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艺海笛子独奏春光美:商时的远洋航行 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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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代：船系成型、定向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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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山东胶县出土了距今5000年前，产于远海的蓝点马鲛和鳓鱼等的骨骼和鱼鳞，人们可能至今都很难相信《竹书纪年》所说4000年前大禹第8世国王帝芒“东狩于海，获大鱼”是真实的。“狩”，帝王出猎。“大鱼”，当是鲸、鲨一类的大鱼，否则，用不着记载。身为国王，如果乘着容易翻个儿的独木舟去海上游乐，想必他也不会去冒这个生命危险。此行，又是“命九夷”，即有一批善于航海的夷人导引、护卫，乘坐的定是木板船无疑，尤其这是一次船队能去能回的定向航行，说明夏代的航海水平不算太低了。“九夷”惯常下海，有此航海能力，此处并不是帝芒一人的行为，只是此次规模较为庞大一些罢了。
大禹陵
大禹陵位于浙江省绍兴城东南会稽山麓，是我国古代治水英雄大禹葬地。周围群山环抱，奇峰林立，若耶清流潺潺东去，使大禹陵更显凝重、壮观。
夏朝是我国首次建立国家的一个朝代。那时，已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青铜器出现，生产力较以前大有发展。手工业、农产品的交换频繁，专门从事交换的人出现，有了货币玄贝，手工业生产已有地区性的分工。“昆吾作陶”，且能冶铜。从禹“以铜为兵”、“铸九鼎”、昆吾受命铸鼎，“鼎成三足而方”等传说，再证之以河南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戈、戚、镤、刀、钻、锛、凿、锯、锥、爵、铃、鱼钩以及唐山的大城山出土的青铜锯等和铸铜作坊，说明夏代已进入了青铜时代。生产与交换的发展，对交通工具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史记·夏本纪》说，当时已有了规、矩、准绳等木工量具，夏代完全具备了制造木板船的条件。石斧和火促使了独木舟的发明，同样，青铜工具也促进了木板船的出现。实物的发明，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工具及其所标志的生产力水平。
原始社会出现的筏和独木舟性能较差。筏无干舷，且因其有间隙而漏水，易浸湿人和货物。独木舟虽有干舷但稳性不好，制造时又会受到原株树木的限制。于是人们将二者合并一处进行改造。在筏和独木舟的两舷分别加添原木或木板，再用异物填充板缝之间的空隙。这样一来，木筏就变成为方头方尾平底的木板船；独木舟的干舷加高后，容量增大，其原来的“独木”便逐渐演化成为以后尖底船的龙骨了。
1975年，江苏武进县出土了一艘演化中的西汉木船。残船有船底、一侧船舷，由木榫和木梢联结而成。从两舷看，显系独木舟，但船底是由三段木板搭接起来的，当为独木舟向木板船过渡的一种形态。1979年，上海川沙县也出土了一艘唐代残船，这是在独木舟两侧装上舷板而组成的木板船。
工作人员在展示经过处理的用马尾松做成的萧山独木舟木构件样品。这块样品已有8000多年历史，出土时像棉花一样软。用微生物技术经过四道工序，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这块含水量500％的木构件脱水到正常的15％，而没有任何收缩和开裂，经高倍显微镜显示，被破坏的木纤维已基本修复。
早期木板船的形制目前仍只能求诸于商代甲骨文中“舟”字的字形：方头方尾与方架肋骨结构有出角。这种形制，为中国船体体系的形式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此“方架结构不仅有分隔舱室和加固船体横向强度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能使船体纵向舷板的接头钉附在框架上，使短板接成长板，用短材可以造出长船来”。这就是说，“木板船可以通过变化尺度，提高稳性和快速性，为后世的船舶大型化和多样化开辟了无限的发展前景”。后世的发展表明，“中国船舶在船型、构造、属具和建造法式诸方面均自成体系”，具有特殊结构的优越性，在世界造船史上做出了贡献。木板船的出现，是水运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飞跃。
