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光门窗五金有限公司:国军王牌军军长上访记:揭开国军兵败东北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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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国民党十大王牌军》 作者:陈冠任 出版:中共党史出版社

编者注:刘玉章(1903-1981) ,字鳞生,陕西兴平人。黄埔军校第四期。参加北伐战争,由排长累升至副团长,长城抗战中在古北口负伤。抗战期间升任师长,参加台儿庄战役及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1945年擢升军长,赴东北,1948年4月,刘玉章接任国民党第52军军长一职。在解放战争中,他两次率第52军成建制从辽沈战场和上海战场上逃出。1953年调任“台湾防守区司令”,翌年出任金门防卫司令官;1957年转任“陆军副总司令”,次年就任“预备部队训练司令”,并赴美国参谋大学特别班深造;1960年晋“陆军二级上将”;1967年任“台湾警备司令”;1970年受聘“总统府战略顾问”;国民党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81年病逝,享年78岁。

第52军在东北黑土地为蒋家王朝拼死而战,大小战役无不参与,攻城掠地,“扫荡”追踪,或袭扰“共军”,或兼程救援,或固守城镇,或在恶劣战况下“奇兵”出征,战功累累,但也是伤痕累累,3年光阴一过,第25师全部被打光,第2师伤亡四五千,第195师也是重伤难数,但他们和在东北的几十万国军一样,将一切战伤“埋藏在心底”,继续为蒋家王朝拼杀。

但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军的勇武无法带来全局胜利,共产党人心所向是阻拦不住的。因此,国军怎么打怎么拼,还是阻止不了腐败的蒋家王朝的败亡命运。各军在东北战场越打越败,局势越来越不利,党、政、军都岌岌可危。最高统帅蒋介石经过“认真”的思考分析,认为造成这种败局的关键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东北的领导有问题”。1947年8月,他宣布免除熊式辉东北行辕主任之职,由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兼任主任,并接替杜聿明负责指挥东北的战事。陈诚历来是拉帮派、窝里斗的大师,这次来东北虽然也想有所作为,但还是习惯性、不自觉地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异己下狠手上。结果,第52军“因为来一人而全军陷入危机之中”。

本来这刘玉章除了骂娘和打仗外,少与第52军外的人们交往。这“陈兼长官辞公”,在他的印象中“一向是英明的”。当南京方面宣布陈诚接管东北战事时,开始他还有点高兴,说:“朝廷不差无能人。”言下之意,这东北战局是该换将了,老蒋既派陈诚来,他陈诚自然是能人。谁知这“能人”陈诚一到沈阳后,出人意料之外的是第一把火就是拿第52军开刀!当头给刘玉章泼了一盆比军营外的冰雪还冷的水。

这一天,陈诚突然跑到第52军,要求集合全体官兵训话。长官训话就是做指示,完全是看得起!乐得代行军长之职的副军长梁恺马上召集全军。岂料在这声势浩大的听训中,陈诚一开口,话儿就几乎震惊了全军将士!这长官对“劳苦功高”的第52军不仅没一言一语的表扬和褒奖,就连起码的客套话都没有,开口对第52军就是恶语相加的呵斥!言语毫不客气,又是讥讽又是斥责,颠倒黑白不说,话语比恶名在外的刘大光头的粗话、恶语还难听、刺耳。说到最后,这位堂堂上将、掌管东北的大主任的总结语是:“第52军是东北地区最坏的部队,无纪律,乏战绩。”然后拂袖而去,连军部准备的招待餐都没吃。

陈诚不顾事实,颠倒黑白地这么痛斥第52军,把第52军一直引以为豪的“战绩”全部抹杀,还定性为“东北地区最坏的部队”,全军都是诧异万分,他犯了哪根神经?

