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k令和k宝哪个安全:朦胧诗潮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10:03:00
第二节 朦胧诗潮
朦胧诗是“文革”后出现的第一股有现代派特征的诗歌潮流，其中主要诗歌作者都是在“文革”中开始写诗，其诗歌主题、艺术形式在“文革”中的地下诗歌中就已经存在，所以首先介绍一下与朦胧诗起源有关的“文革”地下诗歌。
一、“文革”中的地下诗歌
当时革命浪潮中的“知青”，在北京、河北、福建、贵州等地，有秘密的诗歌写作活动，有的且形成某种“群落”的性质。他们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写诗，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自身处境有关。这是“红卫兵运动”的落潮期，其诱因和动机，来自对“革命”的失望，精神上经历的深刻震荡，和个体对真实感情世界和精神价值的探求。
1、 食指
在“文革”中写作较早而影响最大的，是郭路生(食指)。他出生于“新中国” 成立前夕的1948年，从小在北京生活、上学。“文革”期间的写作，集中在1966到1969年间。主要作品有《海洋三部曲》、《命运》、《鱼儿三部曲》(初名《鱼群三部曲1》)、《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另名《我的最后的北京》)、《相信未来》、《烟》、《酒》、《命运》、《愤怒》等。“文革”结束后，也仍有诗作发表，如《疯狗》、《热爱生命》、《人生舞台》等。出版有诗集《相信未来》(1988)、诗合集《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1993)和(诗探索金库·食指卷)(1998)。他的诗的体制和艺术方法，与五六十年代的当代抒情诗并无很大差别：四行一段的“半格律体”，是他用得最多的。但是，拒绝按照统一的意识形态指令写作，而回到真实的情感和体验，表达在脚下土地发生飘移时的困惑、惊恐、抗争的情绪和心理，这在“文革”初始的诗歌写作中，无疑具有强烈的叛逆性质。因此，这些诗在当时同样处于困惑的青年中引起震动，也对后 来的青年诗作者产生过重要影响。《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写“知青”离开北京“上山下乡”，火车开动的那种“强烈晃动”的心理反应。
《相信未来》中，对“未来”的理想主义的确信，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悲剧性质的体认：这是诗的批判力量所在。郭路生的这些诗，当时以手抄方式流传。它们在刊物上刊出，是在“文革”结束之后”。 │
2、“白洋淀诗群”
“文革”中的青年诗歌写作，形成一定规模和群体性的，是“白洋淀诗群”。1969年以后，一批北京的中学生，先后到河北安新县境内的白洋淀地区(或毗邻地区)“插队”，他们中有根子(岳重)、多多(栗士征)、芒克(姜世伟)、林莽(张建中)、宋海泉、方含(孙康)等。另外，还有一些在北京、山西等地青年，与他们关系密切，多次造访白洋淀渔村，交流看法和诗艺，如北岛(赵振开)、江河(于友泽)、严力、郑义、甘铁生、陈凯歌等。这些“知青”原来大多就读北京有名的中学，出身于知识分子或“高级干部”家庭，有比较广阔的阅读范围。“文革”中，又虽不成系统、但涉猎当时属于“禁书”的中外文学、政治、哲学等方面书籍。除五六十年代的正式出版物外，尤其是在60年代由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内部发行”图书。他们由此获得在情感、心智和艺术上超越现实的凭借。他们的写作，不可能获得认可，也没有公开发表的可能，甚至会带来风险。因此，写作与他们的生活具有在另外的时间不同的关系；甚且可以说写作就是他们生存方式的重要构成。芒克《十月的献诗·诗》(1974)中所说的，“那冷酷而又伟大的想像／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可以看作是写作在他们生活中的位置的提示。他们这一时期的诗作，有对于现实社会秩序，对专制、暴力的批判的主题，也写下他们生命的受挫，表达足下的土地发生断裂、错动时的迷惑、孤独和痛苦的体验。在艺术方法上，虽然也从中国当代主流诗歌接受影响，但在较广泛的阅读中，也多方面地从中国现代诗歌和外国诗中寻找材料和方法。这在写作上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诗中使用的意象、描述的情景，许多来自他们读到的诗、小说，而与作者当时生活环境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他们的感受和表达方式，大都与他们的阅读和“文化积累”有关。由于心理上和在实际生活上的普遍被放逐的感觉，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更倾向于俄国诗人(如普希金、叶赛宁、茨维塔耶娃等)的抒情方式。白洋淀诗群(以及存在于别的地区的诗歌写作圈子)的诗有特定的‘发表”和传播方式。当时的社会控制和印刷等方面条件的限制，很少见到自编的刊物(即使是手抄或油印)。诗主要靠小圈子传看、传抄的阅读方式传播。在80年代以后的一些回忆文字中，也记载了诗的作者在农村的土坑上向朋友朗读自己作的情景。
