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金件国标:陈独秀：一生都消耗在政治中(2)

陈独秀：一生都消耗在政治中(2)

　　——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1919年春，当俄共（布）领导的第三国际了解到中国国内自“五四”以来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情况，决定派人前来“访问领导五四运动的人物”。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抵达北京。

　　与此同时，中国报刊登出了苏俄友好的对华宣言。《宣言》声称取消一切沙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密约和不平等条约，放弃侵占的中国领土，将之前一切掠夺的都归还中国，还建议中国立即和他们建立正式关系。一时间，中国舆论界对苏俄政府普遍抱有好感。

　　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两人“一见如故”。在维经斯基的建议下，陈独秀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组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久，维经斯基正式向陈独秀提出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建议，大意是：依照苏联经验，组织中国共产党，加入国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

　　8月-9月，中国共产党经过短期筹备在上海成立，陈独秀被选为书记。

　　11月，陈炯明来电，邀他赴广州创办西南大学。陈独秀与维经斯基、李大钊商量后，认为广东是革命策源地，借此机会“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广泛地带到广东去”，也“可以在那里发展共产主义的组织”。

　　建党后，《新青年》的一班同人随着政治观点的分歧日益加大，而分道扬镳。

　　1921年共产国际二次代表大会后，莫斯科新派代表马林来指导工作。马林一到上海就敦促中共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

　　7月23日，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在广州兼着大学预科校长的陈独秀，因为“正争取一笔修建校舍的款项，抽不出时间”，指派陈公博代表广东支部，包惠僧代表他个人出席“一大”。由于陈独秀的威望和建党过程中的作用，被大家一致推选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对于革命，陈独秀有种“慢慢来”的态度。筹建工作进展到一半，他就去广东任职。召开一大时，上海连电催促，马林还派人去接他，他还是推辞了。马林不满于陈独秀身为中央局书记却长期在广州，派包惠僧赴粤，催促他回沪主持工作，他才不得不回来。

　　陈独秀对包惠僧说：“急什么，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可能要一百年上下，我们实现共产主义遥远得很。我们现在组织了党，不要急，我们要学习，要进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观事实。”

　　回上海后，陈独秀和马林从一开始关系就紧张，两人稍有接触就冲突起来。

　　据张国焘回忆，马林为人骄傲，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权威，“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那股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

　　陈独秀觉得拿着外国援助来搞革命，有“雇佣革命”、沦为他人“工具”的嫌疑。当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已在报纸上骂他是“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者”。而马林的傲慢，又让他的这种屈辱感加深了。据包惠僧回忆，陈独秀对大家说，“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干革命。”

　　当陈独秀想要在中共与国产国际之间划上一条界线时，马林告诉他说：中共从成立之初就编入了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你们承认与否没有用。这让陈非常反感。

　　10月，陈独秀在渔阳里2号寓所突然被捕，这件事意外地改变了他与马林的关系。

　　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所的各个关节，并请著名的法国大律师巴和出庭辩护。这次患难与共，让感情丰富的陈独秀颇为感动，两人“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 从此，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陈独秀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马林则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

　　11月，陈独秀终于以中央局书记的名义，向全党签发了第一个《中央通告》，作为中共领袖走上领导全国革命的道路。

　　“书生”领袖荣与辱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很难适应复杂多变的形势，以致在右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形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中国共产党历史》2011年校订本

　　1921年，马林到桂林拜访了孙中山，与孙氏进行了3次长谈，又赴国民党根据地的广州进行了一番考察。他产生了一个无比兴奋的想法。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他热情洋溢地描绘了孙氏及其追随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情，对俄国的向往，并判断说：“共产国际应该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去全力帮助中国共产党；至于力量微弱、又与工人运动毫无联系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

　　苏俄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积极“输出革命”，也有着实际的利益算盘：他们希望推翻亲西方的北洋军阀政府，帮助建立一个亲苏的邻国，开辟一条远东的通路，摆脱西方国家封锁、遏制苏俄的困境。