其实,陈诚如此作践第52军,也不是一时兴起、情绪失控所致,而是蓄谋的。根源就是因为他和第52军老长官关麟征那点“历史恩怨”。

当年陈诚在第11师为副师长时,与手下团长、黄埔老大关麟征彻底闹翻,关麟征走人后,两人梁子是越结越大了,后事加上前事,关系一直恶着,且相互寻机重击对方。这次陈诚一上任,马上就拿关麟征嫡系第52军下手,于是有了借训话之机狠狠“磕碜”第52军之事。

可陈长官这“第52军是东北地区最坏的部队”话语一出,全盘否定了第52军这些年的苦战恶战“成绩”,直接恶果是导致全军人心惶惑。不知情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纷纷说:“噫,不听陈长官这番话,我们还蒙在鼓里,以为自己还是个啥王牌军呢,其实是个烂渣部队!”人人以为原来赵公武、刘玉章等人宣扬的胜利是“伪胜利”、“假大捷”,一不自信,士气就大受影响,战斗力大打折扣。那些对历史“知情”的上层将领也是懊丧不已,说:“这么拼死拼命地打,血流成了河,还落了个‘最坏的部队’,有什么意思!好打坏打,不如一个好长官!”

在这全军受尽侮辱、军心动摇之时,第52军军长赵公武已请病假离了部队,一切军务全由副军长梁恺代理。而这梁副军长不仅不去和陈长官“据理力争”,还好像对这些侮辱性的话语完全无动于衷,受之坦然。

他梁副军长这么做,也是自有他个人道理的。

他此时已是三出四进第52军了。他原是第17军第73旅旅长,抗战爆发后,调任第25师副师长,但不久就跟着师长黄杰去了税警总团。在武汉会战前夕,河南省保安团队编为第90军,辖第195、196师,他又从税警总团调到第195师为师长。可这第195师编补一就绪,训练还没着手就调去作战,官兵一没作战经验,二装备极粗劣,三又遇上强敌,结果一打就吃了败仗。梁师长自请处分,但上峰“洞察秋毫”,并没责罪他,只是将第195师划归第52军建制。这样,他第二次进入第52军。此时第52军原有两个师——第2师、第25堪称劲旅,第195师哪能与他们比?随即关麟征将3个师的营团大幅对调,这才平衡了3个师的战力。1939年9月,梁恺因在阳新作战有功,升任第52军副军长兼师长,可第二年5月,就因“凡事听参谋长”的,被关麟征撸了“本兼各职”,调任中央军校第六分校校副主任,第二次离开第52军。没过一年,1941年8月,他又被调回第52军,任副军长兼衡来师管区司令。这是他第三次进入第52军。第二年6月,第15集团军调驻云南。他因为想去打仗,又对“三合阵地”没啥兴趣,找到杜聿明,结果调去作战部队——任第5军副军长。谁知命令发表后,他去拜访邱清泉军长。哪知邱军长竟杯酒不设,对他完全一副懒得理睬的样子。这梁副军长知道对方不欢迎自己,也倒知趣,没去第5军办报到手续,闲居在昆明混日子。正在苦闷中,老长官关麟征来访,不仅为他解决了客居昆明的生活费用,还请他再回第52军去。好马不吃回头草,梁恺无意再回“娘家”。关司令只好说:“与第54军副军长傅某对调如何?”但这“对调”最终还是因张耀明被手下赶出第54军而作罢,而他梁恺最终也还是不得不重作冯妇,“吃回头草”,第四次进了第52军。抗战胜利后,他随军经越南转开东北,由于军长赵公武身体不好,一直是代理军长事务。当了近十多年的副军长,还是没进步,这代理又干了这么久,还是不见扶正,他也就凡事看淡了。一心灰意懒,他对长官没感情,对“娘家部队”也没感情。因此,这次陈诚呵斥第52军是“东北地区最坏的部队”,根本伤不着他!别说是东北地区,就是说它是全国、全世界“最坏的部队”,甚至立马解散,他也不会心疼。何况他深知陈诚如此侮辱第52军还另有深意呢!因此,平时一贯喜欢在军中信口开河、发牢骚的他,在陈长官“侮辱”第52军后,却选择了完全回避,凡事闭口不言。

