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宠将门毒女txt下载:贺 龙 镇 守 澧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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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  龙  镇  守  澧  州驱逐唐荣阳     1924年秋冬之交，熊克武召集所部将领会议，决定继续北进，命令贺龙率部先行，进驻澧州。澧州位于澧水下游，是富绕的鱼米之乡，当时是常澧镇守使唐荣阳的地盘。唐荣阳在桃源阻击熊克武，打了败仗，退到津市、澧州，听说贺龙要进兵澧州，就沿津澧一线布防。贺龙先以重兵围困澧州，围而不打，接着密派所部王育瑛团奇袭津市。唐荣阳以为贺龙的兵力重点在临澧到澧州一线，便抽调津市兵力赶往防堵，贺部乘虚而人，占领津市。唐荣阳发现中计，又以两团兵力赶赴津市，妄图围歼贺部。贺龙亲自率领警备部队向津市出击，与王团两面夹击，击溃了唐荣阳的部队，“夺获大炮三尊，机关枪一挺，步枪百余支，其余辎重甚多。”唐荣阳被迫退守澧州城。11月30日，贺部进驻津市，贺龙即从临澧、津市两线调兵，围攻澧州。唐荣阳见势不妙，为了保存实力，先将主力撤出澧州城外，留部分兵力在城内，准备在贺部人城时，内外夹攻，使贺龙措手不及。然而唐荣阳拨错了算盘，看错了对手。贺龙平时用兵，最忌孤军深入，不能攻城掠地，每次他总是先肃清外围而后探测前进。贺龙来到澧州城下，见守敌不强，便一面命令王育瑛团迅速占领澧州城，一面利用贺敦武部搜索外围。12月2日，唐荣阳以全部兵力，袭击贺部荣家河驻地，双方激战六小时，唐部不支，纷纷向石门溃退。贺龙率得胜之师进驻澧州城。     1925年4月15日，赵恒惕委任贺龙为镇守使，管辖七个县。后来，贺龙对此作过非常形象而深刻的说明。他说：那时，“中国的镇守使多得很，连北京政府都不知道封了多少。他们把你没有办法了，就给你一顶镇守使的纱帽。他们要是能把你吃掉，大概连骨头都嚼成渣渣了。没有办法，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当个镇守使吧。我这个镇守使就是枪杆子打出来的。” 赈  灾  救  民    1925年夏秋之交，澧属各县“三月不雨”，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灾，“赤地千里，人民半皆流离失所，死亡枕藉”，“田中的禾苗，山上的杂粮，园中的蔬菜，都干死了。”人民靠“挖葛采蕨而食，连树皮都吃光了。”    贺龙追剿唐荣阳时已看到灾情严重，但那时忙于作战，难以顾及，后来灾情越来越重，加上唐荣阳当镇守使时，盘踞九澧各属，百姓遭受蹂躏，民间惨象不绝于耳目。于是，贺龙亲自着手处理救灾赈荒问题。他向省政府发了一份要求救灾赈荒的急电，陈述九澧各县“旱魃为虐，秋收无望，百姓易子析骨”惨不忍睹的情景，希望政府“宏施极济”，使百姓不至流离失所；接着又下乡视察，具体指导救灾工作。澧县王家厂有个大财主，名叫向应轩，为富不仁，竟乘灾荒之机，囤集粮食，高价出卖，饥民无钱购买，叫苦连天。贺龙到王家厂时，饥民纷纷向他诉苦。贺龙说：“你们明天都去‘吃大户’，我给你们去开仓。”第二天，贺龙不管三七二十一，派警卫人员打开了向应轩的谷仓，把粮食发给了饥民。    贺龙除自己下乡视察外，还派澧县县长贺寿文到各地督促救灾工作。贺寿文是个学究，封建思想很重，在旱象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他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救灾赈荒，贴了个布告，“禁屠三日，求神降雨。”贺龙得知后，明令禁止，并对贺寿文说：“你一肚子学问，怎么好搞迷信?这光拜菩萨，救不了人。”回到澧州，贺龙向各县发出“通令”说：“近日迭据各县呈报灾情，并经来使亲赴四乡察看，灾情之重，前所未有，若不急筹善后之方，则军民前途何堪设想!”他决定8月25日在澧州召开澧属各县救灾赈荒善后会议。    这次会议，是8月26日开幕的。由贺龙主持，到会的有镇署参谋长、秘书长、副官长、军法处长、军需处长、以及各县县长、议会议长、津市及各县商会会长、劝学所长，共计58人。贺龙在会前提出四个议案：一、买谷备荒；二、劝种杂粮；三、维持教育经费；四、整顿团防。会议期间又提出整理金融和修理道路两案，都交到会议讨论。会议开了五天，9月1日结束，作出了相应的决议。这次会议，对于救灾赈荒起了重要作用。    之后，贺龙下令津市、澧州搭设赈济台，救济没有劳力的鳏寡幼弱，按人定量，发放一定的口粮。又亲自召开商会会议，倡议在澧州城设置大米平粜处，实行平价买卖，不准粮商囤积居奇，抬高粮价，从政策上打击向应轩一类不法商人。他号召乡民生产自救，并且作了三条规定：第一，各县不得闲置耕地；第二，严禁种鸦片，以免妨害农业；第三，定期派员到各县考察广种杂粮的成效。9月15日，贺龙为了救荒，维持民食，特出示布告，规定从即日起，无论谷米杂粮，一律禁绝熬糖酿酒。      当时，各县按照贺龙指示，责成“殷实富户”预交一年田赋的正供，迅速筹办粮食。那些“殷实富户”慑于贺龙的声威，一般都能按期交纳。但也有看风使舵，拉拢行贿，拒不交纳的。澧县庹家祠堂有个大财主，叫庹朝喜，家有几百石谷子，贺龙派出军法官黄代安去催交正供，庹朝喜指责贺龙“挖肥肉，补穷疮”，并且收买了黄代安，要黄假报上交的数字。此事被群众告发，贺龙很生气，罚庹朝喜加倍交纳预征粮款，还把庹、黄二人抓起来交县署从重惩处。    贺龙还在津市商令召集会议，提出整顿九澧贫民工厂的意见，并把“贫民工厂”改名为“平民工厂”，意即讲求平等。他解囊捐助大洋4000元，指令军事检查所所长和警备司令在鸦片税项下，征收百分之零点五的附加税作为该厂经费，委任副官长聂左权任厂长，着手恢复生产，救济失业工人。9月中旬，聂左权招收了600多名失业工人，并派部分骨干去武汉、上海等地学习纺织、印染等技术。工厂设有织布、织袜、缝纫、印染、制革、制鞋、制毛巾等七个车间。工人们一律免费吃饭，免费治病，并请有教书先生教他们读书识字。贺龙还经常进入车间视察，一次聂左权请贺龙和工厂职工合影照相，有个学徒叫刘学雁，是搞洗染的，赤脚光头从车间里跑来照相。聂左权很不高兴地指责说：“同镇座照相，你赤脚光头象什么样子！”让他赶紧回去，穿好衣服鞋子再来。贺龙大不以为然，他把刘学雁喊到身边，又对聂左权说：“我刚跟你说过要注意平等嘛，怎么就忘了?象这样照相有什么不好的?这才是真正的‘平民工厂’嘛!” 兴  办  教  育   贺龙在澧州担任镇守使期间，极力主张兴学重教，开启民智。兴学堂，强师资，抓投入，为后来属地教育事业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他对教育事业的贡献广为乡里称颂。贺龙幼年读书不多，时刻都感到遗憾，当他事业上稍有建树时，便对文化人、教育界人士和教育事业就十分重视。早在1918年，贺龙担任营长驻守桃源县的时候，思想开明的桃源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彭施涤，以湘西政治摇篮闻名的省立二师校长田佐汉、陈伯陶和信仰马列主义的方汉儒等等都是贺龙的座上宾。不久贺龙率全营驻守桑植县的时候，又亲自聘请师范毕业生廖茂才担任文化教官，请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肖珍元讲时事。1922年，贺龙率军人川担任旅长进驻川东彭水县时，就亲自召集县长、县教育科长等议决兴办女子小学堂，大兴女子读书的风气，扫除轻视女性的封建流毒。贺龙带头为兴办学校捐了大洋400元。这次担任澧州镇守使后，贺龙还把发展教育事业摆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他指出，“教育是开发民智的根本。现在的学校不能不整顿，如果高小毕业生和初中开学考试会推光头，这样的学校简直等于零。”他提出了三项整顿教育的意见：第一，“严格选择教员，免误青年”；第二，学风不正，“皆因校长因循所致，对校长尤须严格考查”；第三，“教育经费之困难，大都由专管人员亏空。以后对于亏空学款，无论何人，逃往何处，须通缉严办追缴，若发生障碍，尤当负完全责任。”对贪污教育经费的澧县劝学所长李原采进行查办。他还派熟悉教育的贺寿文专程下乡视察县属各校，进行整顿，又雷厉风行地为各学校追缴回亏欠的经费2100串钱补发给各校。他自己还多次向一些学校捐款，参加学校活动，并安排妻子黄慧芸担任九澧联中校长，自己担任名誉校长。短短一段时间，使澧州七县的教育事业面貌一新。贺龙重视教育，提出办好学校要抓住师资、领导、经费三个关键，即使在今天也是很深刻，很切中要害的。而贺龙当时才29岁。注重教育，热心尊重团结知识分子，实际上成为贺龙毕生的特色之一。 智胜“洋大人”   “拐哒，出事啦，出事啦!”1925年5月的一天，贺龙的高个子从兵①贺士竹，神色慌张地跑进了澧州镇守使署衙门，他边跑边喊，一把推开贺龙的房门，气喘吁吁地说：“镇守使，不好啦，屈子云、屈云甫、屈军伢子几个从兵，在津市打死外国人啦。”   在那种年月，打死外国人还得了吗?听到这个消息，正同贺龙在房间里议事的署衙官员们马上追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赶快说清楚。”贺士竹定了定神，继续说：“昨天，屈子云他们在津市街头闲逛，看到几个德国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私卖枪枝、弹药，扰乱社会治安，就走上前去制止。谁知那几个洋鬼子态度蛮横，不服管教，还掏枪要动武。屈子云手疾眼快，一枪把那个要开枪的鬼子送回了‘老家’，没收了他们的枪枝、子弹，剩下的几个鬼子跑回去报告了他们的主子。听说，德国领事非常恼火，要到澧州来找贺镇守使问罪呢。”   听了事情的经过。在场的官员都咂着嘴说“不好办。”秘书长严仁珊尤其感到事态严重，他忧心忡忡地对贺龙说：“镇守使，这一回你可要倒大霉啦。在你的管区里发生了国际人命案子，就是不杀你的头，也得罢你的官。”另一个人说：“就是嘛，辰州教案发生后，清朝政府不是杀了一个正将两个副将，还割地赔款，立了石碑吗?”   大家都为贺龙面临的危险捏着一把汗。可是，贺龙却谈笑风生，满不在乎，他询问了几个细节以后，笑嘻嘻地把严仁珊叫到身旁，如此这般地小声合计了一阵，又嘱咐副官们：“把屈子云几个人马上给我保护起来，泡把天①内不准走出营房。”说罢，转身回内室休息去了。   第二天，德国领事果然坐着四人抬的轿子，带着随员，气势汹汹地问罪来了。到了衙前，他昂首下轿，大摇大摆地走上石阶，递上名片，强烈要求贺镇守使马上接见。看来，一场难于应付的外交官司已经无法避免了。    贺龙听说德国领事来了，下令说：“打开中门，有请贵宾。”    那位“洋大人”，有四十多岁，挺胸腆肚地走进中堂，他看见贺镇守使已端坐堂中，并未下座出迎，心里便老大的不高兴。再定睛一看，这位镇守使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就更加瞧不起了。双方寒暄了几句以后，贺龙说：“领事先生今日驾临敝署，请问有何见教啊?”    德国领事趾高气扬，以教训的口吻说：“镇守使阁下，你是澧州的最高长官，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可是，现在在你的管区内，你的部下，竟敢枪杀我国侨民。你知道自己的责任吗?你知道应当怎样处理才能了结这件事情吗?”    贺龙故作惊讶地说：“哎呀，有这等严重的事，本镇守使确实还不知道，请领事先生说给我听。”这个领事估计，贺龙这个镇守使同他见过的许多中国官吏不会有什么两样，在外国人面前是会俯首听命的，于是滔滔不绝地把事情说了一遍，最后，提出了缉拿凶手、赔偿损失的狂妄要求。    贺龙装出很震惊的样子，说：“啊，真发生了这样重大的案子，那是一定要严肃处理的。不过，为了证据确凿和便于赔偿起见，请领事先生把死者的姓名、国籍和他所失去的物品开出详细清单。”    德国领事以为这个中国官员已经被他征服了，就接过纸笔，当场刷刷地开出了清单，递给了贺龙。    贺龙接过一看，“洋大人”在死者的名字后面写上了“德国人”，在失去的物品里写上了枪枝、子弹，而且数量写得比实际多得多，便满意地点头说：“清楚了。”又请德国领事在上面签上名字。然后，他站起身来，猛地一拍条案，声色俱厉地训斥道：“本官以为贵国人士来我国，是传播文化，文明经商的，谁知你们竟私贩军火，危害治安，助长中国内战。现在，凭证在我手里，要严惩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你们犯了杀头之罪，死了的人咎由自取，在逃的人要缉拿归案……”    这一手，可把“洋大人”整住了，他张口结舌，呆若木鸡。直到这时，他才知道自己已经败在了这个年轻的镇守使手下，后悔不该开清单。他懊丧地叹了口气，连说几遍“以后再谈”“以后再谈”，随即狼狈不堪地转身退出了镇守使署溜走，从此再也不敢登门闹事了。    “洋大人”逃走后，镇守使署的官员、士兵捧腹大笑。秘书长严仁珊逢人便讲：“咱们的镇守使有胆有识，高明，高明！” 整  肃  军  纪    贺龙部队素有“贺家军”之称，民谣说：“贺龙与贺英拉起贺家军。贺家军胜过岳家军，不拿百姓一只针。打富济贫为穷人，起更摸黑投光明。”因而他们遵循自古就有“打虎全靠亲兄弟，上阵更须父子兵”的传统。   贺龙家族人中的子弟，好多人都是从当兵开始，经过战功或培训，升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和团长的大有人在。但这些都是按各人军功和能力而提升的，而不是按家庭内的尊卑长幼来论资排辈。于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有趣的矛盾：与贺龙同辈当连长的贺佩卿等十数人，还有的是才当连长的，每天早晚要向侄儿辈中当营长的贺桂如等喊报告，行军礼。长辈们思想转不过弯子。有次，叔叔辈的贺佩卿连长，因出操行动稍迟，被侄子辈的贺桂如营长当面训斥。贺佩卿摆出叔父大人的资格，当面与侄儿顶撞，回身就喊口令，解散了队伍。叔侄二人，连长营长都各怀委屈，跑到司令部找贺龙评理。恰好医官贺勋臣也在座，贺勋臣高贺龙一辈，他也说：“云卿!你这个家怎么当的?非要把叔伯老子放到侄儿孙手下当兵。这天天下操站队，喊报告，敬军礼，那不是乱了辈吗?”    贺龙手握烟斗，眯起眼笑着对他说：“勋大叔，你这个医官还不是归我这个侄儿管吗?我们今天是出门带兵，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军有军纪嘛!”    贺勋臣听了，不再作声了。    贺龙回过头来，严肃地问贺佩卿：“你是军人还是老百姓?”   “报告司令!我贺佩卿是军人!”他马上承认错误，“我错了，要改正!”    贺龙说：“承认错了，也是好事。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下级服从上级，平官服从长官，叔伯大爷也要服从侄儿侄孙，没有军纪，那不是乱了套吗?今后规定，上级对下级叫名字，下级对上级称职务。有不服气的，来找我!”说着，一声令下，“来人!”贺佩卿被架出去尝了军棍。他从此也深受教育，有很大转变。直到后来在红军队伍里，贺桂如升任主力精锐一团团长；贺佩卿习‘由营长升任警卫团长。    贺龙任人不唯亲唯尊，而是任人唯贤唯能。论功提拔，量才诠用的作法，使部队得到坚持巩固，并形成传统，为人称道，部队军事素质也大为提高。不久，建国联军前敌总司令熊克武，带着大批礼品，犒赏将士，专程到津澧检阅部队。称赞贺龙部队；“师次津澧，秣兵厉马，士气益励，堪称表率……” 支持商民爱国    1925年6月以来，津市商民拒绝为日本货轮“戴生昌号”装运货物。    日本领事馆硬说是由于驻津市最高军事机关刘超雄团部不许该地各商号将货物发载而造成的，并把违反“通商条约”和没“保护外侨”的两大顶“洋帽子”恶狠狠地向时任澧州镇守使的贺龙扣来!一向在帝国主义面前卑躬屈膝、唯命是从的赵恒惕命令贺龙查处。8月中旬，贺部接赵恒惕赵字第七十三号训令。驻湘日领事缄开：日商船戴生昌号，自本年6月以来，从汉口起点经沅江至常德之间拖船运货。乃至最近，驻津市最高军事机关刘超雄团长，命令该地商号嗣后不准将货物装戴生昌汽船，违者处罚并没收货物等语。急令贺龙查明禁止，毋稍松懈等情。贺龙接到电文后反把一份怒斥日商的电文回复给赵恒惕：“遵即派员前往津市实地调查，旋据复称，津市自青沪案件发生(指五卅运动)，人民过于义愤，莫不提倡国货，为合轨之自动。致该日商戴生昌号往来各埠拖船、运货之汽船，毫无主顾，营业上深感滞碍，自系实情。刘团长因搭船运货，系出商民之自由，并无越轨之行为，不便强加干涉。”致于刘团长是否命令该地各商号，嗣后不许将货物装载戴生昌汽船一事指出：“经遍询津市各商家，佥谓并未奉有此项命令，显系戴生昌捏词报告。”贺龙在复电据理驳斥说：“该日商戴生昌因无顾主以致营业滞碍与刘团长何干?乃捏词蒙混，无非希图假仗军力以压迫商民，实系节外生枝，无理取闹，务请钧座严词驳复。”贺龙的复电，义正词严，掷地有声，驳得赵恒惕气急败坏，恼羞成怒，大骂贺龙“无法无天!反了!反了!”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洋  狗  事  件    1925年贺龙进驻澧州不久，就碰上一个“洋狗事件”。澧州天主教堂洋人传教士养了一条凶恶的大狼狗，这狗仗人势，常咬伤过往行人。有天，一群中学生专门守候着，当恶狗又猛扑出来咬人时，他们簇拥而上，一顿乱棒，将狗打死示众。传教士出来骂人，要捉拿“凶手”。消息传开后，几百名学生结队在教堂门口示威高呼：“这是中国的领土，不准外国人狗横行霸道!”一时之间，中小学生和市民也来围观助威。传教士见势不妙，转身闭门不出，第二天就带着一包银元，直奔镇守使署而来，他满以为现任镇守使贺龙和前任唐荣阳一样，见钱就会替他办事的。谁知贺龙不买他的帐。贺龙拿起银元掂了掂，冷眼笑道：“银元嘛，倒不算少哇，可惜，你拜菩萨投错了庙!”随手把那包银元丢到地上，愤怒地说：“请你出去!我还有公事。”传教士见状，吓得拣起银元，直往后退，像小猫一样溜走了。临出门时，还回过头来连说两声：“抗议，抗议”。贺龙轻蔑地说：“随你抗到哪里，反正我贺龙这里没有打狗抵命、赔礼罚款这一说!”捐屋建校    1925年夏，贺龙回桑植在洪家关老家住了几天。他家的房子，早被当地反动派勾结“神兵”烧毁。他父亲在世时，就着手修建新屋。老人和十三岁的小兄弟惨遭杀害后，他的后娘在一个军需的支持下，背着他，大兴土木，修建了一栋木石结构的大屋。在那些传统式的湘西木屋丛中，真是鹤立鸡群!为了修建这栋大屋，动用了当地很多民佚，砍了不少树。贺龙回乡时，这栋房子的屋架刚刚修好，但除少数几间住房外，多数住房还只是一个空架子。贺龙走到这栋大屋跟前一看，立刻发了脾气，当场对乡亲说：“不要听她(指后娘)摆弄。