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政卡如何查询余额:引用 图说中国历代君主帝王276——大明王朝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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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公元1368年~1644年,一说亡于1683年)是中国历史上承元朝、下启清朝的朝代,是以汉族为主推翻蒙古族统治者而建立起来的汉族复兴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君主制王朝。1368年朱元璋灭元称帝,国号大明,共经历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国祚276年。因为明朝的皇帝姓朱,所以又称朱明。明朝是中国继周朝、汉朝和唐朝之后的盛世(黄金时代),史称“治隆唐宋”、“远迈汉唐”。 大明,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天子御国门,君主死社稷。当为后世子孙所敬仰。
明初定都应天府(今南京),号京师。太宗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迁都顺天府(今北京),应天府改为南京。
明朝的领土曾囊括今日内地十八省之范围。东北初年抵日本海、鄂霍次克海、ion=edit&redlink=1">乌地河流域,后改为辽河流域;初年北达ion=edit&redlink=1">西喇木伦河一带,后改为今长城;西北至新疆哈密,后改为嘉峪关;并曾在今东北地区、新疆东部、西藏等地设有羁縻机构。明成祖时期甚至短暂征服并统治安南(今越南北部)。
明初武功极盛一时,曾北进蒙古,南征安南。明英宗幼年即位时,朝中有“三杨”杨溥、杨士奇、杨荣主持政局,‘海内清平’。明初太祖至宣宗期间,是明朝国内主要最安定繁荣的时期(如洪武之治、永乐盛世及仁宣之治)。至正统七年,张太皇太后去世,明英宗仅十五岁,宦官王振趁机开始擅权;正统十四年发生土木堡之变,但名臣于谦另立明景帝,并击退了瓦剌,取得京师保卫战的胜利。明孝宗统治的ion=edit&redlink=1">弘治年间,明朝君臣同心协力,国家呈现中兴气象,史称弘治中兴。正德、嘉靖朝始逐渐中衰,社会矛盾萌发,并面临蒙古、倭寇两大外患。明穆宗隆庆朝名臣名将荟萃,陆上与蒙古达成和议,史称俺答封贡;海上开放民间贸易,史称ion=edit&redlink=1">隆庆开关;因为这两项伟大措施,明朝又重现中兴气象,史称隆庆新政。明神宗万历朝初期在名相张居正的辅政之下曾一度中兴。后世计当时朝廷岁收,明朝的经济规模可称世界第一。惟至万历朝中期始,因ion=edit&redlink=1">立太子之争,君臣关系紧张,终致皇帝怠政、官员腐化,
关外女真兴起,明朝开始走向衰败。但万历年间,明朝仍取得了明缅战争的胜利、援助朝鲜击败日本侵略的胜利。天启年间,少年皇帝明熹宗事事信赖太监魏忠贤,加快了明朝腐败的进程。至崇祯年间,臣子党争激烈,皇帝决策失准,杀袁崇焕,后金军队突破长城,五入关内烧杀抢掠。又遇连年灾荒,各地爆发民变,叛降数易,官兵疲于奔命。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之下,明朝仍取得了宁远大捷击伤努尔哈赤(是役是否击伤努尔哈赤有争议),取得料罗湾海战的胜利击败荷兰。1644年,大顺军队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但由明朝宗室在华南建立的若干个南明政权延续了数十年,于满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被清军完全逐灭。
历史
明朝的建立
大明太祖皇帝朱元璋(在位:1368年-1398年)
元朝末期,官员贪污日盛,朝政腐败。蒙古立国之初,税务由耶律楚材制定,项目清楚且限于一定额度。元朝建立后,元世祖忽必烈发行的中统宝钞、至元宝钞等亦能正常流通使用较长时间。然而元末时蒙古贵族有靡烂之象,亟需财帛,除了加重赋税以外还发行新钞“至正宝钞”并大量印制,导致金融紊乱,并饱受严重的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政府征调农民和兵士十几万人治理黄河水患。黄河两岸农民本已饱受灾荒之苦,在治河工地上又横遭监工的鞭打,被苛扣口粮,民间愈发怨怼。于是,“治河”和“变钞”就成为民变爆发的导火线,终致红巾军起义的爆发。
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红巾军起义爆发。次年,郭子兴聚众起义,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不久,贫苦农民出身的安徽凤阳人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屡立战功,得到郭子兴的器重和信任,并娶郭子兴养女为妻。之后,朱元璋离开濠州,发展自己的势力。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率兵占领集庆(今江苏南京),改名为应天府,并攻下周围一些军事要地,获得了一块立足的基地。初时的朱元璋“地狭粮少”“孤军独守”,远不及其他起义军势力,处境十分艰难。朱元璋采纳了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经过几年努力,朱元璋军事和经济实力迅速壮大。1360年,陈朱双方在集庆城(今南京)西北的龙湾展开恶战,陈友谅势力遭到巨大打击,逃至江州(九江)。1363年,通过鄱阳湖水战,陈友谅势力基本被消灭,吴元年,朱元璋攻下平江(今苏州),张士诚自尽。同年朱元璋又消灭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1368年正月,朱元璋于应天府即皇帝位,开启300年的明朝。之后趁元朝内讧之际乘时北伐和西征,同年攻占大都(今北京),元朝撤出中原。之后于洪武四年消灭位于四川的明玉珍势力,于洪武十四年消灭据守云南的元朝梁王。最后,于洪武二十一年深入漠北进攻北元。天下至此初定。
黄河水患。“治河”和“变钞”成为民变的导火线,导致红巾军起义的爆发。
1351年5月,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红巾军起义爆发。次年,郭子兴响应,聚众起义,攻占濠州。不久,贫苦农民出身濠州人朱元璋受汤和邀请投奔郭子兴,屡立战功,受郭子兴器重和信任,并娶郭子兴养女马氏为妻。之后,朱元璋离开濠州,发展自己的势力。1355年,刘福通立韩林儿为帝,国号大宋,年号龙凤,称小明王,以亳州为都城。郭子兴病故后朱元璋统率郭部,任小明王左副元帅。1356年,率兵占领集庆,改名为应天府,并攻下周围一些军事要地,获得了一块立足的基地。朱元璋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1360年,通过鄱阳湖水战,陈友谅势力遭到巨大打击。1361年,小明王封朱元璋为吴国公。1363年,陈友谅势力被完全消灭。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史称西吴王,与位于平江的东吴王张士诚相区别。1366年小明王沉于江中溺死,朱元璋将明年改为吴元年。1367年,攻下平江,张士诚自尽,后又灭浙江的方国珍。1368年正月初四(西历元月二十三日),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建立明朝,改元洪武,后进行北伐和西征,同年攻占大都,元顺帝北逃。之后朱元璋继续消灭位于四川的明玉珍势力和据守云南的元朝梁王。又深入漠北,进攻北元。天下至此初定。
初期的强盛(1368-1436)
洪武之治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恢复社会的经济生产,改革元朝留下的不合理的吏治,惩治贪污的官吏,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朱元璋确立了ion=edit&redlink=1">里甲制[3]配合ion=edit&redlink=1">赋役黄册[4]和鱼鳞图册[5]的施行,落实赋税劳役的征收及地方治安的维持。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大封功臣。但是朱元璋性格多疑,也对这些功臣有所猜忌,恐其居功枉法,图谋不轨。而有的功臣也越过礼法,为非作歹。朱元璋借此两兴大狱,即“胡蓝党狱”,几乎将功臣全部诛杀。
廖永忠是最先被杀害的功臣。在此之后,朱亮祖、李文忠先后死于非命(《明史》记载徐达是病死,民间传说为朱元璋赐死)。胡惟庸是当时中书省的左丞相,深得朱元璋宠信,故日益跋扈,不知自忌。朝中奏章大事须先经其手,若不利于其的奏章就予以隐匿。同时,胡惟庸大肆收取贿赂。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之罪名杀胡惟庸,又杀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ion=edit&redlink=1">涂节等人。洪武廿三年,有人告发李善长交通胡惟庸情状,韩国公李善长因此被赐死,家属七十余人被杀。总计株连者达三万余人。此后,朱元璋又借大将军蓝玉张狂跋扈之名对其诛杀,连坐被族诛的有一万五千余人。加上ion=edit&redlink=1">空印案、郭桓案两案,开国功臣除了汤和外几乎全部被杀。朱元璋通过打击功臣、特务监视等一系列方式加强皇权。
靖难之变
明太祖分封诸子为王,以加强边防、保卫皇位。诸王之中,北方诸王势力较强,原因主要是对蒙古的边防任务。而其中又尤以燕王(朱棣)和晋王势力最大。为防止朝中奸臣不轨,明太祖规定诸王可移文中央捉拿奸臣,必要时得奉天子密诏,领兵“靖难”。同时为防止诸王尾大不掉,明太祖也允许今后的皇帝在必要时可下令“削藩”。
洪武三十一年太祖高皇帝驾崩,朱允炆以皇太孙的身份即皇帝位,改年号建文,翌年为建文元年。建文帝立刻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周王、代王、齐王、湘王等先后或被废为庶人,或被杀。同时以边防为名调离燕王的精兵,准备削除燕王。结果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南下,占领京师,是为靖难之役,燕王即皇帝位,改年号永乐。建文帝(惠帝)在宫城大火中下落不明。
永乐盛世
徐达
明成祖朱棣(在位:1402年-1424年)
朱棣即位之后,武功昌盛,先是出击安南。后又亲自五入漠北攻打蒙古以绝后患。在内政上,朱棣下令修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在三年时间内即告完成。永乐大典有22877卷,又凡例、目录60卷,全书分装为11095册,引书达七八千种,字数约有三亿七千多万,且未有任何删节,这是之后的四库全书无法相提并论的。从永乐三年开始,朱棣派宦官郑和下西洋,前后七次,规模空前,扩大了明朝的影响力。同年,朱棣将北平改名北京,称行在,并设立北平国子监等衙门。永乐四年,他下诏在北京修建宫殿。
1409年,朱棣巡幸北京,在北京设立六部与都察院,并在北京为逝世的徐皇后设立陵寝,已经显示迁都的迹象。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北京初步得到了繁荣。1416年,朱棣公布迁都的想法,得到认同。永乐十五年开始大规模营造北京,永乐十八年宣告完工,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因为永乐年间天下大治,并且大力开拓海外交流,所以后世史学家称这段时期为永乐盛世。
但是永乐帝同样对异议者大肆杀戮,诸如黄子澄、齐泰等建文旧臣等都被杀。其中以方孝孺的“诛十族”[6]和景清的“瓜蔓抄”[7]最为惨烈。
仁宣之治
明仁宗朱高炽(在位:1424年-1425年)
中期(1436-1573)
京师保卫战
1435年,九岁的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宠信宦官王振。自此开始明朝的宦官严重专权行为。王振原为教官,后净身入宫,服侍英宗左右。英宗即位后,对其宠信有加。在太皇太后及元老重臣“三杨”死后,王振更加专横跋扈,更将明太祖留下的禁止宦官干政的铁牌撤下。举朝称其为“翁父”。王振擅权七年,家产计有金银六十余库,其受贿程度可想而知。