赵公武总是一副病恹恹的,在第52军三天打鱼四天晒网,越来越差的身体已不允许他把这军长当下去了;梁副军长又碌碌无为,凡事避重就轻,干啥都提不起劲儿;第25师师长李正谊新开岭一战兵败人被活捉,新接任的师长太嫩,军中完全没地位;第195师年初在高丽城子被“共军”3纵包围差点被全歼,虽残部逃了出来却丢失了所有的重武器,随后又在通化再遭到伏击,副师长被击毙,灰溜溜的败军之将哪还有资格去言勇?这第195师师长显然也“不行”。偌大的第52军面对危机,面对侮辱,三军夺了志,也夺了帅,却没人站出来中流砥柱。众人掐来算去,只有一人可做顶梁柱。

他就是第2师师长刘大光头——刘玉章。

这刘玉章嘴巴虽臭,但以军为家。此番亲耳聆听了陈长官的训话,挨了臭骂后,喜欢“感想联翩”的性格又发作了。他左思右想,觉得陈长官对部下就应该像家长对子女一样,认为他训话如果是对不争气孩子出于“爱之深而责之切”的心情,那就是用还恶还狠的话来骂、来磕碜,也无可厚非。因为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何况这是“统兵御将”的需要!但这陈长官离开事实,乱骂“孩子”,甚至“乱打孩子”,显然就是是非不明,曲直不分。因此,陈长官这顿不顾事实的臭骂,一是冤屈了第52军死去的官兵,二是打击了活着官兵的忠勇精神,因此,完全是“伤人伤军”的。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他决心去充当第52军几万官兵的“意见领袖”,找陈长官上访,去把事情“谈清楚”。

刘玉章决定去上访,当然不是“愣头青式”的飞蛾扑火,而是深思熟虑的。他表面上铁肩担道义,为第52军打抱不平,其实心里还是藏着“小九九”:在这全军最无人最需要人的时候,他超越梁副军长去找陈长官“谈情况”,意就在这军长之职。为此,他精心做了番准备后,带着自己参加过的历次战役的资料,直接去陈诚的大本营沈阳。

到了沈阳,他这“越级上访”不仅没被赶回,反而“幸承接见”,且接见他的,不是长官部惯常出来打发来访者、与之虚与委蛇的办公室主任或者副参谋长之类的人物,而正是陈长官本人。在面见中,刘玉章依据“事实”和“长官部记录”,将第2师在东北各战役作战详情,缕缕详陈,着重强调说:“其中职部第2师的总战果是:消灭共军有生兵力七八万之众,缴获步枪五六千支,还有其他武器弹药不等。”说完之后,怕陈长官不相信,又说:“我要求长官详为查证。”

虽然他打着为第52军“申冤”大旗而来,说的却全是第2师和他本人的功劳,其他师的战果只字没提。陈诚本来就是“人精”,一眼便知他的来意,但只是“嗯、嗯、嗯”的,就没个明确的态度。刘玉章眼看“局面”打不开,不得不“报告”说:

“上次全军听了长官的训诲,士气大受影响,我本人今后也没办法胜任师长之职了,恳求长官赐个长假。”

此话颇有威胁味道。没等陈诚回答,他马上接着又解释说:“我从军校毕业后,在第2师服务已20余年,当师长也已有6年时间,只知埋头苦干,尽忠职守,没有任何人事关系,如和关麟征将军虽属同乡,但抗战前根本互不相识,抗战开始后,第2师编入第52军,我们才有长官部下的名分。”

他这番话是很有深意的,一则声明唯有他才是第52军的正牌老根子,且师长任职6年——该提了;二则说明他本人与关麟征没关系,否认自己是关一手提拔上来的,免得陈长官因此多疑。陈诚这些年在蒋家王朝的仕途上混,也是智慧大增,在尔虞我诈的名利场里,他只与那些与己地位相当的对头才直接较量,对那些小卒子是不屑去直接舞刀弄棒,从来不跟“黄口小儿”较劲。此刻他“耐心”听完刘玉章这些“不敬之言”,不但没生气,反而委婉地说了句:“第2师与第25师是北伐和抗战时代国军中最有悠久光荣历史与战绩的第一流部队,你先把部队整好,请假的事以后再说!”

