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到去木星金星:回归“社会管理”本质 建设真正和谐社会

    社会管理的主体一定是社会
　　领导文萃：社会管理现在是个热门词汇，但是官方以及公众似乎对于社会管理存在认知模糊，那么社会管理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唐钧：社会管理现在可能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所谓“狭义的”社会管理，就是对譬如上访群体、社会治安或公共安全的管理。这实际上把社会管理的视野局限在对社会上的非主流群体，亦即所谓对“刁民”的“管理”，这显然曲解了社会管理的本意。
　　从学术意义上来讲，以上所述并非真正的社会管理。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解释，是因为在当代中国的汉语语境中，“社会”一词，被贴上了“非正规”或“体制外”的标签，诸如计划时期常说的“社会青年”、“社会闲散人员”，等等。这种说法中的“社会”，是带有“贬义”的。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明显带有贬义的解释不多见了。但到某种环境中又会显露出来。这种“狭义的”社会管理就是一例，因为它涉及的都是一些负面的社会现象，而这些现象是绝对不能同“社会”二字相提并论的。
　　实际上，真正的社会管理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的：社会本身是一个具有自组织能力的有机体，它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律。在这种前提之下，社会当中的很多事情是能够依靠社会自身的能力办好的。如果我们用行政手段去办，反倒是“隔了一层”。因为社会本身去办，它会根据社会需要去组织资源，去组织动员，然后人民群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从而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但是如果用行政手段管理的话，就会按照行政区划或者单位体制去“执行”上面的指令，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刀切”。这种管理模式往往跟基层的实际情况与实际需要不相符甚至相冲突。所以，用行政化的管理办式去管理社会，其实是有问题的。我们处理社会事务、缓解社会矛盾，还是要把实际的社会需要放在第一位。
　　我理解的胡总书记提出的“社会管理创新”，主要就是要避免用行政化的手段，一刀切的手段，或者是用强制性的外力来“管理”社会，因为这样做实际上会造成更多、更大的矛盾。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管理手段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的变化，都已经不相符合。我们现在讲社会管理，最重要就是要强调两个字——创新。
　　领导文萃：社会管理的主体应该是什么？
　　唐钧：社会管理的主体一定是社会本身。我们要强调社会管理的主体是社会，国家和政府的角色应该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游戏中的裁判者，到场上打球的运动员应该是社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民政部部长崔乃夫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大意是群众能够办的事情让群众自己去办，群众办起来有困难的事情政府帮助他们去办，群众办不了的事情由政府去办。我觉得这段话，对社会管理的核心把握得比较好，更难得的是他讲得十分通俗易懂，能让公众听得明白。
　　领导文萃：但是，我们看到的当前的现状却是，很多人对社会管理的概念存在误读，因为这种不同的解读，事实上正在造成社会的对立和冲突。
　　唐钧：对，如果仅仅从管理上访群体、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的角度来讲社会管理，老百姓的感觉恐怕是很有抵触情绪。这种做法是有思想渊源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因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管理中枢，要管理所有的领域，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等，要管理十多亿人，要管理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而且各个地区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差异那么大，所以它就要求社会的结构越简单越好。在那个年代，我们讲敌我双方，除去“地、富、反、坏、右”，人民内部只有 “分工不同”，就是所谓的“工、农、兵、学、商”，他们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大家在经济上，政治上，生活上，彼此都差不多。所以，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方式可以非常地简单，党中央一声号令，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就动员起来了。
