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农行银行卡年费多少:生命、政治与事业————————一个农家子弟的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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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寿光古国》一书出版后，《寿光日报》记者要来京采访我，他们寄给了我几份带有《寿光骄子》栏目的《寿光日报》让我参考。我看到他们已报导的“寿光骄子”有央视节目主持人孙小梅，人大教授杨炳章，所谈内容主要是人生经历及与寿光的关系。为此，我把的人生经历理了理，生怕临场把已想到的东西忘掉，就用电脑记录了下来。当时的用的题目是《我与寿光》，后来改了一下，现在就作为我的一篇长博文在此发表了。
生命、政治和事业
-------------------一个农家子弟的人生之路
李 沣
我出生在寿光，我的根在寿光。我在寿光生活了十五年，它奠定了我一生的的基础。从小看大，我的生命、我的语言、我的社会意识，都打着一个明显的“寿光印记”。而我不论走到那里，不论我和我的生活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这个“寿光印记”始终如旧，她影响左右着我的一生。
我离开寿光已经58年，如今的寿光，如今弥河边的那个村庄，和我记忆中的那个寿光、那个村庄，已经有着天壤之别。现在的那个日新月异的寿光和那个村庄，已与我越来越遥远，越来越陌生，但由于我的根深扎在这方土地上，所以我与她依然难分难舍，我依然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
我常分析思考，我的寿光情结到底是什么？想想古人，想想那些远离故土的游子，问题很简单，即人们天生具有的甚至于动物都具有的恋祖、恋土、恋乡的本能。
我是谁？我从那里来？这是个最原始也是个最神圣的提问。当我提出并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就不由得想起我的祖先，我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还有外公外婆等等。他（她）们的灵魂都在这片土地上，我与他（她）们及埋藏他（她）们的那些黄土的联系，是血脉的承继，是灵魂的呼应。这片土地对我来说，非常神圣，我对她不仅十分依恋，而且无比敬畏。
我生长在弥河边。弥河，可以说是寿光的母亲河。据我父亲说，当年我家只有两间毛草小屋，从窗户里就能看见弥河的岸边。我的童年，很多时间就消磨在这条清彻透底的弥河和它的岸边。我们家种的地，有的在西坡，也有的在东河、北河。这些黄土地，是喂养我的乳汁，它把我养育到十五岁，我永远忘不了它们。
弥河边的岳寺李村，有我的叔叔大爷，哥哥姐姐、邻里同学和我的启
上述那些地儿、那些人、那些事，都深刻在十五岁我的记忆里。老人的生理特点就是近期记忆很差，而远期记忆力还好，越老越想家，这就是我写《探寻寿光古国》的缘由和背景。
写了这本书后，我与寿光的情结又多了一些文化的纠葛和认同。《尚书·禹贡》有“潍淄其道”语，位于潍水、淄水这两河流域的古寿光地，是东夷文明的发源地。古寿光地，东邻潍水，西邻淄水，南邻沂水，北邻济水。济水，发源于王屋山，即今河南与山西交界处，下游为今小清河故道。济水与黄河流域，是三黄五帝的活动区域。从寿光北部沿小清河逆流而上，就到了帝喾、帝尧和舜、禹二帝的活动中心。因此，济水是东夷文明与中原华夏文明交流融合的一条大干道。古己国族的先人就是沿着这条干道，往返于华夏与东夷，往返于故土与三皇五帝的大本营。
贫苦与温馨的童年
我出生在1937年8月，也就是“七七芦沟桥事变“的那个年月。可以说我是出生在一个战乱的年代。1939年，共产党领导的寿光独立营扩编为寿光独立团。可能就在这个时期，我父亲李英魁加入了共产党，并投奔马保三领导的抗日游击第八支队，然后进入清河军区。我父亲后来回忆这段惊险的经历时，还讲到我在中间的一个小故事。1939年，日军，国民党第十五旅、共产党领导的“八支队”三股力量在寿光进行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很紧张，作为地下党员的我父亲隐藏起来了。两岁多的我在街上玩，有人问我你爷（父亲）呢？我说在家里。隔墙在家的父亲听到后知道已经暴露，立即离开家门，在半路上借了本村人的一个拾粪的篮子，背着就向北奔向了清河军区，从此一去十年不返。