正统初年,蒙古瓦剌部逐渐强大,经常在明朝边境一带生事。瓦剌首领也先在正统十四年的七月南下攻明。王振即挟英宗领兵五十万亲征。大军离京后,兵士乏粮劳顿。八月初大军才至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路溃败,惧不敢战,又令返回。回师至土木堡时,被瓦剌军追上,兵士死伤过半,随从大臣有五十余人阵亡。英宗突围不成被俘,王振死于乱军之中(一说王振为护卫将军樊忠所怒杀,又有锤杀与斩杀两种说法,该说得不到《明史纪事本末》的支持),此即为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的消息来到京师后,朝中混乱。一些大臣要求迁都南京,被兵部侍郎于谦驳斥。继而大臣拥戴英宗弟朱祁钰即位,是为代宗(景泰帝)。于谦升任兵部尚书,整顿边防积极备战,同时决定坚守北京,随后两京、河南、山东等地勤王部队陆续赶到。同年十月,瓦剌军直逼北京城下,安置英宗于德胜门外土关。于谦率领各路明军奋勇抗击,屡次大破瓦剌军,也先带着瓦剌军大败逃走。明朝取得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但英宗还在也先手上,于谦力排众议,加紧巩固国防,拒绝求和,并于次年击退瓦剌多次侵犯。
英宗复辟
也先见继续绑架英宗已无意义,乃于1450年八月释放英宗。但之后,皇室内斗。景帝先是不愿遣使迎驾,又把英宗放在南宫(今南池子)软禁,并废皇太子朱见深(英宗之子,后来的宪宗),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不久之后,朱见济病死,景帝也迟迟不恢复朱见深为太子(景帝无他子)。景泰八年正月,景泰帝病危。十六日,副度御史徐有贞率军夜入南宫,拥戴英宗夺门(东华门)复位。又杀害于谦及大学士王文,诬陷其欲立襄王之子为帝。此为夺门之变,又号“南宫复辟”。英宗登基后一改过去错误,之后流放徐有贞.诛杀石亨等人并下令罢黜自洪武到景泰时期的残酷殉葬制度。使朝政日有好转。
宪宗时期
英宗死后,儿子朱见深即位,是为宪宗。初年为于谦冤昭雪,恢复代宗帝号。又能体谅民情,励精图治,俨然为一代明君。但皇帝口吃内向,因此很少廷见大臣。琉球、哈密、暹罗、土鲁番、撒马儿罕等国纷纷入贡。但是宪宗在位末年,好方术,终日沉溺于后宫与比他大19岁的宫女万贵妃享乐,并宠信宦官汪直、ion=edit&redlink=1">梁芳等人,以至奸佞当权,西厂横恣,朝纲败坏,民不聊生。宪宗还开始了皇帝直接颁诏令封官的制度,是为传奉官。结果传奉官泛滥,舞弊成风。直到孝宗时期这些官员才全被裁撤。宦官汪直受到宪宗的宠信,张狂跋扈,透过西厂大肆冤杀普通民众与官员。不久后由于民愤四起,西厂被罢,但汪直依然握有大权。成化十八年,汪直才因言官弹劾而被贬。此外,他也是皇庄的始置者。该举措事实上鼓励了豪强兼并土地,危害不浅。
弘治中兴
明孝宗朱佑樘(在位:1488年-1505年)
宪宗死后,孝宗朱佑樘即位。由于孝宗自幼生于贫寒,曾有被万贵妃加害的危险。所以孝宗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英宗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被誉为“中兴之令主”。孝宗的励精图治,使得当时明朝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富裕天下小康,被称为弘治中兴。
孝宗在位期间,先是将宪宗期间留下的一批奸佞冗官尽数罢去,逮捕治罪。并选贤举能,将能臣委以重任。孝宗勤于政事,每日两次视朝。孝宗对宦官严加节制,特务部门也只能谨慎行事,用刑宽松。孝宗力行节俭,不大兴土木,减免税赋。并饯行一夫一妻制,一生除了张皇后外没有任何妃嫔。在他的治理下,弘治一朝成为明朝中期以来的最好形势,明史也称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
武宗乱政
弘治十八年五月,孝宗皇帝驾崩。十五岁的皇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以次年为正德元年。武宗本性贪图享乐,整天与内臣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刘瑾、马永成、谷大用、ion=edit&redlink=1">魏彬、张永、丘聚、ion=edit&redlink=1">高凤、ion=edit&redlink=1">罗祥等八位过去的东宫宦官相互勾结,是为“八虎”。
八虎想尽办法奉迎阿上,导引皇帝逸乐,残害忠良,朝政为其所害。八虎之中的刘瑾独揽大权,将自己的党羽延揽入阁,还想方设法满足武宗的玩乐需求,建造豹房供其淫乱。但是刘瑾的专权扩权(增加西厂内行厂)也引发了朝中大臣以及其它“七虎”的不满。最终刘瑾被捕后处以凌迟之刑。但是,武宗依然不思朝政,又开始信用佞臣江彬、钱宁,权力自东厂转移至江彬主政之锦衣卫。
武宗为了方便自己能出宫到各处僖游,制造了一个虚构的人物:“镇国公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以朱寿身分,藉出征为名,实际上僖游为实。武宗的荒游逸乐导致正德年间变乱频生,先后发生宁夏安化王朱寘鐇谋反、山东刘六刘七民变、江西宁王朱宸濠谋反等重大事件;但先后皆遭到镇压。
武宗开明鼓励言论,王守仁得以讲学;并击败鞑靼小王子进犯,海内外升平繁荣,明朝国力臻至颠峰堪称中兴。
正德十五年,武宗假借朱寿身分,亲自俘虏已被王守仁击败的朱宸濠后,于班师回京途中,南直隶清江浦(江苏淮安)泛舟取乐时落水染病。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去世。不久之后江彬就被抄家处死。
嘉靖时期
被誉为“海青天”的海瑞的雕像
武宗无子嗣无兄弟。死后由孝宗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即位,是为世宗。世宗肃皇帝在位期间,罢黜各地镇守太监。但是大礼议事件严重损害了朝政:世宗要求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但内阁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坚持以为不可。但是也有一些大臣纷纷迎合帝意。世宗在这些人的助长下蔑视礼法,不仅尊其父母为皇帝和皇太后,又为父亲在太庙旁专立一庙祭祀,成为献皇帝庙。又称父亲为睿宗,在武宗之上,还为父亲修皇帝实录。此为大礼议事件。大礼议引起轩然大波,朝臣中反对者均受打击,或被罢官,或被入狱。受杖者一百八十余人,杖死者十七人。同时,世宗奉道教,信用方士,在宫中日夜祈祷。先是将道士邵元节入京,封为真人及礼部尚书。邵死后又大宠方士陶仲文。自嘉靖十三年后世宗即不视朝。
嘉靖廿一年(1542年)十月,干清宫发生宫女之变,杨金英、邢翠莲等宫女十余人与宁嫔王氏趁世宗熟睡之际企图将其勒死,但未成功。自此之后,世宗移驾西苑,不入宫内。同时,权臣严嵩借此窃权,排斥异己,结党营私。其子严世藩协助父亲作恶。虽然不断有人弹劾严嵩,但都以失败告终。世宗后期,严嵩年纪太大,另一位大臣徐阶开始取代严嵩之位。嘉靖四十一年,徐阶策动言官弹劾首辅大臣严嵩。严嵩辞去官职回乡。嘉靖四十四年,严世蕃以通倭罪被判斩刑、严嵩被削为民,两年后病死。
嘉靖四十五年,朱厚熜崩于干清宫,庙号世宗肃皇帝。唯一存活的皇子朱载垕即位,是为穆宗,年号隆庆。穆宗本人无能,但他任用能臣如高拱、徐阶、张居正、海瑞等,内政形势总体较佳。也为万历初年的中兴奠定基础。
嘉靖一朝,国家外患不断。北面鞑靼部趁明朝衰弱而占据河套。1550年,鞑靼首领俺答进犯大同,大同总兵重金收买俺答,结果俺答直接进攻京师。鞑靼军队在北京城郊大肆抢掠之后西去,明朝军队在追击过程中大败,此为庚戌之变。在南部海疆, 倭寇横行,后委任兵部尚书胡宗宪署理浙江巡抚兼浙直总督全力剿倭,倭患渐除。
隆庆新政
隆庆朝名臣名将荟萃,陆上与蒙古达成和议,史称俺答封贡;海上开放民间贸易,史称ion=edit&redlink=1">隆庆开关;因为这两项伟大措施,明朝又重现中兴气象,史称隆庆新政。
后期(1573-1644)
推行改革的内阁首辅张居正。随着他的去世,万历中兴也随之人亡政息。
隆庆六年,穆宗皇帝因中风突然驾崩,年仅九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改元万历。由于神宗年幼,于是由太后摄政。重臣高拱由于与太后信任的宦官冯保对抗而被罢官,相反张居正得到冯保的鼎力支持。张居正辅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内政方面,提出了“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洪武廿六年(1393年),全国耕种田地有三百六十六万零七千七顷。到了弘治十五年(1502年)也只上升到四百廿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而万历九年(1581年)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后达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理蓟、昌、保三镇练兵,使边境安然。张居正还启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变水患为水利。同时张居正严惩贪官污吏,裁汰冗员。
万历五年秋,张居正父亲去世,按常理他需要丁忧(解职回乡守孝三年),但张居正以为改革事业未竟,不愿丁忧。他的政敌借此大做文章,此即为ion=edit&redlink=1">夺情之争。最后在神宗和两太后的力挺下张居正被ion=edit&redlink=1">夺情起复(免于在家守孝),使得其改革并未被中断。但是,这成为了他的政敌之借口。同时,张居正利用自己的职权让自己的儿子顺利通过科举进入翰林院。张居正死后立刻被反对改革的政敌清算。张府一些来不及退出的人被囚禁于内,饿死十余口。生前官爵也被剥夺。
万历怠政
张居正死后初期,神宗尚能保持对朝政的兴趣,但不久就开始怠政。万历十五年(1587年)后,神宗就开始连续不上朝。万历十七年(1589年)元旦后,神宗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此后每年的元旦神宗再也不视朝。自万历十六年(1588年)后,常朝也经常看不到神宗。神宗整日在深宫中不理政事,沉浸在花天酒地之中。每年还进行选美。同时,神宗还好营建,经常大兴土木。在他廿一岁时就开始筹建陵园。万历十七年,大理寺左评事上疏,称神宗沉湎于酒、色、财、气。结果被贬为民。神宗还派矿监和税监搜刮民间财产。在边境上坐视女真强大。由于神宗不理朝政,缺官现象非常严重。万历卅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廿五名。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政府完全陷入空转之中。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互相倾轧,如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名目众多,但其所议议题却不是如何改良朝政,只是人事布局而已。因此明史言:“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神宗在位期间另外两项严重败坏朝纲的事件是东林党争和ion=edit&redlink=1">国本之争。东林党源于顾宪成组办的东林书院。东林党一词则起源于万历卅八年(1610年)的一次人事变动事件。起因是内阁缺人,顾宪成极力主张颇有政绩的淮扬巡抚李三才入阁,结果被反对李三才入阁的势力抹黑漫骂,东林党因此而起。东林党兴起后,朝中其它各党便集中火力攻击东林党。阉党专权后,东林党更受到严重打击。直到崇祯初年东林党才重新被启用。
另外一项政争是国本之争。主要是围绕着皇长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郑贵妃所生)。神宗迟迟不立太子,令群臣忧心如焚。朝中上下也因此分成两个派别。直到万历廿九年(1601年),朱常洛才被封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但是福王迟迟不离京就任藩王。直到梃击案发生,舆论对郑贵妃不利后,福王才离京就藩。
在对外军事方面,以万历三大征最为功勋卓著,但损兵折将极大。万历四十六年(1617年),后金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反明,两年后(1619年)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明朝对后金从此转为战略防御。
明末三大案