　　另外，建国之后，我们的党应该从革命的党转变成执政的党，从以战争为中心的党转变称以建设为中心的党。但是前三十年我们并没有转过来，还要搞阶级斗争，还要“继续革命”。所以，我们还是在沿用战争年代的管理体制，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管理思路，营造了一种无处不在的强大政治压力。尤其到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的管理体制越来越趋向“准军事化”。当时强调的是“一元化领导”，是“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个人服从集体”，甚至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时候，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都提到，1957年的“反右”或十年“文化大革命”都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今天，我们仍然要警惕，这个问题是否仍然存在？
　　领导文萃：那么现在正确的评估社会现实做出正确的判断就很重要。
　　唐钧：不用回避，现在社会上是有对政府的某些政策和行为不太满意的情绪或行为，但实质上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把政策调整好了，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了，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我们一定不要再错误估计形势，错误估计形势会使我们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社会治理的方式应该是沟通—协商—妥协
　　领导文萃：所谓社会管理的创新应该体现在何处。
　　唐钧：社会管理创新创什么，实际上就是要抛弃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计划社会”的管理思路，真正让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充分发挥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党和政府不要再用一种指令式的方式来“统率”全国，而是用一种指导式的，大家商量着办的方式来引领全国人民。
　　领导文萃：我们要从何处入手解决对于社会管理这一概念的误读。   
　　唐钧：我觉得首先思想观念上要转变过来，因为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经济的发展会改变社会结构。三十多年后，中国社会已经不是以前那个简单的社会了，社会学界的说法是至少已经分成了十大阶层。这十大阶层它的利益是不一致的，甚至有时候是冲突的。现在的问题还有一些是社会政策失误，所以在民生方面引起公众的不满。还有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首先是满足生理的需求，吃喝拉撒睡，包括性的需求等等。满足这些需求之后就会提出安全的需求，包括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也包括经济上的安全。然后，再往上，就是希望被社会认可的需求，也就是在社会上要承认有我这一号人。被社会认可的需求实际上就是广泛的社会参与和自由结社。
　　领导文萃：民众需要通过什么路径来实现对自己需求的满足呢？
　　唐钧：按照马斯洛的理论，在层次比较低的需求得到满足以后，人们就会有新的、更高的需求。现在中国社会已经到了人们普遍需要社会认可的阶段了，大家都希望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发表的意见是有效的，上面能听得进去，最终还可以决定什么。我觉得，从2004年的“超女现象”看，实际上就已经在表达公众的这方面的社会需求，它包括了这么一个政治文化的内涵在里边。社会在前进，人是需要参与的。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今天，社会领域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其实这与人民大众被排斥在整个发展进程之外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说你只有出大力、流大汗的责任，至于你付出后能够得到什么，怎么合理分配，你都无权发表意见，只能消极地等着上面“出政策”。
　　领导文萃：民众的利益的表达最后还是通过各种渠道要发出来。
　　唐钧：民主是什么？我认为其本质是利益的表达，而且是有效的表达。现在公众越来越踊跃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原来是通过网络、通过博客，通过BBS，现在则通过微博，这说明公众就是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到了今天想不让发表都不行了，这对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来说是好事。要是不让说话，就意味着人民大众仍然被排斥在发展进程之外，这样的话，他们永远不会满意。