我童年经历过日军的扫荡。我四、五岁的时候，一次日本鬼子进村了，我奶奶领着我逃到东河崖头下。鬼子到各家抢东西，然后在李作才的场院里清点，我从崖头上伸出头来看了一眼，远远看到鬼子围成一圈。可能是过了一年，我奶奶去世了，那天正巧日本鬼子又进村了。村里的人都逃了，我们家要守着奶奶，鬼子到了我家看了看我奶奶的遗体，就走了。这是我近距离看到了日本鬼子。我上小学时，上面给发两套教材。一套是中国的，黑白的，纸很粗糙。一套是日本的，彩色的，纸很厚。平时念中国的书。日本鬼子来了，把中国的书收起来，把日本鬼子的书摆在桌子上，应付差使。
我的童年，现在回忆起来就是穷苦。父亲走了，奶奶去世了，家里只有爷爷、母亲和我。我的爷爷是个没有文化的特别老实的农民，不知道是因为想儿子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有些呆傻，跟谁都不说话，但自言自语，还经常唱几句“吕腔”戏，村里人叫他“嘲巴”。母亲是小脚女人。这样家里虽有几亩地，但既无肥料也缺乏管理，年年收成都不好。
我记忆中，常年就是红高梁煎饼和扁豆（在墙角自己种的）咸菜。所谓做饭，就是冬天的早晨和晚上在锅里放一点点小米，熬一些汤，并在蓖子上把煎饼腾热，吃个热乎饭，从没有吃过油水和炒菜，但也从没有饿过肚子。还有件事也确能说明当时日子穷困，就是睡觉的坑上没有褥子和枕头。那时的乡下人没有内衣，坑上只铺着一领席，小孩光屁股砧被窝很凉，大人就在做饭时的锅灶里放块砖，然后用烧热的砖给小孩暖被窝。在我的记忆里，我们没有枕头，我跟我老娘都是一人枕着一块砖。我们村前的弥河，当时是十五旅与八路军的一条分界线。今天十五旅从弥河南岸打过来，明天八路军又从北岸打过去，弥河崖上的我们村，始终是个战场。我父亲是八路军，村里有的人叫我是“八路羔子”。当时我的生命确实有些危险，所以晚上我母亲就和我住在邻居四娘家里。夏天我们就睡在院子里，秋天我们就睡在门楼里。我记得睡觉时，把一领箔铺在地上，一床被子一半铺在下面一半盖在上面。有一次天亮后，看到被子上都是雪。现在回忆起来，我童年时的生活确实苦，但当时并不觉得有多苦，因为那时还不知道自己那种生活之外的好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再就是有母亲在的儿童生活就不会太苦，不管生活多苦，母亲会想方设法呵护你，苦的是母亲。
现在回忆起来，对苦的记忆不如对温馨的记忆强烈。可能儿时生活中好日子太少，所以对一点点好，都永生不忘。什么是母爱？就是母亲为了子女的自我牺牲。我儿时的农村，夏天的蚊子简直是铺天盖地。傍晚你站在房门口，蚊子的叫声嗡嗡作响。那时没有蚊帐，我像我的爷爷奶奶一样，晚上就在这种千万只的蚊子叮咬下睡觉，所以我现在被子蚊子咬了以后，即不起泡也不痒，只是一个小红点，对蚊子产生了抗咬性。夏天屋里又热又有蚊子，我记得五、六岁时，半夜一觉醒来，我趟在院子里的一张方形椅子上，上面支着一把破伞，母亲坐在地上用一把蒲扇给我扇风躯蚊。这一幕一辈子都忘不了，感到非常温馨，也使我知道了什么叫母爱。
我爷爷的晚年，非常孤独和凄凉，但他对我这个孙子，可以说有着忘我的爱。他身无分文，但为了孙子，他千方百计去弄个角儿八分的钱。有时砍点柳条编个筐，有时弄点野蒿编个蒿绳卖。但弄的这些东西不像个样，所以也卖不出去。他唯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帮助村里一位又聋又瞎的光棍汉领路。村里这个又聋又瞎的人手很巧，，无儿无女，生路就是用泥垛炉子卖。我爷爷有时帮他到崖头取土，或者帮他赶集卖炉子，这个聋瞎人分给他点吃的，像果子（油条）、扒咕（绿豆做的），爷爷都舍不得吃，揣在怀里留给我吃。虽然外间说他是“嘲巴”，但他心里确有一股强烈的爱，忘我地爱着他的孙子。一根油条，一个扒咕，这是他竭尽全力也是他唯一能做到的爱。现在想起来，我是他活在世上的唯一的精神寄托和希望，是我，支撑着他继续活在那个对他冷若冰霜的世界上。