他这番随口而出的话,比刘玉章刚才精心想好的话更有水平,轻轻地,就把第52军最耻辱的、全师覆没的“千里驹”第25师拎了出来。刘玉章先是一愣,随即就明白陈诚也不是软脚色,绵里藏针,这话儿一石三鸟,一拎出第25师,说明第52军也并非完全无懈可击;二肯定第2师和第25师是第一流的部队,对自己的“失言”进行“非正式场合更正”;三暗示他已识破刘玉章打着第52军旗号却只说第2师不提其他师的动机。刘玉章求官心切,人却不傻,眼看自己反被陈诚击打,知道自己伸手索要的军长没希望,于是摔破夜壶嘴不瘪,坚持要请假,并死抓住陈诚说过第52军是“最坏的部队”这点紧紧不放,说:“第52军不是最差的部队,这理走遍天下都讲得清。大清不讲理,大清完蛋了;袁世凯不讲理,袁世凯完蛋了;民国也不讲理,民国也要完蛋。”

这话震慑力极大。陈诚没办法,只好让步说:“准你第2师3个月假,不过只是不赋与作战任务。”

陈长官准的这“假”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假”,只是“不赋与作战任务”的“假”,也就是说,第52军可以在3个月内不去打仗,其他一切照旧,他刘玉章也还得在部队带兵。这“假”,自然不是陈长官甘心情愿给的,只是被“上访人员”刘玉章纠缠不休,没办法才采取的一个应付上访者惯用的、缓和式的脱身之术。刘玉章也素闻陈诚的铁腕和强悍,见陈长官虽忍而未发实际上已恼羞成怒,且这“准假”已是给自己最大面子的“让步”了,再闹下去不仅捞不到好处,反而还要挨训,只好见好就收,“啪”地敬了个礼,就匆匆结束了自己蓄意已久的“上访之旅”。

当刘玉章带着这点“上访成果”回到第52军后,众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没一人满意。好在陈诚无意激化矛盾,随后给第52军补充新兵5000人去重建第25师,这样,全军才稀稀松松地开往本溪“整训”。

这次上访失败后,刘玉章更认识到了“枪杆子就是军权”的硬道理,否则这陈诚哪会理睬他一个小师长,且给3个月“无战斗任务”的假?还不是因他第52军是东北战场上的顶梁柱!因此他上访归上访,工作归工作,两者分得很清楚。上访回来后,他工作不仅没比上访前松懈,反而抓得更紧了。在整训期间,他加强了第2师原有的“三人小组”连坐法。所谓“三人小组”,即基层士兵以3个人为一小组,指定其中一人为组长,每班编成3个小组,受班长指挥,小组3人的操课、战斗乃至吃喝拉撒等行动,要绝对结为一体,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如其中一人犯过失,其他两人都连坐受处分。对军官们,他推行比连坐法更为厉害的“全面督战法”,即全师上下“相互监督”,不仅上对下,而且下对上,左对右,右对左,全面督战,不问级职,只问勇怯;如作战有畏缩不前,或临阵躲避的,一经发现可就地枪杀,指挥官也不例外。如有畏缩不前,或临阵躲避的,兵杀官,连升三级,尉官杀兵,升一级,校官杀人,遇到有缺时优先替补。刘玉章的“整训”完全是他大光头式的,大刀阔斧不说,招招杀人见血,全无虚招、花腿儿。

在整训中,1947年7月20日,第2师移驻辽阳。驻防辽阳时,第52军军、师人事又发生大变动,第2师副师长胡晋生在第25师瑷阳边门失利后调升该师师长,团长李运成调升第2师副师长。军长赵公武因病正式离职,上峰派第52军老干部、原第2O5师师长覃异之接任第52军长。除了了碌碌无为的梁恺继续担任副军长外,刘玉章上下左右都有升迁喜事,偏偏劳苦功高、且最想当军长的他大光头却没有丝儿的升迁!可见陈诚心里已记下了刘大光头一笔“上访闹事”的账。这真是让刘玉章有苦难言,拍腿懊悔自己当初不该去逞英雄、充当啥“意见领袖”。事情该做不该做,都已经做了,懊悔有啥用?刘玉章就像馋嘴巴哑巴闯进药材店,自讨苦吃不说,还有苦说不出来!

