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亚疫苗网:王力 《古代汉语》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7 20:18:46

王力  《古代汉语》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

目录

◇绪论

◇古汉语通论(一)怎样查字典辞书

◇古汉语通论(二)古今词义的异同

◇古汉语通论(三)单音词,复音词,同义词

◇古汉语通论(四)词的本义和引申义

◇古汉语通论(五)汉字的构造

◇古汉语通论(六)古今字,异体字,繁简字

◇古汉语通论(七)判断句

◇古汉语通论(八)叙述句

◇古汉语通论(九)否定句,否定词

◇古汉语通论(十)疑问句,疑问词

◇古汉语通论(十一)词类的活用

◇古汉语通论(十二)人称代词

◇古汉语通论(十三)连词,介词

◇古汉语通论(十四)句首句中语气词;词头,词尾

◇古汉语通论(十五)《诗经》的用韵

◇古汉语通论(十六)双声叠韵和古音通假

◇古汉语通论(十七)古书的注解(上)

◇古汉语通论(十八)古书的注解(下)

◇古汉语通论(十九)古代文化常识(一)

◇古汉语通论(二十)古代文化常识(二)

◇古汉语通论(二十一)古代文化常识(三)

◇古汉语通论(二十二)古代文化常识(四)

◇古汉语通论(二十三)古文的文体及其特点

◇古汉语通论(二十四)古书的句读

◇古汉语通论(二十五)骈体文的构成(上)

◇古汉语通论(二十六)骈体文的构成(下)

◇古汉语通论(二十七)

◇古汉语通论(二十八)

◇古汉语通论(二十九)诗律(上)

◇古汉语通论(三十)诗律(下)

◇古汉语通论(三十一)词律

◇古汉语通论(三十二)曲律

◇第一单元  文选(左传)

◇第二单元  文选(战国策)

◇第三单元  文选(论语)

◇第四单元  文选(孟子)

◇第五单元  文选(墨子)

◇第六单元  文选(诗经)

◇第七单元  文选(楚辞)

◇第八单元  文选(史记)

◇第九单元  文选(贾谊)

◇第十单元  文选(韩愈)

◇第十一单元  文选(沈约)

◇第十二单元  文选(贾谊)

◇第十三单元 文选(两汉乐府民歌)

◇唐宋五言古体诗

◇第十四单元  文选(词)

◇次韵章质夫杨花词[1]

◇曲·小 令

◇常用词(一) 60字

◇常用词(二) 62字

◇常用词(三) 65字

◇常用词(四) 65字

◇常用词(五) 63字

◇常用词(六) 66字

◇常用词(七) 71字

◇常用词(八) 93字

◇常用词(九) 91字

◇常用词(十) 95字

◇常用词(十一) 89字

◇常用词(十二) 88字

◇常用词(十三) 96字

◇常用词(十四) 82字

◇〔附录一〕简化字与繁体字对照表

◇〔附录二〕汉字部首举例

◇〔附录三〕上古韵部及常用字归部表

◇〔附录四〕上古声母常用字归类表

◇〔附录五〕词谱

◇〔附录六〕曲 谱

◇〔附录七〕曲韵常用字表

◇〔附录八〕常用词音序检字总表

◇(〔附录九〕常用词笔画检字总表

◇编后记

 

绪论

  中国的文化是悠久的,我们拥有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必须批判地予以继承。要继承文化遗产,就要读古书,读古书就要具有阅读古书的能力,所以我们必须学习古代汉语。时代越远,语言与现代的距离也就越大;正是由於中国文化是悠久的,所以古代汉语的学习更显得重要。我们必须扫除语言的障碍,才能充分地接触我们的文化遗产;然后才谈得上从中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如果连书都读不懂,哪能辨别精华和糟粕呢?

