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成都建设银行对公网点:周邊環境逆轉 中國外交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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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28 15: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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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28 | 孫興杰
近來，緬甸政府一系列的舉措使中國與緬甸的關係發生微妙變化，緬甸總統吳登盛先是宣布中緬合作興建的密松水電站停工；又率領龐大代表團訪問印度。無獨有偶，越南執政黨書記阮富仲訪華之際，其國家主席張晉創則率團訪問印度，雙方簽訂在南海開發油氣協議。2 010年，東北亞外交局勢波雲詭譎，而2011年，東南亞地區陰晴未定。中國周邊環境一夕之間逆轉，人們不禁要問，中國外交怎麼了？
對中國而言，過去10年是中國快速發展的10年，官方稱此為國際戰略機遇期，世界超強美國忙於兩場戰爭，從而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空間。經濟日漸強大的中國，在外交方面卻陷入困境中，究其根源在於身分的焦慮。
經濟難撐大國地位
首先，經濟崛起的影像與大國形象構建的反差。從外匯儲備來看， 10年之間達到3.2兆美元。從國際戰略而言，中國經濟崛起是種表象，是搭上了全球化的末班車，以廉價勞力、資源，強勢推行出口導向型經濟而加入國際經濟體系之中。換言之，中國經濟大而不強，中國經濟崛起是依附性增長，高鐵事件及人民幣國際化等問題使中國在技術、金融方面的軟肋暴露無遺。目前中國經濟不足以支撐中國的大國地位，但是崛起的影像卻模糊了人們的正確認知。
其次，大國地位的訴求與國家制度建設的反差。無論政府還是民眾都有種盛世情結，漢唐盛世不僅成為神話，也成為中國民眾對未來中國國際地位的一種憧憬。官方提出復興中華民族，也是這種盛世情結的反映。當下，中國仍處於建構現代國家過程中，制度建設與大眾政治參與相互疊加，使中國處於內外失調的狀態。
再者，防禦型民族主義與大國民心態的悖反。民族主義重塑了現代國家的政治合法性，在中國也不例外。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在反殖民過程中形成的，敵我觀念明確，如德國政治思想家卡爾?施密特所言，「政治就是一種決斷論，劃清敵人與朋友至關重要。」中國的民族主義都在尋找一個現實或者潛在的敵人，比如《中國不高興》、《中國可以說不》這些極富民族主義色彩的圖書暢銷，便說明中國的民族主義與大國民心態還有相當距離。
美國仍是世界規則制訂者，潮流引導者。中國應客觀評估當今世界主流，才能擺脫「逢美必反」的怪圈，重新定位外交目標與原則。
仍處艱難轉型過程
第一，走出GDP崇拜，重塑大國形象。大國的形象是國家實力與意志力的合成，是一國信譽的體現。俄羅斯的GDP並不高，但是普京總理與梅德韋傑夫總統打造的俄羅斯統治精英集團「言必行，行必果」的外交風格，改變了葉爾辛時代羸弱的外交風格。中國GDP遠高於俄國，卻陷入了一種「大禮包」的陷阱，中國領導人出訪必定有禮包相送，而外國元首訪華也必有大禮包帶回。「禮包」外交折射出中國外交思維的狹隘，這種外交不可持續，邊際效益會急劇遞減。
第二，外交不僅是利益的博奕，也是道義的共享。不干涉內政是1 648年威斯伐利亞體系以來的外交原則，但已受到人權外交的挑戰。尊重主權並不意味著可以罔顧人道主義，縱容暴政。利比亞強人格達費已斃命，但中國卻是最後承認「全國過渡委員會」的大國；利比亞的抗議活動愈演愈烈，中國卻在聯合國安理會否決對阿塞德政府制裁案。民主、憲政、法治、人權等是國際外交的道德與倫理，中國外交須順應潮流，及時調整，失去道義支點的外交難有立足之地。
第三，中國現代國家的構建尚未完成，難言崛起。盛世情結只能增加虛驕之氣，民族復興徒增戀舊情懷。如英國學者梅因所言，現代的轉型是從身分轉向契約。中國仍處於艱難的轉型過程，大陸社會誠信缺失、法治不彰，意味著中國還沒有以法律與貨幣建立一個高效、自主的政府。以吏為師的傳統下，社會誠信缺失源於吏治敗壞，一個誠信稀缺的國家是無法建立國際信譽的，更談不上崛起。
第四，適時結盟。中國外交的一大困境是沒有朋友。結盟是現代國際關係必備曲目。美國依靠龐大、密切的同盟網路支撐其霸主地位。中國固守不結盟的信條，既不能增進中國國家利益，也無法獲得道義支持。（作者為國際關係博士，日本亞太政經調研中心海外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