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晚年曾立誓：不斗倒毛泽东决不回故乡（图）

　　

　　《王明的这一生》封面

　　》》王明说，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是封建主义，“天子”思想是毛泽东自我中心说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来源。他甚至说毛泽东的诗词渗透着封建君主思想，如《沁园春·雪》，《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些诗词鼓吹神秘论和迷信，如《送瘟神》、《蝶恋花·答李淑一》等。

　　人所共知，毛泽东诗词生动形象，精湛高超，出神入化，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有机结合的艺术典范。读过毛泽东诗词的人，除别有用心者外，恐怕没有人这样评价。当年在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将《沁园春·雪》抄送给友好人士，令其赞不绝口，视为珍品。倒是蒋介石组织一帮文人政客著文攻击，最后不了了之，草草收场。

　　》》王明在《论中国事件》中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历着空前的悲剧，中国革命的成果遭到彻底毁灭的威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彻底崩溃的危险。”“根据无可辩驳的事实，根据我几十年来同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作斗争的切身经验，我首先要说，把中国共产党弄到目前这样的绝壁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是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这是毛泽东苦心经营几十年的思想和政策的必然结果。”

　　当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一腔愤慨，说王明是教条宗派的罪魁祸首。如今，王明有了可乘之机，可谓以牙还牙。

　　原载《王明的这一生》，熊廷华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进入人生暮年，王明客居他乡。这期间，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出现分化和改组，局势动荡不安。中国社会偏离正常的轨道，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王明抓住毛泽东的失误大做文章，充满了奇谈怪论。他强撑病体，立下誓言，不斗倒毛泽东，决不回故乡，带着遗憾走向人生的尽头。王明的一生虽然过去，却留给人们太多的思考。

　　中国社会主义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王明身居国外，两眼关注国内。看到国内建设取得成就，热情高歌，豪情万丈；发现挫折和失误，毫不含糊，提出尖锐批评。

　　王明身居国外，两眼注视着国内。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之后，开始了全面建设的十年，经济建设既取得了重大成就，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王明写了不少诗歌，表情达意。看到成就，他热情赞扬，抒发自己的兴奋之情；发现挫折，他十分不满，甚至提出尖锐批评。

　　淮河，横跨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是一条多灾多难的河流。1938年，蒋介石为延缓日军进逼武汉，炸毁黄河花园口大堤，黄河夺淮入海，淮河水系受损。从此，淮河更似一匹无羁之马，左冲右突，两岸人民深受其害。

　　1950年，淮河流域发生大水灾，豫皖境内4000多万亩农田被淹，1300万农民无家可归。当时华东军政委员会向毛泽东汇报了皖北受灾的详细情况：

　　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未有。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均受淹，被淹田亩总计3100万亩，占皖北二分之一强，房屋被冲倒或淹塌已报告80余万间，其中不少是全村淹没，耕牛、农具损失极重。由于水势凶狠，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或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的），或船小浪大，或船翻淹死……

　　毛泽东看到电文，泪流如雨，拍案而起：“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他在重点句子下画了横线，要求水利部尽快拿出治理方案，年内动工。

　　当年11月下旬，规模巨大的治淮工程在中下游相继开工。修建水库，开挖新河，建造船闸，工程量之大，举世罕见。1951年，毛泽东派以邵力子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慰问全体治淮员工，把毛泽东题写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锦旗授予各省治淮指挥部。

　　王明久居国外，对国内政治运动只能是一知半解。他根据有限的材料，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虽然发现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缺点和错误，但得出的结论往往似是而非，有些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位于大别山腹地的梅山水库，修建在王明的故乡金寨县史河上游，是治理淮河的重点工程，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1956年4月建成。坝高88米，全长443米，集蓄水、防洪、灌溉于一体，气势雄伟，磅礴壮观，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连拱型大坝。