至于定向航行，只要在有水运条件的区域内，商品运输必定导致水运的定向航行，即有适航船舶、定向航线和寄舶港口，这是形成水运事业的三个要素。到了夏代，这三个要素都已形成。
关于夏代的航海活动，史书上还有大禹治水时“水行乘船”（《史记》），而不说用舟，船大舟小。乘船指导导水入海。其实，禹还在辅佐舜为臣平洪水时，就很重视商品交换活动了。他说：“暨稷播奏烝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则）乂”[11]。《史记》译此句意为“予众庶难得之食”。“懋”，贸易；“迁”，徙；“化居”，“交易其所居积”。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去换什么？《史记》说“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即粮食。商品需要运输，而且不一定全是陆运。要是大量的水上粮运，则非较大的船即木板船莫办。禹在洪水时期就很注意贸易活动。后世所说“懋迁有无”这句话，即自禹时始。另外，历史记载，到了商殷，已有运载车马的大舶或舫。在此之前，即夏代时，当有一个演化过程，甲骨文中就有许多“方”（舫）字出现。
商代造船与以“贝”为“财”
商族是东夷中的一支族系，源于滳河流域，是个航海民族。远在商立国前的第三代传人相土时，“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在海外就有所发展了。
商朝是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奴隶制文明大国。立国后，由于生产力的空前发展，手工业不仅已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其各部门之间的专业分工也都很细致了。冶铸、陶器、玉石雕刻与镶嵌工艺，以及纺织、皮革、建筑、造船等行业，在当时不但已有很大的发展，并且有的成就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空前高度。
体现当时生产力水平，具有决定作用的当然是能使用的生产工具。出土的商代手工业、铜刻祭器和农具，已见有刀、斧、斤、铲、犁、针、锯、凿、钻等。出土的商代甲骨，多有锯条错治之迹。“所得无字之甲……皆显然有锯痕”，“如无字骨之二五○号，错治之痕最显著”。有人说，商代无锯，故无木板船，这显然是错误的。
生产力发展，手工业内部分工自然扩大，随之出现了商品交换和交通运输等行业，而交换则是以交通为条件的。来自南海的鲸鱼骨，占卜用的马来半岛产的大海龟甲和作为货币用的大量海贝，以及殷墟墓葬中出土的海贝，所有这些，都是经由航海船舶交换得来的东西。由此可见，航海作为一种交通事业，在商代已经创立起来了。因为商代航海已经摆脱了上古时代的漂流状态，因而进入了我国航海事业初创的早期阶段，此时的航行已经达到既有航行目的，又有往来可行航路的水平。
这个商代所铸青铜鼎上的金文象形会意字：“荡”，就生动地显示了一人划桨，一人挑贝（或物）站在木板船上的那种运输货物的情状。
甲骨文中的舟船
从殷墟遗址的发掘，已见其首都是一个具有数十平方千米的大城市了。宫庙与作坊并存，手工制造与商市分区而立。在谯周的《古史考》中就有“吕望常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的记载。吕望为姜族，因为经商到的朝歌。
殷代舟船虽无实物出土，但甲骨文中已有象形的舟字出现，其形状俨然一木板船。此种木板船的框架结构与西欧的不同，故而形成了一种中国独特的船系，为其后一系列造船的创造发明创造了条件。殷商时代的木板船虽还未见形成舱室，但是已经有横梁框架的存在了，至于舱室那只是时间问题。
殷商时的方舟，即如今在太平洋上还能见到的那种双边架艇，它是由中国传播过去的。方舟是将两只单体木板船连接为一体的大船，是在单体木板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方舟加大了船体，增大了载重量，增强了稳性，适应了当时商品交换和军事对船舶的要求。