　　在今天，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十大阶层的利益和需求是不一致的，所以就有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其实，光靠官员和专家冥思苦想，看看国际上怎么做，似乎就可以从中找出最佳方案把问题都解决。现在很多人喜欢讲“顶层设计”，其实大多数都是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这样的“顶层设计”与人民群众的需求相差深远。我们的事情应该怎么办，其实要跟老百姓讨论。要让各个阶层把自己的利益都摆到桌面上来，接着大家一起来讨论，相互沟通、交流，诚心诚意地协商，然后大家都作出妥协，达成一致，问题就解决了。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如果一个方案利益相关者都能接受，那就是满意的选择。
　　领导文萃：这种有效表达具体应该包括什么内容。
　　唐钧：首先，得让人说话，让我说出我们的利益在那里。比如我觉得我工资太少了，现在物价涨的这么快，我的工资涨的太慢。其次，我说的话要有效。不管我是多数群体还是少数群体，我说出的话要有人听，有人去考虑，并且是认真的考虑。
　　领导文萃：基于这种观点，现代社会的治理方式应该是怎样的。
　　唐钧：现代社会的治理方式就应该是各方能够沟通、互动，坐下来讨论协商，最后大家妥协，这是一种基本的治理方式，而不是讲靠外力去压迫。我觉得真正的社会管理是让人民大众说话，而且他们说的话，决定政策的人要听得进去，不管好听还是不好听，是符合你的心意还是反对你的意见，你都要听。而且可能在决策的时候，没有听到不同意见，反而要引起警觉，没有反面意见你就不能做决策。一定要听到反面意见，要对不同反面意见采取宽容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整体的思路。
　　我们讲“和谐社会”，网上的解释很有意思，说“和”字左边是禾苗的“禾”，右边加个“口”字。“禾”是粮食，“口”代表吃的意思，所以说，“和”就是“人人有饭吃”。“谐”字左边是“言”，右边是“皆”。所以说，“谐”字就是“个个能说话”。人人有饭吃，个个能说话，这就叫“和谐”。所以网上的这个“拆字妙对”表达得非常准确：我们追求的“和谐社会”，就是“人人有饭吃，个个能说话”。

    提高社会管理水平需要政府官员提高政治智慧
　　领导文萃：当前我们中国的社会管理处于怎样的水平。
　　唐钧：评价中国的社会管理水平，我的看法，首先就是政府，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缺乏政治智慧，很多的管理方式都是沿用计划思想，似乎只要一味强硬，拼命施加压力，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记得有的市委书记就说过，能不能把城中村拆掉，这就是考验我们的执政能力。他就是这样的一种管理思路，就是用强制的方式，以政治压力来强硬做事。
　　其次，政策的结果究竟对人民大众是否有利是由政府官员来定义的，只要我的动机是好的，我认为我做的事情是对社会有利的我怎么做都行。譬如住房问题，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人民大众想有自己的住房，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其中包含两个意思：第一，住房条件要改善；第二，想有自己的财产，不动产。这是很正常的社会需求，但是政府偏偏按自己的想法来办事，虽然也曾提出过要“居者有其屋”，但后来就按某些官员的说法改成了“住有所居”。要把公众的视线引到房市上，引到高房价上面去。其实问题本质上不是这样的：表面看来是房地产商抬高房价，人民群众买不起，但实际问题是政府没有可操作的住房社会政策，没有做好“保障房”。后来思想有所改变，政府也重视保障性住房了。但政策思路又突然发生变化，住房改革本身是针对公租房的，现在保障性住房又变成以公租房为主。前面说过，人民群众不但需要解决有房子住，他们还需要有自己财产。实际上经济适用房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最好的途径，但在实际操作中，因为政府不作为，一个好政策被地方政府伙同房地产商篡改了，把经济适用房的形象彻底破坏了，但这并不是经济适用房本身的问题。因为如果能用平价，用自己支付得起的价钱把房子买下来，成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人民群众会特别高兴。但是政府偏偏不这么做，要把这个房子出租给他。且不说公租房分配起来不会比经济适用房更容易，现在是即使租给他价钱也不便宜，我买房子月供也不过这一点。为什么政府要去与民夺利？所以，现在的社会问题很多都是政策不对路造成的。
　　领导文萃：产生这种不良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唐钧：我们很多很好的理念，全面小康，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等等，全面小康是2002年十六大提出来的，以后再提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但是一到操作性的层面，一到具体的政策，这些理念全没有了。就是说，我们很多的具体政策跟这些理念其实是不接轨的。所以，公众的看法就是，说管说、做管做，时间长了，就不相信了。

　　社会管理需要疏导而非堵塞
　　领导文萃：现在中国社会中最突出的两大矛盾，一是拆迁，一是上访，有效的社会管理本身能对解决这两个问题有哪些作为？
　　唐钧：首先，上访有法律依据的，既然是有法可依就不应该把它当作一件不好的事。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这当然是对的，但这是说基层要办事，要解决问题。而不是把矛头对着上访的人，不让人上访。其实中国的很多矛盾和问题都是由小事情引起的，大量的问题本来是可以在基层解决的。
