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警察吴幼明的“自白”
作者：吴幼明
各位网友：
你们好！我2007年3月16日在网上发表《一个被辞退民警的自白》以后，有很多朋友发贴表示支援，希望我进行行政复议，尽可能留在公安局里；还有很多朋友打电话要我公布银行帐户，说要为我捐款。也有朋友对我的被辞退表示质疑。
现在我想将我的想法告诉朋友们：
1、 黄石市公安局是依法将我辞退的，单位没有任何过错，这全是我的错，是我咎由自取。辞退我根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二条 人民警察不得有下列行为：（十）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或者受雇于任何个人或者组织；（十二）其他违法乱纪的行为。还有《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辞退办法》第五条人民警察有下列情形之一，错误比较严重又不宜给予行政开除处分的，应当予以辞退：（五）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或者受雇于个人、组织的；（十四）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这两条我确实违反了。
2006年黄石市新闻出版局查出我从2000年起编印民刊《水沫》共计11100本。部分刊物通过广州市一夫书店、北京市白糖罐工作室、兰州市凤栖梧书店代卖，部分刊物个人直销。其中5张汇款单，共计金额1620元，经被申请人调查取证认定是申请人出售《水沫》期刊所得。这就是我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的全部。黄石市新闻出版局统计我印书11100本，这需要多少钱他们不管；往外地汇书59包，共value="672" UnitName="公斤">672公斤，这需要多少邮资他们也不管，我卖书得到1620元就被他们定性为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
黄石市某公安分局局长是书法家，很多人找他买字，他不是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黄石市公安局某支队长开了几家大酒店，交警从不管酒店门前的停车，他不是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因为老板是他妹妹；某些交警经营公汽和货车，他们不是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因为老板是他们的妻子或亲戚、朋友；我在巡警队时某大队长家开一酒店，他每月组织全队民警去他家的酒店去会餐一次，他不是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因为老板是他妻子；还有交警老婆开酒店，交警抓违章后叫违章司机到他家酒店消费就不罚款，可酒店里面
却有小姐从事卖淫活动并被我抓过，但该交警没有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而我花30000多元做民刊，卖了1620元，虽然我亏了大本，但他们说卖一本书也是经营，所以我承认我从事了营利性的经营活动。
因为我编印《水沫》，黄石市新闻出版局根据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决定给予我罚款贰万元、没收非法出版物《水沫》肆拾陆本的行政处罚。虽然我从2000年起编《水沫》并在黄石市文化圈里和全国发放，黄石市的报纸、电视台、电台都曾介绍过我和《水沫》，包括黄石市新闻出版局现任局长也在2003年收过我送的《水沫》，但从2006年5月后，《水沫》就成了非法出版物了。公开杂志《诗歌月刊》每年都出一期《民刊特大号》，每期选发几十份民刊内的作品，对每份入选的民刊还刊发刊物封面，公开主编联系地址，还附有主编谈刊物的编辑观念和倾向的文字；《水沫》也在2003、2005年两次入选过。现在2007年4月份的《诗歌月刊•民刊社团专号》又出版了，又收辑了很多民刊的介绍和内容，原来是我一个人编民刊《水沫》违法了，别人编民刊都没有违法。中国的法律太神奇了，我这么不懂法，还有违法行为，黄石市公安局辞退我怎么会错呢？
2、
3月18日早上起床，我看到手机里有三条短信，其中一条是“老吴，挺住，胜利属于直面鲜血的勇士。”我想大家误会我了，我多次说过，我只是个小人物，我既不是英雄也不是斗士，我不想和任何人斗，也不恨任何人；我不想让任何人流血，我自己也不想流血。作为一个前民警，我在网路上发表《交警为什么都热爱罚款》、《罚款任务猛如虎》、《死人不销户，活人难上户》、《基层民警向两会进一言：政府行为中应该禁止截访行为》等文章，我认为这是尽我的工作职责，我对得起曾经穿过的这身警服，对得起我曾经拿过的公务员工资。全国有180万民警，最少有90万在基层，难道他们都不知道我说出的事实吗？我为我说了真话而自豪。但我写文章针对的是体制问题，并不针对任何具体的某位领导；我认为体制的问题不应由个人负责。我和任何领导都没有私人恩怨。