你们大家看看，左邻右舍，对门对户这些茅草木屋，单单我家修一栋大殿，还不是成心叫人骂我嘛!”他断然下令，不准再修!有人劝他说，既然大架已定，就装配起来吧。贺龙说：“不要修了，让它空着，让来往赶场的人躲躲雨吧。”     回到澧州，他把暗中搞钱，给他家修屋的那个军需找来，当着全体副官人员的面，训斥了一顿。贺龙说：“你们偷偷搞钱给我家修屋，这是拆我的台呀!我常讲：我们队伍上办事，不能惊扰百姓。往常我赶骡子时就晓得，跑遍天下不亏店家。我们带队伍，只能让一家哭，不能讨千家怨。今后，凡是团体上的钱，要用在团体上，不准为我私人用，更不准为我修房子。”他反反复复地解释说：“修房子没有用处，修房子不如多买点枪杆子。有了枪杆子，我们可以打倒列强和军阀，队伍开到哪里也都有房子住。如果枪杆子丢了，你修的房子再大，也是给别人修的!”从此，他的这栋大屋架，长期空着没有装修。三年以后，他和周逸群同志回到故乡，主动把家里堆放的砖瓦、木料等送给了当地的穷苦农民。这栋大屋，后来又被国民党反动派拆毁焚烧了，只剩下一点残垣断壁。    全国解放后，贺龙同志谈到这栋房子时说：“你们如果要修，就修一栋学校吧，让后代子孙好好读书学习。”这就是今天洪家关那所引入注目的、全县重点中学之一洪家关中学的由来。 为  民  除  害    1925年夏天，贺龙率部进剿唐荣阳残部途中，曾顺路回到老家桑植。他自从举起讨袁护国的义旗以来，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家乡了。这次回家，乡亲们奔走相告，许多人云集路旁，列队相迎。贺龙坐着轿子，警卫营前簇后拥，军乐队吹吹打打，队伍前面有四面大旗，迎风招展，上面写着耀眼的“贺”字，威风凛凛。但他来到县城外五里桥时，看到路旁的乡亲们就快步下轿步行，同乡亲们边走边打招呼。乡亲们一拥而上，有的老人抚摸着他的军装，有的拉着他的手，亲切问候。贺龙同他们说说笑笑，走进了县城。这时，城里迎接的人更多，街道两边组成厚厚的人墙。欢呼声此起彼落，鞭炮声震耳欲聋。贺龙住在县城书院，当时求见的人很多，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有来话旧的，也有诉说官匪骚扰之情的，贺龙都一一盛情接待。从父老乡亲的告发中，贺龙了解到桑植守军中有个连长叫王柏柱，仗势欺人，横行乡里。贺龙命令随行卫队将他拿下，又经审讯，核实无误后，当天下午在县城校场坪公审处决。贺龙在大会上讲话说：“父老乡亲们，王柏柱这个家伙不是好东西，我到四川后，他以为天下没有人管他了，到处作恶，把老百姓害得好苦。正像你们告状所说的，他刮尽地皮，把桑植搞得天高三尺。今天杀了他，就是为民除害。”    杀一儆百，扶正祛邪，百姓称快。县城有个叫袁礼门的老秀才，特地为贺龙送了一幅对联：    云程万里，名贯九州，自湘西开辟以来，超古越今唯老贺；    青史千年，芳留百代，当锦城转战之际，歼旗斩俘似生龙。举兵北伐 收  复  津  澧    1926年6月，贺龙率部回湘，进驻沅陵后，派高参鲍君勉赴粤请命北伐。    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前夕，湖南唐生智举兵北伐，贺龙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贺任师长兼湘西镇守使。不久，黔军袁祖铭请求广东国民政府收容，经吴玉章接洽，委任为国民革命军左翼总指挥，彭汉章、王天培分任第九、第十军军长。贺龙改任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当时，北伐军总部交给左翼部队的主要任务是：进攻鄂西，箝制长江上游之敌，配合中路军会师武汉。这样从军事上可以切断北洋军阀吴佩孚与川军的勾联，巩固九澧及洞庭湖到湘中的后方兵源及财源基地。7月中、下旬，北伐军总部几次电催袁等迅速进兵常澧，然而这三人仍按兵不举。于是唐生智、李宗仁遂电令贺龙“先进”，文曰：“……迅速联络黔军，先进常德，再攻澧州，准备向鄂西出动，以动摇荆沙之敌，保证北伐军西侧安全。”8月3日，贺龙率部进占常德，8月6日，北伐军总司令部再次电令左翼军，迅速集中于津市、澧县，“与前线部队叨取联系，以便会攻武汉”。然而左翼军总指挥袁祖铭仍然坐观时变，彭汉章与王天培也在湘西按兵不动。贺龙为推动他们迅速北伐，于8月10日，主动联络在常德的师长杨其昌、毛鸿翔，公开代表当时并未到达常德的军长彭汉章发表讨吴通电。电文如下：    “国步艰难，中原板荡，一夫肆虐，举国罹殃。……吴贼佩孚，实尸具咎!……汉章等夙隶党籍，早具决心，为民众争人格，为国家伸正气，誓不与祸国殃民之吴贼共戴天日!汉章等不才，愿负前弩，剑及履及，毅然决然，神与电驰，义无反顾，敬布腹心，诸维谅察。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彭汉章，师长贺龙、杨其昌、毛鸿翔率全军官佐士兵同叩。”    是日，贺龙等率师北伐，从慈利、石门、临澧分三路出兵，向澧州包剿。时澧州守敌有北军贺耀祖、唐献两部，另有王都庆师。8月11日，贺龙所部二旅贺敦武率二、四两团，先发制人，将北军贺耀祖和阎得胜部击退，进驻临澧。16日，贺龙指挥人马在赵家渡击溃贺耀祖师的一个团和鄂军一个营。18日，前敌总指挥部电示贺龙：   “此次我兄以少克众，使慌张之寇，望风披靡，为党国忠勇可钦……中央方面配署就绪，已于本日开始攻击。”    19日，北伐军分三路向吴佩孚发动总攻击。袁祖铭依然在贵州按兵不动，九军彭汉章、十军王天培还在湘西途中。贺龙眼见左翼群龙无首，不能协同中路作战，一面命令副师长王操如率部前进，扫清贺耀祖在羊毛滩的障碍外，又主动联络杨其昌致电蒋介石，要求已派前来的党代表吕超暂代北伐军左翼总指挥一职，以便统一指挥；8月20日，蒋介石采纳贺龙建议，命令吕超前往常代行左翼前敌总指挥之职。贺龙又致电蒋介石说：“职对于革命工作，秉承硕尽，酌其形势，正商请(八军)周(斓)师长分别驻常德，巩固后方……一切妥贴，职即躬赴前线，暂于最短期间收复津澧，以慰期望。”     24日，蒋介石电令贺龙进攻津市、澧州，夺取荆沙：“常德。军。探送第九军贺师长览：梗电悉。亲赴前方督战，具见爱国热忱。惟中央军已于养日克岳州、通城，出羊楼司，向蒲圻追击前进，武汉旦夕可下，望速攻津澧，占取荆沙，早定鄂局为要。总司令蒋。敬亥。”    贺龙接电，即下令攻打慈利，逼迫北军向澧水北岸溃逃。既之又催动人马从慈利、临澧多头并进，杀向津市、澧州。鄂军王都庆自知不敌，遂饬所部于8月29日将军用物资先行撤回下河，乃向公安、沙市退兵。此时澧水一线仅有贺耀祖师固守石门夹山，眼看贺龙兵临城下，贺耀祖见外遇强敌，后防空虚，遂托乡友谢觉斋向北伐军总部请编，又派参谋长毛炳文向贺龙求和免战。8月26日，贺耀祖宣布倒戈，北伐军总司令部任命贺耀祖为独立第二师师长。同日，蒋介石再促袁祖铭、彭汉章、王天培迅速行动。29日，蒋介石电奖贺龙击破慈利、石门之敌。30日，蒋介石致电吕超，对贺龙部再奖：“常德。吕党代表汉群兄鉴：宥电悉。贺师长努力杀贼，殊堪嘉许。子弹曾有令长沙陆处长拨给五万发。常德方面，已令唐总指挥电令教导师拨兵，前来增防矣。我中央军今晨已将敌之贺胜桥最后防线击破，武昌在望，旦暮可达。望鼓舞前敌将士，迅出荆沙，早定鄂局为盼。中正。全酉于咸宁。”当北伐军第四、七两军于贺胜桥与吴军主力激战之际，贺龙进兵津澧，9月2日下午7时，贺龙进入澧城。国民党澧县党部及地方公法团体各代表率队到西门外欢迎。贺龙将该师司令部设县中学内。他全力支持澧州革命组织的建立和发展。通令所部发动群众，开展工人、农民运动，支援北伐战争。    9月初，鉴于北伐战事紧急，而左翼将领大部还在湘黔边境，贺龙主动邀请在澧州的杨其昌、贺耀祖两师部队，召开左翼北伐军誓师大会。贺龙在大会上说：“今天承蒙各界同胞同志的欢迎，非常感谢。但是，此次北伐，完全是为我们民众解除痛苦，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军阀，实行三民主义与军民合作，我们军队不日直下荆沙，会师武汉，不获全胜，决不转身。”于是掌声如雷，人群中有人高呼“贺师长万岁”。 寻找共产党    9月13日上午，北伐先遣部队贺龙部第一旅第七团行抵澧县顺林驿时，与敌军王都庆部阎团接火，激战数小时，敌势不支，纷纷溃退。9月17日，贺龙师长由澧赴前线指挥作战，率部进攻鄂西。    此前，贺龙还热烈地欢迎了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共产党员周逸群为队长的宣传队。这批宣传队员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贺龙曾两次率队进驻周逸群的家乡贵州铜仁县，还收到过周逸群寄来的黄埔军校的材料，对周逸群和他的家庭有所了解。周逸群对贺龙的印象很深，听过很多关于贺龙的传说。他觉得，到这样一位农民英雄领导下的部队开展工作，困难是不会很大的，关键是如何使贺龙本人由自发的革命上升到自觉革命。这次相见双方都可以说是期盼已久，当然分外亲切。事实上，他们在后来的斗争岁月里长期互相砥砺，患难与共，成为革命队伍中堪称模范的挚友。    贺龙带着师部的军官们欢迎周逸群。周逸群对贺龙说：“贺师长，我叫周逸群，是总政治部邓演达主任派来贵师的……。”贺龙亲切地对周逸群说：“周先生，想不到在这里相会!”周逸群有些诧异地问：“贺师长，您认识我?”贺龙说：“久闻您的大名，半年前，我们驻在你老家铜仁，司令部就设在你二伯院子里。我看过你寄回来的许多报纸书刊，知道你是共产党员，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主席，周恩来先生的得力助手……。”他们虽然人未见面，其实心早已相通了。     原来，由于唐生智、王天培、彭汉章部明争暗斗，导致贺龙部队饷械供应发生困难，因而使他苦于寻找出路。1926年9月《颜昌颐报告湘鄂情形》中说：“湘西方面军事情形，湘方面有九军彭汉章、十军王天培及贺龙三部，贺龙名虽隶于彭实不受彭指挥，比较最有战斗力的当以贺龙部为好。他有兵2万余人，有枪1万余支，能用者7千多支，其部下皆能受贺指挥。贺兵虽多土匪而现在的纪律较王、彭部为好，不乱拉佚，不乱筹饷。王、彭各有三师，彭部只杨其昌一师较有战斗力，王天培部却亦只一师能战……，彭极力拉拢杨其昌以对付贺龙。王天培却想拉拢贺龙，来解决彭汉章……。贺龙近颇感于自己之孤立，饷械之无着，拟离开九军另找出路，近派其秘书严仁珊出来活动，严到长沙由某位同志与之接洽，探其口气，拟劝之投蒋。贺与唐生智过去关系不好，亦兄有投蒋可望得饷械之接济。”在这期间，国民党右派势力拉拢贺龙，共产党也争取贺龙，听哪个党的，走哪条路，贺龙干脆把两方面的代表一起请到家里设宴，让他们各自发表对时局和国家前途的见解。出身贫苦，扎根群众而又东奔西走向往社会主义的贺龙，被共产党代表的话吸引住了。他说：“我贺龙是从枪杆子爬出来的，是个直筒筒，我觉得实在是共产党的理论对!”他拥护共产党的政策，欢迎共产党人到他部队中工作。对于周逸群的到来，他喜出望外，他对周逸群说：“我想党、盼党，你来得太好啊!”第二天，他请周逸群从广东多要些人帮助他改造部队，并再三要求周逸群他们留在一师工作。周逸群请示党组织同意后，接受了贺龙的要求，就任一师政治部主任。周逸群十分理解贺龙渴求真理的急切心情，主张自己培养人才。贺龙肯定了周逸群的建议，决定开办政治讲习所。周逸群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北伐的意义、任务以及革命的前景，贺龙聚精会神地听着，夜深了，仍毫无倦意，不断地赞许说：“人才，人才，共产党就是有人才啊!”    次日黄昏，周逸群又同贺龙交谈，他从马、恩、列、斯的革命生涯，谈到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俄国十月革命谈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贺龙的教育启发很大。贺龙后来回忆说：“第三天，我就和周逸群说，我要参加共产党。”周说：“共产党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件，一定有人找你。” 创办澧州政治讲习所    接着，他们详细地谈到改造部队的问题。周逸群说：“改造部队靠广东派干部来是不行的，要自己找一部分学生，从部队中派一部分干部进行学习训练，培养改造部队的干部。”贺龙完全同意周逸群的意见，并要周逸群担任政治讲习所所长。    随即公开张榜招收学员，在招生广告上还写上所长周逸群的名字，并对报名的青年统一考试，考试科目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后来张贴取录名单时，所长改为严仁珊，也许是他曾任过铜仁裕黔公司总经理的缘故。此时，周逸群亲赴各县，主持宣传组织工作，由于政治鼓动工作做得好，以出入意料的速度完成了招收新兵3千多人的任务。贺龙十分赞赏地说：“了不起的成绩，过去军阀招兵一靠票子，二靠绳子．现在我们招兵讲革命道理，一个钱不花，农友就把年轻力壮的子弟送来了，政治工作太重要了。”     9月19、20日，留在常德作为“后防”的部队，由严仁珊带领完全开赴澧州，这次赴澧州的士兵就是招收的学员。澧县贵立功、杨煦坤、黄文亚等一批共产党员也在其中。讲习所由刘达五任处长，贺澍任总教官，共产党员林庸、许蕴石任科长，苏维埃俄国中山大学毕业的李济琛、中共湘区委员陈昌甫、李子骥，原湖南省工会副主席兼工人纠察队队长武文元以及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委员的夏曦等担任政治教官，军事教官是共产党员张子清，他后来在随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斗争中多有贡献。张子清上课时公开宣布：“我教的军事课程，如果你们回到部队用不上，可以写信骂我的娘。如果你们在这里学习不及格，那就莫怪我姓张的不批准你们毕业。”担任军事教官的还有澧县籍共产党员、黄埔毕业生郝尔琛、郝白水等(郝白水后叛变)。庹庶务任武术教官。大约在9月25日前，政治讲习所就正式开学了。讲习所的全称是“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政治讲习所”。所址设在文庙。    讲习所的训练计划是由周逸群、刘达五两人共同拟定的。这个计划遭到参谋长陈图南的否定。为了询问其原因，周、刘二人只好一道去见陈图南。陈当面反对，不同意训练计划中每天安排一堂政治课，他说：“战争迫在眉睫，整天的时间，无论在操场野外，全都要用在军事上去。”周逸群却坚持政治课非上不可，心平气静地申述了许多理由。陈图南听后，没有好气地说：“我不听你这一套。”    于是，周逸群与陈图南之间展开了面对面的交锋。他们各执一端，雌雄难辨。刘达五便请贺龙裁决，贺龙听了双方意见之后，毫不含糊地支持周逸群和刘达五拟定的训练计划。他说：“正是因为马上打仗，时间不多，这就要向士兵讲清楚为什么要打仗，为什么要北伐，为什么要革命，士兵觉悟了，打起仗来才会拼命，要是不晓得为什么要打仗，本事再大又有什么用处呢?有人认为，我不喜欢政治工作，错了!我贺龙光杆一条，为什么会拖起这么多人来?就因为我讲了政治，能够唤起民众。陈参谋长，孙中山先生不是说必须唤起民众吗?”    陈图南听完贺龙这一番话，申辩说：“我并不反对唤起民众，我反对的是利用政治课来……高谈阔论。”当时，他大概想说“来宣传共产主义”，但又觉得这样说不妥当，才改口了。贺龙说：“这就是另一个问题，是怎样上政治课的问题。好了，政治课要上，这就定下来，周主任要去上，陈参谋长也要去上，你们一个星期至少去上一次，我也来给你们当学生，要是有时间，我也去讲讲。”接着，贺龙对军事训练方面，如何针对战争的需要，作了一些具体指示。陈图南虽然老气横秋，盛气凌人，但是在贺龙面前却从来不敢放肆，这一次遭到难堪，只好强压怒火，不再说什么。这样，训练完全按计划进行了。    政治讲习所训练处设在文庙考棚，训练处主要负责学员的政治教学和军事训练。政治课讲授的内容有：《中山主义大纲》、《社会主义大纲》、《(资本论)入门》、《世界革命史》，还有毛泽东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周恩来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武力与民众》等等。     军事课程有小教程，包括《步兵操典》、《阵中要务令》、《射击教程》。大教程包括战略、战术、战斗指挥，步、骑、炮、工各兵种协同作战以及防空、兵器、修筑掩体等。还有操场式教程、野外演习、实弹射击、夜间紧急集合等训练。     每天除六小时政治、军事课外，晚饭后还开展文娱活动，教唱《工农大联合》、《打倒列强除军阀》、《少年先锋》歌等。《少年先锋》歌由周逸群教唱。晚上，他们还经常开讨论会，每周一至二次民主生活会，检查军容风纪，有时还上街开展宣传活动。    当时，每星期安排两次大演讲，主讲人分别由周逸群主任和陈图南参谋长担任。陈图南自称反对高谈阔论，可是上政治课高谈阔论的却是他自己。他讲的题目是《总理遗教》，说的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他确实能说会道，口若悬河。然而，言者谆谆，听者渺渺，学员们不知所云，他还要每个军官和士兵，必须背诵《总理遗嘱》，是半文半白的，多数士兵不能理解，读了老是记不住。    周逸群讲的内容完全不同，他讲的是工人、农民生活的贫困，国家、民族的灾难，他从分析贫困和灾难的根源人手，谈到广东、湖南群众运动，北伐战争的形势，以及俄国革命。每次讲演，总是讲得那么具体、通俗、生动，场上气氛十分活跃，使学员们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贺龙除有要事处理外，也常到文庙来听讲，他每当听陈图南讲演的时候，态度总是那么严肃，一言不发。而在听周逸群讲演的时候，显然被所讲的内容吸引住了，还常常站起来用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事例说段插曲，或补充，或论证，谈笑风生，气氛极为活跃。    贺龙也非常关心这批学员的军事训练，无论在操场上，还是在野外，时常能看到他的身影。当时，武器不足，一个班只发几条破枪，轮流使用。一次，贺龙在训练场上说道：“我们不向别人伸手要，北洋兵有的是枪，有本事的就从敌人那里去夺过来，现在，就要练好这个本事。”这里所说的“不向别人伸手要”，就是指的蒋介石、唐生智、王天培、彭汉章等。    贺龙在周逸群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所部各级相应地建立了政治机关。各旅、团、营、连也都定编配备了政治工作人员。各连还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党也在贺龙所部的营、连军官和士兵中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建立起不公开的支部。