白洋淀诗群的主要作者有芒克、多多、根子等。芒克1969年初16岁时，与多多“同乘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并在这里生活到1976年初。现在见到的他这一时期的诗，最早写于1971年。1973年刚后写的<天空)、(秋天)、《十月的献诗》，一般认为是他的代表作。最早刊发他的作品的刊物是<今天>，出版有(芒克诗选>(1989)。评论者对其诗作，常使用的评语是“自然”。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诗人与大自然的接近，或对自然的融入，另一是诗质的少雕饰的“直接性”。如“芒克是个自然诗人，……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肉感的，野性的”，“无论从诗歌行为还是语言文本上，都始终体现了一种叫以恰当地称之为‘自然’的风格”。根子也是1969年赴白洋淀“插队”的。据回忆文章，他在1971—一1972年间，写有《三月与末日》、《白洋淀》、《橘红色的雾》、《深渊上的桥》等八首长诗。目前见到的只有《三月与末日》和<白洋淀)的残篇。1973年夏天，因写诗受到公安部门的审查，停止了写作。白洋淀诗群的另一重要诗人是多多。多多说他是在岳重(根子)的诗的“刺激”下开始写作的。他白洋淀时期的作品尚存四十余首。这些早期的诗，可以看到俄国诗人的影响。比起芒克等人来，他的抒情有着较多的“现代”意味，一种对世界、自我、诗艺的控制、审察和思考的倾向；在诗艺的追求上也更长久、更自觉。因此，在1988年，他获得今天文学社的“首届今天诗歌奖”，授奖的理由是，“自70年代初期至今，多多在诗艺上孤独而不倦的探索，一直激励着和影响着许多同时代的诗人。他通过对于痛苦的认知，对于个体生命的内省，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他以近乎疯狂的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内涵和表现力。”他出版的诗集有《里程》、《行礼：诗38首》。
后来成为“朦胧诗”中坚的诗人，大都在“文革”期间已开始写作，如北岛、舒婷、顾城、江河等。“文革”间的“知青”诗歌，尤其是“白洋淀诗群’’的创作，一些研究者把它们看作是发生于后来的“朦胧诗运动”的准备和先声，但也有的更愿意强调它们的独立意义。这是因为，“白洋淀”时期的诗歌主题和艺术方法，声的在“朦胧诗”中得到发展，而有的则并未得到有力的承续。况且，小团体式的“民间诗刊”的写作和交流方式，到90年代，一直是中国大陆诗歌的重要方式——它的源头，应该说是始自“文革”的“地下诗歌”。
二、朦胧诗从“地下”浮出地表
“文革”结束后，原来处于“地下”状态的青年诗歌活动，走向公开，并吸引了更多青年作者的加入。由于当代诗歌观念及所培育的审美习惯的沿袭，这些作品难以为当时诗界所普遍接受。因此，作品的“发表”，一开始仍采取“非正式”，的方式。许多城市，都有一个或数个民间的诗歌刊物。其中，北京的《今天》的创办，是这一诗歌运动的重要标志。1978年12月，《今天》创刊号出版。刊物的主要创办人是芒克、北岛等。创刊号刊登了署名“《今天》编辑部”的《致读者》的发刊辞。在引用了马克思的论述来批判“文革”中实行的“文化专制”之后，《致读者》表达了这些诗歌革新者对于“时代”的理解，并由此宣言他们的文学主张：“‘五四’运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我们文明古国的现代更新，也必将重新确立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我们的文学艺术，则必须反映出这一深刻的本质来。”《致读者》接着表达了面向“世界”的强烈意向：“今天，当人们重新抬起眼睛的时候，不再仅仅用一种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上，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了。”这些青年诗人作出这样的宣言：“我们的今天，植根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植根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中。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今天》共出版九期，至1980年第3期后停刊。它并非单纯的诗歌刊物，除诗外，也登载小说、评论和外国文学的翻译。主要撰稿者有北岛、芒克、食指、舒婷、江河、方含、杨炼、顾城、严力、林莽、徐敬亚等。除刊物外，还在“今天丛书”的名目下，印行了芒克的诗集《心事》，北岛的诗集《陌生的海滩》，江河的诗集《从这里开始》。另外，还举办过诗歌朗诵等活动。虽然这份刊物中小说占有相当大的分量，但影响主要在诗上。后来被称为“朦胧诗”派的一些重要作品，都已在这份刊物上刊载。
北岛、舒婷等青年诗人的创作，在城市的知识青年中，影响逐渐扩大，而文学变革的潮流也成难以遏制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从1979年开始，他们有的作品开始为部分刊物审慎、有限度地接纳。中国作协主办的《诗刊》这一年刊登了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1980年的第4期，又在“新人新作小辑’’的栏目下，发表了十五位青年作者的诗。当年8月，《诗刊》邀集了舒婷、江河、顾城、梁小斌、张学梦，杨牧、叶延滨，高伐林、徐敬亚、王小妮、陈所巨、才树莲、梅绍静等参加“改稿会”，并在该刊第10期上，以“青春诗会”的专辑，发表他们的作品和各自的诗观。这一年在北京创办的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创刊号，在“请听听我们的声音’’的低调吁求的总题下，刊登了舒婷、江河、顾城、梁小斌、徐敬亚等的笔谈，中国需要“全新的诗”，应该允许探索，需要调整和改善对诗的感受心理和鉴赏心理——是笔谈的主题。