我想信心灵感应。大概在我七、八岁的时候，那是个不知道自己是谁，只知道疯玩的年岁。但这年冬天，我突然产生了对爷爷的怜悯之情，因此不管在外面如何疯玩，一到天黑就赶快回家抱一些柴火，在爷爷的屋里点起来，给他暖和暖和屋子，让他烤烤火再睡觉。天天都是这样。在七、八岁的幼小心灵中似乎有一种冥冥的感情冲动和提示，我的爷爷已经来日不多了。有一天，我抱着柴火进屋后，看到我的爷爷趴在床上，一条腿还在床下，一动不动了。我于是招呼我娘和邻居，我爷爷就这样一声不吭地走了。
新中国成立了，我也获得了新生。
解放前的两年，战争频繁，学校停课，我们都成了野孩子。新中国成立后，一片新气象。我记得1950年春节，各乡各村，敲锣打鼓，扭秧歌打花棍，走街串巷，我当时是秧歌队的队长。学校复课，全乡的学校，活动频繁，老师评比，学生演讲比赛，到处热火朝天。
1952年我胡营完小毕业后，我父亲把我接到天津读中学。先在达文中学（后改为二十七中）读初中。一个农村孩子到了城市，开始不适应，一些同学听你说着一口山东话，对你也有些岐视。但我是团员，那时中学里团员都很少。别看我是农村的，我的学习成绩比他们好。因此很快我就被选为班主席，成了学校学生会的干部。高中是在天津一中，一中全是男生，是天津的一所重点学校。一中的老师，都是天津中学教师的尖子。我是团员，是政治上的活跃分子，是党的驯服工具，高中三年，我两年是班主席，在五八年的政治运动中，也是个极左派，但没有做太出格的事。我的班主任老师是高仲君，他把历史课讲的生动活泼、环环相扣、天衣无缝。高老师是天津历史教师中的姣姣者，后来成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是我接触的第一位历史学家，而且私交很好。我受他的影响，爱上了历史，高中毕业后就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在政治运动中洗礼和挣扎
我是1958年考入北师大的，1958，那是个大跃进的革命年代。我们年级的同学中，有一大批“调干生”，他们原来都是革命干部，因为优秀，调入“工农速中”学习，毕业后保送入各大学。“调干生”都是党员，因此班里有党支部、团支部，党、团支部的领导都是“调干生”，所有高中生的同学也都在他们的领导之下。
入学时是在“大跃进”，后来又“反右倾”、“三年困难”和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革命高潮迭起。政治热情很高的我，一如既往，继续紧跟党，听党的话，靠近组织，在下乡劳动，社教和各种工作中，我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所以在
1962年大学毕业后，组织就把我们分到了军队。我们自己没有跟任何人接触也没有出面办任何手续，校车就把我们送到了军队营房，从此我们成了一名军人。我说“我们”，是因为当时我们年级除去女同学以外，大部分都当了兵。在部队营房摸爬滚打，艰苦训练了两个月，然后分到连队当兵锻炼。我们当时穿的是干部服，戴的是列兵军衔，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在部队站岗放哨，学习锻炼了一年。
一年当兵锻炼期满，我们就陆续分到了当时叫公安部队的各个机关。我分到了北京总队政治部，“文革”中改为卫戍区警卫二师。初到机关，就像个学徒工处处小心谨慎，并努力工作。不久“四清”运动开始，我们这些大学生干部就都到通县搞“四清”了。我们那个四清工作团的领导，是北京计委主任李铁耕，还有几位领导是当时军事学院的大校教官。虽然是大学生，但对政治运动还是一知半解，在这些大干部面前，我们依然是个徒工，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自己没有思想和主张。大概是64年底或者65年初，“四清”结束，回到机关。
一个新分来的大学生到政治机关，领导对你的期望就是能写文章。但是我到机关后，长期摸不着门路。我们一同到机关的党文郎，他是中文系毕业的，很快就入了门，一些首长讲话、总结报告，就交办给他。写不出像样的文章，领导对你似乎有些失望，自己也很着急、很苦恼。更为严重的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父亲当时是青岛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运动一来，很快被打成“走资派”。“走资派”是和“地富反坏右”划到一个行列里面的，成为“黑五类”，成为了无产阶级的敌人和专政对象。我父亲的身份一变，我的身份也立即变了，成为了“可教育好的子女”。北京卫戍区，在“文革”中是个十分特殊和敏感的部位，在一些领导的眼里，我已经不适合继续担负“五保卫”（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首都┅┅）任务。这时的我，已经不是文章写的好坏的问题了，而是还能不能继续留在军队里的政治问题了。“文革”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我天天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