　　梅山水库形成的人工湖，众多小岛点缀其中。水绕山更青，山依水更秀。王明在《人民画报》上看到梅山水库的照片和消息，十分兴奋，特作七绝一首——《史水流光》：

　　梅山水库画图中，

　　史水流光乡意浓；

　　旧地重游春梦暖，

　　花香竹影笑东风。

　　王明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故乡的思念向往。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他未能回到国内，将自己的思绪和激情倾诉于只言片语之间。此后，他写了不少怀念家乡、亲人和战友的诗句。如《梦返金寨思亲怀友》，《悲欢泪》，《忆金寨》等。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以“第一面红旗”为题，报导了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消息。血吸虫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在我国流传已久。余江县兰田畈方圆几十公里，过去由于血吸虫危害，在近50年内，有3000多人因患此病死亡，有两千多个村庄完全毁灭，1000多亩田地变成了荒野。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防治血吸虫病十分重视，1956年成立专门机构，领导全国血防。余江县是血吸虫病重灾区，他们创造新疗法，迅速根除了为害多年的恶疾，创造了世界医学史上的奇迹。

　　7月1日，是党的生日。这一天，毛泽东读到这条消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在苏联的王明看到这条消息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也于7月7日写下了一首七律诗：

　　人体寄生畜体窝，

　　中间宿主靠钉螺。

　　百年为患从无已，

　　万众蒙殃莫奈何。

　　既是江山归共党，

　　岂容水草染沉疴；

　　政民医护齐斗争，

　　三载余江奏凯歌。

　　195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纪念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和一批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前来北京祝贺。王明在莫斯科郊区别墅，作了一首七律——《建国十年》：

　　创建新华也十年，

　　人民干劲直冲天。

　　誓将弱土变强国，

　　决把穷乡变乐园。

　　大计指挥凭共党，

　　无私援助首苏联。

　　“帅旗”四面迷途引，

　　荡产倾家亿众难。

　　这首诗，一方面歌颂了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美好家园的雄心壮志，赞扬了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国际主义精神；同时也批评了国内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是1957年底开始发动的，1958年全面展开。党力图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一连串接踵而至的胜利，使毛泽东头脑开始发热起来，他相信中国富强的目标可能在一个短期内实现，于是开始有计划地“向共产主义跃进”。

　　一时间，全国各地你追我赶，放“卫星”，造“奇迹”，胃口越来越大。1月说15年超过英国；5月就说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赶上美国；到了9月，毛泽东干脆说5年超过英国，7年超过美国。

　　在王明看来，苏联远比中国发达得多。即使如此，赫鲁晓夫1957年提出的目标是15年赶上美国，基本到达共产主义。尤其是1959年下半年“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错误明显地暴露出来后，王明在诗句中提出尖锐批评，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他对毛泽东大肆诋毁，多少带有情绪化的私愤。

　　国庆十周年之际，因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视点不同，中苏双方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严重争吵，根本上恶化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赫鲁晓夫含沙射影地攻击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幼稚，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此后，两国关系每况愈下。1960年，苏联片面撕毁协议，撤走援华专家，中苏关系走到破裂的边缘。1963年，中国陆续发表针对苏共中央的系列论战文章，中苏冲突达到白热化程度。1969年，中苏珍宝岛之战爆发，两国关系走到十分危险的地步……

　　原本亲如兄弟的中苏两党，反目成仇，剑拔弩张，确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可对涉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和彼此对国际问题的不同意见，王明总是以苏联划线，不加分析区别，不管是非对错，都要求别国共产党真诚拥护，同唱一个调子，否则就是“反苏狂”。王明仍然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势，总是跟在苏联后面亦步亦趋，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的最大悲哀。

　　王明久居国外，对国内政治运动只能是一知半解。他根据有限的材料，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虽然发现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缺点和错误，但得出的结论往往似是而非，有些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1969年3月，他写出《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给“文化大革命”定性为“武装反革命”。

　　197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生100周年，他在苏联出版了《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一书，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反列宁主义的。

　　197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他写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两篇文章。

　　1974年初，中共“十大”召开后不久，他又写出《“孤僧”的命运和毛的十大》，把毛泽东说成是“一个带着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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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客观上为王明攻击毛泽东创造了条件。在这些文章中，王明极尽恶毒攻击之能事，几乎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充满了奇谈怪论。