青年诗歌中部分诗作(即后来被称为“朦胧诗”的那些作品)影响不断扩大，诗歌界关于它们的评价的尖锐分歧，也表面化起来。1979年末，公刘用文字表达了他的焦虑。他对青年诗歌某些诗作中的“思想感情以及表达那种思想感情的方式”“不胜骇异”，提出“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他们”和对他们加以“引导”的“新的课题”。1980年4月在广西南宁召开的全国诗歌讨论会，为已议论纷纷的青年诗歌评价问题提供了集中发表的场合。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与会的一些诗人和诗评家，不论是认为诗将出现生机与繁盛，还是认为诗已陷入难以摆脱的危机，都把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为这些青年诗人的创作和产生的影响。随后，批评家谢冕将经整理的发言，以《在新的崛起面前》为题发表。作者以“历史见证人”的姿态，和对于“五四”的”自由的、充满创造精神的繁荣”的想像，来吁请“宽容”：“对于这些‘古怪’的诗”主张“听听、看看、想想、不要急于‘采取行动’”，“急着出来‘引导”’。接着，孙绍振、徐敬亚也分别撰文，对这一诗歌潮流给予热情支持。由于他们文章题目都使用了“崛起”一词，后来在需要将它们放在一起谈论的场合，便被称为“三崛起”。1980年，新诗潮论争的另一事件，发生在福建省。《福建文学》(福州)以当时已获得大量读者，但褒贬不一的舒婷的诗为对象，展开了长达一年的“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讨论不限于具体诗人评价，而且涉及诗潮的分析，和新诗六十年来的经验和问题。这一年的8月，《诗刊》刊载了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的文章，从诗的阅读上的朦胧、晦涩、难懂上，展开对这一诗潮的另一角度的争论”，这些青年诗人的创作，也因此获得“朦胧诗”的共名。
在“朦胧诗”论争中，支持者普遍认为，青年诗歌摒弃空洞、虚假的调头，厌恶陈腐的套式，探索新的题材、新的表现方法和新的风格，是“对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挑战的艺术革新潮流，是“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它推动了当代诗歌自由的艺术创造、多元并立的艺术创新局面的出现。批评者则指出“朦胧诗”思想艺术倾向的不健康，指出其“反现实主义”的性质，认为它们摭拾西方“现代派”的余唾，排除了表现“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到遮掩整个世界。按照中国当代惯用的分析方法，而指认它们属于诗歌的“逆流”。到后来，对“朦胧诗”的批评，主要转移到持支持态度的诗歌批评家身上。在 1983—1984年间的“清除精神污染”事件中，“三崛起”被看作是有“代表”性的“错误理论”，认为它们“程度不同并越来越系统地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和路线，比起文学领域中其它的错误理论更完整、更放肆”，因而“不能低估”“它们给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带来的混乱和损害”。但这种严厉警告在此时已难产生威慑效果，“朦胧诗”影响迅速扩大，并确立了它在中国当代诗歌转折期的地位。诗歌革新者努力的基本点包括：推动当代诗歌打破自我封闭，探索与人类广泛文化积累建立联系和对话的可能性；坚持诗的写作，放置在对个体的生存价值的确认的基础之上；开始当代诗歌语言的革新，激活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生命的试验，等等。
三、朦胧诗的基本主题与美学原则
1、 基本主题
朦胧诗的基本主题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批判意识、忧患意识。朦胧诗人往往表现出对历史、对民族、对社会未来的无限关切。他们不仅关注个体，而且关注个体对历史的承担。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复苏了“五四”知识分子的现实传统。比如顾城的《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首只有两行的小诗写于1979年。它以一组单纯的意象构成了对刚刚过去的文革岁月的隐喻。“朦胧诗”的崛起始终伴随着整个社会的理性和反省力的逐渐复苏，个人的情感表达往往也是整个社会的情感的投射。诗人所面临的疑问是社会的疑问，即应该如何面对黑暗时代留给我们的创伤，怎样才能改变个人和民族的命运。就连被称为“童话诗人”的顾城也写出了《一代人》这种直接回答时代问题的诗作。他的多数作品较为隐晦，往往表达了对理想世界的向往和描绘。而《一代人》则被视为一代青年人心灵历程的缩影。这是一代在“文革”中长大的人：成熟的过程同时也是担负苦难的过程，他们在不断地受伤害中经历成长。然而苦难却给了他们空前的信念和理性，使他们比任何人更渴望超越时代的黑暗寻找到永恒的光明。寻找的过程意味着战胜苦难而获得解脱。
这首小诗在意义上的转折，象征着一代人矛盾痛苦的精神世界，渴望迎接挑战是他们获得超脱的唯一途径，正如北岛在《回答》中的呼喊：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面对黑夜毫不妥协，自觉承担起民族命运，同时伴随着高涨的个人的理想主义，可以说是这“一代人”对民族苦难和一个行将过去的黑暗时代的回答。
2、 美学原则
简单的概括是：由客体的真实趋向主体，由被动的反映趋向主体的创造。
