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龙郑爽同台节目:说说像生瓷

经常会见到像生瓷这一名称，一般都指雍正乾隆两朝各种仿铜、仿木、仿漆器等等之类的瓷器，有些书籍称像生瓷始于雍正，盛于乾隆，此观点不能说不对，但容易引起误会，不够严谨和全面，古籍载，古代瓷制器皿凡是使用人物、动物、植物为造型；一概称之为“像生器”可见像生瓷这一名称是雍正之前已经存在，按其解释仿铜、仿木、之类并不在其中包括，后人只是借用，将雍正创始的仿铜、仿木类瓷器归入其类。将所有无论仿造型还是仿质地的陶瓷器皿一概称之为“像生瓷”。

五千多年前以人物、动物为造型的陶器已经出现，随着瓷器的发明“仿生”这类造型手段自然而然的成为瓷器的一个品类，经久不衰，深受广大消费者欢迎，到了汉末唐初时期，像生瓷达到单色釉像生瓷的高峰，从考古发掘结果看这一时期的像生瓷无论从品种、数量还是工艺、造型水平都是最多、最好的，各种像生动物植物以及器物都有出土，如虎子、熊形油灯，蛙形器、柳斗罐等等。

一直到清代初期单色釉像生瓷一直是像生瓷的主要品种，只有个别品种会在瓷器上用釉上或釉下彩稍加点缀，雍正时因为经济繁荣而需要大量铜铸造钱币，雍正四年诏命“惟准三品以上官员用黄铜器具，其他一概禁止”皇帝本人带头不使用铜器，宫中大量铜制祭祀、陈设和日用器皿也被销毁，在大规模收缴和禁止使用铜器后，宫中使用的陈设、祭祀、日用器皿只好改用瓷器，由于但是制瓷技术的发展，加之“禁铜令”的实施，这一时期的景德镇御窑厂为了解决实际需要研制开发了一大批仿古铜瓷制礼器，如尊、罍、鼎、爵、彝等，造型釉色与铜器相似，釉采用茶叶末、鳝鱼黄、鳝鱼青等，以及陈设观赏类，如双耳葫芦瓶，六连瓶、水丞、四足洗等，当时赏赐给蒙古王公贵族的铜制器物也开始使用瓷器代替，佛像、观音、土地一类也开始由瓷制代替铜制。

“禁铜令”的实施，客观上对制瓷业起到了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雍正、乾隆时期像生铜、木、漆等质地创始和迅速勃起与“禁铜令”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仿铜器生产销售的成功成为仿木、仿漆等像生瓷研制生产的“导火索”、“启动器”。

雍正时瓷器装饰技术已经基本全部成熟，表现手段丰富多彩，也是雍正、乾隆时期像生瓷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基本条件，青花、釉里红、古彩、粉彩、颜色釉等等装饰工艺可以满足制作像生瓷质地效果的需要，而在此之前的一千多年的陶瓷史上都不具备如此丰富的工艺技术和材料条件，正是装饰技术的高度发展才能够使得雍正、乾隆时期的像生瓷研制生产轻车熟路水到渠成，迅速发展成为瓷器中的一个重要品种。

像生瓷在雍正时期主要以仿铜瓷器为主，其他仿木、仿漆之类瓷器较少，主要目的是替代铜器，到了乾隆以后，由于康雍盛世经济繁荣使得整个社会风气变得浮躁起来，瓷器的装饰风格转向繁缛、华贵、工致，康雍时期瓷器装饰深厚的文化内涵，精湛的绘画技艺已经无法突破，如同春节晚会，30年前我们第一次在电视看到，兴奋异常，赞不绝口，但到了今天尽管电视台费尽心机，观众仍然是怨声载道，因为80年代的春节晚会无论节目的文化艺术水平都是经过多年积累后爆发出来的，几年后已经是“江郎才尽”，而现今在艺术界又是一个浮躁的时代，无论思想内容还是演艺水平都超不过80年代的水平只能在背景、灯光、电子控制以及俊男靓女、透露搞怪等方面做文章。瓷器装饰则采用加精加细，追求“鬼斧神工”的效果，扩大新品种的生产，以新、奇、特取胜，