　　在共产国际和延安时期，王明曾积极评价毛泽东，宣传毛泽东，表示要跟着毛主席的路线走。这时，王明无所顾忌，对毛泽东破口大骂，造谣中伤，大肆诽谤，恣意攻击，仿佛要把心中多年的积怨喷涌而出。他说毛泽东是“极端个人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叛徒”、“敌人”、“当代的秦始皇”、“新暴君、新军阀”……

　　对毛泽东思想的评论，王明有以下几个主要观点：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只能是，将来也永远是国际主义的学说。”

　　王明说，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是封建主义，“天子”思想是毛泽东自我中心说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来源。他甚至说毛泽东的诗词渗透着封建君主思想，如《沁园春·雪》，《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些诗词鼓吹神秘论和迷信，如《送瘟神》、《蝶恋花·答李淑一》等。

　　人所共知，毛泽东诗词生动形象，精湛高超，出神入化，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有机结合的艺术典范。读过毛泽东诗词的人，除别有用心者外，恐怕没有人这样评价。当年在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将《沁园春·雪》抄送给友好人士，令其赞不绝口，视为珍品。倒是蒋介石组织一帮文人政客著文攻击，最后不了了之，草草收场。

　　王明在《论中国事件》中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历着空前的悲剧，中国革命的成果遭到彻底毁灭的威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彻底崩溃的危险。”“根据无可辩驳的事实，根据我几十年来同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作斗争的切身经验，我首先要说，把中国共产党弄到目前这样的绝壁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是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这是毛泽东苦心经营几十年的思想和政策的必然结果。”

　　当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一腔愤慨，说王明是教条宗派的罪魁祸首。如今，王明有了可乘之机，可谓以牙还牙。

　　王明还说，“今天，毛泽东思想以及他本人，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者眼里，已成为灾难和谎言的象征，野蛮和残暴的象征，黑暗势力和反革命势力的象征。”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极为紧张。王明竭力攻击毛泽东，一方面是配合苏联对外宣传的需要，一方面是为了恢复自己“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形象。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曾经犯有错误，认为所谓的错误都是毛泽东强加在他头上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王明也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表面上似乎是一致的，但本质和内涵截然不同。

　　王明说，毛泽东依靠受蒙骗的军队和受欺骗的红卫兵，在“文化革命”的旗帜下搞反共反人民的政变，确立自己的独裁统治，发动政变的是毛泽东本人及其集团，政变的工具是人民解放军。

　　一般来说，政变是由少数人秘密策划，依靠少数人的有限力量，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以实现政权或政府更迭。而反革命政变，在中国应该是指一部分人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夺取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为目的。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领导发动的，又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公开发动起来的，当时作为全党全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由此可见，王明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王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看到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遭到迫害，而江青呼风唤雨，政治地位直线上升时，他下结论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了建立“江青王朝”。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确实重用了江青，使她利用自己的威信和错误，干了许多坏事，毛泽东对此是有责任的。当发现江青的“女皇”野心之后，毛泽东采取断然措施，阻止了她的组阁阴谋，为党和人民粉碎江青集团，埋下了伏笔，只是王明没能看到这一天。

　　在王明写的这些文章中，“毛美亲近”，“毛美合作”的字样，随处可见。王明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已感到孤立，等待“美国救援之手”，“同帝国主义合作是毛泽东反革命政变的组成部分”，并以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访华加以说明。

　　按照王明的逻辑，只要和苏联站在一起，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事实上，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正确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正是他的一大历史功绩。对于毛泽东的这一英明之举，王明视为大逆不道，再一次证明“左”的思想，深深地根植于他的头脑之中。

　　就在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问北京的时候，中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九月事件”。被宣扬为对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跟得最紧、学得最好、用得最活的“英明副统帅”林彪，政变未遂，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大草原上。

　　国外媒体议论纷纷，认为林彪与毛泽东决裂，与毛美亲近有关。王明根据一些零碎的材料，作出了“毛泽东迫害林彪”的结论。

　　王明回顾历史，说林彪在政治和军事上往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不盲目服从毛泽东，但毛泽东又不能不依靠林彪。自从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毛泽东更加积极地利用林彪，大肆宣传自己的思想，而毛泽东控制的宣传机器，不分昼夜地叫嚷“林彪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忠诚的接班人”。

