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影晓成员都哪集死的:永远的追随者——《八十溯往》跋

2009年10月27日，天涯才子梁由之兄来京小聚，我邀请沈昌文先生参加。事后梁兄在博客中撰文《我有馨香携满袖》，其中写道：“沈公择定餐馆、预订包房、点好菜肴、散席后打包；俞总买单。以前在书上看过他们奇特的合作模式，这番算是切身领教了。俞沈合作，珠联璧合，历十余年，依然如故。我喜欢有长性的人。”

“有长性的人”，这样一句平淡的评价，却让我极为受用。我与沈昌文先生交往，始于1994年。最初是扬之水引见，我们在《读书》上做一些广告之类的事情。后来编“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等，我们的交往逐渐热络起来。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在他老人家的引领下，我们做了许多值得记忆的事情。

2003年我离开辽宁教育出版社，离开出版第一线，我与沈先生的业务合作也逐渐冷清了。怎么会不冷清呢？在辽宁教育出版社时，我们每年可以编几百种好看的书；到了辽宁出版集团，我的工作性质变了，做管理工作，6年间只编了几本所谓重点书。比如2006年，我们搞文化“走出去”，请沈先生帮我们找翻译，他请出香港罗伯特先生，翻译王充闾先生散文集《北方的梦》；为苏叔阳先生《中国读本》找俄文翻译，他介绍过高莽与蓝英年二位先生。仅此而已。

其实最初离开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时候，我就有些不舍。郝明义先生来信，还专门为我讲了《易经》中的“节”卦，预示这一变动的不祥。后来确实编不了书了，我真的很后悔，就想有机会再回到出版一线，再与陈原、沈昌文，还有陆灏、孙立哲这样一些人合作，再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后来发生两件大事，对我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同时也坚定了我回归的决心。一是2004年陈原先生去世，二是2006年沈昌文先生大病一场。有一次陆灏先生见到我说：“老先生纷纷地去了，带走了那么多资源。你们这些出版人又不肯好好编书，多可惜啊。”我说：“将来我还会做的。”陆灏苦笑着说：“对于逝去的老者而言，没有就没有了，不会再有将来。”

2009年7月，我辞去出版集团副总经理的职位，来到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工作。记得在调转过程中，有一次在京与沈昌文、吴彬、扬之水、柳青松、张国际等小聚，他们问：“如果你真的来京，有何打算？”我说：“继续追随沈公编书。”他们说：“记住，这可是你说的啊！”

是我说的，这也是我的真心话。不瞒您说，我做出版已近30年，长期以来，总有一个“阴影”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那就是我一直觉得，此生编书，我可能永远也无法超越沈昌文先生的水平。这样的想法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我的心底，使我形成一种习惯，每当我策划一种新选题的时候，我会自觉不自觉地扪心自问：如果是沈先生，他会怎么做呢？所以当时光老去、人颜渐改的时候，我急着回归出版，实在与沈昌文先生的存在大有干系！

说白了，跟沈公做书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每每回忆起来，常常会让人产生某种宗教式的痴迷：博学、广识、机智、藏拙、低调、幽默、坚忍、包容、厚道、儒雅、个性、老道、轻松、淡定……总之，沈公有很多超人之处，都值得我们学习和追随。在这里，我无意于把它们一一表诉出来。追溯20年交往，有三个最深的感受，即安全、快乐和吉祥。我记述如下，权做一点标记。

首先是“安全”。有观点说，出版属于政治上的“高危行业”，最容易犯错误。多年来与沈先生合作，编书数千种，一直平安无事，绝不是偶然。以沈先生50年出版经验，他已经把书的事情研究透了。比如说到“韬奋精神”，他一再强调现在的宣传有些扭曲。韬奋先生强调的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伏的。”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就有方法与路径的不同了。当沈先生出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时候，范用先生主张出版全本巴金《随想录》，把香港报纸所删的部分全部恢复，“执行韬奋精神就该如此”；他还说“上面问起来，直接找我。”沈先生自认没出息，不肯“就范”。他曾经有些委屈地说，自己与范用的观点，在骨子里是一致的。但还是主张走陈原先生的路，遇事多转几个弯，钝刀子割肉，有什么不好呢？所以在编《万象》杂志时，他反复强调审稿要慎重，不能把惹来的“板子”打到俞晓群的屁股上。他说：“我们可以犯一些不伤筋动骨的小错误”；我们继承当年廖承志先生提出的“小骂大帮忙”的方法，效果会更好些。

沈昌文先生这样的观点，在审读黄仁宇先生的一篇文章时，尽显无遗。他在审稿意见中写道：“黄作甚佳，他基本上为我们大陆的事业叫好，只是语言与论据与时贤不同而已。对于这类不同，如果还容忍不了，以后大概没法做事了。我改了一些。现传上有改动的六张原稿。请阅。这种改法，是我在《读书》上常用的。不过也许因此，让人们不大高兴。这当然只是把‘右派’的真面目掩盖一下而已——照他们的说法。”

