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媒体观察家谈"重庆模式":重庆版的科学发展观

图为纪硕鸣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专访。 特约摄影 梅喻鑫

　　记者 杨帆 张向东

　　纪硕鸣，《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2009年，他首次提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庆模式”概念，在国内外引起高度关注。

　　如今，他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观察重庆的“学者”，研究重庆的“专家”。

　　20日晚，记者对专程来渝参加“重庆实践与亚洲发展新模式”高层论坛的他进行了独家专访,深度解读“重庆模式”。

　　重庆日报：请问您是怎么想到关注重庆的？又是基于什么提出“重庆模式”这一概念的？

　　纪硕鸣：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一直在珠三角地区采访，目睹了经济危机重创之下，这片借外向型经济之力而率先崛起地区所承受的煎熬。因此，我开始思考究竟什么发展模式才能让中国在未来走得更快、走得更好。后来我从媒体上看到重庆主要领导带队到沿海考察学习之后，正在用独特的方式突围经济危机，解决失业人口问题，这勾起了我对重庆强烈的好奇心。我想，或许重庆能给我一些启示。于是，我便于年底赶赴重庆，试图寻找答案。

　　在重庆与有关方面进行了接触和考察，尤其是12月30日晚，我见到了时任常务副市长的黄奇帆，和他围绕重庆农民工返乡就业、重庆产业发展、外向型经济风险与瓶颈等话题展开讨论交流。

　　3个多小时的谈话，让我发现了重庆的与众不同。以建立金融中心为例，重庆抛出了与北京、上海完全不同的思维———这个金融中心并非只盯着跨国企业，更要关注中小企业，这是重庆的扬长避短之举。

　　此外，重庆还提出了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国企增值和藏富于民如何有机结合；不放弃外向型经济，但以内销为主；房价过高和过低如何调控等思路……

　　一席话，让我意识到：重庆正用一种独有思维考量未来发展。这种思维，简言之就是两个字———“统筹”。

　　我认为，相对于内地其他省份，重庆的这种实践显然更为全面、深入。也正因为此，在沿海地区遭受金融危机影响令出口受挫、经济下滑时，重庆却能逆势而起。回到香港后，我便于次年2月在《亚洲周刊》推出封面文章《重庆模式，创中国经济反攻新路径》。我认为，在中国迈向未来的路途中，重庆正在探寻一条发展新路径。

　　重庆日报：“重庆模式”一经提出，便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请问这一模式的具体内涵是什么？

　　纪硕鸣：我用一串数字来概括和归纳“重庆模式”的内涵，即“123456”。

　　“1”是指重庆经济持续发展。在全球经济疲软背景下，重庆已连续多年保持了高速增长。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重庆保持了14%的高速增长，交出了一份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靓丽成绩单。

　　“2”是指重庆在发展过程当中抓住了“二老”，即老同志和老百姓。我认为，老同志承载历史,代表传统,是共产党的根；老百姓则是共产党的本，抓住了这两点，就抓住了共产党执政的根本———为人民服务。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今年端午节时，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亲自主持会议，提出对困难儿童、群众和残疾人，端午节要送粽子，中秋节送月饼，国庆节送时令食品，春节包饺子。一个地方的党委和政府连老百姓吃粽子、月饼这样的小事都能想到，还有什么做不到、做不好？

　　“3”是指重庆在努力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给重庆所作出的“314”总体部署。

　　“4”是指重庆正在大力做的“红色文化”的唱、读、讲、传四篇文章。

　　“5”是指重庆市委、市政府所确定的“五个重庆”建设目标。

　　“6”是指“重庆模式”集中体现了六大转变。具体是：

　　首先，是由单一的经济改革向社会综合改革转变，是全方位的，集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四位一体；

　　其次，是由过去单纯追求GDP增长向关注民生转变，这其实回答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究竟是为什么的问题；

　　第三，是由过去坐等老百姓上门上访向现在主动走下去解决问题转变，这主要指的是重庆目前正在开展的“大下访”和“结穷亲”活动；

　　第四，是由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向回归共产党价值观转变。我并不赞同有的内陆城市把干部变成招商员，人人头上都有招商指标的做法。现在不少地区，经济发展了，但社会矛盾也激化了。我认为重庆提出的“亲民、为民、便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执政理念，是对共产党传统的回归，让老百姓感受到领导干部不是在做官，而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已经突破了简单的对经济效益的追求；

　　第五，是由靠领导个人魅力、随机性地发点球，向制度建设转变。据我了解，目前，重庆正考虑将公租房建设、关爱留守儿童、“民生十条”、“大下访”等举措用制度化的方式加以固化，从而形成长效机制；