沉默终于打破。1969年春节后刚上班，领导找我谈话，调我到新组建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不需要任何解释和说明，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三天后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列车过了集宁，塞外的荒凉和寒冷，使我的革命热情也降到了最低点。列车到了临河，内蒙兵团三师所在地。当兵团三师缺人缺物工作还没有走上规道时，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确一个接一个地发布。每公布一个最高指示，当地党政军民都要集会庆祝，作为兵团三师的首长要代表军方登台讲话，这本来是秘书或者宣传干事的事，因为人员不齐，这些讲话稿的起草，就落在了我这个组织干事头上。到了四月份，兵团要在毛主席发表“五七指示”的这一天，搞一个大的庆祝兵团成立的活动，各师都要组织文艺宣传队参加演出，我又应召组建宣传队。我到各团观看文艺节目，物色文艺骨干，把他（她）们抽调搭配起来，进行紧张的排练，然后带队到各单位汇报演出。所以我当时虽然是组织干事，但还兼职宣传、文化干事的工作，所以政治部主任王元惠说：“李沣一个人顶三个人用”。可能因为这种表现，很快下命令提升我为组织科副科长。因科长一直在外“支左”，组织科的事一直由我主管。
内蒙临河，位于河套的中心区域，历史上虽有“黄河唯富一套”的说法，但这里黄沙滚滚，异常荒凉。兵团三师住的吃的都无法跟北京比，生活很艰苦，但同事们精神都很好，而且相处的非常和谐。因为离开了北京，也就离开了我们自己的那些政治是非。大凡来兵团的人，头顶上都有有个大大小小的政治帽子，我们都是同类，都是难兄难弟，彼此非常理解和同情。再就是到了内蒙，也就到了我们出路的极限，就像大家开玩笑说的，“已把我们发配到内蒙啦！还能再把我们发配到外蒙吗！？”在这里工作很愉快也很踏实。
当时政治部门的工作就是落实“林副统师”的突出政治，开展“四好、五好”连队运动。不知怎么搞的，这时我的灵魂突然出窍，写文章得心应手了。每当年终“四好”总评时，我写的文章都能被兵团的简报采用。我这时才明白，那个年代写文章和作学问、研究历史完全是两码事。研究历史讲究掌握大量的史料，从史料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不能任意发挥。而那个时代的政治文章，就是根据那个时代的旋律和领导的意图，上纲上线编故事，功夫就在“编”，事实只是点缀，多少并不关紧要。明白了这内中的奥妙以后，操作起来就很容易了。正当我在三师干的热火朝天的时候，一道命令又改变了我的生活规迹。
1971年春节刚过，师党委开会研究工作，会后张绍喜师长突然冒了句“李沣什么时间走？”我惊呆了，往哪里走？散会后赶快问干部科长，原来调我到兵团部，并让我立即到北京军政大学（国防大学前身）报到。
根据新中国大事纪，
在军政大学学习，和在大学学习差不多，就是上课听讲。当时的“六本书”中，似乎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是个重点。这本书很厚，内容很零乱，书中涉及贝克莱等人的大量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听起来很费劲。但自己的任务是辅导别人，而且是辅导首长，所以上课就拼命做记录，狠不得把教员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弄的非常紧张，一堂课下来，累得精疲力尽。紧紧张张三个月，六月份回到兵团机关。从此我在军队的身份，就由政治干事转变为政治教员。
