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高尚全老师（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81岁）知道了1986年匈南考察。以为是一次寻常的考察，不曾想，随后看到的文献发现这是一次十分认真的考察，令人感慨，而且它是有因有果的。沿着这个线索，向上追溯：华国锋的历史作用；与南共恢复关系对改革的意义；拨乱反正与废除反修，一段历史串起来了。
 　　探索与选择
 　　----对南斯拉夫、匈牙利的历史性考察
 　　如果说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是一个历史事业和运动的话，那么，二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则把这个事业和运动推到了辉煌。然而，这种辉煌十分短暂。1950年代初，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率先系统反思和挑战苏联模式，开创了对社会主义制度漫长的改革历史。中国的经济改革从1978年底正式开始，而序幕则是在1977年就悄然拉开了，其标志就是重新认识南斯拉夫。这时，距毛泽东逝世还不到一年。
 　　啊，朋友再见！
 　　1977年5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电贺南斯拉夫总统、南共联盟总书记铁托85岁寿辰，随后向铁托发出访华邀请。1977年8月30日至9月8日铁托访华。[1]如果说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是中国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重建关系的标志，那么，1977年铁托访华则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开始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多样性，并愿意诉诸改革的起点。
 　　南斯拉夫是第一个“离经叛道”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和铁托分不开。1948年，当斯大林在世界范围内如日中天时，敢于挑战斯大林的，惟有铁托。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承认南斯拉夫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取消苏联模式的惟一规范。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从教条主义、意识形态出发，继续视南斯拉夫为“现代修正主义”。之后与苏共的分歧之一，就是关于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新立场。在那场国际共运史上著名的中苏论战中，中共洋洋洒洒地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其中，1963年9月26日的第三评就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文章以南斯拉夫宪法支持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政策；取消计划经济，实行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取消外贸国家垄断等等，来论证南斯拉夫的背叛。把苏联和南斯拉夫统统看作修正主义。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说是为了反修防修；那么拨乱反正，与典型的“修正主义”南共联盟重建关系，自然具有特别意义。
 　　但是，即使在“文革”期间，中国的有识之士，包括相当多青年，并没有放弃对南斯拉夫的独立思考。人们从有限的资讯中，调整对南斯拉夫的看法。比如内部发行的书里，有1962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今日欧洲内幕》，作者是美国人约翰·根室；还有1963年出版的，曾任南斯拉夫副总统的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告诉了一个和官方说法不同的南斯拉夫。人们还狂热地喜欢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都会唱那首深情有力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对于南斯拉夫的亲切感由来已久。所以，在历史转折时，突破，从南斯拉夫开始，合乎人心。在冷战还没有结束，中国还没有改变称苏共为修正主义，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时候，中国同南斯拉夫关系的解冻，不是出于国际政治的需要，而是出于国内改革的需要，基于“文革”的教训，教条主义的后果，寻求可以调整和改革的可能。不能效法英、美，在同宗同种、信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南斯拉夫是最佳选择。
 　　起了关键作用的，是1978年3月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对南斯拉夫进行的三周访问。团长是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李一氓，副团长是副部长乔石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他们受命实地考察、接触，说明南斯拉夫的基本状况，提出中共与南共联盟恢复关系与否的意见。对于南斯拉夫的企业工人自治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中国人都是听来的，因为批判而熟悉。此次亲见，印象深刻。于光远说：这次考察形成了一个概念：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2]他们向中央提交的报告，肯定了南斯拉夫的实践。而在1978年7至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介绍考察情况，使南斯拉夫成为与会者接受社会主义模式多样性的一个例证。8月14日，也就是距铁托来华整整一年的时候，华国锋率团出访南斯拉夫[3][4]，对于工人自治、企业自主权、对外贸易、利用外资等等都有了切实的观感。在贝尔格莱德，他们对农工商联合企业印象很深。华国锋还让随行的、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在四川也搞一个。1980年5月4日，铁托逝世，华国锋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葬礼。其意味深长。