“明末三大案”指明朝末期宫廷中发生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总称。这三起事件本身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却标志着明末纷乱和衰亡的开始,故有“三大案”之称。
- 梃击案
- 红丸案
- 移宫案
阉党专权
明熹宗在位期间,政治更加腐败黑暗。熹宗由于幼年丧母,对乳母客氏有特殊感情,客氏也不知自已,与宦官魏忠贤狼狈为奸。魏忠贤因为在一次赌博中输钱而自宫,改名为李进忠,入宫为宦官。后皇帝赐他恢复原姓,并恢复旧名忠贤。魏忠贤善于逢迎拍马,加上与客氏互相勾结,一路快速升迁,还成为秉笔太监。
熹宗即位早期大量启用东林党人,结果导致东林党与其它党斗争不断,熹宗因此对朝政失去耐心,魏忠贤借此机会干预政治,将反对东林党的势力集结,号为ion=edit&redlink=1">阉党。天启四年后,阉党控制了内阁。自此之后魏忠贤更加张狂,其爪牙遍布中央与地方。在其权势最盛时,其养子竟能代替皇帝祭太庙。全国遍布他的生祠,并号为九千岁。更有国子监生提出魏忠贤配孔子,魏忠贤父配启圣公。魏忠贤并大肆打击东林党,借“挺击、红丸、移宫”三案为由,唆使其党羽伪造《东林党点将录》上报朝廷,天启五年(1625年),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大量东林党人入狱,甚至处死。由于阉党水准低下,政理不修。国家内部饥荒频传,民变不断,外患持续,明朝已经陷入风雨飘摇之境地。
崇祯的努力
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明思宗,最后自缢于景山
天启六年,北京西南隅的工部王恭厂火药库发生大爆炸,造成2万多人死伤。同年熹宗在西苑游玩时不慎落水,一年后死去。接替熹宗的是其五弟信王朱由检,是为思宗,年号崇祯。他即位后,锐意改革朝政。他首先下令停建生祠,又逼客氏移居宫外。时机成熟后,思宗下令魏忠贤去凤阳守陵。魏忠贤在前去过程中得知思宗已派锦衣卫来逮捕他,便与党羽ion=edit&redlink=1">李朝钦一起自缢。思宗将其首级悬于河间老家。同时将客氏押到浣衣局处死。阉党其它分子也被贬黜或处死。阉党专权虽然结束,但其后朝中又党争不断,思宗对朝政又开始失望。并加强集权,控制百官,信用宦官。
明思宗在位期间,首先要面临后金的外患。最初在袁崇焕的经略之下,辽东的形势已经有所改观。此后,后金在辽东战场失利的情况下,改采越过长城,直接偷袭京师的方法攻明。崇祯二年(1629年)ion=edit&redlink=1">皇太极率后金大军包围北京城。袁崇焕回兵解围。崇祯三年,思宗因袁崇焕不作为与个人能力低下造成时局不堪,诛杀袁崇焕[13],此后辽东局势日益恶化。1640年,清军攻打锦州,明军大败,次年,洪承畴投降。至此,除宁远外,辽东地区全数陷入后金统治下。
另一方面,因小冰期气候变冷,农业减产,全国性饥荒。但是朝廷依旧加派“辽饷”,用于增加军费。民众苦不堪言。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澄城饥民暴动,拉开明末民变的序幕。此后民变风起云涌,逐步集合到ion=edit&redlink=1">王嘉胤旗下,转战于陕晋边区。崇祯四年(1631年),王嘉胤遇害,后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作乱。1636年,高迎祥战死,李自成接替高迎祥成为新闯王。1641年,李自成攻陷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缴获大批粮饷。1643年十月年李自成攻破潼关,十一月占领西安,击溃总督孙传庭于关中传庭失踪,明朝北方最后的主力被消灭。此外,另一支张献忠领导的义军主要在南方发展,先是控制了湖广地区,之后又改进攻四川,是为大西政权。但是,两支农民义军没有合作,而是竞争的关系。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是年华北气候严寒缺煤,李自成部得以迅速扩充攻城掠地,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大顺军攻陷大同、宣府、居庸关,十七日已兵临北京城下。十八日,大顺军攻克北京外城,宦官开城门迎李自成,致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帅领五万关宁铁骑回救北京不及。次日凌晨,明思宗在明都北京煤山自缢,次年明思宗堂兄弟福王朱由嵩在南京登基延续明廷半壁江山,是为弘光帝。
疆域和政区
明前期,多次对北元和由之分裂出来的鞑靼和瓦剌用兵,并在与漠南一带设置四十余个卫所防卫,包括ion=edit&redlink=1">东胜卫、ion=edit&redlink=1">云川卫、ion=edit&redlink=1">官山卫、ion=edit&redlink=1">全宁卫、ion=edit&redlink=1">老哈河卫等,这些都是明廷的边防重地。其走向大致为阴山-大青山南麓-西拉木伦河一线。15世纪30年代后,由于天气转寒,农耕不济,靖难之役时边塞军队被燕王抽调。因此期间边境略有南移。在明成祖永乐年间,明军多次北伐,边境形势一度改观。但在明中叶以后,随着蒙古的再次崛起,边境再次南移。并修建长城(当时名为边墙,参见“明长城”)以防御蒙古,在长城沿线设置九边(辽东、蓟州、宣府、大同、ion=edit&redlink=1">延绥、宁夏、甘肃、太原、固原)重镇加强防御。长城也成为明中后期的北边,同时也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界线。
明太祖朱元璋设置ion=edit&redlink=1">辽东都司以经营辽东。并多次进军黑龙江流域,招抚当地土著部落,明廷势力一度达到黑龙江口,甚至库页岛。明太宗永乐七年(1409年)设置奴儿干都司,下辖130多个卫所,明宣宗宣德九年(1434年)废弃之。明英宗正统年间后,鞑靼兀良哈与建州女真部南迁,并不断侵犯辽东都司。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年),明廷修建ion=edit&redlink=1">辽东边墙。16世纪末开始,建州女真酋长努尔哈赤开始兴起,统一女真部,明廷设置的卫所遂渐消亡。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称帝,建国后金。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之战后,后金军队破辽东边墙,占领辽东都司大部土地。
明太祖
洪武年间,西北疆界达到今新疆东部哈密地区,并设置一系列卫所。15世纪30年代之后,西北吐鲁番与青海蒙古部日益强大。1472年,ion=edit&redlink=1">哈密卫城一度被吐鲁番攻破,卫内迁,后复,1514年再度被并。15世纪后半期后,西北诸卫全部丧失,明军退守嘉峪关。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才将西南地区完全划入疆域。并设置一系列土司、ion=edit&redlink=1">宣慰司管辖之,边界达到缅甸中北部、老挝北部、泰国北部一线。但后期这些地区多被周边国家所并。明太宗永乐四年(1406年)明军进攻安南,南线达到ion=edit&redlink=1">日南州一带。次年设置ion=edit&redlink=1">安南布政使司,下设十五府、卅六州、两百余县。后因当地人民反抗激烈,明廷于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放弃,安南恢复黎氏王朝。明熹宗天气五年(1624年)荷兰殖民者进入台湾南部,筑热兰遮城(今台南市)。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进入台湾北部。明思宗崇祯十五年(1642年)荷兰殖民者赶走西班牙殖民者,占领台湾大部。1661年郑成功进攻台湾,次年驱走荷兰人,开始统治台湾。1553年葡萄牙获得在澳门停泊船只权,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1557年)取得居留权。到明亡,澳门已成为葡萄牙殖民地,不过仍为明廷领土。
行政区划
明廷在一级地方行政区下分置都、布、按三司的制度,原为防止地方权力集中。明宣宗宣德年间开始派部(六部)、院(都察院)大臣以总督和巡抚的名义督抚地方行政。明代宗景泰年间之后成为各一级行政区常制。总督主要署理军务,分短期与长期两种。巡抚主理民政,每省皆有,有的一巡抚辖两布政使地,如正统年间的ion=edit&redlink=1">山西河南巡抚。有的一省一巡抚。有的一省几巡抚。如北直隶有ion=edit&redlink=1">顺天巡抚(驻遵化)、ion=edit&redlink=1">保定巡抚(驻真定,今河北正定)、ion=edit&redlink=1">宣府巡抚(驻宣府镇,今河北宣化,一度兼领山西大同府)三巡抚;南直隶有两巡抚:ion=edit&redlink=1">应天巡抚(驻苏州府,今江苏苏州)、ion=edit&redlink=1">凤阳巡抚(驻淮安府,今江苏淮安楚州)。有的在几省交界处设置一巡抚,如ion=edit&redlink=1">南赣韶汀巡抚就越江西、广东、福建三省。
明代的行政区划设置大体符合山川形便之处,但仍有一些不合理之处。如南直隶就地跨淮北、淮南、江南三个地区。而嘉兴、湖州、杭州三个太湖流域的府却被划入浙江省,与同为太湖流域的苏州府分离。而河南省也占据了局部的黄河以北土地。贵州省呈现中间窄两边宽的蝴蝶状。根据《明史?地理志》记载,终明一代有府140,州193,县1138。而根据《明史?兵志二》记载,明有卫493,所359。此外,明还设置了介于省和府、县之间的道。道分为分守道和分巡道两种。明代并改元代的路为府,以税粮多寡为划分标准。粮廿万石以上为上府。廿万以下十万以上为中府,十万以下为下府。
政治制度
正统款象牙质锦衣卫腰牌
由于朱元璋猜忌好杀,洪武十三年,以宰相胡惟庸谋反伏诛,于是废去宰相一职,子孙不得复立。秦、汉以降实行一千六百余年的丞相制度自此废除,相权与君权合而为一,明朝皇帝大权独揽,在世界政治史上明朝的政治体系也属于罕见的专制政体,施行军权、行政权、ion=edit&redlink=1">监察权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后期由于监察权被废止,国体失衡很快衰败。由于国家事务繁多,皇帝无法处理,洪武十五年九月罢四辅官,仿宋殿阁制设内阁。其后的清朝也大多继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内阁只为皇帝的顾问,相当于今日总统府秘书长的职务(但后来内阁的地位逐渐提高,内阁首辅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奏章的批答为皇帝的专责。内阁大学士一职多以硕德宿儒或朝中ion=edit&redlink=1">大臣担任,只照皇帝的意旨写出,称“传旨当笔”,权力及地位远远不及过去的宰相,只有黑市地位,而没有法定地位。宣宗时期,由于杨溥、杨士奇、杨荣等三杨ion=edit&redlink=1">入阁,宣宗批准内阁在奏章上以条旨陈述己见,称为“票拟”制度,又授予宦官机构司礼监“批朱”。票拟之法补救可君主不愿面见阁臣之弊,但内阁大臣与皇帝沟通,全赖司礼监(宦官)。由是开启明朝宦官专政之大门。为了加强对全国臣民的监视,明太祖还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明成祖又设立东厂,明宪宗再设西厂,合称“厂卫”,由宦官统领,自此明朝宦官之权势无以复加。
主要机构
- 六部
- 明朝在中央设置吏、户、礼、工、刑、兵六部,与前代相比,明朝最初在每部增加尚书侍郎各一。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废丞相之职,取消中书省。六部因此地位得到了提高。每部只设一个尚书,两个侍郎,原有的各科尚书降为郎中。各部尚书和侍郎的官阶也上升。其中以礼部(主管教育,负责领导儒家学术,以及祭祀,外交等)和吏部(主管文官升迁)最为重要,户部(主管财政,土地和人口)人员最多。兵部(国防部),刑部(警察总部,有对较大刑事案件的审判权)与工部(主管公共建设)地位较低。
- 监察机构
在洪武十三年前,明朝还沿袭元的监察制度,设立御史台,有左右御史大夫各一名。洪武十三年后,朱元璋废御史台。两年之后,朱元璋设立新的监察机构—都察院。都察院下面设立监察御史若干人,分巡全国各省,称为十二道监察御史。每道有监察御史三至五人,范围大体为一省。但监察御史都驻在京师,有事带印出巡,事毕回京缴印。到明末,监察御史分为十三道,共有一百一十人。
- 六科
- 明朝开始只设了给事中。到洪武廿四年,设都给事中六人,分吏、户、礼、工、刑、兵六科,每科一人。该制度基本是继承了唐朝的门下省制度。六科官职品级虽低,然职权很高。他们可以不赞成皇帝的意旨。而该制度也发挥了一定的改善朝政作用。