贺龙的骁将，号称“豹子营”营长的罗忠义，就是第一个由周逸群介绍参加共产党的。他随贺龙多年，为表示忠于贺龙才改名为忠义的。这次为要入党，事先还去向贺龙请示问可不可以参加。贺龙高兴地说：“好得很，赶快参加。我还要参加呢厂不久，贺龙所部营长罗统一、王炳南、贺桂如等先后加入了共产党。他们后来都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开辟湘鄂西苏区的斗争，为革命都作出很大贡献，有的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攻  克  荆  州     接着，贺龙率部北伐，不久占领公安。然而部队遭到两倍于我的敌军的反扑，这时，贺耀祖部已调走，只剩贺龙、杨其昌两师部队。他们分路进攻，并肩苦战，经过五天五夜激战，终于攻克荆州、沙市，歼敌师长王都庆以下三千余人，迫使敌军师长卢金山求降。此役使依附于吴佩孚的杨森的川军无法向岳阳进犯，粉碎了吴佩孚截断武汉周围北伐中央军后路的阴谋。    左翼第十军军长王天培见贺龙等部连连获捷，遂驱动人马大进。不久，王天培在公安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贺龙防地交王天培第十军接防，贺龙人马驻石首，接着回师澧州，休整近两月。12月，贺龙挥师鄂西，先后占领松滋、枝江、巴东。17日，占领鄂西重镇宜昌，歼灭了吴佩孚在长江上游的主力，实现了他不拿下荆州决不转身的誓言。此役缴获枪支3000多。贺龙乘胜壮大队伍，成为拥有五旅十五团两万余人的左翼劲旅。    贺龙师自7月中旬至12月下旬参加北伐左翼军的作战，牵制吴佩孚在湘西的20余个团和鄂西的8万余兵力，共计打死打伤俘敌官兵近万人，自身伤亡2000余人，其中团以下军官牺牲三分之二，为北伐左翼战场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  建立新型官兵关系     公安、荆州之战后，伤病员增多。而澧州政治讲习所里，学员们的学习和生活也非常艰苦。经费缺乏，学员们大多是穿着夹衣过冬，每个班只有两三条军毯。开始，没有教室，学员们就站在操坪上听课。后来，大家找了一些木板砖头，添置了四个人同坐的长课桌，夜间自习用煤油灯。9月底，传来第一师在公安县黄金口打仗的消息，战斗十分激烈。学员连连长郝尔琛给大家宣讲前方士兵的英勇事迹。他说：“有的士兵被敌人打断了双手，仍然勇往直前，使顽敌丧胆，士兵们为什么这么勇敢呢?因为他们在家里饥寒交迫，无法生存才来参加革命的，士兵们都把部队看成是自己的家，所以打起仗来前仆后继，视死如归。”    每逢节日，学员们还自编自演一些革命新剧。为了解决开展文艺活动的经费，政治讲习所在学员中组织募捐。一次，贺龙也在募捐簿上写“贺龙捐洋十元整。”10月10日那天，演出了革命新剧，夜晚还举行了提灯游行晚会。    宜昌战役的捷报传来，学员们个个兴高采烈。1927年元旦之际，在文庙正殿的大柱上，贴了一幅对联，上书“扬子江头传战绩，多安桥上送春来”，充分反映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政治讲习所里，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官兵关系，就是官与兵同。尤其是贺龙，对讲习所特别关心，每当战斗或工作间隙，总是来看望学员，与学员一起谈心、聊天。一次，几个学员在政治部过厅走廊的坐凳上交谈，其中一个学员发现贺龙走过来了，就喊了声“立正”的口令，他满面笑容的要大家坐下，亲切地询问学员的学习生活，问大家有什么要求。当时，有的要求发雨衣，有的要求发枪支，因为学员们发的是斗笠，下身常被下雨打湿。贺龙说：“形势是发展的，一切都会慢慢解决。”接着，又谈到他在贵州被军阀抓去坐牢的情景。他说：“土房狭窄，阴暗潮湿，不见天日，只有牢门上一个送饭的小铁窗通风透光，当时也曾灰心泄气。后来，看到土牢的缝隙里有蚂蚁爬进爬出，从而受到启发。我想，小小蚂蚁尚有出路，难道我贺云卿就没有出路?于是树立了革命信心。”最后贺龙拉着学员们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这支队伍是两把菜刀打出来的，能吃苦，又是爬山的‘佛爷’，如今又添了你们，就更加来劲了，好好干吧!”     11月中旬，贺龙指示结束训练所的训练工作，教官一律调用，所长由左翼宣传队副队长陈恭代理。这次终止讲习所训练的原因，除了前方战事紧张外，与党内有些同志不支持这一工作有很大关系。1926年11月9日颜昌颐在报告湘鄂情形时说道：“湘西北伐宣传队完全在贺处，贺在澧州设一政治讲习所已由我们同志为之开办。后又拟设一军事训练班，我们不赞成。复要设一学兵营，以周逸群同志为营长，亦不赞成，拟介绍他找邓演达要人去办。” 挥  师  武  汉    1927年1月，贺龙奉令自宜昌移驻枝江、松滋休整后，继续北伐。2月初，又开往汉口，师部驻汉口市大智门模范区。讲习所的学员们参观了汉阳兵工厂和武汉革命历史遗迹。部队驻汉口市东面刘家庙、湛家矶、阳逻、鄂城一带，第一团驻鄂城。    贺龙部经过几个月的补充和改造，特别是政治讲习所学员进入战斗部队，2月中旬正式脱离了第九军。但以反共著称的何键企图瓦解贺龙部队，后经武汉政府吴玉章调停，3月，武汉国民政府决定：一是取消第九军番号；二是属第九军之第一师改为直属总司令部的独立第十五师，任命贺龙为师长，拱卫武汉政府。后又在湖北鄂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直辖总部，周逸群任师政治部主任。1927年2月13日《大公报》报道的《贺龙部队全部人鄂》的消息中说：“贺龙部队现编为独立第十五师，直辖总部，现贺师长特令留驻九澧部队一律人鄂，开往前线，一面电呈总指挥。”    3月，讲习所学员集中在鄂城西山寒溪中学举行毕业典礼。会上，贺龙还亲自赠给每个学员一张照片，在照片反面亲笔题有“X X同志惠存”，并加盖了“贺云卿”印章。贺龙、周逸群两人分别给学员颁发了毕业证书和毕业证章。    不久，蒋介石派秘书长李仲公来武汉策反。李仲公在汉口刘湘宾馆宴请西南将领，并约贺龙当晚在其秘书长严仁珊家里打牌。贺龙断定李仲公无事不登三宝殿，表面虚以应酬。当他在严仁珊家里了解其来意后，贺龙果断地将李仲公押送武汉政府总部唐生智处理。 平息“闹饷事件”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贺师移往汉口，准备出兵北亡讨伐奉系军阀时，贺师内部又发生了“闹饷事件”。原来贺师内部以原参谋长陈图南为首的右派势力，与蒋介石秘密勾结，企图在部队出师河南前夕，首先秘密煽动驻扎：渣玑的第一团闹饷。他们扬言：“不发军饷，不上火车，谁亡火车就向谁开枪。’’由于反动气焰十分嚣张，贺龙率领卫队前往处理时，公然有人向贺龙打黑枪，幸好卫队及时掩护，贺龙才免遭意外。后来经贺龙和周逸群调查，是陈图南以“闹饷’’为名，准备把部队拉向南京。贺龙查明情况，周逸群及时通过武汉公安局局长、共产党员吴德峰，果断地将陈图南等人处决。当时逃跑的机枪营营长陈策勋，后来在给蒋介石的“快邮代电”中称，“贺龙盘据鄂城，勾结共党凶徒，谋一举而颠覆党国，兽化吾人。策勋私窥其隐，比与陈佑卿、刘锦勋等弃而违之。”这些惊心动魄的事件表明，贺龙已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了。    澧州政治讲习所学员到鄂城结业了，它的历史功绩是永存的。它收编和消灭了不少杂色部队，贺龙在澧州开办政治讲习所后，接着就以各种方式说服湘西境内的杂色部队，并一律集中在澧县改编，参加北伐，如有违抗，即令剿办。这样，既减轻了地方负担，安定了社会，又加强了北伐兵力。贺龙对这些武装首先考察品德好坏及军政素质优劣，然后分别编遣、改造。当时，大庸县有个号称司令的周朝武(绰号周铁鞭)和他驻在澧县的营长杨树藩，由于不服从改编即被缴械，并将杨枪决。许和钧觉得贺龙改编杂色部队，收缴流散枪支，对于安定地方秩序做了件大好事，于是写了一首长达42句的五言诗颂扬此事，诗今尤存。澧县革命运动蓬勃兴起    澧州政治讲习所给澧县革命运动带来了生机，各革命团体竞相成立，开展活动。9月11日成立了澧县女界联合会；9月26日成立了国民党澧县党部；接着，又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澧县特别支部。共青团以民校名义，组织反英示威运动，追悼北代阵亡将士，庆祝攻克武昌，每次到会者千人以上。10月中旬，澧县农协、工会、工人纠察队等组织先后成立。11月，经中共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同意，正式成立了中共澧县部委会(1927年中央八·七会议后改称县委会)。周逸群根据省地党组织的指示，指派北伐宣传队员杨杰卿任部委书记。到11月份，澧县已建区农协4个，乡农协16个。(至1927年马日事变止，全省农会会员达1000万人，而澧县则达20余万，成为全省农民运动最为高涨的县份之一)。工人纠察队有60余人，30条枪。还有梭标、马刀等兵器，队员全是各行业工人，白天劳动，晚上巡逻，维护秩序。11月30日，中共澧县部委，县农协和县总工会，在县城召开了“澧县工农庆祝大会”，祝贺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召开，并向省工农代表大会发出了贺电，表示竭诚拥护。12月1日，澧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长周荣森和澧县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杨鉴堂出席了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2日，澧县农协执行委员会代表詹骏良，代表全县农民向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再致贺电，寄予厚望。12月上旬，中共澧县部委和县农协执委为了加强对农运的领导，在全县范围内设了6个农协办事．处，并派共产党员为农运特派员分区指导。这些负责同志，都是在澧县革命运动史上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人物。12月14日上午，周荣森在省会长沙小东街省农会向全省农民代表介绍了澧县农民运动的经验，内容极为感人，受到中共湖南省委负责同志和主席团的一致好评。12月18日下午，杨鉴堂在长沙幻灯场向全省158名工人代表介绍了澧县工运发展情况，澧县从前并无工会组织，地方政治概为劣绅所包办，今年革命军兴起，11月12日遂正式成立总工会。     讲习所还在澧津一带为贺龙作战部队招收青年千余人，组织了一个补充团，给部队增添了新生力量。讲习所的学员在紧张的训练学习之余，也密切注视着北伐的进程和澧县革命运动的发展。以陈恭、夏曦等为代表的一些政治教官在宣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时候，也经常打听澧县学员的家庭和当地地主资本家和土匪恶霸坑害人民的情况。这些学员又把政治讲义之类托人带回家交给识字的人看，在农村和小集镇形成了强大的革命舆论。到1926年底，中共澧县部委便建立了渡口、大堰挡、澧兰、津市和县总工会5个党支部，共有党员147名。这年冬天，出任北三区团防总局长的共产党员邹资生，担任了永镇乡农民协会委员长。他为了保卫农民运动，把北三区80多人枪的团防队伍改编成农民自卫武装。几个月内就处决了6个劣绅，消灭了3股土匪，使得当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不寒而栗。 加强军队政治工作    澧州政治讲习所首先认识到政治工作在战时制敌的重要性。公安之战后，贺龙回到澧州谈到一些官兵拖枪逃跑时沉痛地说，“这个教训是很大的，它说明我们的政治工作做得差，上了一次当，学一次乖，要特别注意加强政治工作。”    攻打宜昌时就不同了，在布置作战方案时，陈图南参谋长宣布作战计划，周逸群向各团政治指导员布置了任务，作好战前动员与战地宣传，组织搞好后勤等等。这种做法在旧军队中是新鲜而少见的。宜昌之战，贺龙兵分两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人城中，师政治部和各团政工人员展开政治攻势，政治科长林空湘只带两个人去说服敌人，使敌方一个营放下武器投降了。后来，贺龙回忆说：“1926年打宜昌，卢金山的人比我们多，枪比我们好，我们一个师就把宜昌拿下来了，打得吴佩孚心惊胆战。政治工作确实出战斗力。”由于政治讲习所两千多名政工人员不断地充实到连队，队伍更加强大了。1927年4月，由于北方奉系军阀部队节节南下，威胁武汉政府安全，武汉政府决定二期北伐讨奉。贺龙在乎息了闹饷事件，清除了内部隐患，妥善解决了军饷问题之后，于4月下旬挥师北上。首先打开了武胜关的通道，肃清了京汉铁路两侧之敌。接着，于5月中旬突破沙河天险，星夜奇袭逍遥镇，取得了歼敌炮兵5个团3千余人的辉煌胜利。继而在岳飞大战金兀术的临颖小商桥浴血奋战，大败奉军，并于6月2日抵河南省会开封，与冯玉祥前锋部队会合。此次北伐讨奉，贺龙的独立师被当时军民举为“钢军”。武汉各大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独立十五师出奇制胜”、“战绩最大，声誉最高。”即使武汉政府主席汪精卫到前线后也不得不承认：“贺龙独立师战绩很大，伤亡不小。”由于贺龙北伐讨奉英勇善战，屡立战功，6月15日武汉政府决定，独立十五师扩师为军，任命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周逸群为军政治部主任。后来贺龙也认为澧州政治讲习所孕育了南昌起义的第二十军，为第二十军培养了800多名军政骨干，为我党建立自己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打下了一定的干部基础。贺龙、周逸群在部队中运用政治育人与克敌，不仅重视枪杆子，同时也注重抓思想政治工作，这是中国军队建设史上的创举。在以后的日子里，贺龙曾深有体会地说：“一支军队，如果没有很好的政治思想工作，没有扎扎实实的军事训练，单凭蛮干，迟早要碰钉子。在澧州3个来月，周逸群抓政治，刘达五抓练兵，我们的部队便大变样了。” 跟共产党走   贺龙进军河南期间，由于南京、武汉两方国民党右派势力互相勾结，反共反人民。在全国革命群众遭到惨杀、大革命即将失败，中国共产党处境十分困难的险境下，贺龙在开封对周逸群诚恳地说：“现在时局这样紧张，我是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执行共产党决定的。所有在我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都不要离开，放心大胆地继续工作。”这是他与周逸群“患难与共”的肺腑之言，也是他参加南昌起义的思想基础。当时周逸群激动地说：“军长，你同我们患难相交，肝胆相照!”    6月26日，贺龙从河南率师回到武汉后，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的代表纷纷而至，竞相拜访，他十分反感。当时蒋介石派朱绍良做说客潜人汉口，通过关系与贺龙联系，提出只要拥护蒋介石，就立即委任贺龙为江西省主席，贺龙没有接受这些条件。周逸群为了他的安全，特意将他的住处从汉口迁往鲍罗廷公馆内。共产党通过周逸群、叶挺等共产党员努力争取这支部队。不久，周逸群陪同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到鲍公馆拜访贺龙，贺龙对这位共产党内了不起的人物非常敬重。周恩来称赞贺龙在北伐战争中的战功，分析了当时的政局，讲述了共产党的主张，并征求贺龙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意见。这次谈话，使贺龙透过黑暗看到了光明。他爽快地表示：“我听共产党的话，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决心同蒋介石这伙反动派拼到底!”    这次会面，开始了贺龙与周恩来之间的深厚友谊，使贺龙在多年的探求中找到了真正的归宿，也使我党在白色恐怖之中，找到了贺龙这支可以依靠的武装力量。从此，贺龙同共产党同呼吸，共命运，为人民革命事业竭尽了全力。    当时，中共曾有过在武汉进行武装暴动的想法，后因条件不成熟，此举未成决议。于是，武汉当局汪精卫在二方面军将领就职典礼会上，放肆攻击共产党。贺龙参加了这次庆典，对汪精卫的言行满腔怒火。由于两湖和武汉三镇解散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许多共产党员无处藏身。贺龙命令凡属二十军的驻地，统统挂上二十军的军旗，不准任意搜查，保护了300多名共产党员。当时的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和由江西“礼送”出来的朱德等，便是由贺龙派自己的差船送往九江的。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人李维汉等为了迎接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高潮到来，指示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十七师五十五团团副、共产党员钟纬剑等同志，相机设法截取反共倾向极重的六军存储在汉口的饷械。钟纬剑即同第六军饷械科长、共产党员程邦模商定后，经过精心筹谋，将六军银元四万余元，步枪一批、重机枪一挺和子弹五万余发，装入一艘帆船，用武装押送贺龙部队。避免了这批饷械落人三十五军何键之手。饷械问题由此解决。此时中共中央又从四军将后来成为我党三十三个著名军事家之一的蔡申熙以及陈章甫等调入贺部，贺龙即安排他们担任团长，“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贺龙部队战斗力因此更是大增。     7月10日，周逸群转达中央军委的决议，将受迫害的武汉、鄂城、大冶的工人纠察队骨干编入二十军系列。贺龙满心欢喜，激动地说：“我带了多年的兵，从来没有哪个上级给我补充部队和武器。现在共产党不同了，共产党给我补充力量，工农群众也愿意到我这里来。”当时，他把这批骨干编为二十军教导团，团长侯镜如便是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后来，广东“农民大王”彭湃和湖南农民领袖郭亮的农军武装，一概编人了二十军的序列。