 　　华国锋和铁托
 　　南斯拉夫每年举办一次大会，汇聚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流派的研究者。比如，1980年的“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大会，在于光远的支持下，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副所长苏绍智（1923年生）参加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出席，往后他又去过三次，成为国内对世界上各种马克思主义接触最早的学者。他转而把这些思潮流派介绍给国人，对于冲破教条主义，反思以往的道路，和思想解放起了很好的作用。
 　　匈牙利热
 　　南斯拉夫是一个反抗苏联，并敢于受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幸它离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稍远，走独立道路的过程相对比较平稳。而匈牙利，则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巨大代价，那就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它造就了一个被历史记住的纳吉。中国选择的第二个改革国家是匈牙利。
 　　还是于光远，1979年率团考察匈牙利，和苏绍智一起著有《匈牙利经济体制考察报告》。1980年，三联书店还出版了两位匈牙利人的著作《匈牙利的经济改革》[5]；同年，社科院苏联东欧研究所也编辑出版了《匈牙利的经济改革》[6]。在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组织的《国外经济学讲座》中，苏绍智专讲匈牙利经济学界论经济体制改革。
 　　从报纸上，人们看到匈牙利主管经济的副总理费伦茨·豪沃希对西德《明镜》记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大多数匈牙利家庭会像现在这样拥有从电动剃须器到自备小轿车共三十到三十五种家用电器和设备，还有私人住宅和用来度周末的乡间别墅。人们提出疑问：如果改革失败，经济停滞不前了，会走中央集权制的回头路吗？我的回答是：不可能，这无异是一条倒退到石器时代的道路。” [7]这些话，鼓舞着对改革充满了憧憬的国人。
 　　1983年10月24日—11月18日，有匈牙利经济改革之父美誉的涅尔什，时任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国民议会贸易委员会主任率领代表团来访，他带来了全国领导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银行副行长，以及财政、税收、计划、价格、劳动工资等专家，以先行者身份，给中国当“参谋”。他们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意见：关于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经济改革的综合协调问题；干部培训和经济立法；扩大企业自主权；多种经济成份问题；还谈及税制、价格、流通体制改革。报纸上，连续刊出涅尔什《介绍1968年以来的匈牙利经济改革》[8]的文章。
 　　高尚全回忆：中央各部、地方政府、研究机构纷纷出动考察匈牙利，以至于人家说：“连我们的牛都认识你们中国人了”。在这热潮中，最值得记载的是1986年，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带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考察团进行的考察。
 　　1986：匈南考察
 　　1986年，是“七五”计划的第一年，而“七五”是中国改革的关键时期。为了给1987年、1988年制定改革方案提供借鉴，国家体改委认为有必要对匈、南再做一次综合考察，时间从1986年5月初到6月上旬。考察团的主力军是青年。团长高尚全，副团长陈一谘、王小强，成员有李峻、张少杰、赵榆江、崔鹤鸣、高梁、白南风、刘泽鹏、、郑洪庆、马凯、孙方明、杜鹰、卢迈、李剑阁、赵明、周新城。
 　　从行前的预备会，浏览资料，讨论考察要点，到布署集中和分组考察；以及要求访谈资料当天整理完成，都显出这个极端认真的考察团是负有使命的，那就是，重点考察两国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的磨擦、矛盾、问题、发展趋势和解决问题的方向。
 　　高梁对日程和工作的紧张记忆很深。因为经费有限，吃住条件都比较差。在匈牙利，住在低级旅馆，吃财政部职工大食堂。他们同改革领导人、学者、企业家等进行了111次座谈，形成30万字纪要。[9]
 　　南斯拉夫改革从1952年开始；匈牙利从1968年开始。他们进行了计划、价格、税收、物资分配等改革，引进市场机制，取消指令性计划。然而，数十年过去，依然困难重重，在匈牙利被叫作两不像，即市场和行政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对此，匈牙利副总理法路维纪在和高尚全、王小强的谈话中讲道：不能单以经济数据来评价改革的得失，匈牙利进行改革实践20年，政治意义超出预料，其重要之处是调动了集体和个人的创造力，推进了社会民主化。[10]
