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偏执狂微盘:歧视为什么会成为我们的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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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下旬，西安出现绿领巾，包头出现红校服，随后引发一场关于教育歧视的大讨论，人们开始思考，为何要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好与坏的区别。
梳理一下目前学校正在执行的一些激励机制，会发现它们都在强化突出“优秀生”，暗示“差生”不如人。
学校让优秀生首批戴红领巾。而少先队章程没有分批入队规定。还比如，少先队章程规定，小队长应选举产生，但一些学校则会任命优秀生出任，以示激励。学校老师也创出，让“差生”给“优秀生”送牛奶、用虚拟货币奖励“好学生”等方法。
学者储朝晖认为，正确的教育评价体系应去发掘每个孩子的闪光点，而不是拿一根标尺，去衡量学生好与坏。全社会应一同努力，转变观念。
10月17日，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门口，两个放学的孩子嬉闹起来，“你学习不好，戴绿领巾，我才是真正的红领巾……”
给“差生”戴绿领巾，引发一场关于教育歧视的讨论。家长指责，此举会对孩子造成心理创伤；老师回应，这只为告诉“差生”要加油努力。
绿领巾这波未平，红校服那波又起。包头市出现这样一批红校服，校服背面印着，“包24中优秀生 翔锐房地产”，只有该校年级前50名的学生可以穿上红校服，而其他学生只能穿白、蓝、黑色校服。赞助商翔锐地产，在激励学生同时，不忘将自己名字印上衣服。
红校服再次引起轩然大波。因为此前，教育部刚就绿领巾作出回应，坚决反对以任何方式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好与坏的区别。
回忆童年，可以发现，学生们被各种激励机制影响着，他们在成长道路上，不停被告知，哪些是好学生，比如那些戴上少先队“两道杠”“三道杠”的；比如被市区评为三好生的；还有老师自创的各种奖励方式，让“差生”给“优秀生”送牛奶，用虚拟货币奖励优秀学生等。
这些激励机制的共性是，树立榜样，奖励先进，让学生围绕激励机制成长。
许燕不认同这样的方式。她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长期研究儿童心理。她说，当在奖励某个个体时，就会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其他个体不够好。这种不良影响，虽然细微，但会日积月累，“这对成长中的生命而言，非常不健康。”
绿领巾几度“变色”
甘肃某小学2004年就推出变色绿领巾，而绿领巾最初诞生于上海时并无区分学生好坏的含义
10月下旬，小齐（化名）有些苦恼，这名西安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的一年级学生，被老师安排，戴上绿领巾，因为他调皮，学习不好。学校一年级90多名学生，约有一半人戴上绿领巾。
小齐不想戴，他觉得和其他人的红领巾相比，绿领巾不好看，“可是不戴，老师会在班上点名批评。”
绿领巾起源于上海，最初没有任何奖惩、褒贬的含义。
1965年，毛泽东指示，要考虑恢复三个团的问题。要成立共产主义少先队、共产主义儿童团。把少年和儿童分开，根据不同年龄特点进行教育，这是当时的主流思想。儿童团作为少先队的预备队。
试点于1980年在上海进行。那年春天，上海市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的一年级学生，全部戴上绿领巾，从而成为小红星儿童团成员。
此后上海方面规定，一年级入学的儿童在12月4日这天统一加入小红星儿童团，统一佩戴绿领巾。在二年级的6月1日再统一加入少先队。
儿童团迅速在全国16个省市铺开。
在一份关于儿童团的总结报告中提到，实践证明：建立儿童团，大小孩子都高兴，老师家长都欢迎。因为儿童团组织形式适合低龄儿童特点，使少先队在学校中更加充分发挥了团结教育全体儿童的组织作用。
2004年，绿领巾逐渐“变色”。
北京、抚顺等一些小学，给低年级学生佩戴粉领巾。有家长形容，那就像红领巾质量不好褪了颜色。只是粉领巾并未区分好学生、坏学生，凡是一年级学生统一佩戴。