贺龙不仅是保护工农武装，而且是具有深心的以此来改变部队的政治质量，促进部队在关键时刻坚定地站在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上，他把许多具有相当军政素质的共产党员提拔到各级指挥岗位上，让他们大胆领兵。    7月17日，贺龙在二十军连以上军官大会上发表讲话，慷慨激昂地表示坚决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他说：“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了，他们实行的是‘反共灭共’的政策，‘宁可错杀一千，不许漏掉一个’。我们的队伍，是工农大众的队伍，是工农革命的队伍。我们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我贺龙不管今后如何危险，就是刀搁在脖子上，也要跟共产党走到底!”当天，贺龙又在二十军教导团的会议上讲话，他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了，今后还会有人要叛变的。可是不用怕他们，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全力以赴，就可以把他们打倒。”     在这一片白色恐怖中，一片反共声中，一片被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血泊中，作为北伐军高级将领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有这样的革命坚定性，这在当时不仅是难能可贵的，而且是少有的。领导南昌起义。     7月中旬，贺龙以“东征讨蒋”名义，将部队拉到大冶。尽管当时因为形势紧张，部队里有动摇的，也有叛变逃跑的，但多数人相信跟贺龙走不会错。     7月23日，贺龙进抵九江后，朱培德等设宴款待，百般拉拢，要他去庐山开会，贺龙断然拒绝。当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武汉政府农民部长谭平山征求他对南昌起义的意见，他完全拥护这次起义。     第二天，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邀请贺龙、叶挺在甘棠湖商谈时，贺龙表示他不去庐山开会。并将部队开赴牛行车站，到南昌去，并且主动让出火车皮，让叶挺部队先走，二十军随后。     贺龙于26日进抵南昌。当时，谭平山、恽代英等许多中共领导人住在这里，他们关系融洽，无话不谈。贺龙发现程潜部队一个团在南昌行为不轨，当即将其缴械解散；后又发现蔡廷锴部故意为难二十军，贺龙主张一并处置，但因有人开脱未实现，酿成后来起义后叛变致使我军失败的大祸。     27日，周恩来到南昌。次日，他在二十军军部会见贺龙，说明前委叫他任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请贺龙指挥起义部队。贺龙表示：“我听共产党的命令，党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29日，汪精卫、张发奎在庐山开会，准备解除贺龙、叶挺的兵权，形势非常紧张。而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却从九江一天两次电报，要部队等他来南昌后，再决定是否起义。这时，刘伯承已帮助贺龙拟好了起义计划，贺龙眼看起义时间未定，心急如焚。     30日，张国焘到南昌，仍然坚持起义要取得张发奎同意。这个意见遭到周恩来、李立三的坚决反对。谭平山要拒张国焘绑起来。贺龙与张国焘虽只一面相识，但却强烈表示：“这次起义若要拉张则不必干，若要干则不必拉张。”     31日中午，由于形势紧迫，前委在二十军军部开会，贺龙列席了会议。会议决定8月1日凌晨2时起义，并以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的名义发出起义命令。     当天下午，贺龙急速召开二十军营以上军官会议。他庄严宣布：“国民党已经背叛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起革命的旗帜，反对反动的政府，打倒蒋介石!”他严肃地对部下说：“我们在一块儿很久了，我们今天要起义，愿意跟我走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走”。并且声明：“今后，我们要听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     入夜，贺龙以总指挥的名义，命令起义军封锁道路，断给绝交通，各部队进入战斗准备。这时，他领系红布带，左臂扎亡毛巾，马灯和电筒上贴红十字。起义的口号是“山河统一”。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贺龙与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共同率领起义军，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辟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纪元。起义枪声响后，贺龙、刘伯承在总指挥部指挥战斗。在贺龙二十军、叶挺十一军和朱德第九军等部队的共同协作下，到上午6时结束战斗，敌军1万多人全部被歼。南昌起义胜利了，总指挥部的大楼上升起了鲜艳的红旗。     8月1日上午9时，谭平山以国民党特别委员会的名义召开联席会议，选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贺龙当选为委员，成为主席团成员之一。    当晚，参谋团在总指挥部召开会议，讨论南下计划和政治纲领，贺龙参加了会议。    8月3日，起义军离开南昌南下广东。抵广昌后，由于蔡廷锴部叛变，起义军损失四分之一。贺龙率二十军为左纵队从广昌继续南下，20日在壬田与敌钱大钧部遭遇，他亲率所部猛攻，敌人向会昌退却。    8月28日，起义军到达瑞金。贺龙在瑞金一所学校，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与郭沫若一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国焘领读誓词，周恩来致贺词。贺龙面对鲜红的党旗，举起右手，向党庄严宣誓：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为实现党的最高纲领而奋斗终身!贺龙入党后，对党更加忠诚，精神更加振奋，立场更加坚定，在艰险曲折的历程中，他以英勇的革命行动实践了他的誓言，把自己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后来，贺龙说：“我指挥的军队是党的了，我的脑袋也是党的了，党就是我的生命”。转战湘鄂西 创建湘鄂西根据地    9月19日，贺龙与周恩来、叶挺率主力占领潮州后，在向汤坑进军时遭到三倍于己的敌军阻击。他与叶挺率部轮番进攻，相持两天两夜，因敌军两翼包抄，起义军伤亡很大，几经苦战无法突破，被迫向海陆丰撤退。10月3日途经流沙时，周恩来抱病召集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高级将领会，决定高级干部离开部队，分散转移。在彭湃夫妇的带领下，贺龙与刘伯承、吴玉章、林伯渠等，由神泉港取道香港，回到上海。他表示，一定要等待时机打回来。而在澧州讲习所曾任教官的张子清以及参加这次起义的澧县籍同志游端轩等，则在其后随朱德、陈毅转战湘南后又进入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一起，进行了建立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澧县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革命家罗宁因北伐军来澧被公推为晋省代表，又被安排为八军军政治部主任，部队北上乘船至岳阳城陵矶时卒于海事，年仅27岁。    八一枪声震撼了中国大地，国民党反动派更加丧心病狂地残杀革命志士，曾在澧州政治讲习所任教和学习过的人员也成了他们通缉和追捕的对象。仅在1928年10月《湖南省政府公报》22期训令中，就通缉了周逸群、李子骥、郝奇夫等29名。澧县反动头子唐肇勤、黄复胜、马复初等，组成所谓“除暴安良委员会”，他们上下勾结，诬共产党员为“赤匪”，胡说“是农皆暴，无工不共”，叫嚣“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中共澧县部委遭到破坏，工会、农协、女联等机构也被摧毁。在地下党员中，有的自首，有的投敌，有的惨遭杀害。中共澧县部委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转入地下，采取应变措施，与反动派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8月，中共澧县部委根据中共常德地委指示，为了反击敌人围剿，在大堰挡附近农村成立了澧县地下革命军事委员会，杨杰卿任主席。不久，中共澧县部委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更名为中共澧县县委。中共常德地委商就常澧两县县委，将常德周家店和澧县渡口两个党支部并为周渡支部，不久，又晋为周渡区委。8月底，敌门炳岳师驻澧，专事铲共除“暴”。混入革命阵营的熊伯范反水投敌，配合门炳岳师和原北三区挨户团主任彭贵卿、队长龙见舫，出兵围剿邹资生领导的农民自卫军。邹率部转入湖北孟家溪。扑空之敌只好逮捕了邹资生叔父、堂兄、胞弟、妻子，作为诱捕邹资生的人质，并科以“共匪”家属罪，系狱三月之久。同时，还张榜悬赏捉拿邹资生，“凡捉拿邹资生者赏大洋500元”。9月上旬，邹资生带领农民自卫军与公安县农民自卫团会师，活跃在公安、澧县交界的杨家挡一带。邹资生介绍公安农民自卫团团长樊学赐，副团长杨荣祥入党。9月10日，邹资生参加鄂西特委在郑公渡召开的扩大军事会议，受命任攻打弥陀寺的左路指挥。9月20日，邹资生与公安农民自卫团配合，攻占了公安县城南平。9月23日，邹资生又配合友军攻占了江陵县的弥陀寺，暴动成功，这次军事行动打响了鄂西秋收暴动的第一枪。这次行动，在整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史上，仅比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迟一个星期，威震鄂西，惊动南京、武汉。汉口《国民日报》于9月26日以《共匪扰乱江、公、松、石四县，四县难民来电吁请派兵痛剿》为题，作了专门报道，南京报纸也予转载，足见这次军事行动影响之大。其余同志也在全县各地，领导全县工农劳苦大众，在腥风血雨中反击敌人的围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后来大部农军成为贺龙领导的红军的重要力量。 组建红四军    1928年1月9日，党中央“决定湘西北组织特委，发动群众，造成暴动割据的局面，并派贺云卿(即贺龙)、周逸群等同志返湘工作”，湘西北特委即在上海成立。党中央任命郭亮为书记，贺龙、周逸群等为委员，后因郭亮另有任务，改由周逸群任书记。当月下旬，贺龙与沔阳、监利、石首、华容等县委取得联系，在鄂西、湘北一带领导了荆江两岸的年关暴动。2月下旬，湘西北特委在石首焦山河召开会议，明确提出了上山(去湘鄂边)、下湖(在鄂西)的行动方针，并决定贺龙、周逸群等10余人，按原定计划前往湘西北，发动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把荆江两岸的斗争交给石首中心县委领导。今后，湘西北特委随贺、周迁至安乡县，本拟打通澧州和常德的交通，但因交通阻隔，只好经津市、澧县、石门、慈利—线，在沿途党组织和旧部的护送下，向桑植老家迸发。    1928年2月下旬，贺龙、周逸群、卢冬生、贺锦斋、李良耀等人，途经津市，在贺龙好友张思泉开的正大洋油行住宿两夜。2月24日晚上，贺龙、周逸群等十多人，以生意人到古大同庙里进香为由，把当时在津市商团任队长的旧部谭厚培(曾在贺龙当镇守使时任连长)以及旧交黄玉书、黄新村等叫了去。贺龙向他们打听了去桑植路上的情况，交待他们继续在津市经商，收买枪支。临走，张思泉还馈赠大洋三千元，于是贺龙等经由关山西头大洼，经紫水溪、十里坪、大岩厂、钦山寺，朝石门方向前进。次日，一行人仍以生意人敬香为由，在澧县城西南8里许的彭山思王庙召开了公安、澧县、石门、临澧、慈利、安乡等县参加的地下党负责人紧急军事会议，部署各地党组织同时开展宣传，造成赤色恐怖，恢复党的组织，发展党员，举行暴动等任务。为躲避敌军追捕，贺龙走彭山南麓经临澧毛笔街，受到了旧交时任临澧县团防警备大队长的冯某关照，一行来到石门蒙泉乡，于2月29日即古历二月初九贺龙年满32岁的这天回到了桑植老家洪家关。    贺龙回到洪家关，当天便利用亲朋好友前来聚会的机会，与周逸群、贺锦斋连夜组织起义。贺龙诚恳地对乡亲们说：“我贺龙找真理，找个好领导，找了半辈子，现在总算找到了。就是把我脑壳砍了，我也要跟共产党走到底。我要的不是个人前程，我要的是国家民族和劳苦大众的前程。你们看吧，共产党一定成功，蒋介石一定垮台!”贺龙的亲属武装很多，实力也强。但这几支亲属武装不断遭到当局的镇压，而且又在互相械斗，很不团结。当晚，为动员他们参加起义，贺龙反复劝说他们不要内讧，动员他们只有参加工农革命军，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将来才有出路。    周逸群虽是贵州人，但他早在武汉便认识贺龙的姐妹和一些在二十军的人。他以党代表的身份向人们宣传革命道理，说明地主资本家是穷苦人的对头，号召工农联合起来，使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组织工农自己的政府，革命才能成功!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鼓动，群众很快发动起来。同时，贺龙利用亲属和旧屑关系改编了他们的队伍，很快便组成了一支3000余人的工农革命武装。这支武装以贺龙为司令、贺锦斋为师长，下辖两个团和4个支队，共有700多支枪。    4月，敌四十三军龙毓仁旅进犯桑植。洪家关一役，工农革命军失利，周逸群回到鄂西领导武装斗争。贺龙奔走于桑鹤旧属的队伍，重新组织武装。不久，又恢复到千余人的队伍。7月，中共湖南省委将湘西北特委与湘西特委合并组成湘西前委，贺龙任书记。8月1日，根据中央和湖南省委指示，湘西前委在桑植罗峪将工农革命军整编为红四军，军长贺龙，政委恽代英(未到职)，参谋长黄鳌，全军1500多人。 奇袭王家厂  巧夺大堰垱   1928年秋，为配合红军主力进攻湖南，9月4日，贺龙率红四军主力从石门渫阳出发，一昼夜奔袭180华里，5日晨直达澧县王家厂。    当时驻守王家厂的反动武装是陈汉洲的团防部队二、三百人，听说贺龙的红军来了，早已吓破了胆，率部逃走，龟缩进了澧县城。9月6日，红军在王家厂北街一家杂粮店门口，召开了有六、七百穷苦百姓参加的群众大会，贺龙派贺锦斋站在用两张方桌搭起的讲台上，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参加红军，搞好土地革命，讲话简短有力，全场鸦鹊无声。会后还处决了3个土豪劣绅和5个征税员，没收了他们一部分财物分给穷苦群众，烧毁了陈汉洲的10多间房子。分财物的时候，许多穷人都不敢接受，贺龙诙谐地说：“怕么子，这些东西不会长翅膀飞走的，只管收下!”还发动红军战士将一件件东西送到老百姓手里。    9月6日，贺龙在占领王家厂的同时，又派出30多名红军战士，身藏短枪，着便衣直扑大堰垱。当时的大堰垱是个上千人的小集镇，交通发达，比较繁华，商家店铺较多。这些老板为了保护他们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网罗了40个流氓地痞，拼凑了30多条枪支，组成了一个保商团，兵棍徐耀元担任了保商团长，他们还做了几十套灰军装，从外地请来了一个姓李的教官，保商团就驻在镇上的关帝庙内。这帮乌合之众成天闲着没事干，不是上酒楼赌场，就是东游西荡，侮辱妇女，敲诈百姓钱财，老百姓痛恨极了。这天，保商团团长徐耀元正上县城开会，家里的事儿由杨队长代管。杨队长和往常一样，同团丁们到街上闲荡去了，阁楼上只有谭班长和几个团丁正在打麻将，还有几个烟鬼在厢房里睡大觉，枪全挂在阁楼的板壁上。接近中午时分，30多名红军战士从涔水北岸迅速地过了木桥，直逼角楼，包抄厢房，在阁楼打麻将的几个家伙还没下来就被打死了；在厢房睡觉的几个团丁，听见枪声，从梦中惊醒，有两个团丁妄图翻墙逃跑，被红军击毙，其他的都乖乖投了降。这一次，红军夺获了30多支枪，拖上了孙家大山，在当天下午回到了王家厂。 脱下皮鞋穿草鞋   1928年春天，贺龙由鄂西回到故乡湖南省桑植县，发动群众，建立了工农革命军。那年的四月和八月，由于接连遭到优势敌军袭击，部队的处境十分困难。既无钱，又无粮，穿的蓑衣草鞋，吃的是蕨根野果，寒冬腊月露宿山林。那种艰苦情形，正象当年工农革命军的歌谣里唱的：“吃的洋芋果，烧的转转火，盖的黄丝被，背的抓子火。”贺龙和大家一样，赤着脚在数九寒天里东奔西走。他的一位族叔嘲笑他：“放着皮鞋不穿穿草鞋，龙王爷偏投叫花子。”   贺龙听了哈哈大笑：“不穿皮鞋穿草鞋，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我走南闯北，对‘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国民党、共产党、北洋军阀，作过比较，我觉得共产主义的道理对，我相信它能够救中国，国民党说共产党是洪水猛兽，可劳苦大众说它是救星。我贺龙找真理，找了半辈子总算找到啦，穿草鞋也好，是叫化子也好，我都要跟着它走到底!”    贺龙回到湘鄂西，重建红军，是作好了吃苦准备的，单说他赤脚穿草鞋这件事，就极不简单。他的脚，虽然健壮有力，可是当师长、军长，一双脚多年套在皮靴里，已经变得细皮白肉了。工农革命军在湘鄂边一天打几次仗，一夜挪几次营，时间长了，贺龙的皮鞋坏了，没有办法修，索性把皮鞋丢在一旁，和战士一样，赤脚穿起草鞋来。那双脚，逢山开路，遇水瞠河，打湿了又吹干，吹干了又打湿，从早到晚每天不知要反复多少遍。久而久之，脚板四周长出了许多乍春。冬天一到，两只脚上裂开大大小小足有几十道血口，行军作战时常鲜血淋漓。    