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尼杨帆演青春戏:“三民主义”错在那里？

    变质的国民党

    ────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孙中山　1924）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仿照苏俄式的革命手段，把「党」，「政」，「军」，与「特务」混合一起，以为夺取及控制政权的工具。所以1924年「苏化」后的国民党，与苏俄的共产党一样，不是一个真的「政党」。这个假「政党」出胎后不到一年，即有广州『西关屠城』，焚毙无辜平民过千人的惨案发生。

    真的「政党」，不能诉诸暴力，不但要是一个纯粹代表民意的政治团体，而且必须生存于多党制的政体里。在二十年代陈炯明所着《中国统一刍议》一书中，对这两个重点有很明确的解释：

    党外无党，则党之名不立，何有于「外」。此种蛮横思想，并政党之为何物，亦不知之。盖政党者，所以集合同方向之民意，而为有组织之表现，活动于宪法之下者也。

    无论何国，皆有三种方向之民意:一为保守的;一为革新的;一为最新的。散在各方向，不能为有力之活动，故必赖政党以结合之。集中一方向，分疆殊帜，各以其政策，为有组织之表示。使一国宪政之运用，一张一弛，皆得多数民意，而为统治之基础是也。〔陈炯明1927，119〕

    对于「一党专政」，炯明说：『夫一党专政，实与民主政治，根本不能相容。。。稍有民治思想，决不涉此妄念。若震惊苏俄专政之成功，则历史帝王之专政，何尝非绝大成功。今必欲尤而效之！』〔陈炯明1927，118〕。

    1924年孙中山亲笔题写「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一句。从当年陈孙对苏俄的看法，就可以看到他们政见根本歧异之处。

    真的「政党」还有另一特点，其党员为政见而结合，合则留，不合则散，本无「叛」党这回事。远在1914年，第一次倒袁世凯失败后，革命党员分散逃亡，孙中山在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要党员打指模，立誓约，向孙个人宣誓服从。这是把一个「政党」改为「秘密会社」，倒行逆施的行为。当年几位国民党同志如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均因此拒绝参加入这个样子的新党。

    所以，真的国民党，是民国元年（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成立，由四个政党并入同盟会组成的国民党；孙中山为理事长，宋教仁曾任过代理理事长的国民党。到了1914年之后，孙中山为「党魁」，要人宣誓向他个人表示效忠服从的国民党，已经是一个变质的国民党。到了1924年，改组「苏化」后的「国民党」，那是一个假「政党」。

    漫谈党化教育

    ────（现在我们）可以否认上帝的存在，但不能批评孙中山。可以不上教堂守礼拜，但不能不读总理遗嘱，也不能不参加每周孙中山的纪念周。（胡适　1929）

    2000年4月袁征教授在美国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近代教育史的重要文章，题为“党化教育：近代中国教育的转扭点，1924－1929”[袁征2000]。 “党化教育”这个名词，对今代的中国人来说，已经是不大熟悉了，但是在1920 年代，它曾是一个普遍流行的名词。

    笔者在1930-1940年间，在国内接受中学教育，每周星期一早晨必须参加孙中山的纪念周，背诵总理遗嘱。 (五四时期前，国内的学校奉拜孔子，普通只须每年一次)。又加上每星期三小时“三民主义”为必修课。回想当年已没有人提及“党化教育”， 但在不知不觉中，实际上是受了“党化”的教育。

    早在1921年8月，孙中山致书俄国外交部长齐卓鳞(Georgii V. Chicherin)，表示对苏俄政府的组织机构，军队和教育特有兴趣 [韦慕庭 1976，118]。 两年后的1923年10月，大批俄国军政人员便陆续随着俄顾问鲍罗廷 (Michael Borodin)到广州助孙展开“党化”运动。这运动包括“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化教育”等等。譬如，以党化司法来说，强迫司法人员入党，当时大理院长赵士北因主张“司法不党”，即被撤职[华字1924。6。3]