也就在那年，绿领巾“移植”到甘肃，开始走样。它成了区分、而不是团结儿童的标志。
甘肃定西市临洮县第二实验小学，从上海、北京等地引进“先进经验”，将一年级学生组织成苗苗团少先队，全部佩戴绿领巾。
到了二年级，一部分达到条件的学生可以加入真正意义的少先队，开始戴红领巾；还有一部分学生即使达到加入少先队的年龄，但由于学习、思想品德等方面还达不到要求，仍然戴绿领巾。
此事让一些家长、学生承受不小的精神压力。
共青团中央立刻发表意见，认为这是对学生的歧视，势必对学生成长造成负面影响，要求地方少先队组织彻查此事，同时在全国清查“变色红领巾”问题，杜绝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今年10月27日，上海市少工委一位工作人员说，上海的绿领巾不在彻查范围，从试点至今，上海一直都有绿领巾，从未中断。她强调，只要统一佩戴，就不存在歧视。
小学“差生”被戴绿领巾 老师称为激励其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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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都是好学生
学者储朝晖认为激励机制要肯定每个孩子的闪光点，全社会应共同努力改变“好学生”“差学生”的观念
储朝晖注意到老师们的这些探索。他说，激励除了要多元化，还要以人为本，让学生成为自己的主人，要去发现孩子们的闪光点。
儿童教育家孙瑞雪，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儿童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创办了大陆第一所蒙特梭利幼儿园和第一所蒙特梭利国际学校。
孙瑞雪的教育理念中，教育不是竞争模式，是要关注孩子作为生命个体的健康发展。
在宁夏蒙特梭利国际学校（小学部），孙瑞雪践行着她的理念。
这所小学每个年级只设一个班，每个班最多25名学生。孙瑞雪要求老师依据每位学生的特点为他们量身定制奖项。
每个月的班会，主班老师和配班老师都要共同商议，综合学生在这个月的表现特设奖项，写下颁奖词。这些奖项的名称包罗万象：查字典快手奖，高度专注奖，宽容奖，艺术感觉奖，合理安排时间奖，勇于求教奖，自我调节奖等。
“总之每个孩子都是好学生。”孙瑞雪说。
2011年7月，该校五年级的李昕格获得了“准备材料奖”。
老师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李昕格同学，不论实验课、自然课还是美术课，你都能坚持认真地按要求准备材料，为上课做好一切准备。这种认真负责的品质非常可贵，它会为你带来更大的收获，坚持下去！你会更棒的！”
孙瑞雪说，这样的激励诉求在于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发现他们内在的优势。
孙瑞雪还想给学生们荣誉之外的实际奖励。她设定，对于考试成绩累积到一千分的学生，都可提出自己的愿望，由老师帮助他们实现。
有趣的是，学生们的愿望包括当一天校长，放假三天，为同学们上一节课，几乎没有重叠。家长们反映，为了这天愿望的实现，学生们会期盼好多天，学习的劲头也足了。
经过多年实践，孙瑞雪发现，教育中最有效的激励机制是让每个学生都受到鼓励并且满足学生们的内在诉求。
这样的观点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许燕的肯定。
许燕认为，正处于人格成长发展阶段的学生，不应该被贴上好坏的标签。学校更不该有好学生和差学生的区别。教育的作用应该帮助每个孩子发现优势，解决弱势。
她担忧，被贴上坏标签的孩子在经历多次失败后，会形成习得性无助（指人在最初的某个情境中获得无助感，那么在以后的情境中仍不能从这种关系中摆脱出来，从而将无助感扩散到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越来越自卑，从而接受现状，失去进取心。
储朝晖说，现在的探索还只停留在老师层面，二元的教育评价体系仍占主导地位，多元评价体系尚未形成大的潮流。所以，一定要整个社会努力，从根本上彻底改变固有的教育评价体系，需要转变教育观念和管理体制，“这样中国的孩子才能在健康的环境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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