幸存者，进入了力所能及的实践领域。
钱理群本人承认“幸存者”这个标签。他说：“在我所经历的历次运动中，许多远比我优秀的人都牺牲了，而我还活着；在当下的中国，还有许多优秀的人才，他们仍在追求，思考，甚至写作，但却没有话语权，是我所说的‘民间思想者’，而我则阴差阳错地成了学者，多少有了点发出声音的条件。”
作为学者，钱理群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注于研究鲁迅和周作人。但他不满于专业层面的文学研究，而着重分析这一对周氏兄弟的思想内涵。他学术研究的一大成果，是整理、总结出鲁迅的“立人”思想，指出鲁迅始终紧紧抓住“人”这个轴心，最关心的是“人”在中国社会结构与中国历史中所处的地位与真实处境。在面临如何建立中国的“近世文明”（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现代化道路”）这一历史课题时，鲁迅并没有采取将西方现存的现代化道路全盘搬来的明快办法，而是采取了有分析的、因此不免是复杂的甚至矛盾的态度，把西方工业文明中几个基本命题“科学”“理性”“民主”“社会平等”等放到科学史、人之历史与西方思想文化发展史中进行历史考察，一方面，对于上述命题对促进西方社会进步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又指出，在那些巨大的无可否认的价值背后，隐藏着同样大的危机，比如，如果把“民主”变成对于“众数”的崇拜，就必然陷入“以独制众者古，以众虐独者今”的历史循环。在鲁迅对于中国“近世文明”的设计中，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必须是一个“人国”，即以“立人”为前提与基础，不能单一地“以富有为文明”、“以路矿（即科学技术）为文明”，“以众治（即民主）为文明”，而必须把“人的精神自由”作为现代文明的基本指标。
钱理群的研究从鲁迅开始，拓展到中国的现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和知识分子精神史。作为一个“幸存者”，他感觉自己的任务之一便是反思自己亲历的历史，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根据
顺着这一思路，钱理群又发掘出了“1957年的民间”。他在整理北大校史时发现，关于1957年的那一段历史在北大的官方叙述中已经消失，仅有一本书提及，却把那段历史描绘为一小撮右派学生在“污蔑”“攻击”。好在那一年，钱理群正在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二年级上课，是那场历史的在场者与幸存者。钱理群就此展开研究，以大量史实说明，1957年在以北大为中心的中国大学校园里，发生了一场民间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学生们猛烈批判各种社会弊端，使“五四”精神获得了新的时代内容，并形成了所谓“右派”精神传统，那就是“不懈地探索，勇敢地捍卫真理与正义，始终坚守思想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从历史意义上来讲，1957年“广场”上的思考与呐喊，是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身，而那些学生当时提出的问题与任务，仍然是今天中国的改革者需要继续解决与完成的。
钱理群骄傲于北大的“57年”，也关注北大的“66年”。他了解到，北大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当时有许多北大人狂热地卷入那场运动，做出大量令人发指的暴行。然而在今天，人们总是高谈北大的光荣，却不敢触及同样惊心动魄的北大耻辱，一厢情愿地描绘一个“一路凯歌行进”的百年辉煌，却闭眼不承认前进途中的坎坷、曲折、倒退与失误。钱理群于是在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郑重提出，应该把“校庆”变成一场“自我反省和批判”，而不是一味的自我陶醉。不仅如此，他还尖锐地指出，如今的北大存在着“教育精神价值失落”的严重问题，北大的教育成了“使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依附于市场的实用主义的商业化教育”。在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的过程中，北大“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思想学术传统损失惨重。这些言论在当时引起了近似于爆炸式的反应，有人轰然叫好，但校方却下令，从此不准钱理群在学校作为公开学术演讲。禁止一位教授在公开场合露面，这在北大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钱理群本人把自己所做的这些工作，称为鲁迅所开创的“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延续”。
北大最受欢迎的老师
由于在北大百年校庆时的言论，钱理群一度上了“黑名单”。一些极“左”派学者在他们所能掌握与影响的报刊和杂志上发难，对他进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批判。然而在这场精神磨难中，钱理群也得到了安慰——来自青年的安慰。就在北大校方做出禁止他在学校做公开演讲的决定之后，北大学生借学校评选“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之际，将钱理群选为1999年的“十佳”之首，以示支持。