五寺
- 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与刑部和都察院合为三法司,其职权与今日之最高法院相似。大理寺的首长称为大理寺卿,也是九卿之一。其余四个寺的卿职权较低。太常寺负责祭祀;太仆寺管理马匹;光禄寺负责寿宴;鸿胪寺负责接待外宾。
- 内阁
- 在废除丞相制度后,朱元璋亲理政务,一度深感疲惫,于是设立四辅制度来辅佐政事。但这项制度效能不彰。洪武十七年后被废。之后朱元璋请来几位ion=edit&redlink=1">翰林学士帮忙辅佐,这些翰林学士的官职被命为“XX大学士”。这也就是所谓的内阁机构。
- 特务机构(秘密警察)
- 明朝实行严密的特务政治。主要的特务机构包括锦衣卫、东厂和西厂,武宗时期还一度设有内行厂。
- 锦衣卫设立于洪武十五年,直接听命于皇上,可以逮捕任何人,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在东厂设立后,锦衣卫权力受到削弱。
东厂成立于永乐十八年,是明成祖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力量而成立。地点位于京师东安门北。东厂的主要职责就是监视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学者等各种政治力量,并有权将监视结果直接向皇帝汇报。依据监视得到的情报,对于那些地位较低的政治反对派,东厂可以直接逮捕、审讯;而对于担任政府高级官员或者有皇室贵族身分的反对派,东厂在得到皇帝的授权后也能够对其执行逮捕、审讯。东厂在设立之初,就由宦官担任提督,后来通常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担任。
- 西厂设立于宪宗时期,首领为汪直。1482年后被废。其后又被武宗短暂恢复。
- 内厂设置于武宗时期,首领为宦官刘瑾,刘瑾伏诛后,内厂与西厂同时被废,仅留东厂。
其它机构
- 三公
- 包括太师、太傅、太保。这些官职都是虚衔,一般授予功劳相当大的大臣以示荣耀。其中太保和太傅名义上是太子的老师,而太师则是皇帝名义上的老师,但实际上辅导太子的机构是詹事府。詹事府下设两坊、一局、一厅。此外还有太医院,专门负责皇室人员的健康和医疗。太医院附属有生药库和惠民药局。翰林院作为政府的官方学术最高机构,地位相当重要,甚至在政府中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翰林院首长是翰林大学士,此职位者经常会同时兼任内阁大臣。
- 诸司
指不属于各部院的司。主要指通政司和ion=edit&redlink=1">行人司。通政司负责传递公文,公告周知。行人司负责到地方上颁诏谕及赴外国作使臣。
- 外三监
- 包括国子监、钦天监、ion=edit&redlink=1">上林苑监。钦天监负责观测星象。国子监是当时的最高官方教育机构,有祭酒一人,司业一人,监丞一人,博士五人,助教十五人,学正十人,学录七人,典簿一人,典籍一人,典馔两人。上林苑监负责掌管皇帝的御花园,畜牧场与菜圃。
- 内十二监
- 为宦官衙门。事实上只有在这些衙门工作的宦官才是太监。包括司礼监、内宫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以司礼监最为重要,监内的提督太监主管宫内一切宦官礼仪刑名。而秉笔太监在宦官极端专权时竟代替皇帝批公文。此外还设有四个司(惜薪、钟鼓、宝钞、混堂),八个局(兵仗、银作、浣衣、巾帽、针工、内织染、酒醋面,司苑),合为内官廿四衙门。宫女也有六个局(尚宫、尚仪、尚食、尚寝、尚功等),每个局下设四个司。
明朝神机营的火枪手
明代早期军队的来源,有诸将原有之兵,即所谓ion=edit&redlink=1">从征,有元兵及群雄兵归附的,有获罪而谪发的,而最主要的来源则是ion=edit&redlink=1">籍选,亦即ion=edit&redlink=1">垛集军,是由户籍中抽丁而来。除此之外尚有简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此外,明朝中期以后又有强使民为军的方式,不过都属于少数,整体而言,卫所制仍然是最主要的军制。
卫所制为在全国各地军事要地设立卫所注军,卫有军队五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则还归卫所。
军队来源为世袭的军户,由每户派一人为ion=edit&redlink=1">正丁至卫所当兵,军人在卫所中轮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给军队及将官等所需。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但明宣宗以后渐无法维持,军人生活水准及社会地位日渐低下,逃兵也逐渐增加,军备因此逐渐废驰。
因此在嘉靖年间,在应付倭寇之乱时,将领戚继光在浙江地区采用招募民兵加以训练的方式,来取代不堪的卫所兵。正因为明朝正规军卫所军的不堪用,故这些民兵,在明朝后期逐渐担负起维持明朝有效统治的作战部队,而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戚继光的召募以浙江人为主ion=edit&redlink=1">戚家军,李如松的私人部队辽东铁骑,及袁崇焕所召募以辽东人为主的ion=edit&redlink=1">关宁军。
明朝-外部关系
日本绘制的明朝地图
中亚细亚诸国;西南取哈密,控制西域要道,与沙州、罕东、赤斤蒙古三卫联姻,设置“甘肃行省”,羁以官爵,破明朝西北屏蔽;东攻兀良哈三卫,席卷女真诸部,进逼朝鲜,数扰明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各边镇,势大盛。也先梦“求大元一统天下”,力图向中原扩张。
蒙古族和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有“通贡”与“马市”两种贸易形式。但是,瓦剌封建主却把“通贡”作为攫取中原财富的手段。随着瓦剌封建主势力的增强,他们的欲望愈来愈大,贡使人数也越来越多。因此,通贡成了明朝的沉重负担。1448年(正统十三年),也先以“通贡”赐赏减少等为借口,分兵四路内犯。1449年七月,也先自率一路攻打大同。时太监王振专权,他挟英宗仓猝亲征。八月初,英宗带50万大军刚到大同,王振各路军接连失败,就急忙决定退兵,回师至土木堡(河北怀来县境内),被也先追上,明军死伤过半,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
败讯传到北京,举朝大震,百官张皇失措,有人甚至主张迁都南逃。抗战首领于谦挺身而出,被皇太后任为兵部尚书,负责保卫北京。九月,英宗弟朱祁钰继位,是为景帝。当时,也先挟英宗作为攻城掠地的政治工具。于谦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使也先的阴谋不能得逞。十月,也先逼京师,于谦率军民抵抗,大败瓦剌军,击毙万余,俘将领几十人,夺回被掠的大批百姓和牲畜。
第二年春、夏,也先又对明朝接连进攻,但均遭失败。这时,瓦剌内部脱脱不花汗等不满也先的攻掠政策,主张与明廷议和,放回英宗。八月,英宗被释返京,居皇城南宫,称太上皇。1457年正月,在宦官曹吉祥等帮助下,英宗乘景帝病重,重新登极。史称“南宫复辟”。英宗复位后,于谦惨遭杀害。
也先进攻明朝失败后,势力渐衰。1454年(景泰五年),瓦剌内讧。第二年,也先被杀,蒙古各部陷入分裂状态,东部鞑靼又乘机崛起。
明朝后期中央与蒙古的关系
成化、弘治期间,达延汗逐渐强盛,一度统一全蒙古。1543年(嘉靖二十二年)达延汗死后,蒙古又分裂成四十几个独立的领地。其中以土默特部领主俺答汗最为强大。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春,俺答乘黄河结冰,进入河套。1550年,又大举进攻明朝。一度攻下通州,直逼北京。
隆庆年间,明朝军事较为强大,使俺答汗的扩张野心有所收敛,愿与明廷修好。1571年(隆庆五年),明朝封他为顺义王。1581年(万历九年),俺答死,统治权归其妻三娘子。明朝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三娘子继续执行与明廷友好的政策,加强了蒙古地方政权与明朝中央政府的友好关系。这时,蒙汉两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也进一步加强。明政府在张家口、大同等地陆续开设马市十三处,定期互市。俺答汗时还在汉人的帮助下,在今呼和浩特地方建筑了库库和屯城,成为蒙古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
为了防备蒙古地方统治者的袭扰,明政府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这一线上先后设置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在偏关)、固原九个要镇,称为“九边”,派驻重兵。明朝政府又沿各镇修缮长城,加强防卫能力。成化时,修筑了东起清水营(陕西府谷西北)、西至花马池(宁夏盐池西)的偏西一段长城,长达1700多里;嘉靖以后,继续在宣大、蓟东一带修筑偏东一段长城,明代长城遗迹,至今还大量地保存着。
西藏地区
明代时,称西藏为乌斯藏。藏族以畜牧业为主,当时仍然盛行农奴制度。元末以来,西藏十三个万户府之一的帕木竹巴万户赏竺监藏强盛,夺取了西藏最高统治权。赏竺监藏死后,其侄章阳沙加监藏继位。
1372年(洪武五年),明太祖封章阳沙加监藏为灌顶国师。第二年,章阳沙加监藏遣使琐南藏卜入贡。西藏与明中央政府政治上的从属关系正式恢复。章阳沙加死后,数传到吉剌思巴监藏时,被明成祖封为灌顶国师阐化王。成祖还册封西藏其他地区政权的领袖为阐教王、辅教王、护教王和赞善王。这些王,按规定须定期向明中央政府朝贡,承袭要由明廷遣使册封。明朝还在西藏建立指挥使司、宣慰司、元帅府、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等军政机构,任命上层僧侣和各寨寨官为长官,赐予印信。
明初,西藏喇嘛教的教派很多,有宁玛派(红教)、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等。1407年(永乐五年),明成祖封噶举派领袖为“大宝法王”。后来又封萨迦派领袖为“大乘法王”。14世纪末,青海湟中藏族僧侣宗喀巴(罗桑扎巴)在西藏创立新教派──格鲁派。格鲁派规定僧侣要戴黄帽,俗称黄教,势力日益增大。明成祖时,遣使征聘宗喀巴。宗喀巴命弟子释迦也失赴京朝见。成祖封释迦也失为“大国师”。宣德时,又进封为“大慈法王”。宗喀巴死后,按照宗教说法,由他的两大弟子世世转生,叫“呼毕勒罕”(藏语化身之意),传其衣钵。他俩后来被追称为一世达赖和一世班禅。万历时,蒙古俺答汗曾迎三世达赖锁南嘉措长期住在西宁等地,促使黄教在蒙古地区盛行起来。1581年(万历九年),三世达赖上书给明内阁首辅张居正,请准认他在西藏取得的地位。明政府批准了他的请求。
随着明政府对西藏管理的加强,西藏与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西藏喇嘛和官商来京的人数不断增加。明中央还与藏族进行茶马互市,在西北、西南等地,设点交易。藏族用马匹、犀角、氆氇等物换取内地的茶、盐和布、丝等。永乐时,明政府还修通了从雅州到乌斯藏的驿道,设置了驿站,使西藏与内地之间的来往更加方便。
畏兀族地区
元朝灭亡后,天山南北畏兀族聚居的地区,仍然由察合台后裔统治着,他们分裂成许多封建割据政权,其中最大的是于阗和别失八里,其次是哈密、吐鲁番。他们彼此纷争,相互攻掠。
哈密地处东部战略要地,是明朝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1391年,明朝派都督佥事刘真等进兵哈密城。哈密从此归顺明朝。1404年(永乐二年),明朝封哈密统治者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后来,明成祖还派汉族官员去担任忠顺王的长史。此后,只有经明朝册封的忠顺王,才能为哈密各族所公认。
从洪武时始,明朝先后设立了哈密卫、蒙古赤斤卫、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罕东卫、罕东左卫和沙州卫,以畏兀、蒙古贵族或“大头目”等担任各卫指挥官。至宣德时,畏兀族等各部向明朝称臣奉表者“多至七八十部”。
到16世纪,吐鲁番攻取了瓜州、沙州等地,进而控制了河西走廊,形成了与明中央政府抗衡的封建割据势力。