战士们见到军长的脚冻成这样，心疼得没办法，便上山采了白果籽，烧熟捣烂，敷在他的脚上。疼痛止住了，可是第二天一行军，一个个血口又重新裂开。   山区的群众为他赶做了一双布鞋，委托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当代表送到跟前，说：   “军长，你出生人死，脚弄成这个样子。我受农友的委托，送来一双布鞋，请你收下。”   贺龙给老把式倒了一杯水，请他坐下，笑着说：“老人家，我们天天行军打仗，穿草鞋方便些。”   “不行啊，不赶快想法子，你这脚会裂得更厉害的。”老人着急了，诚恳地说。   “谢谢你们的关心，这些乍春不打紧。久了会变成老茧的，那时就成了铁脚板啦。打起仗来，牛王刺都踩得……”贺龙说着，爽朗地大笑起来。   “那是以后，可眼前呢?”老人更急了，打断了他的话。   “以后要成铁脚板，现在就得锻炼嘛!”   老人没有再说什么，把布鞋悄悄塞到他的枕头底下，转身回家去了。   走到村口，村里的人正等着听他的好消息，围住老人问：   “你这个代表，完成任务了没有?”   老人摇了摇头，说：“他不肯收，我把鞋子塞到他枕头底下了。”话还没说完，老人的孙女从屋里跑出来，喊道：“爷爷，刚才有一位红军大哥送来一个包裹，还有一个纸条呐!”   老人进屋打开包裹一看，啊?正是那双布鞋，又送回来了!包裹下面压着纸条，上面粗笔大划地写着四个字：“谢谢你们”。有个农友就跑到军部，找到军长的一位亲戚，对他说：“军长的脚要继继穿草鞋，会烂得走不动路的。你去劝劝吧!”   这位亲戚也正为这事发愁，听了乡亲们的话，就去劝贺龙。  “军长，你这人可真奇怪。战士们劝你，你不听；农友们给你做鞋，你又不穿。大家对你可有意见啦，喊我来给你提提!要你穿上，等脚好了以后再穿草鞋。”   贺龙正在看中央派人送来的文件，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那位亲戚冒火了，说：“你是军长，为什么不可以穿布鞋呢!战士们都劝你多少回了，你也该听一听嘛!”    贺龙放下文件，沉思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这位亲戚跟前，拍拍他的肩膀，和蔼地说：“你跟我的时间也不算短了，你想想看，现在是什么时候?蒋介石的大军正在‘围剿’我们，恨不得一下子把我们整垮。我们内部困难重重。这正是我们这些党员以身作则，带领群众艰苦奋斗的关键时刻，我怎么能被芝麻大的困难吓倒呢?再说，脚上裂口的人也不只是我一个，别人就不疼吗?我们工农革命军，官兵平等，上下一致，才能万众一心，赢得胜利，你怎么就不想一想!”一席话，说得那位亲戚和站在窗外偷听谈话的农友们热泪盈眶。    打那以后，贺龙更不管脚上的那些裂口了，照常和战士们一起翻山越岭，行军打仗。而那些伤口，到底硬不过贺．龙，终于渐渐愈合，变成老茧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贺龙穿了十年草鞋，他的脚磨出了厚厚的“铁皮”，任凭什么牛王刺、狗蒺藜都不在话下。不过，那些乍春也不肯轻易退出“阵地”，每年冬天总要死灰复燃地闹腾一阵子。直到解放以后，“文革”期间，当贺龙被关在北京西郊山沟里的时候，还残留在他的脚上。 智过多安桥    1928年秋，贺龙到津市的消息被敌人知道了，国民党反动派立即在水陆交通要道安岗哨、设据点，封河锁路，妄图活捉贺龙。    津市距澧县11公里。贺龙在群众的掩护下，来到了大石桥，住在龚小康家里。龚小康是贺龙的部下，他在这一带的公开身份是阉猪佬，贺龙与龚小康商量，决定傍晚闯过多安桥。为了安全起见，龚小康把早已为贺龙准备好了的素色长衫、半新礼帽、弯把自由棍杖和一双皮鞋，拿出来交给贺龙说：“您化装后的身份是津市恒大绸布店的彭老板，我做您的管帐先生一同前往。”贺龙这时大声笑道：“看不出，伙计，你这个阉猪佬是刷子脱毛——板眼还不少啊!”     傍晚，贺龙乔装打扮后，和龚小康一前一后的行走在路上，活像老板和管帐先生。一会工夫，，便来到离柳家铺不远的一棵大树下，一眼望去，只见三个敌哨兵，一个站大路口，盘查来往的行人，两个坐在铺子里抽烟扯谈。贺龙和龚小康继续走着，敌哨兵端着枪凶恶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到哪里去?”贺龙和龚小康同时放慢了脚步，龚小康装出笑脸上前答道：“我们是从津市来的，这位是恒大绸布庄的大老板，到澧州收帐去的。”敌哨兵瞪了两眼说：“去!”    闯过了头一关，走了不多一会，来到了多安桥头，暗淡的月光下，只见哨兵林立，来往行人统统盘查，而且一律不准通过。贺龙对龚小康说：“看来按柳家铺的办法是无法过桥了，这次你要听我的，灵活机动地闯过去!”    龚小康领会了意图，把驳壳枪的子弹上了膛，跑步奔向敌桥头哨兵，贺龙以宏亮的声音问：“刚才有一行骑马的人过桥了没有?”敌哨兵以为是联防指挥来了，吞吞吐吐地说：“没……看见。”没等他的话落音，贺龙问道：“你们的排长呢?”一哨兵说：“在桥的中亭里。”其他哨兵见是当官的，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龚小康以训斥的口气对敌哨兵说：“你们要严加防范，绝不能让贺龙从桥上通过，否则枪毙你们!”边说边跟着贺龙来到了桥中间的亭子里。敌哨兵排长正好在这里睡觉，贺龙向龚小康招手示意，龚小康一个箭步跑上去对着这个排长狠狠地打了两记耳光，并骂道：“他妈的，贺龙从这桥上过去了，你知道不?!”敌哨兵排长被这突如其来的两耳光，打得晕头转向，连连点头哈腰地说：“该死、该死!我不知道，实在不知道。”“贺龙你认识不?”“我认识，他个子高高的……”站在他身边的贺龙厉声喝道：“我是谁?”敌排长说：“不知道。”“我就是贺龙，今天借个方便，从桥上路过一次，怎么样?!”一听说是贺龙，敌哨兵排长更吓坏了，连声说：“可以，可以，可以……”龚小康接着说：“真的可以吗?那我们就走了。”说着，两个高大的身影疾步如飞的隐没在暗淡的夜色里……   贺龙智过多安桥的事儿传出去以后，澧州一带的人民作了这样一首民歌来赞颂他：        贺老总，智谋高，        黑夜巧过多安桥；        穿过层层封锁线，        没打枪来没放炮。        设下“空城计”        太阳出来照四方，        亲人红军回家乡；        往日苦水难下咽，        今日理直气又壮。    1929年夏天，贺龙率领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二次打下桑植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穷苦人喜气洋洋，很多人报名参军，湘鄂边革命根据地一派兴旺景象。贺龙在湘鄂边再举红旗的消息，传进南京城，蒋介石气急败坏地饬令湘鄂两省“与桑鹤各县接近之军团，一致围剿”，务必斩草除根。在蒋介石的号令下，敌军分五路进攻湘鄂边：西南是湘西“剿共”司令陈渠珍的步兵第三团团长向子云；北面和东北是湖北谭道源、张发奎的两个师；湖南敌军李云杰、李韫珩的两个旅和桑植“剿共”大队长陈策勋在东面和东南，对红四军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敌军在数量上超过工农革命军好几倍。形势相当严重。    这一仗怎么打?前委委员李良耀、罗统一跑去问贺龙。贺龙叼着二尺来长的旱烟袋，笑嘻嘻地说：“还用上次的办法，集中兵力，打破一路。”    当时，东路敌人陈策勋部最积极，离得最近，已经威胁桑植后山。这部分敌人，战斗力并不强。贺龙指挥部队，化装成“神兵”，用突然袭击的办法，首先惩罚了他们。陈策勋惨败，逃往大庸，贺龙指挥部队攻进大庸城，杀伤敌人200余人。    教训了东路敌人之后，贺龙转过身来对付西面的敌人。西路敌军陈兵永顺，与桑植相距不到百里，指挥官向子云是永顺有名的恶霸，他早年伪装进步，曾经混进过贺龙的北伐军，后因恶习不改被开除，跑到陈渠珍门下当上了团长。这人没有多大本事，但是高傲得出奇，看不起任何人。贺龙深知他的脾气秉性，交兵之前，故意派人送去一封信，采取激将法，信上写道：“你不必来攻，来则送枪而已。”向子云正躺在牙床上吞云吐雾地过烟瘾，听说贺龙有信来，赶忙拆开一看，顿时气得破口大骂，喊来团副周如松命令说：“那些红脑壳要枪没有几根，要弹没有几粒，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带上两营人马，火速出发，务必生擒贺龙，踏平桑植。”当他们来到桑植城外南岔渡口，跨过澧水，爬上吴家坡时，贺龙一声令下，埋伏在八斗溪高地的工农红军一跃而起，居高临下，冲杀下来。周如松的人马抵挡不住，很快被压在河滩里，歼灭在乱石之中，周本人也一命呜呼。     周如松兵败南岔，向子云暴跳如雷。为了挽回面子，他决定亲自出征。临行前，吩咐手下人发报，要陈渠珍准备好赏金5删元，他将用贺龙的首级来领取。又叫部队带上乌鸡狗血之类污秽的东西和绳子，准备破除贺龙“神兵”的“妖法”，捉回活的“红脑壳”。    听说向子云大驾亲征，估计来者不善，有些人又跑去问贺龙：“军长，这一仗怎么打?”贺龙笑而不答，只是说：“告诉各团，擦好枪，磨快刀，把劲儿攒得足足的，准备再打一个大胜仗。”为了使向子云的头脑更发胀，贺龙又派人送去了第二封信，上面写着：“你来也是同样下场。”向子云看了，怒不可遏，率领一千多人，直奔桑植而来。    贺龙提前派出一支小部队守候在永顺、桑植交界地方，敌军一到，就叭、叭、叭地打枪，用子弹欢迎，可是并不硬顶，边打边向后退。向子云真的以为“红脑壳”怕他，得意洋洋地命令部队“紧紧追赶”，一直追到赤溪河边。    “走尽天下路，难过赤溪渡。”赤溪河是澧水上游波涛汹涌的一段水域，离桑植城四、五里，河床倾斜，水流湍急。前几天，上游刚下过大雨，这阵子河水涨得厉害。向子云骑着一头黑骡子来到河边，手搭凉棚，向对岸和四周望了望，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便下令部队乘七、八只乌篷船陆续过河。    头天晚上，贺龙和前委的同志已把部队撤出了桑植城。临走时还烧了城门，拆了一部分城墙，装出匆忙逃走的样子。向子云大摇大摆地进了城，在县衙门前下马，找商人问话说：“贺龙到哪里去了?”商人们回答：“昨天晚上就跑了!”向子云听了仰面大笑：“我说‘红脑壳’不堪一击嘛，怎么样?连照面都不打一个，就逃之天天啦。”说罢，立即吩咐左右：“给陈司令发报，我已占领桑城，共军闻风逃遁……。”正说着，他烟瘾犯了，连打哈欠，呲牙咧嘴，卫兵们赶紧把团座扶进县衙，找地方让他抽大烟。     这时，向子云的人马一部分已经进了城，一部分还走在路上，部队拖得很长，首尾不便相顾。贺龙抓住这个机会，站在城北梅家山上，举起驳壳枪连击三下。刹那间，漫山遍野杀声四起，工农红军似潮水一般向城门冲去。往东门冲的，全是红头巾、红枪穗、红刀绳，一色“神兵”打扮，象一条火龙从天而降。守卫东门的敌人哪里见过这种阵势，早已吓得魂不附体，有人忙把乌鸡狗血泼向“火龙”，可是骗人的巫术怎能抵挡得住革命的铁流?惊恐万分的敌人赶忙转身逃命，两挺崭新的机关枪也成了工农革命军的战利品。贺龙手提驳壳枪，指挥部队同敌人展开肉搏。敌军混乱不堪，东藏西躲，不到一个下午就被歼灭了一大半。向子云见大势已去，爬上骡子背，夹在溃兵中间，窜出南门。这时，天空忽然下起倾盆大雨，浇得他睁不开眼，抬不起头，道路泥泞难行，骡子几次跪倒在水洼里，他好不容易才挣扎到河边。原先的渡船一只也不见了。前面有洪水，后面有迫兵，左右随行人员死的死，逃的逃，已经七零八落。向子云正没有主意，忽听一阵呐喊，埋伏在河边的工农红军又冲杀过来。向子云拼命地抽打了几下骡子，那失惊的牲口一跃而起，连同背上的主人，一同跃进了波涛滚滚的赤溪河中。    起初，还能看见向子云拉着骡子尾巴，在大浪里滚上翻下，不一会儿就看不到人影了。后来才知道，他的尸体顺流而下，一直漂到洞庭湖口的津市，真是丢尽了敌人的脸。这件事过了很久，敌人都不敢说出真相。    经过赤溪河这一仗，西路敌军被彻底打垮，其他敌军见势不妙，也不战自退，蒋介石的“围剿”就这样被打破了。工农红军第四军激增到四千多人，声威大震。人民群众欢庆胜利，编出歌谣唱道：       贺龙将军献空城，       喜煞永顺向子云；       自投罗网逃不脱，       全军覆没快人心。 反  围  剿    1928年，贺龙领导的红四军在五峰、桑植、石门、松滋、澧县边界活动。5-8月，驻金山、闸口一带的红军，领导穷人“吃大户”，打贪官，惩土豪。当时，国民党澧县党部十分惊恐，于8月7日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发出了求援急电，电曰：    南京国民党政府主席蒋钧鉴：窃共匪贺龙，自窜据桑植后，到处收编匪队，设所训练，实力日充，凶焰愈炽。上自永顺，下至口口1211-1慈庸等县，均已陷为匪窟。烧杀淫掠，惨不忍闻，近又侵入石门边市，已与属县接壤，大有向县直下之势。人心因极惊恐，迭电属省清乡司令部告急，仅沐电令李韫珩旅长，就近防剿。而李旅兵力更薄，附近团防又多，讳败邀功。伐自悍匪，若无重兵围剿，恐难扑灭。谨此再电，恳钧府务乞迅派大兵，刻日围剿，以除根株而免蔓延。临电无任，迫切待令之至。蒋介石接到澧县党部的电报，连骂了几个“娘希匹”，即指令何键部国民党军第十九师师长李觉率部进抵澧水南岸，沿乔家河、大岩厂、刘家河、张家滩、邢家河一带布防，又电令何键前往澧县，偕李觉商议“进剿”事宜。李觉提出，贺龙所部主据山林莽地，不利国军行动，请国府拨款在澧南曲家坪或大堰垱修一飞机厂，以便空投军用物资或空中侦察红军行动。蒋即批准同意选址曲家坪，至1931年机场建成，投人使用。     贺龙的红军迫近澧县，澧县原有的几支农民自卫军的许多同志即加入了红军。1929年10月，中共湖南省委派遣省委委员陈章甫到澧县活动，准备参加贺龙部队的领导工作，不幸被旧友反动政客侦知，当即逮捕解往省城，不久便被杀害。1930年3月，中共湖南省委为加强全省白区斗争的领导力量，派张子翼前往常德、津市、澧县工作，又派刘革非到达贺龙所在部队，传达省委对贺龙的指示，决定贺部向常德、桃源方向前进，以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3月20日，红四军一部数百人，转战松、石、澧边界西斋、张家厂和大堰挡等地，在澧县和石门交界的土地垭与石门反动派罗效之团防激战7小时，毙敌50余人，俘敌七八十人，缴枪百余支，罗效之左肩中弹逃跑。     胡彩清农民自卫军1929年10月在汉寿处决了一个反动区长，缴枪60余支，把当地财主的粮油布分给穷人；不久，又在大潭寺截获了敌人5只粮船，所得粮食全部分给了灾民。3月下旬，带领70多人枪，分乘5只小船，奇袭九垸马齿潭，杀了乡长、垸务主任万昌炎，不久又剪除了匪首周子荣。他们继而派人和贺龙联络，贺龙指示不要很长时间，“我们将在津市会师”。 鱼水情深    1930年5月，贺龙率红四军进入澧县，到张家厂(即盐井)击溃了前来追击之敌戴斗垣的一个营，俘敌数十人，缴枪50余支，后驻闸口、火连坡一带休整。    5月中旬，贺龙身着灰棉衣，脚穿麻草鞋，骑着黑骡子，住进了暖水街孙养山家。因孙家开过当铺，房子比较宽敞，他在这里住了一个来月。在这段时间里，贺龙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扩充红军，动员了百来名青壮年参军；二是补充武器，从湖北搞来了40支枪；三是战士换装，整顿军纪。为了解决部队换装问题，在一天黄昏时候，贺龙带了几十个便衣人员，从暖水街出发，星夜驰往松滋磨盘洲，夺了磨盘洲团防的40支枪，押了几个较大的商家老板作人质，次日清晨回到暖水街。只隔两三天，磨盘洲方面果然挑来了48担毛兰布，贺龙这才放走了商家老板。不几天战士们换上了用毛兰布做的军装，皆大欢喜。插秧的时候到了，贺龙便带着警卫员去给农民兄弟帮忙插秧。有时还主动地给农民递去旱烟，帮人家点火，和栽秧的人们拉家常，边插秧边宣传红军的宗旨和政策。, 对于愿意参加红军的他一一热情欢迎，对于由于家庭负担重，家里离不开少不了的他绝不勉强。至今闸口、火连坡、马溪、太青不少群众，仍津津乐道于他们的祖父辈与贺龙交往的情景。原来当过马溪(现属甘溪滩镇)月池村党支部书记的皮世村的父亲皮造林老人，活着的时候曾多次向青年们讲，民国19年，贺龙骑着匹大白马从他家门前经过，远远地便向这里的乡民们打招呼，喊“恭喜”，与贺龙早年交情深厚的现住甘溪滩镇月池村11组皮世永的爷爷，人们称之为“白鹤二爷”的皮老人立即走上前去向贺龙行双手抱拳礼，口称：“云卿啦!祝你步步高，步步高升啦!”贺龙满面笑容，连连点头，并且以十分洪亮的口吻说：“各位保重，保重，今后我们亲戚日子长呢!”言毕即向边山河方向走去。 攻占津市  围困澧城    1930年11月2日，红二、六军分两路向津澧进军。六军十七师由师长许光达、政委李剑如率领，从公安经盐井、张家厂直插津澧。另一路二军四师、六军十六师，分别由师长王炳南、王一鸣率领，从公安出发，经曹家厂、董山头、焦圻进逼津澧。11月3日，先期到达津市以北的红军以一部监视白洋堤国民党守军，主力猛扑驻守在大堰挡的陈斗南团属下滕传光、张健两个营计千余人的阵地。激战两小时，守军遭到重大伤亡后溃退，纷纷抢渡王家厂所在的涔水河逃命，但渡口已被红军机枪的猛烈火力封锁，敌副团长刘宗鲁同百十成群的官兵一道淹毙。这次歼敌400余，俘敌100余。    红军在解决敌滕、张两营后，当日即转过头来，向白洋堤国民党守军进攻，其时堤上堤下，杀声震天，激战约3小时，敌新编三十四师陈渠珍部所属戴季韬团副团长彭达武被击毙，敌兵死伤百余人。戴季韬慌忙带领部下逃进津市。六军在军长段德昌率领下，奋勇前进，吓得戴季韬只好向澧县逃跑。红六军在军长段德昌的指挥下，从小渡口进入津市，首战告捷。    在红六军攻占津市的同时，红二军战士则在为攻战澧州城而浴血奋战。二军战士将澧州城团团围困。当时澧县之敌千余，为陈斗南所指挥。他‘面凭借坚固城墙，闭门死守；另一方面，特派澧城党政官绅，到处搬兵求援。这座古城城墙下部全部用条岩砌成，厚达数米，高有两丈，无处攀登，六个城门全用轻重机枪封锁，一千多个城墙垛口，都有敌军把守，敌军还在城墙上堆放着许多砖头石块。每到夜晚，到处都挂着浸满煤油的棉絮团，点燃照明，如同白天，城墙外还有二、三十米宽的护城河，河水深达数米，这些都是红军攻城的重重障碍，红军集中兵力于东门、北门多次爬城强攻，又于东门掘洞炸城，均未成功。围困澧城半月，仍是无法攻下，部队又极度疲劳，只得撤至公安至石门一带休整。 贺龙来了灯才亮    贺龙同志领导部队打下津市以后，津市的大多数资本家已闻风逃跑了。唯独正大美孚油行仗着自己的“洋劲”，硬撑在津市街上，摆出一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样子。贺龙同志是最不信邪的，别说你一个小小的“美孚”，就是你那个大大的美国，贺龙也要碰碰哩。他和周逸群同志商量决定，撬开“美孚”，摸摸老虎屁股，给买办资本家一点颜色看看。    一天黄昏，贺龙同志带着卢冬生同志，轻装快马，哒哒哒，一阵风来到了“美孚”大院。   “美孚”的一号老板张思先，此时正剪着一双手，在后院踱步。