　　马林初次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问题，陈独秀就抱着怀疑态度。1922年4月，当得知马林前往莫斯科游说，他给负责远东局的维经斯基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反对信。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了解到国共两党力量悬殊的现实后，迅速接受了马林的观点。8月，带着“尚方宝剑”的马林匆匆赶回上海。在西湖边上，他和中共负责人探讨了国共合作问题。陈独秀在内的许多与会者提出疑虑，但在共产国际的权威和组织纪律下，最终表示服从指示，即先由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搞“党内合作”。至于共产国际要求迁“都”广州的指示，中共则没有执行。

　　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正式向孙中山表明“党内合作”的意向及改组国民党的建议。8月，他和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等正式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也前后接受了孙中山委任的“本部参议”、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委员长的职位，投身到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工作中。

　　国共两党成员之间的猜忌和摩擦从一开始就存在。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以后，双方已趋于水火不容，不仅上海两党党员团员互殴不断，广东两党掌控的工会之间也是无日不斗。到1923年，马林自己也开始垂头丧气，莫斯科很快就派来一位“新马林”——鲍罗廷，他带着斯大林签署的指令——“决不要迷恋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原来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国民党右派公开了分裂活动。8月，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出版了两本小册子，抨击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要求共国分家。25日，坚持“联共”的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极端分子暗杀。11月，一批老资格的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会后通电广州国民党中央立即停止职权，要求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籍等等。

　　到北伐战争前夜，一直以左派和中间派面目出现的蒋介石，就让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陈独秀感到手足无措了。

　　蒋介石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他先搞了一个政治事件作试探：1926年3月，他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扣留了中山舰并逮捕中共党员李之龙，随即又以中共“阴谋暴动”为由宣布广州戒严，并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及住址，命令共产党员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

　　“中山舰事件”发生时，陈独秀不在广州，此事由苏联顾问布勃诺夫出面处理。他依然主张对蒋介石退让，要求中共“必须十分审慎行事”，“不要过早地使统一战线破裂”。4月，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再提退出国民党。莫斯科为次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赞同布勃诺夫的处理原则，否决了陈独秀的意见。《真理报》同时发表了布哈林的文章，严厉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共产国际派出维经斯基赶回中国纠正陈独秀的态度。

　　1926年四五月，鲍罗廷回到广州。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会见蒋介石，多次密谈后达成三条“君子协定”：鲍氏答应蒋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蒋介石将同意对国民党右派采取相应措施，并随即提出“整理党务案”：

　　中共不能批评和怀疑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的执委会中不能超过1/3；跨党者（即共产党员）不得任党中央机关的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中共；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单应交给国民党；第三国际发给中共中央的指示或中共发给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的指示，须先经两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

　　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通过后，陈独秀再次主张中共党员应该全部退出国民党。莫斯科也专门开会讨论此事，还是不赞同中共现在就退出国民党，鉴于此，陈独秀便对“整理党务案”再一次采取退让态度。

　　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步步后退之下，蒋介石羽翼渐丰。7月，他当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集党军大权于一身。

　　1926年6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北伐，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起初，陈独秀是公开反对北伐的，他认为北伐仅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为”，甚至说北伐本身“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削人民之自由…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书生意气的议论一出，立即招致国民党方面的猛烈批评。

　　其实，北伐不北伐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斯大林和蒋介石手里。鲍罗廷甚至说，“现在是共产党应当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

　　随着自己的政治主张屡次遭到共产国际的指责和训斥，陈独秀开始消极地接受经验教训。从北伐开始，他就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都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指示中共甘居“在野党”的地位，不谋求对北伐的主动领导，并且明确反对中共干部加入国民党政府、参与北伐军占领区的政治事务，也不赞成中共党员加入黄埔军校。