伴随船体的不断加大，即出现了如何推进和掌控的动力问题。甲骨文中“般”字的字形的确像有一人手持工具使船移动或旋转，可见是一个推进和操纵船体的工具。专门从事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人李约瑟认为，此字是一个“带有转弯和掌舵装置的船字形象般”，“这个古字老的写法表示用桨及一只手在驾驶船”。这种船具已具有早期桨舵的作用，并显示了船舵的演变过程。
刘鹗《铁云藏龟》二三七上片之卜辞，其释文为“戊戌卜，方其凡”。“方”即方舟；“其”，即必须；“凡”即帆。整句释为：“戊戌日占卜，方舟上必须挂帆”。此片卜辞可为殷商时已有方舟和风帆之一证。
金祖同《殷契遗珠》五五六片之卜辞，其释文为：“贞：追凡；贞：凡追”。“贞”，吉卦。“追”，追逐。整句释为：“挂帆追赶，或释追赶帆船”。此为殷商时已有风帆之二证。
在航海技术方面，殷人对季风和气象变化已有了初步的认识，已开始利用海流和潮汐进行航行。殷人用仰观天象以定船位的方法对方位之学已很精确，其12方位制，在3000年后的今天仍在应用。
商朝时，各方国及部落时叛时降，为此多有征伐行动。用船方面，就有“王其涉河”、“王其纤舟于河”等甲骨文字的记载。还有用船来追赶逃亡奴隶的记录。据《史记·殷本纪》载，盘庚时还有“徙都”之举，“渡河南”，用船规模不会太小。到了商代中后期，东征西讨，渡江涉河则更为频繁，渡河人数动辄以万乃至数万计。难怪当时就设立了专管船只的官员“大史”和“小史”了。
公元前1046年，即周武王灭殷的一场战争，从其使用的军运舟船来看，武王率兵车300辆、虎贲（先锋）3000人、甲士45000人，还有八个方国的联军，乘坐征调当地民船47艘（《初学记》），在狂风大作、一片昏冥中（《淮南子·览冥》），一昼夜间所有人马渡过黄河。孟津从车马甲士来看，渡河非大船莫办。《史记》说，武王伐纣“白鱼跃入龙舟”。水急鱼跳，足见渡河船载量之大，吃水之深，横流之急，渡船之大而坚固，可想而知。这从内河航船性能之优良，已见殷商海运之一斑。
航海发达，海洋文化亦随之昌盛，殷商以海贝为货币就是一例。商代有“易（赐）贝”、“取贝”“囚贝”（俘贝、获贝）的记载，更有“赏贝”的记事。甲骨文贝字、金文贝字都象其形。许多甲骨文字中，如贮、买、卖、宝等都以贝字为偏旁。贝货币以“朋”计算。五贝为一索，两索分挂左右各为一“朋”。一朋是五贝。贝的价值很高，对大臣赏赐一次也不过十朋。因为那时的贝、朋已具备了货币的诸种职能，以贝为价值尺度。贝是流通手段，也是支付手段，贝已成为财富的象征。郑州白家庄的早商墓中，出土有460多个海贝。殷墟墓葬中殉贝则更多。公元前12世纪中叶一个小王室墓中就出土贝6000余枚。山东益都苏阜屯一号大墓中发现3790枚海贝。远在山西保德林遮峪商后期墓中出现铜贝109枚、海贝112枚。殷人信鬼，认为死后也可用贝来购物。
殷人·美洲——一个消失三千年的真实故事
这个故事要不是殷人后裔在美洲的发现，谁也不会知道人间还曾发生过这样悲壮的族群遁海逃亡事件。
怎么发现殷人后裔的呢？
20世纪初至今，在将近一个世纪中陆续发现的。
1983年，中国夏商史专家、北京大学邹衡教授赴美洲讲学。他回国后，给笔者来信说，有一次，应邀参加一年一度的印第安人节日晚会。会上，邂逅了一位印第安人中学教员。这位教员曾亲切地对邹衡说，他的“祖先是殷人”。邹教授很惊奇，问他为什么不说是“汉人”或“唐人”，而单说是“殷人”？这位印第安教员回答说：“我们是世代相传的”。
此外，中国《人民日报》记者在美洲印第安人乡村访问时，也有过遇见“殷人后裔”的传闻。
这就难怪，《墨西哥述略》一书的作者——20世纪初出使秘鲁的参赞谢希傅时说，他在墨西哥时，“其称华人曰‘拔山拏’犹译同乡也。或谓美洲西土未辟时，墨地已先立国。亚洲人或乘舟风漂而来”。
在《中华祖先拓荒美洲》一书中，也记载了1910年清政府时发现殷福希族请愿的事。一而再，再而三的传闻和面叙，决非子虚乌有。
此外还有什么直接的证据吗？有。
进入了青铜时代。
勃然兴起的青铜文化，成为墨西哥奥尔美克文化的特质。正如美国汉学家约瑟夫·尼特汉在墨西哥考察所得，并在最突出的事物中，列举了一项：“冶炼青铜”。至今，人们已常见到的墨西哥出土的青铜像图片。“青铜像上有华夏式的瓜皮帽子，面型竟与中国人毫无二致”。
1988年5月12日，在山东长岛县的一次“长岛考古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夏商史权威、北京大学邹衡教授，在其发言中，特别加了一条，他说：“墨西哥发现了一个青铜镞，与商代的一致。”这又为殷逃亡者到达美洲所遗之物，增添了一个直接的证据。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有贾兰坡、单士元，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长岛博物馆馆长宋承钧等国内外知名学者。
