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新兵正传在线播放:《那些人与事》22：对话1987 - 柳红 - 名家博客 - 博客 - 《财经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3 06:10:55
- 分类：《那些人与事》
写这个题目源于读《世界经济导报》的发现。对话的声势，二万人，副总理也上街，这在今天简直是不可想象。于是开始采访。高尚全老师（人家叫他主任，我不习惯官称）记不得了，反而让我帮他留材料。找两位写报道的记者阮江宁和潘慕平，也颇费周折。阮在西雅图，给了我重要的概念；潘慕平在最后一分钟打来电话，然而，他只记得有这个事儿，情节不记得了。他们都非常nice.李峻为我提供了宝贵线索，彻底打开了我关于“对话”的思路。这位当年体改所副所长，如今已远离体改圈儿。年过60，他的声音还非常好听，很有精神。一问，原来他做过播音员。“我也做过”。“是啊，你的声音也特别好听”。自己有什么训练，对那个素质就特别敏感。当发现同好或同类时，就有知音的感觉。接下来，一位新认识的80后年轻朋友，刚从社科院近代史所毕业的研究生，帮我快速查了好多资料，帮了大忙。
每一个年头都是一处地标。1987年，对于中国人来说，经过八年改革，实现了温饱走向小康，人均GDP突破千元；海峡对岸解除了38年戒严令。旧秩序在瓦解，新秩序待建立。新年刚过，电视里播放百位歌手的合唱“让世界充满爱”：“我们同欢乐/我们同忍受/我们共风雨/我们共追求/”。24岁的作曲家郭峰受启发于迈克尔·杰克逊（MJ）的Wearetheworld。而此刻，当我写这些文字时，世界正在为MJ送行。
时空纵横，回到1987。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6日，胡耀邦总书记辞职，28日，中央下达《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这场斗争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这虽然给改革者一些安慰，还是让人担心改革有停顿下来的危险。
知识界、新闻界和老百姓对改革始终寄予厚望，热情满怀。《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经济日报》理论部、《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杂志联合发起了《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知识竞赛》，在1987年1月20日的报纸上登出试题，宣称：要让广大群众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他们设计，通过笔答产生1132名优胜者，前12名再参加电视演讲赛。设立的奖项是：特等2名，奖励800-1000元；一等10名，300-400元；二等20名，80-100元；三等100名，30-50元；四等1000名。在20多年前，这些奖金是笔不小的数目，它出自一批企业的赞助。特等奖得主将被邀请参加隶属于国家体改委的体改所的社会调查。
3月13日，时任体改所副所长的徐景安和李峻联名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存在西化倾向的大多是青年学生和文化工作者的一部分人，……他们毕竟不掌管国家的领导权。而存在僵化倾向的，大多是实际掌握领导权的一批干部……。我党的严重历史教训之一就是对上述两种错误倾向没能作出清醒的、恰当的估计，过分夸大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对两种倾向的实际作用和危害，作出总体上的估计是必要的，以便在突出反对某种倾向时，掌握必要的度，保证我国改革的顺利前进。”信中强调，“改革需要强大的舆论开路和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撑。”1987年7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
知识竞赛如火如荼地进行，近十万人参与，有工人、农民、士兵、个体户、干部、学生，甚至有服刑人员。在4月9日北京举行的优胜者座谈会上，大家说，参加竞赛，使他们既认识到改革的好处，又理解了它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有了心理准备。他们建议，在政策制定机构和执行机构之间，政府和群众之间建立通畅的对话渠道。5月25日，以12位选手的电视演讲赛，结束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知识竞赛。
也是在五月，10日，北大、清华、人大的学生来到王府井、西单、火车站和过往行人对话改革。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挂着横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咨询”。原先安排经济学院100人上街，但是社会学系和国政系的学生也要求参加，来了130多人。这是在国家体改委等机构指导下，总共有500多学生参加的咨询。从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二千多人提问，二万多人驻足旁听。有感于现场的热烈，有学者呼吁建立正常渠道，使学者、政府、群众能经常对话，搞对话日、对话办公室，使之制度化。一位参加咨询的学生留言：“我衷心希望宣传机构更公开地向人民讲明我们的实际问题和困难，求得理解和支持。”