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以“叫人看不懂”为由来否定它们的意义和价值，“朦胧诗”便因此得名。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还有方冰、臧克家、周良沛等。与此相反，谢冕、孙绍振和徐敬亚等人则先后著文肯定这一新诗潮，首先是诗评家谢冕从文学史的角度肯定了这些诗人的探索精神，孙绍振则认为这批年轻诗人的诗歌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这一原则与传统美学原则的分歧在于“人的价值标准的分歧”，“在年轻的革新者看来，个人在社会中应该有一种更高的地位，……当社会、阶级、时代逐渐不再成为个人的统治力量的时候，在诗歌中所谓个人的情感、个人的悲欢、个人的心灵世界便自然会提高其存在的价值。社会战胜野蛮，使人性复归，自然会导致艺术中的人性复归”，进而概括了这批“朦胧诗”的三个美学原则，即“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情感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回避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场景”。而本身就是新诗潮阵营一员的徐敬亚在其论文中大胆地以“现代倾向”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字眼概括了新诗潮的性质。这三篇“崛起”的文章，对“朦胧诗潮”的文学史意义、美学原则及其特征、内涵进行了全面的阐述。简单地对其作一概括就是：由客体的真实趋向主体的真实，由被动的反映趋向主动的创造。
但在另一方面，在“朦胧诗”的成熟形态中，“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内在机制明显地在起作用，蒙太奇、隐喻、反讽等手法为知识分子的集体经验提供了个人化、风格化的聚焦点；令人耳目一新的意象和意象的审美张力则构成意识冲突戏剧性的对象化，这既是个体的又是集体经验的审美表达。如北岛的“墓志铭”和江河的“纪念碑”等著名意象，本身都隐含了一个集体形象，揭示出诗人与这一代人的共生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以独特而相对成熟的姿态参与了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伤痕文学”思潮。在这股“朦胧诗潮”中，舒婷是其中的代表诗人之一。她的诗忧伤而不悲观、真挚而又沉郁，既有苦难中对理想的追寻，又有对于人的自我价值的思考，信念理想、社会的正义性、强烈的个人理性精神都通过“我”这一抒情形象表现出来。正是由于具有坚定的进取精神，“我”的形象从一片触目的废墟上站立起来了：
我推翻了一道道定义；
我砸碎了一层层枷锁；
心中只剩下
一片触目的废墟……
但是，我站起来了，
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
再没有人，没有任何手段，
能把我重新推下去。
——《一代人的呼声》
舒婷在诗歌里很少直抒胸臆，她常常用象征主义的感觉和暗示、意象的组合和跳跃来营造诗的艺术境界，这不仅使诗歌的意境得到了拓展，而且推动了诗歌语言的变化和发展。
“朦胧诗”虽然在形式上显现出与西方现代主义的某种相似，但在经验内容的历史上却仍是“五四”意识的回归。前者与外来文学思潮和作品有关，但不管是在新诗潮的地下时期还是公开时期，这种相似不能理解为单向度的模仿学习，而是他们在外来思潮中辨认出了自身经验的世界性因素，因为事实上“它的发生不是在中外文化交流的繁盛时期，恰恰是在我国文艺道路最狭隘之间，在闭关锁国的年头。新倾向的主要力量——一批青年，在文化生活极其贫乏的境地里，甚至在中国的土地上总共没有几册外国诗集流传的情况下，零星地，然而却是不约而同地写着相近的诗”。由于受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制约，这一场有关“朦胧诗”的争论最后以浓厚的政治意味而结束，不过随着时间的延续，这一新的“朦胧诗潮”已在文学史上确立了不能忽视的位置，它们的美学追求已为文学史和广大读者所认同，异端已经化为传统，构成了文革后文学中非常重要的美学文本。这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一方面不仅仅限于诗歌一种文体，它同样反映在小说、戏剧、电影等叙述类文体中；另一方面，从作者群体的角度来看，正像“伤痕文学”的参与者一样，“文革”后文学对现代艺术探索的追求，在老、中、青三代作家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
四、朦胧诗的艺术特征及其鉴赏
朦胧诗的主要艺术特征是大量使用象征、意象的手法。
朦胧诗人由于厌倦了“文革”时期粗陋直白、口号式的作为政治代用品的文学作品，所以从一开始就追求一种含蓄的、有余味的表达个人思想情感的高雅艺术。他们不仅把对国家民族的情感寄托在个体生命之中，而且把这种情感埋藏于某种意象之中，读者必须经过“心灵解谜”才能够进行有效的阅读。所以为文学阅读经验较少的读者造成了一定的理解障碍。以下文章在新诗的鉴赏和应试方面可以为中学教师提供一些帮助。
本节参考书目：
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谢冕、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
思考题：
1、“朦胧诗”与“文革”中地下诗歌的渊源关系。