事实是，学生们真诚地爱戴钱理群。行走在燕园小径上的他，看上去只是一个可爱的老人，大大的脑袋，老顽童式的微笑；但一旦站上讲坛，便陡然发光发热、为电为神，其汹涌的激情让挤满了几百人的大教室时而掌声如潮、时而鸦雀无声。他的鲁迅观，他的周作人观，他的中国知识分子观，他的现代文学史观，通过北大的课堂辐射出去，成为十几届学子共同的精神财富。
钱理群把自己的教学成功经验归纳为一个“真”字。首先，他每次备课都极其认真，精心设计很多细节，甚至板书哪些保留、哪些擦掉都仔细考虑；其次，他给学生的都是真货色，上课内容实实在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真诚地对待学生。“我始终注意不摆出教授的派头。在课堂上，我从来都是把自己摊开了讲，告诉学生自己的困惑、自己哪些地方并不清楚。这样会让学生觉得你很真实，从而愿意听你的课。他们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会愿意和你交往。”钱理群说。很显然，钱理群对于学生的真诚，与鲁迅对于青年的热情一脉相承。
2002年初，钱理群迎来了他在北大的最后一学期课。这一回，他没有讲他最擅长讲的鲁迅，而是将他几十年最集中的思索、心得与困惑托盘而出。他讲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和治学之路，探讨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作用和与民众的关系，考察启蒙主义者从“英雄”到“戏子”的转化，呼唤正在消逝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强调理想主义在这个虚无主义、市侩主义、犬儒主义和享乐主义泛滥的时代的重要性。在这一足以载入北大史、甚至中国教育史的课堂最后，钱理群向学生们袒露了他退休后的计划：他要开始他新的研究、新的著述；他要关注边远地区、社会底层所发生的事情；他要继续关注并参与中国教育的改革。同时，他要始终守住鲁迅。
钱理群说到做到。退休后，他继续着学术研究和人文思索，陆续推出《钱理群讲学录》《我的精神实录》等作品；几次回贵州考察，参与编写《贵州读本》一书。而在他的一系列社会实践中最引人关注的事件，是他走进中学、给高中生开鲁迅的课外选修课。由此，钱理群实行了某种角色的转换：由一个思想者转向实践者。
在2004、05年间，钱理群三次走进中学。之所以那么做，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是希望能延续中国早在五四时期就形成的一个传统，即大学教授走进中学课堂，像夏丏尊、朱自清、叶圣陶等知名大家都曾在中学任教。毕竟，人在高中时代是学习能力最强的时候，也是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在这个阶段得遇良师，则足以惠及一生。其次，也是希望能让年轻人更早地了解到一个“真实”的鲁迅，因为他发现，许多进大学的年轻人在多年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对鲁迅都有了一种抵触情绪，对这位大师敬而远之，而这，又是怎样的一种可惜！
为了进高中教鲁迅，钱理群亲自编写教材、设计教案，终于赶在开课前出版了《中学生鲁迅读本》。那其中的文章和中学教材的选择很不一样，收录了《论‘他妈的’》《铸剑》等。在第一堂课上，钱理群开宗明义：“鲁迅对你们最大的意义在哪里？答案是，鲁迅是一个真的人。你们见了那么多虚伪的成人，我现在向你们介绍一个真的成年人。他把所有的经验告诉你们，也把所有的苦恼、所有的困惑告诉你们，让你们自己去借鉴和思索。”
南师附中、北师大实验中学、北大附中的学生，由此见识了一位特
然而这场教学实验进行得却不怎么顺利。根据校方规定，只有高一、高二的学生才能选修这门课，而且上课时间必须被安排在下午四点之后。在南师附中上课的时候，前两节课，教室里挤满了学生；到后来，只有二三十人在坚持。钱理群知道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课与高考无关。
而这个原因与他多年来批评的中国教育弊端息息相关：“在中学的课堂，和应试教育无关的，进不去；在大学的课堂，和就业无关的，进不去。”现代化逻辑渗透于整个教育，形成了一系列的教育理念，如重实用知识，轻普遍知识；重科技，轻人文；鼓励思维与行为的趋同，压抑逆向的、批判性的、发散性的思维；强调被动的、接受性的教育，压抑主动的、创造性的教育……在这样的理念下，学生们自然而然地养成了一种习惯，即选择有短期效益的课程，不考虑长远，只在乎眼下。这样的选择与放弃，很可能会延续到孩子们走上社会之后，伴随他们的一生。
钱理群的这番教学实验还留下一个很大的遗憾，那就是没有发现真正的“好苗子”。“我去中学教学的时候，心里暗藏一个期望，就是能找到一两个天资特别好的学生。可惜，在中国最好的这几个中学走了一圈，竟然一个也没有碰到！你不知道，现在的孩子已经贫乏到了什么地步！绝大多数的学生，除了课本里的东西，其它什么书都没有读过！根本就不能对话！”他长叹一声，接着说，“我的感觉是，2000年以后，也就是教育产业化之后，学生的素质大幅度下滑。算了，不说了，提起教育我就生气！”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和瓶颈
钱理群的严格苛刻，不但针对学生，也指向自己。他向记者坦言，他并没有成为自己向往的那一层次的知识分子，而且，永远也无法成为。