教员在当时是个受人尊敬职务。教员不掺和杂事和人事纠纷，很单纯也很清静。我的辅导对象都是些工农干部，凭我那点理论功底，干这个活既不难也不累。但天有不测风云，可能因为在三师时工作紧张，生活艰苦，营养不良，我突然得了肝炎病。在内蒙住院治疗，效果不好，转到北京军区总院，到了北京。肝病很娇贵，需要休息和慢慢疗养。再就是怕传染别人，惹人讨厌，所以在家中一养就是四年。
1976年，兵团解散，兵团干部要重新安排处理，但北京卫戍区明确规定，所有从北京卫戍区出去的干部，一律不准回北京部队。我的命运还不错，经领导推荐，我被调到了新组建的位于石家庄的北京军区军政干校。1976年，是我们国家多灾多难，政治上大变动的一年。年初周总理逝世，紧接着是“天安门事件”，毛主席重要指示，资产阶级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于是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全党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军政干校第一批学员即将到校。领导给我们党史教研究室的任务，是让讲“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经济基础”。1976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第十个年头，中国老百姓已被这场“大革命” 折腾的死去活来、晕头转向，知识分子怨声载道，都成了表面说官话，背后说人话的“两面派”。因此，在讨论“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经济基础”这个大问题时，都带有一种调侃味道。我的发言开头就说，这个问题太大，我们这些小人物无法掌第一手资料，如果党内真有个资产阶级的话，他的经济基础应该是大一二三下小一二三，说的头头是道。结果写讲稿的任务落在了我头上。当时没有参考资料，只有《马恩选集》和《毛泽东选集》。为了写好讲稿，真是下功夫读了马、恩的书。在写这个讲稿时，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我回到北京在地震棚里写就了讲稿。在正规院校里当正规教员，很是惬意，一个讲稿管一个学期，太自由自在。就在我按部就班当教员时，突然又一纸命令让我到军区报到。这时我爱人和两个孩子正巧来石家庄探亲。我早上乘火车到北京八大处政治部报到，然后再乘车返回石家庄。原来北京军区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新组建了北京军区机关五七干校，调我到这个学校当教员，但首先要到军政大学学习。我又第二次进了军政大学。
这期学员原定是学习杨荣国的《中国哲学史》，但实际上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知道这中间的变化处于什么考虑。但有目共睹的是开学前后的大背景发生了大变化。开学前，“四人邦”还在政治台面上呼风唤雨，开学不久，“四人邦”就成了阶下囚。在这里主要认真学习了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对提高我的理论素养帮助很大。
回到“五七干校”后，也就是1977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表，教学任务就是辅导学员学习《毛选》五卷。军区机关五七干校的学员，也就是军区的机关干部。学员包括司政后的首长、各部的部长、处长和一些参谋、干事。这些人都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工作经验，学的又不是马列原著，而是谁看都明白的《毛选》。要把《毛选》讲出点水平来很不容易。由于自己的努力，这期间的教学任务完成的还不错，领导学员还都满意。对我理论水平的考验，是军区的一次考试。军区要办师以上干部读书班，宣传部长心血来潮，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把宣传部的全体干部和“五七干校”的教员召集起来考试。考的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时事政治。当时宣传部理论研究室有七、八位教员，“五七干校”有四、五位教员，再加上副部长以下的全体干部，有近四十人。张榜公布成绩时，我大概排在第六、七位。因此，这期读书班共三课，让我主讲一课。给师以上干部讲课，虽然有压力，但也很有成就感。