2、“朦胧诗”的基本主题与美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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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胧诗是“文革”后出现的第一股有现代派特征的诗歌潮流，其中主要诗歌作者都是在“文革”中开始写诗，其诗歌主题、艺术形式在“文革”中的地下诗歌中就已经存在，所以首先介绍一下与朦胧诗起源有关的“文革”地下诗歌。
一、“文革”中的地下诗歌
当时革命浪潮中的“知青”，在北京、河北、福建、贵州等地，有秘密的诗歌写作活动，有的且形成某种“群落”的性质。他们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写诗，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自身处境有关。这是“红卫兵运动”的落潮期，其诱因和动机，来自对“革命”的失望，精神上经历的深刻震荡，和个体对真实感情世界和精神价值的探求。
1、 食指
在“文革”中写作较早而影响最大的，是郭路生(食指)。他出生于“新中国” 成立前夕的1948年，从小在北京生活、上学。“文革”期间的写作，集中在1966到1969年间。主要作品有《海洋三部曲》、《命运》、《鱼儿三部曲》(初名《鱼群三部曲1》)、《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另名《我的最后的北京》)、《相信未来》、《烟》、《酒》、《命运》、《愤怒》等。“文革”结束后，也仍有诗作发表，如《疯狗》、《热爱生命》、《人生舞台》等。出版有诗集《相信未来》(1988)、诗合集《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1993)和(诗探索金库·食指卷)(1998)。他的诗的体制和艺术方法，与五六十年代的当代抒情诗并无很大差别：四行一段的“半格律体”，是他用得最多的。但是，拒绝按照统一的意识形态指令写作，而回到真实的情感和体验，表达在脚下土地发生飘移时的困惑、惊恐、抗争的情绪和心理，这在“文革”初始的诗歌写作中，无疑具有强烈的叛逆性质。因此，这些诗在当时同样处于困惑的青年中引起震动，也对后 来的青年诗作者产生过重要影响。《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写“知青”离开北京“上山下乡”，火车开动的那种“强烈晃动”的心理反应。
《相信未来》中，对“未来”的理想主义的确信，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悲剧性质的体认：这是诗的批判力量所在。郭路生的这些诗，当时以手抄方式流传。它们在刊物上刊出，是在“文革”结束之后”。 │
2、“白洋淀诗群”
“文革”中的青年诗歌写作，形成一定规模和群体性的，是“白洋淀诗群”。1969年以后，一批北京的中学生，先后到河北安新县境内的白洋淀地区(或毗邻地区)“插队”，他们中有根子(岳重)、多多(栗士征)、芒克(姜世伟)、林莽(张建中)、宋海泉、方含(孙康)等。另外，还有一些在北京、山西等地青年，与他们关系密切，多次造访白洋淀渔村，交流看法和诗艺，如北岛(赵振开)、江河(于友泽)、严力、郑义、甘铁生、陈凯歌等。这些“知青”原来大多就读北京有名的中学，出身于知识分子或“高级干部”家庭，有比较广阔的阅读范围。“文革”中，又虽不成系统、但涉猎当时属于“禁书”的中外文学、政治、哲学等方面书籍。除五六十年代的正式出版物外，尤其是在60年代由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内部发行”图书。他们由此获得在情感、心智和艺术上超越现实的凭借。他们的写作，不可能获得认可，也没有公开发表的可能，甚至会带来风险。因此，写作与他们的生活具有在另外的时间不同的关系；甚且可以说写作就是他们生存方式的重要构成。芒克《十月的献诗·诗》(1974)中所说的，“那冷酷而又伟大的想像／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可以看作是写作在他们生活中的位置的提示。他们这一时期的诗作，有对于现实社会秩序，对专制、暴力的批判的主题，也写下他们生命的受挫，表达足下的土地发生断裂、错动时的迷惑、孤独和痛苦的体验。在艺术方法上，虽然也从中国当代主流诗歌接受影响，但在较广泛的阅读中，也多方面地从中国现代诗歌和外国诗中寻找材料和方法。这在写作上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诗中使用的意象、描述的情景，许多来自他们读到的诗、小说，而与作者当时生活环境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他们的感受和表达方式，大都与他们的阅读和“文化积累”有关。由于心理上和在实际生活上的普遍被放逐的感觉，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更倾向于俄国诗人(如普希金、叶赛宁、茨维塔耶娃等)的抒情方式。白洋淀诗群(以及存在于别的地区的诗歌写作圈子)的诗有特定的‘发表”和传播方式。当时的社会控制和印刷等方面条件的限制，很少见到自编的刊物(即使是手抄或油印)。诗主要靠小圈子传看、传抄的阅读方式传播。在80年代以后的一些回忆文字中，也记载了诗的作者在农村的土坑上向朋友朗读自己作的情景。