    在党化运动中，以党化教育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党化教育开始是强迫所有教育行政人员，教师等全部入党，同时鼓励学生入党，在学校里设立国民党党部支部，进而规定“三民主义”为必修课， 控制与改订教科书。孙中山去世(1925 年3月)后，规定每周举行纪念周。到了1926年底，广东所有的公，私立学校，全都成了国民党的政治工具[袁征2000，43]。1926年7月，蒋介石进行北伐，党化教育便随着伸延到北方去。

    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开始，中国人民包括知识分子，政治领导人员便遵奉政治领袖的著作和演讲，对于其他的政治思想与理论，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也是误解的程度高。政治干预教育，教育不能独立，成了政治的工具。这是封建传统的国家，要建立民主社会的根本大问题。

    孙中山回粤重组军政府前的1920-1923 年间，陈炯明在广东建设模范省，实践五四时期所讨论的一些革新思想，特别注重教育改革。时值美国著名教授杜威来华讲学两年(1919-1921)，倡导教育的“自由化”(liberal education,,　亦译『通才教育』)。广东教育改革的重点就是『教育自由化』与『教育独立』；后者是指设立独立，不受政治影响的教育行政机构和经费。 [参考本书“广东教育改革”]。

    1923 年2月孙中山贿买滇桂军，入侵广东，迫走陈炯明，随而展开“党化”运动。广东教育便由“自由化”走上180度相反方向的“党化”途径。所以陈炯明于1927 年在其所着的《中国统一刍议》一书里，很沉痛的说：

    至于党化，已属不通。党化教育，更属荒谬绝伦。盖党者不过团体之谓，绝无神妙之说。即凡主义政纲，亦以适应一时之要求，而非为化民成俗之妙用。

    欧美先进国家，受宗教之感化，进于文明境地，犹以政教分离，解放思想之束缚。中国向无宗教之束缚，方幸为欧美所不及，国民党何故违背真理，以一党之信仰，作宗教式之宣传，尚为未足，并此教育独立之机关，亦必入寇而摧残之，是亦何为者！〔陈炯明1927，119〕

    在清末与民国时代，中国近代教育经过两次重要的改革，以及在1924 年的转扭点。第一次改革始于1901 年，清政府下诏废除科举制，设立现代化学校，派遣留学生。在1901-1911 年间，约有 100 种不同 的杂志期刊，发表于同一时间内，其中载有大量介绍西方思想和风俗习惯的文章[贝理1990，5-6]。第二次改革发生于1919年。是年5月4日北京学生因为政府外交失败，抗议游行，展开日后所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觅求民主化的普及教育，深受杜威教育哲学的影响。在6个月内，共有过400多种的新刊物，全用白话文，出现于报摊上[杜威1973， 6]

    20世纪初期，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和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前北大校长蔡元培回顾1910和1920年代，曾感慨的说：“那时候，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真是达到近乎极点”[袁征2000，47；原载《蔡元培全集》6：572，北京，1984]。1929 年胡适在上海任一私立大学的校长时，曾报告说：“(现在我们)可以否认上帝的存在， 但不能批评孙中山。 (我们)可以不上教堂守礼拜，但不能不读总理遗嘱，也不能不参加每周孙中山的纪念周”[袁征2000，48；原载《胡适文集》5：579，北京，1998]

    1924 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仿效苏俄，实行党化教育。日后其党徒“以一党之信仰，作宗教式之宣传”，中国近代教育，从此开了大倒车，贻害后代无穷！

    漫谈三民主义

    ────国民党竟然『违背真理，以一党之信仰，作宗教式之宣传」。桎梏青年思想进步的主义，就是愚民主义。　

    陈炯明在1927所着的《中国统一刍议》书里，有一段提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说：

    三民主义及其发表之政纲，类皆东抄西袭，绝少独立之思想，一贯之理论，而于国情亦未适合。(详细批评，非本论范围，但国民党贤者，必知其说，不过头上有偶像，不敢触犯耳。如有马定路德出于其党，庶有中兴之望）。在今日视之，已属陈腐不堪，亟待修正。有何神圣而必强求青年，桎其心思，梏其趋步耶！【陈炯明1927，119】