这期读书班刚结束，一道命令，宣布撤消“五七干校”。“五七干校”的干部回原单位，我不能再回石家庄的军政干校，就到了后勤部宣传处继续当我的理论教员，但办班的对象主要就是团以上干部了。这期间理论界的一件大事，就是真理标准大讨论。解放思想，批判“两个凡是”，是理论工作者梦昧以求的事，积极性很高，我也如此，不断地到各单做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经济工作、经济理论被提到了最重要的位置。这时的两个机遇改变了我的理论兴趣和研究重点。一个是我结识了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另一个是我结识了一批著名的管理学家。
三中全会以后，高校原来的经济学教材明显与新形势、新任务不适应。于是教育部政教司便组织人大、北大的部分经济学教授编写一本新教材，名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因我与政教司有些联系，这批学者的编写工作就放到了我们后勤部的招待所，因此使我有机会旁听了这部书稿的讨论，并结识了人大的方生、张朝尊、李成勋，北大的陈德
另一个机遇是，1985年，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创办了个大型理论刊物《管理世界》，因此刊物的主编、副主编都是朋友，他们把我也拉到《管理世界》编委的行列中。《管理世界》编委们都是年轻学者，个个才华横益，跟他们在一起讨论问题，使我大开眼界，大长见识。我也开绐学习砧研管理理论。
我在《管理世界》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经济规律在军事管理中的作用》。军队建设中，过去主要讲政治规律、军事规律，其实军队的后勤保障对战争的胜负最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军队的后勤部门，是联结军队与地方经济部门的中间环节。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后，军队建设必需重视并尊重经济规律的作用。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军队也出现了一门新的学问，叫军事经济学。同时军事管理学的研究，军队内部也搞的热火朝天，很多军队的高级领导，纷纷编写管理文章，并投稿到《管理世界》。后来我就与《解放军报》的罗小兵一起，将发表在《管理世界》上的军事管理方面的文章，集中起来编了本《军事管理论文集》，由长征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军第一部研究探讨军事管理问题的理论著作。基于同样的背景，我曾与军事科学院的王安将军，一起发起了在桂林召开的全军首届军事管理理论研讨会。
这时我的工作岗位也在不断变化。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军队的理论学习也逐渐淡出，我在后勤部门工作也必须研究后勤。这时领导就给我按排了个后勤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这个职务实际上后勤首长的大秘书。当时军级首长有十几位，实践证明，我不适合做这种工作，我不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八面玲珑。在这个位子上自己感到别扭，领导也不满意。所以还是想当教员，这样就到了后勤干训大队。由于大队课程简单，后勤写文章又离不开我，我是在两处挂名，从此基本不坐班，成为了自由人。