白洋淀诗群的主要作者有芒克、多多、根子等。芒克1969年初16岁时，与多多“同乘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并在这里生活到1976年初。现在见到的他这一时期的诗，最早写于1971年。1973年刚后写的<天空)、(秋天)、《十月的献诗》，一般认为是他的代表作。最早刊发他的作品的刊物是<今天>，出版有(芒克诗选>(1989)。评论者对其诗作，常使用的评语是“自然”。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诗人与大自然的接近，或对自然的融入，另一是诗质的少雕饰的“直接性”。如“芒克是个自然诗人，……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肉感的，野性的”，“无论从诗歌行为还是语言文本上，都始终体现了一种叫以恰当地称之为‘自然’的风格”。根子也是1969年赴白洋淀“插队”的。据回忆文章，他在1971—一1972年间，写有《三月与末日》、《白洋淀》、《橘红色的雾》、《深渊上的桥》等八首长诗。目前见到的只有《三月与末日》和<白洋淀)的残篇。1973年夏天，因写诗受到公安部门的审查，停止了写作。白洋淀诗群的另一重要诗人是多多。多多说他是在岳重(根子)的诗的“刺激”下开始写作的。他白洋淀时期的作品尚存四十余首。这些早期的诗，可以看到俄国诗人的影响。比起芒克等人来，他的抒情有着较多的“现代”意味，一种对世界、自我、诗艺的控制、审察和思考的倾向；在诗艺的追求上也更长久、更自觉。因此，在1988年，他获得今天文学社的“首届今天诗歌奖”，授奖的理由是，“自70年代初期至今，多多在诗艺上孤独而不倦的探索，一直激励着和影响着许多同时代的诗人。他通过对于痛苦的认知，对于个体生命的内省，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他以近乎疯狂的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内涵和表现力。”他出版的诗集有《里程》、《行礼：诗38首》。
后来成为“朦胧诗”中坚的诗人，大都在“文革”期间已开始写作，如北岛、舒婷、顾城、江河等。“文革”间的“知青”诗歌，尤其是“白洋淀诗群’’的创作，一些研究者把它们看作是发生于后来的“朦胧诗运动”的准备和先声，但也有的更愿意强调它们的独立意义。这是因为，“白洋淀”时期的诗歌主题和艺术方法，声的在“朦胧诗”中得到发展，而有的则并未得到有力的承续。况且，小团体式的“民间诗刊”的写作和交流方式，到90年代，一直是中国大陆诗歌的重要方式——它的源头，应该说是始自“文革”的“地下诗歌”。
二、朦胧诗从“地下”浮出地表
“文革”结束后，原来处于“地下”状态的青年诗歌活动，走向公开，并吸引了更多青年作者的加入。由于当代诗歌观念及所培育的审美习惯的沿袭，这些作品难以为当时诗界所普遍接受。因此，作品的“发表”，一开始仍采取“非正式”，的方式。许多城市，都有一个或数个民间的诗歌刊物。其中，北京的《今天》的创办，是这一诗歌运动的重要标志。1978年12月，《今天》创刊号出版。刊物的主要创办人是芒克、北岛等。创刊号刊登了署名“《今天》编辑部”的《致读者》的发刊辞。在引用了马克思的论述来批判“文革”中实行的“文化专制”之后，《致读者》表达了这些诗歌革新者对于“时代”的理解，并由此宣言他们的文学主张：“‘五四’运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我们文明古国的现代更新，也必将重新确立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我们的文学艺术，则必须反映出这一深刻的本质来。”《致读者》接着表达了面向“世界”的强烈意向：“今天，当人们重新抬起眼睛的时候，不再仅仅用一种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上，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了。”这些青年诗人作出这样的宣言：“我们的今天，植根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植根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中。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今天》共出版九期，至1980年第3期后停刊。它并非单纯的诗歌刊物，除诗外，也登载小说、评论和外国文学的翻译。主要撰稿者有北岛、芒克、食指、舒婷、江河、方含、杨炼、顾城、严力、林莽、徐敬亚等。除刊物外，还在“今天丛书”的名目下，印行了芒克的诗集《心事》，北岛的诗集《陌生的海滩》，江河的诗集《从这里开始》。另外，还举办过诗歌朗诵等活动。虽然这份刊物中小说占有相当大的分量，但影响主要在诗上。后来被称为“朦胧诗”派的一些重要作品，都已在这份刊物上刊载。
北岛、舒婷等青年诗人的创作，在城市的知识青年中，影响逐渐扩大，而文学变革的潮流也成难以遏制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从1979年开始，他们有的作品开始为部分刊物审慎、有限度地接纳。中国作协主办的《诗刊》这一年刊登了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1980年的第4期，又在“新人新作小辑’’的栏目下，发表了十五位青年作者的诗。当年8月，《诗刊》邀集了舒婷、江河、顾城、梁小斌、张学梦，杨牧、叶延滨，高伐林、徐敬亚、王小妮、陈所巨、才树莲、梅绍静等参加“改稿会”，并在该刊第10期上，以“青春诗会”的专辑，发表他们的作品和各自的诗观。这一年在北京创办的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创刊号，在“请听听我们的声音’’的低调吁求的总题下，刊登了舒婷、江河、顾城、梁小斌、徐敬亚等的笔谈，中国需要“全新的诗”，应该允许探索，需要调整和改善对诗的感受心理和鉴赏心理——是笔谈的主题。