乾隆时期的瓷器装饰也和今天的春节晚会的“怪圈”一样，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乾隆中期以后，高岭土资源枯竭，其他产区出品的高岭土含铁量较高，瓷器釉面多有铁点，严重影响瓷器质量，使用繁缛的釉上彩纹饰也是掩盖这种质量缺陷的一种好方法，乾隆时期始见的“挂裡”瓷器，就是在器皿的内壁涂刷一层多为淡绿色的低温釉，目的就是为了遮盖质量缺陷，像生瓷除了需要预留“开光”装饰的部分瓷器以外，瓷器所有部位基本都被釉上彩遮盖，是修复残品瓷器最方便理想的手段，许多残次品瓷器经过像生装饰后便成为正品，这也是像生瓷大量生产的一个主要原因。

由于清代像生瓷无论是仿木、仿漆还是仿其他一些物质，都需要在釉面上涂刷彩料，掩盖了瓷器本身瓷质的特殊韵味和本质魅力，如同欣赏美女，靓丽的少女不加修饰虽然暂时会被浓妆艳抹的熟女压倒，但看的多了，就会发现青春靓丽和涂脂抹粉的巨大差距，像生瓷初看感到如此工艺不可思议，看的多了因为瓷器本身文化内涵不足，而且又破坏了瓷器特有的魅力，很快就失去了市场，再加上绘制这类纹饰费工费料，技术难度大，因此没有形成传统产品，很快消失了。

像生瓷据【陶说】记载“戗金、镂银、琢石、螺钿、竹木、匏蠡、诸作无不以陶为之，方小而肖”。据此将其分为仿金、仿银、仿漆、仿竹木、仿匏蠡等近十类，根据传世品和目前所见资料江松先生将其分为仿木器、仿竹器、仿漆器、仿金属器、仿玉石雕、仿织物几大类。

仿金属器中有仿铜、仿金两类。仿铜器中又分仿黄铜器和仿古铜器，仿金器也有仿古器和法器两类，始于雍正盛于乾隆，乾隆时期仿铜器是官窑瓷中的大宗品种，其釉色有高温釉也有低温釉，一般以酱色釉、茶叶末等与铜器颜色相近的色釉为之，为求更为逼真，有的还在酱釉底上另加红黄蓝等色使釉面色彩斑斓幻化不定，更具真实感。

仿金器一种是仿古器，器型、纹饰均模仿古青铜器，满饰金彩，呈色及其华丽，另一种仿金器为宗教法器，特别是密宗对于使用的法器非常讲究，多用金银制作，此时也用瓷器替代，如乾隆年制做的金釉加彩法轮，通体施金彩，以红绿蓝彩仿宝石镶嵌，整个器物金光闪闪，红绿蓝宝石镶嵌其间，无比豪华珍贵。

仿玉石雍正时期始创，称之为“旧玉釉”呈较淡的赭色，有隐约纹片形似碎玉状，器物有碗、盘、瓶、缸等，碗有划花装饰的，乾隆时仿石纹釉器一般多用酱色釉在白釉地上勾绘石头纹理，多仿大理石效果，通体绘大理石纹，也有开光绘粉彩器物。如仿石纹盖盒、造型为扁圆形，腹似鼓形，腹部中间两分，盖顶为平顶凸起一条弦纹，盖面绘粉彩人物纹饰，器身绘大理石纹。