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墨西哥境内，竟然出现了造型与殷商相似或相同的青铜制品，使人不能不认为这是从外地传来的东西。在墨西哥的青铜器是偶然发生的，而在当时中国却正值青铜时代。当时，在中国的青铜器随处可见，而在墨西哥却无任何演变的过程。由此可见，墨西哥的青铜时代是外来因素促成的。
墨西哥湾沿海地区3300多年前出现的奥尔梅克文明，是墨西哥最早出现的较为发达的人类古文明之一，享有中美洲“文化之母”之美誉。有人提出，该文明的兴起与殷商末年东渡的中国人有关。
还有，两地都是“埋祭”，然而，其风情却是一种。
考古学家在墨西哥的“美洲最早的祭祀中心”——奥尔梅克遗址拉文塔太阳神庙祭祀中心地下数英尺的泥沙中，发掘出的翡翠、蛇纹岩雕像和玉石牌位。这些雕像头形奇特，虽有一副中国人的面孔，但却是长颅而少发。考古学家认定此为3000年前之遗物。但这个发现一时却曾为人们所不解。
曾参加安阳殷墟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郭宝钧，在其写给甲骨文学者郭沫若的信中称：“此当系基址宫室落成后陆续葬入者。甲骨文有埋祭、煮祭、伐人、卯牛卜辞，此项遗存，应为实例”。
1899年，中国发现了甲骨文字，此字块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县城西北五里的小屯村。这里被证明为古代殷王朝的首都，曾于1973年掘出数以万计的甲骨片等。这是殷王室刻在卜用过的龟甲兽骨上的记录，是公元前1300年至1100年的东西。由于是刻在兽骨上的文字，故称之为甲骨文。又由于主要是占卜的记录，故有时也称之为“卜辞”。殷王朝十分迷信，每卜必多次。凡祭祀、征战，一切大小事都要通过龟甲兽骨的占卜以请命于“上帝”。由以上可知，欧美学者认为殷逃亡者曾在拉文塔建立过首都的说法，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埋祭”仪礼及其文物的出土，正与建造宫室有关。此为“埋祭”之一证。
其次，高长头型，也来源于中国。《御览》引《晏子春秋》说：“汤长头而寡发”。汤，即商汤，殷商开国国王。在中国传说三代的尧，也是“高长头”（《说文·页部》）。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遗址，还出土了三具高长型的头颅骨（《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著名的人类学家裴文中对此解释说，他们是由“人工绕而变形的”。如无殷人东渡，这种源于大洋西岸的文化，又怎能在大洋东岸此时出现呢？
最后是文字。在“埋祭”出土的玉板牌位上，南京考古学家王少华先生认为“此刻文形态，与甲骨文是同体系的”。“明显的可以认出几个字义：日、月、山、祝，以及航海、耕作工具。”说明殷逃亡者在拉文塔从事农业耕作，并有过航海活动。
此外，还有可能是殷人遗留在美洲的殷商盛行的饕餮图案，和殷人同时逃往美洲的淮夷所带去的虎神崇拜等等。
饕餮，传说轩辕大战蚩尤，蚩尤被斩，其首落地化为饕餮。后来，饕餮变成了图腾，刻于各种祭祀用的器皿之上。
那么，殷人究竟是怎么到达美洲的呢？
说来简单，是偶趁黑潮海流漂达美洲的。
殷人下海的时间，有记载“惟十又一月，……伐海眉（殷溃军被赶到这里）”，即在殷历“十又一月”，也就是现今的阳历10月。殷溃军下海航行方向是朝东走，但是，这时东北风已起，渤海之南，沿岸有了南去的沿海流，殷溃军只能随风沿海岸漂至浙江舟山群岛一带。谁知，至此遇上了一股常年横向日本的一条黑潮支流；顺流东去，航至日本南方海域后，即进入了东北向的通往美洲大陆的一道天然桥梁——黑潮海流的主干流。船到此海流上，就会不由自主地向东北顺流漂去。这是北太平洋通向美洲的唯一航路，别无他途。黑潮在太平洋中犹如一条大河，其流宽约30海里，平均水深400米，舟船顺着这条“河流”或快或慢地漂去，有风就快，无风也能随流慢慢漂走。因为有着一定方向的流速，所以舟筏不会漂失别处，只会顺流东去。待到北纬40°～50°附近，便接上西风漂流。舟筏至此，就会航向常年顺风顺水的这条西风漂流东去，可谓“一帆风顺”了。
当舟筏漂至距北美洲海岸300千米～400千米处，海流遇岸就分成两支：一支较小的海流向北流向阿拉斯加；较大的一支则顺美洲大陆南下称为墨西哥暖流。殷人东渡美洲路线，就是沿着黑潮海流、西风漂流，最后是墨西哥暖流而到达墨西哥拉文塔的。