在钱理群眼里，知识分子有四个层次。首先，是做纯理论研究的，他们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价值理想；第二层次的知识分子，怀有理想，具有批判精神，不断地对现实发出质疑；而第三层次的知识分子，除去自身的学术研究之外，会参与较多的社会实践；最后一层次，则主要关注自己学科的学术知识，可以被称为“纯学院派”。
钱理群向往那种纯理论家的境界，希望能凭借自己的思想创造力和想象力，为中国现代社会提供新的思想和理念。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为了“总结二十世纪中国经验”做了大量学术工作，无论作为“历史的中间物”、“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幸存者”、还是“学者、教师、精神界战士”、“批判的知识分子”、“思想者与实践者”、“漂泊者与困顿者”，他的一切研究、思考与活动，都力图为“创造中国理论”提供历史与思想资源。但钱理群也无奈地坦言，他本人无法成为创造理论的那个人。究其原因，恐怕是因为“先天不足”。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封资修”的社会里，缺少传统文化的熏陶，又缺乏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所有的知识储备都以五四新文学为中心。这种知识结构上的缺陷也扩展到精神层面上，造成了他“视野、修养、情趣的狭窄、单一、浅薄、枯寂与粗糙”。而这种状况普遍发生在他那一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按照钱理群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是历史造成的没有文化的一代学者，无趣无味的一代文人。”
钱理群还指出，非但是他那一代人难成大器，放眼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没有几位符合西方公共知识分子标准的学者；即使是民国时期那一批令人仰慕的学者，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也很难称其为“大师”。衡量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就是看那位学者有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朱光潜并没有他自己的美学思想，而更多的是一个美学史家；冯友兰的主要价值是他编写的中国哲学史，而不是自己独立的哲学思想……总的来说，我们这个民族就存在理论思维能力不强、想象力不足的特点，因此，中国出了许多“史家”，却没有多少独立的思想体系。
更何况，中国知识分子自建国以后就始终生活在一个不利其发展独立思想的环境中：先是在毛泽东时代被狠狠打压，又遭遇了“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尴尬时期，而从上世纪90年代起又被政府大量“收编”。眼下，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选择是，只要你认同并允许自己被纳入现行的体制，成为官方认定的“专家”，那你干什么都可以，什么都不干也可以；而如果你坚持要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就得万事小心、如履薄冰。
钱理群告诉记者，关于知识分子被政府“收编”这一点，鲁迅早在几十年前就有精彩的论述。在《同意和解释》《宣传与做戏》这两篇文章里，鲁迅指出，当官的对知识分子就四个要求：一是“同意”，即政府说什么话，做出什么决策，提出什么口号、理论，你都坚决拥护、百分之百赞同；二是“解释”，就是把政府的口号、他的政策加以理论化、合法化、学术化，引经据典地论证掌权者的决策、口号是怎样的深刻和伟大。三是“宣传”，即利用知识分子的三寸不烂之舌，为政府抬轿子、吹喇叭；四是“做戏”，那几乎是无中生有，而且无时无刻。
钱理群接着鲁迅的话往下说，认为当代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在政府“收编”的政策下，不同程度上接受了鲁迅提出的四个要求，半是被迫、半是自动地放弃了探索真理和独立思考的权利。这不仅从根本上背离了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也是知识分子历史品格的丧失。现在横行于知识界的，多为学术新贵、学霸和文化明星所构成的“利益集团有机组成部分”，以及向中国贩卖西洋货，向外国贩卖中国货的学术二道贩子。然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真正的危机是，在社会分工中以“思考”为本职的知识分子，居然停止了思考，甘心做“驯服工具”，这是历史的大倒退、大悲剧，也是历史的大嘲讽。
钱理群指出，如果当代知识分子不想被政府“收编”，那只能自己拿出勇气和承担来，与充当“国师”、“谋士”的知识分子划清界限，站在边缘的位置，思考中心的问题，发出独立的声音。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学者+精神界战士”，他们永远不会满足现状，是永远的批判者，因为他怀有更高的彼岸的理想，对此岸是永远不满足的。好像鲁迅笔下的过客，因为那前面的声音，便始终踉跄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