明代,畏兀族各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别失八里过着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于阗、哈密、吐鲁番等地以农业为主,还有相当发达的手工业,分别出产胡锦、花蕊布、白氎布、镔铁、翡翠、玉器等。畏兀族人善于经商,常以朝贡方式,以马、驼、玉石、土锦、兽皮等,换取内地的纱罗、缎、布、绢、瓷器、铜、锡等物。
直到15世纪前期,有些地区的畏兀族还盛行佛教。但是,到15世纪后期以后,畏兀族逐渐改信伊斯兰教。
南方少数民族
明代,云贵、两广和四川、湖广地区聚居着苗、瑶、壮、彝等许多少数民族。各族间社会发展不平衡,有的已进入地主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有的处于奴隶制向封建领主制过渡阶段,有的还是奴隶制社会,有的甚至残留着原始氏族公社的特征。在发生了阶级对立的少数民族地区中,奴隶主、农奴主和封建地主,压迫剥削本民族人民,拥有大量奴隶、农奴、田地和其它财产。
明朝政府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
1382年(洪武十五年),明太祖在云南设置了布政使司。1413年(永乐十一年),明成祖又在贵州设立布政使司。在布政使司之下,根据各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措施。比较进步的地区,明政府裁撤了原来的土司,由中央派出流官担任知府、知州、知县,进行统治;在落后地区则保留了元朝的土司制度,任命当地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为土官进行统治。土司衙门包括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土知府、土知县等,长官都是世袭的。另有些地区是“土流兼治”,或以流官为主,土官为辅;或以土官为主,流官为辅。
女真族
女真三部 明朝初年,女真族按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和活动地区的不同,分为三大部:
居住在黑龙江两岸和乌苏里江流域的称“野人女真”或“东海女真”;
居住在开原以东和松花江中游一带的称“海西女真”;
居住在长白山北部、牡丹江和绥芬河流域的称“建州女真”。
明朝继承元政府对东北地区的统治,于1375年(洪武八年)设辽东都指挥使司,招谕女真各部。1403年(永乐元年)明朝在建州女真居住的地区设建州卫,任命部族首领阿哈出为长官,1412年,又置建州左卫,任猛哥帖木儿为指挥使。明前期,建州女真几经迁徙,到正统年间定居于浑河、苏子河上游(辽宁新宾县境内)。1442年(正统七年),明政府又从建州左卫中分置建州右卫,授凡察为指挥使。至此,遂有“建州三卫”称号。
1409年(永乐七年),明政府为加强对东北的统治,在元朝奴儿干征东元帅府的旧址,即黑龙江附近特林地方建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其管辖范围,包括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抵外兴安岭,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明政府还不时派员巡视。自1409年(永乐七年)到1432年(宣德七年),太监亦失哈曾以钦差大臣身份,十次巡视奴儿干地区。他还在奴儿干都司治所特林修建一座永宁寺,先后立了《敕修永宁寺记》碑和《重建永宁寺记》碑。这充分说明奴儿干都司是明朝的地方政权。
女真的统一和后金建国
16世纪末,女真各部逐渐形成了几个强大集团。“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这种互相混战的局面,给女真人民带来了痛苦,他们希望有一个统一的安定的社会。
女真族民族的杰出领袖努尔哈赤(1559年~1626年),是明初建州左卫指挥使、酋长猛哥帖木儿的后裔,姓爱新觉罗氏。他从小受汉族文化影响很深。1583年(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以其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这是他统一女真各部的开始。至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他统一了建州女真。由于努尔哈赤“忠于大明”和“保塞有功”,明政府先后封他为指挥使、都督佥事和龙虎将军。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赤又统一了海西女真。同时,他还先后兼并了东海女真的许多部落,征服了散居于乌苏里江和松花江下游、混同江两岸及外兴安岭等地各部族。
当女真各部基本上统一的时刻,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辽宁省新宾县西老城)即位称汗,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建立起了一个奴隶主阶级的政权,史称后金。
皇太极称帝
努尔哈赤在建立了后金政权和统一了女真各部之后,势力强盛。奴隶主的扩张野心也随之增大。于是,开始与明朝发生激烈的战争。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宣称与朝廷有“七大恨”,起兵攻占抚顺等地。明朝急派杨镐为辽东经略,在全国加派“辽饷”,调各地官兵8.8万多人,于1619年二月分四路进攻赫图阿拉。萨尔浒一战,努尔哈赤以少胜多,击溃了明军。从此,后金步步进攻,明朝在军事上转入了战略防御。1621年(天启元年),努尔哈赤陷沈阳,破辽阳,夺取辽东七十余城。1625年(天启五年,天命十年),又迁都沈阳,改称盛京。
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兵围攻山海关外重镇宁远(辽宁兴城),受到明参将袁崇焕的顽强抵抗,努尔哈赤被炮火击伤。同年八月,努尔哈赤病死。
努尔哈赤死后,袁崇焕为议和遣僧前去吊孝,遭到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等人的激烈反对。皇太极继位后的1629年(崇祯二年),他避开袁崇焕把守的宁远,从喜峰口越长城,直逼北京城下。蓟辽总督袁崇焕从山海关回兵驰援,败后金军于北京广渠门外。这时,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误杀了袁崇焕,使明朝失去一个抗金名将。此后,皇太极又多次挥兵入关。1638年,他又命多尔衮等越过长城,扰河北,下济南,俘明德王朱由枢,攻下城池58座,掳获人口46万。1641年,明蓟辽总督洪承畴兵败松山,被俘投降。至此,除宁远孤城外,明山海关外的要地尽失。
1636年(崇祯九年),皇太极在沈阳称帝,改元崇德,改国号为“大清”,改族名为“满洲”。标志着满族继承历代封建统治的传统,打算问鼎中原的决心。
皇太极还对其政权组织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仿明朝建制,设置六部和内三院等机构。在军事编制上,除原有满洲八旗外又添置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合为二十四旗。
17世纪20年代,满族社会已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到17世纪30年代后期,皇太极制服了蒙古各部,统一了东北各地,为以后满族入关打下雄厚的基础。郑和
郑和原姓马,小字三保,回族人,祖居云南昆阳州(云南晋宁)。明太祖统一云南后,郑和被阉入宫,靖难之役中,从燕王起兵有功,朱棣赐他姓郑,提拔为内官监太监。
为了发展对外关系,明成祖特地派遣郑和下西洋,对亚非各国进行贸易和访问。从1405年(永乐三年)到1433年(宣德八年)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成为闻名世界的一件盛事。他率领规模浩大的船队,经过中国南海诸岛,跨越亚、非两洲,对占城(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满剌加(马六甲),彭亨(马来西亚),苏门答腊、旧港、爪哇(在印度尼西亚),榜葛剌(孟加拉),古里(印度西南海岸卡利库特),柯枝、琐里、加异勒(印度半岛),锡兰山(斯里兰卡),溜山(马尔代夫),忽鲁谟斯(波斯湾口),祖法儿、阿丹(阿拉伯半岛),木骨都束、卜剌哇、竹步(索马里),麻林(肯尼亚的马林迪)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友好访问。
郑和第一次航行,有船只62艘,水手、船师、卫兵、工匠、医生、翻译共2.7万多人。最大的船长44丈,宽18丈,可以容纳一千多人,是当时航行海上最大的船只。船上有航海图、罗盘针,具有当时世界上先进的航海设备和技术。
郑和的船队满载中国瓷器、茶叶、铁器、农具、丝绸、纻丝、金银等各类商品,用以换回亚非各国特产,如象牙、香料、宝石等海外奇珍异宝,因此人们把这些船称为“宝船”。
郑和七下西洋
郑和七次下西洋给亚非各国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有些国家一直保存着纪念郑和航海的文物与古迹。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有三宝垅、三宝洞、三宝公庙等;在泰国也有三宝寺;在非洲索马里等国,还把当地发掘出土的明代瓷器作为同中国人民传统友谊的象征。
郑和七次远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是中国人民对航海事业的巨大贡献。他是世界航海家中的先导者。他到达非洲赤道以南东海岸的地方,比意大利人哥伦布和葡萄牙人达·伽马发现新航路要早半个世纪以上。
郑和远航亚非各国,在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下西洋后,亚洲许多国家都先后派遣使节与明朝贸易。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古里等十六国使臣和商人到南京,一次就达1200多人,浡泥(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和满剌加两国的国王与王后也都来到南京,明成祖还设筵招待。当时苏禄使团由东、西、峒三王率领340余人来华访问,受到隆重的国宾待遇。东非的麻林王哇来顿本亲自率众访问中国,不幸到福州就病死了。木骨都束和卜剌哇也曾多次派遣使节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为了和各国进行贸易联系,永乐时恢复了洪武年间废除的广州、泉州、宁波三个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事务。明初对外贸易的频繁,对于加强中国和亚州各国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
华侨对南洋经济开发的贡献
明朝与日本
明代江浙闽广等省,土地兼并激烈,赋税繁重,失去土地的农民无法生活,经常流离失所。一部分人不得不离乡背井,远涉重洋,流移到国外谋生。出海的人,除农民外,还有商人、手工业者。他们到南洋去的最多。
居住在南洋一带的中国劳动人民,带去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从事各项劳动,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有的从事矿产的开发,使荒山变成富源;有的种植甘蔗,大量制糖;有的经营椒园,试用各种方法增加胡椒产量;有的垦荒种田,使不少荒地变成沃土良田,生长稻谷。由于华侨的辛勤劳动,使一些不毛之地变成繁荣的区域。勤劳刻苦的华侨和当地人民一起,对南洋地区的开发,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南洋各地的华侨有的还从事商业。他们从祖国运去各种货物,满足当地人民的需要,其中有瓷器、铁器、铜器和纻丝、绫罗等丝织品。又从南洋运回胡椒、谷米、药材和棉花等。据统计,万历时进口的货物,品种达一百多种。这既促进了中国与南洋的贸易,也促进了南洋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