接着,陈诚命第52军出战去收复海城、大石桥,打通辽南走廊,接应孤悬营口的友军,正在“休假”的第2师照样受命参加战斗,且担任收复海城大石桥的主攻。刘玉章原从陈诚那里请得3个月的整训假,才过两个月,陈诚就毁约了。而覃异之原来就是刘玉章的老长官,命令一下,他哪里敢抗命?只得行动,可一去出战,又是战功累累,第2师首攻到营口城下,与守军“胜利会师”。

这次战斗结束后,刘玉章仗着赫赫战功又去沈阳“拜见”陈长官。

他是怒气而去的,却万万没想到的是陈诚闻讯他来竟亲自下楼,早在官邸门外相迎。见着了面,对他客气得不能再客气。伸手不打笑面人。刘玉章硬石头撞上了软球,哪里好发作?嘴巴嗫嗫了好久,才“报告”说:“部队整训已暂告一段落,并经过了一次作战考验,我已经完成了任务,恳请长官赐卑职请假离职。”

陈诚对他“甚为嘉勉”,然后告诉他说:“梁副军长调孙渡兵团为副司令官,已任命你为第52军副军长,仍兼第2师师长。”避而不谈他请假的事儿。

刘玉章本来目标是正军长,得个副军长,全无半点高兴,还是赌气坚持要请假撂挑子。陈诚来到东北几个月都没大的作为,除了自己与“共军”较量“智慧逊色”外,手下缺少会打仗的将,也是重要因素之一。若刘玉章一走,他更是手下没能打仗的将了。因此,他对刘玉章撂挑子的“请假儿”,只好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干脆装疯卖傻。刘玉章上次被陈长官“硬”得没办法,这次又被他“软”得没办法,不得已只好再退一步,说:“请假不行,那我就去南京中训团受训。”

陈诚也是官场之人,知道这仕途不如愿的苦痛,眼看大光头又要发作,生怕他这张要多臭有多臭的嘴又泼出什么脏话,只好悻悻地“批准”,说:“既然玉章兄执意要走,君子不拂人美意,我老弟只好放行了。”

刘玉章撂担子,陈诚连“已任命”的副军长也没给他,刘玉章第二次“上访”又“亏了把米”,只好悻悻然去南京受训。谁知老天爷还是不假人,这时连从东北入关的陆路都已全被“共军”控制了,他不得不乘军用飞机从天上先飞到北平,再坐火车到南京去中训团报到。

谁知他在南京“受训”没过两个星期,陈诚和覃军长十万火急的电报就雪片般飞来了,催他立即返回部队指挥作战。刘玉章肚子里的气还没消,置之没理。可中训团总团部见前方连连电报催人,而“刘玉章同学”却又不应命,生怕自己要负连带责任。中训团教育长黄达云是刘玉章的老上司,立即派人把他叫来办公室,拿出当年老上级的气派对他大叱一顿,拍着桌子又斥又骂。刘玉章先是不做声,硬着光头听着老上级的骂,等黄长官气撒完了,火也消了,然后才一股脑儿地把自己的委屈像倒豆子般倒了出来。黄长官听完他这番苦楚,用手指点着他的光头,跺着脚说:“糊涂啊!你糊涂啊!你有什么委屈,为什么不去找总统他老人家呢?怎么能抗命啊!”