 　　5月12日-13日，在匈牙利国家财政部会议厅，中匈两国经济学家举行了双边学术讨论论。中方宣读学术论文的是：王小强、郑洪庆、马凯、张少杰。双方就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现途径、从直接控制到间接控制、企业的约束和活力、建立市场体系、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作了充分交流。
 　　匈牙利方面安排了 “豪华”阵容，和中方进行单独会谈的有副总理马尔雅依；副总理法路维纪；曾任中央书记、中央改革委员会主席涅尔什；计划局第一副局长普洛依；中央历史研究所所长胡萨尔；劳动工资局局长拉茨；爱国阵线总书记伊姆莱；世界经济研究所伯格纳尔等等，像涅尔什、普洛依都交谈过两次以上。他们非常坦诚，不掩藏困难和问题，所谈务实而具体。阅读所有的谈话纪要，可以看到，中方关心的问题都是国内正面临的实际问题。他们兼有研究者和政策执行者的角度。比如，高尚全问马尔雅依副总理的问题是：如何可以使改革配套安全地得到实质性落实？马尔雅依说“这个问题问到了要害。”他讲了自己的看法：“做理论研究工作的同志总是说，最好耐心等待改革设想兑现，经济之所以困难主要是你们这些主持经济工作的人老着急，刚出一些问题就马上用原始的办法，从而使改革来不及发挥作用。他们把过去的改革方案没有发挥作用的责任推到我们头上，从来不考虑你设计的改革方案是脱离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自杀性的尝试越多，改革本身就越难发挥作用，甚至连改革的生命也受到威胁。”马尔雅依有感而发：“一个人高举改革旗帜，高喊改革口号奋勇前进，结果掉下去了，于是有人说，是因为有人把半路上的木板撤掉了，而我说原因是在那位改革勇士脚下压根儿就没有木板（道路）。” [11]这话，耐人寻味。
 　　有一次中国驻匈使馆宴请，涅尔什自己开车来赴宴，令高尚全感慨，这等人物在中国是要前呼后拥的。在十五年后的2001年，高尚全再访匈牙利，与涅尔什老友重逢，又进行了一场谈话：
 　　高尚全：人们称您为改革之父。
 　　涅尔什：真正的改革之父是纳吉。
 　　高尚全：假如您重新执政，您是否继续搞社会主义。
 　　涅尔什：社会、民主、政策，像瑞典一样走第三条道路，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中间的一种平衡。这就是我的政治主张。[12]
 　　话说回来。1980年代中期的南斯拉夫人均国民收入2800美元，人均住房17.9平方米；匈牙利是3200美元，人均20多平方米。每年人均消费肉125斤，奶292斤，蛋400斤，水果346斤，平均每两户拥有一辆小汽车。[13]高梁的感觉是这里地广人稀，满眼翠绿，人活得舒畅，俨然是工业化国家。即使南斯拉夫正经历通货膨胀，对于老百姓而言，其差别不过是从去远处旅游变成去近处旅游。张少杰说：人家是高收入水平下的改革问题，中国是低收入水平下的改革问题。
 　　考察团写了十份报告，分别是：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价格改革的经验教训（高梁、马凯）；垄断与软约束---匈牙利工业企业考察（张少杰）；不完善市场条件下的国家间接控制（赵榆江）；改革中的消费膨胀问题（李峻）；匈牙利住房制度的改革及其给我们的启示（卢迈、杜鹰）；农业在全局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卢迈、杜鹰）；南斯拉夫金融体系与1965年以后的经济运行（张少杰、赵榆江）；南斯拉夫对落后地区的援助方式（卢迈、杜鹰）；产业结构刚性：改革的共同难题（崔鹤鸣、赵明）；以及主报告：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考察报告（高尚全、陈一谘、王小强）。
 　　主报告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对改革的几点基本认识：坚持改革是惟一的出路；改革是一个复杂的渐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坚决顶住各方面的压力，抓住有利时机迈出实质性步伐，形成不可逆转之势；注重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配套改革，不失时机地推进政治改革，是经济改革能否坚持下去并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第二，改革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是：注重微观基础改革；工资过高和消费超前是改革中不容忽视的问题；警惕物价、工资轮番上涨的通货膨胀。第三，值得借鉴的经验是：实行多元化工资管理制度，给企业以选择权；金融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加强法制；加强市场组织、协调和市场监督；在改革中承认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差别；党政企分工；重视对改革的宣传。[14]赵紫阳总理很重视这次考察，听取了代表团汇报。
 　　匈南考察，对于接下来的中国改革方案制定和高层决策起了何种直接作用尚难评价，有不同看法。其中，张少杰认为它“最重要的贡献是阻击了国家领导人‘价税财联动’的决策。” [15]无论怎样，各种改革方案都是在同一个方向上的探索过程。事后，给人印象深刻的反而是这个以年轻人为主体的考察团，所持的理性，甚至“保守”态度。
 　　没过多久，匈副总理路法维纪来华，赵紫阳对他说，不久前，我国体改委的同志到布达佩斯访问，匈牙利的同志作了非常深入的介绍，谈到了成就，也谈到了困难和遇到的问题。你们的经验对中国有很大的帮助。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尝试，不付一点学费是不可能的。[16]
 　　寻求出路
 　　匈牙利曾在报刊上发起“社会主义的自我认识”的讨论，坦率地摆出现存的社会问题，试图通过研讨，找出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出路。有一本小说，把匈牙利叫做“亲戚的国家”，隐喻其复杂的政治关系。政治体制改革是匈、南考察的重要话题。