华侨也和当地人民一起共同反对殖民者的侵略。1574年(万历二年),广东人林凤率领战舰62艘,水陆军几千人进攻马尼拉,与吕宋人民一起进行了反西班牙殖民者侵略的斗争。日本,他们对中日两国之间印刷技术的交流和书籍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在倭寇勾结中国沿海海盗集团骚扰东南沿海时期,遭到了破坏。元末明初,日本正处在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为了掠夺财富,组织一些封建主、没落武士、浪人和走私商人,经常在中国沿海进行武装掠夺和骚扰,历史上称为倭寇。
明初,由于国家强盛,重视海防设置,因此倭寇未能酿成大患。正统以后,随着政治的腐败,海防松弛,倭寇的气焰便日益嚣张了。如1439年(正统四年),倭寇侵扰浙江台州的桃渚村,屠戮人民,烧毁房屋,“积骸如陵,流血成川”。
至嘉靖时期,随着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僚豪富地主下海经商的人日益增多。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如王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组成海上武装劫夺集团。他们在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猖狂烧杀抢掠。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明朝派朱纨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朱纨到任后,击杀了通倭的李光头等人。朱纨的海禁触犯了通倭的官僚、豪富地主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官僚“劾纨擅杀”。结果,朱纨被迫自杀。自此以后,倭寇更加猖獗起来。
戚继光抗倭
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五月,由汉、壮、苗、瑶等族人民组成的抗倭军队,在明朝爱国将领张经领导下,于王江泾(嘉兴北)大破倭寇,斩敌二千。这是嘉靖年间抗倭斗争中的一次巨大胜利。
在抗倭斗争中,民族英雄戚继光(1528年~1587年)功勋卓著。他是山东牟平人,曾用“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豪言壮语来表达自己决心消除倭寇的志向。为了消灭倭寇,他特地招募浙江义乌的矿夫和农民组成“戚家军”。这支队伍经过严格训练,勇敢善战,纪律严明,是抗倭斗争中的劲旅。1561年,倭寇几千人焚掠浙江台州一带,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和支持下,戚继光率领精锐军队取得决定性胜利,扫除了浙东的倭寇。随后,在福建的倭寇重新猖狂起来。戚继光又奉命率戚家军入闽剿倭,连战皆捷。不久,戚继光和抗倭名将俞大猷一起,再次平定了在福建的倭寇。嗣后,广东倭患严重,俞大猷又领导军民在广东歼灭倭寇。于是,东南沿海倭患最后扫除。
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
从16世纪开始,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殖民者相继来到东方,抢占殖民地,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
1511年(正德六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满剌加(马六甲)后,随即到中国沿海骚扰,剽劫行旅,贩运违禁物品。1517年(正德十二年)九月,葡萄牙舰队炮轰广州。1521年(正德十六年),明军在广州附近的屯门岛驱逐了葡萄牙殖民者。随后,又在广东新会县的西草弯打退了葡萄牙入侵者,并缴获它的佛郎机大炮。由于中国军民的有力抵抗,葡萄牙殖民者用武力在中国沿海建立侵略据点的企图遭到了沉重打击。
葡萄牙海盗商人在广东失败后,窜犯浙江、福建沿海,先后被中国军民击败。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又贿通明朝官吏,借口要到澳门岸上曝晒水浸货物,以每年纳租银二万两为条件,请求上岸居住。得逞以后,便在澳门扩大居住地区,建筑城墙、炮台,自设官吏,使澳门成为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的据点。
1626年(天启六年),西班牙殖民者悍然侵占了我国台湾北部的基隆和淡水。
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荷兰商船首次来到中国活动。1609年,荷兰侵占澎湖,不久,被福建军民驱逐。1622年(天启二年),荷兰殖民者再度侵入澎湖,强迫岛上居民筑城堡,妄图长期占据。1624年,在福建人民的支持下,巡抚南居益遣兵攻澎湖,擒其渠帅高文律等十二人。荷兰霸占澎湖的阴谋遂不能得逞。1642年(崇祯十五年),荷兰打败了西班牙,独占台湾。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以后,对台湾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野蛮的统治,引起台湾人民不断的反抗斗争。
与西方殖民者侵略我国的同时,西方传教士也陆续来华从事宗教活动。16世纪80年代初,耶稣会士经澳门进入我国,其中有意大利人罗明坚和利玛窦等。他们在肇庆建起教堂,作为传教的据点。为了减少在华传教的阻力,他们学习华语,穿起儒者服装,与士大夫交游。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他们进京朝见明神宗,献上自鸣钟、万国图等方物,取得在北京传教的权利。从此以后,传教士来华者益众。他们除传播宗教外,还暗中从事于测绘地图、调查中国物产等活动。与此同时,他们也介绍了一些西方有关历算、水利、测量等方面的知识,增进了中国对西方科学技术的了解。
外交
15世纪初朝鲜所制的地图《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显示郑和时代明朝及其藩属国的世界观
明朝初年,因为明初的朝贡贸易薄来厚往,许多日本人冒充朝贡使者来赚取好处。日本实际上是处于割据状态,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很多到中国来冒充朝贡使者的日本人没有日本政府的管辖,朝贡完了以后他们滞留在中国沿海抢劫。这是明初的倭寇。为防止倭寇朱元璋就颁布了海禁政策。从此之后,如果要来中国做生意,必需朝贡兼贸易,否则不予,这就是所谓的“朝贡贸易”,兼具有怀柔拉拢周围国家的用途。明朝严格的贸易管制政策的影响导致正常贸易地下化,转为走私贸易。贸易港集中地由广东、福建转往已为西方国家殖民地的菲律宾、印尼。而海上的维持秩序角色由于中国官方的消失而导致海盗集团猖獗。由于海上贸易仍在暗处进行,美洲银器又大量流入中国,银开始成为流行的通货。
明成祖即位后,在永乐年间,派遣著名的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率远洋船队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又派遣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子鲁出使撒马儿罕、吐鲁番、火州等西域十八国,加强了明王朝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上的往来,为中国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体现了永乐王朝的鼎盛和开放。
描绘1414年郑和下西洋时榜葛剌国进贡麒麟的《瑞应麒麟图》临摹本
明成祖之后,其子朱高炽继位,也就是明仁宗。他听从朝中一些大臣的意见,认为下西洋过于浪费,收效不大,宣布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不到一年,仁宗病逝,宣宗朱瞻基继位,改年号宣德。宣德五年(1431年)闰十二月初六日,派郑和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到了明宪宗年间,曾有太监向宪宗提议再次下西洋,于是皇帝下诏到兵部索要郑和出使的海图等资料。但由于刘大夏等官员认为下西洋为一大弊政,有害无益,因此将当年郑和出海地图等资料藏匿起来(一说将其销毁),兵部尚书ion=edit&redlink=1">项忠命吏入库搜索无果,再次下西洋一事于是作罢。后来倭寇横行,明朝加大了ion=edit&redlink=1">禁海的力度,直到明穆宗隆庆元年(西元1567年)之后,倭寇逐渐平息,朝廷有鉴于对外贸易对沿海居民的重要性,才逐步解除海禁,使民间的走私贸易正当化,活络的国际贸易也使中国进入了逐渐成形的世界贸易体系之中。
倭寇对明朝的海疆构成了严重威胁。但是倭寇的主要构成并非日本人,而是中国沿海一带的破产流民。期间虽有朱纨和张经的抗倭,但最后都未能取得完全的成功。为防止倭寇的侵扰,世宗时期实行海禁,断绝对日贸易。直到戚继光等名将力行抗倭,倭寇才被剿清,海疆形势才趋于平静。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意欲占领朝鲜。万历廿年,日本进攻朝鲜,朝鲜国王逃到义州并派使节向明朝求救。明朝一度取得战争的胜利。中日一度进行和谈。但万历廿五年后,日本再次进攻朝鲜,战争进入僵局状态。万历廿六年,丰臣秀吉逝世,日本军心动摇,结果大败逃回日本。此即为壬辰卫国战争。这次战争严重削弱了明朝与朝鲜两国,明朝在张居正期间积蓄的国力大量被消耗,日本复又陷入分裂,女真部落成为相对的得益者。
与明朝有深厚关系的传教士利玛窦
明朝边境上最大的两个威胁明朝安全的部族是蒙古和女真,时人称其为东虏和西虏。在明朝初年武功强盛时,一度将蒙古驱至漠北。之后伴随明朝的衰落,蒙古部也多次进攻明朝,诸如土木之变和庚戌之变,明朝的疆界因此内缩,也大大消耗了明朝的国力。俺答汗后期开始于明朝通好,其后的三娘子继承了和平的政策。明蒙之间边境安宁和平,互通有无。这种情况直到后金控制蒙古后才告结束。明朝早期曾经设置奴儿干都司来管理东北诸部,这一阶段女真人作为明朝于东北地区排除北苑残余势力的盟友,双方关系处于蜜月期,但中后期明朝采取了"犁庭扫穴"等一些列不适当政策,对女真人进行歧视、限制、挑拨、分化甚至屠戮,激化了当地矛盾。随着东北的蒙古部和女真部日益强大,奴儿干都司被废,明朝在东北的控制力更是进一步下降。17世纪后,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降服蒙古,于1616年建国后金,与明朝分庭抗礼。后金占领了辽东大部土地,曾对当地的汉人进行屠杀,并有入主中原的野心,严重威胁明朝的安全。1636年改国号大清,建立清朝,最终于1644年明朝灭亡后接替明朝统治了中国267年。
16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后,葡萄牙人于1511年占领了马六甲,愈甚渴望对中国的往来。明武宗正德七年(1513年),葡萄牙国王派出一支对华使团前往中国,并在广州登陆,希望与明政府建交。后来,中国皇帝同意葡萄牙人在澳门开设洋行,修建洋房,并允许他们每年来广州“越冬”。这是西方列强第一次正式性的登陆中国并接触中国。西方国家的东来,也使不少新鲜事物传入中国。
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罗马教皇派出利玛窦去中国教区工作。由于万历援朝之战的爆发,利玛窦一行没能及时到达中国。后来战争中国得胜,利玛窦才能进入中国境内。由于利玛窦很快学会中文,并穿儒服、通儒书,他颇得明朝士大夫好感。后来他被举荐到北京,颇得神宗信任。他向中国进献坤舆万国全图、ion=edit&redlink=1">自鸣钟、日晷、西洋炮、望远镜、火枪、西药圣母像、十字架等贡品,先后在北京、肇庆等地展出。利玛窦不仅传播天主教,还启发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学习西学。另外他还将中国各种文化传入欧洲,如儒家思想、佛道学说、围棋等,可谓“贯通中西第一人”。另外,在明末时期有不少明朝军队曾装备火器,尤其是西洋大炮。
经济
明朝的一个龙泉青瓷三角花盆。现存于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博物馆。
明朝正德年间制品