虽说是寒冬时节，额头上倒有不少汗珠儿，看到贺龙同志走进大院，他就连连喊“欢迎，欢迎!”把贺龙迎到客厅里。    不用说，张老板是认得贺龙的，因为1922年贺龙帮桑植、大庸一带的骡马商运送骡马时，曾和张思先打过交道。可那时候的贺龙在张思先眼里算得了什么?这次可真是斗转星移了，一位闻名于中华的红军将领到了他的面前，不能不令他心里忐忑不安。    贺龙同志上前一步，十分随和地对张思先招了一下手，示意他到前面来坐。并且开玩笑地说：“张老板，我们又见面了，生意兴隆吧?”    张老板一听这话，赶紧回答道：“托将军之福，小行日子还过得去。”贺龙同志一看他脸色铁青，于是他换了一副洽谈生意的口吻对张说：“张老板，我们这次来准备同贵行做点生意，你看怎么样?”张思先听说做生意，生意经又开始鼓励他拿出勇气来，怕什么，贺龙未必敢动“美孚”?    “不知贺将军生意二字指的何物?”张思先胆子大了一点问道。    “煤油”。贺龙同志非常干脆地告诉他，态度很认真。    张思先听信了贺龙的话，兴趣大增，只听他喊了—声：“张福，赶快设宴!”原来张思先离开后院时，对他的小伙计张福吩咐过备宴之事，所以语音一落地，厢房两边一下窝出七、八个伙计，端着菜，提着酒，三下五除二眨眼就摆好了一桌酒席。    贺龙和卢冬生同志一见张思先耍开了酒肉把戏，禁不住又是一阵大笑。笑声一住，卢冬生同志先开口了，他说：“张老板，收起你的酒吧，我们今天不是来喝你们的酒的，是来喝你的油的，明白吗?哈哈哈……。”    贺龙同志站起身来用烟斗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告诉你吧，我们要把你的所有煤油没收，分给老百姓，这不费解吧!”    张思先没听清贺龙同志最后一句，命就丢了一半，他象打摆子一样，在那里发抖。随之就声嘶力竭地喊起来：“天啦，这是不叫人活呀……。”    贺龙同志用严厉的声音压住了他：“不叫你活你早就完了。正因为叫你活，所以才没收你的煤油，让你同你的美国干爸分手。为老百姓做点好事。这是你的好运气到了，别那么不识抬举，我贺龙生下来就不愿抬举人，晓得吧?张老板。”     贺龙同志把刚装上的一袋烟叩在那张摆酒的桌子上，象真的和张思先谈了一场生意一样，慢慢地，一字一板告诉张：“就是，我们这样谈定了，后天上午，津市、澧县的老百姓就来了，他们愿挑多少桶就挑多少桶，一桶不是四十斤吗?我看一个后生伢子可以挑四桶，你看呢，张老板……。”    张老板半个小时后才用“人参汤”灌醒，他记不起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只听得深更半夜这个不可一世的“美孚”人家，还不时传出哭喊声。老百姓不知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以为张老板屋里死了什么人。    古历十一月初七这天上午，津市襄阳街上阳光普照，红旗招展，锣鼓齐鸣，鞭炮声，口号声，欢笑声，闹得要把襄阳街翻个底朝天。300多名码头搬运工人早早就把几千桶“美孚”煤油搬到了马路上，2000多名红军战士整整齐齐地排成两列，按照各乡“农运”干部送来的名册，把一桶桶煤”油发到穷苦人民手里。河上停泊了各种装运煤油的船只，船工的白帆辉映着河边一排排迎风招展的红旗，显得气派极了。 再攻津澧    1930年11月26日，邓中夏在临澧合口召集贺龙、段德昌、许光达等人召开前委会议，盲目决定红军第二次攻打津澧。他利用前委书记的职权强令部队12月1日向津澧逼进。    就在红军主力在西线与敌作战的时候，分布在安乡、津澧一带的川军张英、马坤山部，知我津市仅有十七师五十团留守，于是分三路向津市反扑：一路从黄山头出发插津市；一路从窑坡渡进击，抢占黄牯山；一路以十回港、仁和铺逼近津市，将留守之五十团成马蹄形包围。五十团知敌众势猛，遂撤出津市，与敌且战且退，当退至澹水河一线时，因水流湍急河宽，加上十回港河面浮桥早已被敌拆毁，全团千余多官兵腹背受敌，虽然奋勇战斗，但牺牲惨重，幸存者仅200余人，团长徐文炳和六军参谋长刘仁载等英勇牺牲。    二次攻澧，军团部设在津西云盘岗。二军四师围住澧城西门和南门，六军十六师包围澧城东门和北门。四师十四团部就设在城西二里许的文良制，堵住大西门，十一团围困小西门，十二团则驻守在栗河南的牧马、仙眠两洲上扼守大小南门，守城的是陈斗南和挨户团少校队长杨复初的地方武装。他们还胁迫了部分老百姓，共约1500余人，武器亦优于红军。为了抵御红军再次攻城，他们将东门外的一条街焚毁，变为开阔地，并将东门外从凤凰堰到栗河这一段壕堑挖通，在东门口装上吊桥。红军也准备了必要的攻城器械，如木梯、绳索、地滚车、爆破工具等，还没收了地主的上好棺材四副，装填炸药来炸城。红军在完成对敌包围的部署以后，每晚发动一次总攻击。在东门以南，遇仙楼以北的外洲上，红军十六师挖土洞数十米，直通城墙下，将装有炸药的两副棺材放人城墙脚下洞内。西门以南，红军十团亦挖地洞通城墙下，放置炸药棺材一副，同时炸城，都终因城墙坚固未能奏效。红军还在敌楼拐用地滚车堆棉花包强行登城，也未成功。这次红军攻城一共激战了7天7夜，双方都有一定伤亡。仅红军十团就伤亡百余人，有的是枪击阵亡的，有的被手榴弹炸死，或者被烧死，有的是强行登城时被敌人用石头砸死的。    此时，段德昌知道五十团受挫，便亲率十七师向津市反击。在津市西门中渡口，为敌所阻，双方激战，从午时一直战斗到半夜，在胡彩清等率领的农民自卫军的支持下，才渡河接近津市，此时又遇到强敌阻击。段德昌真急了，集中了全团的轻重火器，亲自带队，突破敌一处，随后，大队人马一涌而人。红六军第二次占领了津市，但伤亡很大。贺龙即命段德昌在津市稍事休整，补充人马，随即亲赴津市，召见胡彩清等同志，鼓励他们加强党的建设，坚持武装斗争。接着，贺龙又派出7位代表，到胡彩清的家乡召开地下党员会，对发展党员和武装斗争进行了具体指导。不久胡彩清的队伍发展到300多人，共产党员43人，成立了洞庭区暴动11分队，胡彩清任指导员。11-12月，共产党员李光文、张景雅，趁红二军团两次攻打津澧时，率部回家乡车溪，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并计划处决叛徒李光典。可是李光典见到红军来到早就躲了起来，于是，他们将李光典的父亲李玉昆杀死在牌楼边，并以红军某部张景雅、杨易(李光文化名)名义发了布告。同时，共产党员王万友、殷浩然、刘功台、陈本富等214名青年参加了红军。    12月8日晚，敌增援部队占领了澧水南岸的停弦、栗河、宝塔湾等地，对攻城红军构成极大威胁。据侦知，杀向长江南岸苏区的国民党剿赤军，系何键部下李觉和陈渠珍两师，陷石门后，直扑澧州、津市。夏斗寅部、陈诚部一个师，也在蒋介石的严督下，杀向津市、澧州，要与红二军团决一死战。澧州守敌陈斗南与贺龙原有旧交，见贺龙攻城更紧，忙派人送信与贺，信中说道，只要贺龙不攻澧州，他愿与红军友好，彼此互不相侵。贺龙把信撕了，骂道：“我与敌如同水火冰炭，谈何友好?”遂对送信人道：“我饶你一条狗命，你速回澧州报与陈贼，要他早早投降，我免他一死。”    送信人跑到城中，将贺龙话语报告陈斗南。陈斗南听了，大惊失色，对左右说：“贺龙乃是一员战将福神，身经百战，未有半点皮肉之损，如今兵临澧州，虽然国军即将来援，但贺龙非同寻常之人，我等如何与他交战?”陈斗南一直坐卧不安，只好交待死守待援。    贺龙赶走了陈斗南的信使，立即命令部下重新架起云梯攻城，红军实在缺乏攻城设备，直攻打了一天一夜。此时已接任红二军军长的孙德清说：“总指挥，这拼消耗的仗我们不能再打了，还是撤退吧!”贺龙耸着双眉说：“这仗本来就不能打。”     由于邓中夏执行李立三左倾路线，致使红二军团腹背受敌，只得于12月9日被迫退往松滋。复经杨林寺一役，加上李觉使用澧南曲家坪飞机厂以飞机助战，红二军团损失惨重，南征计划失败。 杀说客  明心志    从1932年夏到1934年夏，两年时间里，贺龙与中央代表夏曦在肃反问题上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斗争。中央代表在红军内部搞肃反扩大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是非问题、路线问题都当作敌我问题。凡是对王明路线有异议的同志，从军长到连长都当作“改组派”抓起来，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几任连长。对创建湘鄂西根据地作出卓越贡献的优秀共产党员、杰出的领导干部万涛、段德昌、王炳南等同志都先后被杀害。在洪湖根据地杀了几千人，区、县干部几乎被杀完了。还有许多干部已经捆起来准备杀掉，由于贺龙的坚决反对，才免遭毒手。就连贺龙本人，他们也是准备杀害的，只是由于贺龙在红军和人民群众中有着崇高的威信，才迟迟未敢动手。当时真是搞得人人自危，部队处于极端混乱之中，3万多人的部队到1933年底只剩下3000多人了。战斗的挫败，错误的打击，艰苦的生活，都没有动摇贺龙对党的赤胆忠心。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他对革命仍然是坚定不移。贺龙为了顾全大局，采取了克制的态度，以免事态扩大。为了及时拯救红军，贺龙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报告了这一严重情况。     正当红三军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又施展了一个阴险毒辣的诡计，妄图拉拢贺龙。1933年12月，蒋介石一方面以重兵压境，围困红三军；另一方面派反动政客熊贡卿对贺龙进行策反游说。熊先派梁素佛送信联络，表示愿意帮助解决红三军的困难处境。贺龙识破了敌人的阴谋，立即向中央分局汇报了这一情况。中央分局为了搞清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破坏的情况，允许熊贡卿前来苏区。当贺龙了解到全部情况之后，立即逮捕了熊贡卿和梁素佛，并召开了公审大会。贺龙在大会上宣布：“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是来干什么的呢?是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这对我们红军是极大的侮辱。同时，他又是奸细，我们绝不能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打错了，他完全是痴心妄想，艰难困苦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①贺龙这些大义凛然的讲话，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尚情操和对党无限忠诚的革命精神。会后，立即处决了这两个反动政客。 力克澧州城    1935年8月，红二、六军团在取得反“围剿”的胜利之后，在临澧一带集结，开始向津市、澧县进攻，其目的是为了控制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洞庭湖西广大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当时东下红军主力是红四师、红六师、红十七师，部队从桑植洪家关出发，经走马坪、赵家峪、江垭、国太桥至石门阳泉，始兵分三路，一路由红十七师占领石门、临澧和澧县的王家厂一带；——路由卢冬生师长指挥红四师的十团、十二团攻打津市；一路由郭鹏师长率红六师十六团、十八团夺取澧县城。贺龙每战必先进行战前动员，1930年两打澧城未破，人们记忆犹新，贺龙风趣地说：“你们这次去打澧州，如果打不开，不怪你们，因为我以前当澧州镇守使时，把城墙普遍加高了三尺；打开了，我来为你们祝贺!”贺龙这番“激将”，使战士们受到很大的鼓舞。    ①  廖汉生：《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回忆贺龙同志的前期革命活动》，《解放军报》1978年7月28日。    红军从出发地到津澧，有720余华里，沿途既有民团袭击，又有敌机轰炸，部队每天从下午五时开始行军，到第二天早上七点才休息，虽然连续夜行军，但红军战士个个情绪高昂，毫无倦意，只五个通宵就到达津澧之地。    8月23日晚，红四师第十二团团长钟子廷率部进攻津市，与敌600余人激战，24日黎明占领了津市，敌保安八团和铲共义勇队周奎武部败走新洲，继又逃往汇口。澧县的反动头目在探得红军动向之后，惶惶然如鸟兽散。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书记长兼铲共义勇总队主任李光炳，县长何培基，财政局长文振业，保安第九团团长李华甫，均以事先外出求救为名，分途逃往长沙、常德、安乡等地。驻防澧城的守敌，主要是保安第九团团副、县铲共义勇总队副总队长王树棠，还有城关中心区区长陈仲南及其部属。当时县铲共义勇总队共辖四个队。一队杨少麟部驻城关及刘家河；二队周奎武部驻防津市；三队徐策植部驻防官垸；四队杨复初部驻防新洲。    李华甫、李光炳、何培基等出逃时，曾责令王树棠、陈仲南死守澧城，不得疏误。狡猾的陈仲南，趁红军来到之前，找了一条大船，把妻子儿女、金银细软星夜运往长沙，自己则伺机而动。   城内守敌严加防范，分工抵御。王树棠部把守东门和大小南门；陈仲南部扼守北门和大、小西门，敌人把城门洞口堆了沙柜、沙包，又在城门上头修筑了碉堡，每个城堡配有一连兵力，10挺轻重机枪和20多支冲锋枪，城上每个垛口派一个士兵把守。此外，他们还强行把市民的门板、家具、柴草易燃物搬来，又把草纸淋上煤油，用铁丝吊在城墙垛口上，点火焚烧，熊熊的火焰，把澧城上空映照得如同白昼，竟连东门城楼也付之一炬。26日夜深，陈仲南见红军攻城没有动静，以为平安无事，遂与情妇苟合去了。    围攻澧城的红十六团和十八团，在团长常德善、高利国等同志率领下，已于8月26日屯兵澧城西郊。十六团一营三连驻在多安桥，与敌防线相距只数百米。    为了在艰难的条件下能够顺利地攻下澧县城，团首长命令红军各连挑选出20名身强力壮、敢打敢冲的战士，到团部组成突击队，临时编了两个突击连，每连4个排，每排4个班，每班10个人，半夜鸡叫时，红军开始战斗，每班带上一挺机枪，一张木梯，每人一支手枪，两颗手榴弹，一把马刀，一根在顶端捆着湿稻草的长竹杆。当红军运动到敌楼拐、八方楼城墙边时，首先举起竹竿扑灭了敌人悬于城垛口的火把，继而搭上木梯爬上了城墙，接着就投掷手榴弹，一阵手榴弹的爆炸之后，红军已冲到敌碉堡面前，只几梭子弹就把敌人的机枪打哑了，于是展开了一场肉搏战，在响亮的冲锋号声中，红军先头部队已逾东城而进，后续主力亦破西城而人。这时，王树棠一面指挥着亲信士兵去西城督战，一面带特务排20余人趋东门抵抗。王见东门守兵已溃，大势已去，遂退至新街口，折向分司街，企图逃出小南门。然而红军大队人马东西夹击，守敌已溃不成军，有的丧命，有的被俘。陷入天罗地网的王树棠，带了8个短枪兵弃城逃命，因小南门狭窄，一时逃命的夺路者有如潮涌，除一勤务兵尾随王树棠外，余皆挤散。当王树棠挤出城门，越过城壕，踏上南门洲时，城上红军喊口令，王树棠回答不出，于是红军一个点射将其及一随从击毙。    眠花宿柳的陈仲南，开始闻到枪声，就不知所措，加上一个勤务兵向他报告，说“红军打进城来了，到处在捉人……”更是吓得魂不附体，好一会才回过气来，说：“这帮县太爷们实在可恶，扔下我们跑了，什么鬼鸡八通的徐源泉、李觉也不知死到什么地方去了，要老子在这里给他们作垫背的!”即踉跄出门，行至正街时，慑于红军的枪林弹雨，乃钻进一家裁缝铺里，躲在店主的床底下。天亮时，红军打扫战场，清查户口，逮捕坏人，在群众的协助下抓到了陈仲南，把他关在新街口团政治处附近的一家布店里，27日拂晓，红军终于攻克了澧县城。     红军攻克津澧后，建立红色政权，开展政治活动，赈灾救民，澧州城内出现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闹革命的崭新局面。首先，军委分会主席贺龙、委员任弼时、萧克、关向应、王震、张子竟联合署名颁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第一号布告》和《为号召全国民众保卫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卖国罪魁蒋介石的宣言!》。红军为了建立地方红色政权，指派红六师十八团政治部组织科长穰明德任澧县县长，广贴《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和《安民告示》，稳定城乡秩序。地下党员游玉圃，很快与红军取得了联系，并发动共产党员和农民积极分子，协助红军派下去的政治工作干部召开群众大会，作报告，写标语，发传单，支持红军开展了一系列重大政治活动。     红军直接领导下的澧县苏维埃政府，在严惩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党的政策和策略，除了少数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坚决杀掉以外，一般则采取关押、斗争、罚款等措施，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打击反动统治阶级。束手待毙的陈仲南，人们早已对他痛恨入骨。大革命时期，他疯狂地破坏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又大肆逮捕、屠杀农协骨干和会员；平时任意侮辱妇女，鲸吞救济粮款。1935年7月4日，澧水及其支流洪水暴涨丈余。5日，县城城墙倒塌，全城死亡者达三分之一。县内堤垸俱溃，尽成泽国，计死万余人，占全省水灾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此时省政当局下拨了一些救济粮款，而陈仲南置人命于不顾，仅给每个灾民两斤霉变的蚕豆，其余粮、款皆饱私囊。百姓对此敢怒不敢言。因而，陈仲南在押期间，前来控告他的人络绎不绝，一致要求除掉这只吃人的豺狼。9月9日这天，红军在东门外召开群众大会，会场上人山人海，群情激愤，大会宣判了陈仲南和他的秘书萧佐榆的死刑后，押着游街示众。顿时，大街小巷，路为之塞，不少苦大仇深者指着陈仲南骂不绝口：“你这个遭千刀万剐的家伙，然也有今天!”接着，红军把陈仲南、萧佐榆押到北高庙枪毙。9月12日，红军又以同样的规模和方式，处决了捕杀红军、残害群众的侦探荣德寿、警察李泽贵、团总谢志清以及恶霸萧庆南等，人民大众开心之日，便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红军杀进澧州为民除害，大长了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    在临澧，红军对小商小贩，一律采取保护政策，并鼓励他们积极经营，对一般商人，则发动他们捐款，对地主豪绅，富商大贾和帝国主义的财产，则予以没收。