  “古代汉语”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基础课之一,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中国古书的能力。我们必须明确地认识到:“古代汉语”是一门工具课;通过这一课程的学习,使我们能更好地掌握古代汉语,以便阅读古代文献,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

  古代汉语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大致说来它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言;一个是唐宋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而形成的古白话。根据本课程的目的任务,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前者,即上古的文学语言以及历代模仿它的典范作品。这里所谓文学语言,是语言巨匠们在全体人民所使用的语言基础上高度加工的结果。重点是先秦的典范作品。这不仅因为先秦时代距离现在较远,作品比较难懂;而且因为先秦的典范作品的语言是历代文学语言的源头,影响极为深远。学习先秦典范作品的语言,可以收到溯源及流、举一反三的效果。至於古白话,由於它同现代汉语非常接近,比较容易读懂,所以我们不拿它作为学习和研究的对象。

  这门课程的对象确定了,还要考虑它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前人学习古代汉语,重视感性认识,强调多读熟读,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在工具书的帮助下,日积月累,也就逐渐地掌握到一定数量的文言语汇,领会到文言用词造句的一些规律。但是没有上升到理性认识,往往认识模糊,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果要提高一步,还要学习所谓“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五四”以后,高等学校在古代语文教学方面,分设了文字、音韵、训诂、语法等课。这些都是基础知识课,并不以培养阅读古书能力为目的。显而易见,这两种做法都有很大的片面性,不适合於今天的需要。

  有人曾经希望学习古代汉语时有一把钥匙,学生掌握了这把钥匙,就能开一切古籍之门,不是讲一篇懂一篇,不讲就不懂。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没有这样一把钥匙呢?如果把这把钥匙看成为灵丹妙药,希望不劳而获,这样的钥匙自然是没有的。如果说,认真考虑教学内容,讲究教授和学习的方法,使学生能够触类旁通,执一驭万,那是完全可能的。

  理性认识依赖於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於发展为理性认识,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学习古代汉语必须把对古代汉语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才可望收到预期的效果。

  感性认识是学习语言的必要条件,感性认识越丰富越深刻,语言的掌握也就越牢固越熟练。要获得古代汉语的感性认识,就必须大量阅读古代的典范作品。因此,本书文选部分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选的文章一般是历代的名篇,都是语言有典范性的优秀作品,而绝大多数又是思想性和语言的典范性相结合的。其中有讲读的,有阅读的。我们要求结合注释,彻底读懂,并希望多读熟读,最好能够背诵若干篇,这不但可以踏踏实实地掌握一些古代的语言材料,而且还可以培养我们对古代汉语的“语感”,这种基本的实践工夫,大大有助於丰富我们的感性认识。如果能够坚持不懈,必然会有得於心。反之,如果离开感性认识而侈谈古代汉语的规律,那么所得到的不过是一些抽象的空洞的概念,对於培养阅读古书的能力是不会有多大帮助的。

  我们这样说,丝毫没有轻视理论知识的意思,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学习古代汉语的基本理论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认识有待於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於发展到理性阶段。单靠大量阅读后的一些零星体会和心得,那是很不够的,还必须继承前人对古代汉语的研究成果。所以本书中有古汉语通论部分,阐述古代汉语词汇、文字、语法、音韵以及修辞表达、文体特点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以加深学生对古代汉语的认识,使学生能把读过的作品拿来跟它相印证。这样既有材料,又有观点,对古代汉语才算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但是,我们讲通论的目的并不在於传授有关古代汉语的系统理论,而是从帮助提高古汉语的阅读能力出发的;因此,各部分知识并不强求其完整性和系统性。