　　第六，是由过去单一追求物质生活改善向追求全新的社会价值观转变。重庆“唱红打黑”，就反映了当政者希望在这个丢弃社会价值的时代，通过重拾红色记忆，进而倡导一种全新的社会价值。

　　重庆日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过深圳模式、浦东模式等，请问与它们相比，“重庆模式”有什么独特的价值？对其它地区的发展有何借鉴意义？

　　纪硕鸣：相对于依托香港崛起的深圳模式、交通便利的浦东模式，“重庆模式”更具广泛的可复制性。这种复制性的科学基础在于，作为内陆城市，重庆有着其它内陆省份同样的地域和民情，面临的社会矛盾也较为类似。

　　我认为，“重庆模式”集中体现了中共正在全国推行的科学发展观，或者说是“重庆版”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重庆模式”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以“统筹”为指导。

　　打个形象的比方，我曾经参观过一次特殊的展览，展品是农民自己造的飞机。不少农民造飞机，只考虑到让飞机上天，不考虑怎么降落，因此他们造的飞机往往上去了就下不来。过去30年，我们不少地方将力量集中于经济发展，其他考虑得较少，但社会矛盾却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加大。现在，重庆以“统筹”为核心要义引领经济和社会发展，力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化解社会矛盾，这正是科学发展观在重庆的具体实践。

　　其次，“重庆模式”以民生为宗旨。

　　重庆市委三届七次全会出台了“民生十条”，据称投入资金加起来高达3000多亿。这充分体现了对民生的高度关注，是以人为本在重庆的具体实践。

　　第三，“重庆模式”倡导不断创造社会新价值。“五个重庆”建设，“唱红打黑”，“大下访”和“结穷亲”，以及“民生十条”，目的是在让老百姓物质富裕的同时，也能做到精神富裕，这是和谐社会在重庆的具体实践。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追求的主要是“红色”的政治价值，改革开放初期主要追求的是“金色”的经济价值的话，那么，“重庆模式”则追求的是一种“本色”的人的价值。

　　重庆日报：你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重庆追求的是“红色GDP”》。但我们也注意到有的媒体认为，重庆市委、市政府在“重庆模式”实践过程中有“作秀”之嫌，您对此怎么看？

　　纪硕鸣：我的确提出了“红色GDP”这一概念，认为重庆发展经济，追求的既不是以牺牲环境、大量消耗资源为代价的“灰黑色GDP”，也不是只解决环保问题不解决社会环境问题的“绿色GDP”，而是“亲民、为民、便民”的“红色GDP”。至于有人认为这是在“作秀”，我的回答是：如果这种“秀”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那就值得推崇！这样的“秀”在全国、在全世界越多，老百姓就越欢迎，越幸福。

　　有三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一是重庆要求做到“两个50%”：领导干部50%的精力要放在解决民生上，政府财政支出的50%要用于民生；

　　二是中央要求地方投入教育的资金要占GDP的4%，全国做到的没几个省市，但重庆两年前就达到了。

　　此外，重庆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先后开展党政干部“大下访”和“结穷亲”活动。前者，至今已有20万名干部主动走访攻坚256981次，累计接待群众89万人次，问题化解率达90%以上；后者，基层干部通过与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全市共有20万名党员干部深入8700多个村庄，与近50万户群众结了“穷亲”。

　　这些扎实举措让老百姓感受到，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是在共产党的天下，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老百姓。此上种种，我认为都是一种共产党人为民之心，传统红色情怀的展现。

　　重庆日报：还有个别境外媒体对“重庆模式”提出质疑说：重庆的繁荣，是以较大的投入为代价，花的钱太多，成本太高。对此，您怎么看？

　　纪硕鸣：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对“重庆模式”还不甚了解而产生的一种理解偏差。其实，在大规模资金投入的背后，是重庆将大量财力投入到公共设施建设和农村发展之中。为老百姓办事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本分，只有将社会财富用之于民，才能真正算尽了本分。

　　一个城市要发展就要有动力，那么什么才是重庆发展的动力？用薄熙来书记的说法，要发展就要有动力，动力到底是什么呢？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大的动力；实践还证明，公平和公正也是强大的动力。只有公平、公正，才能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生活环境和投资环境，才能赢得人心，才能迸发出创造生产力的动力，才能创造更大的效益。重庆市委、市政府花大钱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正是体现了对这种公平、公正的追求。也正如薄熙来所说的“人心齐、泰山移”，只有汇聚人心，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也是科学发展之道。

（责任编辑：张厚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