经过老长官的“智慧点拨”,刘玉章于是向总统府登记,要求面见总统蒋介石

但蒋介石却不是说见就能见的,要预约。在预约期间,心情烦闷的刘玉章打算去上海旅游散散心,不料他还没来得及动身,第三日就接到总统府召见通知,于是立即带上随身携带的“上访材料”前往总统府。

在总统府见到蒋介石后,刘玉章把自己在东北的战绩详详细细地做了汇报,也把陈长官初到东北就痛骂第52军的话语做了上报,然后说:“我深感愧疚,实在无法再肩负如此重大的责任,总统派我任何工作,我都决心尽全力去做,只是不要再去东北!并希望总统派人调查事实,如有不实之辞,我愿受最严厉的处分。”

他如此近乎发誓,甘愿“受最严厉的处分”来担保自己的话没假,但蒋总统只是“慈祥”地看着他,没作任何指示,也没有责备他。

结果小光头见了大光头,一场超级上访,把状告到了最高层,还是什么问题都没得到解决。刘玉章更是受伤了,从此以后既不去中训团受训,怕“连累”老长官;也不去东北,再费力不讨好地“傻”了。就这样,他在南京“漂”着,“痛并快乐着”。

一个月后,他在南京迎来了1948年新年。

新年一过,东北的局势更加恶化。2月19日,第52军第25师再次遭到全歼,师长胡晋生在鞍山被俘。5天后,解放军进军营口,营口守军起义,在营口临阵指挥的第52军副军长郑新明等人也被起义部队扣押送到解放军手里。接着,第195师与第43师合组成新5军,被陈诚“分”了出去。这下覃异之军长只剩下一个第2师,还没师长,手下没兵又没将,战斗任务又压头,急得团团转,只好一再急电催刘玉章返回部队。可刘玉章宁愿在南京像流浪儿一样“漂”着,也不愿回部队。覃军长望穿秋水,就是不见人归,只好“发动群众”,组织第52军团长以上将领联名签字,并派黄中敏团长为代表去南京,敦促刘玉章返回前线。

刘玉章虽然嘴巴硬,心倒不硬,见第52军上下对自己这么“敬重”,内心矛盾得很,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而此时他唯一的靠山、老军长关麟征在抗战胜利后与陈诚干仗一直处于下风,官运也是不畅,屡受挫折,只落了个第二任黄埔军校校长之职,天天在黄埔军校的教室里转。但越是处于下风,他越懂得部队的重要性,因此不忍心自己这点本钱在东北说没了就没了,于是亲自找到刘玉章进行劝导,并言辞恳恳地说:“光荣的第52军,现在就剩你一根柱子了。你撂挑子,它就会残破支离!没有军队,就你刘大光头最会打仗,也是无米之炊的巧妇。你还打什么仗?!”

尽管一度在陈诚前声明自己与“关麟征将军”毫无干系,刘玉章知道自己与老军长是系在一棵树上的藤,老军长说的确是大实话,没了军队,他们就啥也不是,这本钱哪里丢得?!在欲留还去的心理下,他竟然搭飞机到了北平,接着又神差鬼使地转回了沈阳,随后就返回了自己的嫡系第2师。

就在他到达第2师的第二天,任命他为第52军军长的通知也到了。第三日,东北“剿总”副司令兼沈阳防守司令梁华盛专程前来第52军,当着军师将领的面郑重地传达了刘玉章的升职命令。

铁腕陈诚怎么一下子就轻易低下了头呢?

其实不然。在刘玉章出走后不久,能征善战的第71军军长陈明仁也被陈诚穿小鞋赶跑了。蒋介石虽然护陈诚的“犊子”,除了对陈诚的一片倚重外,还希望他能担负起“拯救东北”重任,但他在东北一阵子瞎折腾,“窝里斗”比任何时候厉害,害得东北“善战”的将领个个往外跑,留下的不是庸才,就是草包,就算还剩个别几个能“忍”的“将”,也无法力挽狂澜。陈诚的“人事腐败”直接导致他在军事上的一败涂地,几十万大军越打越少,越打越往几个沈阳、锦州、长春等中心城市里缩,30多万大军都瑟缩在沈阳四周不及60里方圆的黑土地上,头也不敢动,腿也不能伸,上百万军民的吃穿和日常用品急遽减少,军民抢食,险象环生。蒋介石见再不换陈诚,全东北就要换姓“共”了,只好把陈诚痛骂一顿,将东北“剿总”司令长官易人,由卫立煌继任。卫立煌上任后,整顿东北局势,于是重新起用了刘玉章。

刘玉章这才有了如愿以偿的军长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