　　王明接着分析说，林彪反对“文化大革命”，主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受到“四人帮”的坚决反对。毛泽东口头上抬举林彪，表面上同意让林彪作接班人，实际上是准备条件把权力让给江青。

　　王明还说，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未遂政变，制定《571工程纪要》政变计划，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都是伪造。

　　林彪与毛泽东决裂，是谁使用了阴谋手段？世人早已共知。王明为林彪辩护，只能说明在反对毛泽东这一点上，俩人各有千秋，殊途同归罢了。

　　王明在病榻上立言，不斗倒毛泽东，决不还故乡，终于带着遗恨走向人生尽头。对于他的死，国内悄无声息，苏联政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其给予高度评价。

　　王明的晚年，大都是在轮椅和病榻上度过的。

　　苏联《远东问题》杂志刊载长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王明的一生，主要突出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歌颂王明的历史功绩。文章说，王明是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进行英勇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和国民党残酷镇压的条件下，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重大任务；他率先起来批评李立三的冒险主义纲领，表现出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坚强性；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一起根据中国情况发展了列宁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对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具有重要意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他始终不渝地为马列主义的纯洁性、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在中国革命的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而斗争；他一直是具有原则性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共产党人，杰出的革命家和为争取本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坚决反对者。

　　二、赞扬王明和苏联的友好。文章大量引用王明称颂苏联共产党特别是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话，说王明始终是苏联人民的真诚朋友，一贯主张中苏两国人民和两国间的密切合作，主张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改善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文章指出，王明这位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儿子，杰出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铭记在伟大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苏联人民心中。

　　三、称赞王明反对毛泽东。文章说，毛泽东是李立三路线形成和实施的积极参与者。王明关于统一战线的文章，对克服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所坚持的扩大内战的“左”倾宗派主义路线，有着极端重要意义。由于王明的威信，很长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王明不得不表示尊重，他千方百计地同王明套近乎，企图把他拉到自己一边。当没有成功时，就采取各种手段打击王明，培植个人崇拜，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在30年代共同制定的总路线进行攻击，并把两者在制定和实施马列主义战略和策略方面的全部功劳据为己有。

　　王明去世后，苏联政府将其安葬在“新圣母公墓”。新圣母公墓位于莫斯科西南郊的列宁山下，从1923年起，这里成为名人公墓，安息在此的都是苏联人熟知的面孔，显赫的人物。有文学巨匠果戈里、屠格涅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紧挨着王明墓地的，是苏军元帅里昂诺夫。

　　王明的墓碑上用俄文写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家。碑座上的雕像出自苏联一位著名雕刻家之手，其作品还有克里姆林宫墙外墓地的勃列日涅夫雕像。王明去世后，雕塑家先在其脸上用石膏做了一个模子，再参考生前的照片，几经修改而成。

　　1975年，王明的遗著——《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与叛徒毛泽东的行径》，在苏联用中俄两国文字出版。中文版印数极少，俄文版对原书的内容进行了修改。1980年，我国现代史料编刊社，将俄文版翻译成中文，内部出版，改书名为《中共五十年》。

　　王明去世后，孟庆树竭尽全力，着手搜集整理《王明诗歌选集》，全书收录王明创作的诗歌399首，1979年莫斯科进步出版社用中俄两种文字同时出版。孟庆树终于了却自己的一桩心愿，1983年9月5日，撒手人寰。

　　王明和孟庆树，生育二子一女。女儿王芳，20世纪30年代出生于莫斯科，外貌极似其母。她从未到过中国，也不会讲汉语。1937年末，王明夫妇回延安时，将其过继给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王明夫妇非常思念自己惟一的女儿，1947年写过一首小诗：