当时，没收了帝国主义在津市开设的德士古、亚细亚、美孚公司的库存煤油；没收了国民党盐业公司的食盐和资本家商号的布匹、医药等物资。对煤油、食盐、布匹、衣物、粮食、耕畜等生产生活资料，红军采取低价出售或无偿送给穷人的办法，使劳动人民得到了一定的物质实惠。    筹款中，红军还采取一种断然措施。他们在占领澧城后的第三天，异常迅速地把恶霸地主、土豪劣绅抓进城来，作为筹款人质，限令交款取人，当时叫做“捉肥猪”。第四天，红军贴出《领人公告》，大意是，在押对象的亲属，应携带规定数量的款项，请求真正的农民代表作保，前来交款取人，到期不取回的“肥猪”枪毙!    《公告》轰动了城乡，昔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少爷、小姐们，手捧金银财宝，跪倒在农民脚下，磕头作揖，哀求农民“积德行善”，出面作保。开始，农民不干，说“俺黑腿杆人小面窄，红军不会赏脸”。    土豪劣绅的子女，把农民代表请不来，红军就派干部向农民作解释。讲清这样做，是为了长穷人的志气，灭坏人的威风，农民听了很高兴，愿意出来当代表。交款领人时，红军为了辨别真假农民代表，先行握手以试，凡手上有茧的，就让他领，无茧的，就叫他滚，好几个假农民都被识别出来了。被捉来的周老大、泰昌二、严济成、刘腊英等几十个人质，个个俯首听命，解囊以赎。因此，红军在石、临、津、澧筹得了大批的粮食、布匹、食盐、药品和10多万块银元。其中津澧筹集最多。10月1日，红军退出后湖南反动头目何键，对此大为哀叹：“本人此次前往视察，其中受害最重的要算津澧。”    红军占领澧州后，在救国济贫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旧时，各地开有许多当铺，亦称“押店”，是向劳动人民进行放款的高利贷行业，津、澧之地，典当由来已久。每逢天灾人祸，穷人为了活命，将仅有的衣物质押，所取得的款额一般在质押品的五成以下，质押期限自半年至年半不等，过期不赎，当铺即没收其质押品。1935年夏，津澧洪水成灾，典当衣物的穷人极多。红军来后，悬法示民，动员当了衣物的贫苦百姓，持当票无偿领回自己的当押物，因而穷人对红军感激不尽，对此称之谓“取恩当”。    据不少健在的老人回忆，红军当年不仅把没收的粮食、耕畜、衣物分给穷人，还在王家厂的关庙里、闸口的河滩上、金山的杨家坪、洞市的申家冲、杨家坊的庹家河等地搭起了赈饥棚，请老百姓来吃饭。王家厂的老人王夕恒说：“当时红军摆的流水席，穷人吃了头餐还可以吃第二餐，一共赈了7天，我都吃过好几次。”澧南荷花村的老人金义忠，当时只有15岁，砍柴度日，一天进城卖柴，红军把他引进伙房内，过秤付了钱，有个红军见他穿得破破烂烂，给他送了一件新直贡呢棉袄，金义忠喜得不知该说什么才好。道何乡毛坪村穷苦农民毛堂义，就是天天在城里吃“赈饥”，后来硬是不回家缠着首长参加了红军，后于1940年在山西抗日前线英勇牺牲；他的族弟毛堂海当时才12岁，也是在吃“赈饥”时被贺龙发现，被吸收参加红军给贺龙牵马，现在大庆市。象毛堂义、毛堂海这类跟着贺龙去的人，澧县便有好几千。 贺龙卖盐    1935年8月，红军攻克澧县城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和奸商的捣乱，食盐奇缺，物价飞涨，澧县老百姓长期吃不到盐。红军攻打津、澧时，在澧水截获了敌人两只盐船，红二、六军团首长决定拨出3万斤盐在市面上公开出售，解决群众急需，稳定物价。     一天，红六师政治部的领导，把柴承祖和组织科的覃干事叫去，交给他俩一个特殊的任务，在澧县公开向群众卖盐，食盐放在天主堂教堂里，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几个买主上门，他俩正在盐包面前发愁，贺龙突然来到他俩面前，笑着问：“柴伢子，你们在干什么?”柴承祖赶忙汇报说：“一百文一斤盐，价钱便宜，老百姓又缺盐，就是没什么人来买，真是怪事!”贺龙说：“我看并不奇怪嘛!盐卖不出，有两个原因：一是红军刚来，群众对我们的政策还不了解；二是群众担心红军要走，今天买了红军的盐，明天就挨白军的整，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他俩被贺龙说得连连点头。     贺龙接着说：“我们卖盐，一方面是解决群众的困难，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件小事，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粉碎敌人对我们的造谣和诽谤，使群众更了解我们，更拥护我们红军，拥护革命，拥护共产党!”又说：“盐没人来买，你们就走出去宣传，作调查研究，对那些确实没有钱买盐的穷苦人，你们就三斤两斤地朝他们家里送，把你们开仓济贫，在黑夜里给穷人送粮食的精神拿出来嘛!”     听了贺龙同志这番话，小柴他们日夜不停地忙碌起来，空荡荡的天主教堂门前，顿时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不到一个星期，3万多斤食盐全送到了群众手里。 纳新“扩红”    “贺龙队伍到金山，山上山下搞宣传，一张传单一把火，烧红澧州半边天。”这首民歌，反映了当年红军政治工作的声势之大，影响之深，津澧一带，红军的声望早就深人人心，反“围剿”的胜利，更加扩大了红军的影响。特别是红军驻澧期间，遵守铁的纪律，关心群众疾苦的行动，使群众看到了红军是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军队，是一支不能摧毁的力量，也看到了谋求解放的道路，因而从内心里热爱红军，支持红军。津、澧有70多名裁缝，自觉把缝纫机集中起来，日夜不停地为红军赶制冬装。其中有26名裁缝，还随红军撤到了石门仙阳缝纫月余，有杨明甫，刘公元等人参了军。由于群众的支持，原来穿“百杂衣”的红军战士，都换上了一色新的军装。    红军在津、澧，组成了许多扩红小组，活跃在农村、街头。他们采取上门走访和召集各种会议的方法，广泛进行发动，大讲剥削阶级为什么发财，黎民百姓为什么受苦的道理；大讲红军的来历、成长、任务以及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的胜利，启发广大劳动人民闹革命、求解放的觉悟，很快出现了父送子，妻送夫，兄弟应征，全村欢送的局面。红十七师一扩红小组，在王家厂附近山村，一个晚上就扩到了39名新战士，成立了一个新兵排。新洲鲁家坪给人当长工年近30的韩成亮，一个人就带了13个青年农民参加了红军。这次扩红，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军民关系，全县正式招收的红军新战士达两千多，使得红军的新兵连、新兵营、新兵团相继成立，仅在澧县就扩编了两个师。贺龙自己亲自出马，在澧城，在大堰挡曹家大屋、庆丰楚布店坐镇，与共产党员游玉圃等联系，游玉圃积极配合红军首长，开展政治工作。在贺龙的关怀下，红军李云清、王云武、皮楚卿、皮修元等在澧县西部山区建立并领导12个游击大队，3个游击支队、16个游击分队，在红军主力撤出后，坚持了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的革命斗争，以后一部分加入了张才干等领导的新四军。    红二、六军团占领了石门、临澧、津市、澧县的广大地区，纵横驰骋于沅澧之间，开辟了东西广大的游击区，直接威胁着常德、岳阳。历史证明：贺龙从澧水起步踏上革命生涯后，戎马澧州，横断澧水，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上写下了光照人寰的一页。          , 对于愿意参加红军的他一一热情欢迎，对于由于家庭负担重，家里离不开少不了的他绝不勉强。至今闸口、火连坡、马溪、太青不少群众，仍津津乐道于他们的祖父辈与贺龙交往的情景。原来当过马溪(现属甘溪滩镇)月池村党支部书记的皮世村的父亲皮造林老人，活着的时候曾多次向青年们讲，民国19年，贺龙骑着匹大白马从他家门前经过，远远地便向这里的乡民们打招呼，喊“恭喜”，与贺龙早年交情深厚的现住甘溪滩镇月池村11组皮世永的爷爷，人们称之为“白鹤二爷”的皮老人立即走上前去向贺龙行双手抱拳礼，口称：“云卿啦!祝你步步高，步步高升啦!”贺龙满面笑容，连连点头，并且以十分洪亮的口吻说：“各位保重，保重，今后我们亲戚日子长呢!”言毕即向边山河方向走去。 攻占津市  围困澧城    1930年11月2日，红二、六军分两路向津澧进军。六军十七师由师长许光达、政委李剑如率领，从公安经盐井、张家厂直插津澧。另一路二军四师、六军十六师，分别由师长王炳南、王一鸣率领，从公安出发，经曹家厂、董山头、焦圻进逼津澧。11月3日，先期到达津市以北的红军以一部监视白洋堤国民党守军，主力猛扑驻守在大堰挡的陈斗南团属下滕传光、张健两个营计千余人的阵地。激战两小时，守军遭到重大伤亡后溃退，纷纷抢渡王家厂所在的涔水河逃命，但渡口已被红军机枪的猛烈火力封锁，敌副团长刘宗鲁同百十成群的官兵一道淹毙。这次歼敌400余，俘敌100余。    红军在解决敌滕、张两营后，当日即转过头来，向白洋堤国民党守军进攻，其时堤上堤下，杀声震天，激战约3小时，敌新编三十四师陈渠珍部所属戴季韬团副团长彭达武被击毙，敌兵死伤百余人。戴季韬慌忙带领部下逃进津市。六军在军长段德昌率领下，奋勇前进，吓得戴季韬只好向澧县逃跑。红六军在军长段德昌的指挥下，从小渡口进入津市，首战告捷。    在红六军攻占津市的同时，红二军战士则在为攻战澧州城而浴血奋战。二军战士将澧州城团团围困。当时澧县之敌千余，为陈斗南所指挥。他‘面凭借坚固城墙，闭门死守；另一方面，特派澧城党政官绅，到处搬兵求援。这座古城城墙下部全部用条岩砌成，厚达数米，高有两丈，无处攀登，六个城门全用轻重机枪封锁，一千多个城墙垛口，都有敌军把守，敌军还在城墙上堆放着许多砖头石块。每到夜晚，到处都挂着浸满煤油的棉絮团，点燃照明，如同白天，城墙外还有二、三十米宽的护城河，河水深达数米，这些都是红军攻城的重重障碍，红军集中兵力于东门、北门多次爬城强攻，又于东门掘洞炸城，均未成功。围困澧城半月，仍是无法攻下，部队又极度疲劳，只得撤至公安至石门一带休整。 贺龙来了灯才亮    贺龙同志领导部队打下津市以后，津市的大多数资本家已闻风逃跑了。唯独正大美孚油行仗着自己的“洋劲”，硬撑在津市街上，摆出一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样子。贺龙同志是最不信邪的，别说你一个小小的“美孚”，就是你那个大大的美国，贺龙也要碰碰哩。他和周逸群同志商量决定，撬开“美孚”，摸摸老虎屁股，给买办资本家一点颜色看看。    一天黄昏，贺龙同志带着卢冬生同志，轻装快马，哒哒哒，一阵风来到了“美孚”大院。   “美孚”的一号老板张思先，此时正剪着一双手，在后院踱步。虽说是寒冬时节，额头上倒有不少汗珠儿，看到贺龙同志走进大院，他就连连喊“欢迎，欢迎!”把贺龙迎到客厅里。    不用说，张老板是认得贺龙的，因为1922年贺龙帮桑植、大庸一带的骡马商运送骡马时，曾和张思先打过交道。可那时候的贺龙在张思先眼里算得了什么?这次可真是斗转星移了，一位闻名于中华的红军将领到了他的面前，不能不令他心里忐忑不安。    贺龙同志上前一步，十分随和地对张思先招了一下手，示意他到前面来坐。并且开玩笑地说：“张老板，我们又见面了，生意兴隆吧?”    张老板一听这话，赶紧回答道：“托将军之福，小行日子还过得去。”贺龙同志一看他脸色铁青，于是他换了一副洽谈生意的口吻对张说：“张老板，我们这次来准备同贵行做点生意，你看怎么样?”张思先听说做生意，生意经又开始鼓励他拿出勇气来，怕什么，贺龙未必敢动“美孚”?    “不知贺将军生意二字指的何物?”张思先胆子大了一点问道。    “煤油”。贺龙同志非常干脆地告诉他，态度很认真。    张思先听信了贺龙的话，兴趣大增，只听他喊了—声：“张福，赶快设宴!”原来张思先离开后院时，对他的小伙计张福吩咐过备宴之事，所以语音一落地，厢房两边一下窝出七、八个伙计，端着菜，提着酒，三下五除二眨眼就摆好了一桌酒席。    贺龙和卢冬生同志一见张思先耍开了酒肉把戏，禁不住又是一阵大笑。笑声一住，卢冬生同志先开口了，他说：“张老板，收起你的酒吧，我们今天不是来喝你们的酒的，是来喝你的油的，明白吗?哈哈哈……。”    贺龙同志站起身来用烟斗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告诉你吧，我们要把你的所有煤油没收，分给老百姓，这不费解吧!”    张思先没听清贺龙同志最后一句，命就丢了一半，他象打摆子一样，在那里发抖。随之就声嘶力竭地喊起来：“天啦，这是不叫人活呀……。”    贺龙同志用严厉的声音压住了他：“不叫你活你早就完了。正因为叫你活，所以才没收你的煤油，让你同你的美国干爸分手。为老百姓做点好事。这是你的好运气到了，别那么不识抬举，我贺龙生下来就不愿抬举人，晓得吧?张老板。”     贺龙同志把刚装上的一袋烟叩在那张摆酒的桌子上，象真的和张思先谈了一场生意一样，慢慢地，一字一板告诉张：“就是，我们这样谈定了，后天上午，津市、澧县的老百姓就来了，他们愿挑多少桶就挑多少桶，一桶不是四十斤吗?我看一个后生伢子可以挑四桶，你看呢，张老板……。”    张老板半个小时后才用“人参汤”灌醒，他记不起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只听得深更半夜这个不可一世的“美孚”人家，还不时传出哭喊声。老百姓不知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以为张老板屋里死了什么人。    古历十一月初七这天上午，津市襄阳街上阳光普照，红旗招展，锣鼓齐鸣，鞭炮声，口号声，欢笑声，闹得要把襄阳街翻个底朝天。300多名码头搬运工人早早就把几千桶“美孚”煤油搬到了马路上，2000多名红军战士整整齐齐地排成两列，按照各乡“农运”干部送来的名册，把一桶桶煤”油发到穷苦人民手里。河上停泊了各种装运煤油的船只，船工的白帆辉映着河边一排排迎风招展的红旗，显得气派极了。 再攻津澧    1930年11月26日，邓中夏在临澧合口召集贺龙、段德昌、许光达等人召开前委会议，盲目决定红军第二次攻打津澧。他利用前委书记的职权强令部队12月1日向津澧逼进。    就在红军主力在西线与敌作战的时候，分布在安乡、津澧一带的川军张英、马坤山部，知我津市仅有十七师五十团留守，于是分三路向津市反扑：一路从黄山头出发插津市；一路从窑坡渡进击，抢占黄牯山；一路以十回港、仁和铺逼近津市，将留守之五十团成马蹄形包围。五十团知敌众势猛，遂撤出津市，与敌且战且退，当退至澹水河一线时，因水流湍急河宽，加上十回港河面浮桥早已被敌拆毁，全团千余多官兵腹背受敌，虽然奋勇战斗，但牺牲惨重，幸存者仅200余人，团长徐文炳和六军参谋长刘仁载等英勇牺牲。    二次攻澧，军团部设在津西云盘岗。二军四师围住澧城西门和南门，六军十六师包围澧城东门和北门。四师十四团部就设在城西二里许的文良制，堵住大西门，十一团围困小西门，十二团则驻守在栗河南的牧马、仙眠两洲上扼守大小南门，守城的是陈斗南和挨户团少校队长杨复初的地方武装。他们还胁迫了部分老百姓，共约1500余人，武器亦优于红军。为了抵御红军再次攻城，他们将东门外的一条街焚毁，变为开阔地，并将东门外从凤凰堰到栗河这一段壕堑挖通，在东门口装上吊桥。红军也准备了必要的攻城器械，如木梯、绳索、地滚车、爆破工具等，还没收了地主的上好棺材四副，装填炸药来炸城。红军在完成对敌包围的部署以后，每晚发动一次总攻击。在东门以南，遇仙楼以北的外洲上，红军十六师挖土洞数十米，直通城墙下，将装有炸药的两副棺材放人城墙脚下洞内。西门以南，红军十团亦挖地洞通城墙下，放置炸药棺材一副，同时炸城，都终因城墙坚固未能奏效。红军还在敌楼拐用地滚车堆棉花包强行登城，也未成功。这次红军攻城一共激战了7天7夜，双方都有一定伤亡。仅红军十团就伤亡百余人，有的是枪击阵亡的，有的被手榴弹炸死，或者被烧死，有的是强行登城时被敌人用石头砸死的。    此时，段德昌知道五十团受挫，便亲率十七师向津市反击。在津市西门中渡口，为敌所阻，双方激战，从午时一直战斗到半夜，在胡彩清等率领的农民自卫军的支持下，才渡河接近津市，此时又遇到强敌阻击。段德昌真急了，集中了全团的轻重火器，亲自带队，突破敌一处，随后，大队人马一涌而人。红六军第二次占领了津市，但伤亡很大。贺龙即命段德昌在津市稍事休整，补充人马，随即亲赴津市，召见胡彩清等同志，鼓励他们加强党的建设，坚持武装斗争。接着，贺龙又派出7位代表，到胡彩清的家乡召开地下党员会，对发展党员和武装斗争进行了具体指导。不久胡彩清的队伍发展到300多人，共产党员43人，成立了洞庭区暴动11分队，胡彩清任指导员。11-12月，共产党员李光文、张景雅，趁红二军团两次攻打津澧时，率部回家乡车溪，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并计划处决叛徒李光典。可是李光典见到红军来到早就躲了起来，于是，他们将李光典的父亲李玉昆杀死在牌楼边，并以红军某部张景雅、杨易(李光文化名)名义发了布告。同时，共产党员王万友、殷浩然、刘功台、陈本富等214名青年参加了红军。    12月8日晚，敌增援部队占领了澧水南岸的停弦、栗河、宝塔湾等地，对攻城红军构成极大威胁。据侦知，杀向长江南岸苏区的国民党剿赤军，系何键部下李觉和陈渠珍两师，陷石门后，直扑澧州、津市。夏斗寅部、陈诚部一个师，也在蒋介石的严督下，杀向津市、澧州，要与红二军团决一死战。澧州守敌陈斗南与贺龙原有旧交，见贺龙攻城更紧，忙派人送信与贺，信中说道，只要贺龙不攻澧州，他愿与红军友好，彼此互不相侵。贺龙把信撕了，骂道：“我与敌如同水火冰炭，谈何友好?”遂对送信人道：“我饶你一条狗命，你速回澧州报与陈贼，要他早早投降，我免他一死。”    送信人跑到城中，将贺龙话语报告陈斗南。陈斗南听了，大惊失色，对左右说：“贺龙乃是一员战将福神，身经百战，未有半点皮肉之损，如今兵临澧州，虽然国军即将来援，但贺龙非同寻常之人，我等如何与他交战?”陈斗南一直坐卧不安，只好交待死守待援。    贺龙赶走了陈斗南的信使，立即命令部下重新架起云梯攻城，红军实在缺乏攻城设备，直攻打了一天一夜。此时已接任红二军军长的孙德清说：“总指挥，这拼消耗的仗我们不能再打了，还是撤退吧!”贺龙耸着双眉说：“这仗本来就不能打。”     由于邓中夏执行李立三左倾路线，致使红二军团腹背受敌，只得于12月9日被迫退往松滋。复经杨林寺一役，加上李觉使用澧南曲家坪飞机厂以飞机助战，红二军团损失惨重，南征计划失败。 杀说客  明心志    从1932年夏到1934年夏，两年时间里，贺龙与中央代表夏曦在肃反问题上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斗争。