明初,由于多年的战争与元惠宗朝廷的巧取豪夺,经济近乎在崩溃的边缘。明太祖洪武年间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与移民垦荒,也实行屯田政策,军屯面积占全国耕地的近十分之一。此外,商屯也相当盛行,政府以买卖食盐的专卖证(称之为盐引)作为交换,利诱商人将粮食运往边疆,以确保边防的粮食需求。然而并非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方式,而是要求盐商先交钱再等晒盐季再给盐,却又为了税收不足而将新产出的盐另行外卖,延后交盐给正规盐商的时间,致使盐商交了钱却要三五年甚至十年后才拿得到盐,却又因身份管制而无法抛弃盐商身份另行谋生,因此而家破人亡,私盐亦大为流行。明太祖也曾派遣国子监下乡督导水利建设,并以减免税赋奖励耕作。这些措施使得过去很多饱受战乱损毁的地区恢复了生气,使明朝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
明代经济仍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明朝农业无论是产量还是生产工具,都高于前代,红薯、南瓜、蚕豆、土豆、玉米、棉花等美洲高产作物在16世纪中叶时由国外陆续传入,尤其是棉花,已在全国普遍栽种。此外,较容易栽种的蕃薯和玉米,可以种植于土壤相对较贫瘠的地区,对于粮食需求日增的明清两代尤其重要。万历年间,耕地总面积超过七百万顷,为明神宗万历年间开始的人口稳步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在南宋时流行的俗谚“苏常熟,天下足”,由于长江下游地区城市居民的快速增加,及长江中游地区的快速开发,到了中晚明时,已经转变为“湖广熟,天下足”,意即当时主要的米粮生产区已经转移到湖广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和湖南省一带。晚明以后,湖广的米开始被长途运送至江浙、闽广等地区贩售,使当地农民开始改种经济作物。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及随之出现的长途交通,都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手工业方面,明代仍然延续了元代的ion=edit&redlink=1">匠籍制,也就是规定全国技术好的手工业工人必须于官营手工业部门服务的制度。明代定以前的匠户为匠籍,并规定这些入匠籍的手工、工人子孙世代承袭,不得脱籍改行,但不同点在于明代时,他们不需永远在王朝服役,而只要依规定每隔几年轮班到京城服役一次即可,称之为轮班匠。但由于到京城的路途遥远,轮班匠仍然常常发生逃役的状况,于是在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朝廷便下令轮班匠可缴交银两折抵役期,称为“匠班银”。而到了嘉靖四十一年,朝廷进一步改革匠役制度,每名轮班匠每年纳“匠班银”四钱五分,从而废除了轮班制。但仍有部分工人留在官营手工业单位服务,匠籍制并未完全废除。
明朝的一个青花瓷盘
自明初年起,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手工业高度发展,松江潞安府全盛时有织机1.3万张,促进了市场经济化和城市化,南京、临清等城市“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财货,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南京一地有众多的陶瓷厂,每年可生产100万件瓷器。景德镇成为了世界瓷都。然而明代推行“重农抑商”的原则以及严厉的海禁政策,使得商业受到了一定的压制,但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废除海禁后,海外贸易重新活跃起来,全盛时远洋船舶吨位高达18000吨,占当时世界总量的18%。
明初期奉行“ion=edit&redlink=1">重本抑末”政策。朱元璋曾言:“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15]”甚至还规定禁止商贾之家穿绸纱。隆庆三年(1569年),大学士高拱上疏《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反映商人的愁苦和商业的窘困,并奏请隆庆皇帝采取措施,革除宿弊。之后张居正提出农商荣枯相因,进一步肯定了商业的作用。明代中后期商人地位有所提高,部分士大夫认为经商有成,在价值上也等同于读书有得,“亦贾亦儒”“弃儒就贾”的现象也开始出现。此外,商业用的书也开始出现。商人为了实用目的而编写此类书籍,内容介绍贸易路径沿途的交通、习俗及商品行情等。此类书籍现存最早者为《一统路程图记》。此外,由于商业的发达,各地纷纷开始大量生产具有当地特色的商品,运销他处,使得区域分工日益明显。
随着明太祖洪武年间发行的“大明宝钞”纸币的流通失败,整个货币体系转向为以白银为主。16世纪中叶之后日本和拉丁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也进一步促进了中晚明经济的发展,当时明国占有世界白银需求量三成左右。明代经济的另一个特色是城镇经济的繁荣,运河沿线由于往来商船不断,周边城市如济宁、淮安、扬州等都非常发达。东南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繁荣,成为了全国的经济集散地。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明代形成了按籍贯区分的商人集团,称为“商帮”,如徽州商帮、晋陕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苏州洞庭商帮、江西商帮等。这些商帮以“会馆”为联系场所,互相支持,越做越大。
明嘉靖、万历年间,各地出卖丝绸、酒肉、蔬果、烟草、农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计其数,大量外销赚取外汇所得;外国的不少东西,如欧洲的西洋钟,美洲的烟草,在中国城市都有卖。西方学者汉斯?布罗埃尔在其著作《最先抵达美洲的是中国人》(1972年)中写道:“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贸易都是顺差”。当时商业大都会有南京、北京、南昌、杭州、福州、广州、苏州、松江、淮安、扬州、济宁、临清、芜湖、仪征、景德镇、瓜洲等[16]。 在世界上,明代是16世纪、17世纪之间手工业、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人口
元惠宗至正年间(1341年—1370年)全国发生多次大规模的灾荒饥馑疾病和瘟疫,并最终促使红巾军起义爆发,造成期间人口大量死亡。大明建立并统一全国后,明太祖洪武年间的休养生息使得全国的农业生产在元末长期大规模战乱而遭受极大破坏的背景下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加上洪武年间大规模的移民填充长江以北的荒无人烟之地和垦荒使得期间人口稳定成长。到明太祖洪武廿六年(1393年)有6500万人,其中民户6175.0万,军户325.0万。北五省(北平、山西,山东、河南、陕西〕人口有1755万,占全国27%。其中山东最多,有5,462,850人,以下依次为山西 (3,790,760人)、河南(2,825,300人)、陕西(2,646,450人)、北平(2,619,500人)。中五省(京师、浙江、江西、湖广、四川)人口总数为3380万,占全国52%。其中,南直隶有11,291,460人;人口密度最高的苏南太湖流域人口达6,320,300,平均每平方公里220人;其次为浙 江省,有9,959,270人;江西有7,260,000人,湖广有4,318,420人,四川最少,仅1,314,260人。南五省(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总人口有1040万,占全国的16%。 估计明思宗崇祯十三年(1640年)约有1.50亿人口,分布格局基本未变。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59,873,305人。
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60,545,812人(此为除开华北大部分地区外的调查数据,今学者估计实际人口达到65,000,000人)。
明太宗永乐元年(1403年):66,598,337人。
明宪宗成化十六年(1479年):71,850,000人。
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75,000,000人。
明思宗崇祯十三年(1640年):140,000,000人。
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100,000,000人。
明世宗嘉靖末年美洲高产作物传入后开始在明代人口最为稠密的江浙和岭南地区普及和推广,尤其是经过万历中兴过后以较快速度稳定成长,到明思宗崇祯十三年(1640年)根据当代学者研究估计达到前所未有的140,000,000人。 明思宗崇祯十三年(1640年)到清世祖顺治七年(1650年)年,由于战乱与瘟疫造成中原地区死亡加大,特别是由于北方鼠疫的爆发、八旗入关掠杀及为防范汉人而进行有计划的迁移,造成人口大量减少,只有人口总数一半不到,特别是经历鼠疫大爆发的北方,人口降到不足20%。
明代户籍制度
明代沿袭了元代,将人户分为民、军、匠三等。手工业者为匠籍。匠籍、军籍比一般民户地位低,不得应试,并要世代承袭。若想脱离原户籍极为困难,需经皇帝特旨批准方可。轮班匠的劳动是无偿的。嘉靖四十一年(1562)起,轮班匠一律征银,以银代役,政府则以银雇工。人身束缚大为削弱。到清代军籍实行八旗制度,并废除了实行四百年的匠籍制度。
教育与科举
明初实行“科举必由学校”的政策,朱元璋本人多次强调:“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风俗,莫不先于学校。”并将学校列为“郡邑六事之首”,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而不重视书院,书院因此沉寂近百年之久。也因此,明朝中早期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也就是国子监。而各府、州、县政府也皆立学校。府、州、县学的学生称为生员,俗称秀才或相公。明处生员数目有定额,大致府学四十人,州学卅人,县学廿人。明代中后期,地方官员六事皆举者极少,“学校之政之修也久矣”,因此传统书院再次承担起培养科举人才的重任。明代书院的创办,以嘉靖年间为最多,据统计,明代书院共有l239所。书院的经费来源,大体上可以区分为官方拨置、和私人捐赠。由于政治上的牵连,书院屡遭劫难,共有四次禁毁书院的记载,但官方越禁,民间越办。
而明代晚期书院的兴盛,冲击了官学的地位。许多知识分子利用在书院讲学之际借机批评时政,例如曾讲学于东林书院的顾宪成及高攀龙,就常讽刺时政,也使东林书院成为与当权派对抗的中心,进而造成了东林党争。当时学者也会借用寺庙周边的空地举行“讲会”,倡导新的思想价值与人生观。
科举在明朝是正式的选拔官吏制度。科举考试分为两级,每三年举行一次,称为大比。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考生必须用八股文做答。所谓股,即对偶之意。八股文萌芽于宋朝,形成于明成化以后。由于八股取士的制度,读书人既不通经史,又不谙实际,严重束缚了民众智慧的进步。
国家标准语
文化与科技
西学东渐
明朝末期,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在他们传播教义的同时,也大量传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当时中国的科学发展趋于缓慢,落后了欧洲。随着西学传入,使得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但这并未造成中国人对于中西学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变。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冲击亦不大。而当时传入中国的学问非常多样,也有一些士大夫着手与传教士合作翻译西方书籍或著书介绍西学,例如徐光启就曾与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同时,基于双方文化的歧异及认知方面的不同,也引发了一些冲突,例如南京教案等。
人文学科
