锶90敷贴器:被遗忘的血腥肉搏战:平型关下国军一个师的血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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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斌据此认为,王荣爵迅速架设电话线后,向师部谎称前线情况危急,晋军的战报及回忆录正是据此宣扬71师出击受阻。他说:“这哪里是出击受阻?是出而不击!责任人就是该团团长王荣爵。”

    林彪在平型关战斗总结中对晋军的出击这样评价:“友军在战斗中的配合,实在太差了。他们自定的出击计划,他们自己却未能遵守。你打,他旁观,他们时常吹牛说要决战,但却决而不战;或向敌人打而又不坚决打,他们的部队本来既不充实,在一个突击中,却以区区八个团的兵力分成三大路,还留了总预备队,而每路又相隔十多里或二十多里,这样不仅缺乏出击力,而且连被我们打败了而退下的敌人他们碰着了,竟不但不能消灭之,反而被这些突围的敌人冲坍了……”

    晋军为何“既不增援又不出击”?高士洁认为,“傅作义乘敌增援未到全线出击的意见谁有权否定?只有阎锡山!”五改出击命令的始作俑者,就是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自己。

    高斌也坦承他对出击流产的看法变化过程。开始,他推测晋军拒绝增援、拖延出击,是郭宗汾耍滑头。后来看到高建白回忆,晋军202旅旅长陈光斗声称“我执行的是长官的命令”,并出示油印的命令纸,用红铅笔写着郭宗汾“转阎长官命令,非有本长官电话,不得出击”,他开始相信原因在阎锡山身上。

    日本的《华北治安战》一书载有日军对韩复榘、刘汝明及阎锡山的评估:“山东及察哈尔29军一部保持中立。山西及绥远军也以一部开至省境采取消极态度,不致出现积极行动”。

    高斌说,后来阎锡山的行径也可以说明问题。1941年起阎锡山越走越远,和日本签订停战的“汾阳协定”,阎亲自率大小汉奸参加与日军的“安平会议”,表明阎一贯亲日态度。该会议因偶然事件中断。日军为施压攻击晋军,阎竟然写信给日本人:“你们不要把同情你们的人当成敌人”,日军即停止了向晋军的进攻。难怪第六集团军司令杨爱源向阎锡山告状说郭宗汾既不出击又不增援,阎却不指责、处罚郭,反而升郭为二战区参谋长。

    高斌强调:高桂滋84师在平型关经三天四夜血战,伤亡重大是不争的事实;团城口被日军突破,作为抗战军人不能推卸责任,当然愧疚于心--若上至军长下至伙夫全部战死,方可卸去责任吧。但是阵地毕竟还是失陷,仍然没有能全歼关前日军。而本来是有这样的机会的!追究何以未能全歼,阎锡山、孙楚和郭宗汾就是责任者。无论“既不出击,又不增援”的动机是什么--对抗战消极?牺牲友军,保存实力?判断失误,举措失着?--都不应将责任推到84师头上。“军中无戏言”,说了出击,说了增援,却言而不行。这就难怪李仙洲向蒋介石告二战区的状,并要求中央速派大员来晋主持。随后卫立煌奉派来晋任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前敌总指挥,取代阎锡山指挥了忻口战役。

    高斌到抗战后期时已经十来岁,去过父亲的军营数次,经历过战火纷飞,倾听过父辈的战斗故事,目睹过许多伯伯叔叔的流血牺牲。高士洁告诉笔者,她见过军人性格的父亲流过一次眼泪,那是在1955年8月陕西省政协“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十周年纪念会”上,一个也是前国民党军人的省政协副主席发言说“国民党不抗日”,高桂滋与其当面争执起来,难道那些抗日将士的英名事迹被一笔抹杀了吗?高桂滋悲愤之极,潸然落泪。

    高斌说:“许许多多军官士兵跟日本军队拼杀倒下,永远不可能弄清姓甚名谁了。但是,我们要记着他们,记着他们。”

    高桂滋

    高桂滋(1891-1959),字培五,号济民,陕西省定边县人。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后又参加反袁护国和反段护法之役。1927年高桂滋任国民党军47军军长,1930年在山东莒县举旗反蒋。1934年10月被调回陕北“剿共”,毛泽东写信并派人与之联络,协商签订“互不侵犯协定”。1937年“七七”事变后,高请缨抗战,任17军军长兼84师师长。1950年,出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后兼西北农林部副部长,并担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陕西省政府参事室主任等职。1959年1月6日逝世,终年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