　　一别十年久，时艰音问稀。

　　双亲常梦女，多半诉离苦。

　　王明夫妇定居苏联后，王芳时常看望父母。她生前学航空工程专业，后来当了一名飞行员。王芳身体一直虚弱，患低血压，1985年1月27日早逝，与孟庆树合葬于新圣母公墓。

　　王明的两个儿子，至今仍留在莫斯科。他们没有像父母那样一直保留中国国籍，都加入了苏联国籍，现为俄罗斯国籍。

　　长子王丹芝，乳名明明，1939年生于延安。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在远东研究所当了一名工程师，后与一名苏联姑娘结婚。苏联解体后，他下海经商，在一家俄国贸易公司工作。

　　次子王丹丁，乳名亮亮，后改名为王丹金，1945年生于延安。1975年从莫斯科大学中国文学专业毕业，曾在一家著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工作了11年。1986年，他从原单位辞职，从事中国传统文化、气功、武术、太极拳的研究和传播，目前主办一家中国文化中心。

　　王丹金孑然一人，一直没有结婚。他住在莫斯科东北部一栋公寓里。他的气功、武术在当地很有名气，不少人慕名拜师。人们知道他是典型的中国人，鲜有人知道他是王明之子。

　　王丹金曾两次应邀去波兰参加人体科学会议，并为人发功治病，引起轰动。王丹金是跟着王明开始学气功的，他说，父亲长期用西药治疗，效果一直不好。母亲出身中医世家，对中医情有独钟。多亏母亲的中医、针灸，再加上后来开始练习气功，父亲才能活得那样久。

　　王丹金热中于中国文化，谈起政治来有如其父，挺有见解。他说斯大林有严重的过错，杀了那么多知识分子。已经平反的布哈林也有严重错误，整知识分子是从他开始的，搞党内斗争是行家里手。

　　近几年来，王丹金几次回国。2004年夏，他回到金寨寻根问祖，受到父老乡亲的热情迎接。他说，他的最大愿望是能从事“王明研究”，将父母在俄罗斯居住的别墅，建成王明博物馆。

　　王明的一生，昭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唯书唯上，终究要为历史所唾弃。

　　王明的一生已经过去，王明的故事并没有完结。

　　随着前苏联和共产国际档案的解密，随着历史真相越来越为人们所了解，随着人们不再以神圣、盲从的眼光看待领袖，也随着人们不再用定势化、脸谱化的眼光对待历史，王明越来越清晰地走到我们的面前。

　　十年内战时期，王明在反对国民党统治，开展土地革命和红军对敌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同党的纲领是一致的，只是在基本的政策和策略上，照搬国际指示。经中央政治局审查后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对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进行了新的概括：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影响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在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在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新的表述比原来的“右倾投降主义”，语气更为舒缓，内涵也更为公正、客观、科学。

　　早在延安整风时期，猛烈的炮火对准王明之时，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针对一些人的疑虑，明确指出，王明问题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内问题。正因为如此，他坚持主张将王明选为七届中央委员。

　　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说，王明一直害病，这次大会也不能出席，是不是选举他呢？还有李立三同志选不选？谅解李立三的人多一些，谅解王明的人就比较少。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他们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明火执仗，敲锣打鼓，拿出自己的政治纲领来征服人家，不单是他们个人的问题，重要的是有他的社会原因。

　　毛泽东并没有把王明和分裂党的张国焘等人等量齐观。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出于政治目的，篡改党的历史，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本来十分清楚的历史，弄成一潭浑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客观地讲，王明错误的根源在莫斯科。中共是在莫斯科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它一成立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两者的关系是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作为支部党，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纲领、路线、重大人事任免，无一例外地受到共产国际的制约。中共的成长壮大，离不开莫斯科的支持和帮助，中共的挫折和失败，也离不开莫斯科的干预和影响。

　　美国学者加维尔曾指出：“直到1935年，共产国际一直有效地控制中国共产党。……1935年前的中共党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如何将莫斯科的指示贯彻实施的历史。”

　　遵义会议前，共产国际几乎包办了中共党的内部事务。毛泽东后来成为中共领袖，也还是莫斯科说了算。起初，他也只能按莫斯科指示办事。与王明发生冲突时，派任弼时赴莫斯科请求仲裁。皖南事变，毛泽东准备与国民党全面决裂，斯大林不赞成，毛泽东也无可奈何。就是抗战胜利后，斯大林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毛泽东虽不愿意，也不得不接受斯大林的劝告。毛泽东并非得心应手，而是处处受肘。他对来自莫斯科的意见，是不可不听，又不可全听。符合中国实际的，就执行；不对的，尽量解释，或作必要让步，或者委婉拒绝。共产国际解散后，毛泽东才逐步摆脱莫斯科的控制。