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参加了咨询，还有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市委常委汪家缪、团市委副书记蒋效愚。而出人意料的是，主管经济的姚依林（1917-1994）副总理也长时间地站在人群中。这位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曾组织平津学生南下，向民众宣传抗日救亡。此情此景想必会勾起他的青春回想。
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
高尚全是学者型官员，感觉上比较亲近。上周给他打电话时，正是他住院体检的最后一天。一说起1987年上街的事儿，我们感慨了半天，那个火热的改革年代啊！他说咱们谈一次。我说好！
媒体纷纷报道：《街头问答听心声—首都大学生围绕经济发展和改革开展上街咨询活动》（《人民日报》），《星期天，北京街头二万人对话改革》（《世界经济导报》）。当我向高尚全、李峻和采写报道的记者询问当时的情节时，他们已经记不清了，只有大的印象和感觉。好在有文字和图片，只见高尚全被人群团团围住，学生们搭着桌子。记者阮江宁说，“现在想来，由于价格双轨制、物价和腐败问题突出,来自上层的反改革阻力有之,来自社会对改革的怀疑也有之,处理不好,社会的情绪很可能会通过某一热点爆发出来。当时领导上街回答问题在建国史上前所未有,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很多社会矛盾,使改革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
5月13日，中央领导在一个讲话中说，要加强对改革的舆论宣传，正面教育深入人脑。体改部门组织研究人员去高校座谈，搜集了150多个问题，认真研究。6月3日下午，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司司长郑洪庆、理论宣传司司长宋廷明以体改所特约研究员身份和体改所的李峻、张少杰、曹远征一起去和北大、清华、人大、北航的70多名研究生、本科生做了一场改革对话，问答精彩。《人民日报》4-5日连载《首都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同大学生对话录》，好评如潮。在此，摘抄两例：
问：如何看待改革与每个人的利益？
答：改革给人民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但群众确有不满情绪：一是出于群众的正义感及其对改革的爱护，痛恨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对改革的损害；二是群众尚不熟悉在新的经济环境下生活，习惯势力仍有很大的影响；三是人民希望尽快地满足自己的各种愿望，而忽视了满足这些愿望的现实条件。既要求提工资，又要求物价不动，这是不可能的。你是愿意国家把价格管死，表面上价格很低，但生产萎缩，收入不变，供应短缺，到处排长队，凭票配给呢？还是愿意价格逐步放开，刺激生产，收入增加，稍微多花点钱，但可以选购自己需要的商品呢？
问：你们了解群众情绪吗？知道他们有什么不满吗？
答：我们有所了解。改革给人民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但群众确有不满情绪。这两方面的事实，构成了人们所说的“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我们曾用现代社会学方法，对这种现象进行过14次大规模的调查。结果表明，在普遍认为生活水平大大改善的基础上，引起人们不满情绪的因素按程度排列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不正之风；二、收入差距过大；三、物价上涨；四、劳动力不能流动。
同学们问得直接：有《破产法》无《企业法》，是不是有“孙子”没“爷爷”？如何处理不同利益集团的关系？建国30多年，我们总是高唱“社会主义好”，它的优越性究竟体现在哪里？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在经济运行机制中引入一些资本主义东西吗？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无法深入吗？还有物价、个人收入差距扩大、雇工、厂长负责制与企业民主管理的关系、住宅商品化的前景等等。五位一一作答，并向大家说明，当前改革正进入新旧两种体制交替和转换时期，各方面的矛盾和摩擦比较多。尤其是价格改革，风险最大，但是只要处理得当，就能化险为夷。
人说“理论界吹来一股清新的风”。为了满足更多人的需求，高尚全主编，五十多位学者参与，写出《中国经济改革200问》，由人民日报出版社9月出版，首印就十万册。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在序言中写道：“这种对话方式过去就有，但后来不知不觉地就废弛了。这种方式本来是同群众、同党外人士平等协商、对话的极好方式。现在把它在新情况下恢复起来，可以说是十分有益的。”这一年，针对改革中的社会心理，杨冠三领导的体改所社会舆论调查室进行了8次大规模调查。体所所新成立的改革宣传办公室也到各地去和九省市市长谈改革。
在10月召开的十三大上，决议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上又向前进了一步。
改革的决策和推行与人民的关系，让人想起林肯演讲中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ofthepeople，bythepeople，forthepeople）。用今天的大白话说就是，改革的主体是人民、改革的进程依靠人民、改革的目的为了人民。发生在1987年的对话，只是几个闪光点。翻开那页历史，可以看到，老百姓和理论研究者、政策制定者之间，一直在用朴素的方式，热忱地寻求沟通、理解和支持。同舟共济，是改革得以推进的关键。这样的特征构成了“八十年代模式”。
（载《经济观察报》2009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