　　北伐开始后，蒋介石的权力迅速膨胀，这让国民党内的左派以及国民革命军内一批实力派如李济深、唐生智等感到不满，他们搞起了“迎汪抑蒋”，希望请回汪精卫以牵制蒋介石。9月，蒋介石为此派人会见陈独秀，希望中共能阻汪回国。

　　陈独秀告诉蒋介石：我们赞同汪回国，但不是“迎汪反蒋”，而是实行“汪蒋合作”。他期望在蒋、汪、唐（生智）之间搞平衡，以维护国共统一的战线。对此，中共中央还专门通告党内，并专门指示广东党组织。

　　汪精卫回国前取道苏联，受到斯大林的接见。1927年4月初，汪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以及武汉国民政府常委。

　　4月3日，陈独秀和周恩来一起去见汪精卫，随后起草了《汪陈宣言》，郑重宣布：共产党绝不“主张打倒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国民党也“绝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呼吁两党“立即抛弃互相间的怀疑，不听信谣言，互相尊重，事事协商，开诚进行”。

　　《宣言》在各大报章公开发表，让陈独秀如释重负。

　　5天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 一二”事变，对共产党、参与革命的工人和群众进行了大屠杀。在江浙财阀的支持下，他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容共”的武汉国民政府对抗，加上张作霖在北方控制的军阀政府，一时间，中国形成了三足对峙的局面。

　　事变后，周恩来、李立三和陈延年向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发出意见书，建议党中央与武汉国民党左派协商，联合东征，讨伐蒋介石。然而，鲍罗廷等人希望武汉政府和拥兵8万的冯玉祥联合讨奉，会师郑州，这样就可以背靠西北，打通与苏联的国际交通线。

　　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会前，共产国际发来指示：要求中共五大一切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陈独秀主持会议，他代表中央做了报告。在报告中，他谈到自己多次主张退出国民党的错误，以及处理中山舰事件时的错误的“退让”。

　　陈独秀仍然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据郑超麟回忆，鲍罗廷、罗易、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才是大会的操纵者。他们有个难题需要解决——要陈独秀，还是不要陈独秀？之后，与陈关系接近的中央委员彭述之、罗亦农等人陆续离开中央，陈独秀在党内的地位开始动摇。

　　当时，中共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这让大多来自农村富裕阶层的北伐军官感到不满。5月18日和23日，国民革命军夏斗寅和许克祥分别在湖南、湖北率部叛乱。

　　5月18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和国际驻华代表发来了“六一指示”。该指示一改过往态度，要他们以激烈手段对抗国民党右派：中共实行土地改革；吸收工农领袖充实国民党中央；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和5万工农革命军组成一支可靠的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

　　武汉的形势由于罗易的冒失举动而迅速恶化了。罗易认为，只要把汪精卫说服，就有办法。他私自把“六一指示”的文件副本给汪看，声称：“你如接受电报的要旨并给予执行的便利，共产国际将继续同你合作，否则就将同国民党一刀两断。”

　　这份文件让汪精卫非常惊恐，他拒绝接受，并指责苏联方面破坏协议。“泄密”事发后，罗易被停职。但斯大林依然希望借助汪精卫的力量，他连续召开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撇开”中共而直接给了汪精卫100万美元，并许诺第二天“还将寄出50万美元”，要汪运用其“权威”来“挽救事业”。

　　陈独秀觉得“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后，又无法善后”，提出辞呈。他说：“国际一方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

　　莫斯科批准了陈独秀的辞职，训令中共中央改组。根据这一新指令，7月12日组成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5人临时中央局，同时停止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工作，陈独秀不再视事。

　　从此，陈独秀与秘书黄文容完全隐藏起来，过起了漫长的地下生活。他的次子、此时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陈乔年经常来看他，不时告诉他一些党内消息。陈独秀也不断给中央提供一些自己的看法。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随后，仅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就有一百多名共产党和革命志士被捕杀害。