  学习古代汉语,对於语音、语法、词汇这三方面的知识,都应该学习,但首先应该强调词汇方面。因为音韵只在阅读古代的诗词歌赋时,问题才比较突出;至於语法,古今差别不大,问题容易解决;而词汇是处在差不多不断变化之中,有些词,古代常用,现在变得罕用或根本不用了,有些词古今意义或者完全不同,或者大同小异,读古书时,一不留神,就会指鹿为马,误解了词义。因此,我们学习古代汉语,重点必须放在词汇上。至於词汇,重点又需放在掌握常用词上。古代汉语里的词并不都是同样重要的,有些僻字僻义只出现在个别的篇章或著作里,它们不是常用词,我们只在读到这些作品时才需要了解它们的意义,翻检字典辞书,就可以解决问题,可以暂时不必费很大的力量去掌握。至於常用词就不同了,只要我们阅读古书,几乎无时无地不和它们接触;我们如果掌握了它们一般的常用的意义,我们就能扫除很多的文字障碍。过去有人专门钻研僻字僻义,那不是学习本课程的迫切任务;正是这些常用词似懂非懂,才使人们对古代作品的了解,不是囫囵吞枣,就是捕风捉影。掌握常用词也可以说是掌握了一把钥匙,它把文言词汇中的主要问题解决了,就不会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讲一篇懂一篇,不讲就不懂了。常用词的掌握一方面是感性认识,另一方面也是理性认识。说它是感性认识,因为词汇的系统性远不像语法那样强,要掌握每个词的词义和用法,非一个一个地掌握不可。我们如果有计划地掌握一千多个常用词,也就能基本上解决阅读古书时在词汇方面的困难。这些常用词不可能在课堂上一一讲授,要求学生在课外自习时切实掌握,特别注意古今词义上的细微差别,防止一知半解,一览而过。我们说常用词的掌握也是理性知识,因为把各书的常用词的词义集中在一起,需要一番概括的工夫。古人对古书词义的注释,往往只照顾到在特定的上下文里讲得通就算了,而有些字典按字收列许多古代注释家的训诂,就显得五花八门,杂然纷陈。其实,许多表面上看来像是分歧的意义,都可以概括为一个基本意义,或者再加上一两个或者再多一点的引申义,就可以说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问题。这样删繁就简,芟翦枝节,突出主干,也就是高度概括的过程。学生有了这种训练,就有了一些真工夫,会大大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

  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为用的。如果只掌握常用词而不讲读作品,那就只能获得一些关於字义的零碎知识。如果只讲读作品而不掌握常用词,那就讲一篇,懂一篇,不讲的仍旧不懂。如果只熟读一些作品和掌握一些常用词,而没有关於古汉语的基本理论知识,那就不能融会贯通,概括全面。如果只有关於古汉语的基本理论知识,而不掌握实际材料(文选、常用词),那就是空中楼阁,对於培养阅读古书的能力,不会起多大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学好“古代汉语”这一课程,就非全面地掌握这三部分的内容不可。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我们不能离开文章的思想内容专从所谓语言的角度去培养阅读古书的能力。如果我们不了解古人的思想,也就无法了解古人的语言;如果我们对某一作品的思想内容没有正确的认识,也就不能认为我们已经真正读懂了它。古人的思想是打着阶级烙印的,是带着时代色彩的,因此,我们对待古典作品就不能不估计到作家作品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而作为一门语言课一门工具课,在“古代汉语”课堂讲授的过程中,不可能用许多时间来对作家作品进行思想分析,这就要求学生自己本着批判地继承的精神去对待这些作品,自觉地培养分析鉴赏的能力。

  语言是有继承性的,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的继承和发展。现代汉语的语法词汇和修辞手段都是从古代文学语言里继承和发展过来的,在语法方面,有许多古代虚词和结构形式就常常运用在现代汉语尤其是现代书面语言里,在词汇方面也是这样。因此,学习古代汉语虽然以培养阅读古书能力为主要目的,但是,古代的文学语言掌握好了,对於提高我们现代汉语的语言修养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里说:

  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於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38页。)要想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就必须熟悉古人所用的文学语言。

我们应该重视语言的继承性,但是也应该看到现代汉语比古代汉语更加丰富,更加精密完善。学习古代汉语,无论是为了培养阅读古籍的能力还是为了提高现代汉语的语言修养,我们都必须以“古为今用”为原则,反对厚古薄今,以古非今,这是坚定不移的。

 

编后记

  这一部《古代汉语》编完了。从1961年5月到1963年11月,共历时两年半。从各校的迫切需要说,编写的时间嫌太长了;从字数、人力和我们的业务水平来说,编写的时间又嫌太短了。书编完后,我们觉得还有一些话要说,所以写这一篇编后记。