警察这个职业相对于公众来说，总是显得神秘，公众总是不知道警察们在干些什么。很多人都问过我：“警察是不是每天都在吃喝玩乐？警察是不是每个人都在捞黑钱，都和黑社会亲如兄弟？”这是多么可怕的误会。我之所以写这些文字，也是想重建警察的形象。我想让群众们知道，警察并不是无知，蛮横，贪婪的代名词，警察中也有想实实在在的为群众解决问题，勇于说出体制问题并认真思考解决办法的人。警察并不都是沉默的体制螺丝钉，只知惟命是从，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在我写《交警为什么都热爱罚款》时，我只是为了个人的尊严站出来反对大队领导对民警的任意侮辱，对法律的玩弄。是网友们的热情回复唤醒了我的公众意识，因为体制里有太多不合理的弊病，作为一名民警，我如果不说话，公众们根本不知道体制里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想用自己的文章去指出问题所在，让体制变得透明，以利于各界人士集思广益，解决问题。可能我的想法太超前了，体制暂时无法象我想象的那样进行改变，我自己反而成了领导眼中的害群之马。交警支队里无法容忍一个不罚款的民警，整个黄石市公安局里也容不下我这个总是说出体制弊病的民警，所以我的被辞退是理所当然的事。
既然体制暂时不能改变，那么只能将我赶出体制，才能让体制继续按旧的程式运转。我不怪任何领导，因为我说的这些问题，这不是他们某个人的努力就能改变的。事实上，领导们对我已经很宽容了，他们在各方面都很照顾我，比如我结婚，没请分局领导，可分局政治处主任主动要求做我的证婚人，分局纪委书记也参加了婚宴，我们所长也主动帮我借了三辆婚车接新娘。我奶奶死时，所里也派了车帮忙。还有领导曾托我的诗友带话，只要我不再乱说话，就把我调到市局机关工作。就在我被辞退的前几天，还有报纸工作的朋友说，我如果想调到黄石某报，他们可以帮我办调动手续。我可以说，领导们对我是仁至义尽了，他们一直都想用和谐的方式与我共处，是我的行为破坏了体制内的一团和气。我做不了体制里一颗沉默的符合要求的螺丝钉，我松动了，不但使不上劲，反而不断的发出杂音，万一掉在体制机器的齿轮里，还有可能导致整个体制停止运转。这样不合格的螺丝钉，怎么还可能留在体制机器里呢？
这次我被辞退，是解决我和体制之间摩擦的最好办法，我不会要求行政复议，我也不想再回到黄石市公安局里。我应该庆幸，我没有逼得领导们被迫使用更极端的手段来对付我，我们双方能这样合法的理性的分手，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我不是危言耸听，请大家想想李文绢的遭遇，她到国税总局举报单位领导帮人逃税，这完全是为了国家利益，结果她被劳教一次，开除两次。央视记者问她，你早知道是这个结局你还敢举报吗？李文绢说我不敢了。难道大家希望我做李文绢吗？
我还可以说，黄石市公安局领导如果下狠手对付我，我的结局会比李文绢还惨。因为湖北省新闻出版局鉴定，《水沫NO.6》、《水沫NO.7》、《水沫NO.8》、《水沫•第11期》等属夹杂有违禁内容的非法出版物，《水沫•创刊号》、《水沫NO.7》、《水沫NO.9》、《水沫•第11期》、《70年代水沫特刊》等属夹杂有淫秽内容的非法出版物。尽管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水沫》里没有一篇作品含违禁淫秽内容，我可以用女作家王安忆的小说《米尼》（江苏文艺出版社）相比较（文学水平的高低很难鉴别，但性描写的多少和尺度是任何人都可以判断出来的，《水沫》里没有一篇作品比王安忆小说《米尼》中的性描写更丰富和深入），如果说王安忆小说《米尼》是文学创作而《水沫》却是淫秽内容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使用了双重鉴定标准。
但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如果黄石市公安局领导将此事上升到刑法层面，弄不好会按《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六十三条“ 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産。”来处理我。因为鉴定标准掌握在别人手中，我个人的解释是没有用的，我怎么能知道他们会找什么人来鉴定？又会得出什么样的鉴定结果呢？1993年黄石艺术家马六明在北京裸体表演行为艺术时，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理由是黄色表演，警察请的是北京画院和中央美院的所谓的“专家”作的鉴定。
后来马六明成为国际著名的行为艺术家，作品也收入多种选本的中国当代艺术史，当初那份黄色表演的鉴定书早已成为笑话。我怎么能知道就没有一些丧失了学术良知的作家、评论家作出鉴定说《水沫》里含有违禁淫秽内容，不是文学创作呢？从这一点来说，我被辞退，真的要感谢黄石市公安局领导的仁慈。
3、 我被辞退，黄石市公安局还要给我一些辞退金（大约一年工龄算2000多元，这比一些国营企业职工买断工龄时一年工龄算500多元强多了），还要给我房改的钱和公积金等等；如果他们开除我的话，我一分钱都拿不到。公安机关是首长负责制，我说了那么多在体制内看来是不应该说出去的秘密，领导们为我不知道操了多少心，受了多少累，挨了多少上级领导的批评啊！虽然辞退金不多，但也比没有好，人要知道感恩，毕竟我给领导们添了太多麻烦，而领导们还不计前嫌，这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