　　现在“解决”的手段是截访，把人摁在那里不让他上访。哪个基层单位有人上访，对政绩来说可能会被一票否决。你这个县，这个区，这个街道，这个乡镇，有人上访那就一票否决你的政绩，这样就使基层单位把目光盯在上访的人，摁住人家不让上访，而不是解决问题，这样的话矛盾肯定是越来越激烈。讨论“十二五”规划时提出全国都要遍地开花地建小城镇，我说这可坏了，原来强拆就是大城市里有，现在到处建小城镇，可能就遍及到全国了。现在的事实果然也是这样，现在上面说不让强拆了，但是作为中西部的地方政府，官员们刚刚醒悟过来，原来土地是可以卖钱的。现在很多强拆都发生在小城市，发生在县里。而且情况是越来越糟糕，愈演愈烈。一开始的反抗，是对峙；然后，就是毁自己，最常见的就是自焚；现在又升级了，制造暴力事件。
　　领导文萃：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强调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
　　唐钧：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应该是“疏”而不是去“堵”。从上古时期大禹治水就告诉我们是要疏导而不要堵塞。现在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把重点放在加强城管、联防、警察、武警，炫耀新式装备、现代化装备，这种“类战时状态”，其实对公众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心理压力。
　　领导文萃：社会管理的水平的提高，是否能够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唐钧：很多问题在基层不是不可以解决，而是基层政府不愿意解决。不愿意解决就会引起上访，引起冲突，人民群众心理上自然就不满，现在很多事都这样，以至于一有星星之火，马上就爆发起来，形成群体事件。还有网络上的“围观”也很厉害，郭美美事件，其实是很小的一件事，结果把大名鼎鼎的红十字会弄得这么狼狈。这就说明了，靠压制是不行的，应该想方设法用疏导的方式去引导整个社会。
　　领导文萃：这是还是跟中国的政府太强势有关。
　　唐钧：中国的政府部门太强势，在这一点上，还没有从计划时代的思维定式中走出来。如果握有管理权力的人，把“社会”看作自己的对立面，后果肯定很糟糕。政治学理论有一个论断，如果你把谁当作你的敌人，他就有可能真的成为你的敌人。中国的事情一定不能这样办，其实很多社会问题，如果放手让社会自己去解决，事情可能会好办得多。
　　领导文萃：这就涉及到行政权力是否愿意放权的问题。
　　唐钧：从理论上说，政府的存在本来是基于称作“主权—代理”的社会契约关系，就是人民群众委托你，你才成为国家主权的代理人，所以政府官员也叫“公仆”。但是，当政府不再是一个公共机关，不再对它的委托人，人民群众负责，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现在的政府机构背后都有实际利益，而且是直接的经济利益。很多政府部门实际上是一个公司，是一个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的Company，因此它当然不肯放权。
　　领导文萃：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唐钧：首先我们要看清一个问题，要长治久安，所有的党政机关要遵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承诺，要真正回到公共机构的角色定位上，如果不回归或者说拒绝回归，那么就所有的事情都难办了。

    社会管理的目的是社会的有序运行
    领导文萃：就您来看，我们中国当前社会管理需要依靠什么、通过什么来实现？
　　唐钧：我觉得在当前来讲，首先就是政府要先弄明白“社会管理创新”到底是什么，应该怎么做，自己都不明白，谁还能明白。其次，对中国来说，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发展角度，我们需要大量的社会组织的出现。社会组织的出现是满足民众自由结社的需求。要引导社会组织用非营利的方式去干有很具体的公益慈善目标的事，这还可以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
　　领导文萃：进行社会管理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唐钧：社会管理就是要使社会有序的运行，使人民大众的生活越过越好，天天向上。社会有序运行，生活越过越好，维稳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有人民群众的拥护，社会稳定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如果你把精力都放在维稳上面，其他的问题扔在一边，CPI这么个上涨幅度你管不了，收入分配不公平你管不了，到处强拆房子，到处城管打人，这样的后果就是越维稳越不稳。
　　领导文萃：社会管理最后会不会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
　　唐钧：已经有人把公民社会说成是一个陷阱了，但是说这话的人自己在文章里就说，中国的行政机构，从来只管到县为止，再往下就靠民间的士绅按乡规民约进行自治管理。他举的这个例子，实际上已经把“陷阱说”给否定了。这说明，中国的民间自治，正表明中国社会是有自组织能力的。发展到现代社会，共和制度下的人民大众都是“公民”，宪法里就是这么写的，由公民构成的现代社会不就是公民社会吗？让人民大众自己管理自己，实际上是一种好的管理方式。何来“陷阱”之说。