后世多次的模拟航向路线无一不是这样走去的。如果偏离这条航路就会迷失在太平洋中，日本有条渔船就在乱风乱流中毁灭在北太平洋上。殷人由于是航海民族，有着一定的航海知识，同时，又是有组织地做了充分远航的准备工作，所以才能到达墨西哥的
夏代：船系成型、定向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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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山东胶县出土了距今5000年前，产于远海的蓝点马鲛和鳓鱼等的骨骼和鱼鳞，人们可能至今都很难相信《竹书纪年》所说4000年前大禹第8世国王帝芒“东狩于海，获大鱼”是真实的。“狩”，帝王出猎。“大鱼”，当是鲸、鲨一类的大鱼，否则，用不着记载。身为国王，如果乘着容易翻个儿的独木舟去海上游乐，想必他也不会去冒这个生命危险。此行，又是“命九夷”，即有一批善于航海的夷人导引、护卫，乘坐的定是木板船无疑，尤其这是一次船队能去能回的定向航行，说明夏代的航海水平不算太低了。“九夷”惯常下海，有此航海能力，此处并不是帝芒一人的行为，只是此次规模较为庞大一些罢了。
大禹陵
大禹陵位于浙江省绍兴城东南会稽山麓，是我国古代治水英雄大禹葬地。周围群山环抱，奇峰林立，若耶清流潺潺东去，使大禹陵更显凝重、壮观。
夏朝是我国首次建立国家的一个朝代。那时，已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青铜器出现，生产力较以前大有发展。手工业、农产品的交换频繁，专门从事交换的人出现，有了货币玄贝，手工业生产已有地区性的分工。“昆吾作陶”，且能冶铜。从禹“以铜为兵”、“铸九鼎”、昆吾受命铸鼎，“鼎成三足而方”等传说，再证之以河南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戈、戚、镤、刀、钻、锛、凿、锯、锥、爵、铃、鱼钩以及唐山的大城山出土的青铜锯等和铸铜作坊，说明夏代已进入了青铜时代。生产与交换的发展，对交通工具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史记·夏本纪》说，当时已有了规、矩、准绳等木工量具，夏代完全具备了制造木板船的条件。石斧和火促使了独木舟的发明，同样，青铜工具也促进了木板船的出现。实物的发明，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工具及其所标志的生产力水平。
原始社会出现的筏和独木舟性能较差。筏无干舷，且因其有间隙而漏水，易浸湿人和货物。独木舟虽有干舷但稳性不好，制造时又会受到原株树木的限制。于是人们将二者合并一处进行改造。在筏和独木舟的两舷分别加添原木或木板，再用异物填充板缝之间的空隙。这样一来，木筏就变成为方头方尾平底的木板船；独木舟的干舷加高后，容量增大，其原来的“独木”便逐渐演化成为以后尖底船的龙骨了。
1975年，江苏武进县出土了一艘演化中的西汉木船。残船有船底、一侧船舷，由木榫和木梢联结而成。从两舷看，显系独木舟，但船底是由三段木板搭接起来的，当为独木舟向木板船过渡的一种形态。1979年，上海川沙县也出土了一艘唐代残船，这是在独木舟两侧装上舷板而组成的木板船。
工作人员在展示经过处理的用马尾松做成的萧山独木舟木构件样品。这块样品已有8000多年历史，出土时像棉花一样软。用微生物技术经过四道工序，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这块含水量500％的木构件脱水到正常的15％，而没有任何收缩和开裂，经高倍显微镜显示，被破坏的木纤维已基本修复。
早期木板船的形制目前仍只能求诸于商代甲骨文中“舟”字的字形：方头方尾与方架肋骨结构有出角。这种形制，为中国船体体系的形式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此“方架结构不仅有分隔舱室和加固船体横向强度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能使船体纵向舷板的接头钉附在框架上，使短板接成长板，用短材可以造出长船来”。这就是说，“木板船可以通过变化尺度，提高稳性和快速性，为后世的船舶大型化和多样化开辟了无限的发展前景”。后世的发展表明，“中国船舶在船型、构造、属具和建造法式诸方面均自成体系”，具有特殊结构的优越性，在世界造船史上做出了贡献。木板船的出现，是水运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飞跃。