青年诗歌中部分诗作(即后来被称为“朦胧诗”的那些作品)影响不断扩大，诗歌界关于它们的评价的尖锐分歧，也表面化起来。1979年末，公刘用文字表达了他的焦虑。他对青年诗歌某些诗作中的“思想感情以及表达那种思想感情的方式”“不胜骇异”，提出“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他们”和对他们加以“引导”的“新的课题”。1980年4月在广西南宁召开的全国诗歌讨论会，为已议论纷纷的青年诗歌评价问题提供了集中发表的场合。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与会的一些诗人和诗评家，不论是认为诗将出现生机与繁盛，还是认为诗已陷入难以摆脱的危机，都把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为这些青年诗人的创作和产生的影响。随后，批评家谢冕将经整理的发言，以《在新的崛起面前》为题发表。作者以“历史见证人”的姿态，和对于“五四”的”自由的、充满创造精神的繁荣”的想像，来吁请“宽容”：“对于这些‘古怪’的诗”主张“听听、看看、想想、不要急于‘采取行动’”，“急着出来‘引导”’。接着，孙绍振、徐敬亚也分别撰文，对这一诗歌潮流给予热情支持。由于他们文章题目都使用了“崛起”一词，后来在需要将它们放在一起谈论的场合，便被称为“三崛起”。1980年，新诗潮论争的另一事件，发生在福建省。《福建文学》(福州)以当时已获得大量读者，但褒贬不一的舒婷的诗为对象，展开了长达一年的“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讨论不限于具体诗人评价，而且涉及诗潮的分析，和新诗六十年来的经验和问题。这一年的8月，《诗刊》刊载了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的文章，从诗的阅读上的朦胧、晦涩、难懂上，展开对这一诗潮的另一角度的争论”，这些青年诗人的创作，也因此获得“朦胧诗”的共名。
在“朦胧诗”论争中，支持者普遍认为，青年诗歌摒弃空洞、虚假的调头，厌恶陈腐的套式，探索新的题材、新的表现方法和新的风格，是“对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挑战的艺术革新潮流，是“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它推动了当代诗歌自由的艺术创造、多元并立的艺术创新局面的出现。批评者则指出“朦胧诗”思想艺术倾向的不健康，指出其“反现实主义”的性质，认为它们摭拾西方“现代派”的余唾，排除了表现“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到遮掩整个世界。按照中国当代惯用的分析方法，而指认它们属于诗歌的“逆流”。到后来，对“朦胧诗”的批评，主要转移到持支持态度的诗歌批评家身上。在 1983—1984年间的“清除精神污染”事件中，“三崛起”被看作是有“代表”性的“错误理论”，认为它们“程度不同并越来越系统地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和路线，比起文学领域中其它的错误理论更完整、更放肆”，因而“不能低估”“它们给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带来的混乱和损害”。但这种严厉警告在此时已难产生威慑效果，“朦胧诗”影响迅速扩大，并确立了它在中国当代诗歌转折期的地位。诗歌革新者努力的基本点包括：推动当代诗歌打破自我封闭，探索与人类广泛文化积累建立联系和对话的可能性；坚持诗的写作，放置在对个体的生存价值的确认的基础之上；开始当代诗歌语言的革新，激活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生命的试验，等等。
三、朦胧诗的基本主题与美学原则
1、 基本主题
朦胧诗的基本主题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批判意识、忧患意识。朦胧诗人往往表现出对历史、对民族、对社会未来的无限关切。他们不仅关注个体，而且关注个体对历史的承担。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复苏了“五四”知识分子的现实传统。比如顾城的《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首只有两行的小诗写于1979年。它以一组单纯的意象构成了对刚刚过去的文革岁月的隐喻。“朦胧诗”的崛起始终伴随着整个社会的理性和反省力的逐渐复苏，个人的情感表达往往也是整个社会的情感的投射。诗人所面临的疑问是社会的疑问，即应该如何面对黑暗时代留给我们的创伤，怎样才能改变个人和民族的命运。就连被称为“童话诗人”的顾城也写出了《一代人》这种直接回答时代问题的诗作。他的多数作品较为隐晦，往往表达了对理想世界的向往和描绘。而《一代人》则被视为一代青年人心灵历程的缩影。这是一代在“文革”中长大的人：成熟的过程同时也是担负苦难的过程，他们在不断地受伤害中经历成长。然而苦难却给了他们空前的信念和理性，使他们比任何人更渴望超越时代的黑暗寻找到永恒的光明。寻找的过程意味着战胜苦难而获得解脱。
这首小诗在意义上的转折，象征着一代人矛盾痛苦的精神世界，渴望迎接挑战是他们获得超脱的唯一途径，正如北岛在《回答》中的呼喊：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面对黑夜毫不妥协，自觉承担起民族命运，同时伴随着高涨的个人的理想主义，可以说是这“一代人”对民族苦难和一个行将过去的黑暗时代的回答。
2、 美学原则
简单的概括是：由客体的真实趋向主体，由被动的反映趋向主体的创造。