　　王明是莫斯科直接扶上来的，他在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米夫更是坐镇指挥，一些大政方针主要是按米夫的意见来制定的。后来他奉命回国抗战，也是执行的共产国际指示。正因为如此，莫斯科一直不承认王明在20世纪30年代犯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共关于30年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历史结论一直不认可。直到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向前来访问的中共代表团作了自我批评，苏联才引人注目地发表了毛泽东反对王明“左”倾错误的理论著作《实践论》。

　　毛泽东早就觉察到莫斯科在指导中国革命中有严重的错误和失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不可能对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提出批评。就是在批评王明右倾错误时，也未涉及共产国际。毛泽东后来说：我们批评王明，其实是批评斯大林。因为王明听米夫的，米夫听斯大林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谈到王明历史上两次错误时，着重分析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没有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失误，也没有简单地将错误推给斯大林和共产国际。

　　毛泽东既要排除错误路线的干扰，又要维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威信，把王明作为两个时期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正因如此，王明内心并不服气，也一直没有真心实意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他认为自己只是错误路线的追随者和执行者，负他应该负的责任。

　　王明错误是马列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副产品，是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的曲折反映。这不仅仅是王明一个人的错误，也包括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米夫、博古等人的错误。王明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代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人把王明路线看成王明个人的错误，这种看法是不科学的。

　　“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期，博古把这一错误推向了顶峰。临时中央看不到日本侵略引起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片面强调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对立，排斥一切中间势力；错误地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主张；极力夸大革命形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些错误虽然与王明密不可分，但王明与博古还是有所区别的。

　　人的活动不能超越历史阶段。王明、博古顺从莫斯科的旨意，有其历史渊源和内在联系。毛泽东也说过，他年轻时总以为领袖的话一贯正确，这是早期共产党人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他们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首先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共产国际多次向各国共产党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因为苏联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保卫苏联，就是保卫世界革命。

　　王明怀着对莫斯科的崇敬和虔诚，忠实地执行莫斯科指示。延安整风时，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过：“王明错误的关键，就是替别人（苏联）想的太多，替自己（中国革命）想的太少。”王明总是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不顾中国共产党力量的长足发展，甚至不惜牺牲党和军队的利益，片面地附庸苏联和共产国际，往往事倍功半，得不偿失。事实上，只有中国共产党更坚实、更强大，对苏联的支持才有分量，对世界革命的贡献才越大。

　　王明一生喜爱牡丹，曾以牡丹自喻。牡丹被称之为“百花之王”，花姿雍容，花色富丽，花大盈尺，花香浓郁。但虚华的外表，经不住风雪严寒，雨打霜降。

　　王明一生追求“牡丹”之所为，长期远离斗争一线。他曾对人说过：在中国搞革命活动，领导工作只能从上边来做，从上边去领导容易得多，在下边做实际工作困难太大，有力使不上，有本事施展不开。

　　王明回国后拒绝去农村根据地，后靠米夫这位“园丁”拔苗助长。在中国革命最紧要的关头，他又去了莫斯科。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明重返国内，又热衷于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呆在武汉。虽然表面热闹非凡，实际上外强中干，难有多大作为。

　　王明错误的实质，说到底就是唯书唯上。唯书，就是把马列主义经典当成不变的教条；唯上，就是唯莫斯科指示而从。王明自以为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知道一些苏联的情况，就自命不凡，既不考虑时间、空间，又不调查了解中国实际情况，以为照搬马列主义著作中的若干结论，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就可指导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然而，事与愿违，他在指导中国革命期间，已经取得的一些成果不但没有巩固发展，反而遭受致命打击，几乎走到全面失败的边缘。

　　王明的一生，再一次昭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唯书唯上，华而不实，终究要为历史所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