  本书第一、二册先出讨论本,分送各校提意见,并邀请专家开会讨论。到第三、四册编完的时候,情况变了,来不及出讨论本,也不能再邀请专家讨论了。第一、二册曾经四易其稿,第三、四册恐怕只能说再易其稿。如果说第一、二册工作还不免粗糙的话,那末第三、四册就更加粗糙一些。只有盼望各校在使用过程中发现缺点和错误,随时见告,以便修订。

  第三、四册编写时,基本上是按照原定计划的内容来编写的。但是也有一些更动。主要有以下三点:

  (1)凡例第九条说:“有些词语是一般注释家所不注的,为了便利初学起见,凡是跟现代汉语距离较远的,我们都注上了。下册随着学生古文水平的提高,注释逐渐减少。”我们在编写第三、四册时没有能够做到注释逐渐减少,因为:第一,骈体文辞赋比较难懂,还是不能不详加注解;第二,即使是《史记》《汉书》之类,也不能注得太简单了,因为社会上还有别的注本,学生会找来参考,其中有些注是我们认为不恰当的,不如自己也注上了。

  (2)凡例第十四条说:“每单元所收常用词在60-80之间。”下册每单元的常用词实际上在80-100之间,因为我们考虑到常用词约需1,200字才够用(具体的字将来可能有增删),学生到了这时业务水平提高了,每单元增加20字左右是消化得了的。况且下册所选的常用词多数是词义简单的,按篇幅说,也不比上册增加什么。

  (3)凡例第廿七条提到通论部分打算讲古文结构。原意是要讲古文结构与现代文结构不同之点,目的在於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古代汉语,而不是讲古文笔法。后来因为这个问题不容易讲得好,就把原来的计划放弃了。

  关於教学参考意见,我们想补充以下三点:

  (一)我们认为工具课与理论课不同,《古代汉语》是工具课,不需要指定参考书或另发参考资料。现在的篇幅已经够大了,又有附录可供业务水平较高的学生参考,如果再指定参考书或另发参考资料,势必影响学生熟读文选的时间,无形中改变了课程的性质。

  (二)对於通论部分的文化常识,各校的意见很不一致。有人认为很有必要,有人认为没有必要。我们的意见是:文化常识讲不讲由各校自己决定。讲授文化常识的学校,希望能将教学情况及其效果随时见告,以便参酌改进。

  (三)语法体系的问题是长期争论的问题,要全国语文工作者在短时期内取得一致的意见是不可能的。依照百家争鸣的原则,应该鼓励发表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教员在照教科书讲了之后,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只是要避免讲成语法理论课,因为这个课程的目的是培养阅读古书的能力,不需要过多的理论探讨。

  较多的争论在于“所”“之”二字。在这部书里,“所”被认为是代词,“之”被认为是介词,而中学汉语课本(195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和某些现代汉语教本把“所”“的”认为是助词。读者感到疑惑,教者也往往提出疑问或批评。有的同志希望我们解释一下。

  中学汉语课本影响颇大,大学里某些现代汉语教本基本上是按照汉语课本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来编写的。汉语课本前面有一篇《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简述》,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汉语语法学里还有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个‘暂拟系统’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没有解决的或者解决得不妥善的问题。”可见“暂拟系统”并不就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觉得“暂拟系统”有许多优点,但也有一些缺点。当然我们所谓缺点是可以争论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把我们不同意的东西写进自己的书中,这应该可以获得读者的谅解。

  从《马氏文通》起,“所”字就被认为是代词。马建忠称为接读代字,刘复称为关接代词,黎锦熙称为联接代词(《比较文法》40页)。这里我们不想谈理论上的问题,只是想说明“所”字被认为代词乃是传统的说法,不是我们标新立异。