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以“叫人看不懂”为由来否定它们的意义和价值，“朦胧诗”便因此得名。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还有方冰、臧克家、周良沛等。与此相反，谢冕、孙绍振和徐敬亚等人则先后著文肯定这一新诗潮，首先是诗评家谢冕从文学史的角度肯定了这些诗人的探索精神，孙绍振则认为这批年轻诗人的诗歌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这一原则与传统美学原则的分歧在于“人的价值标准的分歧”，“在年轻的革新者看来，个人在社会中应该有一种更高的地位，……当社会、阶级、时代逐渐不再成为个人的统治力量的时候，在诗歌中所谓个人的情感、个人的悲欢、个人的心灵世界便自然会提高其存在的价值。社会战胜野蛮，使人性复归，自然会导致艺术中的人性复归”，进而概括了这批“朦胧诗”的三个美学原则，即“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情感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回避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场景”。而本身就是新诗潮阵营一员的徐敬亚在其论文中大胆地以“现代倾向”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字眼概括了新诗潮的性质。这三篇“崛起”的文章，对“朦胧诗潮”的文学史意义、美学原则及其特征、内涵进行了全面的阐述。简单地对其作一概括就是：由客体的真实趋向主体的真实，由被动的反映趋向主动的创造。
但在另一方面，在“朦胧诗”的成熟形态中，“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内在机制明显地在起作用，蒙太奇、隐喻、反讽等手法为知识分子的集体经验提供了个人化、风格化的聚焦点；令人耳目一新的意象和意象的审美张力则构成意识冲突戏剧性的对象化，这既是个体的又是集体经验的审美表达。如北岛的“墓志铭”和江河的“纪念碑”等著名意象，本身都隐含了一个集体形象，揭示出诗人与这一代人的共生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以独特而相对成熟的姿态参与了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伤痕文学”思潮。在这股“朦胧诗潮”中，舒婷是其中的代表诗人之一。她的诗忧伤而不悲观、真挚而又沉郁，既有苦难中对理想的追寻，又有对于人的自我价值的思考，信念理想、社会的正义性、强烈的个人理性精神都通过“我”这一抒情形象表现出来。正是由于具有坚定的进取精神，“我”的形象从一片触目的废墟上站立起来了：
我推翻了一道道定义；
我砸碎了一层层枷锁；
心中只剩下
一片触目的废墟……
但是，我站起来了，
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
再没有人，没有任何手段，
能把我重新推下去。
——《一代人的呼声》
舒婷在诗歌里很少直抒胸臆，她常常用象征主义的感觉和暗示、意象的组合和跳跃来营造诗的艺术境界，这不仅使诗歌的意境得到了拓展，而且推动了诗歌语言的变化和发展。
“朦胧诗”虽然在形式上显现出与西方现代主义的某种相似，但在经验内容的历史上却仍是“五四”意识的回归。前者与外来文学思潮和作品有关，但不管是在新诗潮的地下时期还是公开时期，这种相似不能理解为单向度的模仿学习，而是他们在外来思潮中辨认出了自身经验的世界性因素，因为事实上“它的发生不是在中外文化交流的繁盛时期，恰恰是在我国文艺道路最狭隘之间，在闭关锁国的年头。新倾向的主要力量——一批青年，在文化生活极其贫乏的境地里，甚至在中国的土地上总共没有几册外国诗集流传的情况下，零星地，然而却是不约而同地写着相近的诗”。由于受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制约，这一场有关“朦胧诗”的争论最后以浓厚的政治意味而结束，不过随着时间的延续，这一新的“朦胧诗潮”已在文学史上确立了不能忽视的位置，它们的美学追求已为文学史和广大读者所认同，异端已经化为传统，构成了文革后文学中非常重要的美学文本。这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一方面不仅仅限于诗歌一种文体，它同样反映在小说、戏剧、电影等叙述类文体中；另一方面，从作者群体的角度来看，正像“伤痕文学”的参与者一样，“文革”后文学对现代艺术探索的追求，在老、中、青三代作家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
四、朦胧诗的艺术特征及其鉴赏
朦胧诗的主要艺术特征是大量使用象征、意象的手法。
朦胧诗人由于厌倦了“文革”时期粗陋直白、口号式的作为政治代用品的文学作品，所以从一开始就追求一种含蓄的、有余味的表达个人思想情感的高雅艺术。他们不仅把对国家民族的情感寄托在个体生命之中，而且把这种情感埋藏于某种意象之中，读者必须经过“心灵解谜”才能够进行有效的阅读。所以为文学阅读经验较少的读者造成了一定的理解障碍。以下文章在新诗的鉴赏和应试方面可以为中学教师提供一些帮助。
本节参考书目：
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谢冕、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
思考题：
1、“朦胧诗”与“文革”中地下诗歌的渊源关系。
2、“朦胧诗”的基本主题与美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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