 　　稍早，1985年10月底至11月初，应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社会科学院的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所长苏绍智访匈，着重考察了匈牙利的政治体制改革及其理论基础。
 　　经过漫长的改革岁月，他们认定政治改革的方向就是民主化。[17]加强公民的发言权，用制度来保证人们能够实现自己的想法。以改革，来防止集权主义继续存在的危险。没有政治体制和其他领域改革的配合, 经济体制就是“ 网中之鱼”, 活不起来。
 　　说到底，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就是一项政治决定。[18]南斯拉夫改革是从政治开始，匈牙利事件是一次政治突破。在那里，推进政治制度走向民主有深厚的历史基础，自然而然。铁托和纳吉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先驱；而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则是赫鲁晓夫。中国曾经一直警惕和防止产生赫鲁晓夫，其实中国缺乏产生的土壤。
 　　1987年体改所将考察报告、会谈纪要编辑出版，取名《艰难的探索----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考察》。
 　　二十余年过去了，匈牙利成为欧盟成员，完成了多次政党轮替；南斯拉夫已经分解，南斯拉夫这个国名不复存在。中国在原有政治制度下进行的经济改革为世人瞩目。再过二十年又会怎么样呢？今天人们对改革的理解和二十多年前不同，但是，可以肯定，不论一个国家如何改革，人民的福祉要增加，平等自由的空间要扩展，是永远不变的。（载《经济观察报》2010年6月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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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朱良:“铁托与华国锋互访——对改革开放带来启迪的外事活动”，《炎黄春秋》，2008年第8期
 　　[2] 于光远：“若干经济理论问题讨论的背景回顾”，
 　　[3] 韩钢：“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往事》第74期，2008年11月14日
 　　[4] 1978年8月14日起，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正式访问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伊朗当时的国王政权正摇摇欲坠。毛主席的“一条线”战略就包括伊朗，伊朗的战略地位重要，因此华国锋还是去了）。主要陪同人员有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纪登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和黄华、张耀祠、乔石、余湛、陈洁、张友渔等。据朱良“铁托与华国锋互访——对改革开放带来启迪的外事活动”，《炎黄春秋》，
 　　[5]蒂玛尔, 马蒂雅斯著:《匈牙利的经济改革》, 三联书店,1980年。[匈]伊斯特万, 福尔代什著:《匈牙利的经济改革》，三联书店,1980年。
 　　[6] 展望出版社,1983年
 　　[7] 《世界经济导报》1983年6月6日
 　　[8] 《世界经济导报》从161期连续刊登涅尔什《介绍1968年以来的匈牙利经济改革》
 　　[9] 高尚全、陈一谘、王小强：“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考察报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艰难的探索---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考察》，经济管理出版社，1987年
 　　[10] 匈牙利法路维纪副总理谈话纪要，《艰难的探索》296页。
 　　[11] 匈牙利副总理尔雅依谈话纪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编：《艰难的探索----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考察》，290页
 　　[12] 一个前共产党领导人的思考----与匈牙利前领导人的谈话，《改革访谈---献给改革开放30年》，经济科学出版社，第211页
 　　[13] 高尚全：“匈牙利、南斯拉夫经济体制改革给我们的启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编：《艰难的探索----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考察》，1页
 　　[14] 高尚全、陈一谘、王小强：“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考察报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编：《艰难的探索----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考察》，15页
 　　[15] 张少杰校后跋，见Catherine Keyser：《体改所与政策制定----毛以后中国的专业化研究》，大风出版社，2008年5月
 　　[16]高尚全：“匈牙利、南斯拉夫经济体制改革给我们的启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编：《艰难的探索----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考察》，1页
 　　[17]苏绍智《世界经济导报》1986年5月12日
 　　[18]《世界经济导报》1986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