  从《马氏文通》起,“之”字就被认为是介词(介字)。黎锦熙先生把“之”字认为特别介词(《比较文法》135页)。现代汉语中,跟古代“之”字大致相当的“的”字,也被黎氏认为是特别介词(《新著国语文法》,1956年版,11页)。“之”字该不该算是介词,跟介词的定义有密切关系。汉语课本给介词所下的定义是:“用在名词、代词等前边,同它合起来,一同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向、对象、处所、时间等的词叫作介词。”按照这个定义,“之”字当然不能认为是介词。但是,《马氏文通》给介词所下的定义是:“凡虚字以联实字相关之义者,曰介字。”马氏还解释说:“凡文中实字,孰先孰后,原有一定之理,以识其互相维系之情。而维系之情,有非先后之序所能毕达者,因假虚字以明之,所谓介字也。介字也者,凡实字有维系相关之情,介於其间以联之耳。”按照这个定义,“之”字正是名符其实的介词,因为介词只是实词与实词之间的中介,而不管它是不是把名词或代词介绍到动词上去的。黎锦熙先生说:“介词是用来介绍名词或代名词到动词或形容词上去,以表示它们的时间、地位、方法、原因种种关系的。......可是国语中有一个用得最多的特别介词‘的’字(这种介词‘的’字略等於古代的‘之’字--引者),是用来介绍名词或代名词到旁的名词(或代名词)上去的。”按照黎氏这个定义,“之”字仍应是介词,只不过被认为是特别介词罢了。可见“之”字被认为介词也是传统的说法,不是我们标新立异。

  还有一个理由使我们不能把“之”字认为助词。汉语课本助词分为三类:1.结构助词--的、地、得、所;2.时态助词--了、着、过;3.语气助词--呢、吗、吧、啊等。古代汉语没有时态助词;语气助词是有的,但是现在一般都叫语气词,不叫助词;“所”字我们已归入代词;“地”“得”两个助词为古代汉语所无,剩下来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之”字(=的),也就不能自成一类了。

  此外还有一些学术上的问题。我们说上古汉语没有系词,有人不同意。这个问题还可以讨论。如果教员不同意我们的看法,可以讲得灵活一些,只要说“一般”不用系词也就行了。说“一般不用”,对古代汉语的了解仍然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关於常用词的选择和解释,我们也想谈两点:

  (一)常用词的选择,原来想以古书中最常出现者为准(例如在某书中出现十次以上)。后来觉得这种统计表面上很科学,实用价值不大。有些常见的词可以不讲(如“人”),有些不大常见的词反而该讲(如“捐”)。现在所选的词,任意性很大。希望古代汉语教师同志们在教学过程中代为考虑一下,提出应删应增的词条,我们再考虑修订。

  (二)常用词的解释,我们有意识地打破《说文》的框框。例如“辞”字没有依《说文》分为“辞”“辤”,“鼓”字没有依《说文》分为“鼓”“ “。”辤“字较常见,所以在”辞“字下提一提;” “字在古书中几乎完全不用,连提也不值得提了。只在”鼓“字下面分为名词与动词两种意义,稍为照顾一下。关於本义,我们也费了许多斟酌。凡於古书无据的所谓”本义“,宁缺无滥。例如”属“字,《说文》说:“连也”,我们解作“连接”。有同志认为应该说明为什么从尾。按徐锴《说文系传》说:“属,相连续,若尾之在体,故从尾。”即使这个解释是正确的,也只能说明字形,对於阅读古书没有任何益处;更何况未必可靠呢。总之,凡只从字形上讲本义而无法从古书中找到例证者(或例证出於牵强附会者),都以不讲为宜。

  以上所说的,是我们的一些粗浅的意见。说的不一定对,仅供参考。此书执笔非一人,各册付印非一时,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很多。虽然改正了一些,想来还会有许多地方尚待改正。希望读者在这方面也协助我们。

  这一部书从头到尾都蒙叶圣陶先生审阅。他看了第一、二册讨论本。第一、二册付印时,他仔细地看了校样,连一个标点也不放过。第三、四册原稿也蒙他仔细审查过了。我们感谢叶先生给我们的鼓励和帮助。伊世同同志给我们绘了一张天文图作为附录,在这里也一并道谢。

最后,我们还应该向中华书局编辑部表示谢意。此书从审阅、付排到校对,都费了编辑部同志们许多力量。

王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