仿木器始于雍正，是以红、黑两色釉彩在瓷胎上绘制木质纹理，也有加用浮雕装饰，增加真实感的，常见的器型有木碗、笔筒、臂搁、木桶、木盆等，如仿木釉盆，直口、直壁微斜、有三只脚，盆中部下部有两道黄色仿竹篾箍，盆内壁施白釉，外壁绘木纹十分真实，细腻、三股竹篾编成的两道篾箍采用浅浮雕工艺非常逼真。也有用粉彩绘木纹的，较为少见十分珍贵，也有边角绘木纹，主要画面画山水、人物，如上海博物馆藏“雍正长方形木纹开光笔筒”笔筒为扁长方形，两面绘木纹，两面边框开光，边框以深棕色为纹理，绛色为地，木纹框内浅浮雕凸起边框线，开光一面绘高士骑马、书童挑担，一面绘宋元山水，还有木纹仅以赭、黑两色竖线条间隔描绘表示木纹的。乾隆时仿木纹器较之雍正更加精彩，一些器皿内外皆绘木纹，极为精致，如仿木纹釉碗敞口、弧腹、矮圈足内外皆绘木纹几可乱真，还有一类内壁施白釉，外壁绘木纹，如一种碗乾隆御制诗中称其为“扎古扎雅木”，的碗，敞口、直壁、浅腹、玉璧底足、内壁施白釉，外壁绘木纹不露胎底，据说是专为西藏僧侣特制，乾隆是仿木纹釉器形制较多，如豆、多穆壶等也有制作。

仿漆器以乾隆时期制品最为生动，大体可分为两类，为仿髹漆和雕漆，能达到乱真程度，如仿脱胎漆盖碗，碗及盖均为凸凹的菊瓣形，壁薄如纸，最薄处约半毫米，极轻，色如珊瑚光艳娇润，碗内底有一黑色圆心，上刻填金彩御制七言诗，外底心刻填金彩楷书“大清乾隆年制”双行款，这类仿脱胎器碗较多有的还配有盏托，仿雕漆类更为丰富多彩，器物外壁繁缛满密的浮雕纹饰让人惊叹，这类器物一般是先用模具在坯上印制纹饰，待坯干燥后再用刀雕刻修饰，施釉入窑高温烧成，再加彩釉入炉烘烤，如仿剔红枫叶式盒，盒呈枫叶形，上盖下座中分造型，另附有随形托座，盒内分成六格，中心格为桃形，其余五格各随叶形，盒外壁浮雕叶筋、叶脉，盒顶部圆雕寒蝉、纺织娘各一只，作工精细、纹理清晰，盒外通施髹红漆釉。仿剔红器也有内壁绘金彩纹饰的，画工十分精彩别致。仿剔红器还有一类，器物上纹饰雕刻好后不施釉，入窑烧成涩胎，再在器物内壁施松绿釉，外壁施红、黄、蓝等色釉，盖、口、足沿施金彩，有人说此类装饰是乾隆时独创。

仿竹器乾隆时一般是先雕塑成型，施白釉入窑烧成，再施低温黄釉，品种多为文房用品，如臂搁、笔筒之类，传世品乾隆官窑仿竹雕笔筒；宛如一段三节的竹筒，竹节为浮雕珍珠纹，器身为浅浮雕夔龙纹，龙身施褐色釉，以仿贴簧效果，在竹面上刷出精细的竹丝纹，质感十分真实。

像生瓷在雍正、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充分的利用丰富的彩绘工艺使像生瓷更加形象逼真，虽然表现了瓷器装饰技术的高超但也是艺术走向低谷浮躁的创作思潮的客观表现，追求新奇特博取商业利润最大化的创作主流自然不会永远成为经典和传统，必然是“昙花一现”结局，特别是不顾瓷器特有的美感魅力，玲珑剔透、光洁如玉而用破坏这些特质的颜料去遮盖，违背了创造美的根本原则，适当的彩绘可以让瓷器更加美丽动人、传达更多达的文化内涵，达到瓷质美和纹饰美互相支持的目的，而过度彩绘，特别是完全覆盖釉面只能得到体现工匠技术水平的结果，彻底失去了瓷器自身特有的魅力，是本末倒置的创作方法。正是因为如此像生瓷的生命力十分短暂，乾隆以后逐渐退出了市场，成为“濒危物种”，尽管这类瓷器存世量不大，但无论在博物馆中还是在流通领域一直没有人重视，其市场价格一直不高，这与其艺术价值有着根本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