我从“从骨子里”非常接受沈昌文先生的做事方法。志同道合，最重要的是生存方式和人生态度的认同，不同的人生观，一定会带来不同的生存形式，它们却未必会影响人生结局的殊途同归。

其次是“快乐”。庄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寿则多辱”。那么，人老了，最大的屈辱是什么？是衰弱，是病痛，是丧失关照，是老无所养，更是孤单与寂寞？周作人先生为此叹息过，张中行先生为此写过许多伤感的文章。同时，张先生的老年生活也为我们建立一个例证：一个人的老年生活安排得如何，最能反映他的人生智慧。如所知，张中行先生的晚年生活是辉煌的，据说当他最后不能行动时，有记者采访他，老人神智清楚，但无法以言词应对，只在纸上写了这么一句话：想不到老年时期就这么过去了。

我与沈先生交往，正处在他的“老年时期”，不过他展示给我们的却是“寿则多乐”。我觉得，他快乐的最成功之处，就是使别人快乐，尤其是年轻人都喜欢他。找他喝咖啡的人不断，找他吃饭的人不断，找他出主意想办法的人不断，所以他不会寂寞。再加上他早年从蒋维乔先生那里学会的“小周天”，自我修炼之余，家中又有他的夫人白大夫监护，身体很好，老年自然不会“多辱”。我问他窍门何在？他乱说一通，我总结出三点。

一是低调，什么都敢承认“不懂”，不怕掉价。其实关于书与人的事情，他几乎无所不知；他还懂日、俄、英等多门外语。即使遇到真不懂的事情，他也会运用“谈情说爱、贪污盗窃”等手段，很快弄清楚。看到沈公口吐“不懂”时的表情，总会让我想起老版《射雕英雄传》中，秦煌先生扮演的周伯通，那充满稚气的眼神，那双手互搏时的傻气，那见到心爱女子闪烁不定的目光，还有那至高无上、至深无下的功力，实在让人喜爱不禁。

二是细心，沈先生行为貌似随便，实际上细心得很。比如聚会，他不但做到整体不冷场，还要关心到每一个人都不受到冷落。甚至点菜这样的小事，我愿意让沈先生代劳，他会考虑到许多细节，比如每个人的好恶、男女饮食的差异、买单者的状况等，都会在他的菜单上反映出来。

三是谨慎，从前我一直觉得依照沈先生的资历，依照他的性格，接人待物会很放得开。细观其日常行为，我发现他是一位极其谨慎的人。他的发言总是那样宽容，不肯说别人坏话。他经常会在网上潜水，关心各种动态，关心人们对他的评价。那次“《读书》换帅风波”，有人对他说三道四，我去北京看他，他好像没生气，还不断地用别人攻击他的话调侃。但在三联附近一家饭店吃饭时，他却下意识地关上门，说话也放低一些声音，让我想到文革时期；不过只是一会儿，他就缓过神来，又与店内熟人打招呼，又恢复了往日的朗声谈笑。

当然，沈公最可爱之处，还是他独有的“灰色幽默”。例子太多，以往我也说过不少。比如1998年沈公做白内障手术，手术当天我们要去医院给他献花，他回话说：“我已回家，下午就可以出来。鲜花就不必了，鲜饭倒可以考虑。”不久他的眼睛好了，我问沈公：“这回能看清东西了，心情好多了吧？”他说好什么呀，过去看一位女士脸上很光滑，很好看；这回治好眼睛，连她脸上的几颗雀斑都可以数清楚了，多遗憾啊！

其三是“吉祥”。人常言：“老人是家中宝。”有老人在，你才能保持一份纯正的童心，你才能遇事时有所倾诉，你才能孝有所为。社会也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沈公，以及他们那一辈中的陈翰伯、陈原、宋木文、刘杲、范用、刘硕良……不就是我们一个个出版家庭中的“老人”么！能请一位老先生来到你的“出版之家”中，多吉祥啊！他的学识、他的经验、他的资源、他的号召力和亲和力等等，那一点不是我们渴求的呢？

最后说明。我与沈先生合作多年，他帮我找过许多大作家、大学者，编过许多好书，我却始终无缘出版沈先生自己写的著作。他的《阁楼人语》，其中似乎有争议，他怕给我惹麻烦，被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书商的旧梦》和《最后的晚餐》，被陆灏、王为松先生收入“海上文库”；张冠生先生整理的《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也拿到花城出版社去了。今年，梁由之先生帮助我组织选题，他提议出版“三老集”，为同是80岁的沈昌文、钟叔河、朱正三位先生各编一本小集。我欣然接受，就去找沈公商量，希望他能把拟在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的《回忆录》给我。沈公说如果出大陆版，还是在三联吧，他毕竟是三联书店恢复后的第一任总经理。但是沈公答应为我们另外整理出一本集子，便是本册《八十溯往》的由来。书稿成后，沈公请我写序，我连声说不敢。沈公笑着说，我已经给你写过四个序了，来而无往非礼也。闻此言，我只好从命。

是为跋。（俞晓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