4、 有很多网友用邮件、短信、电话等方式对我说要为我捐款，我感激你们的好意，但我要再次说明：我只需要你们的精神支援，不需要你们的物质支援。虽然我和妻子都没有工作，但我们都还年轻，我们有手有脚，身体健康，我们想要自力更生。网友们并不欠我一分钱，我没有任何理由接受网友们的经济援助。我不能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就认为自己从此后就有权利不劳而获，我只想用自己的劳动重新寻找社会定位，我不想成为让人同情的社会寄生虫。
我个人比较推崇中国传统的几个文化境界，比如“安贫乐道”、“随遇而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是说我已经达到了上述境界，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的物质欲望很低，不需要多少钱就可以快乐的生活，请网友们放心。我和妻子都过得很好，比下岗工人的生活强多了。如果你们真的很想为我们捐款的话，请你转送给你身边那些比我更需要帮助的人。我相信只要睁开双眼，你们每个人身边都很容易找到那些困苦的人。有个网友给我打了两个电话，他说他是个小老百姓，没有钱，也帮不上我什么忙。他的语气很内疚，似乎很对不住我。我被他的真诚感动！
5、
3月16日晚上，我有点失眠，在床上辗转反侧，心里有些茫然。毕竟我在公安机关里工作了十三年，穿了这么多年警服，突然被辞退了，与黄石市公安局没有关系了，心理上还是有点不适应。以前每月可以领到工资，以后没人给我发工资了，我就象一个孩子被突然断奶，以后一切都得靠我自己。我更担心我年迈的父母，他们知道这件事后，会不会为我伤心。
3月17日晚上，妹妹将我被辞退的消息告诉了父母。
3月18日上午，我回家向他们解释。父亲还好，母亲哭得象个孩子，她怪我不懂事，这么大的事也不和家人商量就自己做主，轻易的丢掉了公务员的工作。母亲说她昨夜一夜都没有睡着，心痛的不行，她问我，你什么都没有做错，为什么会被辞退？母亲还说她要去找黄石市公安局局长评理。我也哭了，我怪自己，都33岁了，还让母亲伤心流泪。我有个朋友的母亲在五十多岁时，因打麻将摸到好牌而中风死亡，我真怕母亲激动过份而犯病。我终于和母亲讲通道理，她不哭了，我心头才放下大石。
我父亲吴业权和母亲戴哲梅于1971年结婚，当时父亲是胡家湾煤矿工人，母亲是个农民，他们一无所有，只有奶奶欠下的800元债务。1973年，母亲的肚子里怀下了我，依然在辛苦工作挣钱。在我之前母亲流産过两个儿子，都是因为干锤石头的活儿太累而流掉的（均是怀胎五月后流産的，看得出胎儿性别）。那时城市里不准非城市户口的农村人居住，派出所民警到我父母家（出租房）中赶我母亲回乡，大肚子的母亲还和民警打了架，将板凳也摔坏了。那时母亲身体很好，力气大，民警看她是个孕妇，也不敢搞得太过火，就这样母亲顽强的“赖”在了黄石。
后来我的父母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五年里还清了奶奶的800元债务，还将奶奶、母亲、我、妹妹的户口转为黄石市的城市商品粮户口，这有多困难，只有那个时代办过农转非的人才能明白。母亲说她为了转户口找遍了各种关系，望人磕遍了头，在那个时候就送茅台酒和中华烟给别人。在我的印象中，我父母超级勤劳，他们贩过烟（那时“永光”香烟是高档的干部烟，销售时要搭配廉价的“游泳”烟），卖过梭毛衣（到上海进价七元一件，回黄石一件卖十八元还供不应求），日光灯管（也是上海进回的，当时只有乘船到上海，还没有挑夫，有钱也请不到人搬运，只能靠我父亲的扁担将一箱箱货挑着上下船），做裁缝（父亲帮母亲锁扣眼，他带不惯顶针，手上被针顶了个洞）……可以这样说，只要当时能想到的合法买卖，我家可能都经营过了。母亲说她那时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让我和妹妹拥有城市户口，做个城市人！
我长大了，追求自己的人生方向，因为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的不同，我和父母发生过争吵，但我们彼此的爱护从来没有变过。我觉得每个人的生命都很重要，比如我，虽然是个小人物，但对我的爸爸、妈妈、妹妹、妻子来说，我很重要。对于我父母来说，他们不指望我升官发财，只要我能健康快乐的活着就好。我只想凭着自己的良知办事，安全的活在中国，和我的家人生活在一起。我爱我的家人和妻子，我不能拿我的生命当儿戏，这是对他们的不负责任，我只想尽我作为一个儿子和丈夫的职责。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连家人都不爱的话，他说他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那都是放屁。
网友们，我有这样伟大的父母，所以我不愿意为任何理想、主义流血牺牲。我不是你们想象的英雄，我也无法扮演一个英雄，我只能做我自己。如果这样说让你们失望，那我只能说声抱歉。今天是我33岁生日，中午我和妻子在父母家吃饭，父母为我准备了生日蛋糕和丰盛的饭菜，我在他们面前是个工作了17年依然是个民警，现在连工作都没保住，事业失败的儿子，但他们依然爱我，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吴幼明
2007/3/21 1317730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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