中央代表在红军内部搞肃反扩大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是非问题、路线问题都当作敌我问题。凡是对王明路线有异议的同志，从军长到连长都当作“改组派”抓起来，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几任连长。对创建湘鄂西根据地作出卓越贡献的优秀共产党员、杰出的领导干部万涛、段德昌、王炳南等同志都先后被杀害。在洪湖根据地杀了几千人，区、县干部几乎被杀完了。还有许多干部已经捆起来准备杀掉，由于贺龙的坚决反对，才免遭毒手。就连贺龙本人，他们也是准备杀害的，只是由于贺龙在红军和人民群众中有着崇高的威信，才迟迟未敢动手。当时真是搞得人人自危，部队处于极端混乱之中，3万多人的部队到1933年底只剩下3000多人了。战斗的挫败，错误的打击，艰苦的生活，都没有动摇贺龙对党的赤胆忠心。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他对革命仍然是坚定不移。贺龙为了顾全大局，采取了克制的态度，以免事态扩大。为了及时拯救红军，贺龙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报告了这一严重情况。     正当红三军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又施展了一个阴险毒辣的诡计，妄图拉拢贺龙。1933年12月，蒋介石一方面以重兵压境，围困红三军；另一方面派反动政客熊贡卿对贺龙进行策反游说。熊先派梁素佛送信联络，表示愿意帮助解决红三军的困难处境。贺龙识破了敌人的阴谋，立即向中央分局汇报了这一情况。中央分局为了搞清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破坏的情况，允许熊贡卿前来苏区。当贺龙了解到全部情况之后，立即逮捕了熊贡卿和梁素佛，并召开了公审大会。贺龙在大会上宣布：“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是来干什么的呢?是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这对我们红军是极大的侮辱。同时，他又是奸细，我们绝不能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打错了，他完全是痴心妄想，艰难困苦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①贺龙这些大义凛然的讲话，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尚情操和对党无限忠诚的革命精神。会后，立即处决了这两个反动政客。 力克澧州城    1935年8月，红二、六军团在取得反“围剿”的胜利之后，在临澧一带集结，开始向津市、澧县进攻，其目的是为了控制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洞庭湖西广大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当时东下红军主力是红四师、红六师、红十七师，部队从桑植洪家关出发，经走马坪、赵家峪、江垭、国太桥至石门阳泉，始兵分三路，一路由红十七师占领石门、临澧和澧县的王家厂一带；——路由卢冬生师长指挥红四师的十团、十二团攻打津市；一路由郭鹏师长率红六师十六团、十八团夺取澧县城。贺龙每战必先进行战前动员，1930年两打澧城未破，人们记忆犹新，贺龙风趣地说：“你们这次去打澧州，如果打不开，不怪你们，因为我以前当澧州镇守使时，把城墙普遍加高了三尺；打开了，我来为你们祝贺!”贺龙这番“激将”，使战士们受到很大的鼓舞。    ①  廖汉生：《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回忆贺龙同志的前期革命活动》，《解放军报》1978年7月28日。    红军从出发地到津澧，有720余华里，沿途既有民团袭击，又有敌机轰炸，部队每天从下午五时开始行军，到第二天早上七点才休息，虽然连续夜行军，但红军战士个个情绪高昂，毫无倦意，只五个通宵就到达津澧之地。    8月23日晚，红四师第十二团团长钟子廷率部进攻津市，与敌600余人激战，24日黎明占领了津市，敌保安八团和铲共义勇队周奎武部败走新洲，继又逃往汇口。澧县的反动头目在探得红军动向之后，惶惶然如鸟兽散。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书记长兼铲共义勇总队主任李光炳，县长何培基，财政局长文振业，保安第九团团长李华甫，均以事先外出求救为名，分途逃往长沙、常德、安乡等地。驻防澧城的守敌，主要是保安第九团团副、县铲共义勇总队副总队长王树棠，还有城关中心区区长陈仲南及其部属。当时县铲共义勇总队共辖四个队。一队杨少麟部驻城关及刘家河；二队周奎武部驻防津市；三队徐策植部驻防官垸；四队杨复初部驻防新洲。    李华甫、李光炳、何培基等出逃时，曾责令王树棠、陈仲南死守澧城，不得疏误。狡猾的陈仲南，趁红军来到之前，找了一条大船，把妻子儿女、金银细软星夜运往长沙，自己则伺机而动。   城内守敌严加防范，分工抵御。王树棠部把守东门和大小南门；陈仲南部扼守北门和大、小西门，敌人把城门洞口堆了沙柜、沙包，又在城门上头修筑了碉堡，每个城堡配有一连兵力，10挺轻重机枪和20多支冲锋枪，城上每个垛口派一个士兵把守。此外，他们还强行把市民的门板、家具、柴草易燃物搬来，又把草纸淋上煤油，用铁丝吊在城墙垛口上，点火焚烧，熊熊的火焰，把澧城上空映照得如同白昼，竟连东门城楼也付之一炬。26日夜深，陈仲南见红军攻城没有动静，以为平安无事，遂与情妇苟合去了。    围攻澧城的红十六团和十八团，在团长常德善、高利国等同志率领下，已于8月26日屯兵澧城西郊。十六团一营三连驻在多安桥，与敌防线相距只数百米。    为了在艰难的条件下能够顺利地攻下澧县城，团首长命令红军各连挑选出20名身强力壮、敢打敢冲的战士，到团部组成突击队，临时编了两个突击连，每连4个排，每排4个班，每班10个人，半夜鸡叫时，红军开始战斗，每班带上一挺机枪，一张木梯，每人一支手枪，两颗手榴弹，一把马刀，一根在顶端捆着湿稻草的长竹杆。当红军运动到敌楼拐、八方楼城墙边时，首先举起竹竿扑灭了敌人悬于城垛口的火把，继而搭上木梯爬上了城墙，接着就投掷手榴弹，一阵手榴弹的爆炸之后，红军已冲到敌碉堡面前，只几梭子弹就把敌人的机枪打哑了，于是展开了一场肉搏战，在响亮的冲锋号声中，红军先头部队已逾东城而进，后续主力亦破西城而人。这时，王树棠一面指挥着亲信士兵去西城督战，一面带特务排20余人趋东门抵抗。王见东门守兵已溃，大势已去，遂退至新街口，折向分司街，企图逃出小南门。然而红军大队人马东西夹击，守敌已溃不成军，有的丧命，有的被俘。陷入天罗地网的王树棠，带了8个短枪兵弃城逃命，因小南门狭窄，一时逃命的夺路者有如潮涌，除一勤务兵尾随王树棠外，余皆挤散。当王树棠挤出城门，越过城壕，踏上南门洲时，城上红军喊口令，王树棠回答不出，于是红军一个点射将其及一随从击毙。    眠花宿柳的陈仲南，开始闻到枪声，就不知所措，加上一个勤务兵向他报告，说“红军打进城来了，到处在捉人……”更是吓得魂不附体，好一会才回过气来，说：“这帮县太爷们实在可恶，扔下我们跑了，什么鬼鸡八通的徐源泉、李觉也不知死到什么地方去了，要老子在这里给他们作垫背的!”即踉跄出门，行至正街时，慑于红军的枪林弹雨，乃钻进一家裁缝铺里，躲在店主的床底下。天亮时，红军打扫战场，清查户口，逮捕坏人，在群众的协助下抓到了陈仲南，把他关在新街口团政治处附近的一家布店里，27日拂晓，红军终于攻克了澧县城。     红军攻克津澧后，建立红色政权，开展政治活动，赈灾救民，澧州城内出现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闹革命的崭新局面。首先，军委分会主席贺龙、委员任弼时、萧克、关向应、王震、张子竟联合署名颁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第一号布告》和《为号召全国民众保卫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卖国罪魁蒋介石的宣言!》。红军为了建立地方红色政权，指派红六师十八团政治部组织科长穰明德任澧县县长，广贴《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和《安民告示》，稳定城乡秩序。地下党员游玉圃，很快与红军取得了联系，并发动共产党员和农民积极分子，协助红军派下去的政治工作干部召开群众大会，作报告，写标语，发传单，支持红军开展了一系列重大政治活动。     红军直接领导下的澧县苏维埃政府，在严惩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党的政策和策略，除了少数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坚决杀掉以外，一般则采取关押、斗争、罚款等措施，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打击反动统治阶级。束手待毙的陈仲南，人们早已对他痛恨入骨。大革命时期，他疯狂地破坏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又大肆逮捕、屠杀农协骨干和会员；平时任意侮辱妇女，鲸吞救济粮款。1935年7月4日，澧水及其支流洪水暴涨丈余。5日，县城城墙倒塌，全城死亡者达三分之一。县内堤垸俱溃，尽成泽国，计死万余人，占全省水灾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此时省政当局下拨了一些救济粮款，而陈仲南置人命于不顾，仅给每个灾民两斤霉变的蚕豆，其余粮、款皆饱私囊。百姓对此敢怒不敢言。因而，陈仲南在押期间，前来控告他的人络绎不绝，一致要求除掉这只吃人的豺狼。9月9日这天，红军在东门外召开群众大会，会场上人山人海，群情激愤，大会宣判了陈仲南和他的秘书萧佐榆的死刑后，押着游街示众。顿时，大街小巷，路为之塞，不少苦大仇深者指着陈仲南骂不绝口：“你这个遭千刀万剐的家伙，然也有今天!”接着，红军把陈仲南、萧佐榆押到北高庙枪毙。9月12日，红军又以同样的规模和方式，处决了捕杀红军、残害群众的侦探荣德寿、警察李泽贵、团总谢志清以及恶霸萧庆南等，人民大众开心之日，便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红军杀进澧州为民除害，大长了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    在临澧，红军对小商小贩，一律采取保护政策，并鼓励他们积极经营，对一般商人，则发动他们捐款，对地主豪绅，富商大贾和帝国主义的财产，则予以没收。当时，没收了帝国主义在津市开设的德士古、亚细亚、美孚公司的库存煤油；没收了国民党盐业公司的食盐和资本家商号的布匹、医药等物资。对煤油、食盐、布匹、衣物、粮食、耕畜等生产生活资料，红军采取低价出售或无偿送给穷人的办法，使劳动人民得到了一定的物质实惠。    筹款中，红军还采取一种断然措施。他们在占领澧城后的第三天，异常迅速地把恶霸地主、土豪劣绅抓进城来，作为筹款人质，限令交款取人，当时叫做“捉肥猪”。第四天，红军贴出《领人公告》，大意是，在押对象的亲属，应携带规定数量的款项，请求真正的农民代表作保，前来交款取人，到期不取回的“肥猪”枪毙!    《公告》轰动了城乡，昔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少爷、小姐们，手捧金银财宝，跪倒在农民脚下，磕头作揖，哀求农民“积德行善”，出面作保。开始，农民不干，说“俺黑腿杆人小面窄，红军不会赏脸”。    土豪劣绅的子女，把农民代表请不来，红军就派干部向农民作解释。讲清这样做，是为了长穷人的志气，灭坏人的威风，农民听了很高兴，愿意出来当代表。交款领人时，红军为了辨别真假农民代表，先行握手以试，凡手上有茧的，就让他领，无茧的，就叫他滚，好几个假农民都被识别出来了。被捉来的周老大、泰昌二、严济成、刘腊英等几十个人质，个个俯首听命，解囊以赎。因此，红军在石、临、津、澧筹得了大批的粮食、布匹、食盐、药品和10多万块银元。其中津澧筹集最多。10月1日，红军退出后湖南反动头目何键，对此大为哀叹：“本人此次前往视察，其中受害最重的要算津澧。”    红军占领澧州后，在救国济贫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旧时，各地开有许多当铺，亦称“押店”，是向劳动人民进行放款的高利贷行业，津、澧之地，典当由来已久。每逢天灾人祸，穷人为了活命，将仅有的衣物质押，所取得的款额一般在质押品的五成以下，质押期限自半年至年半不等，过期不赎，当铺即没收其质押品。1935年夏，津澧洪水成灾，典当衣物的穷人极多。红军来后，悬法示民，动员当了衣物的贫苦百姓，持当票无偿领回自己的当押物，因而穷人对红军感激不尽，对此称之谓“取恩当”。    据不少健在的老人回忆，红军当年不仅把没收的粮食、耕畜、衣物分给穷人，还在王家厂的关庙里、闸口的河滩上、金山的杨家坪、洞市的申家冲、杨家坊的庹家河等地搭起了赈饥棚，请老百姓来吃饭。王家厂的老人王夕恒说：“当时红军摆的流水席，穷人吃了头餐还可以吃第二餐，一共赈了7天，我都吃过好几次。”澧南荷花村的老人金义忠，当时只有15岁，砍柴度日，一天进城卖柴，红军把他引进伙房内，过秤付了钱，有个红军见他穿得破破烂烂，给他送了一件新直贡呢棉袄，金义忠喜得不知该说什么才好。道何乡毛坪村穷苦农民毛堂义，就是天天在城里吃“赈饥”，后来硬是不回家缠着首长参加了红军，后于1940年在山西抗日前线英勇牺牲；他的族弟毛堂海当时才12岁，也是在吃“赈饥”时被贺龙发现，被吸收参加红军给贺龙牵马，现在大庆市。象毛堂义、毛堂海这类跟着贺龙去的人，澧县便有好几千。 贺龙卖盐    1935年8月，红军攻克澧县城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和奸商的捣乱，食盐奇缺，物价飞涨，澧县老百姓长期吃不到盐。红军攻打津、澧时，在澧水截获了敌人两只盐船，红二、六军团首长决定拨出3万斤盐在市面上公开出售，解决群众急需，稳定物价。     一天，红六师政治部的领导，把柴承祖和组织科的覃干事叫去，交给他俩一个特殊的任务，在澧县公开向群众卖盐，食盐放在天主堂教堂里，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几个买主上门，他俩正在盐包面前发愁，贺龙突然来到他俩面前，笑着问：“柴伢子，你们在干什么?”柴承祖赶忙汇报说：“一百文一斤盐，价钱便宜，老百姓又缺盐，就是没什么人来买，真是怪事!”贺龙说：“我看并不奇怪嘛!盐卖不出，有两个原因：一是红军刚来，群众对我们的政策还不了解；二是群众担心红军要走，今天买了红军的盐，明天就挨白军的整，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他俩被贺龙说得连连点头。     贺龙接着说：“我们卖盐，一方面是解决群众的困难，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件小事，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粉碎敌人对我们的造谣和诽谤，使群众更了解我们，更拥护我们红军，拥护革命，拥护共产党!”又说：“盐没人来买，你们就走出去宣传，作调查研究，对那些确实没有钱买盐的穷苦人，你们就三斤两斤地朝他们家里送，把你们开仓济贫，在黑夜里给穷人送粮食的精神拿出来嘛!”     听了贺龙同志这番话，小柴他们日夜不停地忙碌起来，空荡荡的天主教堂门前，顿时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不到一个星期，3万多斤食盐全送到了群众手里。 纳新“扩红”    “贺龙队伍到金山，山上山下搞宣传，一张传单一把火，烧红澧州半边天。”这首民歌，反映了当年红军政治工作的声势之大，影响之深，津澧一带，红军的声望早就深人人心，反“围剿”的胜利，更加扩大了红军的影响。特别是红军驻澧期间，遵守铁的纪律，关心群众疾苦的行动，使群众看到了红军是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军队，是一支不能摧毁的力量，也看到了谋求解放的道路，因而从内心里热爱红军，支持红军。津、澧有70多名裁缝，自觉把缝纫机集中起来，日夜不停地为红军赶制冬装。其中有26名裁缝，还随红军撤到了石门仙阳缝纫月余，有杨明甫，刘公元等人参了军。由于群众的支持，原来穿“百杂衣”的红军战士，都换上了一色新的军装。    红军在津、澧，组成了许多扩红小组，活跃在农村、街头。他们采取上门走访和召集各种会议的方法，广泛进行发动，大讲剥削阶级为什么发财，黎民百姓为什么受苦的道理；大讲红军的来历、成长、任务以及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的胜利，启发广大劳动人民闹革命、求解放的觉悟，很快出现了父送子，妻送夫，兄弟应征，全村欢送的局面。红十七师一扩红小组，在王家厂附近山村，一个晚上就扩到了39名新战士，成立了一个新兵排。新洲鲁家坪给人当长工年近30的韩成亮，一个人就带了13个青年农民参加了红军。这次扩红，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军民关系，全县正式招收的红军新战士达两千多，使得红军的新兵连、新兵营、新兵团相继成立，仅在澧县就扩编了两个师。贺龙自己亲自出马，在澧城，在大堰挡曹家大屋、庆丰楚布店坐镇，与共产党员游玉圃等联系，游玉圃积极配合红军首长，开展政治工作。在贺龙的关怀下，红军李云清、王云武、皮楚卿、皮修元等在澧县西部山区建立并领导12个游击大队，3个游击支队、16个游击分队，在红军主力撤出后，坚持了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的革命斗争，以后一部分加入了张才干等领导的新四军。    红二、六军团占领了石门、临澧、津市、澧县的广大地区，纵横驰骋于沅澧之间，开辟了东西广大的游击区，直接威胁着常德、岳阳。历史证明：贺龙从澧水起步踏上革命生涯后，戎马澧州，横断澧水，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上写下了光照人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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