至于定向航行，只要在有水运条件的区域内，商品运输必定导致水运的定向航行，即有适航船舶、定向航线和寄舶港口，这是形成水运事业的三个要素。到了夏代，这三个要素都已形成。
关于夏代的航海活动，史书上还有大禹治水时“水行乘船”（《史记》），而不说用舟，船大舟小。乘船指导导水入海。其实，禹还在辅佐舜为臣平洪水时，就很重视商品交换活动了。他说：“暨稷播奏烝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则）乂”[11]。《史记》译此句意为“予众庶难得之食”。“懋”，贸易；“迁”，徙；“化居”，“交易其所居积”。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去换什么？《史记》说“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即粮食。商品需要运输，而且不一定全是陆运。要是大量的水上粮运，则非较大的船即木板船莫办。禹在洪水时期就很注意贸易活动。后世所说“懋迁有无”这句话，即自禹时始。另外，历史记载，到了商殷，已有运载车马的大舶或舫。在此之前，即夏代时，当有一个演化过程，甲骨文中就有许多“方”（舫）字出现。
商代造船与以“贝”为“财”
商族是东夷中的一支族系，源于滳河流域，是个航海民族。远在商立国前的第三代传人相土时，“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在海外就有所发展了。
商朝是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奴隶制文明大国。立国后，由于生产力的空前发展，手工业不仅已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其各部门之间的专业分工也都很细致了。冶铸、陶器、玉石雕刻与镶嵌工艺，以及纺织、皮革、建筑、造船等行业，在当时不但已有很大的发展，并且有的成就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空前高度。
体现当时生产力水平，具有决定作用的当然是能使用的生产工具。出土的商代手工业、铜刻祭器和农具，已见有刀、斧、斤、铲、犁、针、锯、凿、钻等。出土的商代甲骨，多有锯条错治之迹。“所得无字之甲……皆显然有锯痕”，“如无字骨之二五○号，错治之痕最显著”。有人说，商代无锯，故无木板船，这显然是错误的。
生产力发展，手工业内部分工自然扩大，随之出现了商品交换和交通运输等行业，而交换则是以交通为条件的。来自南海的鲸鱼骨，占卜用的马来半岛产的大海龟甲和作为货币用的大量海贝，以及殷墟墓葬中出土的海贝，所有这些，都是经由航海船舶交换得来的东西。由此可见，航海作为一种交通事业，在商代已经创立起来了。因为商代航海已经摆脱了上古时代的漂流状态，因而进入了我国航海事业初创的早期阶段，此时的航行已经达到既有航行目的，又有往来可行航路的水平。
这个商代所铸青铜鼎上的金文象形会意字：“荡”，就生动地显示了一人划桨，一人挑贝（或物）站在木板船上的那种运输货物的情状。
甲骨文中的舟船
从殷墟遗址的发掘，已见其首都是一个具有数十平方千米的大城市了。宫庙与作坊并存，手工制造与商市分区而立。在谯周的《古史考》中就有“吕望常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的记载。吕望为姜族，因为经商到的朝歌。
殷代舟船虽无实物出土，但甲骨文中已有象形的舟字出现，其形状俨然一木板船。此种木板船的框架结构与西欧的不同，故而形成了一种中国独特的船系，为其后一系列造船的创造发明创造了条件。殷商时代的木板船虽还未见形成舱室，但是已经有横梁框架的存在了，至于舱室那只是时间问题。
殷商时的方舟，即如今在太平洋上还能见到的那种双边架艇，它是由中国传播过去的。方舟是将两只单体木板船连接为一体的大船，是在单体木板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方舟加大了船体，增大了载重量，增强了稳性，适应了当时商品交换和军事对船舶的要求。
伴随船体的不断加大，即出现了如何推进和掌控的动力问题。甲骨文中“般”字的字形的确像有一人手持工具使船移动或旋转，可见是一个推进和操纵船体的工具。专门从事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人李约瑟认为，此字是一个“带有转弯和掌舵装置的船字形象般”，“这个古字老的写法表示用桨及一只手在驾驶船”。这种船具已具有早期桨舵的作用，并显示了船舵的演变过程。