明代的文化事业非常发达。在文学方面,中国小说史上的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三本就是出于明朝。写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则侧重于描写市民阶级的生活。冯梦龙加工编辑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每部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主要是描写青年爱情故事以及平民市井生活,最著名的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等;与“三言”类似每部四十篇的短篇小说集还有凌蒙初编着的“二拍”以及1987年才被发现的《ion=edit&redlink=1">型世言》(ion=edit&redlink=1">陆人龙编着)。传统雅文学的发展在明代继续发展,著名文人有刘基、宋濂、高启、方孝孺、唐寅、归有光、徐渭、王世贞、袁宏道、钱谦益、张岱、吴伟业等人。散曲家则有ion=edit&redlink=1">王盘、ion=edit&redlink=1">冯维敏、ion=edit&redlink=1">薛论道、ion=edit&redlink=1">陈译、康海等人。
王阳明
在明朝时期,传统杂剧逐渐衰落,而传奇剧走向繁荣。明代戏剧的集大成者是汤显祖。他的代表作是临川四梦(即《南柯记》、《ion=edit&redlink=1">邯郸梦》、《紫钗记》及《牡丹亭?还魂记》)。南戏在明朝也进入了最繁盛的时期。明朝的文学与戏剧在对“情欲”的描写上是较为开放的,例如《牡丹亭》一剧中就充满了许多对少女情怀的正面刻写。
在哲学思想上,王阳明继承陆九渊的“心学”并发扬光大,他的思想强调“致良知”及“知行合一”,并且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将“人”的主动性放在学说的重心。而王阳明的弟子王艮更进一部的强化了此方面的论述,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肯定了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意义。而李贽则更肯定了“人欲”的价值,认为人的道德观念系源自于对日常生活的需求,表现追求个体价值的思想。而随着西学的传入,科学精神与实学风尚也开始流行。明末之际,伴随着朝代的更替与异族的入主,哲学家开始更多的思考现实问题与政治改良,如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
自然科学
伴随着西学的传入,中晚明的科学技术出现了新的进步。中晚明科学著作众多,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程大位的《算法统宗》、ion=edit&redlink=1">吴有性的《ion=edit&redlink=1">瘟疫论》、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但这些科学家几乎都是来自民间,朝廷已无力网罗[17]。 宗室朱载堉世界上第一次正确地提出了十二平均律,并且在数学、天文学方面亦多有建树。
中晚明的军事科技也有所进步,各种新式火器大量涌现。西方的佛郎机火炮、红衣大炮都迅速在中国制造和使用。还有一些专门的火器论着出现,如茅元仪所著之《武备志》。
社会风气
天一阁匾额
明代早期,社会风气比较节俭。后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以及政府控制力的下降,社会风气转向浮华与奢糜,不论士大夫或百姓,在饮食、居住、穿着、娱乐各方面都更为讲究,与过去儒家崇尚简朴的风气有很大的差别。商人的地位也明显提高。
明朝的另一项重要社会风气就是藏书之风。无论官方与民间皆好藏书。私家藏书尤为发达。天一阁是中国目前现存的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其创建者是范钦。在范钦去世时,天一阁藏书的总数达到七万卷。天一阁对藏书严加保管,水火不入。也严禁外借。明代重要的藏书楼还有ion=edit&redlink=1">汲古阁、绛云楼等。而私人刻书也逐渐发达,出现的ion=edit&redlink=1">彩印的套印等新工艺,印制的书籍量更是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也使得书籍的读者群更为扩大,各种通俗小说的出现也为平民百姓提供了另一种娱乐。装祯方法也得到改进,出现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ion=edit&redlink=1">线装书。
在衣食住行上,明代的茶文化与ion=edit&redlink=1">酒文化也十分发达,民间盛行饮酒之风,酒令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各种新式茶色纷纷出现,紫砂壶也开始流行。酒楼茶馆成为城市居民的重要休闲场所。明代的手工业突飞猛进,家具的样式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ion=edit&redlink=1">明代家具质地坚硬,风格典雅,流传至今者不在少数。而私家园林在明朝也非常发达,成为了园林的典范。明代园林艺术的最杰出代表著作是计成的《ion=edit&redlink=1">园治》一书,这是第一部全面总结私家园林的专着。而百姓的娱乐风尚也日益发达,“旅游”一词首次出现。明代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社会生活最丰富的朝代。
在女性生活上,贞节旌表的制度在明朝成为固定持续的制度,使得女性守贞守节从原本的典范理想成为一般性的风气甚至规范。[18] 而缠足也在明朝逐渐成为社会上较普遍的习俗。此外,晚明社会风气的开放,使当时成为中国历史上ion=edit&redlink=1">才女文化最发达的时代之一[19]。
艺术成就
明代画家沈周绘《芦山高》
美术
明代画家文征明绘《惠山茶会图》
明代的绘画成就巨大。主要代表是气势恢弘的浙派和清丽缜密的吴派。著名的书画家如擅长花鸟的徐渭、擅长人物画的陈洪绶,“明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和仇英,山水画大师董其昌。明朝绘画以山水和花鸟为主。人物画和社会风俗画相对较弱。由于宗教艺术在明朝的衰落,明朝的雕像改以城隍、孔子、关公、岳飞等为主。
书法
明朝的书法以行书和草书为主。最著名的是“ion=edit&redlink=1">吴门三家”(祝允明、文征明、王宠)和
董其昌。 另外,明朝用的是线装书。
明长城
建筑工艺
明代的建筑工艺创下新成就。南京和北京城池都是伟大的建筑作品。南京城营建于洪武二年,完成于洪武十九年,城墙周长达66里,一般宽10-18米,高12-15米,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墙。南京城突破了方正的格局,而是按照地理形势修建。皇城位于东部,市肆和居民区位于南部,西北则是军营。洪武廿三年起,明政府开始修建南京外廓,周围120里,开十六门,将雨花台和钟山都包入其中。而北京城池则较为方正,体现了皇权至上的思想。明朝的宫殿建筑也十分宏伟,故宫即为例证。明朝各种历制建筑也十分严谨工整。天坛、太庙、社稷坛、孔庙都是十分巍峨庄严的建筑。明代帝陵工程浩大,可谓历代之最。而在明代被重建的万里长城(明长城)更是举世无双的巨作,保卫了明朝的边疆,至今依然耸立。
服饰
明熹宗的ion=edit&redlink=1">衮服像
[20] 元朝灭亡,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诏令“衣冠制度悉如唐宋之旧”,因此明朝汉族男子服式沿袭了大襟右衽交领和圆领这两种传统服饰式样。但又大量吸收元代服饰特点,发展出曳撒等特色服饰.明代妇女的服装,主要有衫、袄、霞帔、ion=edit&redlink=1">褙子、比甲及裙子等,衣服的多变与款式做工达到一个高峰。不过明朝灭亡后,服饰也因满清剃发易服政策而消散,仅在朝鲜文化中被保存下来。
帝王年表
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朱元璋 1368年-1398年 洪武应天府
孝陵
惠宗[21] 嗣天章道诚懿渊功观文
扬武克仁笃孝让皇帝
朱允炆 1399年-1402年 建文成祖[22] 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
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
朱棣 1403年-1424年 永乐长陵 仁宗 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
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
朱高炽 1425年 洪熙 献陵 宣宗 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
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
朱瞻基 1426年-1435年 宣德 景陵 英宗 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
宪武至德广孝睿皇帝
朱祁镇 1436年-1449年 正统 裕陵 1457年-1464年 天顺 代宗[23] 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
布武显德崇孝景皇帝
朱祁钰 1450年-1457年 景泰 景泰陵 宪宗 继天凝道诚明仁敬崇文
肃武宏德圣孝纯皇帝
朱见深 1465年-1487年 成化 茂陵 孝宗 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
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朱佑樘 1488年-1505年 弘治 泰陵 武宗 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
显功弘文思孝毅皇帝
朱厚照 1506年-1521年 正德 康陵 世宗 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
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
朱厚熜 1522年-1566年 嘉靖 永陵 穆宗 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
光武纯德弘孝庄皇帝
朱载垕 1567年-1572年 隆庆 昭陵 神宗 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
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
朱翊钧 1573年-1620年 万历 定陵 光宗 崇天契道英睿恭纯宪文
景武渊仁懿孝贞皇帝
朱常洛 1620年 泰昌 庆陵 熹宗 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
襄武靖穆庄勤悊皇帝
朱由校 1621年-1627年 天启德陵 思宗[24] 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
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
朱由检 1628年-1644年 崇祯思陵
备武宣仁度孝简皇帝
朱由嵩 1644年 弘光 史称弘光帝,也称福王 闵王 朱常淓[25] 1645年 潞王 朱亨嘉 1645年-1646年 洪武 史称平帝,也称靖江王 义宗 侍天制道恭和襄定
献文敬武明德肃仁成皇帝
朱以海 1645年-1653年 鲁王 绍宗 配天至道弘毅肃穆思文
烈武敏仁广孝襄皇帝
朱聿键 1645年-1646年 隆武 史称隆武帝,也称唐王 文宗 贞天应道昭崇宁文
宏武达仁成宣闵孝节皇帝
朱聿讁 1646年 绍武 史称绍武帝 敬宗 忠天隆道昭义钦成
靖文襄武奋仁睿孝和皇帝
朱常清[26] 1646年 东武 史称东武帝,也称淮王 平宗 揆天显道知仁贞信
德文奋武靖肃敦康元皇帝
朱本铉[27] 1646年-1664年 定武 史称定武帝,也称韩王 昭宗 应天推道敏毅恭俭经文
纬武礼仁克孝匡皇帝
朱由榔 1646年-1662年 永历 史称永历帝,也称桂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