　　在莫斯科，一场权力斗争正在进行中。“四一二”事件爆发时，斯大林的竞争对手托洛茨基加强了对斯大林的批判火力，当时他预言说：中共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部，“那些曾经做过蒋介石左翼附庸品的中国共产党员，现在要在一两年里成为汪精卫的附庸品”，“重演四月的悲剧”。

　　“遥控”中国革命的屡屡失败，让斯大林处于窘迫的境地。

　　据张国焘回忆，瞿秋白与鲍罗廷随后到庐山密谈，7月21日回到武汉时曾对他说：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的丧失威信，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

　　瞿秋白当时还表示：如果这一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来担负，损失也太大了。“那么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算了，而我们自己应该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

　　7月23日，共产国际新代表罗明纳兹抵达武汉，立即找张国焘和瞿秋白谈话，宣布中共中央犯了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改组党中央，惩罚陈独秀，不能让他再担任总书记一职，甚至要开除他的党籍。

　　罗明纳兹又到长沙，在俄国领事馆召集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要求到会者签名赞成“打倒陈独秀”。代理书记易礼容表示反对，他认为目前革命连续失败，党组织创巨痛深，陈独秀在社会上有声望、在党内有号召力，打倒他，很少有人能起来。

　　8月7日，在罗明纳兹的安排下，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一苏联顾问寓所里，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罗明纳兹起草了该次会议的《告全党同志书》，文件把一切错误都推给了陈独秀：中共在陈独秀领导下，“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

　　与会的王若飞、李维汉认为应该邀请陈独秀参加，给他自辩的机会，被罗明纳兹一口回绝。

　　会议结束后，瞿秋白和李维汉到陈独秀寓所汇报情况。陈独秀声明他的错误也有共产国际的责任。

　　据长期追随陈独秀的濮清泉回忆，当时陈独秀说：“他们要我写悔过书，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要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要我做替罪羊，于情于理都不通。”

　　“反对派”首领

　　(胡) 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的“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

　　——陈独秀

　　1927年9月10日，正值中秋之夜，陈独秀化妆成病人，和黄文容、汪原放等一行四人坐船逃离白色恐怖中的武汉。抵达上海后，他先住酱园路，后移居浙江北路、温州路上的一个小弄堂。

　　苦闷消沉之中，他开始自己一直感兴趣的中国文字问题研究，同时编写《革命文学史》。

　　此时，中共中央机关也迁回上海。陈独秀在瞿秋白和李维汉的邀请下，为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写一些短文，抨击宁汉合流后的国民党。

　　1929年春，陈独秀的外甥吴继严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他给陈独秀带来了苏共内部的一些重要情况：列宁去世前有一份遗嘱，说斯大林个性暴躁，处事专横，不适合当党的总书记；托洛茨基才华出众，在十月革命中立下功劳，缺点是过分自信，但不能以非布尔什维克视之。这使陈独秀有了了解更多托洛茨基思想的愿望。

　　8月到9月间，留苏学生带回一些托洛茨基的文章。陈独秀请人翻译后，开始认真研读。他发现，自己在大革命时期多次提出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及后来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与远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不谋而合，而这些主张都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再否定，最后导致大革命的失败。托氏的“二次革命理论”，也和陈独秀的思考多有相近之处。

　　“仿佛有甚么电光闪过头脑”，大革命时期担任过党内干部、同样被共产国际排斥的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见到这些文件后，都感到异常兴奋。这时，陈独秀和留苏学生成立的第一个托派组织——“我们的话派”有了接触。

　　陈独秀开始接受托洛茨基的理论和路线，全面反对中共“六大”纲领，针对李立三主持的政治路线以及具体工作的若干问题，向党中央写了3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主张。

　　起源是中东路事件。1929年7月，东北易帜后的张学良武力收回被苏联占有的中东铁路路权，逮捕了苏方人员，并把苏方59名高级职员遣返回国。苏联政府随后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两国断交，并在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