刘鹗《铁云藏龟》二三七上片之卜辞，其释文为“戊戌卜，方其凡”。“方”即方舟；“其”，即必须；“凡”即帆。整句释为：“戊戌日占卜，方舟上必须挂帆”。此片卜辞可为殷商时已有方舟和风帆之一证。
金祖同《殷契遗珠》五五六片之卜辞，其释文为：“贞：追凡；贞：凡追”。“贞”，吉卦。“追”，追逐。整句释为：“挂帆追赶，或释追赶帆船”。此为殷商时已有风帆之二证。
在航海技术方面，殷人对季风和气象变化已有了初步的认识，已开始利用海流和潮汐进行航行。殷人用仰观天象以定船位的方法对方位之学已很精确，其12方位制，在3000年后的今天仍在应用。
商朝时，各方国及部落时叛时降，为此多有征伐行动。用船方面，就有“王其涉河”、“王其纤舟于河”等甲骨文字的记载。还有用船来追赶逃亡奴隶的记录。据《史记·殷本纪》载，盘庚时还有“徙都”之举，“渡河南”，用船规模不会太小。到了商代中后期，东征西讨，渡江涉河则更为频繁，渡河人数动辄以万乃至数万计。难怪当时就设立了专管船只的官员“大史”和“小史”了。
公元前1046年，即周武王灭殷的一场战争，从其使用的军运舟船来看，武王率兵车300辆、虎贲（先锋）3000人、甲士45000人，还有八个方国的联军，乘坐征调当地民船47艘（《初学记》），在狂风大作、一片昏冥中（《淮南子·览冥》），一昼夜间所有人马渡过黄河。孟津从车马甲士来看，渡河非大船莫办。《史记》说，武王伐纣“白鱼跃入龙舟”。水急鱼跳，足见渡河船载量之大，吃水之深，横流之急，渡船之大而坚固，可想而知。这从内河航船性能之优良，已见殷商海运之一斑。
航海发达，海洋文化亦随之昌盛，殷商以海贝为货币就是一例。商代有“易（赐）贝”、“取贝”“囚贝”（俘贝、获贝）的记载，更有“赏贝”的记事。甲骨文贝字、金文贝字都象其形。许多甲骨文字中，如贮、买、卖、宝等都以贝字为偏旁。贝货币以“朋”计算。五贝为一索，两索分挂左右各为一“朋”。一朋是五贝。贝的价值很高，对大臣赏赐一次也不过十朋。因为那时的贝、朋已具备了货币的诸种职能，以贝为价值尺度。贝是流通手段，也是支付手段，贝已成为财富的象征。郑州白家庄的早商墓中，出土有460多个海贝。殷墟墓葬中殉贝则更多。公元前12世纪中叶一个小王室墓中就出土贝6000余枚。山东益都苏阜屯一号大墓中发现3790枚海贝。远在山西保德林遮峪商后期墓中出现铜贝109枚、海贝112枚。殷人信鬼，认为死后也可用贝来购物。
殷人·美洲——一个消失三千年的真实故事
这个故事要不是殷人后裔在美洲的发现，谁也不会知道人间还曾发生过这样悲壮的族群遁海逃亡事件。
怎么发现殷人后裔的呢？
20世纪初至今，在将近一个世纪中陆续发现的。
1983年，中国夏商史专家、北京大学邹衡教授赴美洲讲学。他回国后，给笔者来信说，有一次，应邀参加一年一度的印第安人节日晚会。会上，邂逅了一位印第安人中学教员。这位教员曾亲切地对邹衡说，他的“祖先是殷人”。邹教授很惊奇，问他为什么不说是“汉人”或“唐人”，而单说是“殷人”？这位印第安教员回答说：“我们是世代相传的”。
此外，中国《人民日报》记者在美洲印第安人乡村访问时，也有过遇见“殷人后裔”的传闻。
这就难怪，《墨西哥述略》一书的作者——20世纪初出使秘鲁的参赞谢希傅时说，他在墨西哥时，“其称华人曰‘拔山拏’犹译同乡也。或谓美洲西土未辟时，墨地已先立国。亚洲人或乘舟风漂而来”。
在《中华祖先拓荒美洲》一书中，也记载了1910年清政府时发现殷福希族请愿的事。一而再，再而三的传闻和面叙，决非子虚乌有。
此外还有什么直接的证据吗？有。
进入了青铜时代。
勃然兴起的青铜文化，成为墨西哥奥尔美克文化的特质。正如美国汉学家约瑟夫·尼特汉在墨西哥考察所得，并在最突出的事物中，列举了一项：“冶炼青铜”。至今，人们已常见到的墨西哥出土的青铜像图片。“青铜像上有华夏式的瓜皮帽子，面型竟与中国人毫无二致”。
1988年5月12日，在山东长岛县的一次“长岛考古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夏商史权威、北京大学邹衡教授，在其发言中，特别加了一条，他说：“墨西哥发现了一个青铜镞，与商代的一致。”这又为殷逃亡者到达美洲所遗之物，增添了一个直接的证据。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有贾兰坡、单士元，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长岛博物馆馆长宋承钧等国内外知名学者。