这时我在理论界就像个游击队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很不专业，当然也很浮浅。我与当时北京医学院的研究生彭师奇（现为北京大学药学院院长并兼首都医科大学药学院长），一起写了《从医疗联合体的发展看我国的卫生发展战略》一文，发表在《管理世界》上；我与罗小兵一起写了《论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一文，发表在《解放军报》理论版；还在全军局部战争研讨会上发表了《太平洋时代的到来与我们的战略选择》。这些文章之间，没有内在联系，完全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可见我当时的研究方向，杂乱无章，没有一一贯之的东西。我当时完全被外界左右，领导让我写什么我就写什么，会议刊物约我写什么我就写什么，这是客情况，但这样的治学不可能严谨和深刻。
这时我参预撰写的另一部书是《中国军事经济史》。参加该书撰写的有全军各大院校的十位教授，我负责撰写宋、元、明三章，其文字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这是我国第一部军事经济史论著。
到了1992年，股市热火朝天，写股市的书也雨后春笋。房地产开始涌动，但房地产的书非常短缺。有朋友推荐让我主编一本房地产交易的书。我草拟纲目，组织写手，审改稿件，大概用了两个多月，《房地产交易指南》一书由济南出版社出版。这是本市场化操作的书，虽有社科院、北京经济学院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参预，但很浮浅，缺乏理论深度。当然，房地产业在中国刚刚起步，也是浮浅的客观原因。但那本书当时很受市场推崇。
1992年，受市场经的启发，军队各级单位都大张旗鼓地办企，搞生产创收。北京军区专门组建了生产部，并在从大连到珠海沿海一线设立企业，搞房地产开发。在下海大潮冲击下，我也异想天开，投笔从商，到山东青岛开办公司。我写了房地产交易的书，似乎进了房地产开发的门道。当然，我也想借借父亲曾是房地产管理局长的光。我在青岛的头衔是：北京军区驻青岛办事处主任、青岛京海实业公司总经理，当了个不大不小的老板。开始时，对拿着大哥大，坐着小汽车，进出写字楼和酒店的老板生活，还洋洋得意。时间越久，工作越深入，越觉得不得劲、不适应。原来老板是个很没有自尊的活，工作内容就是应酬，就是请客送礼。你对你的工作对象，尽管很厌恶，狠不得给他两巴掌，但你必须低头哈腰，面带笑容，说些违心的话，做些违心的事。这类行当，都与我的个性相悖，当时有的首长就跟我开玩笑说：“李沣你能经商？你一说假话就脸红。”我这个不称职的老板，在商场上累死累活，不见效益。1996年，国家颁布了禁止军队搞生产经营的法令，我顺势上岸，摆脱了那种如同恶梦般的老板生活。但收尾工作一直延续到1999年。
1999年，我退休了，彻底与公务绝缘，得到了一个完整的自我。2000年，我的孙子出世，从此有了一项崭新的任务，当爷爷。这项任务非常艰巨，从早到晚没有一点闲功夫。好歹到了孙子三岁上了幼稚园，只是到了这时，才算真正退了休，真正得到了解放，得到了自由。
我是个闲不住的人，老俩口在家里大眼瞪小眼，感到有些烦躁，但做买卖的事不能干，从操旧业研究军事的事也不能干了，毕竟离开那个军事环境已近十年。这时想起了我在十几年前曾接触过的画眉鸟资料，于是写了本鸟文化的书，名曰《话说画眉》。我在写本书的过程中，看到了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探寻寿光古国》
这本书的一个价值，就是把寿光古国的历史比较完整地勾划出来。东夷古国中，纪国的历史，可能是齐国在中间作了手脚，资料最不完整。文献中像莒国这样的小国，都有比较完整的世系，纪国就没有。文献中的纪国，就是《左传》上的58年。但青铜器的国，内容却非常丰富，为此，山东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已故的
对纪国史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还有王树明、王永波二位先生，他们对己国族徽中“其”“”的历史考证和阐释，把甲、金文资料与己国历史挂钩成为可能。概括地说，“三王”（王献唐、王树明、王永波）奠定了纪国史研究的的理论基础。
我虽然是个先秦史的业余研究者，但在学术研究中，我的特点是不墨守成规，不人云亦云，而是追求独立的探索成果和见解。因此，我非常赞赏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