    陈炯明说这句话时，孙中山已去世，炯明已被美洲华侨推举为致公党总理，但他仍然希望国民党里的一些老同志，能使国民党有「中兴」的日子，在多党制的政治环境里，共同建国。但炯明所最痛心的，是「中国向无宗教束缚，方幸为欧美所不及」，而国民党竟然「违背真理，以一党之信仰，作宗教式之宣传」。桎梏青年思想进步的主义，就是愚民主义。若果引用今代的名辞，如台湾作家李敖所说的，「三民主义」也就是统治者用来作「统战」的工具【李敖1987，269】。对其内容，特在下面试作一探讨：

(1). 民权主义

    美国「民权法条」(Bill of Rights)的宣布，要以1776年维珍尼亚(Virginia)州的州宪为始。它是日后「人权法条」的根源。美国联邦宪法(1787-1791)，法国大革命(1789)的「民权宣言」(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一百七十二年后的联合国(1948)的「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都是以维州的「民权法条」为依据。

    维州「民权法条」的起草人乔治麦辛(George Mason)开始便说「人因出生而获有与生俱来的平等与自由」(That all men are by nature equally free and independent)，而有不能被剥夺的「保护生命与自由，求取与拥有财产，追取快乐与安全」的权利(the enjoyment of life and liberty, with the means of acquiring and possessing property, and pursuing and obtaining happiness and safety)。

    美国历史学者莫尔生(Samuel Morison)说维州「民权法条」是世界有史以来「解放人类」最伟大的文献之一。它不但超过宗教与社会哲学的观念，来给人权运动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而且对人人应该享有的「自由平等」，在运用法律的步骤上，奠定了几个简单而明确的意义。

    孙中山在其「民权主义」的讲义里，把人权的原则，「自由平等」的意义，政治法律的步骤，颠三倒四的混在一起，作了长篇的理论，结论是中国不应该学欧美「以革命去争自由」，而应该「主张三民主义去革命」【国父遗教1960，222】。为什么孙中山对欧美所实行的民权不满意呢？他说：

    像美国革命，实行民权有了一百五十多年，现在能够实行的民权，和一百多年实行的民权，便没有大分别。现在法国所行的民权，还不及从前革命所行的民权，法国在从前革命的时候，所行的民权是很充份的，当时一般人民以为不对，大家要去反抗，所以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法国的民权，还是没有大进步。【国父遗教1960，272】:

    孙中山以为欧美民权没有进步，是因为人民对政府取反抗的态度，所以实行民权，必须改变人民对政府的态度。怎样改变人民对政府的态度呢？他说：

    我们革命，主张实行民权，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个解决的方法，我的解决方法，是世界上学理中第一次的发明。。。我的办法，就是像瑞士学者近日的发明一样，人民对于政府是改变态度，近日有这种学理之发明，更足以证明我向来的主张是不错。这是甚么办法呢？就是「权与能要分别」的道理。这个权能分别的道理，从前欧美的学者都没有发明过。【国父遗教1960，276】

    究竟甚么是「权与能要分别」的新道理呢？孙中山引用三国演义，刘备托孤的故事来作解释。他说：

    中国现在有四万万个阿斗，人人都是很有权的。阿斗本是无能，但是诸葛亮有能，所以刘备死了以后，西蜀还能够治理。。。当时阿斗知道自己无能，把国家全权托到诸葛亮，要诸葛亮替他去治理。所以诸葛亮上出师表，便献议到阿斗，把宫中和府中的事要分开清楚，宫中的事，阿斗可以去做，府中的事，阿斗自己不能去做。府中的事，是什么事呢？就是政府的事，诸葛亮把宫中和府中的事分开，就是把权和能分开。。。

    欧美现在实行民权，人民所持的态度，总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权和能照我所发明没有分开。中国要不蹈欧美的覆辙，应该要照我所发明的学理，要把权和能划分清楚。人民分开了权与能，才不致反对政府，政府才可以望发展。【国父遗教1960，281】