　　领导文萃：请您定义一下公民社会的要素。
　　唐钧：公民社会强调是“公民”二字，公民是明白自己的社会责任，明白自己的权利义务的，愿意为社会发展和进步作贡献，这样的人才算是一个现代社会中的公民。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开口闭口地讲，来了多少多少外来人口，他们的素质怎么怎么低下，。但是你想想，这些外来人口到了城里，少则三五年，多则十几年，为什么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仍然素质低下，这到底是他们的问题还是城市政府的问题。现代城市中的“好公民”是需要教育，需要悉心培育的，无论是户籍人口还是外来人口。

    社会管理工作需要专业的社工人员
    领导文萃：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是否需要专业的人才。
　　唐钧：社会管理当中，可能社会工作能够起到的作用很大。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已经提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但是这几年，奇怪的是，对于社会工作的呼声不是更强了，而是减弱了。其实社会工作究竟是干什么的，我们可能仍然不明确。只是看到发达国家都有，好像社会效果也不错，就说要“宏大”。前不久我在上海开会，碰到一位地方上的大学校长，聊天的时候，就问他学校里有哪些专业。他就跟我一一道来，最后讲到社会工作，他居然说，这个专业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用。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社会工作很重要，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制度结构中的重要部分。就像一列奔驰的列车，要有动力机制，也要有安全机制，或者说是稳定机制。只有动力机制，没有安全机制，火车就会出事。最近的动车出轨事故就说明了这一点。就一个社会而言，安全机制或稳定机制中，社会政策是很重要的，但社会政策如何落实到每一个社会成员，就要有人去做具体的工作，这个工作群体就是社会工作者。
　　在中国，原来做这份工作的是“干部”，建国前是革命干部，建国后是国家干部。在社会管理中，干部的作用，其实既是公务员，即政府官员，另外又要做群众工作。这两者是统一的。从十三大开始，我们要从传统的干部制度向现代国家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同时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
　　领导文萃：国家干部这个概念被公务员取代之后，发生了哪些变化。
　　唐钧：从十三大我们要建立公务员制度以后，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按照国际惯例来讲，公务员的职责就是依法办事，给人民群众办事，基本上根据法律法规。法律上有规定的就给办，法律上没规定的就坚决不能办。
　　发达国家讲小政府，首先就是很多我们的政府在做的事情他们的政府是不做的，譬如公务员不做调查研究，政府自己作调查研究没有公信力。调查研究让大学去做，还有让专门的研究机构，也叫“智库”去做。譬如政府也不参与立法，立法是议会的事。当然，政府的公务员也是不做群众工作的，他在机关里面依法办事。群众工作谁来做，那就拜托社会工作者了，所以在发达国家，社会工作者真是一支十分“宏大”的队伍。
　　中国的情况是在实行公务员制度，强调依法办事之后，谁来做群众工作成了问题。现在建立和发展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其实就是按照国际惯例，把原来国家干部的责任一分为二，公务员的职责是依法办事，群众工作则由社会工作者去做。
　　社会工作者的作用，在于用专业的价值理论和方法技术去科学地助人。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社会工作融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于一炉，创造出一门有效的应用社会科学学科和一个专业和职业，对稳定社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领导文萃：社会工作者的身份如何定位。
　　唐钧：从国际惯例看，第一类是政府机构中的社会工作者。讲的近点，譬如台湾的社会局，相当于我们的民政局，它里面专门设有社工科，专管与法律相关的社会服务事宜，譬如社会救助的“家计调查”，譬如反家庭暴力，等等。香港的社会福利署在各区设有社会保障办事处，也有专门的社会工作者。第二类是机构里的社会工作者，譬如从事老年人服务、残疾人服务、青少年服务、家庭服务等等的服务机构，大多是民间创办的非营利的公益慈善组织，等等。第三类就是私人开业的，譬如做心理咨询、家庭辅导，等等。同样做心理咨询，社会工作者会更多的考虑社会因素，所以在美国，社会工作者私人开业也是很普遍的。
　　根据中国的情况，可以到基层社区和福利机构中，也可以以社会组织的形式，建立社会工作的人才队伍。更广泛地看，在学校、在医院，也都有社会工作者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如果强调群众工作与党组织的关系，也可以在党政部门建立社会工作部。当然，在现有的组织架构中，让党政群团的工作人员学习和掌握社会工作知识，也是可行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