在先秦史研究中，我觉得我的一些观点还比较新颖，还有点与众不同，比如：
一、位于潍水、淄水两河之间的寿光地域，也可以称作弥河流域，是东夷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这里的先民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说起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就离不开三皇五帝。众多史料显示，三皇五帝与这个地区有关，或者说这个地区的先民与三皇五帝有关。
三皇中的伏牺氏，也称太皞，是东夷首领，史书就有纪国先人纪通为太皞的六佐之一记载。另一东夷首领少皞，青阳氏，史称己氏之祖，青州之“青”，恐怕与少皞有关；《左传》还有少皞“金天氏有裔子曰昧”，弥河也称“巨昧”。
五帝中的颛顼，乃少皞族的孺子，能绝地天通。五帝中的帝喾，用己国族先人夷羿为射正，并封于鉏（今河南滑县）。尧时，后羿射九日，战凿齿，灭九婴，为尧东征西讨。
五帝中的舜，一说生于诸冯（诸城），东夷人。己国族先人伯益佐舜有功，舜赐姓赢氏。皋陶、伯益父子，是大禹治水的左膀右臂，《史记》有“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以天下授益”。皋陶、伯益父子，在舜、禹两朝中地位显赫。
大禹子启死后，五子内乱，后羿“因夏民代夏政”，并辅佐后相征东夷，使夏政权由中原迁移寿光斟灌。
上述史实说明，位于弥河流域的古己国族，在三皇五帝时期，在政治上都拌演过重要的角色，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做出过大小不等的贡献。
上述史实还说明，在中国的远古历史上，东夷族与华夏族，是携手共创中华文明的盟友，而不是对立的敌我。该书不同意夷夏之争的观点，并对此观点依据史料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二、本书对先秦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比如：
（一）、关于“其”字。
其、箕，甲骨文的写法是“ ”、“”。学者一致认为，“其”、“箕”簸箕也，“箕主簸扬，糠秕乃陈”。但我认为“其”不是簸扬五谷的簸箕，而是古人采集时用的框、篓、篮之类的盛物器。因为按照生产的发展阶段，采集、狩猎在先，播种五谷在后。是采集器在先，簸扬器在后。而且古“其”字的构形，像筐而不像簸箕。
（二）、关于苏阜屯大墓的主人。
苏阜屯大墓的墓主，史学界有很大争论，有的说是簿姑君墓 ，有的说是齐太公墓，有的说是斟灌墓。根据文献和甲骨文资料，我断定这是己国族的先人，殷商武丁王的重臣祖己的墓地。
（三）、关于“己侯谮之周，烹齐哀公”。
史学界普遍认为，周烹齐哀公，是因为己侯诬陷告状引起的，因此己侯是个反面人物。经深入研究，我提出在周懿王死后的王位继承问题上，齐哀公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使王位没有让子夷王继承，而被懿王叔孝王篡夺，破坏了周礼，因此孝王死后，众诸侯复立觳王子夷王继位。因此，烹齐哀公，有其政治上的正当性，是对孝王及其党徒篡位的惩罚。
（四）关于古己（纪）国是东方大国。
我在《前言》中说过，如果把纪国的附庸标示在今山东地图上，纪国的势力范围极乎含涵盖了今临沂、日照、烟台、潍坊这个山东半岛东部的大部分区域。而这些附庸国归属于纪国，表明殷商末期和西周早期，己（纪）国族在中央政权的政治、军事斗争中，有一段辉煌的历史。己国先人师父、伯屖父等人，在殷未、周初奉命率殷八师东征或驻防东夷后，自己和殷八师的部分军民合一的氏族力量就留在了东夷各地，后来就成了纪国的附庸。从公元前1064年周灭商，西周建立，到春秋襄公五年（公元前693年）“齐师迁纪郱、鄑、郚”，这中间有353年之久，也就是说在整个西周和春秋早期的这353年中，齐国可以南征北战和西讨，但不能也没有向东，即没有向纪国的领土迈出一步。事实雄辩地说明，在整个西周和春秋早期，纪国的领土和政治能量都比齐国大。齐国的强大并成为诸侯的霸主，是从齐国第十五世君主齐桓公开始确立的，那已经到了春秋晚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