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墨西哥境内，竟然出现了造型与殷商相似或相同的青铜制品，使人不能不认为这是从外地传来的东西。在墨西哥的青铜器是偶然发生的，而在当时中国却正值青铜时代。当时，在中国的青铜器随处可见，而在墨西哥却无任何演变的过程。由此可见，墨西哥的青铜时代是外来因素促成的。
墨西哥湾沿海地区3300多年前出现的奥尔梅克文明，是墨西哥最早出现的较为发达的人类古文明之一，享有中美洲“文化之母”之美誉。有人提出，该文明的兴起与殷商末年东渡的中国人有关。
还有，两地都是“埋祭”，然而，其风情却是一种。
考古学家在墨西哥的“美洲最早的祭祀中心”——奥尔梅克遗址拉文塔太阳神庙祭祀中心地下数英尺的泥沙中，发掘出的翡翠、蛇纹岩雕像和玉石牌位。这些雕像头形奇特，虽有一副中国人的面孔，但却是长颅而少发。考古学家认定此为3000年前之遗物。但这个发现一时却曾为人们所不解。
曾参加安阳殷墟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郭宝钧，在其写给甲骨文学者郭沫若的信中称：“此当系基址宫室落成后陆续葬入者。甲骨文有埋祭、煮祭、伐人、卯牛卜辞，此项遗存，应为实例”。
1899年，中国发现了甲骨文字，此字块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县城西北五里的小屯村。这里被证明为古代殷王朝的首都，曾于1973年掘出数以万计的甲骨片等。这是殷王室刻在卜用过的龟甲兽骨上的记录，是公元前1300年至1100年的东西。由于是刻在兽骨上的文字，故称之为甲骨文。又由于主要是占卜的记录，故有时也称之为“卜辞”。殷王朝十分迷信，每卜必多次。凡祭祀、征战，一切大小事都要通过龟甲兽骨的占卜以请命于“上帝”。由以上可知，欧美学者认为殷逃亡者曾在拉文塔建立过首都的说法，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埋祭”仪礼及其文物的出土，正与建造宫室有关。此为“埋祭”之一证。
其次，高长头型，也来源于中国。《御览》引《晏子春秋》说：“汤长头而寡发”。汤，即商汤，殷商开国国王。在中国传说三代的尧，也是“高长头”（《说文·页部》）。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遗址，还出土了三具高长型的头颅骨（《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著名的人类学家裴文中对此解释说，他们是由“人工绕而变形的”。如无殷人东渡，这种源于大洋西岸的文化，又怎能在大洋东岸此时出现呢？
最后是文字。在“埋祭”出土的玉板牌位上，南京考古学家王少华先生认为“此刻文形态，与甲骨文是同体系的”。“明显的可以认出几个字义：日、月、山、祝，以及航海、耕作工具。”说明殷逃亡者在拉文塔从事农业耕作，并有过航海活动。
此外，还有可能是殷人遗留在美洲的殷商盛行的饕餮图案，和殷人同时逃往美洲的淮夷所带去的虎神崇拜等等。
饕餮，传说轩辕大战蚩尤，蚩尤被斩，其首落地化为饕餮。后来，饕餮变成了图腾，刻于各种祭祀用的器皿之上。
那么，殷人究竟是怎么到达美洲的呢？
说来简单，是偶趁黑潮海流漂达美洲的。
殷人下海的时间，有记载“惟十又一月，……伐海眉（殷溃军被赶到这里）”，即在殷历“十又一月”，也就是现今的阳历10月。殷溃军下海航行方向是朝东走，但是，这时东北风已起，渤海之南，沿岸有了南去的沿海流，殷溃军只能随风沿海岸漂至浙江舟山群岛一带。谁知，至此遇上了一股常年横向日本的一条黑潮支流；顺流东去，航至日本南方海域后，即进入了东北向的通往美洲大陆的一道天然桥梁——黑潮海流的主干流。船到此海流上，就会不由自主地向东北顺流漂去。这是北太平洋通向美洲的唯一航路，别无他途。黑潮在太平洋中犹如一条大河，其流宽约30海里，平均水深400米，舟船顺着这条“河流”或快或慢地漂去，有风就快，无风也能随流慢慢漂走。因为有着一定方向的流速，所以舟筏不会漂失别处，只会顺流东去。待到北纬40°～50°附近，便接上西风漂流。舟筏至此，就会航向常年顺风顺水的这条西风漂流东去，可谓“一帆风顺”了。
当舟筏漂至距北美洲海岸300千米～400千米处，海流遇岸就分成两支：一支较小的海流向北流向阿拉斯加；较大的一支则顺美洲大陆南下称为墨西哥暖流。殷人东渡美洲路线，就是沿着黑潮海流、西风漂流，最后是墨西哥暖流而到达墨西哥拉文塔的。
后世多次的模拟航向路线无一不是这样走去的。如果偏离这条航路就会迷失在太平洋中，日本有条渔船就在乱风乱流中毁灭在北太平洋上。殷人由于是航海民族，有着一定的航海知识，同时，又是有组织地做了充分远航的准备工作，所以才能到达墨西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