    原来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其重点是在要说服人民不要反对政府，因此他把人民的权利(rights)，政府的权力(authority)，与施政的能力或才能(political ability)混在一起，作些似是而非的论调。他批评欧美民主国家实行民权，因为「权」与「能」没有分开，所以引致人民反对政府。可是，孙中山留居海外多年，难道不知道在欧美的民主国家里，其「阿斗」不必反对政府，因为他们「权」与「能」都有，随时有「能」，行使其「权」，以更换才能不足的「诸葛亮」，而「诸葛亮」的天职，也无非是维护宪法，以保障「阿斗」完整的「权」与「能」！

(2). 民生主义

    「民生主义」里最重要的主张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以「节制资本」来说，它的主旨在「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国父遗教1960，602】。这种说法，显然的容纳私有资本制度的存在，但是必须加以「节制」，而「节制」的办法，无非是鼓励国营企业。这实在是当年(第一次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在其演进的过程中，渐有采用趋近社会主义的措施。

    至于「平均地权」，孙中山提出的主要办法是『(地主)自报地价，(政府)照价收税，(政府)照价收买，涨价归公』。政府则以归公的涨价，来『酬众人改良那块地皮周围的社会，和发达那块地皮周围的工商业之功劳』。但是难免地主会『以多报少』来减低其付税的负担吗？孙中山作下解释：

    譬如地主把十万元的地皮，到政府只报告一万元。照十万元的地价，政府应该抽税一千元；照地主所报一万元的地价来抽税，政府只抽得一百元，在抽税机关一方面，自然要吃亏九百元。但是政府如果定了两种条例，一方面照价抽税，一方面又可以照价收买，那么地主把十万元的地皮，只报一万元，他骗了政府九百元的税，自然是占便宜；如果政府照一万元的价钱去收买那块地皮，他便要失去九万元的地，这就是大大的吃亏了。所以照我的办法，地主如果以多报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价收买，吃地价的亏；如果以少报多，他又怕政府要照价抽税，吃重税的亏。在利害两方面互相比较，他一定不情愿多报，也不情愿少报，要定一个折中的价值，把实在的市价报告到政府。【国父遗教1960，358】

    这个办法，表面上看来，似乎很是合理。但是稍有经济常识的人看来，马上就有问题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容纳资本，资本的运用主要在于投资，投资可以增加生产，发展经济，而投资的动机在于谋利，这是经济学上的常理。如果涨价完全归公，有谁愿意投资于地皮上呢？而且，要这个办法行得通，政府必须有权强迫照价收买，否则地主必定以多报少，永远拒绝出售，永远享受低税的好处。若果政府有权强迫照价收买，在地价高涨的时候，强行收买，岂不是无异于充公私产？这样政府岂不是可以藉口代表人民的利益，实际上在市场上与人民争利，做买卖地产的生意？

    姑无论孙中山的经济理论行得通，或行不通，可注意的是他在海外居留，宣传革命达十七年以上之久，可是在其「三民主义」的讲义里，透露出他对欧美民主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尤其是「代表性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其认识的肤浅，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3). 民族主义

    辛亥革命，创建民国的诸先烈于推翻满清帝制之后，即倡言「五族共和」，深切认识民族平等共和的原则，要避免少数民族的离心运动。他们实在有先见之明，采纳五色旗(红，黄，篮，白，黑)为国旗，象徵「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及其他少数民族平等共存，共同建立一个统一的，坚固的，长远的民主共和国。

    孙中山于民国元年在南京就任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时，就在五色国旗下宣誓就职的。可是在十二年后的1924年，他就仿效苏俄，把国旗改为有国民党党徽(青天白日)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以象徵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主张。而且在其「民族主义」里，特别提出反对「五族共和」，而倡言「以汉族为中心，融合汉，满，蒙，回，藏各族为一大中华民族」【国父遗教1960，481】。

    这种以「汉族为中心」完成国家「大一统」的说法，自然是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汉人所爱听的话。可是正在这个时候，中俄交涉方殷，外蒙存亡问题，系于眉睫，孙中山为了俄援，不惜牺牲外蒙，竟然站在苏俄的一边。政治家言行之不一致，莫甚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